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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拟出台新规全面禁止受资助学者与中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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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网站7月10日报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近日做出决定,拟禁止其资助的所有美国科学家与几乎所有中国科研机构及其员工进行合作。

这一新政策表明,NSF已放弃了此前试图在科研合作的潜在风险与实际收益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此举也让该机构与美国国防部(DOD)今年早些时候采取的强硬行动以及国会共和党人的立场保持了一致。后者长期坚称,与中国的任何学术互动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项于近期公布的新政策目前正引发美国各大高校行政人员的强烈关注。该政策主要依赖于国防部等联邦机构维护的“受限实体清单”,其中包含了数百所中国顶尖大学、国家实验室以及其他关键科研机构。NSF在新规中特别强调,与“此类受限实体的员工”进行任何形式的互动都将被列为禁忌。不过,目前的清单中也存在少数引人瞩目的遗漏,例如清华大学——就在上周,清华大学刚刚宣布全职聘请了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基(Omar Yaghi),而此前他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仅仅在两年前,NSF负责研究安全的官员还曾公开阐述过该机构的温和设想,即在保留与中国部分学术合作的同时,通过技术手段降低所谓经济或军事间谍的风险。现任NSF幕僚长丽贝卡·凯泽(Rebecca Keiser)在当时推出一项名为“通过保障与透明度进行信任研究(TRUST)”的评估指标时曾解释说:“如果我们一味盯着在研究安全上实现‘零风险’,我们就无法继续在科学和创新领域领跑全球。”

然而,从最新政策来看,TRUST指标在面对中国及其他被美方认为“构成安全威胁”的国家时已然成为历史。NSF在新政文本中写道:“NSF已认定,针对涉及这些受限实体的资助项目,所谓的研究安全风险缓解措施是不充分的。”

与此同时,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还提出了一项更广泛的全面禁令,作为其对联邦政府如何管理数万亿美元研究经费赠款进行彻底改革的一部分。这项被称为《统一指南》(Uniform Guidance)的OMB新规将直接禁止美国学者与整个“引起关切的国家”以及“引起关切的外国实体”进行任何科研合作。在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在内的这份清单中,中国是最主要的目标。如果该指南最终通过,将意味着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科学家未来连与亚基教授本人进行学术交流都会被定性为违法。

对于NSF的这一新政策,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昨日发表新闻稿,公开赞其举动“值得赞扬且符合常理”,并督促其他联邦机构迅速“效仿五角大楼和NSF的做法”。

美国科学界对此普遍感到愤慨与担忧,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无视中美科研合作双赢互利事实的糟糕决定。“NSF的这项政策以及OMB很可能出台的新规,绝对不利于美国的科学发展,将造成极大的伤害!”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彼得·米切尔森(Peter Michelson)批评道。去年,米切尔森曾组织数百名斯坦福大学教职员工签署联名请愿书,抗议政客试图在国防法案中加入限制对华科研合作的条款。

长期关注中国科技政策的学者、曾任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的西蒙(Denis Simon)现任职于非营利智库昆西研究所。他表示:“NSF的政策给了穆勒纳尔等政客一个毫无阻力的开放舞台,让他们可以任意把任何人或机构拉进禁用名单。我认为这最终一定会发生。”

目前,NSF正通过官方渠道征求各方对该新政的意见,并计划在定于10月1日生效的下一版《资助指南》中确立最终文本。美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倡导者正迫切希望官方能澄清诸多模糊地带。其中最大的疑问之一在于如何界定“科研合作”的边界。例如: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就公开的研究成果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算不算合作?在各自独立研究、无利益交换的前提下共同署名发表论文算不算合作?据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似乎已经在收紧限制。大学研究委员会(COGR)的凯文·沃兹尼亚克(Kevin Wozniak)指出:“共同署名并不必然等同于实质合作,但NIH现在已将其视为判定互动是否越线的一个核心考量因素。”

报道称,这一政策走向预计将在7月15日变得更加明朗。届时,NSF幕僚长凯泽以及来自NIH、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官员计划前往穆勒纳尔主持的听证会作证。不过,西蒙并不认为NSF会因学术界的强烈反弹而做出实质性修改。

“在此之前,NSF在评估与中国互动的利弊时一直表现得非常负责和理性,”西蒙感叹道,“但在当前极端的政治气候下,对于一个联邦机构来说,这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已经难以为继了。”

(本文参考自然网站相关报道)

为什么美中竞争正双双折戟“锂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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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奎因·恩尼斯(Quinn Ennis)

从电动汽车到智能手机,再到电网级储能系统,当今世界的运转离不开锂电池。而全球已知的绝大多数锂资源都储藏在横跨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的“锂三角”区域。 美中两国都深知这一点,并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自2020年以来,中国企业在“锂三角”的采矿业中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为了进行反制,美国动用了开发金融工具并组建多边伙伴关系,试图以此保障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安全。

然而,该地区的锂产量仍然远低于其地质潜力。在这三个国家中,锂储量最丰富的省份普遍缺乏全球电气化转型所需的大规模开采电网基础设施,许多项目的合同也因当地社区的反对而纷纷流产。虽然有大量资本正涌入“锂三角”,但这些资本却坠入了一个无底洞——正式治理机制的缺失正吞噬着数十亿的投资。

传统观点在审视关键矿物领域的美中竞争时,往往将其视为一场零和博弈,认为中国控制的锂越多,美国的筹码就越少。但这种视角忽略了根本性的制约因素。相比于“所有权归谁”的问题,更核心的现实是,当前的环境引发了治理脆弱性、社会冲突和基础设施缺口,导致所有人的总产量都被拉低。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期,去构建一套“关键矿物项目融资标准”。通过依托现有的美国相关机构,并将其整合为生产国政府获取多边资本的先决条件,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基于规则的框架来稳定供应链。这样一套标准能够通过强制执行对称的市场规则、破解基础设施瓶颈以及将地方知情同意和透明招标制度化,来保障长期投资的安全。

目前在这三个国家运营的锂相关企业大约有50家,其中中国实体已拥有约三分之二企业的股份。在阿根廷现有的16个活跃锂项目中,有6个由中资所有或参与合作。2023年,阿根廷的锂出口仅有11%销往美国,而销往中国的比例则高达43%。中资与美方阵营资本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2020年至2023年间,中国在“锂三角”的投资超过了30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美方阵营贷款机构承诺的金额仅有此数额的一半。

“锂三角”早期的锂生产主要依靠太阳能,将富含锂的盐水抽入大型蒸发池,通过蒸发结晶去除水分并析出其他盐类。这种方法虽然能源效率较高,但盐水蒸发需要耗费数年时间,且只能回收30%至50%的锂,同时每生产一吨碳酸锂就要消耗数十万加仑的水。 因此,大多数新项目现在都采用了“直接提锂技术”(DLE),利用吸附、离子交换和膜分离等方法,在短短几小时内就能捕获大约80%的锂,且耗水量大幅降低。然而,这种效率的提升是有代价的:商业规模的直接提锂设施需要持续供应数十兆瓦的电力,这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城镇的耗电量。 而阿根廷胡胡伊(Jujuy)或智利索凯雷(Socaire)等地的现有电网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需求。

对此,企业运营商不得不各显神通。中国主要的锂业巨头赣锋锂业为其在阿根廷萨尔塔省(Salta)的尤亚亚科(Llullaillaco)项目建造了一个120兆瓦的光伏系统。获得中资部分注资的阿根廷可再生能源公司Genneia,则在该省投资了4亿美元建设了一条专用高压输电线,预计每年可支持15万吨碳酸锂的生产。 这些举动绝非细枝末节的边缘调整。直接提锂技术的巨大能源需求以及公共电网的缺位,已经逼得私营力量不得不亲自下场去拼凑基础设施。

这种电力匮乏在美中资本争夺最激烈的省份表现得最为露骨。当个体运营商自行建造自用太阳能阵列时,他们只是在修修补补,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系统化、可持续的综合电网;而多边贷款机构资助的新型500千伏输电线,也仅仅只能将网络饱和的时间推迟一两年。这一基础设施缺口是一个因地缘政治竞争而加剧的集体行动困境,双方都没有出手解决的意愿。相反,双方都在疯狂竞逐,试图在这个治理薄弱、合同条款晦涩的环境中锁定资产。而生活在这些锂矿之上的当地社区,正日益成为买单的受害者。

然而,最极端的案例发生在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拥有全球最大的锂储量,估计达2300万吨,但截至2023年,尽管其在乌尤尼盐沼(Uyuni)进行了近10亿美元的国家投资,其加工锂的产量却仅占全球的0.04%。2024年,玻利维亚国家锂业公司(YLB)与宁德时代(CATL)领衔的香港CBC财团签署了一份价值10.3亿美元的合同,计划在乌尤尼盐沼建造两座直接提锂工厂。玻利维亚宪法规定战略资源必须由国家控制,因此国家锂业公司将持有51%的股份。然而,该合同的具体条款却被严格保密.国家锂业公司公开声称保密条款导致其无法披露内容,并在2024年9月将相关文件从官方网站上撤下。

此外,法律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估当时并未完成,受项目影响的印第安原住民社区也没有提供“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这一矛盾在2025年2月彻底激化,由原住民社区组成的“诺利佩兹锂业咨询委员会”(Nor Lipez Lithium Advisory Council)正式要求驱逐CBC财团,并警告该项目威胁到了他们的淡水流域。该委员会于当年5月提起法律诉讼,玻利维亚法院随后下令暂停了与CBC的交易。该合同由于未能在立法机构获得批准而陷入停滞。尽管去年11月当选的中左翼政府承诺将重新审查该合同,但项目目前依然处于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无限期停摆状态。 这一数十亿美元基础设施交易的溃败,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规范其条款的治理框架。

