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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台积电为何能在“芯片禁令”下反向深耕中国大陆？

采访

16/08/2026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政治经济学者史蒂夫·罗尔夫（Steve Rolf）博士结合其对台积电（TSMC）、华为、苹果及英特尔等跨国巨头的最新研究，阐述了在“地缘战略全球化”的新范式下，国家意志与企业自主权之间的复杂博弈，揭示了地缘政治如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并重塑大众的日常生活。本篇采访深入探讨了中美大国博弈如何超越传统的关税与贸易争端，演变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产业供应链及企业战略的深层结构性力量。

Vimi Wang（以下简称问）：您指出我们不仅是在观望一场贸易争端，更是在见证整个全球经济的重塑。对于从未思考过“经济地理学”的人来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手机、汽车还是超市账单——有什么是已经被中美竞争所重塑的？

史蒂夫·罗尔夫（Steve Rolf，以下简称答）： 汽车和手机都是绝佳的例子，各自展现了当前变革的不同侧面。你如今能买到什么样的汽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目前出台了一项规定，意图禁售使用中国或俄罗斯软件的联网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甚至包括为了实现自动驾驶而连接互联网的传统汽车。该禁令将于明年生效，伴随而来的还有相关的硬件监管，以及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加征的关税。因此，你能买到什么车取决于你在哪里，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的差异化，更因为各国政府正在试图为自己的安全战略划定市场边界。

手机领域同样如此。在过去十年中，通过法律法规的渐进演变，中美之间的技术生态系统出现了真正的分化。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至关重要，还有追溯到近十年前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兴的制裁。但中国也对紧张局势作出了回应，限制了与某些美国技术的合作（例如禁用谷歌移动服务），并支持本土的“国家队”——最典型的就是华为，它开发了自己的移动操作系统“鸿蒙”（HarmonyOS），此后更是彻底脱离了对安卓系统的兼容。

这些动态同样延伸到了海外，中美两国正在第三国市场展开竞争，以确立技术主导地位。然而，他们在海外很难轻易复制在国内那种程度的分离。例如在非洲大陆，中美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传音（Transsion）等中国子公司如今占据了非洲智能手机市场近50%的份额，并拥有自己的应用层。这些手机还提供基于华为移动支付平台运行的金融服务，而非连接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与此同时，许多此类手机继续使用安卓系统（谷歌），这表明大国竞争在第三国市场内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与紧密交织。正如你所看到的，两大超级大国之间正在筑起监管高墙，这既重塑了国内的日常生活，也延伸至第三国市场并影响着海外竞争的展开方式。尽管这显然取决于你身处何方，但地缘政治正开始以实质性的方式影响并塑造着大众的日常生活。

问：华为是中美竞争如何塑造其他国家决策的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例子。沿着这个思路，您和您的合著者认为，“二次冷战”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对抗，它更成为了一种组织性框架，重塑着那些早于它存在的冲突，包括俄乌冲突。您能详细展开谈谈吗？一项大国竞争是如何重塑其他众多冲突的？

答：我们希望避免的是将每一个全球事件都简单地透过中美竞争的滤镜来看待，尽管这种倾向在某些外交政策讨论中屡见不鲜。退一步来看，当今世界许多地缘政治冲突正在同时爆发，从乌克兰到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说这些冲突仅仅是中美竞争的延伸；相反，这种竞争正在成为一种组织力量，塑造着这些局部冲突和竞争发生的大环境。这一区分至关重要。

以俄乌冲突为例。这本质上依然是直接参与方之间的冲突，但它也拉入了欧洲——鉴于欧洲近几十年来与乌克兰不断加深的关系——以及日益深入的美国。乌克兰曾是拜登政府的核心外交政策领域之一，而且撇开表态不谈，我认为它在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一方面，美国在其中一些次一级冲突中拥有并不直接涉及超级大国竞争的利益；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在进入其他市场时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极其关键的经济合作伙伴，为其能源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可以说，如果没有既有中美竞争的存在，这些动态就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展开。中国如今与美国处于长期的战略竞争之中，这一事实使其更有可能维持甚至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并非作为正式的盟友，而是作为这场更广泛地缘政治竞争中的重要非正式伙伴。而对美国而言，人们对中国在这场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担忧也在日益加剧，这种担忧已在多个关键时刻浮出水面。

在其他冲突中也能看到同样的动态——例如，挂有中国国旗的船只能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与美国、以色列或更广泛的西方相关的船只则不行。核心观点在于，这种更广泛的大国竞争并不决定一切，我们不应将每一个微观或中观层面的冲突都归结为该竞争的简单延伸。任何给定的冲突可能都与这种更广泛的中美竞争存在某种联系——尽管这种关系可能错综复杂。中国在中东当前的冲突双方都拥有利益：与海湾国家、伊朗以及以色列都保持着联系。这提醒我们，这里不存在清晰的领土阵营；各个国家并没有整齐划一地划分到某一个阵营中。

这也是我和“二次冷战观察站”（Second Cold War Observatory）的同事们一直主张的核心观点之一。我们已经从“第一次冷战”——那时各国非黑即白地倒向苏联或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走向了一个由全球化、网络化融合以及深层的贸易、金融和投资流动的世界，这种深度融合使得阵营切割变得困难得多。各国不再整齐地属于某一个阵营，相反，它们嵌入在不同的网络之中，竞争往往在这些网络内部展开。因此，如今的地缘政治定位比第一次冷战时期要复杂得多。

问：许多新闻头条声称，随着各国讨论“脱钩”和“近岸外包”，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然而您的研究表明，正在发生的状况要复杂得多。我们是在见证全球化的终结，还是仅仅见证了它的新版本？

答：我们主张的是后者。塞思·辛德勒（Seth Schindler）和我去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地缘战略全球化”（geostrategic 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用以准确捕捉我们所看到的过去五到十年间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变革。如果你将全球化严格定义为：通过国际贸易、投资、金融流动和全球价值链（商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多次跨越国界）将经济活动扩展到国界之外，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现象会消失。你只需要看看数据：衡量国际经济活动的指标仍处于历史高位。虽然这些指标自2008年左右停止了增长，但它们盘踞在一个极高的水平上。世界各经济体依然紧密相连，我们认为这种状况不会改变。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切都没有改变——所有的地缘政治都只是表面浪花，而深层的相互依赖结构排除了真正的冲突？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日益表明，深度的全球经济融合并不是防止冲突的屏障。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地方的冲突正在升级，从真正的军事冲突到我们即将讨论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冲突。

这些都是难以调和的现实，而“地缘战略全球化”正是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全球经济融合的程度可能会维持在高位，但国家也在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去塑造这些国际经济联系——将它们引导至国家希望的方向，并在不希望的地方予以收缩。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为智能手机和汽车创造独立的区域市场，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其他战略领域也是如此。我们正在看到世界经济出现真正的分化，这主要是由国家在某些融合形式上设置障碍、同时在其他地方建立新联系所推动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以及类似的战略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有趣的文章，报道了安永的一项研究。据估计，美欧要在未来25年内与中国实现完全脱钩，将耗资近24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投资规模——从现实角度来看，这不可能发生。我们连修路盖桥的钱都没有，更不用说投入如此巨资去解决一个未必存在的问题了。从中国进口衣服或基础消费电子产品本质上并不会造成伤害。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国家采取的一种更加补丁式的做法：明确哪些属于战略领域，哪些不是——哪些敏感领域不能再单纯通过市场进行融合、需要更强的国家监督，哪些领域国家可以保持相对宽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缘战略全球化”：在保留深度国际经济融合的同时，国家在管理和引导资本流动方面发挥着更为主动的作用。

问：您的研究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许多人眼中“中立”或“基于规则”的全球化，从来都不是脱离政治的——它自始至终都是一项政治工程。如果这是真的，这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自由市场”意味着什么？

答：当我们提出“全球化正日益地缘政治化”时，人们往往存在一种误解。我们经常收到的反驳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形式——对此我完全赞同，它确实是。我们在关于地缘战略全球化的文章中，以及最近与蒂姆·扎琼茨（Tim Zajontz）合著、约一个月前发表在同一期刊《全球化》（Globalizations）上的文章《结构性权力的回归：网络化世界中的地缘经济竞争》（Structural Power Redux: Geoeconomic Rivalry in a Networked World）中，都阐述了这一观点。

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们考察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主要基于市场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美国是如何构建其权力的。在此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期，我们拥有一个国家干预色彩更浓、具有清晰领土边界的政治经济体系。当时国家对其本土经济拥有管理能力，资本流动、贸易和投资的规模要小得多——尤其是在战后初期。公共事业和关键工业普遍归国家所有或管理，产业政策被广泛采用。那是大政府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时代。

但从1970年代开始，这套秩序被新自由主义革命所改变——这主要是由美国推动的，既通过其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也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变革。在经历了1980和9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这些机构推行的政策方案帮助建立了一个更加基于市场的国际经济，该经济围绕着表面上中立的规则构建，推动了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开放经济并实现国有公用事业和工业的私有化。

这一过程的最大赢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越来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竞标前苏联国家的建设合同，在整个中东地区获取石油权益，并在墨西哥、韩国、台湾以及从1990年代起在中国设立制造工厂。虽然这形式上是一个中立的、基于市场的体系，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实际受益者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归根结底是美国本身。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它不再为美国服务为止——尤其是当中国在诸多领域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之后。首先是通过其在2010年代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横跨全球南方和欧洲的庞大投资计划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随后，越来越多地通过像“中国制造2025”以及2015年出台的产业战略等举措，旨在推动中国在各大战略工业领域向技术前沿靠拢。其成果是显著的，从工业机器人到半导体技术皆是如此。简而言之，中国即便未能完全站上技术最前沿，也已经比美国所能接受的距离近得多。

美国看到由它构建的这套秩序——基于任何人都可以竞争的自由市场，但隐性假设是美国将凭借其最大、最强和最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战胜所有人——突然间随着中国企业的崛起而演变成一种潜在威胁。这引发了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向更加显性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的转变，在这个新阶段，投资和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受到政治视角审查：“这套体系是否还在为我们服务？”“保持我们的边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汽车开放，是否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多的答案是：不——我们不希望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它们比本土汽车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更便宜，也可能更具竞争力。再加上更广泛的安全考量，整个格局看起来已与往日截然不同。

退一步来看：市场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它们是完全交织且相互依存的制度。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核心赞助者——美国，已经认定自由市场不再符合其最佳利益，目前正在重写该体系的规则以改变自身处境。这是否会成功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短期内它可能会带来某些好处——例如保护本土汽车制造商免受中国对手的竞争。但从长远来看，作为一项更广泛的战略举措它能否奏效则远不清晰。无论你如何判定，事实依然存在：人们正在果断地偏离“自由市场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华盛顿共识。

问：世界上最重要的芯片制造商在应对来自华盛顿和北京的双重压力时，甚至雇用国际关系博士。鉴于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中的核心地位，为什么美国没能将台积电（TSMC）完全“武器化”？

答：我们（约瑟夫·贝恩斯、朱利安·热尔曼和我自己）之所以想研究台积电，是因为看到了一则有趣的新闻。美国对半导体技术及其如何出口到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管制——这经历了多次迭代，但在2022年10月变得格外剧烈，当时拜登政府单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技术管制，并未与盟友进行协调。

台积电在中国大陆拥有两个芯片制造厂（晶圆厂），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上海。2022年，前者进口维持运营所需设备开始需要获得美国的许可。我们注意到美国批准了这些许可证——起初是12个月的期限，随后变成了无期限豁免。这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要单方面实施技术限制，却又立即对进口受控设备的主要企业给予豁免？我们就从这个谜题入手。

