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正在围绕一个越来越尖锐的问题发生分歧：为了降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美国是否应该放慢先进AI的发展速度，即使这意味着可能被中国等其他国家赶上？

随着有关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警告不断增加，这一问题正在成为美国国会推动AI安全立法时的一个重要争议点。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近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公众一方面普遍承认先进AI可能带来严重风险，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在全球AI竞争中失去领先地位。

调查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有可能摧毁人类”。但当被问及如果放慢AI发展能够使其更加安全，美国是否可以接受因此落后于其他国家时，受访者出现明显分歧。43%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这样能够让美国更加负责任、安全地发展AI，那么即使落后于其他国家也是可以接受的；37%的人则认为，美国不应该因为安全问题而放慢脚步，即使这样意味着承担更大的风险。

这种分歧在不同党派选民之间更加明显。曾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50%认为美国不应为了安全而在AI竞争中放慢脚步，38%持相反观点。

这一社会分歧正在逐渐映射到国会。“不能输给中国”成为反对放慢AI发展的重要理由。目前，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多项AI安全监管方案，但围绕监管力度、政府应该介入到什么程度以及是否会削弱美国竞争力，议员们尚未达成共识。

一些共和党议员认为，如果美国通过严格监管限制本国AI企业的发展，可能给中国留下赶超机会。

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Brett Guthrie近期表示，美国“绝对不能投降”。他认为，如果美国停止或大幅放缓AI发展，就可能意味着把领先地位让给其他国家。

Guthrie同时表示，AI立法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不应该为了追求速度而仓促通过法律。他领导的委员会甚至可能要到明年才会正式处理相关AI立法。

众议院议长Mike Johnson近期也强调，美国需要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特朗普则多次反对进一步加强联邦层面的AI监管，认为过度监管可能让中国获得赶超美国的机会。

参议员Ted Cruz则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描述了这种竞争逻辑。他说，如果未来真的出现“杀手机器人”，他宁愿这些机器人是美国制造的。

在一些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国会议员中，同样存在这种担忧。

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主席John Moolenaar承认，国会“确实有公共安全方面的责任”，但同时表示，美国也需要“在AI竞赛中击败中国”。他认为，这不仅涉及经济利益，也涉及国家安全。

共和党众议员Don Bacon则表示，他对于通过监管限制AI发展“非常谨慎”，因为美国“不能落后于中国”。

但另一派认为，AI竞争不能成为放弃安全监管的理由。与此同时，一些民主党议员认为，美国面对中国的竞争并不意味着国会可以忽视AI安全风险。

众议院进步党团主席Greg Casar表示，AI竞争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一场必须分出胜负的军备竞赛。“AI竞赛不是一场你赢下来的军备竞赛，”Casar在POLITICO举办的Decoded峰会上说，“这是一场我们需要结束的军备竞赛，我们需要保护美国人民。”

Casar与参议员Bernie Sanders等人正在推动对“超级智能”AI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理由是先进AI可能产生难以控制的系统性风险。

民主党众议员Greg Stanton则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在创新和安全之间二选一。“我们可以在创新方面领先，也可以在安全方面领先，”Stanton说。他认为，把AI创新和AI安全描述成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是对美国历史经验的误读。

一些议员则试图在两种立场之间寻找平衡。民主党众议员Josh Gottheimer表示，中国“并没有等待其他国家”，因此美国不能简单退出AI竞争，但同时需要确保AI发展以适当方式进行。他说，“你不能只是离开这场竞赛，但你需要确保以正确的方式参与其中。”

此外，特朗普与习近平是否应该讨论AI安全，也出现分歧。一个正在出现的问题是：如果美国和中国都担心对方在AI领域取得决定性优势，两国是否应该就AI安全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

一些共和党议员对此持怀疑态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高级成员Joe Wilson在被问及特朗普是否应该与习近平讨论AI安全时表示：“我不信任他。我信任特朗普。”

