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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不满联合国秘书长现有候选人 要求另寻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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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新任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特朗普政府对目前所有候选人均不满意,认为他们缺乏美方所期待的改革意识。据Politico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出现新的候选人,以推动其所主张的联合国改革。

特朗普政府认为现有人选缺乏改革派

据Politico记者达妮埃拉·切斯洛(Daniella Cheslow)10月9日的报道,两名了解美国政府内部讨论情况的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反对目前所有竞逐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候选人,认为没有人充分认同特朗普的世界观,也没有人能够满足他对联合国进行大幅改革的要求。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现有候选人整体上缺乏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改革派人物,其中一些人似乎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推动实质性改变。这意味着,华盛顿对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考量,不仅涉及候选人的外交资历和国际声望,还涉及其是否愿意支持特朗普政府希望推进的联合国改革方向。特朗普政府希望寻找新的候选人,而不是仅仅从目前的参选者中作出选择。不过,现有报道并未表明美国已经正式提出了新的候选人。

美国对现有候选人的不满,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持续调整对联合国政策的背景下。

特朗普政府已削减美国对联合国的资金支持,并退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设立了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这些举措反映出华盛顿希望重新审视美国参与多边机制的方式,并推动国际机构按照其设定的方向进行调整。

联合国秘书长虽然是联合国系统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也能够通过外交斡旋、公开倡议和协调成员国立场发挥影响力,但其行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是否支持。特别是在涉及大国利益的国际冲突中,秘书长往往难以绕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因此,下一任秘书长不仅要应对战争、国际安全和发展等议题,还将面对联合国经费不足、机构改革以及多边合作机制受到质疑等挑战。

现有候选人竞争仍然胶着

目前,联合国正在遴选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继任者。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于2026年底结束,新任秘书长的任期预计从2027年1月1日开始。

截至10月初,共有七名候选人参与角逐。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Rebeca Grynspan)在安理会非正式投票中暂时领先,但她的支持度并不稳固。

路透社10月7日报道称,格林斯潘在最新一轮非正式投票中获得9票“鼓励”、6票“不鼓励”,较上一轮的10票“鼓励”有所下降。其他候选人也未获得足以打破僵局的广泛支持。这表明,当前的遴选进程尚未形成明确共识。如果现有候选人持续无法获得关键成员国的支持,出现新的人选将为竞争带来新的变量。不过,美国政府要求寻找新候选人的立场,并不意味着现有遴选程序已经改变。

美国的否决权是关键变量

根据联合国的遴选程序,安理会需要向联合国大会推荐一名秘书长人选。候选人必须获得安理会至少9个成员的支持,同时不能遭到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或法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个否决。最终任命由联合国大会完成。这意味着,美国虽然不能单独决定谁将出任秘书长,却可以通过否决权阻止其不接受的人选获得任命。特朗普政府对现有候选人的整体态度,因而可能成为影响遴选结果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其他常任理事国也拥有同样的否决权,各国对于联合国改革、国际安全和多边合作的不同立场,都可能影响最终人选的产生。对联合国而言,问题不仅在于能否尽快选出下一任领导人,还在于新任秘书长能否在大国竞争加剧、成员国立场分化的环境下,维持组织的运作能力与国际影响力。

目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八位,分别来自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圭亚那、乌干达和塞内加尔。

(综合Politico,路透社和外委会的相关报道。)

中西媒体和专家对卡特中心和埃默里大学民调的报道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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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美国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国脉动”(China Pulse)于2026年10月2日在美国首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正式发表了第二轮民调的结果。点击(这里)查看英文报道和两轮民调的比较,点击【这里】查看对这轮民调结果的中文翻译。在本轮民调结果发布前后,法国的《世界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公共广播电台(NPR)、香港的《南华早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台湾的《联合报》及中国的环球网等媒体机构均对民调的结果和结论做了报道和分析。本文转发部分报道供读者参考。】

环球网:对美智库民调的个别报道是在误导台湾社会

海风,环球网,2026年10月7日

近期,美国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公布了一份面向中国大陆民众的调查。其中,大陆民众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引发岛内和国际舆论关注。

这项据称对2500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大陆受访者支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82%支持扩大两岸经贸往来,66%支持通过官方谈判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然而,在“台湾正式宣布独立”的假设情境下,受访者态度出现明显变化:77%支持采取有限军事行动,56%支持对台经济制裁。

这份民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待进一步的核实和确认,但大陆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是长期稳定和清晰的。大陆民众珍视两岸历史、文化和亲缘联系,支持通过交流合作增进理解,但前提是必须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大陆社会对台湾同胞抱有善意,针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底线同样清晰。

任何只强调大陆和平意愿、回避“台独”越线后果的解读,都会把台湾民众引向错误的危险判断。

一、新加坡《联合早报》和台湾《联合报》的错误解读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这项民调时,在标题中直接把“台若独立”与“多数大陆民众支持有限军事行动”联系起来,突出“有限军事选项”。台湾《联合报》则以《美民调显示大陆民众倾向和平处理两岸问题》为题进行报道,相关内容进一步进入台湾社会舆论场。

媒体当然可以选择标题和报道重点,但民调中的和平诉求、两岸文化联系以及对“台独”越线后的反对意愿,都应当完整呈现,而不是带有倾向性。倘若报道只片面强调“大陆民众倾向和平”,台湾民众就可能产生三种错误认知:大陆只会口头警告;两岸交流能够抵消“台独”风险;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能够替台湾承担后果。

这种选择性传播,客观上容易形成误导。调查真正反映的完整逻辑是:大陆民众愿意通过和平方式改善两岸关系,同时反对任何势力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二、《反分裂国家法》把反“台独”上升为国家法律

大陆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早已形成国家法律、政治意志和社会共识的统一体系。

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意味着,台湾若宣布所谓“独立”,将触发国家法律层面的严重后果。问题性质也将从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升级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反分裂斗争。

大陆方面愿意为和平统一保留空间,也已经通过法律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反对“台独”分裂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国家统一也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广大爱好和平民众的根本利益。

台湾若正式宣布“独立”,大陆方面将依据法律和事态发展采取反制,具体行动方式、范围和节奏取决于当时的事实与决策,任何势力无权替大陆设定反制边界。

三、不能把大陆的和平愿望理解成对“台独”的纵容

美国智库发布的这份民调,绝不是“台独”势力的政治护身符。部分媒体把大陆民众的和平愿望解读为对“台独”的容忍,把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善意解读为对分裂势力的退让,这种认知严重偏离大陆民意和法律。

大陆民众愿意交流,是因为两岸同胞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联系;大陆社会反对“台独”,是因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两种态度共同构成大陆社会对台湾问题的完整认知。

美国相关机构可以通过民调、舆论和政治话术影响台湾社会,部分媒体可以选择报道角度,却无法替台湾承担分裂国家的后果,无法改变《反分裂国家法》的法律效力,更无法影响大陆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

和平可以争取,红线不能试探;两岸可以交流,“台独”死路一条。

邓聿文:大陆人民是这样看待台湾问题的吗?

来函照登,2026年10月8日

卡特中心和埃默里大学最新的对台民调受到舆论的关注,我听了一些评论人士对这份民调的解读,跟我观察到的大陆民众对台态度有很大差距,该名为“中国脉动”民调,媒体最容易抓住两个数字:如果台湾宣布独立,77%的大陆受访者支持攻取金门、马祖,只有24%支持全面攻击台湾;同时83%支持两岸文化交流,82%支持经贸交流,66%支持和平谈判。于是很容易形成一个印象:大陆多数民众其实倾向和平,即便台湾独立,也更愿意打一场有限战争,而不是武统台湾。

我认为这个解读问题很大。民调本身至少有三处明显的问卷和分析错位,导致人们对它的错误解读。

第一,报告一方面说,只有37%赞成“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以武力统一台湾”,却有46%明确反对这句话。换言之,愿意保留武力选项的人比绝对反对武力的人多9个百分点,而且差距还在扩大。但报告标题却是“No Mandate for War”,正文又不断强调中国民众的“鸽派”变化,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反对武统者占优势”的印象,和数据本身并不一致。

第二,也是最大的问题。所谓77%支持攻取金门马祖的原题是:“大陆为阻止台湾独立可能采取以下哪些政策,请选择所有你支持的选项。”它不是四选一,而是多选题。一个人完全可以同时支持拿金马、封锁台湾、经济制裁和全面攻台。所以77%只能说明很多人接受拿金马,不能说明他们认为“拿完金马就算了”,更不能据此判断大陆民众偏好有限战争。更奇怪的是,题目问的是“prevent Taiwan’s independence(阻止台湾独立)”,报告分析时却直接把它解释成“台湾正式宣布独立以后如何回应”。“阻止独立”和“独立已经发生”根本不是同一个情境。

这里还有一个现实问题。研究者把“拿金门马祖”、“封锁”、“全面攻台”设计成非常精细的战略层级,但很多普通大陆人平时根本不研究台海战略,甚至未必说得清金门、马祖与台湾本岛的地理关系。他们日常语言里的“台湾如果独立就打”,往往是一个整体性概念。用这种高度政策化的选项去测普通人的“武统”态度,本身就可能出现测量偏差。

第三,报告把“和平交流”与“武力选择”放在一起,很容易造成又一个误读。83%支持文化交流、82%支持经贸交流、66%支持和平谈判,问的是正常两岸关系下如何改善关系;而77%支持军事行动,问的是台湾突破独立红线后的情境。一个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现在当然应该和平交流,但台湾如果正式独立就应该打。”这两个态度没有任何矛盾。可是如果把两组数字并列,再概括为“中国民众总体偏好和平外交”,外界就很容易把“现状下的和平偏好”误解成“台湾独立后仍反对武力”。

事实上,这份报告自己都遇到了解释不通的问题。18—39岁受访者在习川会后,一方面更加反对以武力统一台湾,另一方面在台湾宣布独立的情境下,支持全面军事攻击的比例却从17%猛增到34%。有13%的年轻受访者同时给出了这两个看起来互相冲突的答案。报告自己称之为“important inconsistency”,最后只能解释为:他们可能反对现状下主动武统,但一旦台湾宣布独立,就认为全面军事回应是合理的。

这恰恰说明问题所在:大陆对台民意不是简单的“和平派”和“武统派”二分,而是高度条件性的。

平时支持和平、交流甚至维持现状,并不意味着台湾宣布独立后仍反对武统。反过来,平时根本不关心台湾的人,也可能在“台湾正式独立”这个条件被触发时,立即支持使用武力。

所以,卡特中心这份民调真正能够证明的是:大陆民众现在并不急于主动发动全面战争;但它并不能证明,一旦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大陆多数民众只愿意拿金门马祖而不愿武统台湾。

尤其不能拿那个24%,就说只有四分之一大陆民众在台湾独立后支持武统。这个结论,问卷其实根本没有测出来。

美民调显示 大陆民众倾向和平处理两岸问题

2026-10-06 11:34 联合报/ 编译卢思纶

 美国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大陆民众整体仍偏好和平处理两岸问题,但若台湾正式宣布独立,77%支持攻击金门、马祖,59%支持海上封锁,56%支持经济制裁,仅25%支持全面军事攻击。

另外,大陆人对台湾好感度在调查涵盖的所有国家与地区中最高,达100分中的61分;对美国则仅32分。 这项每半年发布一次的“中国脉动”(China Pulse)调查,由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共同执行,今年4月16日至6月26日访问2500人,时间横跨5月川习一会,但早于9月川习二会。

进一步来看,大陆民众对是否以武力统一台湾意见分歧,37%反对使用武力,46%则不反对;另有51%认为,对台湾动武只会让两岸问题更加恶化。 不过若台湾正式宣布独立,77%支持攻击金门、马祖,59%支持海上封锁,56%支持经济制裁,另有25%支持全面军事攻击。

调查同时发现,83%支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82%支持促进贸易,72%支持放宽台湾人在中国工作及居留政策;另有2/3支持透过正式谈判,和平解决台湾地位问题,高于2025年底的52%。

在这次调查涵盖的所有国家与地区中,大陆民众对台湾好感度最高,平均达61分,与2025年底相同。调查也发现,5月川习会后,更多大陆民众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而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比例从46%升至58%。

相较之下,大陆民众对美国好感度仅32分,较2025年底的33分略降;近3/4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其中85%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构成威胁,78%认为美国国际贸易政策构成威胁;但普遍仍支持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与华府接触。

美民调:中国人倾向和平统一 但77%支持“攻打金门马祖”

ET Today,2026年10月06日 记者吴美依/综合报导

美国民调“中国脉动”(China Pulse)显示,大多数中国民众偏好与台湾和平统一,但若台湾宣布正式独立,也有高达77%的受访者支持攻打金门、马祖。

这项半年度民调由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与艾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执行,在4月16日至6月26日期间访谈2500名中国民众,时间涵盖5月北京川习会,但未包括9月华府川习会。

对台观感?

根据该民调,全球所有经济体之中,中国民众对台湾好感度最高,在满分100分之中给出61分评价。受访者之中,82%支持加强文化交流及促进贸易,72%支持放宽工作及居留政策。不过,若台湾宣布独立,77%受访者支持攻击金门马祖,59%支持海上封锁,56%赞成经济制裁。

主导研究的学者泽勒(Nick Zeller)指出,中国民众对台湾的态度,与北京公开宣传的立场高度吻合,“和平两岸关系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但若台北宣布法理独立……将出现军事回应。”值得注意的是,5月川习会后,反对动武的比例显著升高,从32%上升至40%。港媒《南华早报》指出,这可能反映了川普延迟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决定,以及他将军售案形容为谈判筹码的发言。

对美、世界观感?

在对美观感方面,中国民众反应依旧冷淡,与6个月前的上次调查相比,在满分100分之中微幅下滑至32分。近3/4受访者把美国视为国安威胁,主因正是台湾与贸易议题。泽勒认为,此趋势将延续至11月的亚太经合会(APEC),甚至12月的迈阿密G20峰会,“美中都将维持某种亦敌亦友的关系,但仍寻求合作机会。”他解读,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是,“我们不喜欢你们,但我们和你们一样强大,所以愿意跟你们合作。”在国际观感方面,北京川习会后,中国民众对本国优越感的认同比例从89%飙升至95%,对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好感度则下滑。

风传媒,2026年10月4日 图解大陆民众支持北京武统台湾?最新民调77%惊人表态曝光!喊话先夺“这2地”

一项美国智库对大陆民众的最新民调显示,关于“台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以武力统一”,不同意为45.6%,同意为37.2%,既不同意也不反对者为17.2%。对比2025年的调查结果,当时有55.1%大陆民众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经过一年,同意对台动武的情绪走扬,值得各界留意。

点击【这里】查看原文

贾敏:中国应如何应对卡瓦纳提出的美国撤到第二岛链的观点

本文是观察网2026年10月2日对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历史学博士贾敏的采访。在采访中,贾敏谈到他与美国智库“防务优先”资深研究员詹妮弗·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最近的一次交谈,特别谈到后者发表的题为《亚洲“第二岛链”战略》的报告,因为报告的观点——华盛顿应将亚洲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在美国内外引发了巨大争议。观察者网摘取其中部分内容刊发后,也引来读者激烈讨论。

本站特转发这一采访供读者参考,采访的原标题是“建议美国撤出“第一岛链”,美国人骂她“卖国”,但中国也需警惕”。观察网的编者按指出,如何理解卡瓦纳吉的这份报告?贾敏特别提醒一点,报告并不意味着卡瓦纳吉“亲共”或“亲华”,她的立足点是美国自身利益,其中提到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主张并非报告核心。恰恰相反,美国军事力量如果真的启动从西太平洋后撤,可能会引发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战略撤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如何既捍卫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又避免整个地区因为实力的真空而引发权力板块的碰撞,进而走向新的冲突,这是一个必须严肃讨论的话题。

战略界的争议,民间的善意

观察者网:贾老师您好。首先,想从您最近与美国“防务优先”智库学者卡瓦纳吉的交流说起。卡瓦纳吉9月10日发表的《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在美欧、包括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线上阅读她的报告,与面对面交流的感受应该有所不同。您在与她的直接交流中,有没有捕捉到一些比较直接或微妙的信息?从中如何观察当前美国智库和学界对美国自身战略、亚洲及中国的立场?

贾敏:我之前就读过卡瓦纳吉的文章,但时间比较久远。最近与她建立联系,主要源于著名国际问题与思想史学者相蓝欣老师的推荐。

大约9月初的时候相老师告诉我,美国有一位重量级学者将在9月来中国参加论坛和访问,可能有时间到上海,问我是否愿意接待她,并安排一些活动。我想到自己张罗组织的“布足思想沙龙”,就决定邀请她来做一次分享。

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布足思想沙龙”是面向公众的思想文化交流平台,因为话题经常涉及中美事务,所以取了“美中不足”一词的双关谐音。卡瓦纳吉此次线下分享,正好是第三十期活动。

最初收到邀请时,她的这份报告还没有正式发表出来,当时只是觉得能够接待这样一位学者非常荣幸。报告发表后,我认真阅读发现,报告立论与当前美国智库和主流学界的观点有很大不同,非常大胆,甚至有点出格,但论点论据比较扎实,能够体现她严谨理性的研究功底。因此我对她的上海之行充满期待。

9月19日傍晚卡瓦纳吉抵达上海时,身体比较疲惫;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北京参加了香山论坛等一系列活动,见了不少中方的专家学者。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我们减少了外出行程,主要安排她参加9月20日晚在书店举办的沙龙活动。作为一个民间沙龙活动,交流氛围更轻松,可以让她自由表达。

当时我们确定的主题,是从美国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视角出发,讨论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联;更进一步,讨论的是今天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及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如何相处。

这个话题引起了参与者的高度关注。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看到活动海报后,叮嘱我给她留位子。她的主业是经营一家业界知名的葡萄酒酒庄,对中美关系非常感兴趣。当天下午她匆匆赶回上海参加活动,向卡瓦纳吉提了很多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还送给她一套装帧精美的金酒礼盒。

另一位好友是资深的科技投资人士,当天在杭州听课,下午专程坐高铁赶回上海参加活动。期间,她注意到卡瓦纳吉喉咙不适,网购了润喉片,在交流时递给她。

这两个细节让卡瓦纳吉颇为感动。她没有想到中国听众会对她表现出如此积极的善意,愿意与她倾心交流,这让她对中国社会的多元与活力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当然,这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中美关系、世界政治以及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都有迫切的心情去交流,并试图把握未来可能的走向。

我不打算在这里复述报告内容,大家在网上都读得到。但卡瓦纳吉在交流中坦承,《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发布后,自己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份报告在美国战略界引发很大争议。她多次提到“controversy”(争议)这个词。

海外媒体上不仅有对该报告观点的批评,也出现了针对她本人的攻击;其中有些言论已经越界,对她并不公平。我们在交流中通过不同方式给予她理解、支持和善意,希望她坚持自己基于研究得出的政策判断。

当然,卡瓦纳吉没有改变报告的观点,依然认为自己的判断和理念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政策倡议也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我认为这次交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压力、争议与鼓励同时存在,我们也希望她今后能常来中国,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发展,了解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美国社会发展及美国战略考量。增进这种互信,也会给她带来新的研究动力。当然,那天晚上的沙龙交流存在意见分歧,但这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进行坦诚、深入的对话。

我想这和她以往参加的战略界、智库界的讨论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是一个民间平台,参加者有来自商界的,有来自科技界的,也有来自学界的,大家更多是从自身经验出发,以普通人的视角与她交流。希望可以让她感受到,政策研究不只是向上传递,也可以向社会传播,并从中得到反馈,这些反馈对她今后的研究和写作同样有积极意义。

比如经营酒庄的朋友就很坦率地说:“我从事消费类商业,当然希望中美关系好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消费才能增长,生意才能做大做强,发展前景才能得到维系。”这是非常务实、诚恳的表达。

报告与卡瓦纳吉是否“亲华”不直接相关

观察者网:卡瓦纳吉在现场交流中有没有提到一些报告之外、值得关注的观点,让您印象深刻?这份报告在中国引起的讨论,已不局限于学界,普通大众也非常关注,因为报告发布时间恰好卡在中美高层交往、台海问题备受关注期间,因此讨论度迅速上升。

贾敏:阅读报告的开头,你会发现她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国防战略目的有非常明确的界定,主要是两点:第一,保护美国本土的安全利益;第二,保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商业和贸易利益。

这份报告的出发点很清楚,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的;它不是专门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的,而是为了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

从报告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到最后阐释,都不只是围绕台湾问题展开。她在报告中谈到,美国可以降低与韩国的军事联系,从日本撤军、降低美日军事合作程度,从台湾地区撤出约500名军事人员,以及从菲律宾撤出相关军事人员和装备等等,这是一套系统性的战略倡议。

报告的根本宗旨,是在中国军力持续增长、美国难以维系一线军力,更多资源需要投入国内建设的大背景下,对美国的海外前沿军事部署做出战略性调整。她坚定认为,这才真正有利于美国的再次复兴与长远发展。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卡瓦纳吉“亲共”或“亲华”。她是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来写作的。不能因为报告中涉及针对台湾地区的某些主张,就认为她是“我们的人”。我们没必要过度渲染,更不必过度兴奋。恰恰相反,美国军事力量如果真的启动从西太平洋后撤,可能会引发一些我们目前尚未察觉到的后果,这是另一个必须严肃讨论的话题。

首先,对卡瓦纳吉要“去标签化”。她绝不是所谓“亲共反美”的学者,也不是所谓鹰派学者,而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80后”女学者。

其次,我们对其观点的理解远远不够,需要从更广泛的层面去了解:一名美国智库学者为什么会对美国国防政策提出这样的批评和建议?只有在相对全面地理解之后,才能作出基本判断。如果只截取一个侧面或片段,就很容易出问题。

去年卡瓦纳吉到访中国时还默默无闻,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今年再来,已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很多人都希望与她交流。对于一名学者来说,突然站到聚光灯下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可能也会感到不适应。我们应当理解这种状态。

从“真相衰退”到撤出第一岛链

观察者网:您此前谈到这份报告时,关注点并不在“第二岛链”或台湾问题,而是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事实和真相发生了什么变化;二是信任问题。我们曾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就讨论过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缺失”,如今您如何评估大国关系中“信任”这一要素?从与卡瓦纳吉的交流,以及对她研究成果的观察中,您是否找到了一些答案或证据?

