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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峰会后台湾棋子角色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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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澳门区域与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中美华盛顿峰会:评估与展望”研讨会29日以在线形式举行。多位与会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正转向特朗普式的“生意思维”,台湾在中美大国博弈中的“棋子”角色愈发明显。学者指出,美方暂停对台军售释出短期良性信号,且本质上更倾向于商业行为而非战略思维,这是台湾方面应紧张的。

当地时间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时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表示,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在5月习特会时是负面表述,强调台湾问题是破坏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台海和平与“台独”水火不容。这次变成正面表述,一定程度上表示认可美国在过去这段时间坚持了反对“台独”的政策立场。

信强认为,美国暂停对台军售是重要的良性信号,美台互动也相对更为谨慎克制。但美台情报共享、军事演训层级和程度一直没有停,而且不断升级,这些是中美关系隐患。对台军售延缓能否持续,中方希望至少延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前,但很难做到,值得观察。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讲座教授杨永明表示,台湾议题仍然高度敏感,这次难以形成公开文字的议题,因此被排除在经贸、AI、伊朗等可协调清单之外。但在整个新的中美协调和重复赛局过程中,台湾议题一定会跟其他议题挂钩。美国因整体利益考量、战略收缩和美国优先的考虑,将来再介入台海议题的空间必将受限。

杨永明认为,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已经转变——从过去的“是否军事保台”的战略模糊,转变为“对台湾议题”的战略模糊。

杨永明指出,台湾议题的关键在于,年底选举会影响台湾大选。如果赖清德在2028年继续连任,将完全撼动两岸关系和整个区域及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他认为,日本的角色会非常关键。他指出,高市政府有三项错误:第一,不清楚日本已经不是科技大国、中等国家的地位,在中美大国关系中很难挑战任何强权;第二,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是不需要的,而且是错误的;第三,依然认为美国对第一岛链甚至台湾海峡是重视的。他认为,中国采取政经分离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日本内部开始有更多不同声音。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朱志群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可以分为四部曲: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不反对和平统一、支持和平统一。现在美国还在第一部曲,希望有所突破不现实。他认为,对台军售是暂时搁置,三大原因决定美国对台军售不可能终止:军工复合体(MIC)与台湾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国会跨党派强烈支持;台湾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积极游说。

朱志群提到,峰会结束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在接受采访时说,特朗普曾问习主席中国需不需要购买美国武器。“这引发了炸锅式的讨论”,朱志群说,“特朗普没有把对台军售看成是美国对台湾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是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问题,就是美国的一个商业行为。既然是商业行为,就可以讨价还价。台湾那边可能非常紧张——对台军售讲了半天不是为了保护台湾,仅仅是个商业行为。”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孙太一也对此提到,庞德伟的言论呈现的是:在特朗普眼里,对台军售完全是生意思维,而非战略思维,改变了之前的战略模糊定义。孙太一还说,台湾议题本身没有任何口头上的交易声明或签署文件,但本身是两国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在继续维持着双边关系的稳定。

中国评论通讯社驻美首席记者余东晖观察,峰会之前大家认为最大的热点是美国在对台军售方面怎么表态,但最后中方重申了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并没有提到对台军售,这出乎很多媒体意料。“中方提坚持反对‘台独’立场,可理解成美方已反对‘台独’,中方要求继续坚持。”余东晖认为,这说明过去几个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是让中方满意的,“中方觉得他在目前政治可行性底下已经达到了所能做到的最好地步。”

余东晖提到,鲁比奥在会前关于军售的表态也让人感到意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以军火不足为由说明140亿美元军售为何延迟,说军售延迟的原因很多,不仅是对台湾,卖给谁都一样。这既是借口也是一种实情。”余东晖说,“特朗普回应记者否认他曾经问过中国是否购买美国武器,但说这或许是个好主意。台湾在中美两个大国博弈之间的棋子作用现在确实越来越明显了。”(中评社香港9月30日电,记者 卢哲)

从三个民调看美国协防台湾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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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否军事介入,仍会受到当时总统、国会、军事态势、盟国立场、中国攻台方式、核升级风险及美国国家利益等因素影响。民调比较能回答的是“美国政府可能拥有多大的国内民意支持政治空间”,而不是预测美军必然出兵。–柳金财

【编者按:本文2026年10月3日由台湾梅花新闻网发布,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的柳金财教授,原文标题为“川习会后美国会更为台湾而战吗?从三个组织民调推估美协防台湾的民意”,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近年台湾社会讨论“疑美论”,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是:如果中国对台发动军事攻击,美国究竟会不会出兵?然而,美国民众是否支持协防台湾,同样影响美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内政治空间。尤其川习会后,美中建立建设性战后稳定关系后,若逐步由高度竞争走向“竞争有度、分歧可控”,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直接军事介入意愿,仍可能继续变化。

我们先比较里根总统基金会暨研究所(Reagan Institute)、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及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24至2026年的调查,可以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台海安全与美国利益相关,也多数支持军援、经济制裁等方式援助台湾;但一旦涉及“直接派遣美军参战”,支持程度便因调查机构及题目设计,而产生相当大的落差。

一、三大民调的年度数据:从三成多到六成以上

首先,里根研究所的调查呈现相对较高的协防意愿。2024年11月调查显示,若中国入侵台湾,48%美国民众支持投入美军协防,37%反对;相较之下,2022年为43%、2023年46%,形成43%→46%→48%的逐年上升。2024年另有61%支持增加台湾附近的美军部署、55%支持增加对台军售,显示直接派兵的支持度虽低于军事部署与军售,但已接近半数。

2025年里根研究所的数字进一步提高。11月“国防调查”显示,60%支持美国派兵协助台湾抵抗中国入侵,27%反对;77%认为中国入侵时由美军防卫台湾具有重要性,71%支持增加军事装备、70%支持将航空母舰等美军资产调往附近地区,62%支持建立禁航区。换言之,里根研究所2024至2025年直接派兵支持度由48%上升至60%。

里根研究所2025年夏季采取另一种问法,询问若中国“入侵或封锁”台湾,是否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保卫台湾,结果高达70%支持;在向受访者说明半导体、盟友安全及美国国际信誉等理由后,更提高到78%。这显示“采取军事行动”与明确询问“派遣美军”本身,就可能产生约十个百分点的差距。

其次,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呈现的则是相对谨慎的美国民意。2024年只有36%支持中国入侵台湾时派遣美军协防,约58%反对直接军事介入;但74%支持运送粮食与医疗物资,59%支持提供武器。2025年派兵支持度由36%提高至43%,反对者仍有51%;支持美国海军突破中国对台封锁者,则由2024年的37%提高到2025年的47%。因此,美国民众对“援助台湾”与“美军直接参战”具有明显层次差异。

至2026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7月调查显示,支持美军在中国入侵时协防台湾者降为38%,共和党41%、独立选民38%、民主党37%,三者差距并不大。与2025年的43%相比下降5%,也低于2021年曾出现的52%高点。同一调查发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由2024年的26分升至2026年的39分,认为中国领土企图构成美国“重大威胁”者亦有所下降。对中国威胁感知降低,可能是理解直接协防台湾支持度变化的背景因素之一。

最后,皮尤研究中心则不能直接拿来形成“派兵”时间序列,因为其题目有所不同。2024年1月,75%美国人认为中台紧张情势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到了2024年9月,在是否应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方面,36%表示应该、26%表示不应该,34%不确定。2025年9月则变成32%支持提供军事援助、28%反对,36%不确定。也就是说,即使题目只是“军事援助”而非“派兵作战”,皮尤调查仍显示美国社会存在相当程度的犹豫。

二、民意差距大关键在“派兵”、“军事行动”与“军援”概念并不相同

三个机构最值得研究之处,不是谁的数字“最正确”,而是为什么数字差距如此明显。里根研究所具有“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研究传统,其国防调查经常把台湾问题置于美国全球领导、军事实力、中国威胁及盟友安全架构中。因此,当受访者被提示半导体供应、亚洲盟友安全、美国国际信誉等理由后,支持军事行动者由70%提高至78%,显示战略资讯及问题脉络可能影响回答。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长期采取较固定的危机情境题组,把援助方式拆成不同层级,因此特别能看出“介入阶梯”。2025年若中国入侵台湾,77%支持运送粮食及医疗物资,71%支持经济与外交制裁,63%支持增加武器及军事物资,47%支持美国海军突破封锁,最后只有43%支持派遣美军作战。这呈现非常清楚的规律:美国民众并非完全不愿支持台湾,而是介入成本及美中直接战争风险愈高,支持率通常愈低。

皮尤的特色又不同。它没有预设美国必须“保卫台湾”,而是让受访者在“应提供、不应提供、不确定”之间选择,因此2025年出现32%支持、28%反对、36%不确定。这个“不确定”相当重要,它说明部分美国民众对台海议题尚未形成稳固的政策偏好,不能简单归类成“支持台湾”或“反对协防台湾”。

三、从高度竞争走向管理竞争:川习会可能改变美国民意的安全情境

2026年美国民众协防台湾意愿的变化,还必须放回川习会后美中关系调整的背景观察。2026年5月川普访中后,美中领导人即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访美,双方进一步将其界定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就经贸、人工智能、禁毒、危机沟通及国际安全等议题形成合作安排。

这显示美中关系并未终止战略竞争,而是呈现由高度对抗与极度竞争,逐渐转向管理竞争、控制分歧、防止冲突并选择性扩大合作的趋势。美中官方文件均确认“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

这种关系气氛的改变,可能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威胁与台海战争风险的主观判断。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6年调查中,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回升,而支持美军协防台湾者由2025年的43%降至2026年的38%,两者至少在时间上同时出现。

然目前尚不能据此建立川习会后,会导致协防支持度下降的因果关系,尤其芝加哥调查是在7月进行,早于9月习近平访美。较适当的解释是,2026年以来美中互动趋于和缓、威胁感知下降与直接军事介入支持度降低,共同构成新的民意环境;9月川习会则进一步制度化这种“竞争仍在、冲突受控、合作增加”的关系方向。

四、台湾社会应理解支持台湾,不等于愿意为台湾作战

尽管三家民调数字差距很大,仍存在若干共同趋势。第一,美国民众普遍承认台湾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美国国家利益。皮尤2024年有75%认为中台紧张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里根研究所2025年则有75%认为台海战争攸关美国安全与繁荣。换言之,台湾确实并非美国民意中的完全边陲议题。

第二,非直接作战型援台措施的支持度,通常高于直接派兵。军售、人道援助、经济制裁及增加区域军事部署,比较容易取得多数支持;一旦进入美军直接与解放军交战,支持度便明显下降。芝加哥2025年的43%与2026年的38%,尤其清楚反映这项限制。

第三,美国民意并非固定不变。2024至2025年间,芝加哥调查的派兵支持度从36%升至43%,里根调查则从48%升至60%;但芝加哥2026年又降至38%。美国民众是否支持军事协防,可能受到中国威胁认知、美中关系、总统政策、国际战争经验及问题设定等多重因素影响,而不是一项永久不变的“美国会保台”承诺。

从台湾角度而言,三套民调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能只挑选最高或最低的一个数字证明“美国一定会救台湾”或“美国一定不会救台湾”。里根研究所2025年的60%派兵支持与芝加哥2025年的43%,相差17个百分点;若再使用里根夏季较广义的“军事行动”题目,更达70%。这种差距本身即说明,美国民意高度受到问题措辞、危机情境与介入成本设定影响。

更重要的是,民意支持并不等于美国政府的法律义务,也不等于战争发生时的实际决策。美国是否军事介入,仍会受到当时总统、国会、军事态势、盟国立场、中国攻台方式、核升级风险及美国国家利益等因素影响。民调比较能回答的是“美国政府可能拥有多大的国内民意支持政治空间”,而不是预测美军必然出兵。

职是,台湾社会对这些数据较适当的理解是:美国社会对“支持台湾”具有相当基础,但对“为台湾直接与中国作战”仍存在明显保留。因此,台湾安全政策,就不宜建立在单一“美国是否出兵”的二分命题之上。支持台湾、援助台湾、武装台湾、威慑中国与直接为台湾作战,是不同程度的政策选择。这须分开观察,始能掌握美国社会对台海安全问题的复杂态度。若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趋于缓和稳健、美国社会对中国威胁认知也下降,相对为台而战民意基础也会趋下滑;反之,则有可能增升。