但一些民主党议员则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至少可以从一些具体的安全问题开始建立共识。民主党众议员Ted Lieu提出，可以首先讨论AI与核武器之间的关系。例如，两国可以承诺不允许人工智能自主决定或启动核武器。他说，美国可以通过一些具体措施，推动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AI安全标准。

与此同时，国会推动AI安全立法的过程并不顺利。

9月16日，参议员John Kennedy试图通过“一致同意”程序快速推动一项要求先进AI模型配备紧急关闭机制的法案，即所谓“kill switch”法案。Kennedy认为，如果先进AI系统最终出现无法控制的情况，人类必须保留关闭系统的能力。但参议员Rand Paul提出反对，使这项快速通过的尝试无法继续。

Kennedy随后表示，他的法案并不是要让联邦政府控制AI的关闭按钮，而是要求开发先进AI模型的企业自行建立这种紧急机制。Rand Paul则认为，国会在对AI技术及其潜在风险有更充分了解之前，不应该仓促制定这种广泛适用的要求。

与此同时，参议院两党议员仍在就另一项更全面的AI安全法案进行谈判。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John Thune、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Ted Cruz以及民主党参议员Amy Klobuchar等人正在推动相关立法。Cruz表示，希望本月能够在委员会层面推进，但谈判仍未完成；Thune则对能否在中期选举前完成相关程序持谨慎态度。

这意味着，即便华盛顿对AI潜在风险的讨论正在迅速升温，具体监管方案仍然面临党派分歧、技术争议以及时间压力。

与此同时，美国主要AI企业对于国会究竟应该采取多强的监管措施，也并非完全一致。

POLITICO报道称，OpenAI近期支持一项要求对先进AI系统实施独立监测的提议，而Anthropic政策负责人Sarah Heck随后没有明确支持同一方案。这一分歧尤其值得关注，因为Anthropic长期以来一直以AI安全作为其企业定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AI监管的争论因此已经不再只是“支持监管”与“反对监管”的简单二分，而是进一步涉及：谁来制定安全标准、政府应该拥有多大权力、AI企业是否应该接受独立监督，以及监管是否可能削弱美国在全球AI竞争中的优势。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立法窗口正在缩小。众议院9月中旬提前结束本阶段工作，议员们将在中期选举后进入“跛脚鸭”会期，而届时国会日程已经十分拥挤。

（本文基于Politico的相关报道。）

“历史的终结”曾被广泛理解为自由民主最终战胜其他政治制度的宣言。1992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此后这一概念不断受到现实政治的挑战：从“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到特朗普崛起、民粹主义扩张，“历史是否真的终结”成为一个反复被提出的问题。

当地时间9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由Ezra Klein主持的播客《The Ezra Klein Show》对福山的深度采访。Klein与福山重新讨论了这部令后者成名的著作，以及其中有关自由民主、人性、身份认同和政治秩序的观点。福山表示，他当年的论述并非简单宣告自由民主取得永久胜利，而是认为，在当时看来，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似乎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组织形式中缺少系统性竞争者的一种最终形态。但与此同时，他也警告，自由民主如果只能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却无法满足人对于尊严、认同、成就和意义的追求，其稳定性同样会受到挑战。

“历史的终结”并非意味着世界不再发生事件

福山在访谈中解释，“历史的终结”这一说法源自黑格尔，并不是指历史事件本身停止发生，而是指人类政治和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过程可能走向某种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同样采用了这种历史观，但其所设想的终点是共产主义社会。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改革以及东欧政治变化，福山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主要的制度性竞争者要么自行瓦解，要么已经被原来的追随者抛弃，而资本主义经济与自由民主制度似乎成为最有可能延续下去的模式。

但福山强调，他并没有认为自由民主社会已经完美无缺。他真正提出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其他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能够让人最终获得更加幸福、更有意义的生活？直到今天，他仍没有看到一个能够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并提出具有普遍吸引力替代方案的制度。

人们追求的不只是财富，还有“被看见”