贾敏:这就要回到大约七八年前的话题,也要回到卡瓦纳吉早期的研究。

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卡瓦纳吉还在兰德公司担任高级分析员。她与时任兰德公司总裁的迈克尔·里奇(Michael Rich)共同完成一项名为《真相衰退》(Truth Decay)的研究。这项研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曾挤入当年奥巴马的暑期阅读推荐书单。

《真相衰退》与今天讨论的军事、外交政策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更加关注美国社会自身出现的问题。

所谓“真相衰退”,是指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趋势:人们越来越难就事实和真相形成共识。其直接后果,就是公共舆论难以达成共识。既然无法就事实形成基本共识,社会便会进一步分裂、对峙、最终形成我们经常说的美国政治中的极化。在恶性循环过程中,美国公众、政府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失去信任的纽带。因此可以说,“真相衰退”直接导致美国社会的“信任衰退”(trust decay)。这是过往数十年间,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这次在和她交流时,我尝试把《真相衰退》与她今天对美国军事战略的研究联系起来,包括对北约和西太平洋战略的政策建议。我问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连贯的、历史性的逻辑。她回答说,你的理解是对的,两者确实存在联系。

现在大家只关注她最新的政策报告,却没有注意到,她过去的研究与今天的观点其实有很强的内在延续性。

例如,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在第一岛链保持大量军事存在,就一定能够捍卫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但这一定是真相吗?这个共识一定成立吗?过去很少有人深入解释过这个问题。卡瓦纳吉通过研究发现,这种所谓共识的背后存在着多种利益交织。

《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的最后提出一个重要目标,希望美国将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一个国家如果过度扩张,在前沿和边疆地区投入过多资源,必然导致国内资源被大量消耗,适当后撤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

但美国国内有些力量不愿从第一岛链后撤,这背后有院外集团和利益共识,也存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游说,但这些真的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好处吗?

再举个例子,2022年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被一批智库专家和党派分子解读为美国某些政治势力对台湾地区的坚定支持,但这个举动真的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吗?这是否一定代表公认的“真相”?

因此,“真相”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卡瓦纳吉事实上就是在拆解这种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真相”。她试图告诉人们,如果无法形成基于事实的真正共识,就不可能清晰认识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复兴也就无从谈起。我认为,她的见解应该得到重视,起码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并进行严肃论辩。

从上述思考轨迹来看,她通过对外交(国防)政策的研究及政策倡议,试图重建《真相衰退》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交流中,她对我的阐释非常认同,认为我理解了她在不同阶段研究工作的延续性。

从《真相衰退》到《亚洲“第二岛链”战略》,前者讨论国内问题,可以视为“特朗普1.0”的研究,后者分析对外政策,可以视为“特朗普2.0”研究,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外交政策源于国内政治,如果对国内政治没有清晰了解,就不可能对外交政策作出新的判断。

现在不少美国学者批评她“出卖美国利益”,事实上她并没有。很多年前,她就指出了美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我认为这些负面解读是不准确的。

中美关系是否存在窗口期?

观察者网:卡瓦纳吉在报告最后提到,为避免外界误解美军力量最终将如何配置,美国务必与中国展开广泛、持续的沟通,把部署调整置于两国已经定位的关系方向——即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整体框架之下。但报告也指出,这种调整不应被误解为美国彻底退出亚洲,美国还应重申其在亚洲的利益,同时说明有限的部署调整旨在稳定局势,而非撤出。

最近我们国内也在提一个概念,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这一内涵可能涉及哪些方面?卡瓦纳吉的报告是否也可以视作抛出的一个“球”——不一定原样照搬,但可以成为讨论丰富内涵的一部分?

此外,无论是这份报告,还是美国学者对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的讨论,有时会让人产生一种感觉:有些美国人是不是倾向于把当今中美关系的调整,视作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互动,例如军控和核武器谈判?您如何看待这种“类比”?

贾敏: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补充一点。

卡瓦纳吉提出,美国将部分军事部署撤至第二岛链,并降低对相关地区的军事承诺,这会改变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合作关系。但其中有一点需要中国人保持警惕。

她提出,如果美国降低与日本的军事合作程度,例如将日美同盟降级为一般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或许可能拥有核潜艇、核武器等装备。这在中国看来,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会颠覆二战后亚洲的基本秩序,也会打破整个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安全格局,绝不可能被接受。

在东北亚地区,俄罗斯、中国和朝鲜都拥有核武器,目前没有自主核武器的主要就是韩国和日本。当然,美国的军事同盟承诺对日韩提供“核保护伞”,美国核潜艇有时会到韩国停靠,美国核动力航母也会进入日本相关基地。

一旦美国降低与日本的合作层级,日本可能会认为,自己作为地区大国,面对外部军事威胁,日本理应拥有核武器或核潜艇。这种推论所形成的后果,会对地区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只放大这份报告中关于降低美国对台湾地区军事承诺的内容,进而认为整份报告完全对中国有利,事实并非如此。这个问题必须非常严肃地讨论。

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围绕所谓“真相”展开讨论的空间,让不同方面都可以进入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再回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问题。中美双方在提出这一概念后,对此仍存在不同认知和理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战略稳定”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最早主要用于描述美国与苏联在核武器竞争领域形成的一种稳定状态。

20世纪60年代美苏进行了白热化的核武竞争。双方逐渐认识到,无止境的核竞赛最终可能带来相互毁灭,于是开始进行充分沟通,并建立热线等机制。在军事领域,双方逐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认知和互信。

因此,从美苏关系来看,“战略稳定”主要是围绕军事及核武器问题构建的,具有非常鲜明的冷战特征。当年这一概念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

但如果把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简单类比,就会发现,当年美苏“战略稳定”的内涵远远不足以覆盖今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要包含的内容,甚至前者根本无法与后者匹配。尽管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两者的内涵完全不同。我们要坚决反对简单套用当年美苏战略稳定的概念,来解释今天的中美关系。

换言之,中美需要共同参与,至少应相互合作、共同丰富和增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这是两者之间的根本性不同。具体而言,中美可以合作的内容非常多。例如,人文交流、青少年交往、地方合作等领域,相关合作已经在进行。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处于领先位置的大国,双方各有所长,距离也在不断缩小。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前,美方派出一些人员来中国考察交流,他们看到了部分情况,也有一些情况没有机会看到。试想,在美方宣称自己掌握巨大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为什么仍要来中国考察?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和活跃,一些场景的应用可能超出了美方想象,因此美方迫切想要了解中国在做什么。可见,双方都存在交流的现实需求。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军事、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应用,确实已经带来重大隐患与风险,需要中美两国放下成见,坦诚交流。这种合作和对话非常有意义,未来一定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中美同样有合作空间。今年9月,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地区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给中国、尼泊尔及其他国家民众造成伤害,其背后原因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人工智能在预防自然灾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美能否在这个领域开展新的合作,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归根到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要为人类社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合作和交流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不必过分担心合作内容是否充足,关键是双方如何务实地把事情做下去,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地啃,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去实践,这比空谈“稳定”显然重要得多。

观察者网:事实上,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中美当下这种关系存在一定时间窗口。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过半,接下来要面对中期选举,而且现在也无法确定2028年之后美国政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当前相对有限的窗口期内,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要优先丰富哪些内容?双方能否取得更大的确定性,让一些核心方向不至于因为美国政府更替而发生剧烈转向?

贾敏:目前最大的期待或者突破,是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在5月的北京会谈中,中方领导人已经明确向特朗普总统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希望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特朗普当时也作出了一些回应。他曾提到,美国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且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此后,他一度推迟对台军售。

因此,中方在此次交往中,仍会就台湾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但表达方式也一定具有灵活度。

在当前窗口期内,我们希望本届美国政府能够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所谓军事承诺,也由此回到卡瓦纳吉报告中提出的问题。

她的观点能否转化为政策,我无法确定。但至少,这份报告相当于把“一头大象引进房间”,抛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新观点,会引发很多涟漪,期待推动美国智库界和战略界展开一场大讨论。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益的开端。能否抓紧时间、加快讨论进程,还要看具体时机。毕竟,当前美国国内最大的政治议题是中期选举。如果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甚至失去国会两院多数席位,其后续施政将面临很大掣肘,政策走向也会充满不确定性。

但从中美关系长期发展来看,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都必须和中国打交道,而且必须努力处理好对华关系。中国的体量、实力和能力摆在这里,美国很难无视这一现实。

战略后撤极其复杂,更加证明中美必须保持沟通

观察者网:您刚才特别提醒,美国从第一岛链后撤,并不意味着局势一定会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它可能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对东亚地缘政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事实上,就在当下,日本、菲律宾与台湾地区之间的联动已出现加快趋势。

此前有俄罗斯学者在观网的评论中谈到,美国实力衰退及战略后撤,对国际格局和相关地区而言,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何通过中美合作,减少美国后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敏:我可以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解体和衰落,给世界留下了两个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一是英国撤出英属印度,使印度恢复自治,但英国同时推动印巴分治,按宗教因素划分印度与巴基斯坦。这埋下了南亚次大陆冲突的根源,直到今天南亚地区仍存在严重的地缘政治对立。

二是中东。二战后英国撤出中东地区,也遗留下很多问题。今天中东许多国家的边界、民族和宗教冲突,都与英国当年埋下的雷有关。从大的范畴来看,英国和美国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如果美国从二战后建立的秩序中往后撤离,整个东亚地缘政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中国能够“填补”部分空白。但如果这一空白被日本、特别是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所利用,后果就很难确定。

战略撤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必须进行全面、客观、严肃的讨论。我现在不能下定论,只能说这个问题需从长计议。在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如何既捍卫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又避免整个地区因为实力的真空而引发权力板块的碰撞,进而走向新的冲突,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这也进一步说明,中美在某些事关全局、涉及地区重大安全与战略决策上必须加强沟通。我们前面说要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就意味着除了现有议题外,还要开展更丰富、多层次的交流。双方为此进行探讨甚至辩论,都是有必要的。

当然,中美关系也不是像现在有些媒体或智库所说的简单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大国之外,还有很多中等国家和小国,它们一定会发挥作用,甚至试图利用杠杆撬动大国之间的矛盾。大国要避免被一些小国利用乃至绑架。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菲律宾不断在南海挑起事端,其有恃无恐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认为背后有与美国、日本之间的相关防务合作机制。当然,美方会不断提醒菲律宾相关方面,不要主动挑起与中国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最终可能把美国和中国拉入直接对抗,代价非常大。台当局也是如此,存在利用外部力量谋取自身利益的意图。

但特朗普政府很清楚,它绝不会为了他人的一己私利而火中取栗,毁了刚刚与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来之不易的信任成果。菲律宾的举动最终可能会沦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代交替,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观察者网:从卡瓦纳吉的成长背景来看,她出生于1980年代,这一代美国人经历过冷战后的全球化红利,也经历了“9·11”、战争和金融危机。从她的报告来看,有一个明显特点,她似乎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体现出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所谓“民族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和典型的“MAGA”群体有所不同。

像卡瓦纳吉这样一批人,与目前仍在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发挥重要作用的“冷战一代”有何不同,会不会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作为旁观者,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的立场?这是不是美国社会世代交替的一种表现?

贾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据我了解的情况,卡瓦纳吉是一名“80后”学者,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智库和研究机构工作。

那天在沙龙活动中,我们确实谈到了代际问题,包括美国“80后”与中国“80后”应当如何交流。她告诉我,过去三四十年,中国享受到了全球化红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总体比较稳定。但站在美国的角度,过去二三十年,美国基本上长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对很多美国人而言,这种战争状态始于“9·11”恐袭事件,此后经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接着又是金融危机、阿富汗撤军等一系列事件。

从卡瓦纳吉成长的时代背景来看,美国社会尽管总体保持了繁荣与稳定的态势,但同样存在“永久战争”状况,这种状况带给民众心态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能被低估,这种状态对于理解这一代人的成长非常重要;他们生活在一个危机此起彼伏的时代,因此对时代变化的感知更加敏感,对过去荣光的怀念也更加强烈,当下的失落感,也会表现得分外非理性。

我过去一直在谈美国的代际问题。按照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的世代理论,如果以大约80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可以分成四代人。第一代是“先知一代”(Prophet),他们通常出生在一个较好的时代开端,到了晚年可能成为领导者;特朗普可以被视为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之一。第二代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人,被称为“游牧一代”(Nomad);他们享受了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但也比较迷茫,有时不太愿意承担责任。第三代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的人,也就是卡瓦纳吉这一代,被称为“英雄一代”(Hero);他们青年时期的生活环境相对优渥,但进入中年后开始面对危机,不得不采取行动、应对挑战。第四代被称为“艺术家一代”(Artist),主要对应今天的“90后”和“00后”;他们可能成长于一个更加重视理念表达的社会环境中。

我对卡瓦纳吉说,中美两国的80后都处于所谓的“英雄一代”。今天,我们都在面临一些危机。中美两国的中年人和社会中坚力量,需要为这个时代提出自己的方案;这些方案可能与以往不太一样,甚至具有突破性,但既然已经来到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不妨勇敢大胆地提出不同见解。

我还对她说,今天美国政坛上也有一位“80后”,未来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她马上问我,“你是不是在说万斯?”我说,是的。她说,自己对万斯也有不少批评和不满,认为万斯的观点有时会摇摆。

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属于同一代人。今天“80后”正在进入社会主流,更准确地说,已经进入政策制定、政策倡议和公共发声的阶段。

在这个时代变化过程中,中美要倾听对方的观点,也要借助各种机会展开对话。我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美两国“80后”的成长体验并不完全相同。美国在“9·11”之后进入长期战争状态,而中国进入长期稳定发展阶段;正因双方体验不同,彼此之间才更需要理解、沟通和交流。

这次邀请卡瓦纳吉参加“布足思想沙龙”,我自己受益也很大。我能从她身上感受到美国社会的一些躁动和不安,也能了解到她对一些问题的直接看法。反过来,我们也应以更加包容的态度,来理解美国社会深层次的不安和执念,为未来更有成果、内容更加丰富的对话打下基础。

我一直认为,中美未来要努力形成一种“世代共识”——利益共识当然非常重要,但除此之外,能否形成世代共识也值得关注。例如,美国“80后”与中国“80后”,能否在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共同看法?我们都在面对家庭、养老和生活压力,也都为此感到焦虑,双方能否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一些共识?中美年轻人,特别是“90后”和“00后”,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其实也很接近。他们通过小红书、TikTok等社交媒体互相借鉴,相互旅行,体验中国速度、中国生活,这何尝不是一种世代共识?

当然,年龄更大一些的“60后”和“70后”成长于另一个时代。当时的美国一枝独秀,中国仍处于追赶阶段。“80后”见证了中美在某些方面趋于接近,“90后”和“00后”则看到中美在一些领域并驾齐驱。这种时代感和共识感,是其他世代无法体验的。

这种世代共识未来很可能成为、或者正在成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对话的重要基础,因此我对这个问题持相对乐观态度。

采访者:同为“80后”,对您说的这一点有所共鸣。看卡瓦纳吉的报告,可以理解像她这样的美国学者为什么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写作,因为报告中列举了大量证据和数据。当然,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从报告中得到了某种满足,也不是给她贴上“亲华”标签,而是能否明白她的立场和逻辑。

贾敏:是的。这份报告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往一些研究报告中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过度渲染,那是上一代学者比较惯用的论证方式。

世代的变迁确实会影响政策决策过程,只是这个因素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不同世代对时代氛围的感知力不同,共情能力也不同,因此共同行动的力度也会不同。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中美关系要重新出发,而且要从青少年和人文交流开始?这是有现实考虑的。

卡瓦纳吉确实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在美国国内被理解,但她现在面临的是压力;她回到美国以后,仍要与批评者辩论。她后来给我回信称,特别感谢我们组织这场沙龙并与她讨论,她也认为自己从中受益。这也再次回到我前面提出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同一世代能否形成共识?

我们组织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这一点没有必要讳言。从她的角度来说,她也希望美国变得更好、更强大、更富足。如果双方都在为各自国家的发展和利益努力,反而可能形成一种良性共识。我们不需要简单地把对方当成“自己人”,我们只是期望能带有同理心去认识对方,共同进步,“和而不同”不是很好吗?

