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在总体实力上占优，却没有足以迫使中国屈服的绝对优势。中方能够使美国付出高昂代价，却缺乏在长期全面对抗中反客为主的条件。9月峰会最可能出现的，不是谁向谁投降，而是一场不对称的相互妥协：美国用更多筹码换取中国的实际让步，中国则用少数硬牌换取喘息空间和核心利益不受触动。–KS Liu
本文为本站在习近平访美前发表的系列文章“中美9月下旬元首外交的前奏（四）”
据美方消息及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将于本月24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实力外交的阴影下，谁手里的牌更硬、筹码更多？我们有必要回顾近10年来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情况和发展趋势：
GDP：增长 vs内需
按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16年美国名义GDP约 18.8万亿美元，中国约 11.46万亿美元，中国相当于美国的约61%。到2021年，中国达到18.2万亿美元，而美国23.7万亿美元，中国一度达到美国约77%。
但此后出现逆转。2025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美国约 30.77万亿美元，中国约 19.50万亿美元，中国只有美国的约63%。
如果用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情况恰恰相反。2024年中国PPP GDP约 38.2万亿美元，美国约 29.3万亿美元，中国已经大约是美国的1.3倍。
因此，名义GDP美国明显领先，PPP GDP中国明显领先，人均GDP美国遥遥领先。说“中国经济已经超过美国”不准确；说“中国经济远不如美国”同样不准确。
如果从经济结构而不是从GDP总量来进行比较，那么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大相径庭。
美国是典型的“消费型超级经济体”。美国GDP中，个人消费支出长期占到约三分之二。BEA数据显示，2024年个人消费支出约占GDP 67.9%；出口只有约10.9%，而且美国长期是贸易逆差国。
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内需，而是“生产能力远大于居民消费能力”。中国14亿人口，理论上应该拥有比美国更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但是，人多并不等于购买力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分别占GDP的56.9%、38.9%和4.2%。需要注意的是，56.9%的最终消费中包含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率实际上仅约40%左右。“十四五”期间居民消费率平均约39.2%，在国际比较中仍处于较低水平，而资本形成占比则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居民消费偏低、投资占比较高，反映出中国经济仍存在内需结构失衡的问题。
中国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3.7%，而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1%。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相对不足的居民消费能力，使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国内市场消化不了那么多，就必须寻找海外市场。贸易顺差越大，外国越不满，关税和贸易壁垒越多。这正是目前中国面对欧洲、美国以及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深层经济原因。
美国的内需和庞大的消费品市场，对世界各国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也是特朗普胆敢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中国内需疲弱，产能过剩，更需要美方的市场。
军事力量: 武器装备 vs 实战经验
过去10年来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非常明显。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军费约9540亿美元，中国约 3360亿美元。美国大约为中国的2.8倍；2024年还是3.2倍。但军费本身会低估中国，因为中国本土采购、人力和造船成本较低。
过去十年更重要的变化在于解放军的实际装备。中国已经建立世界最大的海军舰艇数量规模，大量列装驱逐舰、两栖舰、核潜艇、远程导弹和无人系统，并迅速扩大核武库和太空、网络能力。
因此，如果问题是：“美国能否像20年前一样在中国沿海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答案已经明显是不能。但美国拥有全球基地、航母、核潜艇、战略运输、空中加油、卫星、盟军基地以及几十个盟国。因此军事格局正在从美国全球压倒性优势，变成美国全球优势和中国的西太平洋局部拒止优势并存。这是非常重大的实力转移，但还不是全球军事霸权的转移。