从技术层面来看，台积电绝对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首选“武器化”对象。它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是唯一有能力大规模生产先进制程芯片的公司，并且在未来几年内很可能继续保持在技术前沿。尽管其总部设在台湾而非美国，但台积电高度依赖美国企业：在供应端，依赖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和Cadence等设备制造商和设计工具公司；在需求端，则依赖苹果（Apple）、英伟达（Nvidia）和Meta等美国主要客户。美国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使用这种杠杆——2019年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台积电就切断了对其的供货。因此，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对这家全球核心半导体制造商拥有杠杆，而在于为什么它没有更多地使用这种杠杆。

恰恰相反：台积电在2021至2024年间大幅扩展了其南京厂，投资超过20亿美元。它是在中国大陆加码投资，而不是撤退。我们通过“领土嵌入性”（territorial embeddedness）来解释这一点——地理学家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依赖于特定地点关系的经济活动。台积电高度依赖跨台湾海峡形成的全球顶尖、高度集成的电子和机床制造生态系统。中国大陆供应商在向台积电位于台湾和大陆的晶圆厂提供关键设备和生产投入品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领先的中国企业与台积电之间密集的专业人员流动，以及靠近最终消费者（如富士康、立讯精密等将芯片打造成设备的物理组装企业，而非其名义上的美国客户）也是关键因素。如果不接入中国大陆密集的工业生态系统，建造和运营一座半导体晶圆厂将极其困难。

除此之外，美国及其主要科技巨头如今与中国陷入了AI竞赛。对科技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的经济目标；对美国政府而言，这是一个地缘政治目标。但双方都拥有保持领先于中国竞争对手的共同目标。要做到这一点，美国企业获取台积电的制造能力是一个绝对前提。在任何现实场景下，这种能力都是不可牺牲的。台积电的产能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需求压力，据报道订单已经排到了几年之后。任何破坏台积电运营的因素都会威胁到美国科技公司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目标——尤其是考虑到台积电的许多关键投入（包括机械和零部件）都来自中国大陆。

这就形成了一幅复杂的图景。正如2022年的一份报告所言，美国（尤其是拜登政府时期）希望“扼杀”中国的芯片和AI产业，将其发展冻结在原地，而台积电似乎是一个关键杠杆。但美国一直不愿彻底动用这一杠杆，因为美国科技公司极度依赖台积电来制造与中国竞争所需的芯片和AI加速器。其结果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需要台积电，而台积电依赖其跨台湾海峡的制造生态系统和供应商。这赋予了台积电博弈能力，使其能够深化在大陆的存在而非退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将台积电武器化方面表现得非常谨慎。如果冒然行事，最终可能会损害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

我认为这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今地缘政治实际运作方式的窗口。在很大程度上——抛开某些局部区域冲突不谈——我们谈论的并不是热战。虽然热战依然重要，但它们可能不再那么常见，也不再具有决定性。相反，当今的地缘政治关乎国家如何试图动员企业运营来实现其偏好的目标，却又因为这些复杂的全球纠葛而遭遇意想不到的阻碍——这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国家试图让企业服从其目标，而企业在是否配合上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正如你在问题中所指出的——企业正日益被迫培养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这在不久的过去完全没有必要，但现在却需要它来赋予企业最大的机会去降低日益增加的风险，甚至可能以新的方式利用国家间的竞争。

2027是武统的“能力窗口”，不是“战争日期”

分析

KSLiu

16/08/2026

北京长期以来真正强调的红线不是“到了2027”，而是台湾走向法理独立或者北京认为统一前景正在永久消失。因此，如果未来台湾出现例如修宪、改变国家定位、推动具有明确主权含义的公投，或者其他被北京判断为具有不可逆性质的制度变化，风险可能迅速增加。

【编者按：本站昨天转发了若愚写的“2027年台海会出事吗？”的文章，今天本站专栏作家KS Liu发来他的评论“2027是武统台湾的‘能力窗口’，不是‘战争日期’”。将两篇文章对比来看更有意思。而若愚文章评论的从国内流出的武统台湾报告更让人感到“胆战心惊”。因为它把所谓“解放台湾”看成是易如反掌的事，不仅无视这一行动可能对对台湾岛的生命和财产造成的巨大摧残，而且不讨论征服台湾后如何治理一个被战火打烂的岛屿和家破人亡的人民，更没有对台海战事会如何颠覆东亚的和平与繁荣，让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不可预测的停滞进行任何讨论。其实，只要美国政府和精英与人为善，诚心诚意支持两岸的华人找到和平解决海峡问题的路径，北京和台北的领导人和他们管辖下的中华民族就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等来两岸同心同德的那一天。】

美国情报界目前的正式判断，已经比较明确地区分了北京“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和“2027年决定攻台”这两件事。 2026年3月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称：北京“目前并不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而且没有一个实现统一的固定时间表。

“2027”原本就是军事能力节点，不是开战日期。过去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就在这里。前CIA局长伯恩斯曾明确说，情报显示中国领导层要求解放军到2027年“做好成功入侵台湾的准备”，但他马上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已经决定2027年进攻台湾。美国国防部也公开作过同样区分：2027指的是具备能力，而不是届时发动战争的意图。

美国情报界判断北京仍然优先考虑非战争方式。2026年的美国情报评估认为，中国领导层如果可能，仍倾向于“不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北京可以继续使用军演、海警执法、经济压力、外交孤立、网络与信息战等方式压迫台湾，而不必立即承担全面战争的巨大风险。

全面两栖登陆台湾仍然是极高风险的军事行动。这是2026年美国情报报告特别强调的一点：中国领导层自己也认识到，大规模两栖入侵“极其困难”，而且失败风险很高。台湾海峡本身、台湾西部有限的适合登陆地点、后勤补给、制空制海、城市战以及美日是否介入，都增加了战争的不确定性。

俄乌战争给北京提供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警告。伯恩斯公开表示，北京非常认真研究了普京入侵乌克兰后的经验，包括较小国家顽强抵抗、大国军队实际作战表现不如预期，以及西方能够承受经济成本、长期援助被侵略国家等问题。这些因素增加了北京对攻台成本和成功率的疑虑。

因此，“2027威胁”并没有消失，只是含义改变了。美国并不是认为2027年台海已经安全。恰恰相反，美国国防部门仍把2027看成解放军形成更可信攻台能力的重要节点。五角大楼此前仍表示，中国正在努力形成能够在台湾战争中取胜的能力。

过去华盛顿的讨论：“2027年中国可能攻台。”现在美国情报界更准确的表述：“中国领导层要求解放军到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已经决定2027年发动战争。” 所以美国目前的判断概括成：2027年是“能力窗口”，不是“战争日期”。

但是，如果北京判断和平统一越来越困难，同时判断美国、日本介入能力下降，台湾自身防御出现严重弱点，那么2027以后风险反而可能逐渐上升。伯恩斯早就强调过类似观：风险会随着进入本十年后半段而增加。

因此，“2027不会打”绝不等于“武统风险下降”；更准确的理解是，美国现在认为中方尚未启动一个以2027为终点的战争倒计时。

什么情况下北京才可能真正作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定？

美国情报界2026年的判断其实给出了一个相当清楚的分析框架。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明确说，北京决定是否以及如何采取军事手段时，几乎肯定会重点考虑三类因素：解放军战备程度、台湾的行动和政治局势、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

第一个真正危险的触发因素是台湾政治发生北京认为“不可逆”的变化。

这正好符合美国情报界所说的“actions and politics of Taiwan（台湾的行动与政治）”是北京决定是否采取军事手段的重要变量。所以，2028年台湾政治周期值得注意，但不能简单说“2028大选就是战争触发点”。真正重要的是选举结果以及新政府随后采取什么政策。

第二个关键条件是中国领导层相信解放军“真的能打赢”，这是目前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

美国国防部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判断：中国领导层认为解放军攻台能力正在提高，但对其能否在美国介入情况下成功夺取台湾仍然没有把握。

而2026年美国情报界进一步判断，解放军的相关能力正在取得“稳定但不均衡”的进展，同时中国官员也认识到两栖登陆台湾极其困难，而且存在很高的失败风险。这很关键。

“中国军队能不能打台湾？”答案当然是能。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在美日可能介入的情况下，在几个星期甚至更短时间内迫使台湾失去有效抵抗能力，同时避免战争演变成长期消耗战？”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如果答案仍然是不确定，那么北京发动全面登陆战的门槛就会很高。

第三个条件可能更加重要：北京对美国是否参战的判断，这是整个方程式里最容易被低估的变量。美国情报界把“美国是否军事介入台湾”直接列为北京战争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

解放军实力越来越强，并不必然导致战争；真正危险的是中国军力增强，同时北京开始相信美国不会参战。

如果美国国内强烈厌战；美国总统明确暗示不会为台湾与中国全面战争；日本拒绝开放基地；美国在其他地区陷入严重军事危机；台湾内部政治分裂；解放军认为可以迅速建立海空优势。那么即使不是2027，而是2029、2031或者其他年份，战争风险都可能突然跳升。反过来，如果中国领导层相信攻击台湾几乎肯定导致美日参战，那么即使解放军已经完成2027能力建设，北京也可能继续选择威慑而不是战争。

全面两栖登陆是军事风险最高的选择，而中国已经反复演练其他方案。美国国防部报告指出，解放军训练内容包括封锁重要港口、攻击海陆目标以及反制外部干预。

台湾这几天举行的2026年汉光演习也特别增加了反封锁、商船护航、扫雷、通信中断和社会韧性等项目，这说明台湾自己也越来越重视“封锁先于登陆”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可能采取的军事升级大致理解为：灰色地带施压 → 大规模军演 → 局部海空封控/“检疫” → 正式封锁 → 有限导弹攻击 → 外岛行动 → 全面战争。北京完全可能停在其中某一级，观察台湾和美国的反应，然后决定是否继续升级。这比“一天早晨突然几十万解放军渡过台湾海峡”的模式更值得警惕。

如果一定要对2027—2030风险作出判断，那么更可能出现的也是概率最高的是：中国继续加强军事压力、围台演习、海警行动和准封锁能力，但不发动全面战争。

其次是在严重政治危机情况下采取有限封锁、隔离、夺取局部目标等强制行动，用军事压力迫使台湾谈判。

再其次也是后果最严重但概率较低的：全面两栖登陆。

真正需要观察的危险期不是“2027年某一天”，而是2027以后的一段时期。因为到那时两个趋势可能同时发展：解放军越来越有能力打；美国到底有没有决心介入。

如果某一天北京同时得出两个结论：“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希望。” “现在打，而且美国不会有效介入，我们能够赢。”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起来矛盾的现象：美国现在可以认为2027年不会攻台，同时仍然要求台湾大幅增加军费。台湾目前规划2027年国防支出增加约16%，首次突破新台币1万亿元，并超过GDP的3%。

换句话说，美国现在的战略似乎已经从“防止2027战争”转向“让北京在2027以后任何时候计算战争成本，都得不出值得一战的结论”。

张又侠、刘振立被查，是理解美国为什么在2026年公开判断“中国目前没有计划2027年攻台”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不过需要区分：美国2026年《年度威胁评估》没有公开说“因为张、刘被查，所以2027不会打”；是根据事实作出的分析性联系。

张又侠、刘振立被查特别重要，因为两人不是普通高级将领。张又侠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是级别最高的现役军人，而且是解放军最高层中极少数具有实际战争经历的将领。刘振立则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负责联合作战筹划体系，本人同样具有边境作战经历，而且跟军队采购系统从来没有任何瓜葛。