暗箱操作的地下交易不仅会在其国内和国际上制造麻烦,而且对这种交易的恐惧也会阻碍本可实现共赢的开发。智利在2023年推出《国家锂业战略》时,曾考虑对新的锂开发进行公开的竞争性招标。然而,博里奇(Boric)政府内部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以及国家铜业巨头(Codelco)的领导层对此进行了抵制。因为公开招标存在被中国国有企业中标的风险,而这将使智利通过“2024年智利召集令”(Chilean Call)同时向美国私营部门伸出橄榄枝的举动变得复杂化。最终,智利政府选择在国营的智利铜业公司与智利化工矿业公司(SQM)之间进行定向撮合。智利铜业公司将控股由此诞生的“新安第斯锂业”(NovaAndino Litio)直至2060年,且从2031年起,国家将拿走85%的利润分成。从智利的视角来看,这一抉择是理性的,但这同样是由于缺乏能够消除招标过程中地缘政治风险的多边框架而被逼出来的选择。最终,智利选择通过封闭的、由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而非竞争性的市场流程来运作,这虽然把中美买家都拒之门外,却也牺牲了竞争性的价格发现机制。

这些失败是治理真空下的必然结果。像中国这样拥有庞大可部署资本且国内问责度较低的投资者,本质上更青睐黑箱操作。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将交易速度凌驾于社区利益之上,同时迫使生产国政府在“地缘政治靠拢”与“经济发展”之间做痛苦的利益权衡。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只能在“提供融资速度的伙伴”和“提供市场准入的伙伴”之间二选一。美中双方都宣称希望在“锂三角”建立稳定、高效的锂供应链,但谁也没有创造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温床。双方都已展现出投入资本的意愿,但仅靠资本是远远不够的。要让资本同时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服务,它就必须被框架在更上层的规制之中。

目前,关键矿物项目融资的商业架构中还不存在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标准。与石油和天然气不同,关键矿物的融资并不以承购排他性、合同透明度或社区知情同意要求为前提。“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涵盖了收入透明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尽职调查指南涵盖了人权和冲突矿物,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则为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采购创造了市场红利,但它们无一触及资本进入这些项目时的底线条款。这并非偶然的疏漏。两大国在潜意识里都依赖这种松散的架构来进行有利的某些双边交易,而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有人率先破局。

美国拥有做成这件事的制度杠杆。通过美洲开发银行(IDB)、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以及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美国可以推动出台一项多边“关键矿物项目融资标准”,要求任何试图获取多边融资或争取《通胀削减法案》(IRA)供应链资格的项目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面向所有合规竞标者(无论国籍)开放的竞争性招标程序;2)参照“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模式,公开披露包括承购条款在内的合同内容;3)在放款前,必须通过验证已完成的环境和社区知情同意程序。与其对中国提出单边施压,这个框架更应该被生产国政府主动接纳,作为其获取多边资本的门槛,从而对称地约束所有投资者。阿根廷已经是EITI的成员。智利也已在国家锂业战略中表明了加入EITI的意愿。该框架切中了这两个国家的现实需求,为它们提供了所需的机制保护,去推行它们本身梦寐以求、却因害怕单边行动而不敢触碰的治理改革。

这里核心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接受对其最有效的核心竞争优势(高速度、暗箱化、排他性)施加限制?答案藏在历史先例中。当欧盟将《OECD尽职调查指南》转化为对矿物进口商的约束性法规时,那些在欧洲市场有业务敞口的中国企业——例如持有智利SQM公司22%股份的天齐锂业——选择调整其供应链体系以符合这些标准,而不是直接放弃市场份额。如今,《OECD指南》已被包括非OECD成员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所采纳。

这为超越阵营局限的标准化制定提供了一个历史模板。总体而言,中国企业是活跃在多元监管环境下的理性商业行为体,如果多边项目融资标准成为了获取美洲开发银行联合融资、《通胀削减法案》合规供应链或“矿产安全伙伴关系”项目管道的门槛,那么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选择其实相当清晰:要么去主动适应,要么在下一代“锂三角”项目的竞争中被边缘化。玻利维亚CBC交易当前正面临的社区驱逐诉求,以及因遗漏“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而引发的未决法律风险,生动地证明了被主流规则排除在外的运营代价。

融资标准同样为解决日益白热化的基础设施缺口创造了土壤。私营企业各自为战的自用太阳能阵列和输电线,是碎片化投资环境的典型病灶——每个运营商都在孤立地为自己的项目修补漏洞。如果多边框架能将项目审批与对共享电网基础设施的按比例贡献挂钩,就能将能源匮乏从“企业自身个体问题”扭转为“可获得资金支持的公共利益”。这也是开发金融在道路或港口建设上早已成熟的运作逻辑。Genneia公司在萨尔塔省投资的4亿美元输电线表明了规模化电网投资的广阔前景。而融资标准的建立,将使这种互利双赢的项目从个案变成普遍的行业常态。

在此,我无意对美中合作发表任何感性的论调。两国并不需要建立信任,这种路径完全是现实利益精准计算的结果。两国都需要这些供应链保持运转,但目前双方都在加大投资那些侵蚀供应链稳固性的负面因素。单凭任何一方都无法填补这一治理黑洞。多边标准仅仅是要求人们选择阳光化、基于规则的竞争,来替代那个已经因为社区强烈反对、法律诉讼风险以及谁也不愿独自买单的基础设施赤字而导致项目屡屡流产的黑箱体系。

一个显而易见的质疑是,当前的时机并不对。现任特朗普政府对构筑多边机制缺乏热情,而与中国的外交带宽也几乎被关税、台湾问题、技术管制以及要求解放军协助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交易所霸占。但这项提议并不指望美国重新倾注资源去开展高层外交,也不需要举行双边峰会、签署新条约或争取到中方的口头支持。美洲开发银行、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和国际开发金融公司都是现成且运转良好的机构,且开发金融公司在原则上早已将环境和劳工标准作为资本配置的条件。通过将标准嵌入这些现有的信贷架构和《通胀削减法案》的资格通道中,美国就能创造出持久的商业激励,迫使中资企业去主动对接透明度与知情同意标准。机制基础早已具备,当制度层面拥有足够的政治惯性时,我们并不需要事事依赖总统的个人意志。

显而易见,这一阵痛绝不仅仅局限于锂资源。但“锂三角”是一个完美的试金石。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全球电气化对包括钴、镍、锰和石墨在内的全栈关键矿物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这种同样的治理真空将以更庞大的体量复制同样的失败模式。今天停摆的是玻利维亚的锂,明天就可能是刚果金的钴,后天则是印度尼西亚的镍。每一次缺乏治理标准的双边交易,都意味着一次被跳过的社区咨询、一条被激活的保密条款,以及一个虽然缝补了个体运营商眼前困难、却让潜在的全局基础设施赤字继续恶化的面子工程。其代价,正在滚雪球般复合累积。

美中回收火箭竞赛 新的心脏地带正悬在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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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掌握轨道运力,谁就掌握低轨道;谁掌握低轨道,谁就掌握地球的新心脏地带

七月十日中午,长征十号乙自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六分钟后,一子级调头折返海面,四支挂钩扣住回收船上张开的柔性网,箭体就此被网兜住。这是中国首次完成轨道级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不靠着陆腿、仅以柔性网接住火箭。

多尔曼(Everett C. Dolman)二十四年前写下的那句话,至此才真正获得物质基础。他在《天文政治学》(Astropolitik)中,把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理论推向轨道:控制低地球轨道者控制近地太空,控制近地太空者支配地球,支配地球者决定人类命运。这句话流传甚广,却也容易流于空泛,因为它从“控制低地球轨道”直接起跳,始终没有交代这种控制能力究竟如何形成。

一九〇四年,麦金德提出心脏地带概念时,前提十分清楚:横贯大陆的铁路,正在把欧亚内陆的机动性还给陆权。过去只有海权才享有的兵力投送与资源调度能力,一旦铁路铺成,陆权同样可以复制;西伯利亚大铁路正是在那一年贯通。没有铁路,心脏地带不过是一片草原。一九一九年那句著名三段论是结论,铁路才是前提。

多尔曼的轨道版三段论,缺少的正是对这段技术能力的说明。如今,美中两强都已沿着“谁掌握轨道运力”这条道路加速前进。未来,谁掌握轨道运力,谁就掌握低轨道;谁掌握低轨道,谁就掌握三维地球的新心脏地带。

格雷厄姆的高边疆至今适用

这一点,格雷厄姆(Daniel O. Graham)早在四十四年前就已说明。一九八二年,他在华府发表《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主张将外太空视为新的国家战略边疆,并以天基防御取代恐怖平衡。后人多半记住他的导弹防御构想,却忽略了更关键的前提:这套战略能否成立,取决于能否大幅降低把质量送入轨道的成本。若运输不能廉价且反复进行,高边疆终究只会停留在纸面上。

“高边疆”这个词后来一路传播。一九八八年,大陆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健志等人翻译的《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将里根时代美国鹰派的重要文本引入解放军的知识体系。译本问世前一年,徐光裕已在《解放军报》谈到“战略边疆”:疆界不是固定的法律线,而会随综合国力伸缩;公海、极地与外太空,都是国家应当拥有并维持的多维战略空间。此后,“制天权”、“空天一体”乃至“利益边疆”等话语,便沿着这条脉络展开。

概念的流动从来不是中性的。北京今天在海南进行的试验,用的是华府当年提出的剧本;而华府自己,则透过一家民间公司把这套剧本变成现实。这是一场双方都接受同一套游戏规则、只是进度不同的竞赛。

何谓掌握低轨道

轨道无法像土地一样被占领,高边疆论述最不容易解释的正是这一点。地面的心脏地带可以驻军、设防、划界;但在四百到一千二百公里高的轨道壳层中,卫星以每秒七点六公里飞行,没有任何一枚能停在原地站岗。低轨道资产会衰减、失效,也可能遭到摧毁。