如果把“实战经验、联合作战能力、指挥体系、后勤保障、战场适应能力”纳入评估，美国的优势会比单纯看装备时更大。
美国过去几十年持续参加战争和军事行动，从海湾战争、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到叙利亚、红海、中东空袭以及各种远程部署。长期实战带来的价值包括：如何在高压环境下指挥大规模联合部队，如何协调空军、海军、陆军、太空和情报系统，如何维持远距离补给，如何快速修复装备，以及如何根据敌方战术实时改变作战方法。
中国则恰恰相反。解放军自1979年中越战争以后，已经几十年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现代战争。中国近年来演习频繁、训练强度也提高很快，但演习和战争仍然存在本质区别。真正战争中会出现通信中断、指挥员伤亡、误判、装备故障、后勤混乱、敌方电子干扰，以及士兵心理承受能力等大量不可预测因素。这些能力很难在演习中完全复制。
美国拥有无可替代的实战、远程后勤和联合作战经验，但其现代战争经验主要来自非对称战争。这些经验能否完整转化为西太平洋高强度大国战争优势，仍未经过验证。
美国武器则经历了大量“实战—发现问题—改进”的循环。例如隐形战机、精确制导武器、预警机、电子战系统、空中加油、卫星通信和无人机，很多都经过战争持续验证。这种经验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隐形军事资本”。
高科技：稀土 vs 芯片
这是今天中美竞争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相互卡脖子”结构。不过截至2026年9月，两张牌的性质和效果已经越来越不同：中国的稀土牌：短期杀伤力更强、涉及整个工业体系，但长期可替代。美国的先进芯片牌：短期已不像2022—2024年那么绝对，但技术代差更难弥补。
中国目前的稀土优势确实非常大。中国真正的优势并不只是“地下有稀土”，而是分离、精炼、重稀土和磁体制造的完整产业链。USGS资料显示，中国占全球稀土开采70%以上、加工约87%，而镝、铽等重稀土加工甚至接近100%。 美国国会本月的听证资料也估计中国控制全球约90%的稀土加工能力。
2025年中国的出口管制已经证明，这不是理论上的武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26年报告称，2025年的中国稀土出口管制曾造成美国和其他国家部分汽车、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企业生产中断。就在9月4日，路透报道一些中国稀土供应商再次暂停对美部分供货；钇、钨等关键材料的许可证仍然紧张。
美国伙同日本、澳洲等国家，正在积极扩大稀土的来源和冶炼以及各种替代方案。最近马斯克发布有关无人出租车Cybercab的最新信息，据说已经做到“零稀土”。这说明，中国的稀土虽然在短期内保持绝对优势，但差距正在缩小，只是这种差距的缩小需要时间。
美国的芯片优势更复杂，因为实际上不是“美国一国的牌”。美国真正控制的不是所有芯片。这个体系实际上是：美国设计/IP，荷兰光刻设备，日本材料设备、台湾与韩国的先进制造。“芯片牌”严格来说应该叫：美国领导的西方先进半导体生态体系牌。这是一整套生态，不是一家公司，这也是它比稀土牌更加难以替代的地方。
2026年美国已经部分放松芯片出口。美国商务部今年1月正式把对部分先进AI芯片出口中国的政策，从原则上拒绝改为个案审批。例如允许在满足安全条件下向中国客户出口 Nvidia H200、AMD MI325X及类似产品。这说明美国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芯片完全不卖给中国，并不一定符合美国利益。
中美正在形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对称格局：中国控制“工业世界的上游”，即矿物、材料、加工、制造能力等。美国及其盟友控制“科技世界的上游”，即芯片、软件、设备、金融和部分基础创新。
AI投资差距尤其巨大。斯坦福2026AI Index统计，2025年美国私人AI投资约2859亿美元，中国只有约124亿美元，美国超过中国23倍，但该数字不能等同于两国政府与社会全部AI投入。美国2025年新获得融资的AI公司达1,953家，也超过第二名十倍以上。
美国在若干最关键的“技术制高点”优势可能扩大，但中国在另一些高科技领域正在缩小差距，甚至已经领先。
这意味着美国正在投入一个中国很难完全依靠政府投资复制的巨大循环：资本 → AI芯片 → 数据中心 → 基础模型 → 软件 → 创业公司 → 应用，确实可能使美国的某些基础技术优势进一步扩大。
虽然中国也有自己的强项，例如机器人产业化、电动车/电池、光伏、无人机产业链等，现在的中美科技竞争已经越来越像：“美国创新生态体系 vs 中国工程制造体系”。
这可能比简单比较GDP更能说明今天真正的中美实力。而且双方现在似乎都逐渐认识到如果把自己的王牌一次打到底，虽然可以重创对方，却也会迫使对方永久建立替代体系。
金融领域：美元 vs 人民币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规模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远低于这种经济体量。这个差距极其巨大。