因此，单纯用“装备采购腐败”解释两人同时出事，并不充分。他们同时出事，比撤掉两个军种司令的冲击更大。

中文互联网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张又侠、刘振立都是实战派，他们认为解放军没有把握攻台，反对2027武统，因此被清洗。这个故事逻辑上很吸引人，但证据不足。

如果北京决定在2027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武统战争，那么在距离战争只有一年左右的时候，同时清洗最高军事副手和联合作战参谋长，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因为攻台不是单纯海军登陆，需要一个非常稳定、彼此信任而且经过长期磨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而北京现在却在重建这个体系的最高层。

美国国防大学研究人员吴志远（Joel Wuthnow）的判断很值得注意：大规模清洗可能本来就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实现2027军事建设目标，但是清洗规模如此之大，反过来很可能已经使这一目标受到拖累，因为一些关键岗位空缺，或者由经验不足的人接替。

分析人士也作出了类似判断：北京似乎认为整顿军队比立即解决台湾问题更加紧迫。这和美国2026年度威胁评估形成了相当有意思的呼应。美国情报界现在正式判断：中国领导人目前没有计划2027年入侵台湾，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统一时间表。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何卫东、苗华、张又侠、刘振立并不是几个孤立案件。2024—2026年间，军委和高级将领大批倒台，这说明问题已经超出了某一个将军个人贪污的范围。官方自己也使用了“拔除流毒根源”“高度集中统一”“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这样的政治性语言。

腐败很可能是真的，但“为什么偏偏在2026年把张又侠这样级别的人也拿下”，核心原因恐怕是腐败已经演变成了军队最高层的政治可靠性和指挥控制问题。

张又侠、刘振立被清洗，使2027突然发动全面攻台战争更加困难；但如果中国领导层利用未来两三年完成军委重建和军队反腐，这个因素到2028—2030年可能逐渐消失。

王文：2026年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采访

《中美印象》转发

15/08/2026

与过去被动应对美国相比，中国的能力提升非常快。过去中国遵循规则，适应现有格局；但现在，我们主动规划自己的道路，塑造新规则，引领新趋势。因为我们越来越确信，时间站在长期主义一边，时间站在稳定发展一边，时间站在包容共赢的合作一边。–王文

【编者按：这个播客文字版2026年8月15日由微信公号“人大重阳”发布，原文标题是“外网爆火对话：中国震慑美国，你死我活式斗争已结束”。王文在这次播客里告诉欧洲学者、YouTube“中立研究”（Neutrality Studies）频道主创帕斯卡尔·洛塔兹（Pascal Lottaz），2026年标志着中美竞争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国在应对美国方面，可能比美国应对中国更加游刃有余。中国并不害怕特朗普2.0，相反，中国已经成功应对了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各种遏制打压手段。因此，我认为这种自信是一种在应对外部博弈时的“主动自信”。八年前特朗普1.0上台并突然发起贸易战时，中国主要是被动应对、顺势而为；而进入特朗普2.0时期后，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本站特转发这个播客供网友采访，因为王文在采访中阐述了自己（和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的自信来自何处，并对全球秩序的发展和中国的作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站认为这个播客是对所谓“东升西降”现象的一个标准脚注，连篇累牍地夸中国外交（和经济）政策的英明伟大而不对它的制定和后果做任何客观的分析只能助长妄自尊大和信息失控，进而导致治国理政的失误。】

编者按：近日，一条标题为“中国震慑美国：斗争已结束”主题的英语、西班牙语对话在油管引发10万+播放量和近1000条评论。这是欧洲学者、YouTube“中立研究”（Neutrality Studies）频道主创帕斯卡尔·洛塔兹（Pascal Lottaz）博士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长达50多分钟的专访。对话分析中国的战略抱负以及应对特朗普2.0的自信，强调中美恶性竞争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现将对话视频及中英文实录发布如下：

帕斯卡尔·洛塔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中立研究”频道。今天，我们有幸首次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王文：谢谢，非常感谢您给我这次对话交流的机会。

帕斯卡尔·洛塔兹：非常荣幸能有一位中国学者做客本节目。事实上，您一直密切关注并深耕国际关系研究。因此，今天我想主要请教您关于当今中美关系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唐纳德·特朗普谈起，毕竟很难绕开他。您认为，中国社会究竟是如何看待特朗普第二任期的？

王文：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众所周知，特朗普名气很大，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几乎人尽皆知。但关键在于，与八年前或是两年前他重返执政舞台时相比，我认为如今中国民众对特朗普2.0已经形成了许多共识。让我为您列举几点中国社会的主要看法。

首先，特朗普2.0是美国体制内部固有矛盾的集中爆发，其带有交易色彩的“美国优先”政策正在迅速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与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1.0相比，特朗普2.0不再仅仅是对华盛顿建制派的冲击，而是对美国治理规则的系统性重构——清洗联邦公职体系、无限扩张行政权力、对盟国不分青红皂白地征收不对等关税，并大幅削减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投入。因此，从中国民众，特别是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中国学术界人士都认为特朗普的所有政策完全是由短期选举利益和商业利益驱动的，缺乏任何中长期的全球治理规划。这种功利主义霸权正在主动瓦解二战后由美国亲自建立的全球秩序框架，客观上加速了多极化进程。所以我认为，在许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看来，如今特朗普总统正在亲自瓦解美国的霸权。这是关于特朗普2.0一个非常核心的共识。

帕斯卡尔·洛塔兹：你知道，在我的圈子里，比如YouTube上的讨论圈里，有人分析美国霸权，认为特朗普总体上并没有那么特殊，因为特朗普政府依然延续了这种霸权行径——对抗伊朗、对俄罗斯打代理人战争，以及破坏不再有利于美国的全球秩序，这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美国扩张主义的延续，同时也加剧了对华的好战言论。海外美军基地并未撤走，而能源冲击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麻烦。您和中国学者如何看待这类观点？您认为这只是美国长期战略的最新版本，还是说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这届政府行事极为怪异，对美国自身利益实际上是弊大于利？

王文：是的，我认同你的看法。要知道，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与中国展开竞争是美国两党长期存在的战略共识。但问题在于，特朗普2.0那种商人式的交易思维，在中美博弈中反而提供了更具可控性的谈判空间。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这一底层逻辑并未改变。然而，与拜登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特朗普并不执拗于意识形态对抗，所有的谈判都是以经济利益和对等交换来衡量的。比如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美国将对华商品关税提高到了145%，然而许多美国本土企业纷纷抗议并施加压力，最终迫使美方主动寻求与中国展开多轮贸易谈判。因此，我认为有很多实际案例印证了我们共同的判断——特朗普的终极目标无非是获取经济利益，对中国的关税立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就为中美关系管控分歧、并在特定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留下了一个窗口期。

此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刚才你提到了遏制政策还有特朗普的竞争战略，但就中方而言，我们认为外部的全面施压并没有阻碍中国的发展，反而它倒逼我们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多元、更自主的发展体系，把外部压力转化为长期的增长韧性，这正是让我们越来越自信的底气所在。看看过去八年来发生的变化就清楚了。我举个例子，2018年特朗普首次发起贸易战时，中国社会舆论曾普遍感到相当焦虑；但到了2026年，也就是今年，外部封锁反而激发出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在半导体、造船、新能源汽车、光伏、机器人、大语言模型等领域全面崛起。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我去年写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当时被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全球20多个国家的媒体所引用。我去年文章的核心观点就是“感谢”特朗普让中国再次伟大。这篇文章指出，极端的外部压力无法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相反，它促使我们补齐了产业链短板，拓展了全球合作圈，并实现了战略韧性上的质的飞跃。

帕斯卡尔·洛塔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标题，是一篇好文章。这不禁让我很好奇，您和其他中国学者心里是不是真的觉得“感谢特朗普，他虽无意为师，却成了最好的老师”？这种心态目前在中国普遍存在吗？也就是“好吧，我们能从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中学到很多，并让我们化挑战为机遇”？

王文：是的，我赞同你的看法。如今面对特朗普2.0，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表现得愈发自信。我必须指出一个事实：中国在应对美国方面，可能比美国应对中国更加游刃有余。中国并不害怕特朗普2.0，相反，中国已经成功应对了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各种遏制打压手段。因此，我认为这种自信是一种在应对外部博弈时的“主动自信”。八年前特朗普1.0上台并突然发起贸易战时，中国主要是被动应对、顺势而为；而进入特朗普2.0时期后，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主动塑造中美关系。

我举几个例子。在经贸层面，我们精准实施了稀土出口管制、对能源产品关税的反制措施，并对“不可靠实体清单”实施对等反制，我们不再被动忍受单边壁垒。在全球治理层面，我们依托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全球南方合作，共同抵御美国的单边主义。更重要且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经验表明，在与美方的沟通层面，我们主动开展分层对话，区分不同议题——例如经贸、气候变化、人文交流、安全等——主动设定合作议程，管控风险，避免与美国的冲突升级。因此，正如你所提到的，过去八年间中国民众的心态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我们被动适应美国制定的规则，而现在我们不仅有能力平衡分歧，还能主动创造双边合作的机遇，不再被美方政策牵着鼻子走。这就是中国式自信的一种体现。

帕斯卡尔·洛塔兹：这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从你的话中听到的是，您对中国应对美国的能力其实相当积极和乐观。那么，这是否也影响到了当前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规划？也就是说，中国不再只是被动见招拆招，而是开始制定长期规划，思考如何主动与美国打交道并维持平衡？这是否正是当前中国的主流想法？

王文：刚才你提到了中国在应对美国时为什么越来越有底气，我认为信心的根本在于中国始终坚定走在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请允许我向你解释一下，因为我认为许多西方舆论落入了一个认知误区，他们以为中美关系是一场零和博弈，认为中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超越并击败美国。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对中国发展逻辑最大的误读。让我明确地告诉你，中国的发展目标从来不是去打败哪个国家，而是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即便长期处于与欧洲、日本或美国等大国的竞争环境中，中国的政策重心始终建立在自身国内需求之上。

今年是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聚焦于扩大内需、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生态保护，确保每年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并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所有的战略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14亿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反观特朗普的执政，看看美国社会，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底层民众的社会福利遭到了严重忽视。因此，我们的底气在于，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为了追赶美国，而是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越来越有信心，正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好，远胜过以往。所以，中国变得比过去强大得多、优秀得多，我们也因此更有信心去应对与美国的关系。

帕斯卡尔·洛塔兹：这非常有意思，因为您的意思是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自我提升而非伤害他国，这才是根本的内生动力。但您知道，当我们听到华盛顿政界乃至许多智库的论调时，他们现在的目标却是干扰和阻挠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他们甚至对此颇为得意，比如自诩撬动了委内瑞拉，又比如哥伦比亚即将迎来右翼政府，从而脱离所谓的“中国影响圈”。西方总是陷在“谁掌控了谁”这种零和思维里。但您的意思是，这根本不是核心所在，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或许并不太担心委内瑞拉或哥伦比亚的局势变动，因为它们各行其是，而中国自会按自己的节奏布局，对吗？

王文：是的，我认为未来中美竞争的终极赛场既不是关税，也不是技术壁垒或对其他国家的控制，而是国内治理能力的较量。正因如此，我们坚信从长远来看，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站在保持稳定且连贯发展政策的一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媒体经常报道美国社会撕裂，美国的政策是反复无常的，每一届政府都在推翻前任的政策。

相比之下，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始终如一地执行其中长期战略规划，在精准扶贫、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和绿色转型等领域持续发力。我认为日积月累之下，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政策连续性、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制度优势将持续彰显，进而不断缩小中美之间的综合国力差距。这就是我们保持长期自信的根本基石。反观美国，它与外部世界存在如此多的摩擦冲突，长远来看必将阻碍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两者一对比，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的自信心越来越强。