因此,“掌握低轨道”的意思,不是把某个位置永久占有,而是能持续填补、维持并再生轨道资产。谁能在资产损耗后最快补上,谁就能保持在轨存在。控制的核心不是占位,而是补位。

换言之,制轨权的关键在于补充速率。美国早已把这项判准制度化:二〇二三年的 VICTUS NOX,从接到发射令到升空仅二十七小时;今年六月,Rocket Lab 执行 VICTUS HAZE 时,更把纪录缩短为十六小时四十二分。此外还有SpaceX,具备更成熟的商业运转能力。此后,快速反应太空不再只是概念验证,而是被纳入采购政策与预算,成为太空军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运力不只是通往控制的手段,运力本身就是控制。谁能以最低成本、最短周期、最高频率把质量送入轨道,谁就能决定低轨道资产能否持续“补货”,也就能维持其韧性。

央视:中国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一级火箭

心脏地带为何悬在头顶

低轨道之所以可被视为三维地球的心脏地带,在于它已成为支配地表运作的关键枢纽。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里集中了资源、机动性与战略纵深,足以影响周边。到了今天,这个枢纽已不再只是平面上的欧亚腹地。

今日的指挥管制、侦察监视、导航定位、通信中继、气象资讯与授时服务,乃至金融清算所需的时间基准,都高度依赖低轨卫星。低轨宽带星座一旦成形,还将承载民用网络与跨域数据回传。以中国为例,解放军二〇二四年成立军事航天部队,使发射、在轨支援、太空情监侦与通信有了更明确的组织归属;国网与千帆两大低轨星座长期申报规模合计近两万八千颗。北京追求的,不只是发射更多卫星,而是尽可能补满低轨道的缺位。

从传统地缘政治来看,枢纽转移,心脏地带也会随之转移。麦金德的判准是:谁控制关键枢纽,谁就能支配周边。依此而论,距地表约四百到一千二百公里的低轨道层,正是今日支配地表的新心脏地带。

美中运力的真实刻度

美中太空竞赛,比的不只是火箭能载多重,更是运力能以多快速度形成循环。美国方面,实绩已相当明确。截至七月九日,猎鹰系列一子级累计着陆六百三十余次、复飞六百余次,其中编号 B1067 的箭体已飞行三十六次。这已不只是几次成功发射,而是一条稳定运转的产线节奏。

中国方面,则刚刚跨过门槛。长征十号乙全长约六十三米,起飞质量约七百六十吨;在可重复使用构型下,近地轨道运力约十六吨,与猎鹰九号同属一个量级。网系回收的巧思,是在箭体上做减法、在箭地系统上做加法:不靠着陆腿,而是把末段偏差的容许范围交给海上回收网承担。

这条路并不更简单,只是把复杂度从箭体转移到回收船上:动态定位、挂钩受力、网体张力与海上通信,任何一环失误,整条链都可能断裂。返回段的气动与热环境、发动机空中再点火,以及末段高精度制导,容错空间都极小。学界将返回制导与故障容忍视为可回收火箭的核心能力,而非附属软件,原因正在于此。

半年前的两次坠毁已足以说明难度:朱雀三号在返回点火时异常燃烧,长征十二号甲的一子级垂直着陆失利。两枚火箭都成功入轨,却都没有回来。

然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宣称,年底前要让这枚刚被接住的一子级再次升空。火箭能被回收,不等于已经具备复用能力;只有成功复飞,才算完成验证。

运力缺口,也使北京的太空计划没有外观看来那么壮阔。两大星座申报规模近两万八千颗,实际部署却远远落后:到二〇二六年年中,国网在轨约一百九十颗,年底目标三百一十颗;千帆截至五月约一百六十二颗。按规划,二〇二八年起,每年须送三千六百颗卫星上轨。真正卡住进度的,不是卫星产线,而是发射席位。

MERICS 今年二月的评估说得很直白:发射成本与发射频率,才是中国太空互联网的主要瓶颈。神舟载人计划与天宫空间站,展现的是中国进入并停留轨道的意志;但若要进入长期竞赛,可持续运力才是无法回避的门槛。尤其中国登月计划若要以轨道基地作为跳板,短期内就必须密集发射并积累大量物资。

轨道控制取决于运力

从鲍温(Bleddyn E. Bowen)的观点看,地球轨道并非辽阔的蓝水大洋,而是一条拥挤、贴近地表、随时可能受到地面手段影响的“宇宙海岸线”。因此,太空力量并非足以独立决定战争胜负的力量,而是与地面紧密相连,主要改变战争的节奏。把麦金德式三段论直接搬上轨道,在他看来只是地理决定论换了一个场景。

若把“控制”理解为占领,全面控制轨道确实几乎不可行。卫星可以被击落,但仅靠摧毁几枚卫星,既难以瓦解太空力量的整体,也无法单独决定战争结果。正因轨道只能不断填补、消耗与再补充,谁能垄断运力,谁就掌握了最实际的控制形式。

卫星可以被摧毁,但产线、发射场与分布式发射能力较难被一次性瘫痪。对已具备海上发射与空中发射技术的大国而言,若太空任务分散在数千颗低成本卫星上,击落少数卫星难以改变大局。真正的差别在于,传统不可回收火箭缺乏可反复发射的运力,难以快速补上损失。

铁路、回收网,与美中轨道竞赛的下一阶段

麦金德的铁路、格雷厄姆强调的廉价运力,以及七月十日那张回收网,其实指向同一个道理:心脏地带从来不只是土地,而是关键枢纽;谁能持续通过、反复抵达,谁就更接近掌握这个枢纽。今日的低轨道竞赛,也正在从“谁先上去”转向“谁能不断上去”;从一次性壮举,转向可计算、可排期、可补充的工业能力。

美国的优势,在于已经把复用变成日常。猎鹰九号的意义不只是把一子级降落回来,而是把发射、回收、检修、再发射组成一条高频率的运输链。当同一枚助推器可以飞行数十次,当发射场、无人船、工厂与星链需求彼此咬合,轨道运力就不再只是火箭性能,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产业制度。这也是美国在低轨道竞赛中的最大护城河:它不只拥有可回收火箭,而是拥有能让可回收火箭反复工作的市场、任务与基础设施。

中国的挑战,则在于把技术突破转化为可复制的节奏。长征十号乙被柔性网接住,象征北京已跨过“可控回收”的门槛;但轨道竞赛真正看重的,不是接住一次,而是能否低成本、低风险、短周期地再次升空。若同一枚箭能在合理时间内完成检修并复飞,中国的发射瓶颈才可能开始松动;若复飞周期过长,回收就仍只是工程展示,而非运力革命。

未来几年,美中竞赛的主轴将更清楚地转向三个指标:第一,是复飞周期,亦即火箭从回收到再次出勤需要多久;第二,是发射密度,亦即一个国家能否以多个发射场、海上平台与商业公司共同支撑高频任务;第三,是补网能力,亦即低轨星座在消耗、故障或遭攻击后,能否迅速补上缺口。这三项指标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制轨能力。

因此,美中之间的轨道竞赛,不会只表现为某一次发射成功、某一款火箭亮相,或某一批卫星入轨。它更像是一场长期的消耗与补充竞赛:谁能把发射成本压得更低,谁能把任务间隔缩得更短,谁能把卫星、火箭、地面站与数据链结成更有韧性的系统,谁就能在低轨道保持更持久的存在。

轨道霸权不是静态占领,而是动态维持。北京已经把火箭接住了,衡量太空实力的旧标尺——推力、有效载荷与火箭高度——将不再足够;新的刻度,将是周转天数、复飞次数、发射席位与补网速度。谁能让这些刻度进入稳定循环,谁就不只是进入低轨道,而是开始塑造低轨道的秩序。

美伊战火又起油价为何异常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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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中旬,美伊为和平谈判创造条件,达成了60天的停火协议,必要时可以延长。7月8日,60天只过去了大约三周,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停火已经结束”,理由是伊朗袭击了通过阿曼侧的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的商船,因为这些商船没有按照伊朗的要求,使用伊朗指定的伊朗侧海上通道,没有得到伊方的批准,没有缴纳费用。

根据最新的公开信息,美军对伊朗又恢复了高强度军事打击。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美军最新一轮行动攻击了80多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中心、海岸雷达、反舰导弹阵地、革命卫队快艇基地,其中约60余艘革命卫队快艇成为重点目标。美国战略重点已经十分明确:剥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发动区域战争的能力

尽管伊朗遭受持续打击,伊朗仍然能够发射弹道导弹、发射无人机、袭击油轮、对美国盟友(如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发动攻击。 霍尔木兹附近仍发生针对商船袭击,这说明:伊朗虽然失去部分军事能力,但尚未失去实施”区域骚扰战”的能力。

奇怪的是,近期国际市场的油价却异常冷静,没有因为美伊战火再起而出现暴涨。

截至2026年7月11日,国际原油价格大致如下:布伦特原油(Brent)约76.0美元/桶 ,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WTI)约74.7美元/桶 。与一周前相比,布伦特上涨了5.4%,WTI上涨了4%。今年3月至4月霍尔木兹危机最严重时,布伦特原油一度超过110美元/桶,WTI一度接近100美元/桶。

这是因为:停火虽然已经中止,美伊谈判却还在进行中;霍尔木兹海峡通道虽然受到骚扰,伊朗并没有重新完全封锁海峡,目前仍保持有限度的通航,美方也没有重启对伊兰的封锁。此外,国际市场对石油的需求有所削弱,油气的供应链也有所重组,使得海峡的不稳定因素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市场仍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但长期封锁不仅不利于国际经济,也不利于伊朗自身。目前市场预计它不会长期完全关闭,因此油价保留了风险溢价,却没有重现3、4月那样的暴涨。

市场已经重新评估了霍尔木兹风险。过去市场认为:霍尔木兹关闭=世界石油危机。现在市场认为:霍尔木兹即使发生冲突,也未必长期关闭。因为:美国不会允许它长期关闭;伊朗自己也需要出口石油;沙特、阿联酋已有部分绕过海峡的陆上管道;战略储备更加充足。