在福山看来，自由主义理论过去过于强调个人安全、自由以及物质生活，却没有充分理解人的另一种需求——获得他人的认可。

他借用了古希腊哲学中的“thymos”概念，将人的这种精神需求进一步区分为两种形式。其中一种是“isothymia”，即希望自己至少能够得到与其他人平等的尊严和认可；另一种是“megalothymia”，即希望获得高于他人的地位、成就和认可。

福山认为，前一种需求实际上是自由社会的重要基础。现代自由民主通过法律赋予每个人基本权利，使其作为一个人获得社会承认。但如果一些人认为自己没有得到与他人相同的尊重，就可能产生强烈的不满。

他以同性婚姻运动为例指出，仅仅赋予同性伴侣财产继承等经济权利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诉求，因为他们同样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够得到与异性婚姻同等的社会认可。

类似的机制也存在于经济领域。福山引用亚当·斯密的观点说，贫困带来的痛苦不仅来自缺少物质资源，也来自“不可见”——感觉自己没有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认可。由此，他认为，当代许多民粹主义政治并不仅仅围绕收入和财富展开，也与一些人认为自己被受教育程度更高、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忽视有关。

“最后的人”与自由社会的另一种困境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另一部分讨论了尼采意义上的“最后的人”。

福山解释说，“最后的人”满足于自由主义能够提供的和平、繁荣和个人安全，却不再追求更高的目标，也没有愿意为某种理想承担风险的冲动。在尼采看来，这种状态可能意味着人类精神被“扁平化”。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承认所有人的基本平等，但社会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人与人之间在才能、成就和地位上的差异。对于一些人而言，追求卓越本身就是一种动力；问题在于，这种追求如果转化为政治支配欲，就可能威胁民主制度。

他认为，现代自由社会必须为这种“超越他人”的欲望提供和平出口。过去，战争有时被一些思想家视为重新激发社会活力的方式，但随着核武器和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已经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寻找其他方式来释放这种竞争和成就欲望。

“9·11”没有终结自由主义，但改变了美国政治

谈及“9·11”事件25周年，福山表示，这一事件并没有真正证明自由主义已经被一种新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击败。在他看来，激进伊斯兰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形成一种能够在不同社会普遍传播的政治模式。

他认为，“9·11”真正产生的长期影响之一，是美国随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化外交政策、国内监控体系扩张和公众对美国力量运用的失望。

福山本人曾经属于新保守主义圈子，并支持过推动萨达姆·侯赛因下台的相关主张。但伊拉克战争之后，他逐渐与新保守主义决裂。他说，自己此前研究过美国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干预，因此一直怀疑美国是否拥有长期改造一个文化和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国家的能力。伊拉克战争之后，他认为美国没有充分准备好在推翻萨达姆之后长期建设一个稳定国家。

他还反思了自己的思想变化，认为人的政治判断并不完全来自对客观信息的理性分析，社会圈层和身份认同同样会影响人的判断。他说，自己当年身处新保守主义圈子，与相关人士的友谊和认同也使自己更难与这一政治立场分离。

特朗普与美国国家治理能力

谈到特朗普，福山将其与自己早期著作中讨论的“承认”和“欲望”联系起来。他认为，特朗普不仅代表一种政治风格，也反映出部分美国人对政治权力、边界、国家能力以及传统社会等级的诉求。

福山还提出“国家再家产化”（repatrimonialization）的概念，用来描述现代国家重新出现以领导人本人及其亲友利益为中心的倾向。

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建立专业化、非人格化的行政体系，由具备专业能力的官员管理国家事务，而不是按照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分配权力和利益。如果这种非人格化的制度遭到削弱，政治就可能重新回到由领导人及其亲属、朋友获得特殊待遇的模式。

与此同时，福山也认为，美国自由民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能力”不足。政府拥有大量程序和制度约束，有时导致其很难迅速完成已经确定的公共目标。