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的局限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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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并未解决美中关系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次会晤的彻底失败。其实,在双边关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两国首脑见面本身就意义重大。

【编者按:David Sacks 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亚洲研究项目研究员,研究重点包括美中关系、美台关系、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特朗普与习近平华盛顿会晤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研究员戴维·萨克斯迅速撰文,从经贸、人工智能、地缘政治及台湾问题等多个维度评析此次会晤的成果与局限。为及时呈现美国政策界对此次峰会的观察与讨论,译者于文章发布当日完成翻译,现将全文译介如下,以飨读者。请点击此处访问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28日发布的英文原文。】

如今,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间的会晤“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内容”,几乎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然而,习近平本周访问华盛顿,或许又将象征意义推向了新的高点,同时也将实质成果降至新的低点。特朗普与习近平未能就双方立场相左的任何重大地缘政治问题达成共识,也未能在规范人工智能(AI)发展方面取得进展,更没有让双边经贸关系走上一条更加可持续的轨道。事实上,此次会谈唯一明确的赢家似乎是亚特兰大动物园——该园将迎来两只大熊猫。

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热切等候贵宾到来,这也为此次访问定下了基调。美军人员甚至亲手为习近平铺平红毯。除教皇来访外,习近平成为六十多年来首位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受到美国总统亲自迎接的外国国家元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北京时,习近平并未给予特朗普同样的礼遇。

特朗普决定给予习近平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反映出他相信,与习近平建立牢固的个人关系,可以有效掩盖美中之间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则会利用这些象征性画面,宣示中国如今已与美国平起平坐,并应得到相应的待遇。

根据中方发布的会晤纪要,此次访问取得了八项相对有限的成果。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情况说明则没有直接重复这八项成果。

在经贸领域,据特朗普政府称,双方确定了双向各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这些商品可能享受较低关税。中国还同意在2027年和2028年分别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吨煤炭。两国还成立了“美中投资委员会”(U.S.-China Board of Investment)。然而,中方发布的会晤纪要并未提及煤炭采购或该投资委员会。

特朗普与习近平还同意将2025年11月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经贸休战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根据该协议,美国降低了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中国则承诺恢复美国获取稀土的渠道,每年采购2,500万吨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并打击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出口。

尽管达成了上述协议,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仍低于历史水平。特朗普政府也指出,美国仍然“担忧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问题”。未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稀土出口会在未来几个月恢复,还是继续维持较低水平。

此次峰会也未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突破,而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美中关系中最受关注、也最具影响力的议题之一。担忧人类可能很快失去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控制的人士,一直敦促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领先的两个人工智能大国——同意放缓发展速度并建立安全保障机制。另一些人则敦促特朗普政府向中国施压,要求其限制“蒸馏”(distillation),即一种通过复制竞争对手模型输出来训练人工智能的技术。北京方面则希望华盛顿放松对最先进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因为开发和训练先进人工智能模型需要这些芯片。

最终,双方同意建立美中人工智能对话机制,下一次会议计划于11月举行,并建立人工智能事故双边沟通渠道。特朗普似乎更加关注让中国同意将人工智能重新称为“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根据美国方面的情况说明,特朗普与习近平“同意使用‘超级智能’这一术语”,尽管中国尚未采用这一新的命名方式。

双方似乎将地缘政治分歧暂时搁置。特朗普与习近平一致认为,伊朗不应发展核武器,国际水道也不应被征收通行费。据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David Perdue)称,特朗普向习近平重申,中国对伊朗提供任何援助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习近平则“向他保证,相关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双方没有宣布任何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或朝鲜核武器计划有关的重要成果。

争取时间

不出所料,习近平在与特朗普会晤期间提出了台湾问题。习近平的声明指出:

“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要求特朗普“坚持”反对“台独”——作者认为,相较于中方官方英文译文中语气较弱的“adhere to”,“persist”更准确地传达了“坚持”的含义——表明在萨克斯看来,北京已经认为特朗普改变了美国的政策,而当前的任务是促使其延续这一政策方向。习近平同时将美国的对台政策描述为给双边关系“打下良好基础”的一个先决条件。–译者注】

尽管中方在峰会召开前几天以及峰会期间释放了上述信息,但双方在峰会结束后发布的官方纪要均未提及台湾。特朗普没有屈服于中国要求其明确反对台湾独立的压力,而特朗普政府官员则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虽然台北方面可能会对此感到安心,但其更为关切的可能是正在等待批准的140亿美元美国对台军售将何去何从。北京试图无限期推迟这笔军售,这将加深台湾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同时延误重要武器装备抵台。

庞德伟在峰会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每次见面都会谈到这个问题”,特朗普甚至询问习近平未来是否愿意购买美国武器。随着习近平与特朗普同意于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再次会晤,并于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再度见面,中国很可能相信,它能够将美国对台军售拖延至2027年。

特朗普与习近平并未在双边关系的任何重大问题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次峰会彻底失败。两位领导人所掌管的政治体系均呈现出高度自上而下的决策特征,因此,两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他们似乎都满足于参加那些无法解决摩擦问题、而只是将诸多棘手问题继续向后推延的峰会。两人都在争取时间:对特朗普而言,是为了让美国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对习近平而言,则是为了克服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依赖。

面对伊朗、朝鲜、台湾和乌克兰等一系列敏感的地缘政治问题,明确传达各自底线并消除潜在误解至关重要。如果特朗普与习近平定期举行会晤,能够让双方清楚表达各自立场,并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观点,那么这样的会晤就值得鼓励。

然而,特朗普是否真的会利用这些会晤来实现这一目的,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佐治亚州众议院第50选区候选人辩论通知

这是一场在选区选民和非选区美籍华人的倡议下由社区组织的非党派辩论(Nonpartisan Community Debate),辩论人为现任议员Michelle Au (欧晓瑜)与挑战者Azure Duan (段颖哲),欢迎广大社区选民和关心政治的美籍华人参加。

  • 活动主题:GA State House Candidate Debate – District 50(佐治亚州第50选区众议院候选人辩论)

  • 辩论时间: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晚上 7:00 – 8:00 PM

  • 特邀主持:Dawei Yang (杨大巍)& Yawei Liu(刘亚伟)

  • 活动地点:YIFAN RESTAURANT & EVENT CENTER

    (地址:6000 Medlock Bridge Pkwy, Ste F100, Johns Creek, GA 30022)

  • 晚餐安排(可选):晚上 6:00 PM 提供晚餐自助,每位 $25(现场付费)

  • 入场说明:免费入场,但必须提前预约(RSVP REQUIRED)。请扫描海报二维码或访问 rsvp.yifanrestaurant.com 预留席位。

👥 候选人情况介绍

参与本次第50选区(涵盖约翰·克里克 Johns Creek 及阿尔法利塔 Alpharetta 部分地区)角逐的两位候选人背景如下:

1. 民主党现任议员:Michelle Au 医生(Dr. Michelle Au,欧晓瑜)

  • 个人与教育背景:

    • Michelle Au(中文名:欧晓瑜)出生于纽约市,是第二代华裔美国人(父母于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

    • 毕业于纽约曼哈顿著名的亨特学院高中(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随后获得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心理生物学文学士学位,并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医学博士(M.D.)学位及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硕士(M.P.H.)学位。

  • 职业与政治履历:

    • 职业为亚特兰大地区的一名麻醉医师(Anesthesiologist)及医疗机构合伙人。

    • 从政经历:她曾于2021至2023年担任佐治亚州参议院第48选区参议员;自2023年起担任佐治亚州众议院第50选区众议员,是佐治亚州议会中极具代表性的亚裔女性政治人物之一。

    • 在议会中主要关注公共及社区健康、财政预算监督以及民生权益。

2. 共和党挑战者:Azure Duan 博士(段颖哲)

  • 个人与教育背景:

    • Azure Duan 拥有多元的教育背景:1997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曼卡托分校获学士学位,2000年获明尼苏达大学软件工程硕士学位,后于2009年获得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学位。

    • 她与丈夫育有两名子女,近15年前移居佐治亚州约翰·克里克。

  • 职业与政治诉求:

    • 早期曾担任软件工程师(如在 Best Buy 和 Accenture 任职项目主管),后转型为小企业主,在北富尔顿(North Fulton)经营“Harmony Acupuncture & TCM”诊所。

    • 竞选主张:作为“非职业政客”和母亲参选,她强调美国梦与社区安全,其核心政纲包括:全力支持执法力量(Back the Blue)、提供房产与所得税减免以缓解生活成本压力、支持学校选择权(School Choice)及家长对教育内容的监督权、精简不必要的政府繁文缛节以扶持小企业。

纽时:赵长鹏如何重返全球加密货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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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近日刊发长篇调查报道,追踪赵长鹏从加密货币创业者、美国刑事案件被告到国际商业与政治圈重要人物的经历,揭示其如何借助跨国资本、政治关系和不同国家之间的监管差异,在法律风波之后重建自己的商业版图。

曾因违反美国反洗钱法律而入狱的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如今已在阿联酋过上富豪生活,并重新成为全球加密货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赦免他之前,币安已与特朗普家族旗下的加密货币企业建立商业联系,而阿联酋王室也积极拉拢赵长鹏,借助其行业资源推动本国成为新兴科技中心。

美国《纽约时报》10月1日刊发记者大卫·亚菲-贝拉尼(David Yaffe-Bellany)撰写的长篇报道《亿万富翁的乐园:与加密货币领域最有权势的前囚犯共处》(Inside a Billionaire’s Paradise With Crypto’s Most Powerful Ex-Convict),通过对币安创始人赵长鹏的多次采访,呈现了这位加密货币亿万富翁在阿联酋的生活,以及他与阿联酋王室、美国特朗普家族之间日益密切的商业联系。

赵长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中的反洗钱规定,于2023年认罪,并于2024年被判处四个月监禁。尽管辞去了币安首席执行官职务,他仍保留着公司的多数股权。2025年10月,特朗普总统赦免了赵长鹏。这一决定引发了外界对特朗普家族商业利益与总统赦免权之间潜在利益冲突的质疑。如今,赵长鹏居住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继续投资科技企业、为各国政府提供加密货币监管方面的建议,并参与推动数字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

《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示,赵长鹏的经历不仅是个人财富和商业成功的故事,也反映出加密货币行业如何利用不同国家的监管环境、政治资源和资本网络寻求发展空间。他在阿联酋获得的特殊待遇、币安与特朗普家族企业之间的交易,以及其获得美国总统赦免的过程,都使他成为观察加密货币资本与政治权力交织关系的一个案例。

从比特币投资到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现年49岁的赵长鹏出生于中国,12岁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后就读于麦吉尔大学,并先后在纽约、中国和日本从事科技相关工作。2013年,他在上海与一位同事打扑克时,首次接触比特币。经过数月研究,他决定押注这一新兴数字资产,将上海一套用于家庭居住的三居室公寓出售,把所得约90万美元全部投入比特币。

这一决定风险极高,但赵长鹏认为,即使投资失败,自己仍然能够凭借此前的金融和科技行业经验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此后,他陆续加入亚洲多家加密货币初创企业,并逐渐认识到当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存在的不足,包括运营管理不善、容易遭受黑客攻击,以及无法充分满足投资者对高风险交易产品的需求。

2017年7月,赵长鹏创立币安。公司成立后迅速扩张,几个月内便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并长期保持这一市场地位。

《纽约时报》指出,币安早期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项商业策略。首先,赵长鹏敏锐地意识到,许多加密货币投资者并不满足于简单地用美元或日元购买数字资产,而是希望通过借贷和杠杆交易获取更高回报。币安因此提供保证金交易服务,让投资者借入资金,对比特币及其他热门代币的价格走势进行高风险押注。

其次,币安在创立初期对客户身份验证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在最初四年里,用户甚至不需要提供最基本的“了解你的客户”(KYC)信息,就可以开设账户。传统金融机构通常要求客户完成身份验证,以防止洗钱、欺诈及其他金融犯罪,而币安早期的宽松做法吸引了大量不愿披露身份的加密货币投资者。

