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就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做不少让步，许多香港报纸说我是来美国送“大礼”的。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要融入国际社会，那么中国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中国不做出让步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些让步可能会对中国自身造成巨大冲击，比如对一些国有企业，以及中国市场的冲击。但我在这里有十足的把握说，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带来的竞争，也将促进中国国民经济更快速、更健康地发展。

【编者按：1999年4月朱镕基到美国访问，4月8日下午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共同出席记者招待会，并就美方记者提出的各种敏感问题做出了认真的答复。朱镕基先对记者说，“今天我准备非常坦诚地回答你们的问题。但作为中国总理，我去年3月17日才上任，今天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所以我现在心里还在砰砰直跳。我没有总统那么有经验，因为总统在应付你们方面非常有经验。”但他同时告诉记者，他准备跟各地的美国人交谈，也准备和他们争论、辩论。“我相信，通过这样做，我们将能够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相互了解，从而促进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推动两位总统开创的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并继续发展我们之间的友谊。”点击这里查看联合记者招待会英文全文。翻译由Gemini生成第一稿，本站编辑又做了校对和润色。】

白宫 新闻秘书办公室 即时发布 1999年4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与美国总统联合记者会 总统大厅 美国东部夏令时间 下午3:57

总统：下午好。请坐。朱总理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我想再次感谢你们来到美国。美中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在造福美中两国人民的领域取得了进展。我们有机会就存在分歧的问题直接、公开地进行对话。我们回顾了为加强两国安全以及建设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的持续努力——包括我们在朝鲜半岛寻求和平、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合作遏制其核竞争、以及共同遵守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际协议方面的努力。

在这方面，我想说，我希望我们两国能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结束所有的核试验。

我们还讨论了为增进两国繁荣所作的共同努力。经济是朱总理主要负责的领域。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经济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并帮助减轻了其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现在，亚洲经济正在复苏，但区域增长依然脆弱，朱总理正在直面中国最艰难的经济挑战——改革国有工-企业和金融机构，根除腐败，带领中国进入信息时代，并扩大国际贸易。这些努力不仅将造福中国，也将造福其贸易伙伴，包括美国的商业、工人和农民。

我们两国也将从最近几天达成的新的合作倡议中受益——在中国发展私人住房市场；建立美中关于职业培训和劳工权利的对话；支持中国的清洁能源项目。今天我们将签署一项民用航空协议，这将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客运和货运航班增加一倍，为双方带来就业和经济活动。

在我们的谈判代表付出巨大努力后，中国已同意指示其所有政府机构仅使用获得许可的计算机软件，这将极大地帮助我们在中国的软件产业，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五大个人电脑市场。此外，我们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将为美国向中国出口柑橘、肉类产品和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小麦打开市场，这对我们的农民来说非常重要。

我也很高兴我们在以公平的商业条件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一个公平的世贸组织协议将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公司和工人在中国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将使中国承诺遵守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并使中国完全融入该体系，从而为其公民和产业带来更多机会。

今天，我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记录了我们在世贸组织问题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并承诺努力在今年内解决所有剩余问题。

最终，要在以市场为基础、信息驱动的世界经济中取得成功，中国必须继续其改革的努力。朱总理在这些方面非常努力。目前仍有工作要做，我们希望支持中国加强其法制系统、实施更强有力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改善问责制、赋予公民更大自由并增加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的努力。

当然，我们在人权的含义和范围上存在分歧，因为我坚信，从长远来看，更大的自由、辩论和开放对于改善中国公民的生活以及中国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令人不安的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在人权方面出现了一些倒退，并基本上因为人们试图表达其政治观点而逮捕了他们。我也对在与达赖喇嘛开启对话方面未能取得更多进展感到遗憾。

我们尊重中国取得的显著成就，其日益增长的繁荣，公民可获得的个人选择范围的扩大，以及向基层民主迈进的步伐。我们理解中国面临的斗争规模，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面临的都要大。但是美国人民，实际上是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相信所有人都享有包括言论、宗教和结社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

我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得出结论，在这些领域，变革的好处同样大于风险。我希望并相信我们能够共同取得这种进展，使我们两国能够建立起符合21世纪世界利益的强大伙伴关系——一个反对战争和恐怖主义、反对危险武器和犯罪、追求更好医疗和教育、更清洁环境、在艺术和科学上取得成就、深化民主价值观，以及为我们所有公民乃至全世界带来繁荣的伙伴关系。