帕斯卡尔·洛塔兹：但是，当您看到美国如何在世界舞台上积极打击其他大国时，比如与俄罗斯的冲突、北约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尤其是眼下与伊朗的对抗，难道像您这样的中国战略学者不会感到担忧吗？比如思考，我们会不会是下一个目标？他们会不会试图把台湾地区或菲律宾变成翻版的乌克兰，以消耗我们的资源？这类讨论难道不存在吗？

王文：我想在去年或更早以前，我们确实曾为此担忧，担心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打压的目标，或是卷入美国发起的战争。但到了现在，尤其是今年，我们变得更加笃定了。我不确定你是否关注到，今年五月，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了一项全新的共识——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中美关系新共识。这一关系的精髓在于，以合作为主轴，开展有序竞争、有效管控分歧、共创和平前景。这是极其关键的，所以我觉得今年极其重要，但这一点被西方许多媒体误读或忽略了。

在我看来，中美两国今年正在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双方都展现出了高度的理性。或许你也清楚，尽管日本、菲律宾甚至欧洲某些势力可能希望看到中美爆发战争，但至少在战略层面，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是非常理性的。在我看来，虽然特朗普总统是一位争议极大的人物，但在华盛顿政治圈里，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反而是最理性的那一位。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一次全面的面对面会晤，这是非常罕见的。正因我前面所说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新共识。

更重要的是，在特朗普2.0任内，我们正步入大国互动的新时代，比如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关系。我大胆推测，在今年11月于中国深圳举行的APEC峰会上，我们或许会看到习近平主席、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三人的历史性合影，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正在浮现。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是某种“G3”，我想强调的是，这标志着一个由三大国引领的“后后冷战时代”的开启，就像二战后美、苏、英三国奠定雅尔塔体系一样。这也充分表明，过去几年中国应对特朗普2.0乃至过去20多年应对美国遏制战略的反制措施是极其成功的，因为美方认同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共识。在我看来，中美之间恶性竞争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这就是为什么，正如你所见，我对中美关系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帕斯卡尔·洛塔兹：您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我看来，局势似乎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似乎正在积蓄力量准备更大的动作，不仅仅是竞争，而是真正的对抗，也许不是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热战，但至少会通过贸易战来打击中国利益。但您却乐观得多。我想请教，您刚才描绘的情景，究竟是您对未来局势发展的预判，还是您对中国战略走向的评估？中国希望将两国关系引向何方？

王文：是的，正如我刚才讲的，中国的发展战略绝非去征服其他国家，而是专注于自身修炼，顺应全球大势。因此，如果我们放眼世界，从全球大趋势这一更为关键的视角来审视中美两国的未来，就会发现中国已经在关系全球未来的前沿阵地完成了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如果回顾几十年前的中美竞争，那时的格局是“美领中追”；而现在，在决定未来30年全球格局的尖端新兴领域，中国已经完成了前瞻布局，在多条核心未来赛道上具备了争夺主导权并保持高速推进的能力。

让我为您详细解释。例如，在低碳和绿色发展赛道上，中国是全球唯一建立起全产业链、超大规模、工业化绿色能源体系的国家，发展速度远超美国。看看全球四大低碳核心产业——风电、光伏、锂蓄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中国的产能、产量和出口量均占到了全球的一半以上。所以展望未来，可以说未来全球绿色转型的标准、产业链和落地模式，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来定义、供给和主导的。这是第一条未来赛道。

第二条赛道则是关于现代社会治理。在现代社会治理领域，中国在本土构建了一套全球独一无二且高效的治理体系，成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长期的发展优势。所以如果你来到中国，就会看到依托数字治理、基层治理和应急响应的系统化举措，中国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数字治理体系，实现了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应急响应的精准高效落地。无论是中国的常态化疫情防控、灾害应急响应，还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亦或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全方位建设，中国都已经建立起稳定、精准、包容、可持续的现代化治理模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内治理能力，这种治理能力兼顾了效率与公平，平衡了发展与安全，统筹了短期民生与长远发展。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强大的治理效能，这是美式体制无法复制的核心优势，也是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持续蓄势赋能的底层支撑。

还有一条非常关键，您可能也非常感兴趣的赛道，那就是当前竞争白热化的领域——人工智能与未来算力。对比中美两国，中国如今已在应用场景落地、空间算力以及产业生态等多维度取得了显著进展。是的，我不否认美国在基础领域拥有很多优势，例如底层算法、高端GPU芯片等。但关键在于，中国在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总体布局上占据了先机，比如总电力供应保障、AI产业化落地、丰富应用场景，以及天基智能算力部署等。

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聚焦于国内建设，我们的最高领导人99%的精力都集中在国内建设上，让我们更加健康、更加强大。只要我们的国家能够富强，比以前更加强大，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征服我们、占领我们、打败我们。所以我认为这非常重要。这是一种不同的战略路径——对美国来说，他们的领导人聚焦于外部扩张、与其他国家发生外部冲突；但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我们聚焦于国内发展。这是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我认为，未来属于中国。

帕斯卡尔·洛塔兹：这真的非常有趣，因为您也并没有把这件事概念化为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因为那不是重点。中国想要继续发展，不管其他国家怎么做，中国都不在乎。感觉就像“我们要继续向月球和更远的地方发展”。但确实存在这种危险——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可能开始使用暴力手段。我的意思是，比如在伊朗发生的事情，美国通过侵略性攻击发动了战争，这似乎又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这是否构成威胁？还有，从我的角度来看，美国持续撒谎，试图用外交手段假装一切正常，然后在方便的时候进行军事打击，这是否对中国构成威胁？或者说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中国对美国能力的评估？

王文：我认为，首先我承认美伊冲突是一场巨大的悲剧，这场战争已经越过了此前默认共识的红线，风险正在升级。特别是自七月敌对行动恢复以来，双方已经从单纯打击军事目标转向攻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甚至打破了此前不针对民用设施的共识。所以我认为中东地区正在滑入更深的对抗漩涡，中东局势非常危险。很明显，美国现在被以色列绑架了。

但事实上，你问我中国人是否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没有。我认为从伊朗与美国的冲突中可以看出，美国仍然是一只“纸老虎”，缺乏打持久战的能力。因为我们都知道，许多美国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已经输了——美国什么也没有改变，它未能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未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未能控制全球油价，未能保护海湾国家的利益。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是彻底的输家。所以我预测，由于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分化，加上中期选举临近，白宫无法承受长期高强度战争的代价，而且现在美国的海湾盟友也普遍不愿意直接卷入长期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正如毛泽东主席多年前所说的，美国是一只“纸老虎”。在我看来，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美国会输得比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惨得多。

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观察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史——美国从未能够征服或击败一个人口超过三千万的国家。那伊朗呢？伊朗有八千万人口，它是一个地区性的中等强国和大国。还有越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越南有五千万人口，也超过三千万。所以说实话，我认为美国尤其需要尊重那些地区大国，美国需要尊重那些有文明传统的国家，包括伊朗。对中国来说，美国当然也需要尊重我们这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当然，中国的人口要多得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人观察美伊战争会比以前更有信心，因为美国连伊朗都征服不了，它怎么敢征服中国？这就是我们的观察。

有时我们只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对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来说是巨大的悲剧，特别是那些伊朗人民，特别是那些伊朗的小学生。这就是我的观察和观点。

帕斯卡尔·洛塔兹：也许最后我想请教您的最后一个复杂问题，是关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合作，以及中国与俄罗斯、伊朗的区域合作，还有扩展到南非、巴西等国的合作，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是否应该按照您之前描述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互动——即这只是改善中国自身的一部分？在这种背景下，是试图改善与他国的关系和贸易吗？还是背后有更多地缘政治考量，比如试图建立一个网络来抵抗西方在银行网络或贸易网络方面的压力？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更宏大的外交政策方针？

王文：我认为你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未来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可以这样理解的话，作为智库学者，我们为国家思考——因为当今中国的国内实力已经比以前强大得多，我们发展得非常快，我们的经济规模比以前大得多。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想给世界带来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问题，我们每天都在思考。同时，我们也在为政府提供咨询，而且我们的政府也在逐渐形成中国新的战略抱负。中国的外交政策抱负是什么？我认为至少有五点可以和你分享。

第一，我们追求各国共享的和平发展环境。中国希望维护普遍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各种阵营对抗，为全人类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在过去许多年里，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防止世界陷入新的动荡和分裂，让所有国家都能安心谋发展。这是第一个抱负。

第二个抱负是，我们希望促进全球共同繁荣。中国想要打破少数国家垄断发展红利的不公平格局，让发展成果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因此，通过你提到的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中国正在帮助“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解决基础设施短板，培育自主发展能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来源的多元化。

中国未来外交政策的第三个战略抱负是，我们想要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希望改变由西方主导的旧治理规则和旧治理体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向改革。因此，中国倡导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亚投行、金砖合作机制、上合组织等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确保全球事务通过各国共同协商来处理。

我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第四个抱负是，我们想要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生态系统。因为中国希望——如你所知，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和发展道路都能得到尊重。所以我们不同意很多年前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

最后一个战略外交政策抱负，当然是中国与各国共同努力，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挑战。因为我们都知道，当今我们面临许多共同威胁，比如气候变化、数字治理和公共卫生。所以中国只是希望鼓励世界各国超越分歧，共同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推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低碳革命，中国希望与各国一道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所以我的结论是，当我们观察中国、思考中国的崛起时，我们需要跳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即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如果你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来思考中国，你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哦，是的，中国崛起了，然后中国会成为下一个霸权。”不，如果你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你可以看到，中国想要的从来不是主宰世界，而是与各国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世界摆脱霸权压迫和发展鸿沟，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可以解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的一切。例如，我们与菲律宾有冲突分歧，我们有充分的军事力量可以推动对台湾地区的军事统一，但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只是保持耐心，一步步解决。这是新型大国战略的韧性和耐心。所以我认为这非常有趣。那么如何评判中国这个新崛起的大国呢？我认为我们需要推动思维创新。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智库学者，我们只想尽我们所能，向外国民众解释中国崛起的逻辑。这就是我的观点。

帕斯卡尔·洛塔兹：这太有意思了。我其实正想问您关于西方现实主义的问题，还有最后一点。因为我认为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中国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而他让我难以认同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他把整个现实主义思想都建立在安全竞争不可避免这一前提之上。如果我对您的理解正确的话，您可能会不同意，并说“安全竞争不是我们做的事，我们竞争，但我们是争发展，不是争安全”。因此，我会理解为您是在说“不，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海默先生并没有正确评估中国真正想要什么”，是这样吗？

王文：是的，实际上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曾邀请他到我们大学做了两次讲座。我认为是的，我们有很多辩论，但我们彼此非常尊重，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这就是新型风格，就像未来中美之间新型关系一样。我认为我们不拒绝与美国的公平竞争，我们不断寻求相互尊重和和平共处的模式。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中美注定要共存，竞争将成为常态，但冲突和对抗绝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正如我所说，中国谋求发展的初心没有改变，它所有前瞻性的规划、产业升级、治理改革、技术突破，其终极目标从来不是击败或超越美国，而是解决自身的发展短板，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我认为，与过去被动应对美国相比，中国的能力提升非常快。过去中国遵循规则，适应现有格局；但现在，我们主动规划自己的道路，塑造新规则，引领新趋势。因为我们越来越确信，时间站在长期主义一边，时间站在稳定发展一边，时间站在包容共赢的合作一边。这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理念。

帕斯卡尔·洛塔兹：王教授，听到这些我非常高兴，因为通常我的讨论到最后都会变成对人类未来等等非常悲观的话题，但您给了我一个非常积极的展望，我对此非常感激。那些想找到您的著作、想关注您或您所在机构的人，应该去哪里呢？