世界愿意买中国商品，不等于世界愿意储存中国货币。这两件事完全不同。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约56.8%，人民币约1.95%。 也就是说，中国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一制造能力，而人民币只占全球央行外汇储备约2%。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是人民币难以国际化的重要原因。资本项目不能自由兑换，资本不能完全自由进出，使全球投资者不愿大量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人民币缺乏资产的流动性，可获得性和避险属性不足，使人民币难以成为与美元真正竞争的国际储备货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仍然可以大量使用美元结算、金融制裁、资本市场准入、二级制裁、SWIFT及美元清算网络。
人民币国际化确实在推进，2026年离岸人民币融资规模还创下新高，但与美元仍不是同一个数量级。金融领域是西方尤其美国依然占绝对优势。甚至可以说，它是美国目前最大的结构性优势之一。
人民币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兑换和资本账户开放，可能是判断中国能否从“世界制造中心”进一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道关键门槛。
外交关系：盟友 vs 伙伴
国际政治不是单打独斗。
美国背后有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荷兰以及整个北约等。尤其过去几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明显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
中国有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等战略伙伴以及通过“一带一路”发展起来的合作伙伴。
截至近年的统计口径，“一带一路”已经覆盖约150个国家；2013—2023年前十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的投资和建设项目约达1万亿美元。2025年“一带一路”新签投资和建设协议又创下约2135亿美元纪录。
尤其是在非洲、中亚、中东、东南亚和部分拉丁美洲，中国帮助修铁路、公路、港口、电厂、通信网络、矿山和工业园。这些基础设施一旦由中国企业建设并长期运营，就会形成几十年的经济联系。中国目前正在中亚进一步从单纯基础设施转向矿产开采—加工—产业链整合。
“一带一路”最大的战略成果可能并不是“中国赚了多少钱”，而是中国第一次建立了覆盖全球南方的大规模经济关系网络。它确实可以转化成外交支持，中国正在把“一带一路”与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外交、联合国活动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结合起来，以增强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
但是盟友不等于伙伴。
美国所拥有的盟友，很多都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如果美国受到攻击，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都有条约义务以及长期军事合作机制；美军甚至直接驻扎在这些国家。
欧美之间在关税、军费、格陵兰、伊朗、产业补贴等问题上争吵明显增加，但特朗普时代出现的是“盟友自主化”，而不是“西方联盟解体”。到了俄罗斯、中国、航道安全、核扩散等涉及基本战略利益的问题上，欧美往往仍能重新站到一起。
“一带一路”国家完全不同。例如：沙特与中国关系很好，但仍然与美国保持重要安全关系。巴基斯坦非常亲近中国，但仍然追求外交自主。印度尼西亚大量接受中国投资，却不会因此变成“中国盟国”。许多非洲国家既接受中国投资，也接受美国、欧洲、日本和世界银行的资金。
委内瑞拉的情况更为特殊。这个国家本来与中国关系密切，现在却成为美国门罗主义下的亲美国家。巴拿马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这些国家真正奉行的往往不是：“我属于中国阵营，”而是“中国给我投资，我与中国合作；美国给我安全保障和市场，我也与美国合作。” 这就是今天所谓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普遍的“对冲下注”。
美国拥有少数非常富裕、技术先进、军事能力强、制度化程度很高的盟友。中国拥有数量庞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关系比较松散的发展中国家伙伴网络。
和平时期的经济和外交竞争中，中国的“一带一路”伙伴网络非常有用；真正发生大国战争时，美国的军事联盟体系价值明显更高。