我并不幻想与中国合作就能解决我们所有的分歧。我们国家都太大，背景太不同。在利益出现分歧的地方，我们将继续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但是，正如我昨天所说的，为了对抗而对抗的政策，除了实现美中两国最悲观的预言外，什么也做不成。

昨天我说过，我们既不应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这种关系，也不应对它感到太悲观。我们应该用清晰的眼光来看待它。只要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就应当合作，这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利益。这个双边关系尽管复杂，但对每一个美国人和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未来，乃至全世界的未来，都极其重要。

朱总理。

朱总理：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我要感谢克林顿总统的邀请，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在访问美国。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与克林顿总统一起，与各位新闻界的朋友见面。我准备通过媒体朋友们，向美国人民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从我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从洛杉矶开始——也许上帝不太欢迎我，因为雨下得很大——但看来美国人民是喜欢我的。今天，我们受到了总统非常隆重的欢迎，并且与总统及其同事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中午，我还参加了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举行的非常盛大的午宴，这让我有机会见到了许多老朋友。

我认为我们的会谈是坦诚的，也是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当然，成果不能用我们达成了多少协议来衡量——我相信我们已经达成了不少协议。关键在于，中国代表团能够有机会接触美国各界人士，我们有机会直接与美国人民对话，向他们解释我们的观点。

正如我上午所说的，并非只有对你唯唯诺诺的朋友才是好朋友；我们认为，能对你说“不”的朋友，也许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离开华盛顿后，我还将前往丹佛、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在那里我将见识很多美国朋友。我准备和他们交谈，也准备和他们争论、辩论。我相信，通过这样做，我们将能够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相互了解，从而促进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推动两位总统开创的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并继续发展我们之间的友谊。

正如总统今天上午所说，我们还在世贸组织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们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我们已经达成一致的领域，如农业问题上，我们将签署一些协议。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将进一步促进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今天我准备非常坦诚地回答你们的问题。但作为中国总理，我去年3月17日才上任，今天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所以我现在心里还在砰砰直跳。（笑声）我没有总统那么有经验，因为总统在应付你们方面非常有经验。（笑声）我没那么有经验，所以如果我说了什么不太合适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宽大为怀，尽量多报道好的方面，对不太合适的地方尽量包涵。谢谢。（笑声）

问：谢谢您，总理先生。事实上，在您访问美国之前，以及自您踏上美国土地以来，我们的许多领导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鉴于中美关系遇到这么多困难，您为什么还决定如期访问美国？您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您认为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应如何发展？

朱总理：你是要我讲真话吗？说实话，我其实不太想来。（笑声）在我从中国启程来美国的前两天，我会见了两批美国国会代表团，分别由托马斯先生和罗斯先生率领。总共有20多位参众议员参加了会见。我对他们说，由于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如此反华，我现在真没有胆量访问美国。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去；我们欢迎你，因为我们美国人喜欢你这副新面孔。

我说，我的老朋友尚慕杰（James Sasser）大使告诉我，他要先于我回国，而且他要去我要访问的每一个地方，向当地人介绍我，并为我的访问做宣传。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做好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充分准备，等在美国见到我时，他脸上可能缠着绷带。然后我说，连你们尚慕杰大使这个美国人都有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风险，那我这个中国人的命运又会怎样？我这张新面孔会不会变成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呢？（笑声）

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没有给我任何保证。但是江泽民主席决定我应该按计划来，他在中国是一把手，所以我必须服从他。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现在的心情比刚要启程时好多了，因为到了美国以后，我看到了那么多友好的面孔，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和接待。

我相信，通过我这次访美，我能够为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仅如此，我还能够从美国人民那里获得更多的理解，甚至在那些我们仍在争论的问题上与美方达成更多的共识。

我们也能够在经济领域达成几项协议——例如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SPS）。其实，我们在世贸组织领域的谈判已经进行了13年。在某些方面中方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例如，在小麦矮腥黑穗病（TCK）问题上，我们已经同意取消对美国七个州小麦对华出口的禁令。现在我们也决定取消对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四个州柑橘对华出口的限制。

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我认为，双方的差距其实并不大。也许总统先生不太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可能仍然认为差距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只能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而不是达成一揽子协议。

如果你们想听实话，我应该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差距大不大，而在于政治气氛。但是我们对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

正如我上午所说，我不认为两国之间有任何不能通过友好协商圆满解决的问题或疑问。

至于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人权和达赖喇嘛问题，克林顿总统在开场白中提到了所有这些问题。我想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所以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此处删去克林顿就科索沃问题对记者的答复）