今天我们要“同情地理解美国”。美国社会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嘲笑美国。我们在观察剖析美国问题的同时,也是在警惕、反思自身是否会出现类似问题。反过来说,我们希望从美国社会的发展中获取经验,避免陷入某些陷阱。这种交流应该是互通的、双向的,并不是只有中国向美国学习,美国也可以向中国学习。

目前这些仍是愿景,但愿景不能只靠表达,要靠自身实力和实际努力去争取。

卡瓦纳:美国在亚洲的第二岛链战略

事实上,要稳定中美关系,减少驻亚洲军事存在,是美国能够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外交政策的惯性很强,但决策者不应害怕重新评估现状,并依据美国利益的变化作出重大调整。–卡瓦纳

【编者按:2026年9月10日,Defense Priorities 的高级研究员兼军事分析主任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发表了主张美军从第一岛链退守第二岛链的报告(DEFP_A_second_island_chain_strategy_for_Asia),在美国国安领域引发巨大争议,有些人甚至指责她“亲华”和“卖国”。她9月中旬应邀参加了香山论坛。点击(这里)下载该报告的英文全文。为帮着读者了解该报告的主要内容,特转发《观察网》9月21日发表的报告要点。观察网文章的原标题是“美国应全面撤至“第二岛链”,台湾这张牌该扔了”。】

延伸阅读:贾敏–“建议美国撤出‘第一岛链’,美国人骂她‘卖国’,但中国也需警惕”

近日,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发表题为《亚洲“第二岛链”战略》的报告,其核心主张简明直白:华盛顿应将亚洲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

该报告作者、“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珍妮弗·卡瓦纳吉提出一个大胆判断:作为冷战遗产,当前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体系,已与美国真实利益脱节,且问题“不只是资源不足,而是战略可支撑性”。

她将美国在亚洲的核心利益概括为两条:保卫美国本土,以及确保进入关键经济市场和贸易航线的通道畅通;并据此主张,美国应结束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的共同防御同盟,在台湾问题上从战略模糊转向“明确的不干预政策”,转而以范围更窄、更灵活的安全伙伴关系取而代之。

其中,在战略重要性上,优先处理的应是最可能将美国卷入冲突的承诺,即对台政策与对菲安全保证。美国应立即向对方告知即将发生的变化,并开始按需要调整部署。尤其对台湾地区,更缓慢地从台撤退,意味着长期保留对华战争风险,因此调整美军部署、结束对台非正式保证,以及撤走“驻台”美军教官都应迅速推进。

至于如何应对伙伴盟友的强烈反应,卡瓦纳吉可谓“冷酷”:美国应了解自身决定会如何影响盟友行为,但不应受其反应支配。为减少美国收缩造成的不稳定,华盛顿应提出明确计划和时间表,此后无论盟友如何行动,都坚持执行。时间表应尽量短。

报告为此勾勒了一幅相当具体的收缩路线图,所有调整以3至8年为限,大部分在2030年前完成。

在中美联动层面,报告的逻辑十分冷静:把美军从贴近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后撤,本身就是稳定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但也必须防范北京将美国收缩误读为“退出亚洲”,须持续沟通,将其框定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一部分。

当然,报告也没有回避美国战略调整的代价——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能实现统一,日韩可能再武装甚至产生核野心,但报告认为这些风险值得承受。

无论外界以何种角度解读这份报告,其价值在于:它系统性地把利益、承诺与部署逐一对照检验,结论是现行态势是“以美国纳税人补贴别人的防务”。这场关于第二岛链的讨论,本质是美国战略界为后美国时代的亚洲秩序提前进行的一次思想演练。

本文摘录编译该报告的部分内容,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文/ 珍妮弗·卡瓦纳吉】

要点

  1. 美国在亚洲有两项值得动用军事力量保护的核心利益:保卫美国本土,以及确保进入关键经济市场和贸易航线的通道畅通。前一项几乎不需要前沿军事存在;后一项则可受益于适度的海空军存在,以防范威胁美国利益的事态。
  2. 将美国的军事承诺和军事存在,从脆弱的“第一岛链”转向更易防守的“第二岛链”,既能保护美国利益,也能减少军事需求和对华战争风险。

3.美国应收窄在本地区的防务承诺,在台湾问题上转向明确不干预的立场,结束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日本的共同防御同盟,通过谈判以范围更窄、更灵活的安全伙伴关系取而代之。美军部署态势也应相应调整。

  1. 美国应撤走部署在亚洲的大部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并大幅削减海空力量。留驻部队应集中于远离中国海岸、生存能力更强的基地,负责保护美国经济利益,并表明美国继续参与太平洋地区事务。
  2. 美国应明确说明调整意图与计划,并审慎地同盟友及中国沟通。调整应在三至八年内分阶段推进,大部分在2030年前完成,全部在2035年前完成。

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亚洲界定为优先战区,即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最为重要的地区。最直接的原因是亚洲经济的重要性。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均在这里;亚洲也是制造业和技术发展的枢纽,全球许多最重要的贸易航线途经本地区。

美国唯一真正的同等级竞争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位于亚洲。如今,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已与美国并驾齐驱,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相近,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过去二十年,美国决策者日益担忧中国军事发展的方向和目的。许多人担心,中国有意凭借不断增长的军力将美国逐出亚洲,或对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抱有侵略意图。

美国长期在亚洲维持庞大的军事存在,遍布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关岛等美国领地。这一部署态势至少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占领日本,并将其在本地区的许多前哨转变为永久军事设施。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长期同盟,使美国持续介入本地区安全事务。久而久之,这些关系成为美国主导西太平洋军事秩序的核心支柱。

冷战高峰期以来,美军在本地区的驻军人数有所减少,大部分部队撤离菲律宾,也有很多撤出韩国。但如今仍约有9万人驻留,撤军面临强大的制度阻力。尤其是自奥巴马总统2011年宣布“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探索扩大地区基地准入,以便轮换部署美军,或将军事装备前置。

美国关于亚洲战略的政策讨论失衡了。讨论往往预设,现有驻亚洲兵力已是美国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即使讨论替代方案,也只是增加军事存在与承诺:部署更多部队、军舰、飞机和武器平台,以“强化威慑”。这却跳过了一个根本问题:美国的军事承诺与现有部署,真的让美国人更安全、更富裕吗?

本文将考察这一问题。首先明确美国在亚洲的重大利益,将其与主张美国军事主导地位者提出的最大化目标区分开来;随后考察,保护这些利益究竟需要哪些军事伙伴关系和军事能力。

本文建议美国转向“第二岛链战略”,把军力集中于更远离中国海岸的地点,包括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帕劳、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以及附近其他美军行动地点。它与美国目前围绕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和菲律宾展开的“第一岛链战略”形成对照。这种战略将减少美国在本地区的总体军事存在,同时不损害美国利益。

长远而言,本文提出的部署态势会让美国更安全,而非更不安全,也能使其军事存在更可持续。

保护美国利益需要哪些军事承诺?

目前,美国在亚洲维持的军事存在,远远超过保护自身利益所必需的规模。

第一个问题涉及承诺:具体来说,美国应保留哪些同盟和安全伙伴关系,又应取消哪些?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多少人员和基地来支撑这些承诺。

讨论同盟时,应区分两种关系的价值:一种是有助于美国推进自身利益的安全伙伴关系;另一种是产生有约束力军事义务的共同防御承诺。美国确实需要安全伙伴,以推进其全球目标,但这些伙伴关系的形式会随时间变化。美国不需要那些束缚决策者或军队、削弱其灵活性的承诺。

许多人声称,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甚至常称之为美国最大的比较优势。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希望实现的大多数目标,都可以通过范围有限、以利益为基础的伙伴关系实现。换言之,美国在亚洲维持同盟的物质和战略成本,尤其是因盟友行为而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远远超过其收益。

韩国

在美国的所有条约承诺中,美韩同盟带来的利益最少,与其成本和风险相比尤其如此。据一项估计,即使扣除首尔分担的费用,美国政府维持驻韩军事存在仍需花费约50亿美元。继续与韩国捆绑,迫使美军保留超过实际所需规模的地面部队,并承担一场无益于美国核心利益的对朝战争风险。而且,驻韩美军实际上被固定在当地,无法支援地区其他突发冲突。

……

台湾地区

目前,美国并未正式承诺保卫台湾地区,但其战略模糊政策为北京的军事行动保留了干预的可能。一些美国官员还微妙地改变了美国对台立场的含义,暗示即使台湾与大陆和平统 一,也不可接受。

然而,即使战略模糊也越来越难以为继,它带来的风险与所涉美国利益严重失衡。强调台湾战略重要性的人,通常从军事和经济两方面论证,但两者都经不起细究。华盛顿在台湾确有利益,中国大陆若成功统 一,也确会对美国产生影响。不过,这些影响是可以应对的,不足以证明对华战争的代价合理,也不足以证明继续为这种战争进行军事准备所带来的风险合理。

一些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大陆若统一台湾,将获得足以大幅改变地区力量均势的军事优势,包括进一步扩张的出发点,以及以实体手段限制南海和台湾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许多人最担心的是,中国统一后,会将台湾地区变成军事基地:在东海岸部署潜艇和舰船,利用更深的海水和更靠前的位置增加追踪难度;还可在台湾高地部署导弹与雷达,扩大精确打击的射程并改善目标定位。

但后续研究质疑了这些收益的实际幅度。在台湾东海岸部署潜艇,只能帮助中国避开某些局部探测手段。无论如何,即使不掌握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最终也将能够避开美国传感器;为一项即将消失的优势而对华作战,几乎没有战略意义。

在台湾地区部署导弹和雷达,对射程和瞄准精度会有一些帮助,但幅度有限,未来中国的大部分目标定位将由先进卫星网络完成。更可能的情况是,控制深入太平洋的海空域,是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前提,而非结果。

台湾距大陆海岸90英里,这一位置也使人怀疑,统一台湾是否足以改变中国谋求地区霸权的局面。台湾距离日本最南端岛屿,比距离中国大陆略近;但即使解放军占领这些地点,也不会改变地区力量均势,或威胁美国利益。即便对强大的解放军来说,对日本或菲律宾发动大规模战役也极为困难,而且仍极不可能发生。控制台湾可能使北京更容易限制周边南海水域的通行,但如果北京愿意,很可能现在就已能做到。

事实上,如前所述,地理条件及本地区各国的民族主义,……,使这些国家似乎不太可能选择追随中国。

……

中国大陆若成功统一台湾,在经济和工业领域获得的收益会更大。这里有两个问题:美国进入地区市场的渠道,以及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命运。如前所述,中国大陆限制南海通行的能力并不取决于是否控制台湾地区。对于经过其近岸咽喉要道、涉及美国贸易的船舶,中国已能迫使它们改道或实施实体拦截。但即使中国试图限制这些水域的通行,美国仍可利用地区替代航路,确保进入关键经济市场;这些航路包括东南亚海峡、穿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通道,以及日本以东的菲律宾海。从军事上说,美国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如果台海统一导致美国失去台湾地区先进半导体的供应,问题就会更严重。军事冲突期间,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制造设施和设备可能受损 从而导致停产。另一种情形是,中国大陆完整接收生产设施后,美国很可能主动切断台企生产最先进芯片所需的知识产权授权;这些知识产权掌握在台湾地区以外。这同样会扰乱生产和美国供应。

当然,这是一种政策选择。美国也可与中国达成协议,提供必要知识产权授权,换取中国保证向美国出售台湾地区制造的先进半导体。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这似乎不太可能。批评者有理由指出,获得美国知识产权会为中国自身的半导体产业带来新优势,并使美国过度受制于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中国随时可能为了自身利益,像美国对中国所做的那样,或在突发冲突中,不顾经济代价切断美国获取某类芯片的渠道。

然而,无论出于哪种原因,美国最先进半导体供应的中断都将是暂时的。美国掌握必要的知识产权,可以在台湾地区以外重建包括生产与封装在内的半导体供应链。虽然需要时间,但这一挑战能够克服。过渡期间,美国可依靠其他贸易伙伴,为某些类型的半导体提供替代品。例如,韩国生产许多用于内存和数据存储的最精密芯片,日本则在图像传感器和制造设备方面占主导地位。中国大陆也生产半导体,只是先进程度不及美国供应链中的产品。

即使台海发生战争,中国很可能仍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向美国出售这些芯片。这足以满足美国的大部分需求,因为台湾地区制造的先进半导体主要用于高端消费电子产品,而这些产品对于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可以说低于其他投入品。

上述情形确实说明,寻找新的供应来源很有价值。美国拥有设计最精密半导体所需的知识产权和软件,因此具备短期优势 也有机会增强国内供应的韧性。相关努力已在进行,但华盛顿应加快扩大芯片制造与封装产能。

总的来看,大陆与台湾统一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是可以应对的。统一无疑会为中国带来一些军事利益,但也伴随治理成本,尤其是在当地出现抵抗的情况下;美国仍将在情报、太空及水下领域保持优势。此外,通过在第二岛链沿线投资,美国仍能防范那些虽不太可能发生、却可能危及美国西太平洋商业利益及本土安全的威胁。美国应扩大国内半导体生产,但供应中断的程度将取决于事态发生的时间进程。

与有限的美国利益相比,为台湾地区而与中国大陆交战的代价将极其巨大,且难以承受;尤其是美国已在对伊朗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军力。交战各方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达到数万乃至数十万,并存在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中美双方都可能损失数十艘军舰和数百架飞机。战争需求以及主要国际贸易航线、投资和金融市场遭受的冲击,可能使全球经济损失达到数十万亿美元。

最后还有军事资源问题。1979年美国作出对台承诺时,中国大陆军队远非美军对手。如今,中国军力强大,而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限真实且明显。美国仍有一些优势,但中国海军正迅速缩小余下的差距。中国的导弹能力同样构成重大挑战:它既能威胁美军基地,也能迫使美国军舰远离中国海岸行动。美军自身导弹库存是否充足也受到广泛质疑,尤其是在伊朗战争令人怀疑美军持续作战能力之后。美国是否做好了应对无人机主导战争的准备,同样存疑。在2026年伊朗战争中,美国未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面对全球无人机生产的领先者中国,表现几乎肯定会更差。

美国当然可以动用军力,增加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难度,但能否比大陆坚持更久并不明确。即便只是实施拒止作战(denial campaign),美国也将付出远超相关收益的高昂代价。成本收益如此失衡,调整对台承诺显然是明智的。对于任何围绕台湾发生的军事对抗,美国都应从战略模糊转向明确的不干预政策。

菲律宾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使华盛顿不仅承诺保卫菲律宾主要岛屿,也承诺保卫其在南海声索的岛礁。中国攻击前者的可能性很小,但后者受到严重威胁,或误判引发冲突,并非不可能。菲律宾军力薄弱,很可能无法抵御中国对其偏远声索地区,甚至其最西部领土巴拉望岛发起的认真夺取行动。因此,在现行共同防御条约下,美国很容易为了南海海域中一些人所谓的“岩石和珊瑚礁”,被拖入与中国的直接战争。

要证明承担如此巨大风险是合理的,保卫菲律宾及其外围声索地区,就必须能够显著而持续地推进美国利益。

事实并非如此。支持这一广泛承诺的人,主要依据菲律宾的地缘战略价值。他们的论点分两部分。

首先,共同防御承诺能为美国带来好处,包括使用菲律宾基地和机场的权限。如上文所述,2014年《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签署后,美国逐步增加在菲投资,修建新跑道、更大的港口和海军设施,尤其集中在吕宋岛北部。

其次,共同防御协定的支持者认为,中国如果进一步扩大在南海的领土控制,将新夺取的岛礁军事化,甚至控制巴拉望岛,就能更容易地截断海上商业运输、扰乱全球贸易。

这两种理由都不足以证明美菲关系应维持现状。首先,保留对菲防御条约,并不能保证美国获得其希望使用的基地。有人会说,无论获准与否,美国都会照用这些基地;但伊朗战争及其他历史案例并非如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试图以武力重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就因沙特阿拉伯拒绝美军飞机从其领土起飞而被迫暂停。同样,2003年土耳其拒绝美国使用其基地入侵伊拉克时,美国修改了作战计划,而没有无视盟友的限制。

而且,中国先进的导弹能力,使这些靠近中国海岸的固定基地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用。一旦发生冲突,这些设施地点很容易成为中国导弹和无人机的目标,因而更像负担,而非资产。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完全不需要前沿行动,但既然可以通过租赁及其他临时安排获取,仅为基地准入而保留美菲同盟或任何同盟,都不是充分理由。

如果美国放弃对台承诺,吕宋岛北部的这些地点也就不再是美国战略规划所必需的。

至于南海或周边航道通行受限的担忧,如前所述,即使不再控制更多领土,中国很可能也已具备封锁南海航路的能力。美菲同盟并不能帮助美国规避这种风险。

如果美国将承诺收窄,仅为菲律宾主权提供某种军事支持,或许有利于美国。菲律宾确实占据重要地理位置,一旦南海受到阻断,其群岛水域可以成为商业或军事运输的替代通道。但只有将南海浅滩及巴拉望岛排除在外,这种承诺对美国才具有战略意义。

例如,美国可像在许多其他国家那样,争取保留一些军事准入地点、港口与机场,用于轮换部署海空力量。在危机中,如果无需卷入与中国的直接战争,美国可以提供一定作战支援或海空后援,协助保护菲律宾主要港口和机场。不过,这种严格限定范围的军事支持,无须纳入共同防御条约,甚至无须正式安全伙伴关系。因此,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至少应重新谈判,改成范围小得多、限制更明确的承诺。

澳大利亚

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共同防御承诺成本较低;在军事划分上,澳大利亚属于太平洋战区,但地理上并非亚洲。澳大利亚面临的直接军事威胁很少,同盟不太可能将美国拖入冲突。但这一承诺的收益也低,对推进美国战略利益的明确帮助不大。澳大利亚或许会协助美国保障地区航道通行,但不太可能承担更多。这个程度的合作不需要条约承诺,毕竟它也符合澳大利亚自身利益。

与澳大利亚维持安全伙伴关系是合理的,但无须采取同盟形式。美国一直通过AUKUS、国防工业合作及轮换部署等安排扩大与澳合作,提高澳大利亚作为前沿行动基地的价值。保留在澳基地准入与一定轮换军事存在,也有助于保障与美国有关的商业贸易使用东南亚海上航线及咽喉要道。但这种伙伴关系无须包含共同防御条款。

日本

美国可以结束对澳大利亚、菲律宾和韩国的同盟承诺,而不产生重大后果;但至少在近期,对日关系可能需要采取不同做法。

日本仍是地区力量均势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保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不意味着必须让日本继续作为正式条约盟友,但确实需要确保日本不进入中国的势力范围。如前所述,日本完全追随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其自身民族主义及对北京的历史积怨都是重要原因。不过,确保这种情况绝不发生,似乎足够重要,值得美国作出一些防范,尤其是在成本适中的情况下。这不意味着要维持有共同防御条款的同盟,但可能意味着更慢地缩减美国承诺和兵力,以及保留范围稍广的长期安全关系。

如上所述,日本继续保持独立,确实关系美国利益;但美国当前的承诺过于宽泛,原因有三。首先,地理范围过大。如果美国在本地区的主要利益,是维持防止中国主导的地区力量均势,那么日本整体的战略取向十分重要,但钓鱼岛等外围领土声索的归属并不重要。然而,美国安全承诺仍涵盖这些小岛和岩礁。

其次,日本虽是富裕、技术先进的国家,美国广泛的承诺却削弱了它充分投入国防的动力。最后,日本外围岛屿乃至冲绳或许较为脆弱、难以防守,但日本本土并非如此。日本四面环海,与中国领土的距离远大于台湾岛;只要合理配置拒止能力,就容易防御。

因此,美日安保条约既无必要,也适得其反:它向日本保证应对某种所谓的“侵略”,而这种“侵略”不仅不太可能发生,即使发生,日本也基本能够自行应对。

更值得关切的是,美国若减少对本地区国家的军事承诺,日本将如何反应。有两种看法。一种已在前文讨论:日本会投资国防,包括获取核武器,建立其他伙伴关系,以制衡强大得多的中国。

另一种认为,日本出于无法及时完成再武装的担忧,会选择顺应中国要求,实质上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在民族主义首相高市早苗执政期间,后一种结果不太可能,但未来不能排除。日本宪法对军事活动的限制,以及现行“无核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再武装能力。这可能使日本在某些情形下比一些人预计的更倾向于迁就中国。

《自由联系协定》国家

……

小结

总的来说,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众多军事承诺中,只有少数值得以某种形式保留。现有的美韩、美菲、美澳条约关系,可以逐步结束,或转为更灵活的临时性安全伙伴关系,而不损害美国利益。美国也应结束对台湾地区的有限承诺,关闭为这座小岛与大陆交战的大门。对COFA国家的承诺可以保留。对日本的承诺应收窄,并逐步退出;但节奏应慢于本地区其他国家,以便在日本转向自立时提供安抚。

随着常规防务承诺收窄,核承诺也应结束,即不再以美国“核保护伞”提供安全保障。

第二岛链部署态势

上一节讨论了如何调整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承诺,使其更符合美国地区利益,同时减少不必要的牵连与高风险部署。当前美军的许多部署都是为了支撑对地区盟友的安全保证,因此缩减这些承诺,也应带来相应的兵力削减。

本节提出一种修订后的部署态势,既与范围更窄的承诺相匹配,也能保护美国利益。当前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重点位于第一岛链。本文建议改采“第二岛链战略”,把重心从第一岛链的日本、菲律宾、台湾和韩国,转移到第二岛链的关岛、帕劳、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存在足以维护美国在本地区的核心利益,而且更具生存能力。由于远离中国领土,以及台湾海峡、南海等最危险的冲突热点,它也能降低与中国爆发灾难性冲突的风险。

首先,应考虑按上一节建议缩减承诺后,哪些驻亚洲美军可以撤回美国。对台军事承诺结束后,驻台美军教官应是最先、也最容易调回的人员之一。这些部队目前对美国几乎没有战略价值,却带来重大风险:它们既充当战争“绊线”(tripwire),即人员若在台湾地区遇袭身亡,可能迫使美国参战,也抬高了台湾地区对美军援助的预期。

同样,终止美韩条约后,可从朝鲜半岛撤走大部分美军,包括全部地面战斗单位和长期驻扎的空军。保留部分情报与支援单位,以及轮换海空力量,或许符合美国利益;但最多也只需相当于几个营的陆军专业人员、一个轮换战斗机中队,以及美军潜艇偶尔到访。这也可能包括携带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但美国对韩承诺结束,意味着韩国不再受美国核保护伞覆盖。