他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登月计划为例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肯尼迪宣布登月到真正实现载人登月只用了8年；相比之下，近年的大型公共项目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取得实际进展。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能拥有强大的执行能力。相反，一个有效的自由民主制度需要能够在法律框架内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并实现已经确定的公共目标。

中国、欧洲与新的政治竞争

在谈到中国时，福山认为，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有可能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对自由民主形成系统性竞争的模式。

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国家具有治理能力，同时受到法治和选举的约束；中国则拥有非常强的国家治理能力，但没有受到同样的法治和选举限制，因此治理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本身。

福山还提到，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官僚传统具有悠久历史，强调由受过教育、具备能力的人参与国家治理。他认为，中国在现代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力，使其成为自由民主之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制度模式。

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模式的长期可持续性仍然存在问题，包括房地产市场、青年就业以及对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依赖等。

对于欧洲，福山则认为，欧洲面临的问题并非政府人员缺乏专业能力，而是过度依赖规则和程序。他认为，当规则不断增加、行政体系被程序束缚时，政府即使拥有大量专业人员，也未必能够产生有效的治理结果。

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新的制度变量

访谈最后转向人工智能。福山认为，政治制度本身可以被看作一种处理和回应社会信息的“集体技术”，而人工智能将改变政治体系处理信息的方式。

他认为，人工智能尤其可能对自由民主制度形成挑战，因为民主制度能否正常运转，与其获取、处理和回应信息的能力密切相关，而社交媒体已经改变了政治传播方式。

福山还认为，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与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存在重要联系。在网络环境中，传播更加激烈、具有争议性的内容往往更容易获得关注，阴谋论也因此更容易扩散。

对于人工智能本身，他最担心的是“代理型人工智能”以及人类主动向机器转移决策权。他认为，人类可能越来越多地将权力交给能够自主行动的机器，而开发者本身也未必完全理解这些系统内部的运行机制。

他同时指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人工智能竞争可能增加治理难度，但两国也都面临控制高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问题，因此仍可能存在建立国际规则的空间。

在福山看来，未来自由民主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而是如何在新的技术环境中重新建立有效的国家能力，同时保持法治、平等和政治约束。他认为，一个能够有效治理人工智能、利用技术处理复杂信息，同时又不让技术反过来控制政府的国家，将成为未来政治制度的重要课题。

编者按：朗普频频示好，习近平为何依然冷静回应？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最新的分析文章《为什么北京对特朗普的示好“不为所动”？》指出，尽管美方在台湾问题、高科技出口和军际关系上有所松口，北京依然保持高度警惕。文章从战略判研、心理预期、政策连贯性以及国内政治四大维度，深度剖析了中国领导层“以静制动”的深层考量，揭示了当前中美关系“表面平静、暗流涌动”的真实情况。以下为该文的编译版。

在其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中国做出了显著的妥协与和解姿态，尽管其政府同时也推行了一系列具有竞争性的举措。 但北京并没有放松警惕。中国依然专注于巩固自身与美国长期竞争的优势地位，而非寻求与特朗普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领导层继续将战略竞争视为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且不可动摇的本质特征。

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积累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北京正努力争取时间，以提升自身承受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压力的能力。

摘要

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在公开表态中，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优先事项和关切表现出了罕见的尊重。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盛赞这位中国同行，并对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崛起表示敬重。然而，习近平并未做出投桃报李的姿态来满足特朗普对国际舞台尊重的渴望，而是采取了更为审慎严密的方式来管控中美关系。这包括促使特朗普接受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并保持定期的元首级沟通机制。

北京对特朗普的谨慎态度可能源于多重因素：包括预判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假设无论特朗普在口头上如何软化，美国对华采取竞争姿态的大方向都不会改变；以及习近平目前最核心的精力仍聚焦于国内议程。因此，中国领导层似乎在精打细算，试图以最小的代价来维持两国关系中一种“不安的平静”。北京的重心在于打牢长期与美国博弈的基石，而非急于与特朗普达成什么重大突破。