问：昨天，在您降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前七个小时，克林顿总统发表了一篇外交政策演讲，其中提到了1996年3月派遣航母前往台湾海峡水域。他说那一举动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那么，在您看来，您如何看待美国军事力量对台海局势的影响？您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应该有时间表吗？您希望访问台湾吗？

朱总理：中国关于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江泽民主席已经对此进行了阐述。所以我觉得我没必要在这里重申。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这是全世界人民都看得见的事实。而我们对台湾统一的政策比对香港的政策更宽容。也就是说，台湾将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也准备让台湾的领导人到中央政府来担任副手。

但是至于他（或她）能不能当正手，那我就不确定了。恐怕得不到足够的选票。没人会投他的票。

在统一问题上，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我们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但我们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如果我们做出这样的承诺，我恐怕台湾将永远处于与祖国分离的状态。

刚才，在克林顿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画像。亚伯拉罕·林肯为了维护美国的统一，反对南方独立，动用了武力，打了一场战争，为了维护美国的统一。所以我认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是一个模范，是一个榜样。

至于我是否会去台湾访问，既然他们中没有谁向我发出邀请，我怎么去呢？我又该以什么身份去呢？我希望你们也能帮我想想这个问题。（笑声）谢谢。

总统：我想我必须说一件事，如果可以的话——既然我被亚伯拉罕·林肯“击中”了。（笑声）首先，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我一有机会就会重申这一点。今天我再次重申。

其次，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过去50年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关系的现实情况，与导致美国内战的现实情况有些不同，我相信你们大家都会同意。

在我看来，中国和台湾，除了作为中国人的血脉联系——甚至对台湾本省人来说——你们有很多可以相互提供的东西，包括经济实力，而且远不止于此。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想，如果总理在台湾也像在这里一样幽默机智的话，他去台湾将是一件好事。（笑声）

朱总理：克林顿总统被打得鼻青脸肿了。（笑声）

问：请问总理。先生，您对中国窃取美国核弹头设计甚至中子弹技术，以及向克林顿总统连任竞选注入数十万美元资金的指控作何回应？（笑声）

克林顿先生，您认为这些指控中有什么可信的吗？您如何回应针对您接触中国政策的批评，即该政策只让中国受益，却丝毫没有因其侵犯人权、贸易问题和间谍活动而对其进行惩罚？

朱总理：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在这里极其郑重地声明，我对任何有关从事间谍活动或窃取核技术的指控一无所知。我也不相信有这种事。

我也问过江主席，他也对此完全不知情。窃取美国所谓的“军事机密”绝不是中国的政策。而且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鉴于美国严密的安全措施和先进的技术。尽管看起来，关于这个麦克风的技术，还不算太先进。（笑声）

我认为，在这样严密的安全措施下，中国完全不可能有效地——或者说有效地从美国窃取任何核技术或军事机密。

在两国学者之间的科学交流中，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国防技术的交流。但我不相信这样的交流会涉及任何实质性或关键的技术。

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我负责中国工业已经有40多年了，我从来不知道我们最先进的技术有哪一项是来自美国的。技术的发展，或者说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科学发明上，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导弹和核技术方面，我们确实向外国学习过。

在导弹技术领域，中国的先驱是钱学森先生，他从美国回去的。在核技术方面，中国的先驱是钱三强先生，他从法国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回去的。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当他们回国时，他们连一张纸都没有带回来；他们只带回了他们的大脑。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去年3月的记者会上说，我希望你们不要低估你们自己的能力，你们自己的安保能力或保密能力，也不要低估中国人民开发自己技术的能力。

在洛杉矶市长主持的午宴上，市长夫人问我，你们打算如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告诉她，我们计划举行一次非常盛大的阅兵式，还会展示最新的武器装备。我还告诉她，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是中国自己研制的，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市长夫人给了我一个建议，她说，也许你应该在导弹等武器上贴个标签，写上“中国制造，非来自美国”。我非常欣赏她的幽默感，我说，好主意。（笑声）

克林顿先生在演讲中说，美国有6000多枚核导弹，而中国还不到二十几枚。我想他比我更清楚。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拥有导弹的确切数量。（笑声）虽然我不知道我们导弹的确切数量，但我同意你的结论——那就是，我们的导弹数量非常少，而你们的数量非常大。所以中国对美国绝对构不成任何威胁。