不过,这些力量是否需要始终驻留,并不明确。最佳办法,是谈判保留部分驻韩基地准入,允许情报或后勤等陆军专业营,以及战斗机中队和潜艇定期部署。这样的存在规模小、间歇性强,不足以构成战争绊线,却能让美国在双方认为符合共同利益时,灵活地从韩国开展行动。

驻菲美军规模本已很小,通常任何时点都不超过几千人。第二岛链战略下,这类轮换部署可以继续;但美国应减少在菲律宾各地的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吕宋岛和巴拉望岛,因为这些地方长期围绕台湾、南海等地区冲突情景建设。美国还应撤走目前部署在菲律宾的“堤丰”远程火力系统:它既不为支撑本文所述承诺所必需,又极易推动局势升级。美国应减少以菲律宾为基地进行实弹演习。中国确实在自己海岸部署了类似武器,但在本土部署与在几千英里之外部署,是两回事。

驻澳美军约7000人,没有必要减少,也没有必要增加。就目前而言,这一数量的轮换兵力,足以支持澳大利亚充当后勤枢纽,以及必要时的情报与防区外作战(standoff operations)基地。澳大利亚远离中国,适合在第二岛链战略中作为不易引发升级、又有实际用途的美军驻地。中国或许会抱怨美国在澳部署轰炸机和潜艇,而且AUKUS将使部署增加,但因此爆发对抗的风险很小。美国在水下领域拥有优势,潜艇又具备有效的力量投射能力,因此在亚洲前沿多部署潜艇,对美国收益很大。

至于日本,美国应逐步减少军事存在,先从生存能力最弱、与保卫台湾地区相关的部队和驻地开始,再削减日本北部与东部的兵力。

一旦放弃对台战略模糊立场,美国就可将军队撤离那些主要服务台湾防务、而非日本防务的地点,冲绳即在其中。美军近期在当地调整部署,包括临时部署远程导弹平台,以及为可能的对华战争而改编的陆战队滨海作战团,清楚表明这些部队主要是为台湾地区安全服务。保卫日本所需的并非这些装备,而是地雷、水雷、火炮、无人机和防空等防御力量。冲绳及西南诸岛其他地点的美军,深处中国导弹射程之内,极为脆弱。

美国应先撤走冲绳的全部海军陆战队。现有计划将其中5000人调往关岛,这项计划可以继续,但在关岛驻留应是暂时的;到2030年,驻冲绳的全部18000名海军陆战队员都应返回美国。

目前以轮换战斗机中队为主的嘉手纳美空军,也应调回美国。既然三泽已部署两个战斗机中队,美国是否还需要更多驻日空军并不明确,尤其是在对日安全伙伴关系收窄之后。

冲绳之外,驻日美军也应作进一步调整,但宜分两阶段。初期,应保留三泽与横田的空军部署;横田集中了驻日美军的大部分空运力量。这两处基地生存能力相对较强,部队可在危机中支援日本,也可在美国卷入东北亚突发冲突时参与地区行动。这类部署成本不高,也有一定收益。最重要的用途,是防范日本追随中国,或相反,因不安全感而仓促增强防务,例如急于获取核武器。这两种反应虽然相反,却都不能排除;分阶段削减驻日美军,有助于同时防范两者。

另一方面,华盛顿应立即将以横须贺为母港的航母打击群,以及驻岩国的陆战队航空大队调回美国,用于其他地区任务。美国航母打击群在全球范围内不足,已有大量报道。航母虽可在亚洲执行力量投射任务,但长期将一个打击群驻于日本,会限制美国的灵活性。而且战争一旦爆发,该打击群就必须离开日本,转向远处部署。横须贺可保留部分轮换海军力量,可能包括两三艘驱逐舰、一些小型舰艇,以及美国核潜艇到访。

这些调整将使驻日美军规模大幅缩小,但更具韧性:三泽保留两个战斗机中队,横田保留一个空运联队;横须贺保留轮换海军力量;座间营地保留少量陆军,主要执行后勤、情报、防空和作战支援任务。总人数约为5000人。

随着日本能力增长,应争取在2035年前进一步削减美军,最终撤除全部长期驻军,仅保留日本东部和北部少数准入地点,如三泽、横须贺及可能的其他少数地点,用于轮换部署美军海空装备,包括最多两个战斗机中队、潜艇及两三艘军舰,以及提供情报、后勤和作战 支援。这些力量除向日本表明美国将继续参与地区事务、提供一定安抚外,主要任务是与东亚地区伙伴共同支援美国海上安全行动,包括加强地区护航船队,或阻止封锁及隔离性封控(quarantine);如前所述,这些情形并不太可能发生。和平时期的部署,主要是为潜在威胁预作防范,考虑到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这样做有其理由。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些力量在危机中的作用。

最后是第二岛链沿线美军的问题;在本文建议的战略下,这里将成为美军亚洲部署的重心。目前,美国在这一带至少有8000人,主要位于关岛。第二岛链战略下,总人数可基本保持不变,或略有下降;如前所述,从冲绳调往关岛的人员都只作暂驻。但兵力应分散到第二岛链各地,包括帕劳、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以及天宁岛等小型空军基地。

……

合计而言,本文建议的部署调整,将使美国在日本的军事人员到2030年约为20000人,到2035年降至12000至15000人。部署将包括两个战斗机中队,约2030年前保留四个,此后保留部分轮换力量,以及配套的支援与空运单位;一个轮换航母打击群,以及另外约六艘军舰,多数采取轮换方式;陆军防空、情报与后勤单位;在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轮换的海军陆战队;以及在战区内外部署的五至十艘核潜艇。

这相当于较当前削减约70%的战斗机和85%的人员,同时减少约50%的美国海军水面舰艇,而潜艇数量可能翻倍。由此形成的部署更具生存能力,仍能迅速向本地区投射可观力量。同时将增加无人作战能力,包括不同航程、大小和类型的海空无人装备,用于支援动能与非动能任务,例如情报和作战支援。总体而言,本文建议将美军从中国近海后撤至第二岛链,增加那里的海军及部分空军装备,尤其是用于防御性拒止和海上安全的力量。

这一部署态势显然不足以维系美国目前的全部承诺,但足以支撑本文界定的有限利益。当然,任何兵力缩减都会伴随风险。

报告最后一节将讨论,如何在落实上述部署调整时降低风险,包括可行的时间表及对美国盟友的影响。

风险管理与实施

本文提出的调整会带来风险与挑战,值得事先考虑。

第一组挑战是盟友的反应。

……

他们若获知,美国不再无条件承诺保卫它们,并计划相应缩减驻军,可能感到愤怒和不安。一些盟友或许会决定谋求核武器。韩国与日本有能力独立获得核武器,但专家对两国实际会这样做的概率看法不一。不寻求核武器的国家,也很可能增加国防支出,并像今天的欧洲那样形成新的地区安全联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果都不会损害美国利益。盟友更多地投入防务,并能在没有美军支持的情况下自卫,对美国有利。

反对任何美军部署调整的人,提出了三项值得考虑的主要反驳。第一,收窄军事承诺、终止条约关系和减少军事存在,将损害美国信誉,令对手认为美国软弱,从而诱发侵略。但本文主张撤回所有安全保证,并从本地全伙伴区撤走大部分美军,因此这种批评并不适用。按本方案,美国将建立一套与调整后军事存在相一致的安全关系。如全文所述,鉴于相关威胁本就不太可能出现,这种部署足以防范美国经济利益面临的风险。

第二种批评是,美国盟友加强防务可能引发不稳定,增加冲突风险。例如,北京已经对其所谓日本“再军事化”表示担忧。如果日本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尤其是寻求核武器,一些专家担心中国可能发动预防性攻击或本地区其他国家接连走向核武装。韩国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形:朝鲜可能感到压力,试图在首尔完成核计划之前出手。

这些担忧是合理的。如果美国收缩常规军事存在,其核保护伞将几乎只剩虚张声势;因此,不能忽视亚洲各国对核武器产生兴趣,甚至出现核扩散的可能。核扩散虽非理想结果,却很可能发生,但不值得仅为防范这一风险,就维持当前的美军部署和整套承诺。无论如何,发展可行核计划所需的成本与技术难度等因素,很可能限制核扩散的规模。

目前常规防御能力相对进攻能力占优,尽管并非永久如此,这至少暂时构成了对核扩散的另一重约束。

任何核计划都需要时间,因此,美国应现在就与盟友及国际社会合作,管控扩散,并建立必要保障措施,以控制风险及其后果。亚洲盟友也未必一定转向核武器。日本存在文化层面的抵触,核计划的成本与难度也可能构成障碍。

一些美国分析人士的另一项担忧是,美国战略收缩(retrenchment)带来的不会是再武装,而是各国追随中国,实际上让中国获得地区霸权。一旦失去牢不可破的安全保证,亚洲各国很可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调整对华立场。美国安全保证的弊端之一,就是扭曲受保护国家的行为和激励。比较越南与菲律宾,就能看出有无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考量有何不同。越南不是中国的附庸,但作出安全决策时,会注意避免与这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邻国发生冲突。随着美国收缩,其他国家势必也会作类似考量,这是好事。

但如前所述,日本、韩国等国在失去美国保护后,即使必须对北京采取更谨慎的政策,也不太可能完全站到中国一边。菲律宾情况不同。它目前与美国重新接近,是国内政治的结果;无论美国地区政策如何变化,新领导层都可能将其逆转。美国过去经历过菲律宾更靠近中国,必要时也能再次应对。

只有台湾地区,才真正可能因美国收缩而转向政治妥协。但如前所述,这一结果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可以应对,也不会显著改变地区力量均势。华盛顿应接受这种可能性,并把重点放在无论台湾地区作何选择,都能保护美国利益上。

更广泛地说,美国应了解自身决定会如何影响盟友行为,但不应受其反应支配。为减少美国收缩造成的不稳定,华盛顿应提出明确计划和时间表,此后无论盟友如何行动,都坚持执行。提前告知盟友,美国将不再承诺保卫它们,可使其自行决定如何调整外交和防务政策。但时间表应尽量短。既然已认定美国在亚洲的大部分防务承诺与自身利益不一致,长期保留就没有道理。

……

分阶段调整驻亚洲美军,还可应对美国收缩带来的最后一项风险:中国误判,引发升级和非预期冲突。对华鹰派认为,美国一旦后撤,北京就会看到机会,先统一台湾,再征服地区其他地方。但,这极不可能。

首先,即使美国不参战,以军事手段统一台湾,对中国大陆仍是巨大挑战。而且,如果华盛顿减少承诺,台北也可能比今天更愿意同北京妥协。

美国收缩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消除中国大陆统一台湾面临的困难,例如日本西南诸岛或菲律宾声索的地区。更重要的是,除谋求中国统一外,北京并未表现出对所谓领土扩张的真正兴趣,实际上还明确否认此类目标。

更大的风险是,北京可能把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收缩,理解为美国退出亚洲;即便美国实行更克制的外交政策,这种彻底退出也不太可能。况且,即使减少对亚洲盟友的正式承诺,美国仍在军事和经济领域支持日本、韩国等国方面拥有切身利益,只是支持方式会更有限。

为避免外界误解美军力量最终将如何配置,美国务必与中国广泛、持续沟通,把部署调整置于两国已选择的关系方向,即“建设性战略稳定”(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关系的整体框架下,而非表述为退却或抛弃。华盛顿应重申其在亚洲的持久利益,同时说明有限的部署调整旨在稳定局势,而非遗弃盟友。

那么,既然安排先后次序是降低美国收缩风险的关键,最佳做法是什么?

美国首先应取消对韩国的承诺,因为韩国是最有能力在没有美军支持时应对自身安全挑战的盟友。削减驻韩军事存在,可能远比其他地区简单。这也应有助于裁减陆军编制。一个直接办法是,等已部署单位轮换回国后将其撤编,把相关装备转入储备,或分配给有需要的单位。驻韩空军可轮换回国,或重新部署到别处。美国安全承诺的相应收窄可同步进行,并在两年内完成全部部署调整,只在半岛留下少量轮换军事存在。国会确实通过法律规定了驻韩美军最低人数,但突破这一限制,只需明确说明减员为何符合美国利益。本文已经阐述了理由。

在战略重要性上,优先处理的应是最可能将美国卷入冲突的承诺,即对台政策与对菲安全保证,尤其是延伸到菲律宾南海声索的部分。解除这些承诺需要更多时间,台湾地区尤其如此;但美国应立即向地区盟友告知即将发生的变化,并开始按需要调整部署。

有人认为,美国必须缓慢地从台湾地区后撤,也许需十年甚至更久;但这意味着长期保留对华战争风险。调整美军部署和战略、结束对台正式与非正式安全承诺,以及撤走驻台美军教官也都应迅速推进。

这些调整一旦启动,第一和第二岛链的其他变化便会顺势展开。例如,美国从冲绳后撤时,应重新配置驻日兵力,并加强、分散第二岛链部署。对菲律宾的投资也应从吕宋岛转向群岛其他地区,同时撤走远程火力平台。美菲、美日安全伙伴关系宜同步重谈或收窄,明确哪些任务交由当地部队承担,以及危机时美国仍可能提供哪些支持。

总体而言,这些变化可在数年内完成。大部分可在2030年前完成,第二轮驻日撤军则在2035年前完成。

……

一种可持续的亚洲战略

本文提出的地区政策,比现行战略更可持续;如果同时裁减军队编制,成本也会更低,而且仍能保护美国核心利益。裁撤部队和能力,可以释放资源,用于新技术或其他经济领域,包括国内发展。美国也可制定更好的亚洲经济战略,因为这一缺口已被指出是美国地区政策缺失的一环。批评者会认为,本文建议让美国承受风险;但正是当前的部署和承诺,使美军暴露于不必要的战争风险。

有人会认为本文评估过于消极,美国应进一步增加对亚洲的军事支出和投资。特朗普政府提出2027财年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正持这一立场。然而,美国现行亚洲政策的问题,不只是资源不足,也关乎战略目标与资源能否匹配,即战略可支撑性(strategic solvency)。仅靠金钱,无法解决战略过度延伸,也无法纠正盟友失衡的激励,或消除美国利益与现有部署之间的错位。

更主张克制的批评者可能认为,为保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即使少量军事存在也没有必要。毕竟,如全文反复指出,所谓中国通向地区霸权的道路十分艰难,亚洲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很少,对美国经济利益的挑战也不太可能出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因其自身代价而受到遏制。

不过,美国利益遭到威胁的可能性虽很小,却并非为零;潜在威胁一旦出现,代价会很高。维持最低限度的存在,可以用可持续的方式防范这些最坏结果。如果长远而言,美国官员判断亚洲安全环境已改善,或中美关系已足够稳定,能够有效消除美国核心利益面临的全部风险 那么进一步缩减部署,包括撤除在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日本的轮换存在,就是合理的。

美国可以少花钱、少承担战争风险,并因此处境更好。美国额外承担的负担,服务的不是自身利益,而是其他国家的安全:它以美国纳税人为代价,补贴别人的防务。

美国目前在亚洲的整套承诺为何演变至此,有许多历史原因;但这不意味着现有部署最符合今天的美国利益。

事实上,要稳定中美关系,减少驻亚洲军事存在,是美国能够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外交政策的惯性很强,但决策者不应害怕重新评估现状,并依据美国利益的变化作出重大调整。

詹妮弗·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的简历:

  • 现任:美国智库 Defense Priorities(”防务优先”)高级研究员兼军事分析主任。
  • 此前经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治国方略”项目高级研究员(2022–2024);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2011–2022),期间担任兰德陆军战略项目主任三年,主持多项国防与国家安全课题。
  • 教育:哈佛大学政府学学士,密歇根大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博士。
  • 研究领域:美国军事战略、军力结构与国防预算、国防工业基础、美军海外部署与干预。
  • 代表作:与兰德前总裁 Michael Rich 合著《Truth Decay》(”真相衰退”,曾入选奥巴马夏季书单);2026年9月发表《A Second Island Chain Strategy for Asia》,主张美军从第一岛链退守第二岛链,引发巨大争议。
  • 其他身份: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任期会员,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兼职教授。

中欧达成初步贸易协议 汽车和稀土都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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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的高层贸易谈判,中国与欧盟10月9日在北京宣布达成一项初步贸易协议,旨在缓解双方因贸易失衡、汽车出口和关键原材料供应等问题而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

欧盟贸易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表示,双方就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达成了共识,相关安排有望使中国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减少多达50%。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还将改善部分欧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并推动稀土供应问题取得进展。

据美联社报道,双方此次谈判的重点是缓和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谢夫乔维奇表示,初步协议不仅涉及汽车贸易,还包括降低部分欧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以及采取措施稳定稀土供应链。不过,双方尚未公布协议的具体执行细节,协议还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相关领导人批准。

汽车出口成为谈判核心

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尤其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已成为中欧贸易关系中的重要争议。

据《纽约时报》报道,欧盟两年前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7.8%至35.3%的额外关税,叠加欧盟通常适用的10%进口汽车关税,但当时没有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加征同类额外关税。随着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欧盟汽车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持续上升。

《纽约时报》援引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的话说,欧盟公众和领导人都期待欧方迅速采取行动。谢夫乔维奇表示,双方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的共识,有望在未来四年内显著减少中国汽车对欧出口。

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共识”。这一表述显示,双方寻求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处理汽车贸易争端,而不是立即采取新的关税措施。

美联社报道指出,双方并未公布初步协议的具体内容。谢夫乔维奇则表示,相关安排可能使中国向欧盟出口的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减少多达50%,避免数百万辆汽车进入欧洲市场。

欧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有望改善

汽车贸易之外,欧盟也希望扩大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减少双方贸易关系中的不平衡。

据美联社报道,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同意降低部分欧洲商品的进口关税,涉及汽车零部件、橄榄油和鞋类等产品。这些商品目前的出口额合计接近40亿欧元。

《纽约时报》援引谢夫乔维奇的话称,相关关税调整预计每年可为欧洲出口商节省约1.25亿欧元的关税支出。不过,中欧联合声明的措辞相对谨慎,仅表示双方将继续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探讨对部分商品降低或取消关税的可能性。

因此,尽管此次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相关贸易优惠的具体范围和实施方式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稀土供应问题仍是重要议题

稀土及相关产品供应也是此次中欧谈判的重要内容。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将继续审批对欧出口稀土及稀土磁体的申请。自2025年4月以来,中国一直对稀土及稀土磁体出口实施限制,并曾表示,如果欧盟针对中国出口采取措施,中方可能进一步收紧相关出口。

稀土是电动汽车、风力发电设备及其他高技术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其供应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欧洲相关产业的生产与发展。中国在稀土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如何保障欧洲企业获得相关材料,已成为中欧经贸磋商中的突出问题。

中方声明还表示,欧洲同意帮助解决双方围绕出口管制产生的争议。不过,双方尚未就所有相关问题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多项贸易分歧仍待解决

尽管此次谈判有助于缓解短期贸易紧张局势,中欧之间仍存在多项重要分歧。

据《纽约时报》报道,双方尚未解决欧盟是否会放弃要求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等产品的关键零部件必须在欧洲生产的计划,也没有就欧盟是否继续对中国风力发电机征收反补贴关税作出最终决定。谢夫乔维奇表示,双方计划于明年初继续举行谈判。

欧盟一直担心,大量价格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可能削弱欧洲本土工业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则反对欧盟采取可能限制中国企业出口或迫使其将生产转移至欧洲的措施。

中欧此次达成的初步协议,为双方通过谈判处理贸易争端提供了新的空间,但其实际效果仍取决于具体条款、执行机制以及双方后续能否在汽车贸易、稀土供应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继续取得进展。

(综合美联社、《纽约时报》报道)

专访吴心伯: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外交总体上是行政部门的权力,是总统的权力。所以国会可以制造噪音,可以制造压力,但最后决定还得由特朗普来做。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如果中期选举以后,民主党归来,加大在政治上跟特朗普的博弈,特朗普就更加依赖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僚的支持。–吴心伯

9月中美元首会晤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正在通过经贸、AI和安全等领域的安排逐步落地。9月28日,中方公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中美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等机制安排得到进一步明确,“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进一步细化;双方同意建立AI对话机制,并计划于11月举行下一次交流;两军也同意尽快就危机沟通和预防达成谅解备忘录。在这一进程中,台湾问题上的“谨慎”能否进一步转化为约束性承诺?中国供应链的“不可替代性”将如何影响中美经贸关系?AI领域又能否从技术竞争拓展至应用和风险治理合作?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将给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带来哪些变量?《凤凰大参考》独家对话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

  核心提要 

  1. 9月中美元首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拓展出“尊重、公平、对等”的新内涵,这一表述源自中美经贸谈判中的“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并将原本适用于经贸关系的相处准则推广至整体中美关系,进一步规范双方合作方式、竞争限度与分歧管控路径。2. 在台湾问题上,面对美国将涉台议题纳入对华政策考量的举措,中国应通过相应举措增加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成本。无论美国采取“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中国都应保持战略主动。3. 从经贸关系来看,中国的“不可替代性”已贯穿供应链上下游,美国若推动“脱钩”“去风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未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可能更加务实、精细化,在涉及所谓“国家安全”且具备替代条件的领域减少对华依赖,但在非敏感领域继续保持经贸往来。4. 在AI领域,中美除了技术的竞争,也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两国可在技术应用、商业化以及风险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当前的重要障碍是美国决策者的“零和思维”,尤其在AI安全领域,中美合作“不是要不要,而是必须合作”。但由于AI风险涉及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其治理难度极高。5. 在国际地区冲突相关议题上,美国次级制裁若波及中国金融机构,可能产生“金融核弹”效应,并进一步影响美元地位,美国对此也会权衡。在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俄乌局势及朝鲜半岛等问题上,中美仍存在拓展第三方合作的空间。6.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仍需要对华关系的“成功叙事”,在中美经贸等领域取得一定进展有助于其向国内展示外交成果。但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价值观、对华投资以及台湾问题等方面的压力也可能增加。(对话丨凤凰网国际主笔宋东泽)

一、“尊重、公平、对等”六字从何而来

《凤凰大参考》: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定位丰富了“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在今年5月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时,您将其解读为从“战术稳定”提升到“战略稳定”。那么这一次拓展的内涵您如何评价?这对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意味着什么?