特朗普正在顺应北京的长期诉求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对他们眼中美国的“意识形态热忱”感到反感。二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在鼓励中国走向更加开放、自由与民主。在冷战时期及冷战后，多位美国领导人也曾支持过旨在颠覆共产主义政权的民主运动。从毛泽东开始，历代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试图改变中国的企图均表达过强烈不满。作为回应，中国领导人始终坚信，终有一天中国将超越美国，并证明其治理模式的优越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很多方面恰恰体现了北京长期以来希望在美方伙伴身上看到的特质、直觉与特征：

• 不再居高临下： 特朗普政府摒弃了过去那种对中国改革方向指手画脚的教师爷姿态。
• 不再输出价值观： 他没有打着人权、宗教自由或自由民主治理的旗号对华施压，也没有要求中国去符合西方文明的传统与理想，而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拥有自身风俗习惯的独立文明。
• 给予极高规格尊严： 特朗普在公开场合持续表达对习近平的尊重，并给予中国与美国对等的大国地位，甚至提出美中组成“两国集团（G2）”共同引领世界舞台的设想。
• 放宽技术与经济遏制： 美国目前并未精心组织去阻碍中国的未来发展。相反，特朗普削弱了旨在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政策。他甚至为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更先进的半导体芯片开了绿灯，条件是美国政府能从中抽取一部分营收分成。
• 对盟友体系缺乏兴趣： 特朗普无意拉拢或组建美国的盟友网络来围堵、遏制中国在亚洲及全球的影响力扩张。事实上，他对盟友价值本能上的怀疑，恰好契合了中国希望看到美国盟友网络削弱乃至解体的战略偏好。
• 军事战略重心转移： 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个任期内将美军资源从中国周边调离，客观上缓解了北京面临的压力。通过将航母打击群和导弹防御系统从东亚调往中东，特朗普拔掉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一根“眼中钉”。
• 国防部高层降温信号： 国防部领导层同样放缓了对华施压。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在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演讲中未提及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8月在马尼拉就区域战略发表演讲时也未提及中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Alvaro Smith）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庆祝活动上的演讲中盛赞中美军际关系回暖。这些信号都符合优先平息对华紧张局势的模式。
• 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转变： 特朗普在这一领域率先接纳了北京偏好的表述。他不再重申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长期“一个中国”政策，而是转而指责台湾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甚至建议台湾需要“冷静一下”。他质疑美军“跨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是否值得，并表示未来对台军售将与习近平进行商讨。

尽管其行政团队成员辩解称特朗普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海问题的政策改变，并强调特朗普批准的对台军售比以往历任总统都多。但其客观效果依然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特朗普希望避免台湾成为他与习近平实现更广泛目标过程中的障碍。

特朗普对习近平设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易性的。他向美国选民重复强调的逻辑是：他与习近平有着极其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可以利用这种关系避免战争，并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同时，特朗普也誓言要缩小美中贸易逆差，他将此归结为公平问题。

在这些和解姿态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竞争性举措，例如对中国无人机和机器人进口实施新限制，并向第三方国家施压不得转运中国产品。特朗普政府还对涉华实体（包括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和关税威胁。美军正投资研发用于应对与中国高精尖冲突的新型军事能力。通过“硅胶和平”（Pax Silica）倡议，华盛顿正在与合作伙伴合作，试图打破中国对稀土和磁体等高科技供应链关键要素的垄断。此外，特朗普政府正努力将其他国家锁定在美国的人工智能（AI）技术栈中。

这些与特朗普缓和姿态方向截然相反的政策，加剧了中方对美国对华政策连贯性和真实意图的怀疑。

中国冷静回应

即使特朗普在多项被北京视为敏感的问题上减轻了压力，中国领导人的行为举止依然表明，他们认为战略竞争并未有所削减。

在2026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特朗普在所有有媒体在场的场合都对习近平赞不绝口。然而，习近平在这些互动中神情几乎没有任何波澜，也从未对特朗普做出任何奉承式的回应。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访问画面显示：习近平指向远方，特朗普在其侧后方凝视；或是习近平引领特朗普游览北京各处景点，并向特朗普讲解其历史意义。