报道援引加密货币咨询公司创始人奥斯汀·坎贝尔的评价,将当时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市场比作社交媒体行业:其他交易平台如同早期的MySpace,而赵长鹏则打造了类似Facebook的币安。随着加密货币市场迅速扩张,币安从每笔交易中收取费用,迅速积累了巨额利润。赵长鹏在自传《金钱自由》(Freedom of Money)中称,币安的利润很快便达到10亿美元。

然而,币安高速增长的商业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合规问题。由于早期身份验证机制不足,该平台被指成为部分非法资金转移的渠道。美国检方在相关法律文件中指出,币安未能有效阻止俄罗斯洗钱者、规避伊朗制裁的人员以及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组织利用其平台进行资金交易。

赵长鹏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将早期合规问题部分归因于自己缺乏经验,称自己是一名技术人员,而非金融监管专家。但美国检方收集的证据显示,赵长鹏曾与下属讨论如何掩盖币安为美国用户提供服务的事实,以规避美国相关监管要求。法律文件还记录了他曾告诫下属不要留下书面记录。

报道认为,赵长鹏将自己塑造成一名专注于技术、意外取得巨大成功的创业者,但这一形象与美国检方掌握的部分证据存在明显差异。赵长鹏承认违反反洗钱法律,但始终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持有不同看法。

阿联酋:为全球加密货币资本提供新基地

对于赵长鹏而言,阿联酋不仅是一个适合生活和投资的地方,更是他在全球监管环境中寻找商业发展空间的重要落脚点。

2017年,中国政府准备宣布禁止加密货币交易所运营,赵长鹏及币安团队不得不连夜离开中国。此后,他先后尝试在日本、新加坡等地发展,但始终未能找到完全符合币安需求的经营环境。2021年,在一位商业伙伴、曾担任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的加布里埃尔·阿贝德(Gabriel Abed)建议下,赵长鹏开始关注迪拜。

赵长鹏抵达迪拜后不久,便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积极接待。阿联酋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国务部长奥马尔·苏丹·阿拉马(Omar Sultan Al Olama)亲自前往拜访,并向赵长鹏提供可以获得长期居留权的“黄金签证”。通常需要数周才能完成的审批流程,赵长鹏不到12小时便获得批准。

这一经历给赵长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抵达迪拜的第四天便开始看房,并很快购买了其中一套房产。同年年底,币安与当地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参与制定加密货币运营监管框架。币安派出三名员工协助当地政府制定相关规则,草案于2022年初完成,并在数周后正式签署成为法律。

赵长鹏的商业伙伴阿贝德表示,阿联酋很早就意识到赵长鹏及币安的价值,并积极争取其加入当地的科技发展计划。阿联酋希望逐步摆脱对石油产业的依赖,发展人工智能、数字金融和其他新兴技术,而币安恰好能够为这一转型提供技术、资本和行业资源。

阿联酋对赵长鹏的吸引力还不仅仅来自宽松的商业环境。该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社会治安状况相对稳定,同时也为富裕投资者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居留和投资条件。对于在多个国家辗转经营、频繁面对监管挑战的赵长鹏而言,这些条件具有很大吸引力。

《纽约时报》指出,阿联酋对赵长鹏的热情接待并非所有人都能享有。该国长期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相关争议包括大规模监控、限制政治异议,以及外籍劳工遭受剥削和虐待等问题。报道将赵长鹏获得的特殊待遇置于这一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之下,显示出该国在吸引全球资本和技术人才方面所采取的积极策略。

赵长鹏很快进入阿联酋的高层商业与政治社交圈,与当地对科技感兴趣的王室成员建立了密切联系,其中包括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的兄弟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Tahnoon bin Zayed Al Nahyan)。塔赫农掌管着规模庞大的投资资源,并积极推动阿联酋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

赵长鹏逐渐成为当地王室的重要商业伙伴,并开始向其他国际企业家推荐阿联酋。他曾建议人工智能企业家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阿联酋设立业务,称其他国家可能给他带来更多监管障碍。

在赵长鹏看来,阿联酋的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决策效率。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民主制度虽然长期被视为理想的治理形式,但在他看来,民主国家的决策过程往往效率较低;如果拥有一位仁慈的独裁者,决策则可能更加迅速,因为不需要经历大量讨论。

《纽约时报》将赵长鹏在阿联酋的生活描述为一种由王室、亿万富翁和科技企业家构成的精英网络。在这个圈子里,商业利益、技术发展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而赵长鹏凭借币安在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影响力,成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

从法律危机到特朗普家族的商业伙伴

赵长鹏与阿联酋王室的关系,为他在法律困境中提供了新的商业和政治资源,而他与特朗普家族建立的商业联系,则成为其重返美国市场和获得总统赦免过程中备受关注的一环。

2023年,美国司法部对币安及赵长鹏采取法律行动,指控币安未能建立有效的反洗钱制度,允许非法资金通过平台流动。赵长鹏最终承认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职务,币安则同意支付43亿美元罚款。

在与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之前,赵长鹏已在阿联酋获得国籍。《纽约时报》报道称,2022年底或2023年初,一位阿联酋王室成员曾在私人晚宴上询问赵长鹏是否有意获得阿联酋国籍。赵长鹏提交相关文件后,数月后便收到包括他和家人在内的护照。

赵长鹏向《纽约时报》表示,阿联酋不会引渡本国公民,这一身份让他在面对美国司法调查时感到更加安全。随着美国检方持续收集币安涉及洗钱和规避制裁的证据,赵长鹏聘请律师团队与美国司法部谈判,并认真考虑过如果无法达成协议,自己可能需要长期留在阿联酋、限制国际旅行的情况。

最终,赵长鹏与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议,承认违反反洗钱法律并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职务。2024年5月,他进入加利福尼亚州洛姆波克联邦监狱服刑四个月,并于同年8月获释。

尽管经历了刑事定罪和监禁,赵长鹏仍然保留着币安的多数股权,个人财富也没有受到根本性影响。出狱后,他乘坐私人飞机返回阿布扎比,从被美国司法系统定罪的企业家重新成为活跃于国际市场的加密货币投资者和行业顾问。

与此同时,特朗普家族正在积极进入加密货币行业。特朗普及其三个儿子创立了加密货币初创企业World Liberty Financial,该企业随后与币安建立商业联系。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纽约时报》援引相关财务信息称,World Liberty在2025年为特朗普带来约7.99亿美元收入,成为其最赚钱的单项资产,超过房地产投资组合和社交媒体业务。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特朗普逐渐成为加密货币行业的支持者,其家族也积极拓展数字资产相关业务。赵长鹏与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利益由此出现交集,而阿联酋王室的投资布局进一步将双方联系起来。

阿联酋王室成员塔赫农领导的投资基金MGX专注于人工智能和新兴科技领域。2025年初,MGX同意向币安投资20亿美元。据《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笔交易对币安的估值达到750亿美元。MGX认为,币安能够成为连接加密货币与人工智能的重要平台,未来或可支持人工智能代理代表用户自动完成支付等金融活动。

在这笔交易中,支付方式成为争议焦点。赵长鹏称自己曾希望以比特币结算,但阿联酋投资方担心比特币价格波动过大,更倾向于使用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

最终,这笔20亿美元交易采用了World Liberty Financial发行的稳定币USD1。该稳定币当时缺乏成熟的市场记录,其被选为交易结算工具,引发了外界对商业利益与政治影响之间关系的质疑。

MGX方面表示,基金在评估多种稳定币后,基于商业适用性选择了USD1。而《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称,币安曾要求MGX使用USD1支付。赵长鹏则否认自己在这一选择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称最终决定由MGX作出,并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具体使用哪一种稳定币,只要其具有可信度。

这笔交易的时间节点同样引起关注。2025年1月,一家由阿联酋支持的投资公司获得World Liberty Financial 49%的股权,塔赫农也进入该公司董事会。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与美国政府谈判,希望获得用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先进计算芯片出口许可,而币安也希望美国政府放宽此前对其施加的部分限制。

2025年5月,特朗普家族与阿联酋方面宣布相关交易,引发美国民主党议员批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将这笔交易称为“稳定币腐败”,认为其涉及的利益规模和潜在影响令人担忧。

赵长鹏坚决否认交易存在不当行为,并表示自己已经不再持有USD1,而是将其用于投资比特币和其他资产。他还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儿子经营家族企业,而总统本人担任公职的安排在法律上是合理的。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这笔交易之后不久,白宫同意向阿联酋分享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使用渠道,克服了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顾虑。特朗普政府与阿联酋之间的商业和技术合作由此进一步发展。

总统赦免引发利益冲突争议

赵长鹏获得特朗普赦免,是其从法律危机中恢复政治与商业活动的重要转折点。

《纽约时报》报道称,赵长鹏的法律团队早在2024年12月便开始与一位知名赦免律师布雷特·托尔曼(Brett Tolman)合作,探讨获得总统赦免的可能性。相关文件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显示,币安还向一家与特朗普长子关系密切的游说公司支付了210万美元,购买包括争取行政赦免在内的服务。

赵长鹏在采访中称,自己是在2025年3月,看到媒体报道其他加密货币企业高管获得宽大处理后,才认真考虑申请赦免。不过,《纽约时报》查阅的文件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显示,其法律团队更早便已着手研究相关途径。

赵长鹏还表示,在申请赦免的过程中,曾有一些自称能够安排他与特朗普会面的中间人主动接触他,试图从中牟利,但他选择不理会这些人。

2025年10月,特朗普正式赦免赵长鹏。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定受到加密货币行业部分人士欢迎,但也引发了国会议员及外界对潜在利益冲突的关注。

赵长鹏的赦免与此前币安和特朗普家族企业之间的商业联系存在时间上的交集。对于外界提出的利益交换质疑,相关企业和白宫方面作出了否认或不同解释。World Liberty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完全没有参与任何赦免决定。白宫发言人则表示,特朗普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并未参与赦免程序。

不过,赦免对于赵长鹏和币安具有重要商业意义。赵长鹏被定罪后,币安在美国的业务受到多方面限制,其美国业务实体失去部分州级经营许可。赦免可能为币安重新与美国监管机构接触、争取恢复业务创造条件。

赵长鹏本人则始终认为,自己受到的刑罚过于严厉。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只是因为币安平台缺乏完善的客户身份验证机制而入狱,并质疑美国在其他公共事务中对身份验证采取不同标准的做法。

但美国司法部门对币安的调查不仅涉及客户身份验证问题,也包括平台长期未能有效阻止洗钱、诈骗和规避制裁活动等指控。赵长鹏认罪并接受刑罚,正是相关法律程序的结果。

《纽约时报》的报道通过商业交易、游说活动和赦免程序之间的时间联系,提出了有关政治权力、商业利益和司法宽大处理之间关系的问题,但这些联系本身并不能单独证明赦免是以商业利益为交换条件。

出狱后的赵长鹏:仍然深度参与全球加密货币行业

如今,赵长鹏在阿布扎比拥有一座价值约500万美元的别墅,房屋有九间卧室,配备私人厨师和四名保镖,并拥有一艘名为“Da Moon”的游艇。尽管如此,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仍试图强调自己生活方式的简单,常常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普通人。

他会驾驶一辆白色日产SUV在阿布扎比市内出行,也会在家中处理工作。由于长期背部疼痛,他有时需要躺在床上办公。他还饲养两条狗,其中一条名为Broccoli,名字取自区块链(blockchain)的谐音联想。

赵长鹏声称,尽管《福布斯》估算他的财富超过1000亿美元,但他认为自己的实际财富可能只有100亿至300亿美元。他表示,自己只需要1000万美元就足以过上舒适的生活。

然而,赵长鹏在商业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一般投资者。他频繁乘坐私人飞机前往亚洲各国,为政府提供有关加密货币监管的建议,并协助推动相关政策和投资安排。他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建立了联系,并就与当地货币挂钩的数字货币等议题展开交流。报道还提到,他曾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滑雪,并收到对方赠送的中亚犬种塔伊干犬。

