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绿色技术领跑者。无论是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还是电动汽车，中国的产量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人们谈论这一成就时，往往聚焦于创新、规模和国家雄心。
然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全球研究系副教授Jia-Ching Chen在新书《生态拆迁》（Ecological Demolition）中讲述了另一种故事。故事并非始于现代化的光伏工厂，而是始于江苏乡村——那里，养育了几代人的农田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太阳能制造工厂。村民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有的人一等就是数年，迟迟住不上承诺中的安置房，而这些新房也未必能够弥补他们失去的一切。
基于18个月的档案研究和田野调查，陈教授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不仅是一部环境改善的历史，也是一部伴随着拆迁、剥夺与不平等的历史。
Vimi Wang：您的新书《生态拆迁》（Ecological Demolition），将两个通常不会组合在一起的词放在了一起。书名背后有什么故事？在读者翻开书之前，您想借此传递什么信号？
Jia-Ching Chen： 书名暗示了一种矛盾与张力：生态变革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社会转型，包括流离失所、剥夺感以及人们生活世界的颠覆——在这个案例中，受影响的是中国农村的村民 。这一洞见源自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其核心观点在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变化是紧密交织、不可分割的 。任何环境变革都会带来政治经济后果，而任何政治经济变革也同样会带来环境后果 。由于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存在，这些变革对不同人群造成的影响往往因其原本特权、经济状况和权力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
Vimi Wang：对于从未踏足中国乡村的人来说，您能否为我们描述一下“生态文明”在基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在实践中，一个拆迁或安置项目具体是如何展开的？
Jia-Ching Chen： “生态文明”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中国中央集权化规划流程的全面升级 。规划的覆盖范围变得极其广泛——基本上延伸到了全国的每一寸土地；同时也变得更加精细，直接深入到村级的土地利用 。这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结果就是，它在中国农村极不均衡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在一些地方（比如我研究的区域），它在推动中国迅速进行环境转型的同时，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在过去的15到20年中，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推进城市化，将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化区域 。
在基层，人们被迫搬离家园 。村庄和农田被重新规划为工业用地（如太阳能电池板工厂），或者被整合成更大规模的商业化农业 。这意味着从家族直接耕作的小农模式，转向了依靠更多机械、更多化肥、更少劳动力以及更高产出的工业化农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乡村开始用更少的土地和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粮食 。
另一方面，村庄被拆除后，村民并非直接搬入永久性住房 。他们往往要先搬进临时过渡房，等待一年、两年甚至长达五年——正如我在江苏宜兴看到的那样——直到新房落成 。这就形成了一种“剥夺、流离与重建”的循环：土地被腾退，工程开工，被流离失所的居民漫长等待（有时长达数年），最终才搬入新居 。与此同时，许多具体执行拆迁和施工的工人，本身也是来自其他地方、因失去乡村生计而流转至此的农民工 。正是这种剥夺、流离与重建的反复循环，构成了这场宏大变革的底色 。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生态文明”使人们对中国环境转型和城市化的普遍印象变得更加复杂 。人们往往以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几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但“城市化”绝不仅仅是变更一个户口或浇筑一块混凝土——它是一个长达多年的演变过程 。当人们应对这些未经规划的动态变化时，他们往往能够主动调适并完成这种过渡 。如果没有这种因地制宜的变通与适应能力，这些宏大的规划项目在社会、经济或政治层面都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
Vimi Wang：您提到的“城乡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经常被誉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的领跑者，但您的书指出，这种转型也伴随着人口迁徙和新的不平等。关于中国的绿色发展故事，人们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Jia-Ching Chen： 最核心的误解在于认为中国是“孤立存在”的——以为这完全是一个例外现象 。以规划为例，过去几十年里，空间与环境规划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投资有着明确的层级划分，这与国家对某一领域的重视程度以及是否鼓励顶尖学生投身其中直接挂钩 。这种地位的提升伴随着大量的专业知识积累，以及与美国等国家和全球高等学府的深度合作 。因此，中国的政策路径、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始终是一个深度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 。
这绝非要否定中国在科研领域的卓越崛起，而是要强调这一过程并非孤立发生 。其绿色经济亦是如此 。鉴于中国通过出口风电和太阳能设备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能源转型，它无疑是绿色产业与能源政策领域最突出的典范 。然而，中国建立这些产业，也是植根于德国、更广泛的欧洲联盟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庞大的补贴和能源转型政策生态之中的 。