谈判没有中断,双方仍然通过阿曼和卡塔尔进行间接接触,最新进展是: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举行会谈。 卡塔尔官员也参与协调。美国方面确认,同意继续与伊朗保持接触。 因此,虽然特朗普宣布此前的停火事实上已经失效,但外交渠道并没有关闭。

但谈判重点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而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变成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停止袭击商船,避免双方再次全面升级。

核问题仍在议程中,但已经不是最急迫的问题,谈判重点已经从”核协议谈判”转变为”危机管控谈判”。

因此,现在的谈判更像是一场”止血谈判”,而不是像2015年那样以核协议为核心的全面政治谈判。

从双方态度来看,都希望避免全面战争进一步升级,因此谈判破裂的风险仍然存在,但继续维持间接对话的可能性目前略高于彻底中断谈判。

如果这一轮阿曼斡旋能够促成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作出某种公开承诺,那么下一步谈判有可能重新回到核问题与制裁问题;如果海峡再发生严重袭船事件,谈判则可能再次陷入停滞。

美国官员透露,伊朗私下解释称,近期部分袭船事件可能是强硬派或地方武装擅自行动,而不是中央政府有意破坏谈判。美方尚未公开确认是否接受这一解释。

不过,伊朗政权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明显变化。

根据近期公开报道,最高领袖继任后的政治安排已经完成,但新领导人的公开露面极少。路透社报道称,新最高领袖因在此前空袭中受伤,至今没有公开现身,虽然据称仍在幕后作出决策,但其缺乏公开领导形象,使外界对其实际掌控能力产生疑问。

这意味着:法律上的权力继承已经完成,但政治权威尚未完全建立。

许多分析认为,目前伊朗已呈现出更明显的集体领导特征,而革命卫队在军事、安全和重大外交决策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部分观察人士甚至认为,在目前阶段,革命卫队的影响力比以往更加突出。

换句话说:伊朗正在从“最高领袖高度集中决策”,向“最高领袖+革命卫队核心集团共同决策”转变。

伊朗内部围绕两个问题出现明显分歧:是否继续与美国谈判;是否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长期战略筹码。公开报道显示:强硬派主张继续保持高压姿态;务实派则担心长期战争和制裁会进一步拖累经济,希望保留外交空间。目前尚未看到任何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

战争和伊朗最高领袖去世并没有立即引发全国性政权瓦解。近期报道显示:大规模官方悼念活动仍能动员大量群众;但与此同时,社会内部对经济、战争成本和未来方向的质疑依然存在。

这说明:国家机器仍然有效运转; 社会稳定性仍在,但潜在压力并未消失。

与十年前相比,伊朗今天的强硬派已经不仅仅是宗教保守派,而是越来越具有“军方主导”的特点

过去,宗教领袖的权威足以压制各派;而在当前新的权力结构下,革命卫队在安全和战略决策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并非所有强硬派都反对任何形式的谈判——有些革命卫队人士支持在不削弱伊朗核心安全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有限谈判。因此,今天伊朗内部更准确的划分,不是简单的”谈判派”与”反谈判派”,而是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与缓解经济压力之间取得平衡的不同路线。

美国国内也已经出现相当明显的厌战情绪。不过更准确地说,这是对长期、代价不明、目标不清的中东战争的反感,而不是多数美国人对伊朗威胁失去警惕。

不少美国人认为战争既没有彻底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没有明显改善美国战略地位。5月的一项调查中,即便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影响的负面评价也高于正面评价。

皮尤调查显示,69%的美国人担心战争推高汽油和燃料价格;这甚至是受访者最担心的后果,超过武器消耗等军事问题。

特朗普本人曾以“避免无休止战争”为政治承诺,因此持续卷入伊朗战争,会在部分“MAGA”选民中形成路线冲突。也就是说,反战声音不仅来自民主党左翼,也来自共和党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派。

但美国公众仍普遍认为:伊朗核计划构成威胁;伊朗袭击美军或商船时,美国应当还击;应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地区盟友。

因此,多数人的真实态度更接近支持有限、快速、目标明确的军事行动;反对政权更迭、地面入侵和没有尽头的消耗战。

这种厌战情绪尚不足以迫使政府立即撤出。它真正约束的是战争的规模和期限——美国可以继续空袭、护航和威慑,却很难获得国内支持去打一场伊拉克战争式的长期地面战争。

美伊冲突,中国得大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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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7日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规定,美伊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留出60天窗口期谈判最终解决方案。华盛顿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德黑兰允许商船免费安全通行霍尔木兹,特朗普政府还暂时解除了对伊朗的主要石油和金融制裁。然而,这份协议只撑了三周。7月6日至7日,伊朗袭击三艘途经霍尔木兹的商船,美国以两波军事打击回敬。7月8日,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宣布备忘录”结束”,海峡通行量再度下降。

中国—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并非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备忘录的涟漪,连同更大范围的美伊战争,仍然波及北京。

经济上,这场危机暴露了中国来自海湾的能源和折价收购伊朗石油的机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也说明:战略储备、需求调控和能源多样化,让北京比以往更难被石油供应的冲击所胁迫。外交上,中国分量不轻,华盛顿有事会找上门求助,但分量又不足以护住伊朗或左右停火条款。军事上,这场战争让世人看到了美军力量的覆盖范围,也暴露了中国在远洋护航方面的短板。但换个角度看,美国力量的软肋也暴露无遗—伊朗没有迅速或完全低头,华盛顿没能守住海峡畅通,特朗普在军力和政治上两面消耗,而北京则在一旁仔细观察和分析美军作战的硬件和软件。说到底,中国变得更强了,倒不是因为弱点不见了,而是因为危机证明这些弱点比以前更可控,北京的所得绝对大于所失。

咽喉虽在,却非命脉

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海湾绝大部分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源源不断地流向亚洲。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也是伊朗石油的头号买家。霍尔木兹对中国至关重要,但并非命脉所系的唯一通道—经此通行的石油约占中国原油进口的45%至50%、液化天然气约30%, 但仅占中国总能源消耗总量的10%以内。中国国内能源家底厚实,煤炭、可再生能源、核电、水电和电气化齐头并进,进口中断未必会演变成全国性的能源危机。但话又说回来,霍尔木兹绝不是北京可以等闲视之的—航空、远洋航运、重卡运输和石化这些要害企业,哪一个也离不开石油,一旦断供,经济必将承压。

这场冲突因此不仅仅是空袭、代理人或核问题,而是航运。战争暴露了中国全球地位中一个根本性的不对称:北京处在海湾的商业中心,却并不掌控维持海湾能源流动的体系。它从伊朗、沙特、伊拉克、卡塔尔和阿联酋进口石油,投资海湾基础设施,还促成了2023年沙伊和解。然而,一旦霍尔木兹受阻、美国封锁介入,左右局势的要素仍大多在别处—在华盛顿、德黑兰、海湾产油国、航运保险公司和北京无法掌控的调解方手中。

华盛顿发动战争主要不是为了施压中国。冲突源于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导弹、代理人和威慑力的传统关切,以及以色列的怂恿。但大国博弈看的是效果,而不只是意图。这场危机检验了北京的韧性——中国并非在霍尔木兹面前束手无策,但就算准备再充分,也绕不开一个自己说了不算也无力左右局势的困境。

根基之韧,超乎预期

这场战争同样表明,中国对自身能源命运的掌控力,远比许多人预想的扎实。第一道防线是战略储备。路透社估计中国战略和商业原油库存不少于12亿桶。海峡封锁期间,中国炼厂主动削减了进口和加工量,没有一味高价抢购或大量动用储备。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个只能靠替代进口来弥补的国家依旧被动,而一个能同时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调节、主动压缩加工与消耗、推迟采购、熬过价格高峰的国家,回旋余地则大得多。凭借储备、选择和时间的缓冲,中国证明自己并非霍尔木兹困局中的被动看客。

能源转型则提供了额外屏障。过去十年,中国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电池、电动汽车和电网基础设施。2025年,清洁能源装机容量首次超过化石能源。中国气候特使刘振民借伊朗危机呼吁各国借鉴中国经验,加速能源转型以保长期供应安全。中国之所以能从容应对冲击,正是因为家底殷实—储备充裕、国内能源规模可观、电气化交通体系比十年前大得多。

这场危机还无形中为中国另一张产业名片做了一回活广告。彭博社报道,5月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创下历史新高,金额达9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50%。虽然不能将伊朗冲突与电动车销量直接挂钩,但高油价和能源安全焦虑,确实可能让更多海外买家把目光投向中国的电动车、电池和光伏设备。

当然,石油并未因此变得无关紧要;远洋船舶、重型卡车、石化等产业仍重度依赖原油。中国的清洁能源建设无法一夕之间重开霍尔木兹或取代海湾石油,更无法赋予北京掌控海路的权力。但它确实让能源安全不再像从前那样至关重要。

这正是”中国从危机中变得更强”这一论断的最有力论据。中国仍依赖海湾能源,但面对石油冲击已不再束手无策。储备更殷实,炼厂更灵活。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的扩张,正不断削弱进口石油的战略分量。

双刃剑:伊朗、石油与外交

战争对中国的间接影响中,伊朗和外交是最耐人寻味的两个变量。

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施压工具,即为明证。尽管在军事和经济上遭受重创,德黑兰再度证明:地理本身便可化为筹码。通过威胁或限制这条全球能源市场的关键水道,伊朗成功迫使华盛顿、海湾产油国、亚洲进口商和石油交易商不得不做出反应。

对中国而言,结果可谓喜忧参半。伊朗是美国的对手,却是中国的伙伴。因此,伊朗对霍尔木兹的掌控力,在凸显美国力量局限这一点上,似乎对北京有利。但同一把利剑也悬在中国自身的能源供应之上。由于中国高度依赖海湾石油,尤其是伊朗石油,若德黑兰长期将霍尔木兹当作博弈筹码,中国所受冲击将远大于多数西方国家。北京既不愿伊朗被美国击垮,也不愿伊朗把中国的能源动脉变成讨价还价的工具。