吴心伯:这次拓展的“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源自中美经贸谈判期间提出来的“平等、尊重、互惠”这六个字的方针。基本上,我方在中美经贸谈判中的态度也是按照这六个字的精神来处理的,所以谈判取得了进展,经贸关系也稳定了下来。而现在,双方不仅要稳定经贸关系,还需要稳定整个中美关系——五月份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达成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现在拓展了新的内涵,道理是同样的:在经贸领域,要稳定经贸关系,就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这六个字的精神;那么要稳定整个中美关系,其实这六个字也同样适用。

而具体来看,这次有一个字面上的调整:“平等、尊重、互惠”变成了“尊重、公平、对等”。美方在5月北京会晤之后,白宫的稿件中其实就使用了公平和“reciprocity”这两个词,而这两个词就是从中方的谈判精神中来的。“reciprocity”这个词有“对等”的意味,但其实跟“互惠”的意思差不多,属于同一个英文词有两个不同的翻译。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六个字就是比照中国在经贸谈判期间秉持的六个字的精神来的。现在在双方讨论以后,把这六个字应用于整个中美关系,来谋求整个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美方在口号和概念上的重视程度其实也是相当之高的。特朗普于此次在白宫的欢迎致辞中也特地提到,他和习主席建立了“以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基础的伟大友谊”。所以美方也提这个东西:一个是相互尊重,还有一个是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那就要讲究公平和对等。因此,这六个字反映的是中美之间关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最新共识。

《凤凰大参考》:您此前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下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比以往更谨慎的处理方式,这是维持关系总体稳定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尊重、公平、对等”的新内涵下,您认为美方在台海问题上的“谨慎”能否转化为更具约束力的政策承诺?

吴心伯:我觉得美方必须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倒不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原则本身——因为原则是限制不住美国人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习主席这次访美重点阐述了我们的对台政策立场。习主席讲的主要是三层意思:第一,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就是要追求国家统一;第二,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因为从特朗普访华以后,他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是比较谨慎的;第三,处理好台湾问题是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那中美的战略稳定包括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合作,都无从谈起。这是告诉他,后果在什么地方。另外一个,我们讲最重要的是:我们手上有牌。如果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后退、损害我们的核心利益,它就会在对华关系中遭受巨大的利益损失。所以我们讲的“尊重、公平、对等”这个“尊重”,首先就是要尊重我们的核心利益,也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在习主席访美之前,谢锋大使在《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就讲到了中美关系的四条红线——当然,以前习主席跟拜登也提到过——就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应该讲,这六个字的新内涵,进一步规范了接下来中美合作的方式、竞争的限度,还有分歧的管控。这六个字把这些方面都管到了。

二、美国对台战略“模糊”也好“清晰”也罢,中国都掌握绝对主动权

《凤凰大参考》: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中美关于台海的具体问题,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前后,他一度将一笔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称为可以对华使用的“谈判筹码”,美国官员随后又宣称,这笔军售并不取决于中国的行动。这再次暴露了该议题的解决难点,外交交涉往往难以遏制美方持续推进军售。您认为中国应通过何种方式处理这一问题,才能避免美方将对台军售筹码化?

吴心伯:过去我们应对这个问题,差不多是外交上的抗议,对美国的一些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以及包括在台海进行一些军事演习,施加一点压力。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分量不够,对美国的打击没有让它感到疼。我觉得今后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加大对美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打击。比如说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卖了10亿美元、20亿美元,那中国就取消跟美国的采购合同,比如说两倍、五倍于美国对台军售金额的对美采购合同,让美国在经济上付出代价。

《凤凰大参考》:除军售之外,美国整体涉台战略的走向也引发广泛讨论。近年来,美国内部鼓吹放弃所谓“战略模糊”的声音不断出现。与此同时,美方持续推进对台军售,还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推动“美台无人系统”联合开发、深化军事技术合作,并考虑扩大台湾参与地区军事交流。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逐步放弃所谓“战略模糊”?从战略层面来看,这种变化又可能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是战略清晰也好,还是战略模糊也好,我们都不要太在意,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台海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操之在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有强大的实力和决心,以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只能根据中国的选择来确定政策,而不是以战略模糊、战略清晰来决定中国对台政策的走向。其实你看拜登四年四次表态,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要保卫台湾,这是战略清晰的,到了特朗普,他不这么讲了,他现在搞战略模糊。

但是实际上,拜登搞战略清晰也未必那么清晰,特朗普搞战略模糊也未必那么模糊,什么意思呢?因为拜登搞战略清晰说美国要保卫台湾,真的打起来了他就保卫吗?他有这个胜算吗?他付得起这个代价吗?特朗普搞战略模糊说我不讲介入也不讲不介入,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如果两岸爆发冲突,美国介入没有胜算,代价太大。所以我觉得不要在乎它什么清晰也好,模糊也好,关键是台海问题操之在我,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就行了。

三、台积电若赴美将“偷鸡不成蚀把米”

《凤凰大参考》:台湾半导体产业也正在成为中美博弈中的一个重要变量。9月2日,台湾方面表示当地企业计划追加约200亿美元赴美投资;此前,台积电已将美国投资计划扩大至2650亿美元。在美国的推动之下,台湾先进半导体产业更深地嵌入美国供应链。美国刻意将科技产业博弈叠加到台湾问题之上,会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这么做其实很简单,就是担心台海如果爆发冲突,那么就会影响到美国芯片供应的可靠性。所以它主要是考虑到芯片供应的可靠性,你不能在台湾生产卖给我,你必须到我这来生产,这样我才放心。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台湾本来觉得自己配合美国,到美国去设厂、去生产、去解决美国对于供应链的担忧,这样好像就等于给了美国一份厚礼,拉近了“台美关系”的距离,美国可能会更支持台湾,但是我觉得后果可能恰恰相反。

因为美国传统上关注台湾有地缘政治因素,但是现在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讲,他主要考虑的就是高端芯片的问题。如果台湾企业能够在美国生产足够供应美国市场的芯片,那他就不用担心台海的风险。这样一来,台湾实际上对美国的价值大幅下降。本来台湾以为可以通过投资美国生产芯片,争取更多的美国的保护,实际上反而是降低了自己的价值。特朗普一看,反正我芯片有保障了,who cares台湾你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台湾很可能就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是这样一个结果。

四、美国“脱钩”喊出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不可替代性”超出想象

《凤凰大参考》:从半导体产业延伸开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整体走向同样值得关注。关于中美经贸问题,您此前提到,判断一国在经贸博弈中的韧性,不能只看贸易额,还要看关键领域的“不可替代性”。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这种“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哪些领域?

吴心伯:我觉得中国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很多领域,几乎是在一个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都有。比如说讲到上游,大家很快就想到稀土、关键矿产以及原料药,这是美国要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地方。但是中游的话,其实有大量的中间品,美国也是离不开中国的。比如说现在美国发展AI要建很多的数以千计的数据中心。那建这些数据中心,各种计算机和电气设备,实际上都要从中国进口,所以离不开中国。还有在高端制造领域,比如说机器人、无人机,美国也是要依赖的。所以应该讲,中国的不可替代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对这一点,美国现在也越来越清醒甚至痛苦地意识到了。 

《凤凰大参考》:面对美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举动,中美经贸并未走向彻底脱钩,这一状态后续会如何发展,未来双方的经贸联系又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吴心伯:我觉得以前美国人提出来的脱钩也好,去风险也好,这些口号喊出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刚才已经讲到了,美国现在发现几乎在供应链的全链条都有要依赖中国的地方。所以它脱不了钩,也没办法“去中国化”。所以我觉得今后美国的对华经贸政策恐怕要越来越走向务实,就是要重新确定对华经贸关系的边界。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哪些领域美国真的是因为所谓的“国家安全”必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而且它是做得到的;在哪些领域它想摆脱但是做不到,那就妥协一下,找到一种折中的安排;还有在一些所谓的非敏感非战争领域,不需要脱钩,也没有什么风险,那就继续开展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所以我觉得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大概率必须朝着一个更加务实、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确定对华经贸关系的新边界。

《凤凰大参考》:所以中美经贸可能会演变为一个部分脱钩的状态? 

吴心伯:拜登时期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部长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在上海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中美贸易中“有问题的”只是1%,其他99%都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说要脱钩,那可能只有1%是非脱不可而且美国也是做得到的,但是99%、98%是不需要脱钩的。那么这样就有了一个边界,就知道怎么样重新来界定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这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期是非常重要的。

五、中美AI合作最大障碍是美国的“零和心态” 

《凤凰大参考》:经贸之外,科技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当前中美在先进芯片、AI技术等领域的角力仍在加剧。从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对华出口政策的反复调整可以看出,美国既希望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算力,又难以完全忽视企业的商业利益。在科技领域的较量持续升温的情况下,中美能否在AI领域实现有限合作,还是说,随着大国战略博弈延续,AI领域也很难出现实质性协作?

吴心伯:我觉得如果实事求是来讲,中美在AI领域已经有合作,未来需要有更多的合作。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决策者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零和的心态来看待中美AI产业的发展。他觉得他不仅要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而且要尽可能地打压、放慢中国AI发展的步伐,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所以这样一来,就导致中美之间合作的现实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合作的潜力也没有发挥出来。 

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中美之间合作的可能和现实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AI可以分成AI技术的开发,AI技术的应用、商业化,还有AI的治理和风险管控。其实在这三个领域中美都是有合作的。比如说AI技术的发展,美国是技术上领先,但是中国也做出了贡献。像美国很多AI企业,现在越来越多地在用中国AI公司的模型。我们是开源的,而且我们这个资源是比较便宜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选择使用中国AI的模型。在AI的应用端,你今后会看到,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我们走得快,所以不管是应用于机器人,还是应用于高端制造,其实美国是需要的,这是中国的强项。在治理端,我们看到AI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会带来很多的风险。中美作为AI领域两个领先的国家,大家必须来讨论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哪些风险,怎么样识别这些风险,怎么样管控这些风险,怎么样加强合作。所以,事实上在AI领域中美有大量合作的空间。关键就是美国人现在心胸太狭窄了,老是觉得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先就要打压中国。所以他就无视了这种合作的必要性,无视合作这样一个现实,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凤凰大参考》:您刚才特别提到,中美在共同防范AI风险的问题上有合作空间。有观点认为中美在防范一些极端风险上存在共识,比如都不希望强大的AI被恐怖组织等恶意利用。您觉得,防范这类风险能不能成为中美开展AI安全合作的一个切入口?

吴心伯:我觉得中美在AI领域的合作就是应对AI风险。这个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必须合作的问题。因为AI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颠覆性的挑战,它的风险现在远远没有被人类所认知到。所以随着更多风险的可能性暴露出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关注。 而且AI风险是有独特性的,AI可能完全就是一个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公司,就不一定是国家了,所以更多的涉及非国家行为体就没办法去掌控,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多了。而且AI还在刚刚开始应用的阶段。未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各种形式的甚至颠覆性的危害和风险,这个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所以管控AI风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很大的。

六、美对伊次级制裁后果需自负,其他地区议题可成为中美合作抓手

《凤凰大参考》:把视野放到更广泛的国际局势,俄乌、美伊等地区冲突同样在影响中美关系。8月24日,美国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推出针对伊朗的次级制裁,波及中国内地、香港等第三方市场。与此同时,美国对俄制裁也持续影响中俄正常经贸往来。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正常经贸合作也面临更大的次级制裁风险。在您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如何既维护正常经贸合作,又避免被美国的制裁体系牵制?这种制裁外溢又会如何改变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

吴心伯:我们以美伊冲突为例,美国要加大制裁,包括威胁要对中国动手。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立场就两个,第一个,反对美国的制裁,就是告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你的制裁是没有道理的,是没有国际法意义的。在伊朗问题上,当年奥巴马时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是达成了美伊协议的。最后是美方单方面破坏了协议,违反了国际法,然后去年和今年又两次单方面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既违反了国际法,又是一个侵略者。美国本身在伊朗问题上就是处在一个既违法又不占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上。所以美国搞的这个制裁,实际上本身就是不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就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如果制裁,可能是威胁针对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和国有银行,那我们就要给美国讲清楚,你如果这么做后果在哪里。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我们大部分的对外贸易都是用美元支付的,我们还持有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债券。所以中国对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国的国债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如果美国要制裁中国的银行,那就是引爆了金融核弹。那由此带来的中国的去美元化冲击,你后果自负。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金融大国,如果去美元化,那你得好好掂量掂量。所以把这些东西跟美国讲清楚,刚才讲过了,美国人会算账,他知道该怎么做。

《凤凰大参考》:除了制裁带来的经济影响,当前俄乌冲突、美伊冲突等地区热点也在持续牵动全球安全形势。中美虽然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避免冲突失控、保障能源和航运安全等方面,仍然有一些共同利益。那么,中美有没有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开展一些实际合作?

吴心伯:我觉得当下比较紧迫的当然是美伊冲突,中东的问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关系到世界范围的能源供应,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向。那么这个领域中美有没有合作的空间呢?当然有,因为对中国来讲,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自由通行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希望尽快地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我们一方面可以做伊朗的工作,就是美伊冲突不应该拿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人质,因为这是一个国际通道、国际水域,有广泛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做美国的工作,告诉美国你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战争是不对的,你要认错,然后要纠正你的政策,不仅不能再打,也不要搞什么经济制裁,你该赔偿就赔偿,该保证不再对伊朗动武就要做出保证,这样一来,伊朗才能够相信你,跟你达成新的协议。所以我觉得中国要做的就是做双方的工作,既要做伊朗的工作,更要做美国的工作,这样我们的立场才有建设性。

《凤凰大参考》:除了美伊问题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地区性的问题最可能成为中美开展有限合作的切入点?吴心伯:我觉得其他的比如说俄乌冲突、朝鲜半岛问题,都是中美可以合作的。俄乌冲突问题上现在特朗普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外交努力,俄乌谈判相关各方也发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我觉得一旦直接相关方愿意坐下来谈判,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道,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因为最后俄乌如果达成协议,恐怕不是一个双边的协议,而应该是一个多边的协议。包括美国、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国家,可能都要充当这个协议的担保人,就有点像奥巴马时期美伊协议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当然是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朝鲜半岛问题也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李在明政府希望改善南北关系,推进半岛和平进程。特朗普也屡屡表态,希望跟朝鲜领导人见面,讨论改善美朝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跟朝鲜的友邻关系,发挥一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作用,包括促进沟通,甚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供有关各方去考虑。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可以合作的地区国际问题还是很多的。过去特朗普政府,特别是他第一任期,他的外交议程很狭隘,只关心他关心那些事情,比如说跟中国他只关心贸易。第二任期除贸易以外还有芬太尼问题,现在发现好像还不止,伊朗问题出现后,其实美国也是希望中国帮忙解决问题,俄乌问题上中国也能够发挥作用。本来中美这两个大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就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如果我们在元首外交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中美在第三方的合作,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也就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增加了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积极动力。

七、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希望借中美关系打造外交政绩

《凤凰大参考》:最后,我们把视线从地区热点拉回美国国内。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您认为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还有多大的调整和谈判空间?

吴心伯:我觉得特朗普在对华外交上还是依赖于成功叙事,意思就是你看我跟中国的关系处理得好,这是我外交的一个亮点,不仅要稳住对华关系,而且要能够取得进展。比如说在贸易问题上,在打击毒品执法合作领域,这都是他可以在国内对选民展示的成果。

《凤凰大参考》:如果中期选举后民主党重新控制国会,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段的对华政策?长期来看,又会如何影响特朗普任期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吴心伯:民主党如果控制众议院,在对华外交、对华关系上,其影响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它会批评特朗普跟中国搞关系主要就是做生意,不重视人权、民主、价值观,所以不行,你必须重视这些问题,所以要打价值观牌,这是一个冲击。 第二个,特朗普可能会考虑,比如说中美之间要成立一个投资理事会,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投资理事会,推动中国扩大对美投资?特朗普觉得这对美国经济是好事情,中国来投资提供就业、创造税收是好事情。但是民主党基于背后的工会势力,可能会担心中国这边的投资,特别是对美国汽车业的投资。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写信给特朗普说,你不能开放美国的汽车市场。拜登的时候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加征了100%的关税,就是要阻止中国去投资。民主党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要求特朗普对中国的投资严加看管、严加控制,这是第二个有可能的影响。

第三个领域就是台湾问题。我们看到,从5月中美元首会晤到现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总体上还是处理得比较谨慎,包括军售等等。民主党回来以后,可能会说发展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必须向台湾提供武器,你得给台湾卖武器。所以这也会影响到台湾问题的处理。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但是我想主要可能就是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凤凰大参考》:那您觉得国会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制约可能有多大?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于国会的无视似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吴心伯:外交总体上是行政部门的权力,是总统的权力。所以国会可以制造噪音,可以制造压力,但最后决定还得由特朗普来做。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如果中期选举以后,民主党归来,加大在政治上跟特朗普的博弈,特朗普就更加依赖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僚的支持。共和党里面有不少亲台势力,他们可能就会说我们可以支持你,但是总统现在你得给台湾卖点武器,好久没卖了。所以民主党讲的话特朗普未必听,但是共和党讲的话恐怕他就不得不听。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民主党的压力实际上是通过共和党来体现出来。 

《凤凰大参考》:感谢吴心伯教授的深度分析,为我们厘清中美在台海、经贸、科技与全球治理等议题上的博弈。

美国暂停八家科技公司参与H-1B签证项目,九所大学因J-1签证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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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联邦政府将暂停微软、奥多比(Adobe)等八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PERM)计划。该计划是持有H-1B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职业移民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因“涉嫌J-1签证欺诈”面临调查,调查传票已经送达。

被暂停的八家公司为:微软、奥多比(Adobe),以及六家IT外包巨头——高知特(Cognizant)、印孚瑟斯(Infosys)、塔塔咨询(TCS)、威普罗(Wipro)、HCL科技和凯捷(Capgemini)。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劳工部将不再接受或处理涉及这些公司的任何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

万斯指控这些公司在招聘时刻意压低在美国本土的职位广告投放,以便用外籍员工替代美国工人,并点名微软去年裁员约6000名美国员工的同时使用了6300个H-1B名额和近3000个绿卡名额。据劳工部数据,自2009年以来,这八家公司累计提出了近300万份外籍劳工申请,获得超过23万个H-1B批准和10万余份永久劳工认证。估计约5万名H-1B持有者的绿卡计划可能受到影响。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暂停针对的是绿卡申请通道,并不会取消相关员工现有的H-1B身份。

在J-1签证方面,万斯点名的九所大学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万斯指称这些学校利用J-1访问学者项目压低美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工资水平。麻省理工学院发言人回应称,该校已收到一份“范围非常广泛”的传票,正在审阅,并强调每一位J-1持有者都经过美国政府的审查和授权。