在访问期间，中国官员并未公开证实两国元首在特朗普的核心关切——伊朗问题上达成了任何共识，而是听任白宫单方面去宣称双方已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应保持开放、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的共识。同样，北京也没有像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时那样安排大型商业协议签署仪式，这剥夺了特朗普原本可以用来向美国民众展示其对华关系带来实质成果的核心视觉画面。

中国官方媒体并未将特朗普的访问塑造为“历史性事件”，而是将其冷处理为外国元首系列访华中的普通一站。甚至在特朗普结束访华搭乘专机回国、人还在半空中时，北京就已对外宣布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来访的消息。

当特朗普提出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时，北京非但没有顺势采纳或保持沉默，反而公开予以拒绝。相反，中国官方媒体大肆宣传特朗普接受了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关系定位。中方媒体将这一成果宣传为习近平的重大外交突破是极其准确的——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曾先后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关系框架，试图争取历任美国总统的支持但均未成功，而如今这一诉求终于得以实现。

尽管中国官方的绝大多数表态以及习近平对特朗普的姿态都保持着审慎与克制，但北京也同样小心翼翼，避免在言语上直接侮辱特朗普，或被外界认为是在让他难堪：

1. 外交表态克制： 对于美国在中东或其他地区的军事或外交行动，中国发言人通常避免直接点名批评特朗普本人。
2. 配合日程调整： 当特朗普因伊朗战事请求将原定于3月的访华行程推迟至5月时，北京予以配合。
3. 规范化回应争议： 当特朗普在白宫黄金时段的讲话中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时，北京做出的回应依然是例行公事地重申其“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既定立场。
4. 舆论管控： 自特朗普2025年上台以来，中国学术期刊中关于“美国衰落”的文章数量大幅减少。

但在特朗普的优先政策事项上，中方的履约记录则喜忧参半：

• 贸易与采购： 特朗普成功减少了中国对美出口，落实了他打造更平衡贸易关系的承诺。然而，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中国的全球总出口量以及美国进口的源自中国的商品成分却在持续上升。换言之，特朗普的关税就像水中的石头，改变了中国商品流向的路径，却未能改变其最终目的地。在购买美国出口商品方面，北京的表现低于预期。相比于预期的采购500架波音客机，中方仅表示将购买约200架。中方在购买美国能源和农产品的承诺上也打折处理。在特朗普因放行英伟达（Nvidia）向中国出口H200芯片而在国内承受政治压力后，中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及之后并未批准任何采购。直到最近几周，北京才暗中允许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开始限量采购H200芯片。
• 关键资源与禁毒： 在2025年10月特朗普与习近平达成的“贸易休战”中最核心的稀土和磁体出口问题上，美国官员公开抱怨中国政府在完全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上“仅部分履行了义务”。不过，在遏制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方面取得了进展，包括中国出台了新的前体化学品出口管制目录，以及两国联合开展执法调查并逮捕中国毒贩。
• 领事与人权问题： 在特朗普提及被羁押的靳牧师（Pastor Ezra Jin）案件后，中国当局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将其释放。然而，对于特朗普重点提及的核心人物——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中方在刑期或待遇上未做出任何妥协。甚至在特朗普5月结束访华后，中国当局还错拘了一名美国学者。

总体而言，当前的双边关系保持了基本稳定。围绕中美未来爆发冲突的公开讨论有所消退。与此同时，双方继续针对彼此采取竞争性举措，同时也加速各自的脱钩进程，以减少在关键要素上对彼此的依赖。然而，从全局来看，即使特朗普在多项北京高度重视的问题上减轻了压力，中国领导层依然将战略竞争视为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且不可动摇的本质特征。