石油制裁问题同样是把双刃剑。中国长期通过灰色渠道购买折价伊朗石油。伊斯兰堡备忘录期间,华盛顿短暂解除了对伊朗石油的主要制裁,中国国有炼厂据报道正在考虑恢复公开进口。但这个窗口几周后就关上了:7月7日,美国财政部重新对伊朗石油祭出制裁,随后还打击了一批新的金融中介。对中国买家来说,熟悉的灰色渠道又回来了—廉价但背负制裁风险的原油,而不是合法的市场价供应。谈不上明确的赢或输,说是不赢不输或许更贴切。

外交层面的得失同样复杂。北京拒绝向伊朗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或财政支持,这固然护住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避免了与美国正面碰撞。但这种克制也暴露了中国与伊朗战略伙伴关系的成色—中国可以买伊朗石油、批评美国施压、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却绝不是伊朗的安全保障者。特朗普5月访华时,华盛顿明显急着让北京出面压德黑兰就范、重开霍尔木兹。这给了中国外交上的分量。但公开层面的认可却很有限—特朗普后来感谢习近平和普京”保持中立”,并非单独点名中国;还要求北京承诺不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中国可以劝和促谈,却指挥不动伊朗,也取代不了那些真正推动谈判的调解方。所以外交上,中国得到了尊重,影响力的天花板也露了出来。

这场冲突还同时暴露了美国力量的威力和软肋。美军的打击、制裁和海军威慑,依然能在不与中国正面交手的情况下重塑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但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也牵制了本可能投向中国的美国注意力,消耗了弹药和政治资本,还展示了地区冲突如何迅速给华盛顿制造国内和盟友两边的压力。北京用不着为战争叫好,却可以坐而观之、从中取法—美军的打法、升级的风险边界、长期危机中哪些军事资源会捉襟见肘,这些都尽收眼底,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中国的“丰收”及其局限

综上所述,美伊冲突使得中国得大于失。

这场危机表明旧有的脆弱性已不那么突出。应对能力比外界预期的更充分。它以储备、灵活的炼厂加工、调控得当的需求和更清洁的能源体系吸收了石油冲击。北京未发一枪却可以全面探测美军实力,而华盛顿则在远离东亚的地方消耗军事与政治资本。它还看到,美国同样面临重开霍尔木兹的压力,因为航运受阻和高能源价格不仅伤害中国,也伤害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中国仍不主导中东外交,但分量已重到华盛顿不得不上门求助。

北京收获不小,但其局限性也让世人尽收眼底。这场危机暴露了中国对海湾安全缺乏掌控,也表明北京无法—或不愿—保护伊朗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压力。它揭示了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在商业领域仍强于安全领域。7月的第二轮冲突表明,能源安全受胁、制裁反复、伙伴挨揍而北京只能旁观——这些负面后果转眼就可能重新找上门来。

这场危机也说明, 北京虽然得了好处,但不等于希望冲突久拖不决。战争扩大、航道受阻、油价飙涨——中国、美国、亚洲进口国乃至全球经济都跟着倒霉。华盛顿和北京各有小九九,但重开霍尔木兹,两边利益一致。

6月协议里的60天窗口——华盛顿和德黑兰的期限,也是北京、海湾各国和石油市场的倒计时——没撑过第一个月。各方仍在斡旋,新一轮美伊会谈预计数日内启动,战火远不及先前猛烈,布伦特原油约在76美元,距4月超过120美元的峰值相去甚远。临时安排虽已破裂,但破裂不等于定局。

从危机到停火再到破裂,北京扛住了两轮霍尔木兹中断,没闹出国家能源危机,也没被拖进一场不想打的仗。6月,特朗普公开认可了北京的中立姿态;7月打击再起,北京与伊朗的越界行为划清了界限;从伊朗进口原油的渠道始终未断,还看着一份一个月内就散架的协议,怎样让美国在军力和政治上两头失血。短板依然如故——北京无法塑造中东结局,护不住伙伴,自己掌控不了的运输动脉还会带来更多风险。但天平已经倾斜,美伊冲突的第二轮给北京带来的好似乎更多。

一张折射美国当今社会现状的照片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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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4日,路透摄影师奥尔(Cheney Orr)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铁上拍摄的一张照片在美国社交媒体疯传并引发广泛讨论。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主流媒体也参与了对此照片的核实和讨论。有评论指出,这张照片是“2026年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它“象征美国建国250年来,种族平等承诺始终未能完全兑现,凸显仇恨团体公然行动,政府却未强力谴责。”也有人指出记者侵犯了照片中黑人女性的肖像权。还有人说这张照片肯定不是抓拍,而是AI生成的,或者是”摆拍“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当时只有这位黑人女性“露脸”,而其他人的脸部都被遮掩。甚至有评论把这张照片与1957年小岩城事件中黑人少女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遭信奉“白人至上”的白人包围怒骂的历史照片相提并论。

本站特转发《世界日报》和谷歌Gemini对这一照片的报道共读者参考。本站将继续追踪这张照片引发的争议和摄影记者对拍摄现场的说明。

一张摄于华府地铁的照片在美国网络疯传

一张由路透摄影师奥尔(Cheney Orr)所拍摄的照片,本周在社交媒体成为热议焦点:在华府地铁车厢内,一名黑人女子,置身于一群戴着面罩的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爱国阵线”(Patriot Front)成员中,直直地看着镜头。

照片中央的黑人女子,事后被其家人证实为33岁的柏尼塔‧鲍威尔丁(Bernita Bowlding),她并未在地铁上与任何人发生肢体冲突或口角,但她“唯一露脸、周围全是蒙面白人男性”的画面对比极其强烈,被一些人形容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之一”,甚至有评论者将其与1957年小岩城事件中,黑人少女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遭白人群众包围怒骂的历史照片相提并论。

一些自由派政治评论员、社运人士表示,这张照片象征美国建国250年来,种族平等承诺始终未能完全兑现,凸显仇恨团体公然行动,政府却未强力谴责。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这是受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活动,过程中没有人受到伤害;还有部分右翼评论员怀疑整起事件是刻意操作的“摆拍”,指控爱国阵线成员是左翼人士假扮,但此类说法缺乏证据,Snopes事实查核机构也已证实照片本身并无造假或AI生成痕迹。

照片怎么拍成的

路透摄影师奥尔与霍华德(Nathan Howard)在7月4日在华府采访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跟拍了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爱国阵线”成员,当天该团体有数百人在华府街头游行,活动结束后众人搭乘地铁离开,照片在此时拍摄。

不过,照片拍摄前后的具体细节,目前并无更多公开资讯。路透一名编辑对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表示,奥尔目前无法受访置评。

黑人女子是谁

鲍威尔丁的家人告诉《华盛顿邮报》,她当天搭地铁前往银泉市(Silver Spring)。他们先是在网络上看到被疯传的照片,却联系不到鲍威尔丁本人,令他们愈来愈担心,因为她多年来一直与精神疾病搏斗。直到过了将近一天,鲍威尔丁终于出现在她母亲家,全家才松了一口气。

她的母亲6日告诉《华盛顿邮报》,鲍威尔丁的手机遗失了,家人平时也得等她主动来电或登门,才能与她联系上。

这张照片在网络上仍持续被大量讨论解读,还有网友“起底”鲍威尔丁曾有遭逮捕的纪录,但《华盛顿邮报》表示,法院纪录显示该指控已撤销。

她的弟弟保罗‧鲍威尔丁(Paul Bowlding)说,担心姐姐会因此成为被锁定的目标。他说,姐姐过去的种种遭遇,包括那次逮捕纪录,都是发生在她精神状况出现危机的时期。

保罗说,无论这起事件最终如何发展,他都希望姐姐能得到她所需要的协助,来面对她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美联社档案照:阿肯色州小岩城中央高中的白人学生对着黑人学生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右前)叫骂,艾克福特神情镇定地走向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保护黑人学生的国防卫队士兵。

谷歌Gemini对这一照片的介绍和评论

路透社摄影记者钱尼·奥尔(Cheney Orr)于2026年7月4日拍摄的一幅照片,迅速成为近年来讨论最广泛、文化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影像之一。这张独立日当天在华盛顿特区地铁车厢内捕捉到的画面,因其鲜明、强烈的视觉对比以及公众赋予它的象征意义而迅速在网络上疯传。

📸 画面场景与视觉冲击

照片描绘了一名身穿绿色T恤的独身黑人女性坐在一辆拥挤的地铁列车上。她被白人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团体“爱国阵线”(Patriot Front)的成员完全包围,该团体的数百名成员在美利坚建国250周年之际齐聚首都进行游行。

引发这张照片疯传的视觉要素包括:

  • 露脸与遮挡的对比: 这名女性坐着,面部完全暴露,神情冷峻地直视镜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围她的男性无一例外地戴着墨镜、棒球帽和白色布面罩以隐瞒身份。
  • 与“民权运动”的历史互文: 许多评论员立即将该画面与1957年小岩城中央高中整合危机期间的标志性历史照片进行了对比,特别是伊丽莎白·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在充满敌意和嘲讽的人群包围下平静行走的经典照片。

👤 女性的身份

在网络上引发激烈猜测后,《华盛顿邮报》通过其家人证实,该女性的身份为柏尼塔·鲍威尔丁(Bernita Bowlding),是一名来自华盛顿特区周边地区的33岁单身母亲,育有两个孩子。

她的家人分享了重要的背景信息,以提醒公众她是一个鲜活的普通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

