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两党竞选团队的募款数据也值得关注。尽管特朗普在单次活动的捐款数上打破了拜登的纪录，但整体资金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拜登。但特朗普也正不遗余力地寻求共和党富豪支持者们的资助，包括黑石集团CEO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埃利奥特管理公司的保罗·辛格（Paul Singer）等。特朗普与亿万富翁们紧密的联系来自于特朗普有利于他们的经济政策，包括减少监管和限制政府。拜登一再呼吁对富人增税，这并没有为他赢得很多支持。
耶伦访华期间把“产能过剩”这个词聚焦为全球性网红词了。通过这个词，耶伦不仅向中国传达了一个强硬的信息：中国国家补贴的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出口激增，正在威胁美国的就业和企业，必须加以控制。同时，也告知其他老牌和新兴的国家：中国产能过剩，将会对他们的市场产生冲击，中国将把国内经济的风险转移到全世界。这跟去年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de-risk“去风险”一词可谓异曲同工。
日益强大、活跃的中国，如何才能真正无意或者确实无力去自然、必然地挑战美国、改变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世界秩序，看来就是如何管理和转型中美博弈，减少零和，趋向正和的关键。
应该指出，清朝没有一个皇帝是暴君或昏君。这在历朝历代兴亡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哪怕当年致力于推翻清朝、主张共和的风云人物，对此也没有异议。此乃史学界公论，殆无疑义。
中美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福祉，关乎人类和世界前途。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保持对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始终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我们的立场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既是对中美关系半个多世纪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大国交往规律的把握，应当成为中美双方的共同遵循和努力方向。
从特朗普上一届的行为方式看，他做事情是无道德、无底线的，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准备好如何应对他无道德，无底线的一些做法。我个人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采取对等做法，不能对方坏，我们也跟着坏。我们要找到既能反击对方又不违背我们的道义底线的方法。
中美竞争既非古希腊城邦之间惧失名利的争斗，远不止主权国家之间常有的矛盾摩擦，更非美欧／美日之间的贸易战。如果硬要套用历史类比的话，它恐怕更接近当年的希腊诸邦与波斯之争、中华世界里的秦与六国以及宋元之争，以及不久前的美苏冷战甚至二次世界大战。
本文利用林肯文献和当代林肯研究的成果，围绕“成为总统”、“内战总司令”、“战时总统”、“伟大解放者”四个主题，建构一种新的林肯叙事，讲述林肯的政治成长以及他在美国内战时期做出重要决策的过程，并通过梳理一百多年来中英文林肯研究的主要成果，为推动中文学界的林肯和美国内战史研究的新发展提供一种史学史方面的帮助。
既然本无根本性的利害冲突，这场战云涌动的竞争或斗争到底是在争些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中美竞争确有接近零和的属性，也有很多非零和之处，甚至完全可以成为互利互惠、造福世界的正和博弈。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曾精炼总结道：只要美国不公开破坏中国的内部政治秩序，中国也不会故意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国连续三代首席外交官戴秉国、杨洁篪和王毅都一再宣示过对美的这条红线。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之间，为何有关联？两者可否以及如何共存？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蕴含着中美博弈之管理与转型，从接近零和变为正和的秘密。笔者会在后续文章中一一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也不妨翻翻笔者今年刚出齐的《中国三部曲》。
卡特曾说，下一代领导人必须带着新的愿景、勇气和创造力来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但也必须接受我们的信念，即美中两国需要为自己和整个人类共同建设未来。在卡特中心的论坛上，不止一位学者提及卡特这段话。而与会学者介绍的中美在卫生保健、气候变化、教育、河流保护、地方合作等多个领域的交流情况，也令人惊喜地看到中美关系几十年来积累的韧性、黏性和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