过去十几年中国最大的战略进步之一，不只是GDP、航母、导弹和稀土，而是中国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以自身经济实力为中心、覆盖全球南方的国际关系网络。但是，它距离美国经过70多年建立起来的军事—金融—科技—情报—盟国一体化体系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两者不是同一种“朋友圈”，因此不能简单用“150个一带一路国家 vs 美国几十个盟国”来比较谁的朋友更多。
9月1日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出现了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罕见现象。最终主席声明获得除中国之外所有19个与会G20成员支持，中国成为唯一反对者。
最重要的不是19这个数字，而是在贸易失衡这一具体问题上，连印度、俄罗斯等通常不愿追随美国的国家，也没有支持中国。
争议的核心是要求减少造成全球失衡的“非市场政策”、降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扩大国内消费，同时声明还强调关键矿产供应链和避免不必要的出口限制。贝森特明确把矛头指向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和廉价出口。
这不再只是中美贸易战，而开始变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世界其他主要工业经济体之间的矛盾，把“中国问题”变成了“大家的问题”。
这正是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一个潜在天花板：中国制造业越成功，就越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产生利益冲突。
欧洲通常不愿意把中美竞争简单变成阵营对抗，也不愿与中国全面脱钩。但是一旦问题变成：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产业补贴、电动车、钢铁、关键矿产出口限制以及欧洲制造业受到冲击，欧美利益就容易重新汇合。
9月8日，欧盟要求北京在10月初以前拿出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的初步行动；2025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此外，欧盟还提出了新的公共采购规则，目的之一就是减少战略依赖并抵御外国补贴竞争，其中中国显然是主要考虑对象之一。
能源与粮食：自给 vs 依赖
页岩革命之后，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之一，并成为重要LNG出口国。这意味着美国在大国竞争中具有一个中国不具备的优势：能源基本自给自足。
中国虽然在光伏、电池、新能源设备、稀土加工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但仍然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铁矿石以及一些粮食和矿产品。
如果全球贸易畅通，中国工业体系优势极大；如果出现长期海上封锁或战争，能源进口反而成为重要弱点。
这正是为什么台湾海峡、南海、马六甲海峡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国战略特别重要。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中国和美国都是坏事，但性质完全不同：对美国主要是“价格冲击”，对中国还叠加了“供应安全冲击”。
美国油价受伤，但基本不存在“无油可用”，这是页岩革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战略变化。
2025年上半年，美国经霍尔木兹进口的波斯湾原油和凝析油只有约40万桶/日，仅占美国石油液体消费约2%。美国从波斯湾进口原油已经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
所以即使霍尔木兹完全关闭，美国不会出现类似日本、中国那样的能源供应危机。
天然气LNG方面，美国的优势更加明显。从国家战略角度看，这是美国非常大的优势。
霍尔木兹承担全球大约20%的LNG贸易，主要来自卡塔尔。海峡危机以后，亚洲和欧洲LNG价格大涨。但是美国Henry Hub天然气价格反而一度下降。
美国能源署EIA今年4月发现，自2月28日海峡关闭以来，亚洲JKM上涨约51%，欧洲TTF上涨35%，美国Henry Hub却下降约9%。因为美国天然气供应丰富，而且美国LNG出口设施短期有能力上限，多出来的天然气无法立即全部出口。
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2025年中国平均进口原油达到创纪录的约1160万桶/日，而霍尔木兹恰恰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生命线之一。2025年通过霍尔木兹的原油接近1500万桶/日，中国和印度两国合计吸收其中44%；整个海峡油流约80%流向亚洲。
所以海峡出问题以后，中国面对的是油价上涨和实际到货量下降。这已经不是理论推演，而是今年真实发生的事情。
美国在粮食和农畜产品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而且与能源自主结合起来后，这项优势的重要性会进一步上升。