  • 无意中入座的乘客: 鲍威尔丁并不是抗议者或活动人士;她当时只是在通勤前往马里兰州银泉市(Silver Spring)的路上,当该团体上车时,她恰好就在这辆列车上。
  • 家人的担忧: 当照片在网络疯传时,她的家人变得非常焦虑,因为鲍威尔丁长期以来一直在与精神健康问题做斗争,且当时偏巧弄丢了手机,导致家人有将近一天的时间联系不上她,直到她安全抵达母亲家。
  • 隐私保护: 她的弟弟保罗·鲍威尔丁(Paul Bowlding)公开表达了对姐姐可能会成为网络暴力或政治炒作目标的担忧,并指出她那坚毅的表情反映了她遭遇个人艰难时期所依赖的内在力量。

🗣️ 公众与政治回响

这张照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激烈辩论,成为观察这个两极分化社会的政治“罗夏墨迹测试”:

  • 自由派与民权视角: 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是对现代美国民主的刺骨控诉,象征着黑人美国人所面临的持续威胁和系统性恐吓,尤其是在一个本应庆祝自由与平等的节日里。
  • 保守派与言论自由的辩护: 另一些人则把焦点放在宪法对公众集会权力的保护上。当美国内政部长道格·博格姆(Doug Burgum)等高层人物在宪法框架下捍卫该团体的言论自由权利时,这张照片也进入了政治话语体系,而博格姆也因未对该仇恨团体的意识形态进行明确、单独的谴责而面临舆论反弹。
  • 阴谋论: 在某些右翼圈子里,有传言称这起事件是一场“假旗”行动,或者是利用左翼演员进行的摆拍。不过,诸如Snopes等事实核查机构已经证实了照片的绝对真实性,确认这是一幅未经修改的实时纪实摄影作品。

这张照片被摄影记者广泛誉为2026年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捕捉到了美国在种族、匿名性以及极端主义上面临的持续挣扎中,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局部缩影。

 

南华早报:中国潜射导弹试验对提升核打击能力意味着什么?

中国近期罕见地从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深处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在外界对北京军事扩张普遍担忧的背景下,此举向美国及其周边邻国(尤其是日本)释放了强烈的战略信号。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周一的这场试验很可能会进一步促使华盛顿及其盟友呼吁加大国防投入,并强化彼此间的安全协同。

中国的潜射导弹试验究竟展示了什么?

这次发射公开展示了中国海基核威慑力量的实战准备状态。海基核力量是核部队中生存能力最强的一环,也是“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基石。目前,北京正全力打造一个横跨陆、海、空全方位运作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

据了解,这是中国自1982年以来首次公开已知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就在近两年前,北京曾公开宣布向太平洋发射了一枚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该举动同样引发了该地区国家的广泛关注。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通表示:“这次导弹试验的目的似乎更多是为了进行战略威慑和信号释放,而非技术层面的试验或实战化开发。尽管外界早就知道中国具备这种能力,但这却是官方层面的首次公开展示。”

尽管北京方面证实了此次发射,并提前向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国进行了通报,但关于具体测试了哪款导弹、从何处发射以及飞行轨迹如何,依然留有诸多谜团。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的斯坦顿高级研究员安基特·潘达(Ankit Panda)表示,此次发射“很可能发生在南海”,而不是一些军事观察家和网络爱好者所推测的中国北部的渤海。

中国的潜艇部队在这片广阔的航道中定期开展行动。不过分析也指出,一旦潜艇驶出其受到严密保护的“安全堡垒区(Bastion)”,被美国反潜作战力量追踪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

在发射之前,北京发布了两份航行警告,指定了火箭残骸的掉落海域——其中一份涵盖了渤海附近水域,另一份则位于中国南部沿海近海。日本表示,其已于周日收到中国关于火箭残骸坠落的提前通报,这些残骸可能会落入其专属经济区(EEZ)附近的水域。然而,在发射完成后,日本防卫省表示,该导弹并未飞越日本领空,也没有进入其专属经济区。

据中央电视台周二的一篇报道,中国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该导弹很可能是一枚“巨浪-3”(JL-3)型潜射弹道导弹。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这一结论是“根据现场图片和官方公告”得出的。“巨浪-3”的射程超过10,000公里(约6,200英里)。张军社补充道,此次的发射平台可能是094型弹道导弹核潜艇或其升级改进型,但也有可能这次试验涉及了新一代的战略核潜艇。

中国目前至少运营着六艘094型“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潜艇装备了“巨浪-2”型导弹,并且可能同样具备部署射程更远的“巨浪-3”型导弹的能力——后者可以从中国近海直接打击美国本土。

此外,外界也普遍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研发更先进的096型核潜艇。台湾前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京发射的是一枚飞越菲律宾上空的“巨浪-2”型潜射弹道导弹,并称此次试验是“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挑衅行为”。吴钊燮现任台湾地区“安全会议”秘书长。

“百利政策倡议”(Parley Policy Initiative)创始人、前美日联盟事务负责人迈克尔·博萨克(Michael Bosack)表示,目前很难确定该导弹到底是“巨浪-2”还是“巨浪-3”。他指出,如果是后者,它完全有可能是在一条并未测试其最大射程的特定轨迹上飞行的。

即便如此,博萨克表示,这次发射依然为外界了解中国海基核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近年来,北京加大了在潜艇制造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重大投入,以期赶超华盛顿。博萨克补充道:“如果中方当时是从开阔水域向南太平洋发射,那其战略意义将会重大得多。”

“这告诉我们,这些系统的研发工作仍在进行中,因此需要它们在更靠近海岸的水域内进行操作。”赵通表示,尽管如此,这次试验依然反映出中国在扩大其弹道导弹核潜艇舰队、增强其水下核打击能力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导弹试验有何反应?

与中国在2024年进行洲际弹道导弹(ICBM)试验后的表态相比,华盛顿此次的语气明显更为严厉,这突显了美国对北京不断扩张的核能力的日益担忧。

周二,美国表示已对中国最新的导弹试验进行了监测。但与上一次不同的是,美方并未透露其是否提前收到了中方的通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戈特(Thomas Pigott)表示,中国“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充”仍令该地区乃至全世界“深感忧虑”。

而在中国2024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美国官员曾将北京的提前通报描述为在降低误判风险方面“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前解放军大校岳刚表示,最新试验表明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及潜射弹道导弹已达到相当高的实战成熟度,同时也向华盛顿和东京释放了战略信号。他指出,此举是针对当今地缘政治环境量身定制的,尤其是为了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如果发射是在渤海进行的,导弹的残骸就会落在日本的家门口,这将成为一个经过精心计算的信号,旨在让东京感到不安并对其提出警告,”他说道。

赵通提到,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此次发射的时机可能带有象征意义。“这次发射恰逢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前一天,该事件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这为其增添了另一层象征意义,”他表示。

这次试验引发了该地区多个国家政府的协同关注与担忧。日本方面表示,对中国“不断扩大且日趋频繁”的军事活动持有“严重关切”。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形容此次发射对该地区具有“破坏稳定性”的影响;同时,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表示,惠灵顿方面对中国的测试“深表关切”。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防务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Malcolm Davis)指出,此次发射恰逢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防务联盟协议之际。他表示:“显然,这是北京向澳大利亚、斐济以及其他西南太平洋国家释放的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将彰显其力量,包括通过威胁使用武力的方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敦促各国不要对此次试验进行“过度解读”。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毛宁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她还补充道:“中国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此次太平洋试验后,中国“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前景如何?

分析人士表示,这次发射标志着中国在展示全面运作的“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即从陆地、海洋和空中投振核武器的能力)进程中,迈出了又一个里程碑。继2024年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以及本周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外界的注意力现已转向北京是否会展示其核威慑力量的空中一环。中国在去年的阅兵式上展示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空射弹道导弹——“惊雷-1”(JL-1),这标志着其在完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方面取得了进展。

赵通表示:“继2024年向太平洋进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全射程飞行试验之后,这次最新的测试引发了一个新的悬念:中国是否会在未来几年公开进行其空射弹道导弹的首次飞行试验,从而完成其‘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完整公开展示。”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战战略专家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表示,如果北京对其中央核力量的轰炸机部分进行公开测试,他并不会感到惊讶。他指出:“这将巩固其威慑力,同时让中方确信其拥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三位一体’体系——即硬件性能达标,且机组人员知道如何使用它。”

分析人士称,这次发射很可能会强化整个地区的国防规划。东京大学副教授、国际安全专家塞巴斯蒂安·马斯洛(Sebastian Maslow)表示,此次试验将影响日本的战略规划。他指出:“这将有助于日本为其目前通过增加国防开支来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路线进行辩护。”他同时提到,此次试验恰逢东京方面审议关键国家安全文件的节点。

帝京大学副教授松冈美里(Misato Matsuoka)表示,虽然这次发射本身不太可能根本性地改变地区的战略平衡,但它将加剧印太地区军事竞争的整体趋势。她补充道,日本很可能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协同配合。

Stephen Marche:美国已经“僵尸化”

(编者按:下文为《纽约时报》7月10日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实际杀伤力远低于其恐吓效果,其军事承诺的贬值正倒逼全球供应链与防务体系加速脱美。美国并未消失,但它正在地缘政治中退化为一个失去高级思维、因内部分裂而陷入长期混乱的“僵尸实体”。当美国甚至无法领导自身,自由世界的其他成员正以惊人的速度学会自我主导,开启后美国时代。)

世界秩序的瓦解比预期要顺利得多。

起初,人们对美国的背叛感到愤怒——特朗普总统呼吁吞并加拿大、威胁格陵兰岛、对盟友征收关税,并开始削弱北约(这一行动在本周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最新会议上仍在继续)。如今,在一些曾经被称为美国盟友的国家中,一种奇怪的情绪正在出现:乐观的决心。国际象棋中有一条公认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地缘政治:“威胁之力胜于实际执行。”美国放弃世界秩序的可能性曾经令人恐惧。但现实证明,这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

