相互依存还是激烈竞争：中美“竞合关系”的逻辑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约瑟夫·奈，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来源：《软实力与中美竞合》，约瑟夫·奈 著，中信出版集团

相互依存对中美是双刃剑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所谓“战略威胁”。问题是中国带来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胁?美国又能承受与中国牵涉多深?反复互动可以培养出合作性的克制和互惠，但相互依存——在这种情况下，不破坏现状更符合一个国家的普遍利益——则是系统性的。

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大自然提醒了我们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何等的深度关联。然而，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制定了与中国进行第二次冷战和经济脱钩的战略，这让两国政治也陷入纠葛。

经济交流能为双方带来福祉，但它也可以被用作战略武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所谓“战略威胁”。问题是，中国带来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胁?美国又能承受与中国牵涉多深?

要理解中美之间的权力关系与相互依存，就得先了解美国的战略目标。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那么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低越好，尽管在军事和环境领域，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如果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将经济脆弱性作为可资操纵的武器，战略家们就会忽略相互依存也可以产生稳定威慑的积极作用。惩罚和拒绝是经典的威慑概念的核心，但它们不是唯一的劝诫方式。建立深度关联是另一个重要手段，它可以让身在其中的一方看到某个行动的成本有时会超过收益，在损人的同时并不利己。

对经济相互依存会保证和平这种粗略的见解，有批评者指出，一战就能证明这种联系并不能阻止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发生灾难性的冲突。确实如此，但这种论调又因为全然否认相互依存可以降低冲突的可能性而显得矫枉过正。作家诺曼·安吉尔等人在1914年之前，曾经错误地以为经济相互依存使得战争成为不可能。但是，他们认为战争的成本会因为依存关系而大大增加的看法并没有错。

当然，误判总是可能会导致冲突。1914年，大多数欧洲领导人错误地认为，战争会是短期的，成本是有限的。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没能阻止日本袭击珍珠港，尽管这部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出口禁运。禁运操纵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这令日本人担心如果不冒险发动攻击，他们就会被扼杀。

深度关联有时也被称作“自我威慑”。这个术语本身不应成为分析人士忽视其重要性的原因。认为成本将超过收益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自我抑制可能源于对利益的理性计算。然而，我们应该记得，对目标的认知虽然重要，但它不是威慑中唯一重要的认知。这也应该提醒我们，国际威慑关系是复杂机构之间的一系列反复互动，这些机构并不总是单一行为体。此外，这些行为体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调整其认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所表明的那样，反复互动可以培养出合作性的克制和互惠。另外，相互依存——在这种情况下，不破坏现状更符合一个国家的普遍利益——则是系统性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相互依存的战略成本。但是，我们不应该让错位的恐惧导致两国全面脱钩。当然，相互依存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不过，谨慎使用这把剑也会有助于战略稳定。

与中国的冷战是可以避免的

有人说特朗普总统给拜登总统留下了一场新冷战。但现在中美之间还没有发生冷战，而特朗普也并不是问题的唯一根源。与苏联不同，美国不可能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前提下将美国经济与中国完全脱钩。毋庸置疑，中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个广泛的对华战略，包括避免事故、危机管理和保持高层沟通的机制与流程。

中美关系目前处于过去50年来的最低点。有人说特朗普总统给拜登总统留下了一场新冷战，并将其定义为没有硝烟的激烈竞争。但现在，中美之间还没有发生冷战，而特朗普也并不是问题的唯一根源。

然而，认为美国可以在不付出巨大经济成本的前提下将美国经济与中国完全脱钩则是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冷战的比喻具有误导性。在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美苏之间几乎不存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每年超过5000亿美元，更不用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等社会层面的交流。

美国及其盟国受到的影响来自与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复杂机制。更多国家将中国而不是美国当作主要贸易伙伴。与构成安全威胁的部分进行脱钩是必要的，但全面的经济脱钩代价高昂，很少会有盟友跟进。

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生态相互依存方面，物理和生物法则使脱钩根本不可能，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解决这些跨国问题。全球相互依存的政治关系既涉及对他者行使权力，也涉及与他者一起行使权力。无论如何，美国都已经进入与中国的“竞合关系”。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实现两种相矛盾的目标的战略。这种战略绝对不是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