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玉米、大豆、小麦、肉类、乳制品和禽类生产能力。2025年美国农业出口仍达到约1710亿美元，其中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玉米、大豆、乳制品、牛肉、猪肉、禽肉和小麦。
如果发生极端情况，例如世界贸易严重中断，美国可能吃不到那么多咖啡、可可、香蕉、牛油果、某些热带水果和反季节蔬菜，但是美国人基本不会因此面临粮食短缺。
换句话说：美国农业进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吃得更丰富、更便宜、更全年化”，而不是为了“保证有饭吃”。
USDA的数据很能说明这一点：2025年美国农业进口中，大宗农产品只占约2%；绝大多数进口是高价值食品和加工产品。
中国的情况明显不同，尤其是大豆和饲料体系。中国粮食总产量很大，而且水稻、小麦等主粮的自给能力相当强。因此不能说“中国粮食依赖进口”。真正的战略薄弱环节是：大豆、饲料、食用油和畜牧业产业链。
中国拥有庞大的猪肉、禽肉、蛋奶生产体系，而这些动物需要大量饲料。中国长期大量进口大豆，其中相当部分最终变成豆粕饲料和食用油。
所以中国粮食安全其实存在两个层次：
第一层：人直接吃的主粮——相对安全。水稻、小麦等基本口粮自给能力较强。
第二层：现代高水平饮食需要的蛋白质，中国对国际市场依赖明显提高。猪肉、鸡肉、蛋、奶背后需要大量饲料蛋白。如果大豆进口长期受到严重冲击，中国不一定首先出现“没有米饭吃”，而更可能出现饲料价格上涨，养殖成本上涨 ，猪肉禽肉蛋奶涨价，居民饮食结构被迫调整。这与能源问题非常相似。
预期中的新一轮中美峰会
9月24日特朗普—习近平会晤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不是摊牌，而是“各自取得一些可以对内宣布的成果，然后友好结束”。
综合比较，美国手里的牌仍然更多，而且多数属于金融、科技、盟友、能源和粮食等可以长期使用的结构性筹码；中国的牌相对较少，却拥有稀土、关键材料、制造业供应链和西太平洋军事拒止等几张短期杀伤力很强的硬牌。
因此，美方在总体实力上占优，却没有足以迫使中国屈服的绝对优势。中方能够使美国付出高昂代价，却缺乏在长期全面对抗中反客为主的条件。9月峰会最可能出现的，不是谁向谁投降，而是一场不对称的相互妥协：美国用更多筹码换取中国的实际让步，中国则用少数硬牌换取喘息空间和核心利益不受触动。
这就是今天中美实力竞争的真实状态：美国总体占优，中国局部难制；美国难以压倒中国，中国也尚不足以取代美国。
美方虽然总体筹码较多，但已经知道中国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极限施压迅速迫使其投降的对手。中国可以用稀土、关键矿物、制造业供应链等反制。截至9月初，一些中国稀土供应商仍暂停对美供货，美国企业的许可证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中方同样没有理由与美国全面摊牌。中国面对内需不足、巨大贸易顺差引起越来越多国家警惕，以及先进芯片、美元金融体系等制约。最近欧盟也要求中国采取实际行动解决贸易失衡和关键材料出口限制。
中美两国有能力互相伤害，但没有能力低成本击败对方。这种情况下，最高层会晤最合理的目标就是控制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
新一轮的高峰会谈，有可能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进展：
第一，中国在稀土和关键矿物出口许可证方面进一步放松。这可能是特朗普非常希望拿到的实际成果。目前美国正在明确要求北京履行此前关于稀土供应的承诺。
第二，美国在部分关税、非敏感商品和技术限制方面给予有限松动，但最先进AI芯片、军民两用技术等核心限制不会轻易取消。双方据报正在讨论约10类“非敏感商品”的相互关税减让。
第三，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和大型商品。5月会晤已经形成至少每年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以及200架波音飞机等承诺；美国目前仍在推动这些承诺落实。
第四，双方可能在AI安全、贸易管理机制等非零和领域取得一些新成果。两国甚至已经在为首次正式AI安全对话进行准备。
台湾、南海、先进芯片、AI、产业补贴、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美国对华投资限制以及中国稀土管制，这些结构性矛盾几乎不可能通过一次会晤消失。最可能的结果是：从激烈对抗重新回到“有管理的竞争”。
最后很可能出现一种典型的结果：中国向美国扩大市场开放、增加购买美国商品、恢复关键矿物供应，美国降低部分关税和限制，中美关系稳定下来，中国核心利益得到维护。双方都有东西可以带回国。
白宫早在今年5月就已经对新一轮高峰会晤确立了所谓“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战略稳定的建设性关系），为秋季华盛顿会晤铺路。 如果9月会晤能够把这种“战略稳定”进一步制度化，那么其意义可能比某一项关税降低几个百分点更大，它意味着特朗普和习近平都接受了一个现实：中美谁也压不倒谁，因此必须一边竞争，一边做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