作为美国的邻国,加拿大自然是最先察觉到这一点的。自从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美国在贸易上的霸凌行为愈演愈烈。因此,加拿大不得不重新衡量美国的青睐或冷落到底价值如何。加拿大央行最近进行了一项情景模拟:美国对加拿大向其出口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届时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放缓约2.4个百分点,但在一段调整期内,这完全在加拿大的承受能力之内。这确实是一场灾难,但并非世界末日。这就是最坏的情况。

受我主持的播客节目Gloves Off委托,加拿大盾牌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去年加拿大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下降了超300亿加元(约合210亿美元),占对美出口总额的5%以上。但这一损失被来自世界其他地区近290亿加元的新需求所抵消。如果将服务业包括在内,加拿大的总出口额实际上增加了近70亿加元。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出威胁,但只要你拥有铝、石油或钾肥,总会有人来买。

不仅仅是加拿大。欧洲股市在2025年的表现优于美国股市,并在2026年的前两个月大幅飙升。2024年实施的《欧洲国防工业战略》正将欧洲迅速扩大的军事开支更多地保留在欧洲大陆内部。此外,欧盟的反胁迫工具——允许迅速征收反制关税的所谓“贸易火箭筒”——令特朗普被迫放弃了早先针对格陵兰岛的威胁,如今,欧洲人明白他们也有自己的“霍尔木兹海峡”——一个足以让美国退缩的痛点。

美国的军事威胁同样在失去威力。如果说近代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当美国决定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某个地缘政治目标时,可以相当稳妥地断言,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伊朗那个腐败而残暴的政权却保住了权力,如今甚至获得了制裁豁免。当美国军队发明出各种全新的失败模式时,海湾国家及其机场已经在伊朗战争中切身体会到,美国的安保承诺到底值几个钱。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会议上,特朗普斥责了盟国——尤其是西班牙,并再次呼吁美国控制格陵兰岛,西班牙和丹麦的领导人则将特朗普的言论视为不值一提的空洞威胁。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或许会说,特朗普在北约成员国提高国防开支水平的问题上“赢得了辩论”。但各国现在之所以增加开支,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衰退。美国的支持——无论这在如今意味着什么——已经无法提供任何保障。

不仅仅是北约。曾经以行动迟缓著称的各国官僚机构正以惊人的速度采取行动,减少对美国政府以及作为美国权力前哨的企业的依赖。自一年多前上任以来,卡尼的政府已达成了刚刚超过100项国际贸易协议。欧盟有意扩大了国防采购,以避免与美国军队的深度融合。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将是最难解开的结,但这方面的工作也已经在进行中:欧盟已在其官方系统中将默认搜索引擎从谷歌切换到了法国的Qwant,比利时和芬兰也都已放弃使用亚马逊云服务。

当然,后美国时代的现实并不是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参与者,美国已经变成了一种行动迟缓的僵尸——这种怪物可能会因受惊做出条件反射般动作,却已丧失高级思维能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明白,无论是中期选举还是2028年的大选,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美国以外的许多人认为,美国人民的分裂程度已经如此之深,无论谁当选,未来都将陷入混乱。他们担心,即便是一位理智的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也无法保证美国政策的稳定性,甚至无法保证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最模糊的原则。

“什么是美国?”这已不再是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美国许多州的州长都提出了理性的政治纲领。美国的制度依然存续。一些美国人甚至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但那个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实体已经徒有其表。已经没有一个可以打交道的美国了。一个日益孤立主义的美国已不再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既然它连自身都无法领导,又怎么可能领导世界呢?

“僵尸美国”至少在短期内制造了矛盾。在加拿大,与美国联合运营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联盟。然而,这里的公务员也开始接受无人机培训,以应对与美国发生不对称冲突的可能性。只有尽可能在各个方面将本国从美国的影响中抽离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

“威胁之力胜于实际执行”是超现代派国际象棋代表人物阿伦·尼姆佐维奇的智慧之言。它之所以适用于棋盘,是因为你为设法避免灾难而耗费的所有时间和精力结果往往比灾难本身更糟糕。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你就可以专注于渐进式的改善,而不是一味规避。你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在地缘政治中同样如此,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力量的表象。

每一个相信自由、民主、人的尊严以及国家自决权的人都应该致力于摧毁美国投射力量的能力——结束它对这个世界的奇怪掌控,这样我们所有人才能继续前行。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点上,没有谁比美国自己的贡献更大了。

中国外交的大国现实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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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外交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它变得粗暴和强硬,而是它怎样变得强硬。若只是简单强硬,那不过是大国脾气;若能在强硬中保持节制,在报复中保留余地,在斗争中避免失控,那才是成熟的大国现实主义。中国现在正在走向这条路,但能否真正走稳,还要看它在美国、欧盟、日本、菲律宾等不同方向上的分寸感。现实主义不难,难的是讲策略、有克制的现实主义,让报复服务于战略,而不是让战略服从于报复。

(本文2026年7月7日有《金融时报》中文版(FT Chinese)首发,原标题为“‘对等报复’:中国外交毫不含糊、但有克制的现实主义”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最近几年,北京虽极力鼓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但是,对认为冒犯它的国家,表现的却越来越不客气。新近的例子是,中国宣布对10家美国公司禁止两用物品出口,以报复美国将多家中国头部企业列入新增的涉军企业清单。这不是单独事件,而是近年来中美制裁与反制裁循环的延续。

传统的中国外交对认为别国(主要是西方国家)侵害自己利益的行为,常见的做法是强烈抗议、严正交涉、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可很少真正看到北京会采取什么反制措施,这既与中国反制工具少有关,也受中国的外交哲学影响。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和为贵”,“和为贵”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息事宁人,怕搞坏双方关系,所以不太主张以力压人。但大概从中国领导人的第二任期后期开始,北京频露“獠牙”,不再只是口头抗议而不采取行动,尤其对美国,针锋相对,你制裁我企业,我就制裁你企业;你限我技术,我就限你稀土。

如果把传统的中国外交形容为“老好人式外交”,今天的中国外交则可称为“毫不含糊的现实主义外交”。它遵照博弈论的反应模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北京的话来说,绝不主动惹事,但也绝不被动挨打,以战止战。这在中美关系中有鲜明体现。过去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北京能忍则忍,甚至不能忍也强忍,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中国不开第一枪,但绝对不会不开第二枪。这几年,中国对美国就既有外交反制,也有出口管制;既有不可靠实体清单,也有关键矿物管制;既有对军工企业的制裁,也有对美国国会议员、智库和相关机构的制裁。美国受到中国的制裁和限制之多,在中美建交以来是前所未有的,放在冷战以后的美国历史,也是罕见的。

不仅如此,对综合国力弱于中国、但又有美国同盟加持的次强国家,北京出手也越来越果断。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后,北京认为日本冒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先是外交抗议,然后是旅行限制,在高市拒不收回言论也不道歉的情况下,北京不断加码反制措施,从企业、经济、关键原材料到军事,几乎全面制裁,冻结和日本的官方往来,一点情面都不给。中日关系比中美关系还严峻,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中国外交发生的这种变化,当然首先缘于实力的增长。没有实力,现实主义只能是口号。过去中国也常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真要“犯人”,手里没有足够工具,也“犯”不起来。今天不同了。中国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有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供应链地位,有稀土等关键资源和材料的控制能力,有电动车、光伏、电池、无人机、港口、通信设备等产业优势,也有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法律工具。实力变化带来工具变化,工具变化又改变外交行为。所以北京现在格外强调外交要有斗争精神。

现实主义外交也和“百年变局”的判断直接相关。在北京看来,世界力量结构正在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固,西方不再能单方面决定国际政治规则,中国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规则的对象,它的崛起本身就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既然时与势已经不同,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用过去的低姿态、忍耐型外交来处理外部压力。

换言之,在中国语境中,“百年变局”意味着大争之世的到来,故而,“该出手时就出手”,不仅对所谓损害中国的利益,要敢于反制,也要敢于使用中国的力量,去改造世界。北京认为中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只能争取“和平发展环境”的国家,而是一个可以塑造环境、改变规则、制造成本的大国。过去的中国外交,核心任务是为国内发展争取外部空间;今天的中国外交,要用国内形成的实力去改造外部环境。一个是适应世界,一个是重塑世界,差别就在这里。

中国现实主义外交同时也是在遵循中国领导人的底线思维模式。底线思维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必反制”。在北京看来,外部世界尤其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遏制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中国对一次制裁不反击,对方就会认为制裁中国没有成本,北京仍然怕冲突,不愿付出代价。于是,下一次试探就会更进一步。底线思维的本质,就是不能等到底线被突破以后再反应,而是要在对方逼近底线时让它感到疼。

可以说,中国现在形成了一种近乎惯例化的做法:凡制裁,必反制;凡围堵,必反围堵;凡把中国企业政治化,中国就把对方企业安全化。反制的意义不只是报复本身,更是建立一种外交信用。北京要让对手相信,中国不是每次都会忍,也不是只会口头抗议。只要你出手,中国一定还手。哪怕一次反制的实际杀伤力有限,但长期来看,它会改变对方的风险计算。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外交毫不含糊的现实主义主要是就认识和态度来讲的,也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要清醒,而不应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具体到现实外交,北京虽然强调斗争,也讲究斗争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有策略。从这个角度看,对实力明显比自己弱的南方国家中那些想跟中国扳手腕的对手,北京的报复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克制,而非往死里打。

菲律宾就是明显例子。从北京来看,菲律宾这些年在南海的动作已经惹得中国非常不快,若按纯粹强权逻辑,中国完全可以用更强烈的军事方式教训它,但北京没有这样做,最多是在灰色地带不断给菲律宾加压。它是要让菲律宾的每次冲动都付出更高成本,但又不主动跨过战争门槛。在这方面,北京表现出了相对克制的一面。巴拿马也是类似例子。围绕运河两端港口经营权问题,北京没有采取军事或外交断交式手段,而是通过港口检查、船舶滞留、经贸压力等方式表达不满。它同样说明,中国对中小国家的报复并非没有压力,而是尽量把压力控制在非战争和非断交层面。