应对中国的挑战需要更加复杂的战略，需要将美国在国内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以捍卫自身并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一些悲观主义者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率后，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如果美国将自己的盟友视为资产而不是拖累，那么西方民主国家的财富总和在21世纪内将远远超过中国。

新冷战的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警告的那样，目前的情形更像是1914年的情况，而不是1945年，当时所有大国都预计，发生的不过是短暂的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然而，它们却卷入了一场持续4年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摧毁了4个帝国。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防止出现这种“梦游综合征”。

如果美国以冻结中国资产或援引《对敌贸易法》作为回应，那么世界可能会迅速地陷入一场真正的冷战，甚至是一场热战。拜登政府需要制定一个广泛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必须包括避免事故、危机管理和保持高层沟通的机制与流程。否则，中国、美国和整个世界都可能陷入灾难性的后果。

中美竞争的逻辑

美国总统拜登的对华政策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两国能否在生产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在其他领域展开竞争。中美关系是“竞合关系”。这种竞争需要对矛盾的双方予以同等重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如若处理不当，情形可能会非常危险;但若处理得当，竞争将会是有益的。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能否成功，部分取决于中国，但部分也取决于美国自身如何改变。保持美国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这需要对人力资源和研发进行投资。拜登政府针对这两点提出了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必须应对新的跨国威胁，譬如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新冠疫情在美国夺走的生命超过了自1945年以来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的总和。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美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展开合作。

拜登总统因此面临着一项艰巨的议程，并将中美竞争视为“斯普特尼克时刻”。尽管拜登总统在讲话中提到了罗斯福总统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并避免了具有误导性的冷战言论，但一个恰当的类比是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利用苏联发射卫星带来的冲击激发了美国对教育、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方面的投资。美国现在还能做到这一点吗?

中国的实力确实在增长，但美国具有重要的长期实力优势。首先是地理位置，美国的周围是海洋和友好邻邦，而中国则与邻国印度、日本和越南存在领土争端。其次，美国还具有资源优势。美国现在是一个能源净出口国，中国则依赖经过印度洋的航线进口石油，而美国在印度洋上有着重要的海军部署。

此外，由于拥有全球性机构和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美国的金融实力强悍。虽然中国渴望在全球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可靠的储备货币依赖于货币的可兑换性、深厚的资本市场。美国还有人口优势——美国的劳动力人口正在增加，而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开始下降。

在关键技术领域，美国也一直走在前沿。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排名中名列前茅。而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巨大，目前在某些领域也具有良好的竞争力。中国还计划到2030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者。鉴于机器学习作为一种通用技术的重要性，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尤其重要。

另外，中国的技术进步不再仅仅基于模仿。美国对中国技术挑战的成功回应，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国内的进步，而不是外部的制裁。

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发展，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仍将低于21世纪初30%左右的水平。此外，随着其他大国的崛起，大家集体行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会变得愈加困难。尽管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于未来几十年内在整体实力上取代美国。

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权力向该区域的横向转移，但亚洲内部也有其自身的权力平衡。中国的权力受到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多国的制衡，美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国保持与盟友的关系，美国被赶出西太平洋的前景就很渺茫。

但与中国竞争只是拜登总统面临的问题之一。正如美国技术专家理查德·丹齐格所指出的那样：“21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其带来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意外释放的辐射可能会成为影响所有国家的难题。”因此，丹齐格主张：“我们必须推行协商一致的报告制度，共同控制，共享应急方案、规范和条约，缓解我们共同面临的风险。”

在某些领域，美国的单边领导力可以为如何提供公共产品这样的问题给出大部分答案。但是，当涉及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新的跨国问题时，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虽然美国的领导力很重要，但美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温室气体和病毒不会受到国界或军事力量影响。

在生态相互依存领域，权力博弈成为正和游戏。因此，美国不能简单地考虑对他人行使权力，还必须考虑与他人共同行使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赋予他人权力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那美国将从中受益。因此，美国必须在竞争的同时与中国合作。

一些人担心中国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与美国在传统竞争领域的让步联系起来。这种想法忽略了，如果喜马拉雅山上的冰川融化或城镇被洪水淹没，将会给中国带来多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双边关系紧张，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参加了近期由拜登总统发起的全球气候峰会。

衡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在于，中美两国能否在生产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在其他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中美关系是一种“竞合关系”。这种竞争需要对矛盾的双方予以同等的重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来源时间：2023/6/27   发布时间：202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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