大约二十年前，许多国家推出了大规模补贴计划来扶持风能和太阳能等技术 。例如，德国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资助屋顶太阳能项目 。包括加州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学者在内的政策专家们当时就在思考，这些补贴如何能够转化为工业化的驱动力 。虽然这些补贴名义上是为了鼓励民众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但其本质也是一种市场信号：鼓励企业投资扩大产能，从而最终降低太阳能电池板等技术的成本 。
十分明确的是，许多政策制定者当时就将中国视为最理想的落地选择 。他们认为中国具备劳动力容量和扩大生产规模的经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甚至无力在本国安装所生产的大部分太阳能电池板，几乎全部用于出口 。直到2010年代中期，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太阳能产品供给过量且低于成本价销售，导致整个行业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市场洗牌 。当时全球最大的太阳能企业尚德（Suntech）宣告破产，尽管其创始人曾一度问鼎中国首富 。
那场市场崩溃迫使产业进行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 。工厂倒闭，企业被兼并重组，整个行业经历了一场痛苦的阵痛 。但这也恰恰成为了一个契机，促使中国将工业政策转型为真正的能源转型政策 。政府开始制定宏大的国内太阳能安装年度目标，且这些目标随后不断被超额完成 。这一转型完全是在全球市场背景下发生的——唯有依靠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的深度循环，这一切才有可能实现 。
因此，我们需要同时看到这两个维度的事实：中国在促成这些非凡成就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它绝非单打独斗 。它始终是在全球期待、政策框架和市场环境的交织互动中运行的，正是这些外部力量，在不同历史节点共同塑造了中国的抉择与机遇 。
Vimi Wang：您在书中写到了被安置的村民如何面对断裂的亲族网络，以及被雇佣去拆除自己家乡房屋的农民工。在您的田野调查结束后，有没有某一个故事或某次相遇，至今仍让您久久不能忘怀？
Jia-Ching Chen： 我经常会想起我在书中讨论过的一个群体——那些在拆迁工地从事砖块回收与再利用的人。有一群从中国西部四川省出外打工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孩子长达七年了。在东莞或深圳工厂打工的很多工业农民工，通常会尽量每年回家一次。但对于这群父母来说，离开孩子这么久，这种分离已经成为了他们理解自身角色的一部分：远离家乡打工并寄钱回去，以抚养他们的家庭。我的小女儿刚刚满七岁，我完全无法想象在她成长的过程中离开她。
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我并没有写进书里的故事——有一群十八到二十岁左右、来到太阳能工厂打工的年轻农民工。我在一辆公交车上偶遇了他们，当时他们正准备出去钓鱼。在休息时间，他们会去钓鱼放松，因为这不需要花钱，还能用熟悉的味道改善一下伙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河流受到了建筑垃圾的污染，他们不再能钓到鱼了。但他们依然坚持去，即使周围的环境一直在变，他们依然死死守护着那份习惯。
此外，这些年轻工人与另一家工厂里同龄人的鲜明对比也震撼了我——在另一家工厂，员工必须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那是一家由德国公司、宜兴当地企业与当地政府合资建立的企业。那里的工人需要拥有工程学背景才能在生产线上工作。公司开发了一种半自动化的生产流程，在某些特定环节，例如搬运刚生产出来的太阳能电池片，需要工人进行人工分拣，公司还会记录每个工人弄碎了多少碎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身体对硅片极其脆弱的质感变得异常敏感。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是一位在德国受过培训的太阳能工程师，她认为在中国，保持某些环节的半自动化、使用经过高度训练的劳动力，比盲目追求全自动化在经济和环境上都更为高效。她向工人灌输一种观念，即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具有“环境价值”：在追求速度和成本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要实现硅片的零破损率。这与低端组装厂的工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没有适当口罩保护的情况下，使用含铅焊锡进行电池板的焊接组装，住在拥挤的宿舍里。虽然两类人都是农民工，但他们的生存体验却截然不同。
在剥夺与流离失所的宏大叙事中，最触动我的是人们那种希望走出日常生活、并与我一同审视与反思自身经历的强烈愿望。这令人印象深刻。我相信有时我可能找错了采访对象，但我在中国乡村最深刻的体会是，人们渴望被理解——不仅如此，他们也希望理清并赋予自己切身经历以意义。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慷慨相助，以及他们愿意以如此具有启发性和揭示性的方式分享他们身边的巨变，这本书根本不可能诞生。
Vimi Wang：许多批评者认为某些环保举措不过是“绿洗”（Greenwashing，意为打着环保旗号洗白）。而您的研究似乎给出了不同的论点——这些项目在环境层面上是真实有效的，但它们的社会成本却往往被忽视了。为什么这一区分如此重要？
Jia-Ching Chen： 这又回到了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的核心洞见。绿色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而且我们恨不得立刻就能实现。但我认为，这些变革的速度和规模，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在这些全球变革进程中进行有效参与、征得知情同意以及建立良性社会关系的能力。在中国、美国乃至其他地方，情况皆是如此。在这些政治-经济-生态的剧烈变革中，总有人被边缘化和抛弃。
这一区分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这些变革确实是我们所期望的，但它们展开的方式却往往在不断复制既有的不平等和环境不公。可再生能源（即所谓的“绿色转型”）在物理本质上并不是化石燃料的绝对对立面。化石燃料依然深度嵌入在可再生能源自身的生产过程中——从氢气生产，到为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工厂提供动力。在中国，煤炭占电网发电量的比例已从十年前的70%大幅下降，但仍占总发电量的一半以上，而与煤炭相关的空气污染每年仍导致数十万人过早死亡。