关于政治献金或竞选融资的指控，我也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声明，无论是我，还是江泽民主席，对此都一无所知。我们也曾问过中国军方的高级领导人，他们告诉我们对此毫不知情。

我觉得这说明有些美国人确实太小看我们了。如果政治献金真的那么有效，我现在有14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至少应该拿出100亿美元用于这个目的——为什么只拿出30万美元呢？那太愚蠢了。（笑声）我听说有些人在游说上花了很多钱，但我从来不相信这些谣言。

我认为通过这种相互讨论甚至辩论，我们可以在许多问题上凝聚共识并达成协议。这将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也信任美国人民，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总统：让我来回答你问我的问题。首先，关于这两个问题，竞选资金问题和间谍活动的指控，我昨晚向朱总理提出了这两个问题。他今天给你的答案和昨晚给我的一样。我的回应是，我希望他和他的政府能配合这两项调查。

你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一个庞大的政府。我只能说，美国也是一个大国，也有一个庞大的政府，有时在这个政府里会发生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调查，尽最大努力查明真相，我请求他的合作。

现在，关于你问题的第二部分，即美国国内所谓的反华声音说的，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首先，这种暗示意味着如果有人想和我们建立关系，他们就应该在每件事上都同意我们的观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我想指出以下几点。因为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几年来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国与我们共同参与了许多军控倡议，包括同意限制向其他国家转让危险武器和技术。中国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国，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亚洲经济不景气不仅伤害亚洲人民、而且开始影响美国经济的时候，中国为稳定亚洲经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我们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得到了很多。

最后一点。当你说，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他在中国也可能有人这样问他。他们会说，是美国，而不是欧盟，发起了人权决议。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比与其打交道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严格——这两点都是事实。

但是，让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以世贸组织为例。不向美国的工人、企业和农民开放更多的中国市场，这怎么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呢？在出口方面，他们占我们市场的份额比我们占他们的份额大得多。让更多的中国人接触更多的美国人，为美国争取更多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怎么可能违背我们的利益呢？

我想很清楚，我们合作得越多，交谈得越多，中国越多地融入世界，我们就越有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这是该政策的逻辑，也是我们在世贸组织问题上所采取具体行动的逻辑。

朱总理：我同意配合你们的调查，只要你们能提供一些线索。不管牵涉到谁，我们都会去查。

我想在这里回应克林顿总统关于世贸组织的讲话。他说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我想说，虽然中国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这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许多香港报纸说我是来美国送“大礼”的。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对不起，恐怕我得罪新闻界了。（笑声）

因为如果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要融入国际社会，那么中国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中国不做出让步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些让步可能会对中国自身造成巨大冲击，比如对一些国有企业，以及中国市场的冲击。

但我在这里有十足的把握说，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带来的竞争，也将促进中国国民经济更快速、更健康地发展。

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香港新闻界的朋友。在你们以后的报道中，千万别再写“送大礼”之类的话了，因为这会被解读成——等同于政治献金或竞选资金。那对克林顿总统是非常不利的。（笑声）

问：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记者。最近，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有很多议论。那么，总理先生，请您谈谈对中国当前经济状况和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亚洲及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总理：去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中国经济经历了极大的困难。但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7.8%的增长。我们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中国的物价基本保持稳定，部分商品物价还有所下降。

至于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许多外国人预测中国将是下一个受经济危机打击的国家。但我不认为情况会是这样。今年预计的GDP增长率是7%；但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是8.3%。因此，我预计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比去年更好——不是单指发展速度，而是指经济效益和成果。

其次，一些外国人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停滞。我愿在此明确指出，去年中国的改革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比原计划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首先，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去年我们设定了三年内将中央政府规模缩减一半的目标——即从3.3万人减至1.6万人。而这一目标去年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了。除4000名政府工作人员现已进入大专院校深造外，其余人员全部转入其他部门、企业重新就业。所以我认为这代表了一项非常重大的成就。

今年，我们计划推进地方政府的改革。我们也计划在三年内将地方政府的规模减半——也就是从500万人减至250万人。

当然，有些外国人说中国存在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很多国有企业员工下岗，这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动荡。我想任何去过中国的人都会知道这不是真的。

去年初，确实有1000万下岗或失业工人。经过我们过去一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所有下岗或失业工人都能领到基本生活费。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重新就业。目前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等待重新就业的下岗或失业工人有600万。

建立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有助于我们通过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引入股份制，以及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将一些小企业私有化）改革中小型企业，来振兴和焕发国有企业的活力。