王文：是的，他们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人大重阳网rdcy.ruc.edu.cn。欢迎任何朋友联系我，我们可以辩论，可以讨论，可以交朋友。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思维创新。过去，我们相信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但现在我认为，仅靠那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足以理解新世界。对中国来说，我们觉醒了，我们崛起了。但问题是，在我们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之后，我们每天都在学习美国的成功经验，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从美国身上吸取负面教训。我们总是告诫、总是建议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不要学习美国那些负面的东西。我们的抱负是成为一个更好的大国，一个更文明的大国，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是我们的长期战略抱负。

帕斯卡尔·洛塔兹：好的，我会鼓励大家参与进来，实际加入到构建全球发展合作框架的行动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想法。我们一定会再邀请您来到这个频道，王教授。我希望将来也能邀请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学者一起探讨这些问题。王文教授，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

王文：谢谢。

特朗普政府拟让私人企业参与网络攻击防御

编译

ZHANG Juan

15/08/2026

美国白宫日前发布一份总统国家安全备忘录，拟建立一项新的政府项目，允许经过审查的美国私人企业在联邦政府授权和监督下，对境外跨国网络犯罪组织实施网络监控和攻击行动。此举意味着，美国政府正在尝试把私人企业的网络能力更直接地纳入国家安全和执法体系。

7月底，美国明尼苏达州多地供水系统遭网络攻击事件。美国政府虽然正在进一步调查攻击来源，但目前越来越多线索指向与伊朗有关的黑客组织。据悉，攻击者集中攻击了明尼苏达州30多个地方供水系统。这些系统很多属于小城市、农村社区。攻击发生以后，当地水厂的工作人员一度无法正常控制供水设备，因此城市不得不依靠水塔供水，并要求居民暂时减少用水。

8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要求政府利用美国私营部门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协助打击在境外活动、却以美国政府、企业和民众为目标的跨国犯罪组织。

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些犯罪活动包括勒索软件攻击、金融诈骗以及其他依托网络实施的跨国犯罪。备忘录要求国土安全部（DHS）和司法部（DOJ）建立一个新的项目，使经过审查的私人企业能够在美国政府的“指导、控制和授权”下参与相关网络行动。

这一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私人企业未来参与的行动并不局限于收集网络威胁信息。根据备忘录，参与企业可以开展所谓“网络监控行动”（Cyber Surveillance Operations）以及“网络效果行动”（Cyber Effects Operations）。后者的范围相当广，包括对目标信息系统、网络以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操纵、干扰、拒绝访问、降低功能，甚至摧毁。

换句话说，在获得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一些美国私人企业未来不仅可以帮助政府“寻找”网络犯罪分子，还可能被允许进入犯罪组织使用的网络系统，并采取实际行动破坏这些系统。

这与传统上由美国政府机构负责进攻性网络行动的模式存在明显不同。白宫此次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正式建立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更加制度化的网络行动合作框架。

备忘录要求国土安全部通过其国家协调中心（National Coordination Center）建立相关项目，并由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共同监督。政府部门还将与私人企业以及联邦、州、地方、部落和地区政府合作，收集有关跨国犯罪组织的威胁情报，并提出相应的网络行动方案。

参加项目的企业必须首先接受联邦政府审查。政府将评估企业的技术能力、网络行动经验以及安全和可靠性等因素。符合条件的企业才能参加相关行动。同时，参与企业还需要缴纳至少100万美元的保证金或将相应资金存入托管账户。如果企业违反政府制定的行动规则，这笔资金可能被没收。

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需要在备忘录发布后60天内制定具体规则，包括哪些企业可以参与、哪些目标可以被攻击、如何获得政府批准以及网络行动应该如何实施。因此，目前这项政策更多是建立了一个法律和行政框架，而不是意味着美国私人企业从现在开始可以自行对外国黑客发动网络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的新政策并没有简单地宣布“美国企业可以反击黑客”。在美国法律框架下，私人企业未经授权入侵其他计算机系统，仍可能违反《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所谓“黑客反击”（hacking back），通常指企业在自身网络之外主动攻击其认为的黑客基础设施。

此次备忘录并没有废除相关法律。相反，私人企业必须首先加入政府建立的正式项目，接受联邦政府审查，并针对具体网络行动获得政府的书面授权。也就是说，政府希望建立的是一种由国家授权、私人企业执行的网络行动模式，而不是允许企业自行进行网络报复。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观察人士将这一政策与历史上的“私掠船”（privateers）联系起来。美国早期历史上，政府曾向私人船只颁发授权，允许其在战争时期攻击和捕获敌方船只。如今特朗普政府面对的不是海上敌舰，而是隐藏在境外网络中的勒索软件集团、金融诈骗团伙以及其他跨国犯罪组织。因此，这一政策也被一些分析人士形容为一种现代版的“网络私掠”。

备忘录同时试图对私人企业可以攻击的对象划定边界。根据目前公布的政策框架，相关行动主要针对在境外活动、并以美国政府、美国公民或者美国利益为攻击目标的跨国犯罪组织。原则上，属于外国政府、或者完全受外国政府控制的组织并不属于这一项目的目标范围。

但真正执行起来，这一界线并不容易划清。网络犯罪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十分复杂。一些黑客组织表面上是独立犯罪团伙，但实际上可能接受外国政府的资金、情报甚至任务；另一些组织则可能在没有正式政府身份的情况下，为某国情报机构提供服务。

这意味着，美国企业在获得授权攻击某个犯罪组织之后，如果错误判断了目标身份，就可能无意中攻击一个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的网络系统。这种情况下，原本针对网络犯罪的行动就可能迅速演变成外交甚至国家安全事件。

事实上，美国科技企业近年来已经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打击网络犯罪。微软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就曾通过法院诉讼、关闭恶意账户以及拆除网络基础设施等方式，对勒索软件集团和其他网络犯罪组织采取行动。

但这些行动与此次白宫政策仍存在一个重要区别。此前，科技公司通常是在民事法律框架下，通过法院命令等手段打击犯罪基础设施；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新项目，则更进一步，允许私人企业在政府直接授权和监督下实施网络监控以及具有攻击性质的网络行动。

美国网络安全企业BlackCloak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hris Pierson认为，这意味着美国网络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他指出，过去一年，这种让私人企业直接参与进攻性网络行动的理念已经逐渐从政策讨论的边缘走向主流。

最大的问题是谁来承担失误和升级的风险？支持这一政策的人认为，美国政府面对的网络犯罪威胁正在迅速扩大，而大型科技企业掌握着大量政府机构所不具备的技术、人才和网络情报资源。因此，与其让政府单独承担所有网络安全任务，不如把私人企业的能力纳入国家行动体系。

但这一政策也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私人企业的网络攻击出了问题，责任究竟由谁承担？网络攻击不同于传统的执法行动。一旦攻击者进入一个网络系统，就很难百分之百确定目标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也很难确保攻击不会波及其他系统。一个犯罪集团使用的服务器可能与其他公司的服务器共享基础设施；一个被认定为犯罪组织控制的网络节点，也可能实际上属于某个外国政府机构。

更复杂的是，一些外国黑客组织与政府之间本身就存在模糊关系。如果一家美国企业在政府授权下攻击一个被认定为犯罪组织的网络，而最终发现该网络实际上与外国情报机构有关，美国政府就可能面临外交报复甚至更严重的安全风险。因此，网络安全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对私人企业开展进攻性网络行动持谨慎态度，担心行动升级、误伤第三方以及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

特朗普政府近年来一直在推动扩大美国私营部门在国家网络安全领域的作用。此次备忘录实际上是这一政策方向的进一步推进。美国政府不再满足于让企业帮助保护自己的网络，而是希望直接利用私人部门所掌握的网络情报、人工智能、数据分析以及进攻性网络技术，主动寻找并破坏境外网络犯罪组织。

特朗普政府显然希望通过新的合作机制，把这些私人资源转化为美国打击境外网络犯罪的“进攻性工具”。但问题同样在于，一旦私人企业被赋予这样的能力，企业与政府之间原本相对清晰的界线就会开始变得模糊。美国政府究竟是在利用企业的技术能力执行国家政策，还是在把部分传统上属于国家机器的网络行动外包给私人部门？这一问题可能会成为这项新政策未来最大的争议之一。

目前，白宫已经提出政策框架，但具体实施规则尚未公布。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将在未来60天内制定详细规定。届时，哪些企业能够参与、哪些目标可以被攻击，以及政府如何控制这些行动，都将进一步明确。

比亚迪席卷全球汽车市场，西方车企如何应对？

编译

《中美印象》转发

15/08/2026

(编者按：本文是彼得·纳瓦罗最近发表在Politico网站上的文章。内瓦罗现任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在文中，内瓦罗指出美国是唯一一个将比亚迪拒之门外的主要汽车市场。但除非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否则这场较量不会有好结果。)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正在全球汽车市场上攻城略地。对此，欧洲迟疑不决，加拿大正在打开美国北部的大门，而墨西哥则正在成为中国进军美国汽车市场的南部前沿阵地。

工业战争就是这样输掉的：并不是因为投降，而是因为眼睁睁看着掠夺者一步步包围市场，而那些本应成为受害者的国家却迟迟犹豫、拖延。

比亚迪是中国“海盗式商业模式”的一个缩影：模仿、吸收、补贴、规模化、倾销，然后称霸。比亚迪1995年成立之初是一家电池制造商。如今，它已经超过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2025年，比亚迪共销售460万辆汽车，其中约226万辆为纯电动汽车。相比之下，特斯拉同期交付量约为160万辆。

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比亚迪早期生产的汽车因大量仿制丰田和本田的设计而臭名昭著。其最具突破性的F3车型就是一款丰田卡罗拉的“克隆版”，同时又带有本田汽车的设计特点。但比亚迪学得快，只需做出足够的修改，就能以中国工厂的速度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随后，比亚迪又开始利用供应商。它先向零部件供应商下订单，随后在对相关零部件进行逆向工程后，便停止向这些供应商采购，转而自行生产。如今，比亚迪已经把电池、电机、电子设备、动力总成、半导体和各种零部件都纳入自己的体系。这种垂直整合也有其阴暗面：供应商原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客户，最后却发现自己实际上成了一个免费给比亚迪授课的“老师”。

中国随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海盗式”模式，通过合资企业向外国汽车制造商开放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同时以强制技术转让作为交换条件。通过这一过程，中国获得了工程技术方法、工厂管理经验、供应商网络、质量控制体系以及研发能力。

大众、通用、福特、宝马、奔驰和丰田等汽车巨头，花了几十年时间“教会”中国如何生产世界级汽车，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而比亚迪恰恰处在这一知识吸收过程的核心位置：戴姆勒曾与比亚迪成立电动汽车合资企业，丰田也曾与比亚迪成立电动汽车研发合资企业。

西方汽车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以为自己是在向中国销售汽车，而北京真正获得的却是时间、技术诀窍和对外部体系的依赖。随后，比亚迪把这一切变成了自己的武器。

如今，随着比亚迪在欧洲的销量迅猛增长，欧洲汽车市场正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奇瑞和零跑等其他中国汽车制造商也在沿着同样的道路进入欧洲。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市场份额增长，而是在欧洲汽车产业防线上撕开的一个个突破口。

曾经称霸中国市场的大众汽车，如今正被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体系反噬。过去十年，大众在中国市场的盈利下降了80%以上。公司计划到2030年削减德国境内3.5万个工作岗位，同时正在考虑关闭德国境内的4家工厂，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削减多达10万个工作岗位——这种规模的重组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奔驰、宝马和保时捷同样面临压力。德国高端汽车产业曾经依赖这样一种模式：在德国本土进行工程研发和生产，然后向中国销售高利润汽车，再将利润带回国内。但这一模式正在瓦解。曾经的“学徒”如今已经变成了“处决者”。