这种相对克制让中国现实主义外交形成了分层结构:对美国这样的强国,追求对等反制;对日本这类有着历史恩怨和现实领土争议的、又在台湾问题上不断靠前的国家,则采取更强烈的惩罚性反制;对菲律宾、巴拿马这样的中小国家,在高压的同时保持一定程度克制;对欧盟这样的集团,追求精准分化,同时也准备对等报复;对全球南方,则继续使用传统外交话语争取。它不是见谁都打,也不是对谁都忍,而是按照对象、议题、力量对比和战略后果来决定反应等级。

这种外交有其效果,它改变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预期,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只会抗议的大国,但也有风险。反制工具用得越多,对方就越会寻找替代。稀土牌越有效,美日欧越会加快稀土供应链去中国化;市场牌越常用,跨国企业越会考虑分散风险;海上灰色地带压力越大,东盟国家越可能接受更多美国安全存在。现实主义可以制造威慑,也会制造反威慑。中国必须在让对方疼和不把对方彻底推向对立之间,掌握分寸。

因此,今天中国外交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它变得粗暴和强硬,而是它怎样变得强硬。若只是简单强硬,那不过是大国脾气;若能在强硬中保持节制,在报复中保留余地,在斗争中避免失控,那才是成熟的大国现实主义。中国现在正在走向这条路,但能否真正走稳,还要看它在美国、欧盟、日本、菲律宾等不同方向上的分寸感。现实主义不难,难的是讲策略、有克制的现实主义,让报复服务于战略,而不是让战略服从于报复。

中美相争,伊斯兰堡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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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给了美国一个新杠杆,也让北京面对一个更具独立性的伙伴。

从边缘重返台中

前些年,巴基斯坦似乎正从国际视野中悄然淡出。经济疲软不振,政局波谲云诡,境内外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更使其国际形象雪上加霜。与印度的竞争也愈显力不从心——印度更富庶、体量更大,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分量日益吃重;而巴基斯坦则愈发仰赖中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倾力扶持。

然而,过去几年情势骤然逆转。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伊斯兰堡重新进入华盛顿的视野。它在反恐战线上鼎力相助,重启了与白宫的高层对话,向美方释放矿产与能源合作的积极信号,在美伊停火进程中穿针引线,更再度成为美国评估印度、阿富汗乃至中国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系。总而言之,巴基斯坦重新变得”有用”了。其价值在于它处在多个地缘冲突的交汇点上:伊朗、阿富汗、印度、中国、海湾地区,以及恐怖主义策源地。在中美博弈的棋盘上,巴基斯坦不再仅是中国倚重的铁杆伙伴,也成了华盛顿可用于牵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一枚棋子。

缘何再度入局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巴基斯坦在美战略中的地位明显式微。反恐战争期间,巴基斯坦虽是棘手伙伴,却不可或缺;但2021年之后,华盛顿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伊斯兰堡作为补给线或前进基地。与此同时,印度作为民主政体、经济引擎和军事力量,在制衡中国方面对华盛顿的价值与日俱增。

中国填补了美国留下的诸多空白。北京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大力投资,开发瓜达尔港,向巴出售尖端武器,并在外交上力挺巴基斯坦。这种伙伴关系在多个层面相辅相成——巴基斯坦让中国得以直通阿拉伯海,并助其牵制印度;中国则成为伊斯兰堡最可靠的外部后盾。

然而,这种依赖也给伊斯兰堡埋下隐忧。若巴基斯坦仅仅日趋依赖中国,其议价空间就会收窄,影响力也将受制于单一强国。如今,通过重新向华盛顿敞开大门,伊斯兰堡获得了更多选项,同时也给美国提供了一条重返中国已占优势地区的通道。特朗普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再接触”策略,逻辑一清二楚——一石多鸟,一箭数雕。

其一,反恐与通道价值重获认可。

2025年3月,巴基斯坦逮捕了涉嫌参与2021年喀布尔机场爆炸案的穆罕默德·沙里夫拉赫。特朗普公开致谢,而伊斯兰堡也借此昭示天下:它仍能在反恐问题上助美国一臂之力。随后的美巴反恐会谈聚焦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巴基斯坦塔利班和俾路支解放军。地理优势更使巴基斯坦身价倍增:它毗邻阿富汗、伊朗、中亚、海湾地区,并扼守中国的西部侧翼——这些皆是华盛顿持续关注的要地。自阿富汗撤军后,美国无意在该地区再次大规模驻军,因此巴基斯坦在情报、通道和地方伙伴方面提供了难以替代的资源。

其二,打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排他性影响。

尽管中巴仍将彼此关系称为”铁杆”和”全天候”,但影响力不等于独占权。中国仍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伙伴,但美国已重新入场。鉴于巴基斯坦对中国南亚战略举足轻重,即便只是部分削弱中国在该国的独家影响力,对美国而言已是战略上的收获。

其三,以巴制印,增加对印筹码。

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因其体量、经济实力和制衡中国的作用,仍比巴基斯坦对美国更具战略重要性。但印度同时也是俄罗斯武器和石油的大买家,奉行战略自主,未在乌克兰战争等重大地缘问题上向华盛顿一边倒。美国长期希望获得更多筹码以促使新德里更贴近自身立场,而巴基斯坦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杠杆。

2025年印巴冲突又添新变数——巴基斯坦动用了中国制造的武器系统。据路透社报道,巴方击落了印度战机,其中至少包括一架”阵风”战机。这一事实令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刮目相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印度作为美国制衡中国关键伙伴的份量。若中国武器系统能助巴基斯坦挑战印度的军事优势,华盛顿便有更多理由视伊斯兰堡为战略上有用的棋子。巴基斯坦既能从西翼牵制印度,又能戳破印度军事优势的神话。

特朗普多次声称他阻止了2025年印巴冲突,印度对此矢口否认,并视之为对总理莫迪的轻慢。随后,特朗普于2025年6月在白宫高调接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据报道此举进一步激怒了新德里。与此同时,美国在关税和俄油采购问题上持续对印度施压。这并非意味着华盛顿正”以巴代印”,但足以表明伊斯兰堡仍能牵动印度的战略处境,有助于推动新德里更靠近美国的条件。

巴基斯坦总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在白宫向特朗总统展示该国拥有的关键矿藏

海湾风云,水涨船高

巴基斯坦在海湾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最鲜明地体现在它与沙特阿拉伯新签署的防务协议上。2025年9月,巴沙两国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议》,明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侵略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虽然公开声明未明确表示巴基斯坦已向沙特延伸核保护伞,但鉴于巴基斯坦是拥核国家,协议一经签署便立刻引发诸多猜测。

值得玩味的是,沙特长期视伊朗为心腹大患。若伊朗逼近核门槛,沙特将面临空前压力去发展或获取自身威慑能力。巴基斯坦的可信安全保证或可化解这一燃眉之急,或至少为利雅得提供一条无需自行制造核武的迂回之策。而对巴基斯坦而言,这份协议证明它既能安抚沙特,又能与伊朗对话,同时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并维持与华盛顿的沟通渠道。如此一来,巴基斯坦便成了横跨海湾、南亚以及中美竞争之间的安全掮客。

巴基斯坦重获青睐的最新迹象,出现在2026年美伊危机期间。伊斯兰堡在斡旋停火和维持谈判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26年6月提交美国国会的临时协议——正式名称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甚至冠以巴基斯坦首都之名。协议将伊斯兰堡列为见证方和调解人,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设立60天进一步谈判窗口。

因此,伊朗危机进一步抬升了巴基斯坦的身价。它提升了伊斯兰堡对华盛顿的价值,向中国表明巴基斯坦有助于稳定危险地区,并提醒海湾国家伊斯兰堡依然举足轻重。巴基斯坦成功地化地利为资本,变地缘为外交。

归来之意

对中国而言,巴基斯坦在伊朗危机中的角色可谓利弊交织。美伊协议降低了中东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缓解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压力,这直接惠及中国的能源安全。但巴基斯坦的成功也表明,伊斯兰堡如今可以通过华盛顿和北京两条轨道左右逢源、提升自身地位。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巴基斯坦并未因协助调解危机而削弱中国。短期看,它通过减少动荡或许帮了中国;但长远观之,一个能帮助华盛顿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国家,绝不再是北京可以呼来喝去的”小伙伴”。

因此,巴基斯坦的重新登场,最好被理解为”议价能力的升级”,而非联盟关系的转向。巴基斯坦仍严重依赖中国的武器、基建、资金和外交支持,北京仍是其最密切的大国伙伴。但伊斯兰堡如今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它可以争取中国投资、美国关注、海湾资金、沙特安全纽带,以及调停伊朗问题带来的外交红利。这使巴基斯坦在与各方打交道时都握有更多筹码。

对华盛顿而言,这可谓正中下怀。美国不必将巴基斯坦完全拉出中国轨道,只需让它不再被北京独家把持。美国对巴基斯坦关注度的提升,迫使中国为维护其在巴的影响力而更努力地竞争。对北京来说,挑战在于伊斯兰堡如今有了更多选择。中国或许仍是其最重要伙伴,但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巴基斯坦别无他选。

这也折射出中美竞争的一个更广泛特征:竞争不再仅仅围绕关税、科技或南海,也受到中等强国的影响——这些国家利用地理、军事纽带、资源和外交渠道来提升自身价值。巴基斯坦正是典型范例。伊斯兰堡通过危机外交、地缘优势、海湾安全和大国博弈,使自己变得举足轻重、不容忽视。对美国,巴基斯坦再次成为有用杠杆;对中国,巴基斯坦仍是可信伙伴,却已更加独立。

对中美关系的启示明确无误:未来的竞争格局,不仅取决于华盛顿和北京的意志,更取决于中等强国能从两个大国手中赢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