北京对特朗普保持谨慎的深层原因

对于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屡屡向中国核心关切释放出的“善意信号”，北京之所以选择不予积极回应（即“不咬钩”），背后至少有四个相互重叠且并不矛盾的深层战略考量：

1. 对相对实力对比的自信心上升

中国领导人对本国相对于美国的实力地位越来越有信心。这种信心源于北京此前曾迫使特朗普在其2025年的对华贸易战中让步。而中国抵御2026年伊朗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冲击的能力，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信。当其他国家因能源危机遭受挫折时，北京凭借其现有的能源储备、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产能以及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维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这些事件让北京确信，中国的相对地位正在提升，而美国的相对地位正在削弱。中国评论家如今将中美关系描述为处于平起平坐的“战略相持阶段”。就像任何出色的谈判专家一样，中国领导人不想为了维持一时的双边稳定而付出超出必要的代价。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战略目标是赢得时间和空间来增强自主可控能力，而未必是去根本性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2. 对中美关系能否发生持久改善持怀疑态度

清华大学学者阎学通和孙学峰指出，尽管特朗普让中国摆脱了数十年来美国动辄进行道德说教的困扰，但在北京看来，特朗普并不代表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永久性转变，中国依然将美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中国官员和专家预计，随着全球影响力从美国向中国转移，美国在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权地位时会变得更加具攻击性。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警告道：“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秩序的大变革往往伴随着冲突乃至战争。”

警惕于这些风险，中国官员积极推动中美元首级互动，并深化双边努力，试图为特朗普和习近平共同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注入实质内容。这些努力基于一个假设：特朗普越深入地参与双边关系的具体运作，他就越不可能在对华政策上翻脸。毕竟在2020年初，特朗普就曾从盛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进展，瞬间转变为指责中国向全球散播疫情并破坏了他的竞选连任。

换言之，中国领导层对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性格记忆犹新。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大多数官员都主张采取比特朗普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在特朗普于2029年1月卸任后，下一任美国总统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愿意照顾中国的优先事项和关切。因此，只要北京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转变的持久性缺乏信心，或者对其能实质性交付的成果感到怀疑，就不可能放下警惕。

3. 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多为象征性姿态，无法抵消其实质性遏制措施

北京可能认为特朗普的表态仅仅是象征性的姿态，无法抵消其政府正在采取的更为实质性的竞争措施。例如，相比于特朗普的口头表态，北京可能会更加看重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7月发布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等正式战略文件。该计划将AI竞争定性为经济、军事实力及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核心，并明确宣称美国必须保持“无可置疑且不可挑战的全球技术霸主地位”。换句话说，在华盛顿看来，在特朗普积极表态的背后，美国的底层战略依然受零和博弈逻辑的主导，旨在确保并维持对中国的绝对优势。

即使特朗普本人倾向于交易且不带意识形态偏见，他也无法管束美国各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发出的每一项行动和声明。中国领导人所能做的极限，就是不断敦促特朗普多关注台湾问题和技术限制等中方的核心关切。

4. 习近平当前的注意力聚焦于国内挑战

习近平目前正在主持一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无论在范围还是持续时间上都前所未有的反腐败运动。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26年2月的分析，仅在军队内部，自2022年以来就有101名来自中央军委、战区及战区副职的高级将领被撤职或失踪，约占解放军高层领导力的一半。这场反腐运动也深刻影响了负责内政、经济和外交事务的干部队部。

这场全面运动的客观效果是遏制了干部在政策制定中的主动性，因为没有人想冒风险展现出与“核心领导”确立的方向不一致的观点。由于中国的政策制定体系高度依赖由上至下的顶层设计（这一点与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十分相似），当领导人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时，两国关系就会出现停滞期。当官僚体系变得谨小慎微、领导人又被国内挑战所牵绊时，出台大胆外交举措的可能性就会大幅下降。