欧盟认为，针对比亚迪征收17%的反补贴税就是自己的反击。但这并不是工业防御，只不过是一张“入场费账单”。

欧盟之所以没有以足够的力度对抗比亚迪，是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以一个统一联盟的方式行动。它正在作为一个由各自脆弱的国家组成的松散邦联运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难以摆脱的对华利益和压力点。事实上，在欧盟就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终反补贴税进行表决时，只有10个成员国支持这一措施，5个国家投了反对票，12个国家弃权。

作为大众、奔驰、宝马、奥迪和保时捷的故乡，德国本应成为支持者。但德国向中国出口的远不只是汽车：机械设备、化学品、电气设备、精密工具和工业零部件同样是德国的重要出口产品。因此，柏林投票反对这些关税，因为北京一旦采取报复措施，可能波及德国整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系。

其他欧洲国家也各有各的顾虑。西班牙和法国希望吸引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在本国建厂。匈牙利已经成为中国电池和电动汽车投资的重要落脚点。波兰和捷克希望保护本国汽车产业的就业岗位，但与此同时，它们又与德国供应链体系深度绑定。

此外，还有北京的债务与基础设施外交。塞尔维亚已经成为中国欧洲走廊上的一个巴尔干节点；希腊将其战略性地中海港口比雷埃夫斯港的控制权交给了中国；葡萄牙的公用事业和能源资产也吸引了大量中国资金。

即便是立场更加强硬的国家，也各有自己的软肋。荷兰希望推动更加严格的贸易规则，但它必须考虑欧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港。比利时希望保护本国产业，但其境内又有安特卫普港这一中国商品进入欧洲的重要门户。

北京在行动，布鲁塞尔却在犹豫，而比亚迪正在两者之间的空隙中长驱直入。

美国是唯一一个成功将比亚迪拒之门外的主要汽车市场。然而，如今这家公司正在美国边境附近集结。

加拿大已经打开了北方的大门。吉利旗下的莲花品牌率先进入加拿大市场，而比亚迪和奇瑞正在寻求批准，希望通过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低关税配额进入市场。

与此同时，墨西哥已经成为中国进军美国市场的南部桥头堡。2025年，墨西哥从中国进口了超过53.9万辆汽车，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目的地。

这一战略非常明显：先在加拿大建立经销商网络，在墨西哥提高品牌知名度；了解北美消费者；争取监管机构；建立售后服务能力；逐步增加政治压力；然后等待华盛顿放松限制。一旦美国市场的大门打开，比亚迪及其他中国汽车企业就会凭借补贴优势，以足以“杀死”底特律汽车产业的低价，大举涌入美国市场。

如果西方不能联合起来，这场较量最终不会有好结果。比亚迪不只是一家普通的汽车制造商——它是一艘拥有雄厚资产负债表的“海盗船”，正以一辆又一辆廉价电动汽车为武器，一步步削弱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基础。

美国已经证明，这道大门是可以守住的。至于欧盟能否守住自己的市场，则取决于欧洲人自己是否愿意采取真正有力的关税措施、真正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并以一个统一的声音，而不是27个各自为政的声音采取行动。

但欧洲应该在比亚迪替他们做出选择之前，尽快作出自己的选择。

（图片来源：比亚迪官网）

美伊战争最新动向及全球能源供应链的重组

快报

KSLiu

14/08/2026

霍尔木兹长期关闭不会让世界能源体系崩溃，但会结束“波斯湾是全球能源绝对中心”的时代。而且这种变化一旦发生，很可能不可逆。因为一旦各国已经花数千亿美元修好了加拿大、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新油气设施，以及绕开霍尔木兹的中东管道，即使10年后海峡重新完全开放，买家也不会再愿意恢复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依赖。

（正文）近期的美伊谈判没有取得突破，为什么特朗普没有立即恢复7月那种连续高强度轰炸？

8月初特朗普原本威胁发动“饱和打击”，后来取消；8月4日报道显示，美方称谈判已经开始并称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伊朗方面甚至否认双方正在正式谈判。

美国前几个月已经重创大量伊朗防空、导弹、无人机、指挥系统、核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7月份美国又进行了连续11夜的高强度打击。问题在于，容易发现和摧毁的高价值目标越打越少。战争到了这个阶段，再投入大量B-2、B-52、战斗机、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弹药，可能摧毁更多设施，但未必能回答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军事行动边际收益递减。

特朗普目前要求的核心仍然包括核问题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8月2日，他明确把暂缓新一轮攻击与迅速达成协议、解决核问题和重新开放海峡联系起来。

如果美国重新进行无限期饱和轰炸，反而可能使伊朗政府认为：“反正美国无论如何都要打，那谈判还有什么意义？”因此美国需要给伊朗留下一个选择：接受协议后停止战争，而不是：接受协议后美国照样继续轰炸。军事威胁只有在对方相信“妥协能够停止军事行动”时才具有谈判价值。

更重要的是：霍尔木兹可能是特朗普克制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伊朗现在的战略已经越来越清楚。路透8月3日报道认为，伊朗正在把能源、航运和贸易通道作为主要施压工具，希望经济痛苦最终迫使美国让步。因此特朗普面对的不是“炸还是不炸”这么简单，而是每增加一轮轰炸，能给伊朗造成多少新增损失？与此同时伊朗能给全球能源市场制造多少新增损失？

美国已经发现，“封锁”可能比“轰炸”便宜。美国目前对伊朗实施的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海上封锁＋经济制裁＋偶尔军事打击，而不是每天进行大规模空袭。

封锁的逻辑完全不同：不需要每天炸伊朗，只要让伊朗石油越来越难卖出去。时间本身就成为美国的武器。

无可否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正在产生效果。

美国现在已经真正使用武力对伊朗执行严厉的封锁。8月11日，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试图突破封锁、驶向伊朗港口的巴拿马籍货轮 M/V Vela Nova 发射了“地狱火”导弹。该船随后起火，但没有报告船员死亡。这意味着美国的政策已经从“宣布封锁＋制裁违规者”升级成“发现突破封锁的船 → 警告 → 拦截/迫使改道 → 必要时直接使用武力”。

现在的封锁效果比3月份明显增强。对于国际航运公司而言，这个变化非常关键。即使某家公司愿意冒美国金融制裁的风险，它现在还必须承担船只本身遭到美军拦截甚至攻击的风险。

对伊朗最重要的打击是石油收入。伊朗真正的生命线是石油出口和外汇收入。

美国采取了两层办法：第一层：海军封锁，直接阻止油轮进入伊朗、装载伊朗石油。第二层：金融和二级制裁，例如制裁中国炼厂、港口、航运公司、影子船队和中间商。5月份，美国财政部又一次性制裁50多个相关公司、个人和船只，并封锁19艘涉及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运输的船。

这两个手段结合起来，比单纯的金融制裁有效得多。

6月初的航运数据分析估计，美国海上封锁当时已经使伊朗损失接近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由于伊朗约80%的出口依赖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海上封锁直接打击了它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美国6月份一度解除封锁后，伊朗石油出口立即暴增。这反过来说明，并不是伊朗没有石油，也不是市场不愿购买，而是海上封锁本身确实限制了伊朗把石油运出去的能力。

因此特朗普政府7月重新实施封锁，是有明确经济逻辑的。

美国封锁已经开始真正“掐住了伊朗的钱袋子”；问题在于伊朗同时掐住了霍尔木兹海峡。值得继续观察的指标不是“美军又炸了多少目标”，而是两个数字：伊朗每天还能出口多少桶石油，以及霍尔木兹每天能恢复到多少艘商船通行。

美国封锁伊朗，是集中打击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伊朗封锁霍尔木兹，则是把成本扩散给整个世界，借国际能源价格反过来向美国施压。

今年美国海上封锁实施以后，伊朗原油及凝析油出口曾从接近200万桶/日跌到不足30万桶/日；到6月初，相关收入损失估计已经接近60亿美元。

现在这种压力已经深入伊朗国内经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正在转向所谓“生存经济”：限制外汇、补贴基本进口品、削减投资、实行配给等。报道引用的预测认为2026年伊朗GDP可能萎缩约5.4%，通胀已经超过80%。

这意味着美国封锁形成了一条很清楚的传导链：封锁港口，导致伊朗石油出口下降，美元/外汇收入下降，进口能力下降，财政恶化，货币贬值、通胀，民生活水平下降，政府维持战争和补贴的成本上升。

美国的封锁是一种典型的“集中性绞杀”。问题是：经济痛苦并不等于政权必然投降。现在伊朗采取的恰恰是压缩居民消费和投资、优先保证政府与战争机器运转的办法。所以美国能够严重伤害伊朗经济，但尚未能够单靠封锁迫使伊朗屈服。

伊朗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办法：“既然你不让我出口石油，那么整个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都不能正常出口。” 这就把美伊双边战争变成了一个全球能源问题。

目前效果也非常明显。据IEA最新估计，由于中东战争重新升级以及霍尔木兹、红海航运受到破坏，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下降约430万桶/日至1.0202亿桶/日，供应比需求少约127万桶/日；中东产量仍比战前低约830万桶/日。

天然气受到的冲击甚至更严重。IEA估计，霍尔木兹事实上关闭以后，一度损失了接近全球20%的LNG供应，欧洲和亚洲天然气价格因此升至2022—23年能源危机以来最高水平。

核心的问题是：“时间站在谁一边？”

美国封锁伊朗越久：伊朗外汇越来越少，投资越来越少，石油生产设施维护困难，财政越来越困难，居民生活越来越困难。也就是说：封锁时间越长，美国对伊朗的压力原则上越大。

伊朗封锁霍尔木兹越久：一开始全球非常痛苦，但时间拉长以后：美国增产，加拿大增产，巴西、圭亚那增加供应，澳大利亚/美国增加LNG，沙特扩大红海管道，阿联酋扩大富查伊拉管道，消费者减少需求。

EIA已经明确表示，全球石油市场正在发生部分结构性重组。因此：伊朗封锁霍尔木兹的边际威力会随着时间下降。这正好与美国封锁伊朗相反。

谁的封锁战略优势更大？

如果只看几个月：伊朗的霍尔木兹武器杀伤范围更大。它可以让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成本强迫欧洲、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共同承担。

但如果看3—5年：全球能源供应链虽然短期很难改变，长期却可以重组。世界最终的回答却可能是逐渐减少对这个海峡的依赖。

前者以月和年来计算，后者以年来计算。因此短期内伊朗仍然拥有相当强的霍尔木兹筹码；但如果战争和封锁真的持续数年，战略天平会越来越不利于伊朗。

如果海峡长期关闭，预计会出现以下几个方向的重组：

中东能源从“海运型”转向“管道型”。 沙特会进一步扩充东部油田—延布红海线路，阿联酋继续扩大阿布扎比—富查伊拉体系；伊拉克会更积极恢复通往土耳其和地中海方向的管道。科威特也会面临修建跨沙特或其他陆路通道的强烈压力。实际上当前危机已经推动阿联酋加速新的绕行管道建设。

全球石油供应重心会进一步转向美洲和大西洋盆地。 美国、加拿大、巴西、圭亚那和未来的阿根廷会获得更多投资；委内瑞拉如果政治和投资环境允许，也会重新成为重要供应源。原因很简单：这些石油完全不经过霍尔木兹。