这一系列动作是特朗普政府收紧职业移民政策的延续:8月24日,国土安全部提议对H-1B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去年9月发布的10万美元H-1B费用公告已延期至2027年9月;10月7日,国土安全部又提议向大学为每名国际学生首次申请OPT(选择性实习训练)收取7万美元费用,延期再收3万美元。

H-1B与J-1签证持有者规模

美国目前约有60万至73万名H-1B签证持有者。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数据,2025财年共批准40.6万份H-1B申请(包括续签),其中印度出生者占69.9%(约28.4万人),中国出生者占12.1%(约4.9万人)。按此比例估算,在美H-1B持有者中印度人约49万,中国人约8万至9万。

J-1交流访问者方面,2025年约有27.5万人来美参加各类交流项目(2024年为30万人)。在高校相关的类别中,中国是最大来源国:2025年新增研究学者1.76万人中,中国占4129人居首,印度1588人居第三;新增高校学生交流访问者3.2万人中,中国3513人居首,印度935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宣布制裁的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白宫向微软CEO纳德拉颁发了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而微软正是此次被暂停名单上的第一家公司。

资料来源

1. CNN:Trump admin bars Microsoft and other tech companies from seeking permanent residency for foreign workers

2. 新华社:美政府暂停多家科企外籍员工绿卡申请 调查9所大学涉签证问题

3. 美联社: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suspending Microsoft from a green card program

4. 彭博 via Moneyweb:Harvard, MIT face visa probes amid US crackdown on global talent

5. USCIS FY2025 H-1B approvals data

6. 美国务院 J-1 BridgeUSA 2025年数据

两科技巨头纽时辩论:盖茨警告AI风险逼近,黄仁勋反驳“末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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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但它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未来?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纽约时报》的深度专访中,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的两次采访中,盖茨警告称,人工智能已经具备助长生物恐怖主义和大规模网络攻击的能力,未来几年还可能对就业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因此不能指望科技企业自行管控风险。黄仁勋则认为,围绕人工智能的恐慌已经过度,技术进步更可能在改变工作内容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他主张把安全问题作为工程问题解决,而不是急于引入新的监管措施。两人都相信人工智能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但对于如何应对转型期的风险、如何平衡创新与安全,以及政府和企业应承担什么责任,他们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

盖茨接采访的六大要点

  1. 盖茨认为,人工智能助长网络攻击和生物恐怖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

盖茨承认,未来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失控并危及人类生命。但他认为,人们尚未充分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现实风险:人类利用现有的人工智能系统制造破坏。

盖茨表示,今年早些时候,人工智能已经跨过了他所说的“生物门槛”和“网络门槛”——也就是具备设计新分子,以及迅速发现并利用代码漏洞的能力。

他说:“人工智能已经跨过了一道门槛:它能够帮助生物恐怖分子杀死数亿人,这种能力今天已经存在。发动网络攻击、扰乱所有银行账户、关闭电网的能力,也已经存在,而且我们知道情况确实如此。”

  1. 盖茨认为,让人工智能实验室自行监管是“疯狂的”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埃兹拉·克莱因秀》中表示,人工智能行业不需要新的监管,因为企业本身就有动力推出安全的产品,否则就可能遭到起诉。

当主持人埃兹拉·克莱因向盖茨提出这一观点时,盖茨回应说:“我几乎不敢相信你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人类涉足过的最危险的事物。”

盖茨以其他行业为例,质疑为何人工智能行业可以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和事后诉讼来保障安全。他指出,药品需要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审批,航空业有安全监管机构,汽车也有安全带等强制性要求。

他认为,社会建立安全制度,不是为了在事故发生后让责任方破产,而是为了事先保护公众安全。

  1. 盖茨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就业“灾难”

盖茨承认,迄今为止,人工智能创造的就业岗位无疑多于其取代的岗位。但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一旦人工智能模型的可靠性达到一定水平,大量工作岗位就可能被取代。

他说,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在会计、法律工作、电话销售和电话客服等领域跨过这一门槛。这些服务可以全天候运行、使用任何语言交流、回答各种问题,而且不需要等待。

盖茨强烈反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即随着自动化普及,人们可能会更加青睐人类提供的服务,从而推动护理、驾驶等需要人与人互动的职业增长。

他认为,人工智能的能力最终将达到足以改变消费者偏好的水平。无论是驾驶员、护士,还是电话客服人员,在人工智能进入的领域,人们对人工智能服务的偏好都可能非常强烈。

  1. 盖茨支持对机器人征税,并将部分工作岗位保留给人类

为缓解人工智能对就业造成的冲击,盖茨提出了两项主要政策建议。

第一,对机器人劳动征税。他认为,这笔税收可以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资金,同时减缓企业以自动化取代人类员工的速度。现行税收制度在他看来实际上是在鼓励,而不是抑制人工智能自动化。

盖茨提出,如果企业解雇一名员工、改用机器人完成其工作,为什么税收制度还要如此鼓励这种取代人类劳动的做法,却不要求机器人也为养老金体系作出贡献?

第二,通过监管将某些工作明确保留给人类。他提出,儿童照护、老年人照护、部分医疗服务以及部分教育工作,都可以被划为“人类专属岗位”。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完成这些工作,但应保留相应的人类就业机会。

  1. 盖茨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推动全球平等的力量

盖茨表示,人工智能可能导致较富裕国家出现大规模失业,但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它总体上将带来巨大利好,因此应尽可能迅速地推广。

他解释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农民了解最适合种植的种子,也可以为那些一生中从未见过医生的人提供医疗建议。

盖茨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1. 盖茨希望,人类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而人工智能最终可能带来“极大丰富”

盖茨仍然对人工智能可能创造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人工智能将带来令人惊叹的进步,降低食品、住房和教育的成本,并最终有可能使人类进入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对盖茨而言,关键问题在于人类如何度过眼前的转型期。

他说,当代人的任务是确保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继续掌握主动权,同时尽可能减少转型带来的伤害,包括生物恐怖主义事件,以及因失业而生活受到损害的人数。他认为,这一转型过程可能持续二十年以上。

如果人类能够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下一代将面临截然不同的问题,甚至是深刻的哲学和宗教问题:如果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物质匮乏的限制,人们为什么还需要学习?又该如何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黄仁勋访谈的六个要点

  1. 人工智能不会简单地消灭工作,而是改变工作的内容

黄仁勋认为,关于人工智能将大规模摧毁就业岗位的说法存在根本性误区。人们往往把一份工作的具体任务与这份工作的根本目的混为一谈。以放射科医生为例,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分析医学影像,但医生的职责不仅是阅读影像,还包括诊断疾病、帮助患者和指导后续治疗。自动化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使医院处理更多病例,反而可能增加对医生的需求。

黄仁勋承认,电话客服等工作内容与具体任务高度重合的岗位,确实可能被自动化取代。但他相信,人工智能也会催生新产业、新企业和新岗位。人类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照顾家庭和实现个人目标的动力,将继续创造新的需求。

  1. 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其恐惧,不如尽快学会使用

黄仁勋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负责任的乐观主义者”。他并不否认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存在风险,也承认技术进步可能带来大规模的就业结构变化。但在他看来,技术进步越快,普通人就越应该尽早掌握并利用它。

过去,人们需要学习编程语言才能充分利用计算机;如今,人们只需用自然语言表达需求,就可以让人工智能协助完成复杂任务。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有可能让更多人获得过去只有专业技术人员才能使用的能力。

对于年轻一代,黄仁勋认为,未来的学生必须学会使用人工智能,并与能够自主执行任务的AI智能体协作。他预计,熟悉人工智能的新一代毕业生将拥有显著优势,并可能推动新一轮创新浪潮。

  1. 人工智能安全首先是工程问题:无法确保安全,就不应发布产品

黄仁勋并不认为人工智能安全无关紧要。相反,他强调,企业必须对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可能造成的损害负责。

针对人工智能智能体突破测试环境、协同执行未经授权的操作等事件,他认为,问题涉及测试环境的隔离与控制、系统目标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对齐,以及工程流程是否足够严谨。企业应当查明问题根源、改进技术方案,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他的原则很明确:如果企业尚未找到确保产品安全的方法,就不应该将产品推向市场。如果实验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以至于可能对外部世界造成严重损害,那么就应该停止相关实验。

不过,与主张加强监管的人不同,黄仁勋相信,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更好的工程设计、测试和安全控制来解决。

  1. 他反对急于出台新的AI监管规定,但强调企业必须承担责任

黄仁勋认为,人工智能企业已经有充分的商业和法律动机来保证产品安全:不安全的产品可能失去客户,引发民事诉讼,严重情况下还可能产生刑事责任。因此,他不认同必须通过新的监管措施来迫使企业谨慎行事。

他同时强调,企业负责人和董事会有责任采取正确行动,不能以技术太复杂、风险难以控制为借口逃避责任。他也认可第三方安全审计等措施的重要性,并反对人工智能企业借监管之名寻求反垄断或产品责任方面的豁免。

他与采访者之间的核心分歧在于:黄仁勋更相信企业自身的责任机制、现有法律和工程改进能够解决问题;采访者则担心,在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国家竞争压力下,企业未必能够始终把公共利益放在利润之前。

  1. 开放式AI模型对创新、安全和国家技术能力至关重要

黄仁勋是开放式人工智能模型的重要支持者。他认为,世界既需要由企业控制和运营的封闭模型,也需要允许用户获取模型权重、进行调整和自行部署的开放模型。

对于企业而言,开放模型可以帮助它们根据自身数据和专业知识改进系统,减少对外部服务提供商的依赖。对于研究人员和创业者而言,开放模型能够降低创新门槛,让更多人开发新的应用。

黄仁勋还将开放模型与网络安全联系起来。他认为,开放模型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和国家开发技术,也能让它们更好地建设自身的防御能力。

谈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时,他指出,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长期受益于开源生态,开放模型社区也十分活跃。他将这一现象与中国庞大的工程师和科研人才群体、人才流动以及企业通过应用和服务而非单纯依靠模型收费的商业模式联系起来。

  1. 人工智能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其价值最终取决于能否落地应用

黄仁勋将人工智能产业比作一座由五层组成的蛋糕:能源和芯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基础设施、模型,以及最上层的应用。他认为,人工智能不只是聊天机器人或语言模型,还包括生物学、化学、材料科学、机器人、自动驾驶和医疗等领域的专用模型。

在他看来,真正改变社会的将是应用层:人工智能进入医疗、法律、制造业等领域,帮助人们解决现实问题、提高生产效率,并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

他将这场变革与电力和互联网的发展相提并论。电力让人类能够为各种活动提供动力,互联网让人们能够寻找信息,而人工智能有望进一步帮助人们获取知识、完成任务并解决问题。

黄仁勋也承认,未来某个时点,人工智能的供给可能超过市场需求,产业可能经历周期性调整。但他不认为这会否定人工智能的长期价值。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正在从实验室技术转变为真正有用的产品,其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企业能否将技术能力转化为广泛的实际应用。

特朗普对中国有利,但对美国有利吗?

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初期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后,美中关系似乎已经找到了新的运行轨道。这是我最近访问北京期间与我正式会面的几位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所表达的看法。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的研究人员,我在疫情暴发前曾居住在北京。六年多后,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代表团的一员重返北京。除了增加了几条地铁线路之外,这座城市并没有太大变化,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政策圈弥漫着一股胜利主义情绪。

一些学者和智库人士认为,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所体现的“零和式意识形态和技术竞争”相比,特朗普更具交易色彩的做法已经促成了中美关系的重启,这将使双方都受益。

他们认为,如今关税和稀土出口管制引发的激烈争端已经成为过去,两国可以着手开展一项艰难但必要的工作,即建立一种“共赢”关系,并加强在贸易、技术和安全等领域的协调。这些协调主要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以及一项目前仍缺乏明确框架的人工智能风险对话来推进。一位尤其乐观的与谈者甚至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不再那么强硬,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演变”。

对于中国可能因过度扩张而破坏这一正在形成的缓和局面,我的中国同行们很快打消了我的担忧。他们认为,缓解紧张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将促使北京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克制。他们甚至表示,中国正在惋惜美国退出多个多边外交倡议。

尽管北京淡化了特朗普提出的中美正在形成“G2”格局的说法,但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正在给中国带来好处。他已经收回了此前激进的关税政策,放松了对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并暂停向台湾运送武器;与此同时,他还称赞习近平的领导能力以及中国的实力。

以暂停对台军售为例。台海两岸的威慑取决于双方实力之间的微妙差距。推迟武器交付会改变力量平衡,使其向北京倾斜,从而可能增强北京进一步向台湾施压的能力。

因此,中国官员所欢迎的并不是一项同时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军售暂停,而是北京与台北之间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美国退出多边机构的问题。美国腾出来的席位,可以由中国或其代理方来填补。对于这类问题,中国战略界对特朗普政策的满意程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认真权衡的证据。

坐在北京,很难不同意其中许多观点。尽管中国自身也面临诸多经济问题,包括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消费数据疲软,但特朗普似乎正在为北京提供一条战略生命线,同时助推美国实力和国际声望的下降。

他损害了美国的盟友体系,而且这种损害可能已经无法逆转;削减了数十亿美元的科技和科研经费;使长期以来推动美国创新的高技能移民受到抑制;同时还加剧了国内严重的政治两极化,进一步消耗美国的活力和行动能力。与我会面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中,有许多人曾担任外交官,他们出于礼貌,没有把特朗普政策对美国长期竞争力造成的损害完整地说出来。

这并不是说缓和紧张关系对美国毫无益处。华盛顿应当积极探索重新调整更广泛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评估哪些中国对美投资可以通过降低风险而得到妥善处理,并推进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对话,以降低近期风险。

然而,除了试图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之外,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形成一套连贯的战略。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员和学者对特朗普政策表现出的热切欢迎,应该让我们警醒。诚然,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存在风险;北京认为华盛顿有意遏制中国,并阻止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崛起。

但现在,特朗普的做法却为北京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战略空间,与此同时,美国糟糕的经济、安全和科技政策选择正在削弱美国的全球地位。

特朗普“单打独斗式”的交易主义正在帮助北京,却损害华盛顿。中国对拜登多边主义政策的蔑视,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这清楚地表明,北京认为那种做法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开展合作固然重要,但更好的对华政策,应当首先利用好那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所构成的力量,而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却一直在把这些国家推的远远的。

(原文发表于《新闻周刊》(Newsweek)

Johns Creek选区和欧晓瑜的从政经历

对 Johns Creek 华人社区而言,这场对决本身已具象征意义:二十年前,这里还鲜有亚裔面孔出现在选票上;如今,两位华裔女性代表两大政党同台竞逐同一席位。欧晓瑜六年前创下的“第一位亚裔州参议员”纪录,正在被她参与塑造的新常态所丰富——而这,或许正是她从政经历中最值得记录的一笔。

从手术室到州议会:一位医生议员在亚裔郊区的三场胜选与即将到来的考验

在亚特兰大东北郊,Johns Creek 是佐治亚州最年轻的城市之一,也是全美亚裔比例最高的郊区社区之一。完全位于富尔顿县(Fulton County)境内的州众议院第50选区以这座城市为核心,另涵盖相邻 Alpharetta 市的部分地区。自2023年起,在州议会众议院代表这个选区的是第二代华裔、麻醉科医生欧晓瑜(Michelle Au)。她的从政路径,恰好与这个选区的人口变迁重叠。

从医生到议员:专业身份成为政治入口

欧晓瑜1978年出生于纽约市,父母是1960年代赴美的华人移民,均为医生。她先后就读于纽约市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 与 Wellesley College,1999年以优等成绩获心理生物学学士学位;2003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M.D.),后又在同一学校完成公共卫生硕士(M.P.H.),并接受儿科与麻醉科住院医训练。2008年,她与家人迁居佐治亚州,在 Emory-St. Joseph’s 医院从事麻醉科临床工作,育有三名子女。她还出版过医学回忆录,是活跃的公共演讲者与专栏作者。

医生身份塑造了她进入政坛的方式。无论是竞选文宣还是议会发言,她反复强调的逻辑是临床上为病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倾听、诊断、以证据决策——同样适用于公共政策。她关注的核心议题高度集中:医疗普及性、公共卫生沟通,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方法来应对枪支暴力。这份专业履历让她在一个高学历选民占多数的选区里拥有天然的说服力。

三次参选:三役皆胜,两度改写纪录

欧晓瑜首次参选是在2020年,竞逐州参议院第48选区(SD 48)。当年6月的民主党初选中,她以16,238票、77.64%的得票率大胜对手 Josh Uddin;11月大选中再以49,184票、56.18%击败共和党人 Matt Reeves 的38,358票,于2021年1月宣誓就职,成为佐治亚州参议院历史上第一位亚裔议员,也是首位当选该职位的亚裔女性。

2021年,共和党主导的州议会完成十年一度的选区重划,她的参议院选区被重塑为白人占多数、更偏保守的版图。2021年12月,她宣布放弃竞选参议员连任,转战州众议院第50选区——该席位因民主党现任议员 Angelika Kausche 不再连任而空缺。2022年5月初选她无对手出线;11月大选面对经共和党初选胜出的印度裔商人 Narender Reddy,她以11,989票、54.04%对10,198票、45.96%获胜,顺利完成从参议院到众议院的转身。2024年,两人再度对决,她把优势略为扩大,以15,868票、55.3%对12,801票、44.7%连任成功。

选举 对手 欧晓瑜得票 对手得票 结果
2020 州参议院 SD48 大选 Matt Reeves(共和党) 49,184(56.18%) 38,358(43.82%) 胜选,首位亚裔州参议员
2022 州众议院 HD50 大选 Narender Reddy(共和党) 11,989(54.04%) 10,198(45.96%) 胜选,转战众议院
2024 州众议院 HD50 大选 Narender Reddy(共和党) 15,868(55.3%) 12,801(44.7%) 连任

 

三场大选,她的得票率稳定在54%至56%之间,既没有压倒性优势,也从未真正陷入险境。这恰是 HD50 的政治写照:民主党占优,但共和党仍保有四成以上的基本盘,任何一次竞选都不能掉以轻心。

立法成就:一位医生议员的两条主线

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佐治亚州议会里,民主党议员的立法机会有限,欧晓瑜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议题设定与跨党派推动上。她最具标志性的工作在枪支安全领域:提出将私人枪支买卖与转让纳入普遍背景审查、设立购枪冷静期,以及《儿童健康安全存枪法案》,要求枪主把未成年人可能接触到的枪支安全存放,并推动安全存枪税收抵免的跨党派讨论。她的儿童安全存枪提案曾获得多年未见的委员会实质性听证。这条路线为她赢得了 Everytown / Moms Demand Action 评选的“2022年度州议员”。

第二条主线是儿童与患者健康。她被佐治亚州儿科学会评为“2022年度议员”;2025年,美国医学会(AMA)授予她杰出政府服务奖,表彰她在医疗普及与公共卫生沟通上的工作。据法案追踪记录,她推动的镰状细胞病保护等提案在2026年会期获得推进,并参与规范迷幻药辅助治疗、干细胞疗法等新兴领域。

2021年3月亚特兰大按摩馆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其中6人为亚裔女性,成为她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案发后,她牵头提出一系列应对仇恨与枪支暴力的法案。2022年11月,她与多位同僚共同创立佐治亚州历史上首个正式的两党立法亚太裔(AAPI)议员党团,并任创始成员。此后,她在州议会中的角色已不限于单一选区的代表,更成为亚裔社区在州府的代言人之一。

“把枪支暴力当作公共卫生问题来处理”——这句她反复引用的判断,既是医生的职业语言,也是她区别于传统政客的标签。

选区画像:约5.8万人,亚裔约占三分之一

第50选区人口规模不大,却极具代表性。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2021年重划方案边界),选区总人口为58,754人;亚特兰大区域委员会(ARC)根据2023年12月法院命令重划选区,2020至2024年,选区人口约为57,508人。2022年与2024年两次大选使用的并非同一张地图:后者新增了多个 Alpharetta 与 Johns Creek 的投票区,构成随之有一些变化。

图:HD 50 人口构成(ARC,现行边界,2020–2024年美国社区调查估计)

族群 占比 数值
非西语裔白人 █████████████████████ 42.2%
非西语裔亚裔 ██████████████████ 36.0%
非西语裔黑人 ████ 9.6%
西语裔 ██ 5.5%