赵长鹏在国际加密货币行业中的地位,也使他得以继续影响币安的战略方向。尽管认罪协议禁止他继续“运营或管理”币安,但他仍然是公司的多数股东,而其伴侣何一(He Yi)也是接替他出任币安联合首席执行官的人选之一。

币安近年来仍面临合规争议。报道提到,币安曾解雇或暂停四名合规部门工作人员的职务,这些人员此前报告称,近20亿美元资金从客户账户流向了与伊朗有关联的一批实体。币安否认有人因提出相关问题而遭到处分,并对员工报告的调查结果提出异议。美国司法部后来表示,两家中国企业曾利用币安洗钱转移伊朗石油销售所得,但并未因此对币安提出新的指控。

与此同时,币安与阿联酋方面的关系也并非毫无摩擦。2025年12月,币安获得在阿布扎比运营的许可,当地监管机构曾将其视为监管进步的代表。然而,随后两名币安员工在阿联酋短暂遭到拘留,当地警方正在调查平台可能涉及的金融犯罪问题。这一事件令币安在当地的员工感到不安。

赵长鹏表示,他曾向阿联酋警方及王室相关人士反映,希望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认为阿联酋依然是币安友好的经营基地,并强调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情况显示,赵长鹏虽然在阿联酋获得了较为优越的生活和商业环境,但币安的合规问题仍然持续存在,其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经营时所面临的监管挑战也并未完全消失。

赵长鹏的创业经历表明,加密货币行业的全球化发展,使企业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调整经营地点和业务布局。币安早期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的发展经历,以及后来在阿联酋获得的特殊待遇,显示出企业如何根据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政策环境作出选择。

与此同时,赵长鹏与阿联酋王室及特朗普家族的商业联系,也反映出加密货币行业正在与传统政治和经济权力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对希望发展人工智能、数字金融和新兴科技产业的政府而言,拥有全球市场资源和技术网络的企业家具有重要吸引力。而对于加密货币企业而言,与掌握政策制定权和资本资源的政府及政治人物建立联系,也可能影响其在不同市场的发展机会。

不过,这种关系也带来有关透明度、利益冲突和监管独立性的疑问。当大型加密货币企业与政府投资基金、政治家族及政策制定者开展商业合作时,如何确保相关决策符合公共利益,避免私人商业收益影响公共政策,成为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图片来源:凤凰网)

美多位学者解析习特峰会后中美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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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IPD)近日组织多位学者和政策专家,就习特峰会的成果、中美战略互动的变化以及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展开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峰会虽然缺乏实质性突破,但有助于稳定双边关系、降低冲突风险;也有学者指出,双方在战略目标和利益分配上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当前的缓和可能只是下一轮摩擦到来之前的短暂间歇。

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近日发布了一组题为“习近平访华盛顿与中美关系的未来”(Xi in Washington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的专家观点综述,作为该机构“战略前瞻简报”(Strategic Foresight Brief)的一部分。此次讨论延续了该机构5月举办的相关研讨活动,邀请来自美国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及国际组织的学者和政策实践者,分析特朗普与习近平再次会晤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未来仍面临哪些不确定性。

此次华盛顿峰会距离两国领导人5月在北京会晤仅四个月。此前,双方已在经贸领域达成阶段性休战,并开始探索经济对话及人工智能风险管控等合作安排。此次峰会进一步延长了贸易休战期限,也为两国继续开展高层沟通创造了条件。不过,台湾问题、先进技术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发展、双方在地区及国际秩序上的竞争,以及伊朗战争引发的中东局势,依然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参与讨论的专家对峰会的意义存在不同解读。一些学者认为,峰会反映出中美双方逐渐认识到彼此作为大国的地位,正在寻求一种以持续接触和管理竞争为基础的共处方式;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峰会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成果,双方目前仍在争夺战略优势,尚未就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形成明确的共同理解。

峰会象征意义突出,实质性成果有限

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华盛顿研究员苏曼特拉·梅特拉(Sumantra Maitra)认为,此次峰会在象征意义上十分突出,但实质性进展有限。他指出,峰会没有提及人权问题,而隆重的接待仪式则显示,中国如今已成为美国的平等大国,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现实。

梅特拉认为,贸易休战的延长反映出美国通过施压迫使中国作出重大让步的努力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台湾、关税、技术、人工智能以及更广泛的战略关系等核心问题,均未在峰会上得到解决。不过,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双方越来越认识到,保持直接沟通对于避免亚洲地区的竞争升级为危机十分必要。

梅特拉还指出,在伊朗战争和乌克兰问题持续牵动国际局势的背景下,中美开展对话具有现实意义。但从整体互动来看,中国似乎处于相对主动的位置,可以在维持对话的同时观察特朗普政府接下来的政策走向。

美国东北大学教授、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克·埃斯波西托(Mark Esposito)则从人工智能治理的角度分析了峰会。他认为,此次峰会虽然可能被视为中美关系出现缓和的标志,但双方建立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合作机制,而更接近于一套沟通基础设施,包括对话渠道和风险预警机制,目的是在竞争继续存在的情况下,防止意外事件演变为严重危机。

埃斯波西托指出,随着前沿人工智能系统日益复杂,其运行可能出现双方都无法完全预见的问题,而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部署速度加快,也压缩了各方理解对方行为、作出判断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直接沟通渠道,能够为双方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热线机制无法消除双方的利益分歧,但在人工智能能力被误判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及时沟通本身具有重要价值。

然而,埃斯波西托也强调,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层矛盾并不会因为建立沟通机制而消失。芯片获取、模型蒸馏技术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能力的扩散控制,涉及产业利益和战略优势的分配,双方仍存在根本性冲突。因此,他预计,中美人工智能沟通渠道在处理安全事故时可能发挥作用,但一旦涉及商业竞争优势,合作就可能受到限制。

他还特别关注到此次峰会中科技企业高管的参与,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和中国都在逐渐承认,人工智能系统的实际运营者已成为相关治理不可忽视的参与方。人工智能治理不再只是政府间的外交和政策议题,掌握技术和运营系统的企业也正在成为重要角色,而其他缺乏先进模型和参与渠道的国家,则需要关注这一变化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

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所长斯泰西·戈达德(Stacie E. Goddard)对峰会的实质成果持更为审慎的态度。她认为,峰会不太可能带来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尽管双方预计讨论了贸易、人工智能和伊朗战争等重要议题,但会晤本身更多体现出特朗普希望与习近平达成广泛协议的意愿,而非围绕大国竞争展开深入磋商。

戈达德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就表现出希望与习近平建立广泛协议框架的倾向。特朗普政府此前曾释放出希望通过领导人直接对话,就贸易、投资和核武器等问题达成安排的信号。她认为,这反映出特朗普更倾向于寻求大国之间的协调,而非单纯强调大国竞争。

戈达德还特别提及此次峰会的高规格接待安排,包括数百名美国军人列队欢迎、21响礼炮、B-2隐形轰炸机飞行展示,以及邀请科技界亿万富翁出席的国宴。她认为,这些安排凸显了峰会的政治象征意义,但在她看来,特朗普对中国领导人的隆重礼遇与美国国内民主制度所强调的价值之间存在值得关注的张力。她同时强调,与大国竞争对手开展外交接触本身是必要的,但外交礼遇与政治价值之间的关系仍值得审视。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莱斯特·克朗美国外交政策中心高级非常驻研究员韩磊(Paul J. Heer)也认为,峰会的仪式和象征意义超过了实际政策成果。他指出,习近平此次访美期间,双方用于实质性政策讨论的时间有限,主要成果是将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并初步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的设想。峰会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延续特朗普与习近平关系持续向前发展的叙事,而非深入解决两国之间棘手的双边问题。

韩磊认为,双方在5月北京峰会上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至今仍缺乏具体定义和实施方案。尽管中美领导人都曾表达希望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意愿,但双方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仍不一致。习近平在华盛顿再次明确提及这一目标,而美国方面则有人在表述上有所保留,甚至将其视为中国试图设置的战略框架。

在韩磊看来,中美关系实现稳定的主要障碍在于,双方仍然试图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并都认为自身拥有足够的战略筹码,且时间站在自己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虽然都表达了推动关系稳定的愿望,却仍未形成可以共同遵循的具体路径。

中国的战略地位与中美力量互动

国际危机组织美国与中国关系高级研究与倡导顾问阿里·韦恩(Ali Wyne)认为,此次峰会最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双方达成了哪些具体协议,而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所反映出的战略心理变化。

韦恩指出,峰会的仪式和政治表演明显多于实质性成果。特朗普与习近平维持了友好互动,并同意延长贸易休战,但在台海紧张局势、中东危机以及人工智能风险管控等棘手问题上,双方似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不过,韦恩认为,习近平对中国发展前景以及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信心。习近平长期以来希望在与美国领导人的互动中体现中国的大国地位,而此次访美期间,特朗普似乎更积极地希望给习近平留下深刻印象。这种互动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战略关系的变化。

韦恩指出,去年中美贸易对峙凸显了中国能够通过关键供应链和贸易领域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的能力。面对这种局面,华盛顿正在努力恢复自身在对华关系中的实际影响力和外界认知中的战略优势。

习近平在峰会期间强调,中美是两个大国,双方合作对于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至关重要,并再次提出建立“建设性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构想。韦恩认为,这表明北京不仅希望在实力层面获得与美国相当的地位,也希望在中美关系的概念框架和未来发展方向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威拉米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全球发展政策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梁燕(Yan Liang)同样认为,此次峰会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她指出,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11年来首次。过去十余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定位逐渐从欢迎中国和平发展转向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去年,中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贸易战,随后双方在釜山达成阶段性休战,并在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提出了构建“建设性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愿景。

梁燕认为,习近平此次访问期间再次强调这一愿景,并呼吁双方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尽管此次峰会的具体成果有限,但中国仍可能认为自己取得了一定的战略收获。

首先,双方对“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的反复确认,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公开叙事正在出现变化,即合作而非单纯竞争,正在成为双方讨论双边关系时的重要概念。

其次,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会晤消息称,习近平希望美国继续反对“台独”。梁燕指出,如果美国政策从“不支持台湾独立”转向“反对台湾独立”,将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出现重大变化。不过,她同时指出,这一表述尚未得到白宫公布的会晤消息证实,因此不能据此认定美国政策已经发生改变。

第三,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习近平强调通过对话防止人工智能被滥用和误用的重要性。这一表述与特朗普更强调赢得人工智能竞争、对人工智能监管相对宽松的立场形成一定对照,也反映出双方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上的不同侧重点。

梁燕还指出,特朗普也有理由将此次峰会视为一次外交成果。面对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特朗普通过高规格接待展示了自己的外交能力以及与另一大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同时还释放出推动美国农产品出口和达成商业协议的积极信号,以展现其谈判成果。

不过,梁燕提醒,中美关系在年底前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包括美国政府可能进一步加强技术限制、因中国与伊朗贸易而产生的次级制裁风险、人工智能领域的争议,以及稀土供应链可能出现的中断。她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可能维持相对稳定,但这种稳定并不意味着矛盾已经消失,而是一种动态平衡。双方都在争取时间,管理现有的战略依赖和关键领域的制约,同时防止新的矛盾演变为公开对抗。

台湾问题与经贸摩擦仍是关系稳定的关键障碍

太平洋研究与咨询公司负责人康大卫(David C. Kang)认为,此次峰会基本符合外界预期,没有出现重大意外。两国领导人都回避了中美关系中最为棘手的议题,更多通过仪式和象征性安排营造积极氛围。

康大卫指出,峰会前宣布将中美贸易战休战延长至2027年1月,是此次会晤最具实质意义的成果之一。但这一安排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出现实质性改善,市场期待的关税削减也尚未实现。

他尤其关注台湾问题在峰会公开议程中的缺席。尽管有报道称习近平在私下会谈中敦促特朗普反对“台独”,但特朗普没有公开确认双方是否讨论了台湾问题。康大卫指出,特朗普近来在公开言论中较少直接提及台湾,其相关表态有时带有批评性,有时则较为模糊。这种态度或许会受到北京关注,但美国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并承认中国的相关立场、但不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张,是其既有政策的一部分。