此外，习近平还必须应对放缓且不均衡的经济增长、高企的青年失业率以及居高不下的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正在为2027年秋季举行的中共二十一大做铺垫，确保其青睐的顾问能够进入核心圈子。简而言之，北京目前对于自身相对于华盛顿的实力地位感到更加自信，但同时也对其面临的若干国内挑战感到更加担忧。

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启示

当前的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安的平静”。两国在经贸问题以及伊朗等地缘政治挑战上存在着真实且不断升级的摩擦。尽管如此，双方都认为，打破自去年10月釜山会晤以来两位领导人所维持的脆弱稳定，其风险远大于收益。在那次会晤中，特朗普同意暂停进一步的经济施压和技术限制，以换取习近平恢复稀土和磁体的供应。目前看来，双方似乎都是出于自身利益和有限的选择，在极力维系这一贸易战休战协议。

两国之间没有任何悬而未决的实质性问题得到解决。双方也没有做出任何可见的努力去针对共同利益挑战（例如共同制定AI安全准则）开发一套共享的积极议程。相反，双方只是在谨慎地避免冲突爆发。

维持这种“不安的平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因为这契合了两位领导人的国内政治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任何一方都不具备针对另一方的“升级主导权”（escalation dominance）。正如前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Daleep Singh）所主张的，经济上的“升级主导权”需要同时具备两个特征：首先，一国必须生产或供应另一国所需且无法在短时间内以同等规模替代的东西；其次，该国在将这一瓶颈武器化时，必须能够中和或承受来自对方的报复。按照这个定义，目前中美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主导另一方。

面对这些无奈的现实，两国目前都致力于补齐自身短板，以扩大未来与对方竞争的行动自由。美国正加速降低对中国稀土和其他关键要素的依赖，而中国则在努力提升自身在客机制造和高端半导体生产等领域的自主能力。为了争取时间和空间实现更高的自给自足，两国都将双边稳定放在首位。中国学者吴心伯将这些努力称为一种“过程管理”，旨在防止两国关系走向对抗或冲突。

习近平不会寻求与特朗普达成突破性进展，而是将继续寻找管控与这位美国领导人关系的方法。鉴于特朗普过去的谈判记录，北京不可能确信与他达成的任何协议会是永久或持久的。

在即将于9月举行的习近平国事访问中，这可能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将展现出尊重，同时避免表现出任何对美国（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其他地方）遭遇挫折而幸灾乐祸的姿态。习近平可能会着手解决美国CEO们在特朗普5月访华期间提出的中国营商环境挑战。中方也几乎肯定会承诺未来采购美国产品，并确立免除未来关税的产品清单筛选机制。两位领导人可能会表达共同应对AI安全风险的意愿。本次访问的核心成果，可能是双方同意延长自去年10月釜山会晤以来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作为回报，习近平可能会要求特朗普在台湾问题、新关税以及技术限制方面继续保持克制。

然而，中美两国领导人想要通过谈判达成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原则（例如合作防止非国家主体恶意利用AI制造生物武器），很可能是难以企及的。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伊朗、乌克兰或其他地区的止战进程，也同样超出了能力范围。在军控或推动未受充分治理领域（如太空和网络）的行为准则方面，预计不会取得进展。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两位领导人可以就降低中美对抗风险的联合努力达成一致，包括通过军际交流协议、重申中美军用平台近距离遭遇时的行为准则，以及维持开放的双边军事沟通渠道。

结论

总而言之，尽管特朗普已经采取了显而易见的步骤来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摩擦点，但障碍依然存在。北京欢迎当前两国关系中这种“不安的平静”，但并不指望它能持久。

两国领导人完全有可能在今年9月的国事访问之后继续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太可能就持久改善关系或让中美共同在全球挑战中发挥引领作用达成实质性举措。北京没有在特朗普身上押宝寻求突破。中国也不希望与美国走向对抗——在中国看来，美国虽然正在走向衰落，但依然极其危险。相反，北京正在努力争取时间，以提升自身承受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压力的能力，因为中国正努力在世界舞台上积聚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