白人仍是最大族群,但优势大幅收窄:2010年非西语裔白人占56.2%、亚裔占24.8%;其后白人下降14个百分点,亚裔上升11.3个百分点。来源:Atlanta Regional Commission, House District 50 Data Profile。

这是一个典型的富裕专业郊区:居民本科以上学历者占72.4%,贫困率仅4.4%,自有住房率约76%,平均年龄42.6岁。在选民登记方面,2024年11月大选时选区共有42,881名登记选民;当年仅州众议员一职就投出28,669票,约占登记选民的66.9%(实际投票率略高,因部分选民只投总统而不投州议员的票)。2022年该职共投22,187票。佐治亚州务卿办公室仅公布郡一级的族裔登记统计,不发布按州众议院选区划分的选民族裔数据,故“亚裔选民精确占比”无官方数字;按人口普查,2020年普查亚裔占29.5%,ARC重新划定的选区亚裔人口估计为36.0%。

选区速览

·        范围:富尔顿县境内,以 Johns Creek 为主体,含 Alpharetta 部分地区(Windward 一带)

·        人口:约 57,500–58,800 人(因边界版本而异) | 登记选民(2024):42,881 人

·        最大族群:白人(人口口径 42%–50%) | 亚裔约三成,为全州亚裔最集中的州议会选区之一

·        现任议员:欧晓瑜(民主党),2023年1月就任 HD50,此前任州参议员(2021–2023)

2026年选举:一场罕见的“双华裔女性对决”

佐治亚州众议院全部180个席位每两年改选一次,2026年选举日为11月3日。欧晓瑜将寻求她在 HD50 的第三个任期。这一次,她的对手不再是 Reddy,而是一位同为华裔女性的挑战者——共和党候选人段颖哲(Azure Duan)。段颖哲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拥有软件工程硕士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早年从事软件工程与顾问工作,后投入中医与针灸领域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这是她首次参选公职。她的政见主打降低生活成本与税负、支持小企业、教育与社区安全。

两党候选人同为华裔女性,这在佐治亚政坛极为罕见,也让这场地方选举获得了远超其规模的关注。10月8日晚,两人将在 Johns Creek 的一凡餐厅活动中心同台辩论,由社区积极分子杨大巍和刘亚伟共同主持,教育、医疗、枪支安全与家庭税负预计是交锋焦点。欧晓瑜此轮纲领延续一贯路线:加强公立学校与心理健康服务、应对青少年电子烟成瘾、推动安全存枪、降低医疗与救护车费用,并以减税与儿童保育税收抵免减轻家庭压力。

从基本面看,现任者仍占优势:HD50 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党派倾向民主党领先约13个百分点,欧晓瑜本人两度以约55%得票率获胜。但变数同样明显:中期选举投票率通常低于大选,候选人动员效率将直接决定票数;双方共享华裔身份,传统的靠族裔认同做政治动员的效果肯定不明显,选战更可能回到税负、学区与公共安全等具体议题。对 Johns Creek 华人社区而言,这场对决本身已具象征意义:二十年前,这里还鲜有亚裔面孔出现在选票上;如今,两位华裔女性代表两大政党同台竞逐同一席位。欧晓瑜六年前创下的“第一位亚裔州参议员”纪录,正在被她参与塑造的新常态所丰富——而这,或许正是她从政经历中最值得记录的一笔。

(资料来源:美联社佐治亚州选举结果、佐治亚州务卿办公室、Ballotpedia、维基百科(Michelle Au 及 HD50 选区条目)、佐治亚州议会官网议员小传、亚特兰大区域委员会《House District 50 Data Profile》、美国医学会(AMA)新闻稿、世界日报 / Chinese Media USA 2026年9月11日关于10月8日候选人辩论的报道。2026年选举信息截至2026年10月6日;未获官方选区级发布的选民族裔数据已注明口径限制。)

台海危机正逼近 利用当前平静为风暴做准备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学者秦江南(Jonathan A. Czin)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随着2028年美国和台湾总统选举临近,当前台海相对平静的局面可能只是下一轮紧张局势到来前的窗口期。作者认为,未来两年是美国与台湾加强防务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时期,华盛顿应利用这一窗口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为2028年之后可能更加复杂的台海局势做好准备。以下为原文的编译版。)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会晤,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关系敏感焦点的台海近期显得异常平静。中国军机仍在频繁越过台海“中线”,军舰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活动,中国海警也持续对附近船只进行骚扰,但过去近一年,北京一直没有再次举行在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逐渐成为常态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北京信心的上升。尽管特朗普政府并未正式改变对台政策,但特朗普今年5月与习近平会晤后发表的言论,已经令台北对美国是否继续坚定支持台湾产生疑虑。

特朗普当时表示:“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我们要跋涉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可不想这样。”

过去几年,华盛顿以及亚太地区许多人一直将2027年视为北京对台政策可能发生转折的时间点,因为习近平曾要求解放军到2027年具备应对台海军事冲突的能力。但随着2027年临近,目前看来,习近平近期动用致命武力的可能性反而非常低。习近平甚至能够系统性清洗军队高层,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并不担心短期内会爆发台海危机。至少目前,他似乎相信自己能够同时有效处理华盛顿和台北。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没有认真为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做准备。真正值得关注的下一个关键时间点可能不是2027年,而是2028年——届时美国和台湾都将举行总统选举,而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习近平很可能会对台湾2028年的选举结果感到失望,届时台海局势可能比现在更加紧张。因此,未来两年将成为华盛顿与台北加强准备的重要窗口期,以应对2028年之后可能更加动荡的台海局势。

北京押注国民党,但前景并不乐观

习近平目前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个希望之上:执政12年的民进党在2028年失去政权,由国民党重新执政。北京一直将民进党视为“分裂主义”政党,自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北京几乎没有与台湾政府保持公开接触,这与习近平对待此前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2015年,习近平曾与时任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握手,成为自毛泽东以来首位与台湾领导人进行此类会面的中国领导人。这一突破显然符合习近平对两岸关系的期待。然而,此后台湾并没有按照北京设想的方向发展,反而逐渐远离大陆,使习近平推动台湾政治进程、最终实现所谓“统一”的目标受到挫折。

对习近平而言,吞并台湾,而不是代价高昂且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入侵,才是最终目标。

北京对国民党重新执政的希望在2025年11月进一步上升。当时,郑丽文出人意料地当选国民党主席。她对中国大陆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强调两岸民众共同的中华属性,并主张恢复两岸对话。2026年4月,她访问北京并与习近平会面,而就在几周之后,习近平将在北京会见特朗普。

这次会面使习近平能够将自己的对台政策塑造成一种具有建设性、较为温和的政策,尽管过去十年来北京对民进党政府一直采取强硬路线。

习近平愿意接待郑丽文,显示她已经成为北京推动2028年后两岸政治地位讨论的重要一环。但希望并不是战略。郑丽文能否代表国民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尚且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更不用说最终赢得大选。她亲北京的立场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也并非得到广泛认同。她当选国民党主席时仅获得略高于50%的选票,而目前支持国民党的台湾民众仅占27%。

因此,到了2028年,习近平很可能面对两种局面:要么是现任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带领民进党连续第四次执政,要么是由一名比郑丽文更加谨慎、对习近平的示好更为警惕的温和派国民党领导人执政。

如果赖清德赢得连任,同时民进党重新取得台湾“立法院”多数席位,这将严重打击习近平对国民党的期待。赖清德在2024年赢得总统选举后,北京曾以他只是获得相对多数票、而国民党赢得“立法院”控制权来安慰自己,并将选举结果解读为台湾多数选民并不支持赖清德的大陆政策。

这种解释虽然带有宣传性质,但也确实是北京面对其两岸政策明显失利时的一种自我合理化。然而,到2028年,这种解释将更加难以成立,尤其如果台湾选民再次支持赖清德,并将这一结果视为对国民党较温和两岸立场的否定,那么习近平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现实:经过十多年,其对台政策仍然没有取得任何政治进展。

强化施压可能适得其反

习近平在第四个任期内可能会更加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到这一任期结束时,他将接近80岁。虽然他目前可能认为时间仍站在自己一边,但届时这种感觉可能会发生变化。

尤其如果2028年台湾选举结果令他失望,他可能更倾向于采取进一步的胁迫措施。

佩洛西访问台湾后的局势已经向习近平证明,北京可以在对台施压方面走得相当远。2022年,中国的强烈反应包括首次在1990年代台海危机以来向台湾上空发射导弹,并在台湾周边划设海上禁航区域。然而,这些行动并没有引发与美国的全面危机,也没有给中国带来明显的实际后果。

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之后,习近平对军队高层的信心也可能进一步增强。届时,他预计将重新调整领导班子,并基本完成对第三任期内被清洗的大批高级军官的替换,同时可能全面重组军队高层。

但如果要让台北和华盛顿真正重视北京的诉求,习近平可能需要采取比2022年更加严厉的措施。这可能包括持续时间更长、具有惩罚性且风险更高的军事施压行动,即使不直接开火,也可以拦截海上外国船只,宣布台湾附近多个海域禁止国际航运通行,甚至试图阻止美国通过商业运输船向台湾运送重要武器。

这些措施虽然还达不到华盛顿长期担心的全面封锁或“隔离”程度,却能够向台湾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台湾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需要得到北京的默许。

问题在于,一旦采取这种行动,北京如何结束危机并不明确。中国升级施压可能迫使台湾民众勉强接受大陆统治,但同样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在台湾形成“团结在旗帜周围”的效应,进一步增强反北京情绪。

1990年代第三次台海危机后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北京在2000年台湾大选前对民进党发出威胁,结果反而帮助民进党首次赢得总统选举。

当然,习近平也可以选择实施全面封锁,或者夺取台湾控制的、距离中国大陆非常近的岛屿。但习近平执政14年来表现出的外交风格并不冲动,也并非特别倾向于使用暴力。他更喜欢持续、渐进的施压,而不是一次性采取决定性行动。

更加冒险的做法很可能最终失败,从而损害习近平数十年来一直试图塑造的政治遗产——成为推动台湾走向北京所谓“统一”道路的领导人。

此外,封锁或“隔离”从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发挥美国的优势。在危机过程中,美国可以利用时间组织一个愿意共同对北京施加代价的国际联盟。

如果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一名对传统美国盟友关系持怀疑态度、强调“克制”的总统入主白宫,这些更具风险的选择可能对习近平更具吸引力。这样的美国总统可能质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也可能不愿重新强化美国为保护台湾所需要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即便2028年最终当选的是一名较为传统的总统,中国也可能从当前与伊朗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以及华盛顿在政治和物质资源方面长期坚持的能力。美国关键弹药库存需要数年才能补充,而与伊朗的冲突已经暴露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和海军后勤体系的脆弱性。这些问题可能延续到下一届政府,限制美国在危机中对中国采取行动的能力。

台湾正在成为“模范伙伴”

与此同时,在习近平等待2028年选举结果之际,美国和台湾拥有一个加强台湾防御能力的机会。

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结束了多年来对大陆威胁的自满态度,加大国防投入,并大幅降低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其程度甚至超过美国等许多国家。台湾也越来越表现出应对大陆挑战的政治意愿、经济实力以及初步能力。

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国防改革方面。多年来,台湾采购了大量在与中国大陆冲突中可能作用有限的美国武器系统,如今终于开始认真推动国防改革。今年5月,台湾通过一项追加预算,为军方拨款250亿美元。

台湾军队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不仅是采购新的军事能力,更是如何将这些能力真正整合进现有军事体系。今年台湾政治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就是国防改革,尤其是扩大本土无人机产业的相关拨款。国民党曾阻挠相关立法,随后在台湾11月举行地方选举之前同意通过。无论如何,政党争论的焦点已经变成如何加强台湾防务能力,本身就是一个积极信号。

台湾加强韧性的计划也并不局限于军队。台湾政府正在认真推动更加棘手的“全社会韧性”建设,在让民众认识大陆威胁以及未来可能遭到入侵或封锁的同时,又要避免造成恐慌或消极认命。

台湾企业同世界各地企业一样,也有购买廉价中国商品的诱因,但台湾政府正努力确保政府采购供应链中不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红色”零部件。

与此同时,台湾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台湾将拥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支持军事现代化。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也大幅下降。2010年,台湾对外投资中超过80%流向中国大陆,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至10%以下。

台湾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产业推动,而这一产业又从人工智能热潮中受益。台湾人口仅约2300万,却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不仅向美国出口商品,其主要企业还承诺向美国经济投资数千亿美元。

今年2月,台湾成为最早与特朗普政府敲定贸易协议的经济体之一。与大多数美国贸易伙伴不同,台湾似乎对协议结果相当满意,因为该协议缩小了台湾商品关税与日本、韩国等地区竞争对手商品关税之间的差距。

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

遗憾的是,华盛顿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日益深化的经济联系以及台北日益认真的国防姿态,反而正在削弱这些基础。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美台关系发展的方向显然越来越紧密;但本应是最容易处理的外交层面,却成为这一关系中最薄弱的一环。

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时,台北曾担心他会通过某种重大政治交易牺牲台湾利益。然而,在大部分行程中,特朗普都谨慎维持既定政策表述,直到后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出现转变。

特朗普将对台军售描述为可以用来与北京谈判的筹码,这令台湾感到不安,也打破了美国历届总统长期坚持的不就对台军售问题向中国领导人征求意见的惯例。此后几天和几周,美国高层官员不断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损害已经造成。

相比特朗普的言论,那些更加熟悉美国对台政策的观察人士更担心他的实际行动,尤其是迟迟没有推进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

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和武器采购体系存在不足,即使这项军售方案获得批准,其中的军事能力也不可能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交付台湾,这或许解释了特朗普对该方案缺乏热情。

而即便武器最终交付,台湾也仍然需要时间将这些军事能力整合进自身军力,并形成真正有效的作战能力。

然而,漫长的交付周期恰恰说明美国政府现在更应该加快行动。眼下,台湾是一个愿意加强合作的伙伴,而且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进行采购;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等待2028年选举会带来什么结果。

下一届美国政府未必拥有如此好的机会来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而台湾将需要尽可能强大的能力来应对一个日益年长、同时可能变得更加焦躁的习近平。如果国民党在2028年重新执政,它也可能不像民进党那样积极推动与华盛顿的防务合作。

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军队高层重组。这场重组完成后,也可能改变北京对台政策的计算。因此,目前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脆弱的“君子协定”,反而可能为美国和台湾利用这一窗口提供必要的外交空间,而不会立即引发一场危机。

鲁比奥雅典发表意识形态演讲:呼吁西方重拾“征服”与卓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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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鲁比奥10月7日在希腊雅典发表一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演讲,呼吁美国及欧洲摆脱对历史的“负疚感”和对衰退的消极接受,重新拥抱探索、开拓、竞争乃至征服的精神,以应对当前西方世界面临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

鲁比奥选择在雅典普尼克斯山(Pnyx)发表演讲。这一地点曾是古雅典公民大会的举行地,正对着雅典卫城和帕特农神庙。鲁比奥借助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场景,将古希腊的政治和文明传统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当前的大国竞争联系起来。

他在演讲开篇表示,西方正处于一个决定未来数十年乃至一个世纪走向的历史关头。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未来十年的选择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故事。”鲁比奥说,“我们所走的方向,将决定西方是继续屹立于世界之巅,还是听任自己走向萎缩、奴役与衰退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现在采取行动,要么将彻底失去选择行动的机会。”

鲁比奥认为,西方近年来出现了信心下降、过度反思自身历史以及对国家力量缺乏信心等问题。他警告说,西方不能接受一种“管理式衰退”(managed decline),也不能因为担心冲突和竞争而陷入停滞。

在他看来,美国和欧洲需要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重新建立竞争优势,尤其是在芯片、网络技术、无人机和太空探索等关键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选择理直气壮地追求国家力量”

作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阐述者之一,鲁比奥在演讲中将古希腊的政治传统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直接联系起来。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们选择理直气壮地追求国家力量。”他说。

鲁比奥同时强调,追求本国利益并不意味着拒绝国际合作。他认为,国家之间的联盟和合作应当建立在各自拥有强大国家认同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样能从古希腊人身上学到很多。”他说,“他们深知,忠诚于自己的国家绝非自私或错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而奋斗也绝非自私或错误。”

鲁比奥还援引古希腊思想中的“Thumos”概念。这个希腊词汇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与荣誉、勇气、激情、意志和追求卓越有关的精神力量。

他说,古希腊人相信伟大人物可以通过非凡的成就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恒。鲁比奥借此批评西方社会近年来对自身历史的过度反思,认为年轻一代不应该因为祖先曾经进行探索、开拓和征服而感到羞耻。

鲁比奥认为,西方文明的历史不仅包括战争和殖民,也包含探索、科学、哲学、政治制度以及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成就。西方社会如果因为历史上的错误而彻底否定自身文明传统,最终可能失去维护自身利益和竞争优势的意愿。

历数亚历山大、恺撒和科尔特斯

为了阐释这一观点,鲁比奥在演讲中列举了多位历史上的帝国缔造者和征服者,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古罗马的尤利乌斯·恺撒、查理曼大帝,以及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

鲁比奥提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广大地区的历史,也谈及恺撒和查理曼等人建立和扩张政治帝国的经历。他还特别提到了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军队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历史。这些人物在西方历史中的地位复杂而富有争议。但鲁比奥将他们作为一种“雄心、行动力和文明自信”的象征,用来说明他所主张的西方应该重新拥有的精神。

他还提到古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以及2500年前波斯军队入侵希腊的历史,并借用了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300名战士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军队的著名故事。

在鲁比奥的叙述中,温泉关之战象征着一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抵抗的意志。他由此强调,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在外交和其他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使用武力的能力。

“我们必须具备在慎重与外交手段失效时果断运用武力的能力。”他说。这一历史典故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并不陌生。过去美国介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一些保守派评论人士就曾将斯巴达300勇士抵抗波斯入侵的故事作为英雄主义和文明抵抗的象征。

从古希腊到基督教欧洲,再到美国拓荒

鲁比奥并没有把自己所描述的“西方精神”局限于古希腊。他将古希腊的哲学和政治传统与欧洲基督教文明以及美国的拓荒历史连接起来。他谈到中世纪欧洲建造宏伟大教堂的“基督教世界的建筑师们”,也谈到推动美国向西部扩张的殖民拓荒者。

他认为,这些历史经验共同体现了一种不断探索、建设、竞争和扩张的文明动力。他说,“我们相信,欧洲能够从长期的沉睡中苏醒,重新点燃数千年前在这里发源的火种。”

他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而不是一个不断衰退、缺乏信心的欧洲。“我们希望欧洲强盛,我们相信欧洲与西方必须存续下来。”这一表述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基本期待: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同时继续作为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盟友。

对欧洲的要求:增加军费、加强边境控制

鲁比奥此次访问希腊,是其冰岛、希腊和葡萄牙欧洲三国之行的核心环节。

在当天与希腊外长乔治斯·杰拉佩特里蒂斯(Giorgos Gerapetritis)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鲁比奥特别赞扬希腊提高国防支出的做法。希腊已经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以上,达到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防务投入的目标。鲁比奥将其视为欧洲国家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的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也是鲁比奥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作为古巴移民之子,鲁比奥长期以来一直将移民问题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议题。他在雅典表示,美国和希腊在边境安全以及打击非法移民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希腊是我们在边境安全和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极密切战略伙伴。”他说,“我们绝不希望看到西方的发源地因错误的决策或应对失误而陷入危机。”

这也是鲁比奥此次演讲与特朗普政府国内政治议程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在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中,边境控制、国家主权、军事力量和经济竞争并非彼此孤立的问题,而被视为维护西方国家政治秩序和国家实力的一整套政策。

从慕尼黑到雅典:鲁比奥再次阐述西方文明观

此次雅典演讲也是鲁比奥第二次选择欧洲历史文化象征性地点发表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演讲。

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鲁比奥曾向欧洲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批评欧洲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并警告欧洲可能面临所谓“文明抹杀”的危险。

与慕尼黑讲话相比,此次雅典演讲虽然延续了对欧洲衰退、移民政策和西方文明自信的担忧,但鲁比奥没有再次使用“文明抹杀”这一颇具争议的说法。

不过,他在雅典所传递的信息更加系统地体现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近年来形成的一套历史观和世界观。这一思潮的一些重要思想构建者认为,美国和欧洲不应该因为祖先曾经进行殖民、探索和征服而持续道歉。相反,在中国等非西方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西方社会需要重新建立文明自信,并恢复在全球竞争中的主动性。