康大卫认为,特朗普在此次峰会期间淡化台湾问题,可能令华盛顿对华强硬派感到不满,但也延续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相对较少公开关注台湾问题的趋势。考虑到贸易和关税问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此次峰会所营造的积极氛围可能已是双方在当前条件下能够实现的主要成果。

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中美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Suisheng Zhao)也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此次会晤不太可能推动中美关系实现重大突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竞争、经贸和技术争端、台湾问题,以及双方对地区和全球秩序的不同构想,仍然是双边关系的根本性矛盾。

赵穗生认为,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实现全面战略协议的机会,而应被理解为管理日益复杂的双边关系的一次努力。双方当前的重点,是通过贸易休战、稀土出口管制以及农产品贸易等具体领域的有限安排,维持近年来谈判形成的脆弱稳定。

但他同时强调,峰会的重要性不能仅以具体协议的数量来衡量。领导人外交在中美关系中具有特殊作用,尤其是在双方战略互信不足、正式危机管理机制有限的情况下,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可以影响双方对彼此信号的理解,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发挥缓和紧张局势的作用。

赵穗生指出,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的个人互动、沟通能力以及建立非正式共识的意愿,都可能影响双方如何应对分歧和危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习近平和特朗普是长期交往、相互尊重的世界级领导人,双方持续沟通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战略资产。赵穗生认为,持续的领导人会晤有助于防止误判、误算和意外升级,为高度竞争的双边关系建立必要的防护机制。

在他看来,中美领导人不可能通过一次峰会消除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但可以通过建立持续沟通的惯例,将竞争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因此,未来评估峰会的意义,关键不在于其是否达成宏大的全面协议,而在于双方能否保持直接沟通,建立危机管理渠道,避免竞争演变为直接对抗。

宾夕法尼亚州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Zhiqun Zhu)也认为,尽管此次峰会盛况空前,但实质成果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稳定中美关系。

朱志群指出,特朗普在此次峰会期间给予习近平高规格接待,包括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迎接习近平,并举行隆重的国宴。这种接待方式在美国总统接待外国领导人的历史上十分罕见,也引发了不同反应。一些人支持特朗普重新推动对华接触,另一些人则批评他对中国表现得过于热情。

朱志群认为,特朗普当前面临一系列国内外挑战,包括能源价格上涨、持续的伊朗战争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并不希望中美关系出现新的重大波折,因此主动推动与习近平保持稳定关系,具有现实的政治和外交考量。

朱志群强调,中美关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竞争甚至零和博弈。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双方关系既包含竞争,也存在合作空间。管理竞争、扩大合作,不仅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全球和平与发展。他认为,即使峰会没有带来重大政策突破,维持高层沟通、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本身也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对“建设性战略稳定”的理解仍存分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研究室主任何晓(Xiao He)对峰会的评价相对积极。他认为,此次华盛顿峰会顺利举行,为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带来了积极前景。继5月北京会晤后,中美关系在战略和经济领域保持了不同寻常的稳定,此次峰会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势头。

何晓认为,美国如果能够摒弃冷战思维,中美就有机会克服双边关系中的干扰因素,推动两国实现和谐共处。双方重申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目标,而过去美国强调以具体议题为基础的合作,并往往要求中国作出单方面让步,对更广泛的合作框架持保留态度,这在他看来主要源于地缘政治上的自信,而非所谓文化差异。

何晓指出,中国寻求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双边共处关系。北京希望华盛顿能够抑制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保持克制、一致的对华政策。中国并不期待美国在国内尚未形成充分共识的情况下立即进行大幅政策调整,但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展现战略和经济方面的善意,以维持中美关系的改善势头。

相比之下,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希尔认为,双方虽然都提及战略稳定,但仍在利用这一概念争取各自的战略利益,尚未建立真正一致的政策框架。这一分歧也体现出中美对未来关系的不同期待:北京希望将合作和稳定确立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而美国内部对于是否接受这一框架,仍存在不同看法。

从这些专家的分析来看,“建设性战略稳定”虽然已经成为中美高层外交的重要表述,但其具体内涵、执行方式以及双方各自需要作出的政策调整,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双方能否将这一概念转化为持续有效的沟通和合作机制,将直接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程度。

中美关系的未来:管理竞争,而非消除竞争

综合此次研讨活动中各位专家的观点,一个共同的判断是,中美之间的根本性分歧并未因峰会而消失,但在相互依存程度较高、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维持沟通和管理竞争已成为双方的重要现实需求。

多位学者认为,领导人直接接触能够发挥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尤其是在战略互信不足、正式沟通机制有限的情况下,持续的高层对话有助于减少误判,并为处理突发危机提供渠道。与此同时,峰会所达成的有限协议和初步安排,也说明双方仍然能够在特定领域寻找共同利益。

然而,专家们也提醒,当前中美关系的缓和并不代表双方在战略目标上实现了趋同。贸易、先进技术、人工智能、台湾以及地区安全等问题,依然可能成为未来双边关系中的摩擦点。伊朗战争及其引发的中东局势,也进一步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可能随时影响现有的外交成果。

赵穗生强调,中美关系面临的核心挑战,并不是通过一次峰会解决长期存在的战略竞争,而是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埃斯波西托则从人工智能治理的角度指出,双方需要建立能够应对意外风险的沟通机制,但这种机制无法替代对技术和经济领域深层利益冲突的处理。

梁燕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稳定更接近一种动态平衡,而非矛盾的终结。双方都在通过谈判和沟通争取时间,以管理彼此在关键领域的相互依赖和战略制约,但新的摩擦仍可能不断出现。

此次峰会究竟意味着中美关系开始迈向更加持久的战略稳定,还是仅仅代表两国在下一轮危机到来前获得了一段缓冲期,目前仍难以确定。正如美国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此次研讨活动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中美能否将领导人会晤中达成的共识转化为长期、有效的关系管理机制,仍有待未来的政策实践加以检验。

(图片来源:网络)

特朗普同意与中方进行“人工智能”对话,但反对合作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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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着眼点也有差别:中国领导人公开强调中美应合作发展、管控AI;特朗普则担心合作使中国获得美国掌握的技术知识。因此,目前最容易落实的是有限的风险沟通,深入共同治理会困难得多。–KS Liu

9月25日,白宫公布中美建立“超级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与利益,下一次交流将在2026年11月前举行,并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双边沟通渠道。

9月26日,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谈到与中方合作研发AI技术时称:“我宁愿不进行整合,因为我们领先很多。” (“I would rather not integrate, because we’re leading by a lot.”)

9月29日,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负责人时,有人主张与中国一起发展AI,他表达了对此的顾虑,随后说明自己的顾虑:“……但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立即获得我们掌握、而他们尚未掌握的东西。”(“…but then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immediately gain access to things that we know that they don’t know.”)

早在习近平9月24日白宫会谈之前,美方就已经公开指责中方“蒸馏”美方的AI模型:2月12日,OpenAI向美国国会提交材料,指控DeepSeek持续针对美国模型开展蒸馏活动。2月23日,Anthropic公开指控DeepSeek、月之暗面和MiniMax大规模提取Claude的能力。

9月8日,Anthropic发布进一步报告,提出部分用户敏感资料被转发给Claude的指控。事情的过程据称是:用户以为自己在使用Kimi或DeepSeek,把文件、代码等交给它处理,服务后台却将部分请求转给Claude,再把回答返回用户,同时收集这些交互用于训练。这样,不仅美国模型的回答流向中国,用户提交的资料也会反向流向美国服务商。

报告列出的敏感资料据说包括疑似解放军相关用户、中国大型国企工程师、中国科技企业和中国地方公安项目。如果所称属实,说明如果“蒸馏”使用不当有时也可能反过来伤害自己。

9月上旬美方的“蒸馏”指责明显升级,美国CISA、NSA、FBI将中国企业对美国模型的工业规模蒸馏列为安全问题。

所谓“蒸馏”,就是让一个AI模型学习另一个更强模型的回答,把对方的部分能力转移到自己的模型中。美方的指控是:一些中国企业未经许可,大规模利用美国模型的回答来训练竞争产品。

Anthropic表示,其判断依据包括IP地址关联、请求记录、基础设施和部分行业伙伴的交叉验证,而不只是“两个模型回答相似”。不过,公开材料并未提供足以让外界完整复核的全部原始记录。

这就是为什么让美国特别警惕,因为美方认为,自己花巨资训练出的模型,可能反过来成为竞争对手的“免费老师”或“廉价老师”,帮助对方缩小差距。Anthropic甚至明确把蒸馏与芯片出口管制联系起来:限制芯片是为了保持优势,而未经许可的蒸馏可能削弱这种效果。

“蒸馏”争议正是特朗担心合作帮助中国追赶的具体背景之一。美国希望中国参与风险沟通,同时又防止中国借接触美国模型获得技术能力。这就使得中美AI对话从一开始就受到很强的互不信任约束。

现阶段中美两国AI技术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少?

截至2026年9月底,美国仍拥有更强的AI综合实力,中国是最有力的追赶者。模型表现的差距,明显小于芯片、算力和资金方面的差距。“美国全面遥遥领先”和“中国已经全面追平”,都说得过头。

顶尖模型能力:美国仍常处于前沿,但中国领先模型已能进入同一竞争梯队,差距随新版本发布而变化。

芯片与大规模算力:美国及其供应链伙伴优势更明显,是中国较难弥补的短板。

资金与研发投入:美国私人资本投入大幅领先,中国的政府投入则不能忽略。

电力供应:中国有明显的规模和扩建优势。美国更突出的问题,是新数据中心能否及时接上足够的电力。这确实是中国对美国芯片优势的一项重要制衡。

论文与专利:中国数量优势突出,美国在高影响力成果和顶尖模型方面仍有优势

工业应用:中国有庞大的制造业和机器人部署基础,但这不等于其AI模型整体更强。

人才方面,美国的优势主要是汇集全球人才、组织前沿研发;中国的优势是培养规模大、工程人才基础雄厚。若看目前支撑顶尖AI研发的人才体系,美国领先,但中国并不缺优秀人才。

模型能力已经不能用“落后很多年”概括。斯坦福《2026年AI指数报告》指出,中美模型自2025年初以来多次交换性能排名领先位置;其截至2026年3月的比较中,美国领先模型的优势仅为2.7%。但这个数字属于特定评测和时间点,不是说中国AI综合实力只比美国差2.7%,也不是9月底的最新差距。

更深的差距在于持续研发下一代模型的条件。资金、芯片、内存、互联和软件工具决定一家企业能做多少次训练实验,以及能向多少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斯坦福统计,2025年美国私人AI投资约2859亿美元,中国约124亿美元,相差约23倍;不过报告明确提醒,这个口径低估了中国政府引导资金的作用。

中国也在补硬件短板。华为9月宣布昇腾950超节点已规模商用,并计划在2027年第一季度提供昇腾960DT。这些是追赶的重要进展,但厂商公布的规格和路线图,还需要实际产量、可靠性和训练效率来验证。

模型榜单接近,不代表产业实力相同;芯片落后,也不代表所有应用都落后。中国在工业机器人部署和制造业场景上有优势,可能用足够好、成本可承受的模型创造很大经济价值。美国的资金和研发优势,则更有利于持续探索能力上限。这是我根据上述条件作出的判断。

“蒸馏”问题:即使有关指控成立,也只能说明某些企业借用了美国模型的能力,不能证明中国AI全靠蒸馏,更不能证明中国永远无法超越。

美国目前总体领先,而且这种领先有坚实基础。中国在模型能力上追得很近,但在支撑长期竞争的先进算力和研发资源上,仍面临更大的约束。目前没有充分证据支持“中美AI所有方面的差距都在扩大”。

英伟达和AMD在芯片方面的不断进步,确实增强了美国扩大AI领先优势的能力。但这还不能证明中美模型能力的差距正在持续扩大。

英伟达9月公布,Vera Rubin NVL72在MLPerf推理测试的预览提交中,特定条件下吞吐量最高达到GB300 NVL72的3.7倍。AMD也在推进Helios整机架平台,并宣布与Anthropic合作部署MI450系列算力,首个吉瓦规模部署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开始。前者是特定测试结果,后者包含未来部署计划,不能直接换算成模型智能提升几倍。