最后，中国目前正在其银行系统中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改革。我们正在借鉴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的经验，在中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我相信这种改革有利于把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也有利于提高中央银行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监督和监管的能力。

所以在这里，我想说，中国的人民币不会贬值，它将保持稳定。因此，我想在这里呼吁美国商界人士到中国去投资。你们不会面临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就采纳芝加哥大学米尔顿·米勒教授的建议。他建议我向那些不相信我的人提供看跌期权。

非常感谢。

总统：拉里？

问：这太难回答了。

总统：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风度。（笑声）

问：我觉得更像是爱表演，不过——我有问题想问两位先生。总理先生，如您所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对贵国侵犯人权行为相当严厉的报告，美国目前也正准备在联合国机构发起一项批评贵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您认为这些评估完全不公平吗？或者您认为贵国国内可能确实存在需要纠正的问题？

还有，克林顿总统，在您上次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您谈到了中国间谍活动的问题，或者至少是指控，您说这主要发生在80年代，没有迹象表明牵涉到您的任期。在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之后，您还能坚持这个说法吗？或者您是否担心您可能被误导了，或者关于指控范围的信息被隐瞒了？

朱总理：我先来？（笑声）

总统：您是客。（笑声）

朱总理：谢谢。首先，我想说，我坚决反对美国在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针对中国的决议草案。我不仅认为那是不公平的，而且认为那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在这里我想说三点。首先，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民主和政治权利。

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中国人民可以对政府提出批评，他们也可以对政府进行监督。他们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其次，我也认为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人权问题。我认为不同的国家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就人权观念而言，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思想比法国的卢梭和法国的《人权宣言》要早得多。

另外，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人权实际上也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演变的概念。从人均收入来看，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20倍。同样，在教育方面，美国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中国文盲加上小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还要高。因此，在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如此不同的情况下，人们对人权有不同的观念是很自然的。

例如，如果你想和一个非常穷的人谈论人权，也许他更感兴趣的——如果你只想和他谈论直接选举。但也许那不是他最感兴趣的。他最感兴趣的是人权的其他方面，比如受教育权、生存权、发展权、文化生活权以及医疗和健康保健权。所以我认为人权实际上包含了非常多的方面。

所以我认为每个国家在改善自身人权方面都有自己的方式。大家不应该太着急，但说实话，在如何进一步、不断改善中国人权状况这个问题上，我比你们更着急。

第三，我承认中国在人权状况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大家可能知道，中国有几千年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历史——所以人们受这种历史背景的影响，有着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想要在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心态或观念是相当困难的。

此外，在中国，法律工作者、在法律和司法领域工作的人员，有些人的资质不够、能力不足——所以在处理某些案件时，他们需要改进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求在人权领域有非常完美的实践确实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们愿意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愿意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我们不希望在这方面发生对抗。

实际上，在中国，我接待一些外国访客时，他们往往会拿出一份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要求我释放这些人。其实，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我们调查了所有这些案子，如果我们发现名单上的人没有犯下任何刑事罪行，我们就会将他释放。

在我来美国之前，我的许多朋友给我寄了很多材料，里面包含了大量关于美国人权问题的信息。他们敦促我把这些材料交给克林顿总统，但我没有带过来。我不想把它交给克林顿总统，因为我相信你们有能力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

总统：其实，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外部的帮助。（笑声）

首先让我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今天读了《纽约时报》的文章，虽然原则上我不能对具体的情报报告发表评论，但我注意到甚至文章也承认，所指控的间谍活动可能与国家实验室没有联系，这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问我的问题。

但我想说，我已经进行了调查，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已经要求执法机构尽可能加快他们的调查进度。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上周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80年代一直到我担任总统期间，实验室的安全措施是不充分的。我认为这部分源于实验室的双重文化——一方面，它们是伟大的科学和学习中心，在能源、替代能源、计算机处理以及在各种非常重要的非国防领域中使用软件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它们还要维持其在核领域的责任。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除了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调查之外——就是确保我们把安全工作做好。你们知道我在1998年初签署了那份行政命令。你们知道理查森部长最近做了什么。我还要求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拉德曼参议员领导一个两党跨党派小组，审查我们已经做过的工作，并告诉我们是否做得不够以及我们还应该做什么。

因此，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验室的安全措施是不够的，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们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也许是这样——我们已经请人进行审查，然后进行这些调查，要把它们做好，并尽快完成。

新闻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