俄罗斯、中亚和非洲的战略价值会上升。 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挪威、尼日利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等供应国，会因为“不经过霍尔木兹”而获得额外的安全溢价。欧洲尤其会继续加强北海、北非和美国LNG来源。

LNG市场会经历最痛苦的调整。 2026年3—6月，卡塔尔和阿联酋LNG装船量同比减少约350亿立方米。不过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新增LNG产量已经部分填补缺口，IEA目前甚至预计2026全年全球LNG供应可能仍大体维持2025年的水平。这说明全球可以适应，但代价是更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非洲液化项目必须加速建设。

消费端本身也会改变。 高能源价格会迫使欧洲、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降低石油、天然气消费，提高核电、可再生能源、电动车和储能占比。事实上IEA目前已经因高油价和霍尔木兹冲击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测。

最大的赢家则可能是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挪威、圭亚那和部分非洲生产国。最大的输家反而会是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因为它们现有基础设施最依赖霍尔木兹。

霍尔木兹长期关闭不会让世界能源体系崩溃，但会结束“波斯湾是全球能源绝对中心”的时代。而且这种变化一旦发生，很可能不可逆。因为一旦各国已经花数千亿美元修好了加拿大、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新油气设施，以及绕开霍尔木兹的中东管道，即使10年后海峡重新完全开放，买家也不会再愿意恢复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依赖。

这也是为什么2026年的霍尔木兹危机如果长期化，其历史意义可能类似1973年石油危机：不是因为世界从此没有能源，而是因为它迫使整个全球能源供应链的重组。

2027年台海会出事吗？

《中美印象》转发

14/08/2026

如果华盛顿越来越相信北京准备动手，它就会加快军事部署；美国部署越多，北京又越容易认为美国正在围堵中国；北京施加的军事压力越大，台湾的不安全感也越强；而台湾强化防卫，又可能被北京理解为正在进一步远离统一。如此循环下去，一个原本没有确定战争日期的世界，也可能一步一步被推向更加危险的位置。

【编者按：本文作者若愚，万维读者网2026年8月13日发表此文，原文标题是“2027真的要出事？拆解一份北京’武统报告'”，特转发共本站读者参考。】

最近，万维编辑部收到了一份非常特殊的投稿。投稿人称，这是一份根据“北京某智库统一台湾研讨会”整理而成的研究报告，完整正文据称超过24万字，仅摘要就有6万多字。报告最大的结论相当惊人：中国领导人已经把统一台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2027年至2028年将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窗口，中国大陆正在从军事、经济、金融和舆论等不同层面，为可能发生的台海巨变做准备。

报告把近年来许多看似彼此独立的事情串在了一起：2027年解放军建军百年目标，中国快速发展的导弹、无人机、造船和军工生产能力，中国央行增加黄金储备、降低美国国债持仓，以及美国军事力量在全球不同方向受到牵制等。按照报告作者的逻辑，这些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盘已经下了十几年的棋：北京首先完成军事、经济和金融上的准备，然后等待一个最有利的国际战略窗口，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并借此改变西太平洋乃至中美之间的力量格局。

更惊人的，是报告对战争本身的判断。作者认为，凭借导弹、无人机和强大的军工产能，解放军可以迅速瘫痪台湾军事和指挥系统，美国即使介入也很难改变战争结果。报告甚至出现大量“几十分钟”“一小时”“24小时”“72小时”等极为乐观的战争时间表，以及针对台湾政治人物和媒体人的“斩首”“抓捕”等激烈表述。

这些内容，当然不能因为冠上“北京智库”四个字，就当成北京官方战略。报告没有提供足够资料证明其所谓“内部消息”的真实性，其中不少军事数据和战争推演也无法得到独立验证，一些内容明显带有作者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战争想象。

但是，当我们把24万字里的情绪、宣传和无法验证的“内幕”一层层剥掉之后，却发现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份报告虽然可能把结论推得太远，却抓住了几个真实存在的战略变化。尤其是一个年份——2027。

那么，2027究竟只是被炒作出来的“武统时间表”，还是正在成为一个真正值得警惕的台海战略节点？

一、2027从哪里来的？

首先必须把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说清楚：北京从来没有公开宣布2027年攻打台湾。

2027真正的官方含义，是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要求解放军到2027年进一步提高现代化水平；此后还有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等更长期目标。

真正把“2027”与台湾战争直接联系起来的，反而首先是美国情报系统。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公开表示，美方掌握的情报显示，中国领导人要求解放军到2027年具备成功攻台的能力。但伯恩斯同时特别强调，“准备好打”，不等于“决定要打”，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在2027年或者其他某个具体年份发动战争。

到了2026年，美国情报界对这个问题说得更加明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认为，中国领导层目前没有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也没有为实现统一制定一个固定时间表；但与此同时，解放军仍然在持续发展一旦接到命令便可用于夺取台湾的军事能力，同时发展阻止、威慑乃至击败美军干预的能力。

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它意味着，把“2027”直接写成一个已经确定的战争日期，目前没有可靠证据；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变得无关紧要。真正值得追问的是：

到了2027，北京手里的军事选择，会不会比今天明显更多？

这两者看似只有一点差别，实际上完全不同。

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能力窗口”正在形成

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与它会不会发动战争，是两回事。但历史告诉我们，当军事能力发生重大变化以后，政治领导人的选择空间也会随之变化。

过去几十年，北京面对台湾问题最大的军事难题，并不只是“能不能打台湾”。真正困难的问题始终是：如果美国介入怎么办？

这也是观察近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时最值得注意的一条主线。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反舰导弹、潜艇、水面舰艇、无人作战系统、太空、网络、电磁战以及越来越复杂的联合作战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增强攻台能力，也在于提高美国进入中国近海作战的成本。

换句话说，北京真正需要解决的，也许从来不只是“台湾问题”，而是“美国问题”。

如果北京相信，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军进入第一岛链需要承担越来越难以承受的军事和政治代价，那么北京对台军事选项的可信度自然会上升。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试图建立更有效的拒止能力。

于是，中美双方事实上正在围绕同一个问题做准备：北京研究怎样阻止美国介入，美国研究怎样确保北京无法轻易改变台海现状。

这才是2027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开战日期，却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能力节点”。到了那个节点，北京领导层可能会重新计算战争与和平的成本，而华盛顿也会重新评估威慑北京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三、中国加速买黄金，是不是战争信号？

这份投稿提出的另一个很吸引眼球的判断，是中国近年来降低美国国债持仓、增加黄金储备，就是在为武统台湾做金融准备。

这个结论显然下得太快，但问题本身值得讨论。

今年7月，中国央行明显增加黄金购买规模，黄金储备继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相较历史高点已经明显下降。这些变化是真实存在的，但仅凭这些数据，当然不能推出“中国准备攻打台湾”。

事实上，全球很多央行近年来都在增加黄金配置，背后的原因包括储备资产多元化、美元风险、通胀以及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因此，中国买黄金本身并不是战争指标。

但是，如果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这种变化仍然具有另外一层意义。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俄罗斯大量海外资产遭西方冻结，这无疑给北京上了一堂非常现实的金融安全课：如果有一天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严重冲突，中国庞大的海外金融资产是否安全？

从这个角度理解，北京降低对部分美元资产的依赖、增加黄金储备、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都可以看成增强极端国际环境下金融韧性的措施。

这可以称作一种“制裁防御准备”，但制裁防御准备并不等于战争决定。

两者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中国当然正在为一个更加危险、更加分裂的国际环境做准备，其中也包括防范未来遭遇西方大规模金融制裁；但是，仅凭黄金、美债或者人民币结算的变化，就判断北京已经决定发动台海战争，证据远远不够。

四、真正的大变量，也许不是导弹，而是中国领导人的“历史时间”

这份报告还有一个判断，虽然所谓内部依据无法验证，却提出了一个不能轻易回避的问题：

台湾统一，是不是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领导人个人政治遗产的一部分？

这是观察未来台海非常重要，却又很难量化的变量。

中国领导人执政以后，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其政治叙事的核心，而台湾统一又长期被北京放在民族复兴的大框架之内。因此一个问题自然出现：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台湾究竟是一个可以继续留给后人的长期问题，还是一个希望在自己政治生涯中完成的历史任务？

没有人能够仅凭公开资料给出确定答案。但政治中的重大决策，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经济成本和GDP之间的数学计算，领导人的历史观有时同样重要。

俄乌战争就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战争爆发之前，许多分析认为，从经济代价、军事风险以及国际制裁来看，俄罗斯发动全面战争并不“理性”。后来事实证明，仅仅用经济成本来判断一个政治领导人的选择，可能出现巨大误判。因为政治人物考虑的未必只是当年的GDP，还可能包括历史、国家、使命，以及自己最终以什么样的形象被写进历史。

所以观察台海，不能只数中国拥有多少导弹、军舰和飞机，还必须观察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怎么看时间？

如果北京最高领导层逐渐形成一种判断——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下去——那么台海风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这或许比单纯增加几十枚导弹更加值得关注。

五、这份报告最大的危险，是相信战争可以“轻松解决问题”

恰恰在这里，这份24万字报告暴露出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它严重高估了战争的可控性。

报告多次认为，解放军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摧毁台湾主要军事和指挥体系，迅速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随后登陆台湾，并在很短时间结束主要抵抗。

这种战争乐观主义，可能比“2027”这个年份本身更加值得警惕。

台湾海峡并不是普通陆地边境，大规模两栖登陆本身就是现代战争中最复杂的军事行动之一。解放军虽然装备和训练水平这些年快速提升，但几十年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现代战争，其联合作战、后勤保障、指挥体系究竟能够在高强度战争中发挥到什么程度，没有经过实战检验。

更重要的是，现代战争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战争结果很难按照计划发展。美国2003年攻入巴格达非常快，但真正漫长的战争，却是在巴格达陷落以后才开始；俄罗斯2022年发动全面侵乌战争时，恐怕也没有多少人预料到战争会演变成后来那样漫长而惨烈的消耗战。

台海战争的变量甚至更多：美国会不会直接参战？日本会提供什么程度的军事支持？战争是否扩大到第一岛链？全球芯片供应链会发生什么？国际航运是否中断？中国是否遭遇大规模金融和科技制裁？能源和原材料进口会不会受到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又会产生怎样的反应？

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一份所谓“内部报告”能够提前给出准确答案。

因此，俄乌战争留给所有大国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教训，也许只有一句话：

发动战争的人可以决定战争什么时候开始，却未必能够决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一旦决策者开始相信战争可以在几十小时甚至几天内解决一个延续几十年的政治问题，危险往往不是下降，而是上升。这恰恰是这份“武统报告”最值得警惕，而不是最值得相信的地方。

六、真正应该盯住的，是三条线

因此，与其天天猜测“2027会不会武统”，不如观察未来几年三条真正重要的线。

第一条，是军事能力线。解放军是否越来越相信，即使美国介入，中国仍然能够控制台海战争的节奏与升级？

第二条，是政治意志线。中国领导人以及北京最高决策层是否逐渐认为，台湾问题已经不能继续无限期后拖？

第三条，是国际机会线。美国是否陷入其他战争、严重国内政治危机或者战略收缩？北京是否会在某个时间点认为，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个解决台湾问题难得的机会窗口？

任何一条单独出现，都不意味着战争。两条同时出现，风险就会上升；真正危险的时刻，是三条线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交汇。

这也正是2027值得观察，却不应该被神秘化的原因。

如果到2027年前后，解放军认为自己的能力已经足够，北京政治层面对“不能无限期拖延”的判断进一步增强，而与此同时美国又恰好陷入其他重大国际危机，那么台海风险当然可能显著上升。