美国在先进算力方面的优势更坚实,中国追赶下一代前沿模型的压力也在增加,因为中国也在改进芯片、集群和算法;通过更有效的训练方法,可以用较少算力取得接近的成绩。华为已经宣布昇腾950超节点规模商用,并提前安排下一代产品。同时,更多算力并不保证按比例增加智能:数据质量、训练方法和研究判断同样重要。

这种追赶会越来越考验资源。今天用较少算力追上一个已发布模型,与持续独立探索下一代能力,是两种不同难度。更多先进芯片意味着可以同时尝试更多方向,承受更多失败,也能把成功模型以更低成本提供给用户,这是美国长期优势仍然明显的主要理由。

芯片持续升级,正在增强美国保持乃至扩大AI领先的条件。但目前更有把握的是“美国的算力优势强,中国追赶压力大”,而不是“中美AI能力差距已经不断扩大”。模型评测显示差距曾明显缩小,说明硬件领先与模型领先之间,并非简单的一比一关系。

中美AI对话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交流人工智能风险,并在发生重大AI事件时及时沟通,避免风险扩大或引发国家间误判。它目前承诺的范围,并不包括共同研发或分享核心技术。

根据白宫9月25日公布的文件,双方同意建立AI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的风险与利益,建立AI事件的双边沟通渠道。

从实际用途看,根据美方的报道,这个机制主要可以处理三类问题,(1)重大事件通报:AI系统发生严重失控、被滥用或造成跨境影响时,如何通知对方;(2)减少安全误判:AI参与网络攻击或军事活动时,如何避免把事故、犯罪行为误判为国家主动攻击;(3)讨论共同风险:如何应对利用AI实施网络犯罪、制造危险生物或化学威胁等问题。

这些是机制可能发挥的作用,不能当作双方已经达成的具体规则。被攻公布的文件尚未详细说明哪些事件必须通报、由谁负责,以及需要提供什么信息。

双方的着眼点也有差别:中国领导人公开强调中美应合作发展、管控AI;特朗普则担心合作使中国获得美国掌握的技术知识。因此,目前最容易落实的是有限的风险沟通,深入共同治理会困难得多。

双方继续AI竞争,但给危险事件留一个沟通窗口。成立窗口是具体成果;能否真正降低风险,要看双方以后是否愿意及时、诚实地使用它。

特朗普打造北约“核心圈”,多名关键盟友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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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计划下月在波兰召集部分北约成员国举行会议,英国、法国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等一些重要盟友却未获邀请。这些国家不仅是欧洲主要的国防开支大国,也在北约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9月30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将一些重要盟友排除在一次拟于下月举行的北约成员国会议之外。此次会议由美国国防部政策事务负责人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主导,重点讨论北约未来的发展方向。

据6名了解筹备情况的外交人士透露,这次在波兰举行的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围绕北约未来展开工作的“小型工作组”。但英国、法国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等多个没有收到邀请的国家,对自己为何被排除在外感到困惑。这些国家中不少不仅是欧洲主要的国防开支国,而且在北约军事和安全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名未获邀请的盟国官员说:“我们正在做要求我们做的一切。我们试图了解,参加这些会议的标准是什么,会议的目的又是什么。目前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并不多。”

白宫没有回应POLITICO的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也拒绝发表评论。

此次“小圈子”会议引发的疑问,与特朗普政府近年来对北约盟友采取的更具条件性的态度有关。特朗普及其高级官员自重返白宫以来,持续批评北约成员国,涉及的理由包括一些盟友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部分国家没有达到将国内生产总值5%用于国防的目标。

特朗普今年曾在Truth Social上抱怨说,他一直认为北约是“一条单行道”——美国每年花费数千亿美元保护这些国家,而“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会为我们做”。

特朗普政府今年4月还曾酝酿一份类似“谁在名单上、谁不在名单上”的盟友名单,考虑对不符合特朗普政策要求的盟友采取惩罚措施。POLITICO当时率先报道了这一计划。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随后也表达了类似思路,强调应该支持所谓“模范盟友”,并警告那些不支持美国利益的国家可能面临后果。

在这一背景下,此次北约“小型工作组”的安排尤其引人关注。

科尔比此前已经以类似方式举行过两次会议,邀请挪威、瑞典、芬兰、波兰、德国和荷兰参加。这一机制被称为“卑尔根集团”(Bergen Group)模式。参与国的一名外交官表示,这一小组并不是为了破坏北约团结,而是希望先提出一些新的想法,然后提交整个联盟进一步讨论和检验。

这名外交官称:“这可以成为推动整个联盟转型的引擎。”

不过,这名外交官也承认,一些没有受邀的盟友对此感到不满,尤其是其中许多国家实际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特朗普政府要求的国防开支目标。

另据一名了解筹备情况的人士透露,丹麦可能成为下一个加入这一“小圈子”的国家。此前,美国与丹麦已经就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达成协议。

科尔比是这一倡议的主要推动者。今年6月,他在挪威卑尔根首次召集上述6个盟友举行类似会议。会后,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会国家都是“正在迅速履行海牙峰会国防开支承诺、具备足够规模作出贡献,并准备着手开展实际工作的北约盟友”。

科尔比本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又表示,这一机制的目标是“带动整个联盟向前发展”。他认为,这最终将形成一个“更好、更强大、更持久”的北约,并增强欧洲自身的军事能力。

所谓“海牙开支承诺”,指的是北约成员国在2025年海牙峰会上作出的国防投入承诺。成员国同意到2035年将国防和安全相关支出提高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5%的水平,其中至少3.5%用于核心国防需求,其余用于更广义的安全相关支出。这一目标也是特朗普政府衡量盟友是否“尽责”的重要标准之一。

科尔比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北约内部以“小多边”形式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他此前曾主张增强德国的军事力量,以遏制俄罗斯,同时认为美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应对中国实力的上升。因此,他推动建立由部分欧洲盟友组成的小型合作机制,也与他长期强调的欧洲增强自身军事能力的理念相呼应。

但即使一些获邀国家也对这种选择性邀请方式提出疑问。英国尤其引人注目:作为欧洲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同时也是北约重要成员,英国并未被纳入这一机制。

参与该机制的6名外交人士之一警告说,如果美国试图把北约成员划分为“好盟友”和“坏盟友”,可能会对美国自身造成风险。

“如果他们试图把北约分成好人和坏人,这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这名外交官说,“但对欧洲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宾大教授:共产主义如何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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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人们常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来描述其独特性。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Teemu Ruskola则提出了另一种理解中国发展历程的视角: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转型的双重框架之中。

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工人阶级的解体:共产主义如何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中,Ruskola以英国圈地运动为历史参照,考察了中国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人口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相互关联的转型。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解体以及农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共同促成了一个新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也推动全球资本主义走向新的阶段,并将其发展所面临的生态极限进一步凸显出来。

Alice Liu: 您的新书《中国工人阶级的解体:共产主义如何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The Un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How Communism Built a Capitalist Superpower)将于今年10月出版。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具体来说,您写道,这并不是又一本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著作。那么,这本书究竟讨论什么?

Teemu Ruskola: 这本书最初源于我试图理解自己一生中所见证的全球性变迁。我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断变化的形态,以及它们在20世纪和21世纪经历的转型。当然,中国是这些全球性变迁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的书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出发,对1949年至今中国发生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变革进行了结构性分析。但与此同时,它也试图分析中国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转型中的作用。因此,我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中国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本身的特殊性。归根结底,我想思考的是,应该如何在全球背景下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Alice Liu: 从书名来看,您所说的“工人阶级的解体”究竟是什么意思?

Teemu Ruskola: 中国现代史经历了工人阶级的形成,随后又经历了工人阶级的解体。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最初是一个受到优待的劳动精英阶层。20世纪50年代,中国转向苏联模式,开始建立本国的重工业。由于当时无法获得外部资本,中国政府开始从农村提取资源,在城市建立精英生产单位,这些单位后来形成了国有企业。每一名城市居民都被分配到一个工作单位,即“单位”(danwei)。单位远远不只是一个生产部门。一个典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个微型福利国家,不仅提供终身就业保障,也就是著名的“铁饭碗”,还提供从出生到死亡的一整套照料和控制体系,包括住房、托儿、教育、医疗、体育和文化设施,以及退休保障。简而言之,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构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阶级,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劳动贵族”。

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从农村向城市提取和调配资源来维持的,因为当时中国无法获得外国资本。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工人阶级最初的“形成”。为了让农民真正地留在原地,中国政府于1955年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法律强制性的等级制度,把一系列由国家提供的福利与居住地联系起来,从粮食配给到教育、医疗保障,都是如此。在这种城乡分隔的制度下,被归类为“农民”(nongmin),而不是居住在城市的“工人”(gongren),不仅意味着一种社会身份,也意味着一种受到法律强制的行政身份。农民无法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尽管恰恰是他们为这些福利提供了资金基础。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转向国家资本主义以及“铁饭碗”的打破,中国不再承担对国有企业工人的原有责任。那些陷入亏损的国有企业被改造成股份制企业,从而可以吸收非国有资本,以改善自身的财务状况。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工人开始签订普通劳动合同,他们也必须面对招聘和解雇带来的不确定性。工人阶级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普通劳动阶级,彻底商品化。“打破铁饭碗”彻底改变了国家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在这一阶段,一个新的群体出现了:农民工。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农民工是一种混合身份;从法律角度而言,这甚至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农民工”这一称谓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矛盾。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行政逻辑中,这几乎是一个矛盾修辞。“农民”严格来说从事的是土地耕作,而“工人”则是在城市工业中劳动。一个同时具有这两种身份的人,并没有一个连贯的法律或结构性位置。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时代原本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逐渐转变为普通的工业无产阶级。与此同时,随着全球资本开始进入中国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进来。被国有企业下岗的工人和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无产阶级。这就是我所谓的“工人阶级的解体”:一个曾经享有特权的劳动贵族阶层,转变成了全球工业无产阶级。

由于国有企业的工作单位无所不包,其解体最终重新塑造了国家、家庭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解体最终带来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重构。正是在这一新的制度下,今天全球媒体所看到的中国逐渐形成:由全球资本推动、由大批农民工建设起来的超级大城市和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天际线。

Alice Liu: 您不同意两种广泛存在的观点:(1)冷战结束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胜利是不可避免的;(2)中国的经济奇迹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您是如何挑战这两种观点的?

Teemu Ruskola: 冷战结束之后,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解体确实证明了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很多人也把中国转变为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过程视为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证明。但这本书提出的观点恰恰相反:中国之所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在很多方面并不是因为摆脱了共产主义遗产,而是因为它受益于这一遗产。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许多条件,我认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由一系列残存的社会主义遗产补贴和支撑的,其中一些甚至深深嵌入了可以追溯到中国帝制时代的亲属制度之中。这才是关键所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如何造就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故事。

Alice Liu: 您能否进一步谈谈,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建立在共产主义遗产之上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Teemu Ruskola: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向外国资本开放,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之而来的转型是全球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生活区已经消失,但取而代之的新劳动制度在覆盖范围上同样具有全面性,只是失去了社会主义家长式管理所具有的某些缓冲作用。传统国有企业既是工厂,又是一个微型福利国家;而为大型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则被集中安置在巨大的宿舍中,这些宿舍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就是企业劳动营。在全球媒体中,富有争议的富士康就是这种劳动制度的典型代表。这家著名的跨国电子制造企业在深圳的厂区被戏称为“紫禁城”,里面有数十栋宿舍、商店和一家医院,并由1000多名保安维持秩序。2011年,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曾臭名昭著地把员工称为“100万只动物”,尽管他后来澄清说自己并无侮辱之意。

在全球化话语中,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但吸引全球资本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工资水平,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拥有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许多比中国贫穷得多的国家都能够提供更低廉的劳动力,但它们并没有同样吸引全球资本。中国真正的优势至少有三个方面:高素质的劳动力、优越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政治稳定性,而这些都与社会主义有关。医疗、教育和识字率的改善——所有这些使中国工人具有吸引力的因素——都是国家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直接遗产。

但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就连它在中国农村持续存在的影响,也仍然在补贴城市经济。全球资本,或者中国私人资本之所以能够以较低的工资雇佣农民工,是因为农民工并不像19世纪的英国无产阶级那样永久迁往城市,而是在工作地点和家乡之间来回流动。由于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身份在法律上仍然是暂时的。因此,他们最终集中在经济中最不稳定、最缺乏保障的领域,例如工业工厂和建筑业。

当他们失去工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拿不到工资——这也并不罕见——或者在工作中受伤——同样并不罕见——他们就会返回自己户籍所在的农村,在那里他们仍然拥有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例如,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据估计有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并返回家乡。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力量和个人处境影响下,他们持续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从未通过将所有土地国有化的方式彻底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仍然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农村土地则归进行耕种的集体所有。农民在农村持续拥有集体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土地所有权补贴了农民工劳动力的灵活性。雇主之所以能够向他们支付非常低的工资,是因为农民工仍然可以依赖自己在农村拥有的土地,以及留在农村的亲属——往往是女性和老年人——他们在农民工失业或需要帮助时照顾他们、为他们提供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农民工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反而使城市雇主能够持续利用他们的劳动力。

Alice Liu: 为什么您认为英国的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是理解中国工人阶级转型的一个有用类比?