重点并不是说绿色转型本身不具备合法性；而是这种转型本身永远是“社会性”的。它重塑了人们的生计、社区以及与土地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用几个抽象的指标去衡量其环境成果，我们就会无视正是那些极不平等的个体生存体验，才换来了这些成果的实现。
Vimi Wang您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剩余生态”（surplus ecologies）。与人们所熟悉的“流离失所”或“环境不公”等概念相比，这一概念能帮我们洞察到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视角？
Jia-Ching Chen： 这一概念建立在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长期探讨的基础之上。它强调了大规模式的变革如何打破人与环境、土地以及彼此之间的纽带，同时也展现了人们如何通过自身的知识与实践，去持续重塑这些进程。在中国乡村，搬迁安置与生态项目往往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改塑地貌。然而，人们并没有简单地从这些地方消失。他们去调适、去重新占有空间，并以官方规划之外的方式，维系着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剩余生态”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但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去强调：生态变革不仅仅关乎土地或技术——它同样关乎人、文化以及几代人围绕某一特定场所建立起来的纽带。我试图捕捉的是：生态可以作为一个抽象的国家级项目被规划，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却将其体验为极其贴近切身生活的本土现实。即便场所发生了巨变，那些纽带依然存留于人们的知识、日常实践以及应对变化的本土智慧之中。
Vimi Wang：您所描述的现象是中国政治体制所独有的，还是说在追求雄心勃勃的气候基础设施建设的民主国家（如美国或欧洲）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紧张关系——即绿色发展孕育出新的不平等？
Jia-Ching Chen： 在历史的漫长进程中，西方民主国家往往将中国视为我们自身政治体制之外的一个威权“异类”。人们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发动大规模社会变革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同时也受到了赞扬——中国让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政治经济体制都多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与此同时，中国既被依赖也被针对。它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包括稀土元素以及对绿色经济至关重要的关键材料的生产。
第二点在于，环境不公并非中国所独有。中国固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但我们在那里看到的许多紧张关系，也以不同的形式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显现。我和同事一直在加州进行关于环境与能源转型的研究，地点选在了主要的油气产区——克恩县（Kern County）等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可再生能源投资、传统既有产业与几十年来承受环境伤害的农场工人社区之间的张力。
随着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绿色基础设施领域，核心问题便浮出水面：到底由谁来塑造这些转型？往往，受环境变革影响最深的社区，仅仅被当作碰巧生活在变革发生地的人群。他们被要求去接受在别处制定好的议程，而不是在决定自身未来的模样时获得实质性的参与权。这种不平等的动态以及本土社区与大规模式转型之间的张力，并非中国所独有。它们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性挑战：我们该如何继续弥合全球宏大议程与那些生活被其改塑的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
Vimi Wang：气候变化依然是中美合作被普遍认为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的少数领域之一。鉴于您的研究发现，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重新思考中美气候合作？
Jia-Ching Chen： “合作”这一概念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承认中国的领跑地位、其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能力、降低成本的能力以及管理庞大供应链的能力。但我们也应当追问：构建一种能够认可并尊重那些培育了这些产业的工人与乡村社区的市场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中国绿色产业的飞速扩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环境与社会代价。承认这些代价，也就引发了一个思考：是否存在更好的方式来管理这种转型？中国自身目前也在农田保护、绿地规划以及如何在持续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等问题上进行探索。这似乎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伙伴关系与协作提供了重要契机。
对美国而言，像《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这样的政策，代表着扶持本土绿色产业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在长期规划、扩大生产规模以及确保利益惠及本地社区方面，依然面临着不少追问。中国在快速扩张、产业集聚和产能过剩方面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教训。
与此同时，能源政策日益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许多国家都在关注自身的能源安全和国内韧性。我不想过于天真地认为仅凭合作就能解决所有这些挑战。但更广泛的启示在于：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建立在合作之上，而非仅仅依靠竞争与对抗。我们必须在合作条件变得日益艰难的当下，找到推动合作的切入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也使得这项研究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