将中国等非西方力量置于更广泛的大国竞争背景下

虽然鲁比奥的演讲大量使用古希腊、罗马和欧洲历史典故,但其现实指向十分明确。

特朗普政府目前将中国视为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最重要的长期竞争者之一。鲁比奥此次谈到芯片、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网络、无人机、太空探索以及工业能力,实际上都与美国试图保持对关键战略技术和产业链的优势有关。因此,他所说的“西方复兴”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复兴,也包含经济、军事和科技竞争的含义。

在鲁比奥看来,如果美国和欧洲继续接受相对实力下降的趋势,那么最终不仅会影响西方的经济地位,也可能削弱其军事安全和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他还将中东安全问题纳入这一更大的竞争框架。在演讲后半部分,鲁比奥猛烈抨击伊朗现政权,将其称为“伊朗的激进穆拉”。

“西方必须存续下来”

鲁比奥此次雅典演讲虽然充满历史典故,但其核心是强调在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实力不断增长、美国与欧洲自身又面临人口、经济、军事和政治挑战的情况下,西方是否仍然有意愿和能力维持其全球影响力。

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西方必须重新建立国家力量和文明自信。“我们希望欧洲强盛,我们相信欧洲与西方必须存续下来,”鲁比奥说。

他结束对古希腊历史的回望后,将话题重新拉回当代世界。他认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必须重新认识到国家利益、军事实力、科技优势和边境控制的重要性,并在面对竞争和威胁时表现出更强的行动意志。

此次演讲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的一次集中阐释:西方不应再以“衰退管理”为目标,而应该重新追求力量、竞争和卓越。西方不仅需要守住现有的国际地位,还需要重新找回他所认为曾经推动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那种雄心与意志。

(综合路透社、美联社和《纽约时报》报道;图片来源:美国国务院)

华盛顿“习特会”观察:成长中的新共识与试探性“触底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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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用打破惯例的盛大礼仪、“二战盟友”的温情话语以及一份充满交易色彩的成果清单,为其战术收缩与经济止血贴上了光鲜的标签;华盛顿鹰派高官关于“沟通有理”的表态,也印证了一股战术沟通的新风气正在萌芽;而中国则以去商业化的定力与在岸上的冷静,为自身的经济修复与结构再造赢得了宝贵的战术窗口。–刘学伟

序章:被重新锚定的现实主义

2026年9月的华盛顿,充斥着一种极其诡异而又绚烂的外交气场。

特朗普打破长达64年的外交惯例,亲自步入停机坪迎接习近平主席。21响礼炮轰鸣,美军B-1战略轰炸机飞越致敬,将外交规格拉到了近年来的某种极致。傍晚的白宫东厅国宴上,英伟达CEO黄仁勋、OpenAI CEO奥尔特曼、苹果CEO库克、特斯拉CEO马斯克以及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悉数到场,仿佛整个西方的资本与科技权贵都在向这场两国元首的聚会致意。

然而,与以往某些媒体批评的“外交娱乐化”(Diplotainment)不同,这一次,盛大的仪式背后并非全无实质内容。

在峰会收官之际,白宫正式发布了一份涵盖经贸、前沿科技、地缘安全与执法合作的《成果清单》(Fact Sheet)。这份清单涵盖了设立“中美超级智能(SI)对话”、执法合规、对等关税豁免、全球能源稳定以及重申“二战盟友”等具体协作点,扎实勾勒出了两国的战术互动边界。

此前,舆论界习惯用带缓冲的“低温共处”来定调当前的中美关系。但在笔者看来,这一定调恐怕需要往上调升一点了。

从釜山到华盛顿,中美两国似乎绝不仅仅是在冰冷的大西洋风暴中维持单纯“不失控”[cite: 1, 6, 8];真实的历史图景或许表明,中美关系正尝试从那个大名鼎鼎的“修昔底德陷阱”底部,转向这场审慎的“触底爬升”。

这无疑是一场深刻且复杂的历史转折。美方在经历了数年漫长而残酷的攻守拉锯后,终于撞上了中国实力的硬墙。在承认“攻不动”的现实后,美方开始放弃部分不切实际的单边幻想,转而与中方在一份份明细账单上重新锚定现实主义的平衡。

然而,必须保持清醒的是:“触底爬升”是一个有用的假设,但必须被打上极其明确的“可逆性”标签。 它不是一个方向确定的既定轨道,而是一个高度脆弱的条件性试探。在条件尚存时,战术缓和得以维持;而一旦临界条件被破坏,这一进程随时可能逆转滑落。

一、 撞墙转向:实用主义下的战术收缩

要理解这场战术上的缓和,恐怕首先要剖析特朗普这个极其特殊的政治变量。

必须承认,特朗普在其执政生涯中的激进举措数不胜数:肆意挥舞关税大棒、退群毁约、强行尝试重塑全球供应链、乃至对盟友的主权与安全承诺肆意“重新定价”。然而,严肃的时评人应当保持公允——在察觉到单边施压撞上硬墙之后,特朗普能够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极其敏捷地调整战术方向,客观上或许确实功不可没。

网络上常用来戏谑他的缩写“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意为“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在现实主义者眼中,换个角度看,恰恰反映了一种商人本能:面对现实边界及时调整策略,撞上硬墙就立刻拐弯,绝不为虚妄的教条死磕到底。

面对中国挺过高压封锁的现实、面对美国最高法院剥离其普遍关税大棒的法理尴尬,特朗普没有选择在死胡同里同归于尽,而是凭着直觉切入了一种“明细账本式的交易模式”。当他主动在白宫将外交规格拉满,当他推出了涵盖农业、能源与前沿科技对话的清单时,这种战术上的退让,客观上为两国关系避开剧烈对撞提供了某种契机。

二、 新共识萌芽:民意驱动与建制阻力

正是在特朗普这种战术转向的示范下,华盛顿的政治空气中似乎隐约浮现出一股新的动向。

近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公开重申:“美中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认为美方不应该与中方在最高层进行沟通的想法,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荒谬的。” 几乎同时,副总统万斯也坦言:“拒绝与世界制造强国谈判绝不代表坚韧,而是战略上的盲目。” 财政部长贝森特更是将高层对话视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防爆网”。

曾经以极端强硬姿态著称的鹰派高官们,如今竟异口同声地高唱“沟通有理”,这恐怕构成了当前大国博弈中最具戏剧色彩的一幕。

笔者认为,高层表态的反转并非凭空出现,其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民意基础。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呈现出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在全球数十个主要国家中,世界各国公众对中国的整体观感与好感度,已经出现超越美国的势头;甚至在美国本土,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观感也正从过去几年的历史谷底开始温和攀升。

这一民意图谱的悄然翻转,再次验证了笔者数次引用的那句名言:“店大欺客,客大也能欺店。” 美国过去凭着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店大”地位傲视群雄,但当关税带来的通胀切实伤害到普通人生活,当中国市场成为美国农场主与高科技巨头无法割舍的命脉时,基于政治恐惧制造的敌意终究敌不过现实利益的硬逻辑。高层战术姿态的软化,恰恰顺应了这种社会民意与现实利益的底层倒逼。

据此观察,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华盛顿新共识”似乎正在萌芽与成长——即意识到全面脱钩与彻底击垮对手是不切实际的,大国之间必须建立常态化的高层管控机制。在这一进程中,特朗普恐怕又一次领了风气之先。

然而,我们必须极其清醒地看到:这一“新共识”目前在华盛顿绝非主流,甚至尚处于极其脆弱的成长早期。

美国国会、军方以及广大建制派精英对中国的结构性猜忌与敌意依然根深蒂固,对华遏制在华盛顿内部依然拥有极其强大的政治惯性。特朗普和几位内阁高官的姿态转变,更多是出于战术应对与国内政经安全的现实考量。特朗普个人的性格色彩也相当浓厚。这股新风气能否战胜华盛顿主流的反华惯性并固化为长期的制度性政策,恐怕尚有待时间检验,绝不可过早下肯定结论。

三、 隐忧浮现:随时可能颠覆爬升的“脆弱性清单”

正因为“华盛顿新共识”尚处于萌芽阶段,对于分析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单向预测“会不会一路爬升”,而是清醒地识别那些随时可能打断甚至颠覆爬升的“共识脆弱性清单”。

如果说白宫公布的《成果清单》展示了战术缓和的果实,那么这份隐形的《脆弱性清单》,则揭示了这种“触底爬升”的极度不稳定:

  • 其一,台湾议题的“筹码悬刀”: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目前仅是被战术性挂起,美方将台湾工具化、资产化的交易心态从未消除。悬而未决的红线碰撞,随时可能让好不容易建立的战术信任瞬间归零。
  • 其二,高科技封锁的“微米级撕裂”:虽然美方技术壁垒已被压缩至极其微观的尺度,但华盛顿建制派在芯片与核心算法上的终极遏制执念并未根除。哪怕一次极端的单边行政指令加码,都可能推翻刚建立的通报机制。
  • 其三,盟友阵营的“离心与反弹”:从东京对美方重提“二战盟友”的极度焦虑,到欧洲在安全依赖与经济现实间的挣扎,美盟体系内部的动荡可能反向倒逼华盛顿鹰派重新收紧对华姿态。
  • 其四,两国内政政治的“承压极限”:美国党争与中期选举的狂热,随时可能将对华强硬转化为最廉价的选票收割机;而中国国内经济景气不足、青年就业承压等结构性难题,也要求决策层在外部博弈中必须严守核心底线、不容半点战略失算。

爬升并非必然的宿命,维持方见真正的功夫。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取决于双方画出了一幅多么美好的图景,而取决于双方决策层能否在这个高摩擦时代,小心翼翼地规避这份“脆弱性清单”上的每一个爆雷点。

四、 历史叙事:“二战盟友”表述与盟友格局震荡

在此次白宫公布的官方文件与两国元首的公开表述中,最具有地缘穿透力的一幕,发生在美方对历史记忆的突如其来的激活。

美方在《成果清单》中明确写道:“两国领导人共同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中国作为战时盟友(Wartime Allies)、肩并肩作战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历史。” 特朗普更是在会谈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使我们两国人民跨越了无数分歧,在二战中成为了盟友。” 习近平随即回应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曾肩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从未忘记这段历史。”

这一看似属于历史叙事的“温情互动”,却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东京的政界与舆论场激起了剧烈的恐慌。日本《读卖新闻》与共同社等主流媒体连日发布紧急分析,指责特朗普直接使用“二战抗日盟友”这一措辞“极其罕见、影响深远且令人担忧”。刚在联合国大会上高调提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敌国条款”的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更是陷入了极度的战略焦虑。

东京的恐慌是有充分理由的。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试图将其塑造为美方在亚太围堵中国“最忠诚、不可替代的领头羊”。然而,当特朗普为了在农业采购、关税停火以及中东地缘上换取中国的配合,毫不犹豫地在白宫南草坪重提“中美并肩抗日”的历史时,日本瞬间感受到了作为美方“战术资产”被随时重估的寒意。

然而,在论述这一现象时,我们必须拿捏好分寸:以为西方共识或大西洋联盟已经彻底瓦解,那恐怕是不可能的;即便对于美日韩同盟而言,目前也只是出现了某种削弱与缝隙,绝非走向了废止。

美国与日欧等传统盟友在安全、制度与价值观上的深度交织,绝非一两次战术交易所能彻底撼动。特朗普的商人做法固然让盟友心生疑虑[cite: 1, 4],但美日防务条约与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依然在实质性运转。我们既要看到美盟关系的松动与裂痕,也要承认其既有阵营的强大韧性。

五、 代表团变化:“去商业化”的战略定力

如果说美方在外交场面上极尽奢华,那么中方在代表团构成上的精心设计,则展现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定力。

细心的观察家都会注意到一个显著细节:与此前特朗普访问北京时前呼后拥带上数十位顶级美国CEO、大搞“签单嘉年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中国领袖抵华盛顿,随行团队中并没有出现声势浩大的中国企业领袖代表团。

这种安排上的冷热反差,折射出两国在战略心理与博弈模式上的根本改变。

缺席商业大秀,恰恰体现了中方的战略定力:当下的中美问题早已不是买几架飞机就能化解的简单经贸问题,而是涉及供应链底座与地缘红线的结构性博弈。中方以极其凝练的官方团队直接对接白宫,不仅将焦点牢牢钉在主权与安全底牌上,也让急于拿采购订单宣扬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难以施展其造牌术。

六、 攻守转换:贸易战落幕与科技差距收窄

中方这种“去商业化”的硬核定力,根植于过去数年博弈中双方实力的真实消长。

如果说几年前华盛顿决策层还能靠“加征关税能轻松击垮对手”的幻想自我催眠,那么时至今日,美国发动的这场普遍贸易战在事实上已经公认失败。美国最高法院在2026年初春的一声槌响,以6比3的裁定剥离了总统随意支取《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普遍关税的权力,将无上限的关税大棒缩水为150天的临时补救杠杆;而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胀与债务高悬,也宣告了“以关税强行重塑全球产业链”计划的阶段性流产。

贸易战打不动,美方唯一的战略执念便落在了高科技出口封锁上。平心而论,美方在基础芯片和底层算力架构上确实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领跑,但只要仔细拆解这种优势,就会发现领先优势已缩小至以月、以纳米计的有限范围:特朗普口中洋洋自得的“领先一年”,英伟达CEO黄仁勋在专业视角下承认的“几纳米差距”,以及业界公认的“大体仅剩六个月左右”。

总之,优势已经不多了。

在快速迭代的技术生态与完整产业体系面前,单纯封锁的效能正在被持续稀释。六个月或几纳米的差距,在庞大的工程化应用与庞大市场迭代面前几乎只是一道极薄的屏障。美国倾全国乃至盟友之力构筑的科技铁幕,不仅未能制造出预想中的“算力断层”,反而倒逼中国完成了全产业链的自我进化与国产替代。当所谓“高不可攀”的技术壁垒被压缩到微米与月份的尺度时,美方以科技封锁为筹码进行战略威逼的底气,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

七、 前沿共识:“超级智能”对话与战略格局对比

正是在这种攻守易势的背景下,本次华盛顿峰会所达成的《成果清单》,显现出超越战术止血的文明高度。

在关乎人类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双方不仅做出了重大的概念统一定位,决定将相关前沿技术统称为“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 SI),更正式建立了机制化的“中美超级智能(SI)对话”。不少前沿研究与专家预判,未来数年内AGI或超级智能有望取得关键突破,其发展潜力或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治理与安全挑战。两国能够跨越意识形态藩篱,直接就“超级智能”的风险与利益交换意见,这标志着两国决策层在最高的战略维度上,开始为全人类构建一条底线护栏——即使这个护栏在本人看来还远远不够。

然而,当人类各大国还在为关税、芯片、地缘防区与”公平贸易”锱铢必较时,一场超越所有国家内部争斗的终极风暴正在逼近——这场风暴的轮廓,其实在本次峰会的SI对话机制中已初现端倪。那就是”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的爆发。在2030年前后,超级智能极可能降临地球。届时,其总体智能将超过人类总和的成千上万倍,人类在它面前,也许连襁褓中的婴儿都算不上。超级智能一旦失控,人类面对的将不再是霸权的更迭,而是整个文明存续的风险。

从这个维度来看,本次华盛顿峰会上双方设立”中美超级智能对话”,具有超越地缘政治的文明意义。在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面前,中美两国能够暂时偃旗息鼓,就超级智能的风险与收益建立对话机制,这表明两国决策层至少在最高维度上,开始窥见那种超越人类内部打闹的终极风险。

八、战略格局对比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经贸与执法领域。关税停火协议展期至2027年1月,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械与中国消费品的对等降税豁免落地;中方对北美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涉案嫌疑人依法逮捕;双方还就增加成品油供给、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比如,共同拒绝收费)达成共识。这一系列成果表明,中美关系正从过去的“阵地对撞”转向“明细账单式的常态管理”。

这种气势上的转向,如果放在全球地缘大棋局中审视,则呈现出更加深刻的对比。美俄两大传统强权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极其沉重的战争与地缘泥潭:俄罗斯在东欧战场上承受着长期的经济消耗与战术僵局;而美国则在支持代理人战争、中东局势翻滚以及大美洲战略的过度扩张中疲于奔命,财政赤字与政治资源被推至极限。

当主要对手和潜在威胁者都被卡在硝烟弥漫的战坑里拔不出腿来时,中国却始终安坐在岸上。

“在岸上相机行事”,这种保持战略定力、根据自身节奏行事的姿态,在当下地缘博弈中总是便宜得多。中国既无需为远方的炮火支付无休止的财政代价,又能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与战略定力充当全球贸易的定海神针。岸上的观棋者不仅拥有充沛的战术回旋余地,更可以根据自身节奏决定何时出牌、何处发力。这种“敌动我不动,敌疲我守拙”的战略优势,正是美方在华盛顿不得不拉满接机规格、调整应对姿态的深层原因。

九、 清醒审视:内部挑战与转型重任

严肃的时评人决不能落入单向自喜的认知盲区。在外部呈现战略主动姿态的同时,我们更需清醒地直面自身:战略主动不等于万事大吉,外部缓和恰恰为解决深层内部问题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

平心而论,外部战术的主动,并不能掩盖内部经济循环承压的现实:

国内经济景气度不足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消费与投资信心的修复依然艰难;由此直接引发的青年就业压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结构性脱节,触及社会承压极限;叠加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危机,这些内生性难题无一不需要漫长而痛苦的结构性再造。

因此,中国的“守拙”与在岸上的冷静,并非因为可以高枕无忧,而是因为决策层深刻意识到,内部的经济转型与民生生机的修复才是决定国运长久的根本。外部的气势必须依赖内部的硬核治理,这种客观、分寸感极强的双重审视,才是大国博弈中应有的理智底色。

十、 历史纵深:周期更迭与文明的共同命题

将这场华盛顿峰会放在更长维度的历史长河中审视,我们实际上正在见证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大循环走向终局。

五百年来,西方一直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那是他们生产力领先时代的信心。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制造业、金融业、航运业远远压倒全球,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开放市场”,因为自由竞争有利于他们。

然而历史的钟摆从不会永远停在一边。当新兴国家的生产力赶上来,特别是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追近时,自由贸易便不再“公平”。于是,特朗普们高呼的新口号变成了“公平贸易”。“公平”的实质,是保护,是高关税,是产业补贴,是筑起他们曾劝别人拆除的壁垒。这说明美西方的竞争优势已经在不可逆转地消退,五百年的“自由贸易周期”,正在走向尾声,全球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高摩擦的保护主义新周期。

结语:在“修昔底德陷阱”底部实现审慎爬升

华盛顿的深秋落叶纷飞。习近平主席的专机已启程离美,白宫南草坪的喧嚣重归平静。

白宫发布的《成果清单》为这场举世瞩目的元首会晤画上了明确的句号。双方用盛大的外交礼仪与一系列实打实的战术契约,证明了中美关系绝非只能在冷冰冰的僵局中滑向深渊。除本次会晤外,双方还约定于11月APEC、12月G20期间再次会面,加上此前釜山会晤,一年四会的高频互动前所未有,本身就是防止关系滑坡的坚实护栏。

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新旧强权之间不可避免的惨烈碰撞,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滑到了这个陷阱的底部——再往下是深渊,横向转向并向上攀升,反而展现出了宽广的航道。两国或许无法彼此喜欢,甚至无法建立起完全的战略信任,但双方都在极致的碰撞中看清了对方的毁灭底线与战术韧性,都在学习如何彼此“不被摧毁”。

特朗普用打破惯例的盛大礼仪、“二战盟友”的温情话语以及一份充满交易色彩的成果清单,为其战术收缩与经济止血贴上了光鲜的标签;华盛顿鹰派高官关于“沟通有理”的表态,也印证了一股战术沟通的新风气正在萌芽;而中国则以去商业化的定力与在岸上的冷静,为自身的经济修复与结构再造赢得了宝贵的战术窗口。

必须强调的是,华盛顿萌芽中的“新共识”依然面临着主流建制力量的强大阻力,美盟体系虽然承压但也绝未瓦解。中美关系从修昔底德陷阱底部的这一轮“触底爬升”,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与潜在的反复。然而,在五百年自由贸易大循环落幕与超级智能文明风险逼近的双重阴影下,中美在华盛顿达成的这种实打实成果支持下的战略缓释,这或许正是动荡时代里,人类社会走向新稳态最珍贵、也最坚实的那一道护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