Teemu Ruskola: 我的核心比较和历史参照对象是英国工人阶级。事实上,我的书名是有意向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致敬的。这是一本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最具典型意义的无产阶级。我以它作为观察另一种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无产阶级的透镜——也就是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我看来,中国工人阶级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阶段。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通常与所谓的“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使原本属于封建公地的土地被私有化或“圈占”,农民以及其他公地使用者被剥夺了土地。一旦失去土地,这些人就别无选择,只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从而成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基础。从本质上说,土地商品化导致了土地被剥夺,而土地的剥夺又推动了劳动力的商品化。

有趣的是,在中国,过去几十年里也出现了一场有时被称为“新圈地运动”的过程。大型商业资本进入中国农村,导致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迁移之一。仅在1990年至2008年间——甚至还没有算上之后进一步加速的过程——估计就有8800万农民因开发项目失去土地,并成为一个迅速扩大的群体,即“失地农民”。其中许多人被永久性地迁移到城市。我认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英国的圈地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而在中国,这些过程却在短短几十年内被压缩完成。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土地商品化和劳动力商品化这两个过程发生的顺序恰恰相反。既然农民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成为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那么,与英国的情况不同,现在又为什么还需要剥夺他们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从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以及资本主义更广泛的转型。

Alice Liu: 除了将中国与英国的经历进行比较之外,您还把中国与前苏联进行了比较。中国的故事与苏联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

Teemu Ruskola: 中国最初大量借鉴了苏联模式,尤其是在组织国有企业和建立工业基础方面。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不集中化,越来越多的控制权被下放给省级和地方政府。

两国在探索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也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苏联著名地采取了所谓的“大爆炸”式改革,即迅速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并立即放开价格管制。结果确实发生了一场“大爆炸”——经济几乎全面崩溃,因为国有资产一夜之间被私有化,最终演变成少数寡头大规模掠夺公共资产的狂欢。中国也曾考虑过通过价格自由化实施“休克疗法”,但最终拒绝了这一做法,而是采取了更加渐进的方式。

理解这种差异的一种方式是,苏联社会主义和后苏联资本主义都依赖高度抽象化、理想化的模式——尽管这些模式本身建立在截然相反的假设之上——而中国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采取的方式则都是渐进且务实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方式显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Alice Liu: 您还探讨了经济规划如何塑造家庭和亲属关系。能否举几个例子?

Teemu Ruskola: 正如我之前所说,国有企业中的毛泽东时代工作单位是一种全方位的制度,不仅提供就业,还提供住房、教育、医疗、退休福利等等。这种安排的部分动机,是要打破儒家式的亲属关系观念,建立一种不同的家庭观念——可以说,是建立一个更大的集体家庭。

但当国有企业被解体之后,它们原本承担的许多福利责任被转移给了市场,或者重新回到了家庭身上,这又回到了更加传统的代际照料模式。在农村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实行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也使更加传统的性别规范和亲属关系重新出现。

Alice Liu: 对于中国这一案例,您希望读者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尤其是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Teemu Ruskola: 随着中国所谓的“新圈地运动”不断推进,农民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剥夺土地,并被纳入城市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农村,以及残存的社会主义遗产逐渐消失,我希望人们关注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农民工迁入城市、永久定居,并完全依靠工资来维持生计的过程。过去,他们仍然可以依靠农村的土地和亲属关系网络,这使他们成为非常优秀的劳动者,却成为不太理想的消费者。

如今,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正在接近极限。中国拥有大量资本,也拥有大量劳动力,但现在需要的是市场,包括能够消费其产品的国内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将帮助中国完成向“成熟资本主义”的转型。资本主义将不再只是城市现象,也将成为一种覆盖农村的现象。

马克思认为,要让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开始运转,最初的启动资本必须通过非资本主义手段积累。他把这一阶段称为“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在英国,这一过程包括剥夺封建公地、驱逐农民,而这些农民随后成为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劳动力。后来的理论家,如罗莎·卢森堡,以及更近代的大卫·哈维,都认为,即便是所谓成熟的资本主义,也仍然依赖从某个“外部”获取的资源。19世纪,这个“外部”是殖民主义。殖民地既是资本来源,也是市场和劳动力来源。即使到了今天,全球资本主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以生产廉价商品。

但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农村以及中国农民完成无产阶级化,中国自身也将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也就是新的市场、自然资源等等。在国内可以被剥夺的土地和人口越来越少之后,中国实际上正在越来越多地在印度洋到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建立资源开采项目和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链。

因此,更大的问题是:这个星球究竟能够承受多少经济发展?鉴于中国的规模以及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向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转型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经济发展的生态极限究竟在哪里?

美媒:挑战中国科技帝国的硅谷“特朗普耳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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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于美国国务院内部、充满历史厚重感与金碧辉煌装饰的“条约厅”(Treaty Room)里,如今签署真正的国际条约早已极为罕见。然而在今年5月初,这里却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秀——其核心目的只有一个:拉拢盟友,在科技与供应链领域打压遏制中国。

美媒《POLITICO》在近期发表的长篇深度报道中,揭露了这场对抗戏码背后的关键人物:现年36岁、生于法国巴黎的副国务卿雅各布·海尔伯格(Jacob Helberg)。这位曾经的“TikTok打手”、前民主党筹款人,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特朗普政府内部的“硅谷鹰派”与“特朗普耳语者”(Trump whisperer)。他正将硅谷“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极客风格带入美国国务院,采取软硬兼施乃至强硬胁迫的手法,拼凑一个名为“硅胶和平”(Pax Silica)的反华供应链联盟,意图打破中国在稀土与关键矿产领域的绝对优势。

报道指出,在海尔伯格的操盘下,这场政治搬砖展现出极强的流水线色彩。截至目前,他已逼迫或说服包括欧盟以及智利、哈萨克斯坦等关键矿产大国在内的24个国家与地区签署了《硅胶和平宣言》。

海尔伯格对各国政府的说法直截了当:要么迅速与美国“手拉手”,共同对抗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所谓“系统性武器化”,要么就等着将核心科技基础设施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不符合我们利益的人”。

而对于试图“脚踩两只船”的国家,海尔伯格与美国国务院毫不掩饰其霸权嘴脸。以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虽签署了美方的声明,但因随后加入了中方于今年7月倡导的另一合作机制,目前正面临被美方“硅胶和平”联盟开除的威胁。美方警告各国:绝对不允许参加任何“与其预期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

对于自身扮演的角色,海尔伯格在接受《POLITICO》专访时直言不讳:“科技就是一切。谁在科技上领先世界,谁就极可能在经济和军事上领跑。”

现年36岁的海尔伯格有着特殊的成长履历。他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出生于巴黎郊区,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美国人。尽管早年在欧洲生活,但他自幼便深受父亲灌输的“美国例外论”影响。

海尔伯格回忆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欧洲社会普遍反战,年仅14岁的他在课堂上频繁为布什政府辩护,多次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对欧洲庞杂的官僚体制极度反感,批评欧洲政策是“自杀式的”,甚至在布鲁塞尔演讲时痛斥欧盟体制为“加利古拉式的官僚主义”。

18岁前往美国求学后,海尔伯格无缝融入硅谷。他先后在Google负责全球搜索政策,后加入前大鳄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的Palantir公司担任高级顾问。在政治立场上,他早期曾是民主党的支持者,2015年甚至极度崇拜希拉里,但随后彻底转向“MAGA”阵营。他声称“新冠疫情让我变成了共和党人,而2023年10月7日的巴以冲突让我成为了特朗普的死忠支持者”。

海尔伯格的迅速崛起,是科技巨头高管深度渗透特朗普政府核心权力的缩影。报道提到,海尔伯格与硅谷资本关系错综复杂——他的丈夫是著名风险投资人凯斯·拉波伊斯。两人2018年结婚时,主婚人正是OpenAI创始人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硅谷顶尖大佬几乎全数到场。

财务披露文件显示,海尔伯格在入职前不久抛售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OpenAI、Palantir、特斯拉和Meta股票。这种政商旋转门现象引发了美国左翼智库(如Public Citizen)的强烈质疑,批评者指出:“如今白宫的默认立场变成了——对硅谷亿万富翁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

对于这种“政企勾连”的批评,海尔伯格辩解称,过去华盛顿与硅谷脱节,导致美方不理解科技,而中国则将科技与国家力量深度融合。“硅谷精英入阁,只是补齐了这种翻译时差(translation gap)。”

虽然海尔伯格雄心勃勃地宣称“硅胶和平”联盟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G7”,试图将其打造为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科技基础设施网络,但外界普遍对其真实效果持怀疑态度。

首先,该倡议目前严重缺乏约束力。一位参与谈判的外国驻华盛顿外交官向《POLITICO》透露:“这看起来主要停留在象征意义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约束承诺。”

其次,特朗普政府大棒挥舞的单边主义政策正在背离盟友。G7核心成员国中的法国、加拿大并未加入,沙特等中东大国也保持距离。五角大楼前官员埃里克·罗宾逊(Eric Robinson)讽刺道:“你不能一边把刀架在北约的脖子上,一边又指望大家配合你搞‘硅胶和平’。”

海尔伯格在推动所谓“民主合作”时尽显高傲霸道。当法国科技企业家阿诺·伯特兰(Arnaud Bertrand)批评美方试图在菲律宾“硅胶和平经济安全区”强推美国习惯法的做法具有“结构性新殖民主义”色彩时,海尔伯格竟直接在社交媒体上辱骂对方拥有“无知失败者心态”。

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与盟友的犹豫,海尔伯格依然坚称要全面重塑美国国务院的经济引擎。“2025年,中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挤压美方科技供应链;到了2027年,我要让这一切不再发生。”

(图片来源:美国国务院)

防止中美危机滑向战争:史文提出危机管理13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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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之间发生严重政治—军事危机的风险正在上升。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高级研究员、长期研究中美安全问题的学者史文(Michael D. Swaine) 近日发布报告《防止和管控美中危机的原则》(Preventing and Managing a US-China Crisis: A Manual),分析中美双方在危机中的决策模式、信号传递、误判风险以及可能导致危机升级的因素,并提出一系列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

报告认为,台湾最有可能成为中美政治—军事危机的引爆点,但危机也可能源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其他争端。报告指出,双方对彼此意图的误判、军事信号传递失误、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偏向主动出击和升级的军事理念,都可能使一场原本可以控制的危机逐步升级,甚至演变为武装冲突。为降低这一风险,报告建议中美保持直接沟通渠道,在危机中控制目标和手段,避免过度施压,同时通过不同层级的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对话机制,加强相互理解并建立危机降级渠道。

英文原文:Preventing and Managing a US-China Crisis — Quincy Institute

执行摘要

美国与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风险。这种危机最有可能涉及台湾,但也可能因西太平洋地区的其他争端而发生。尽管两国领导人通常都希望避免战争,但双方过度依赖强制性手段而非安抚措施、根深蒂固的相互误解、信号传递失误、官僚体系的缺陷、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强调主动出击和升级的军事理论,都可能引发危机,并使危机逐步升级为武装冲突,甚至带来核战争的可能性。

危机管理的核心挑战,在于平衡两个相互竞争的要求:一方面,要在捍卫自身重大利益时展现决心,同时避免采取不必要的行动导致局势升级;另一方面,在适当情况下要表现出妥协意愿,但又不能显得软弱,或给对方造成可以进一步施压的印象。要实现这种平衡,就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局势作出一系列判断,而这些判断往往建立在主观但有事实依据的变量之上。因此,成功的危机管理更像是一门艺术,而非一门科学,需要深入理解自身以及对手的假设和认知。

双方在危机管理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特征,使局势更加复杂。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往往通过意识形态和大国权力政治的视角看待对方,从而产生不信任和最坏情况假设。双方通常都认为自己是防御性的、爱好和平的,同时认为对方具有攻击性、愿意承担风险。两国的军事理论都强调保持主动,并经常假定升级是可以控制或管理的。在涉及主权、信誉或国家威望等重大利益的争端中,这些倾向尤其危险,因为它们会提高双方的风险承受意愿,并降低妥协的可能性。

台湾是最危险的潜在中美政治—军事危机引爆点。北京方面认为台湾与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政权合法性不可分割,而华盛顿许多人则认为支持台湾关系到美国联盟体系的信誉、亚太地区的稳定以及美国对华整体战略地位。对于美国和中国的意图、军事信号以及双方愿意承担多大风险的误解,加上台湾方面的相关行动,使台湾危机尤其容易升级。双方核力量的现代化进一步增加了危险,因为这可能使一方担心对方在冲突中威胁其战略核威慑力量。

中美两国的政治体系在有效避免和管控政治—军事危机方面也各自存在一些突出弱点。在中国,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碎片化的情报渠道、下级官员不愿向上级传递坏消息、对历史创伤的高度敏感,以及将争端道德化的倾向,都可能妨碍有效的危机管理。在美国,决策者可能会误解中国迟迟不回应沟通的原因,低估中方警告的重要性,忽视中国国内政治和历史记忆的作用,并陷入意识形态或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或者受到群体思维的影响。

管理中美危机的指导原则

报告在多年与中国参与者进行危机模拟和对话,以及对历史案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原则,作为预防和管理未来中美危机的一般性准则:

  1. 保持直接沟通渠道,并发出清晰、具体的信号。
  2. 聚焦有限目标,采取有限手段;避免极端施压、发出最后通牒,或威胁对方的核心价值和利益。
  3. 保持军事行动的灵活性,逐步升级,并尽可能以对等方式回应对方,但不要机械地采取“一报还一报”的方式。
  4. 坚持务实而非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方式;不要限制谈判选择,也不要关闭后退的选项;避免基于所谓原则形成僵化立场,从而将危机变成零和博弈。
  5. 警惕危机决策中的群体思维。
  6. 保持克制,不要对挑衅性行动一概作出回应。
  7. 及时回应对方的接触,不要把对方在危机初期没有及时回应沟通请求简单视为敌意或挑衅。
  8. 将规模庞大、相互交织且难以解决的争端分解为规模更小、更易处理的问题,从而有利于建立信任并达成相互妥协。
  9. 提前考虑自身行动可能产生的意外后果。
  10. 警惕相互冲突的目标所带来的危险。例如,一方面需要可信地表达希望和平、避免冲突的意愿,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出必要时升级局势的意愿和能力。
  11. 注意历史事件以及国内政治或社会事件、人物和名称可能对对方危机认知产生的影响。
  12. 意识到快速采取进攻性行动(而非防御性行动)所具有的军事优势,会增加双方承担重大风险的意愿。例如:
  • 中国可能采取针对美国军队的先发制人行动;
  • 美国和台湾可能给人造成准备攻击中国大陆的印象。
  1. 华盛顿和北京都不应假定自己知道对方在升级阶梯上的底线,也不应认为自身比对方拥有更强的决心。

最后,危机管理应当被视为一项全政府层面的工作,而不是一项狭义的军事任务。报告建议进一步扩大并协调第一轨道(Track 1)、1.5轨道(Track 1.5)和第二轨道(Track 2)对话,同时建立双方共同认可的危机管理准则、由相互信任的沟通者参与的非正式“非对话”渠道、危机管理咨询小组,以及作战层面军事单位之间制度化的沟通联系。这些措施有望增进相互理解,减少最坏情况思维,并在危机全面爆发并升级为战争之前,为双方提供降级机制。

 

POLITICO:特习峰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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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圆满结束。美国政治新闻媒《POLITICO》在9月25日盘点此次峰会的成果时总结道这是一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会晤。由于被特朗普限制进入白宫核心采访区域,POLITICO 的这篇稿子更多是从外部智库视角、行业反应以及选情政治(中期选举)的角度进行分析。虽然整篇分析负面情绪居多,但文章认为,峰会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明确了两位元首在今年还会见面两次。

文章写道,两位元首日前在华盛顿举行了盛大的双边会晤。虽然美中双方达成了短期延长贸易停火的协议,为白宫赢得了宝贵的缓冲时间,但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农业贸易采购以及人工智能(AI)监管等核心议题上,未能取得实质性的重大突破。因此,本次峰会主要维持了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既有现状,难以在临近的美国中期选举前为执政当局带来明显的经济或政治红利。

POLITICO 报道称,在本周三晚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后不久,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即宣布,美中两国已同意将当前的贸易停火协议延长至明年1月。

两国元首曾于此前在韩国釜山会晤并达成初始停火协议,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此次延期成功将潜在的关税危机推迟到了美国中期选举之后,避免了因协议到期而可能触发的关税加码以及针对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的严厉出口管制,从而暂时稳定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双边经济关系。

智库美国行动论坛(American Action Forum)贸易政策主管雅各布·詹森(Jacob Jensen)向 POLITICO 表示:“如果停火协议未能延长,我们可能会在新闻头条中看到‘美中贸易战全面重启’,甚至面临摩擦升级。”

尽管白宫安排了极为隆重的接待规格——包括参观国家档案馆的《美国宪法》原件,以及邀请美国科技、金融和工业界巨头出席的国宴——但 POLITICO 指出,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取得了能够改变经济格局的重大让步。比如,中国继续对美军工及民用制造业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如镓、锂等)实施出口限制;而美方在放宽对华先进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方面同样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在农产品采购方面,虽然特朗普在会后暗示中国承诺采购更多美国农产品,并声称“农民们会非常高兴”,但业界对此持谨慎态度。POLITICO 援引行业代表的话称,中国先前的采购承诺屡屡未能完全兑现,仅凭口头保证难以抚平美国农业界的关切。

在人工智能与双向投资方面,前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Daniel Kritenbrink)指出,本次会晤未能遏制双方在 AI 领域的激烈竞争,两国均致力于在 AI 竞赛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原本旨在促进双向资本流动和建立“贸易委员会”的提案,因国会及地方共和党人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而陷入停滞,被财政部官员私下称为“政治上的败笔”。

前共和党外交政策顾问布雷特·费特利(Brett Fetterly)在接受 POLITICO 采访时直言:“这已经是连续两次未能带来多少商业或经济成果的国事访问。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 39 天之际,总统与习近平坐下来会谈究竟能否对选情带来积极助推,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POLITICO 报道强调,本次华盛顿峰会最明确的成果之一,是确认了两国领导人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再次举行两次会面。习近平在白宫电视直播的茶会上证实,双方将在11月18日至19日于中国举行的 APEC 峰会,以及12月14日至15日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多拉举行的 G20 峰会上再次会晤。这将创造两名领导人在单一日历年内四次面对面会晤的历史纪录。

前国家安全官员克雷格·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向 POLITICO 分析称:“峰会巩固了一种熟悉的模式——即顶层互动具备了更高的可预测性,但底层的商业和战略争端并未得到解决。”

对于美国企业界而言,仅延长两个月的贸易停火虽然暂时规避了关税冲击,但本质上只是延长了经济上的悬停状态。POLITICO 援引相关行业官员的话指出,这种极短期限的延期对于急需稳定预期以规划长期投资的美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颗“难以咽下的苦药”。

美驻华大使称特朗普曾询问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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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纽约时报》9月27日报道,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David Perdue)当天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意购买美国武器。不过,白宫随后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则称,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计划”。

庞德伟当时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谈及习近平上周访美期间的中美互动。他说,特朗普经常表示,美国“向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出售武器”,并称特朗普“曾经在某个时候问过习近平总统,他是否想购买一些(美国武器)”。庞德伟没有透露特朗普提出这一问题的具体时间,也没有说明习近平对此作何回应。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提出向中国出售武器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表态。中国是美国两党政策制定者普遍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军事、经济和外交竞争对手的国家,也是唯一被认为有能力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白宫在回应相关询问时表示,美国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则在声明中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计划。”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暂未回应置评请求。

报道指出,中国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军事力量。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官员,包括特朗普政府内部人士,都曾警告中美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在亚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以及南海、东海等涉及美国盟友利益的地区。与此同时,美国官员称,在中国政府批准下,中国国防企业一直通过向伊朗、俄罗斯等美国对手出售军民两用设备、卫星图像等方式支持这些国家,美国也因此对部分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在亚太地区,美国长期保持着军事优势,但随着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强,这一优势正在缩小。《纽约时报》称,特朗普政府近年来又将部分地区资源转用于对伊朗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国防工业在武器生产能力方面也面临挑战,美国官员认为其生产速度不足以满足全球需求。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曾任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白宫国家安全官员的何瑞恩(Ryan Hass)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此前特朗普是否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还存在任何模糊之处,那么珀杜的这一披露“已经让这个问题没有了悬念”。何瑞恩还说,特朗普向中国提出出售武器的做法,会让那些“处于中国矛头最前沿”的美国伙伴感到不安。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一直暂缓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报道指出,根据美国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负有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法律义务。这项最新军售方案由美国国务院官员制定,并于今年早些时候获得国会领导人批准,但此后一直搁置在国务院。5月,两党参议员曾致信特朗普,敦促他推进对台军售。上周三,即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前几个小时,由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领衔的4名共和党参议员也致信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提出同样要求。他们还敦促政府拨付国会此前批准的3亿美元对台购武援助,以及10亿美元台湾安全合作倡议资金。

在福克斯新闻9月27日的采访中,主持人向庞德伟询问美国迟迟没有向台湾提供军售和军事援助的问题。庞德伟回应称,特朗普去年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并表示“有关其他军售的讨论仍在继续。他和习近平每次见面都会谈到这些问题”。随后,庞德伟提到特朗普曾表示美国也向“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出售武器,并向习近平提出了类似的军售可能性。

报道还回顾了中美在台湾军售问题上的互动。中国方面曾表示,习近平已告诉特朗普,他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今年5月,特朗普在结束北京之行、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曾告诉记者,两人“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对台军售问题。根据1982年中美就台湾问题达成的一份文件,美国曾承诺扩大对台湾的支持,其中一项保证明确表示,华盛顿“没有同意就对台军售问题与中国进行磋商”。今年5月,当记者问及这一承诺时,特朗普回应说:“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过去。”

特朗普今年5月在北京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还曾表示,他之所以暂缓对台军售,是因为军售是对华谈判中一个“非常好的筹码”。而在上周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特朗普则表示,两人没有过多讨论台湾问题,并说:“目前,一切都很好。事情正在向前推进。”

台湾驻美代表俞大㵢(Alexander Yui)9月27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节目《面对全国》(Face the Nation)中表示,根据美国政府官员上周的公开表态,他相信“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不过,他同时表示,希望台湾能够“尽快”获得那项被暂缓的140亿美元军售。

鲁比奥9月24日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被问及对台军售被暂缓一事。他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平衡我们的工业能力和军工基础”,同时评估美国自身是否需要这些武器。《纽约时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提出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表态,与上述理由之间如何保持一致。

特朗普上周表示,他计划于11月在中国参加地区领导人峰会期间再次与习近平会面,并称习近平将于12月再次访问美国,参加另一场多边峰会。报道最后援引分析人士的判断称,特朗普在今年年底前批准对台军售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可能影响他与习近平即将举行的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