反过来，如果其中任何一条线没有形成，战争的成本仍然高得难以承受，北京就完全可能继续选择军事施压、经济博弈和政治威慑，而不是直接发动战争。

国际政治从来不是按照一个预先写好的日历运行的。

结语：最危险的不是倒计时，而是大家都相信倒计时

回过头来看这份24万字的所谓“北京智库研究报告”，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其中出现大量惊人的所谓内幕，就相信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2027攻打台湾。目前能够看到的公开证据，并不支持这种确定性的结论；美国情报界2026年的最新公开评估也认为，中国领导层目前没有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也没有制定一个固定的统一时间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27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北京正在提高军事能力，美国正在重新调整西太平洋军事部署，台湾也在按照越来越恶化的安全环境重新规划自己的防卫。于是，一个原本主要属于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年份，正在被北京、华盛顿、台北以及国际战略界反复讨论。

这时候，一个更加微妙的危险就出现了：

预期开始塑造现实。

如果华盛顿越来越相信北京准备动手，美国就会加快军事部署；美国部署越多，北京又越容易认为美国正在围堵中国；北京施加的军事压力越大，台湾的不安全感也越强；而台湾强化防卫，又可能被北京理解为正在进一步远离统一。

如此循环下去，一个原本没有确定战争日期的世界，也可能一步一步被推向更加危险的位置。

所以真正值得追问的，或许已经不是“中国领导人会不会在2027年攻打台湾”，而是另外三个问题：到了2027年，北京会不会认为自己已经可以打？华盛顿会不会认为北京已经准备要打？台湾又会不会因为相信战争越来越近，而采取进一步改变两岸政治现实的行动？

任何一方判断错误，都可能产生远比某份“秘密计划”更加严重的后果。

2027不是一个已经写好的战争日期，但它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无法忽视的战略节点。

真正的台海倒计时，从来不在日历上。

它在北京、华盛顿和台北对彼此意图的判断里。

图片文字翻译：

2027年台湾海峡战争的危险

THE DANGER OF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2027

一场没有赢家的冲突

A CONFLICT WITH NO WINNERS

给所有人带来灾难性后果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ALL

引爆点（A FLASHPOINT）
紧张局势升级（RISING TENSIONS）
军事扩张（Military build-up）
政治言辞升级（Political rhetoric）
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No effective crisis management）
潜在导火索（POTENTIAL TRIGGERS）
台湾独立行动（Taiwan independence move）
意外军事冲突（Accidental clash）
误判（Miscalculation）
外部势力干预（Foreign intervention）
中国（CHINA）
台湾（TAIWAN）
毁灭性后果（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巨大的人道代价（MASSIVE HUMAN COST）
数十万人死亡（Hundreds of thousands killed）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Millions displaced）
经济崩溃（ECONOMIC COLLAPSE）
全球市场暴跌（Global markets crash）
供应链遭到破坏（Supply chains shattered）
地区不稳定（REGIONAL INSTABILITY）
更大范围冲突的风险（Wider conflict risk）
军备竞赛加速（Arms race accelerates）
全球影响（GLOBAL IMPACT）
经济衰退（Recession）
粮食与能源危机（Food and energy crises）
人道代价（THE HUMAN TOLL）
平民伤亡（CIVILIAN CASUALTIES）
大规模轰炸与城市作战（Mass bombardment, urban warfare）
基础设施崩溃（Infrastructure collapse）
人道主义危机（HUMANITARIAN CRISIS）
难民潮（Refugee flows）
食物、水和药品短缺（Lack of food, water, and medicine）
心理影响（PSYCHOLOGICAL IMPACT）
跨世代创伤（Generational trauma）
社会分裂（Societal division）
面临风险（AT RISK）
半导体产业（SEMICONDUCTORS）
台湾生产全球90%以上先进芯片（Taiwan produces over 90% of the world’s advanced chips）
全球贸易（GLOBAL TRADE）
约50%的集装箱航运经过该地区（~50% of container shipping passes through the region）
经济稳定（ECONOMIC STABILITY）
全球化世界中数万亿美元资产面临风险（Trillions of dollars at stake in a globalized world）
预防是通往和平的唯一道路

PREVENTION IS THE ONLY PATH TO PEACE

今天的外交，明天的安全

DIPLOMACY TODAY, SECURITY TOMORROW

说明：这是一幅以警示战争后果为主题的概念海报，其中部分数字和表述属于创作者的宣传性或预测性观点，并不代表已经发生或确定会发生的事实。

鲍韶山：欧洲不是被中国打垮的，是自己金融化掏空的

《中美印象》转发

14/08/2026

过去几年，一种方便但智识上极其懒惰的叙事，牢牢占据了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的权力中心。他们的故事是这样的：欧洲引以为傲的汽车与工业部门，正遭受一场生死攸关的“中国冲击”（China Shock）：由国家补贴撑腰的中国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如海啸般涌来，威胁要让西方企业破产。所以，他们开出的药方是：筑起一道由反补贴税、监管红线和激进保护主义构成的防御高墙，以守护欧洲制造业。

这种叙事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欧洲并非在承受一场外部贸易冲击，而是在一场自找的经济疾病中苦苦挣扎。布鲁塞尔所谓的“不公平的中国竞争”，实际上是金融主导下“去工业化”的可预见最后结局。四十年来，欧洲金融资本系统性地将自身工业基础献祭于短期股东回报、股票回购和股息分红的祭坛之上。如今，中国本土民营企业在创新能力和规模上都超越了西方老牌品牌，欧洲精英们便跑向国家寻求保护。

保护主义救不了欧洲，它只会把这片大陆变成一座工业博物馆。反过来，当下流行的另一种论调：欧洲应该“强迫”中国企业接受强制性合资和技术转让。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高估自身能力的妄想。在衡量轻易开启贸易战的灾难性代价后，布鲁塞尔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向中国发号施令的筹码。

欧洲无法胁迫中国资本，它必须积极地吸引中国资本。通往未来的道路在于重启陷入停滞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并利用它将欧洲打造成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让中国贸易顺差得以转化为固定资本形成。

两个时代：从学生到老师

要理解欧洲的筹码为何蒸发殆尽，必须回溯西方汽车制造业与中国打交道的41年历史。这段传奇始于1984年10月，大众汽车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合资合同，成立上海大众。当时，全球业界对此深表怀疑。中国很穷，缺乏基础设施，也没有私家车市场。

在这段关系的头三十年里，格局完全是殖民主义式的。在中国强制要求的50:50合资规则下，欧洲老牌品牌从蓬勃发展的中国国内市场攫取了数十亿欧元利润。西方高管们心安理得地假定：他们将永久垄断高利润的知识产权，比如设计、工程和品牌溢价；而中国将永远只是低成本的装配线。这种安排在西方各国的首都被认为是一种双赢的全球化故事。西方政府在那个年代几乎从不抱怨中国的国家补贴，因为它们自己的跨国公司才是主要受益者。

然而，大约在2015年前后，结构性现实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意识到自己在复杂内燃机工程上永远无法超越欧洲后，中国规划者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蓝图，将整个工业体系转向新能源汽车，也就是定义现代交通的纯电动车、插电混动车和清洁能源供应链。

这标志着从外资主导的出口模式，向本土引领的国内巨头的转型。2015年之前，外商在中国运营合资企业或独资子公司的跨国公司占中国制造业出口总值的近60%。到2026年，这一格局已完全逆转。如今，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出口总值的约65%，而外资份额已暴跌至仅22%。

这种转变在欧洲插电混动（PHEV）市场上表现得最为刺眼。比亚迪、奇瑞、上汽等中国本土品牌，如今主导着涌入欧洲港口的车辆大军，它们战略性地游走于关税格局之间，拿下了欧洲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三分之一以上的销量。中国“学生”已经完全吸收了西方的制造技术，再配上电池技术和供应链领域的全球主导优势，正将先进汽车出口回当初教它们造车的欧洲本土市场。

衰落的微观经济学

西方对中国国家补贴突然爆发的道德义愤，恰恰掩盖了欧洲工业衰落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欧洲工业资本的金融化。当中国企业持续不断地将每一分现金流在国家导向的银行信贷加持下，再投资于垂直整合、锂矿和自动化生产线时，欧洲工业巨头正被追求短期收益的金融食利者们掏空。

要追溯这种衰落的深层病理，必须重温卡雷尔·威廉姆斯（Karel Williams）及其合著者在其开创性著作《汽车：历史与前景分析》中提出的基础性微观经济学批判。威廉姆斯等人通过考察战后英国和欧洲汽车制造业的衰落，对照日本大规模生产的迅猛崛起，证明了工业竞争力的胜负取决于三个结构性层面：流程设计、市场规模和市场适配性。将威廉姆斯的命题更新到2010年后的时代，欧洲当年败给日本的历史，与如今在中国面前的溃败，其相似程度令人震惊。

首先，我们可以将欧洲有缺陷的流程设计，与中国汽车行业走向垂直整合的轨迹做一对比。威廉姆斯等人指出，这种割裂使西方工厂难以形成高产能利用率和灵活、精益的生产流程，并推高了结构性盈亏平衡点。2010年以后，欧洲老牌整车厂不仅没有解决这一历史性缺陷，反而为了提高短期资本回报率（ROCE），将关键零部件和生产环节进一步外包给庞大而脆弱的全球供应商网络，使供应链日益碎片化，结构性低效进一步加剧。

中国民营车企则选择了相反的路径。过去十年，当欧洲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股票回购时，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加速推进垂直整合，从产品设计阶段就围绕高产能、自动化生产流程进行布局，并将电池、电力电子、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纳入内部生产体系。通过将整车设计、车间物流和零部件制造重新整合，中国企业既降低了外部采购的层层加价，也缓解了供应链割裂造成的效率损失，从而突破了西方汽车工业长期面临的“流程设计”瓶颈。

其次，看看2008年后紧缩政策导致欧洲国内市场萎缩的现实。威廉姆斯等人强调，对于自动化程度高、固定成本沉重的制造业而言，一旦缺乏稳定的大众市场，工厂便难以维持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利润率也会随之迅速下滑。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经历了长期而严厉的财政紧缩、工资停滞和公共基础设施衰败，持续压制本土购买力，使维持大规模生产所需的国内市场逐渐萎缩。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宏观经济刺激和国家引导的银行信贷，大力培育新能源汽车国内大众市场，为产业扩张提供了充足需求。

在这种分化之下，欧洲汽车制造商越来越依赖面向中国等外部市场的高利润豪华车出口，以维持其庞大的企业架构，却进一步忽视了本土大众市场的健康。结果是，欧洲整车厂一方面失去了分摊固定成本所需的基础需求，另一方面又被迫依靠少量高价车型维持利润，最终陷入产能利用率下降、单位成本上升和国内市场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

第三，在市场适配性和品牌信任方面，欧洲汽车工业日益暴露出严重缺陷。威廉姆斯等人将“市场适配性”定义为一种严格的制造纪律，即以合适的价格向普通消费者提供合适的汽车。然而，2010年后的欧洲汽车资本逐渐丧失了这种纪律。在金融化食利者对短期回报和高利润率的追逐下，欧洲品牌形成了明显的“溢价偏见”，放弃价格亲民的掀背车、小型轿车等大众市场车型，转而集中生产体型笨重、定价高昂但利润率更高的SUV。这种对低销量、高溢价车型的依赖，使欧洲车企与普通消费者日益脱节，也削弱了支撑完整汽车工业生态所必需的大众市场基础。

与此同时，欧洲汽车业的品牌优势也遭到严重削弱。2015年大众“排放门”造假丑闻，不仅重创了这家德国汽车巨头数十年积累的品牌信誉，也动摇了欧洲汽车工业长期建立的工程可靠性和技术领先叙事。市场适配能力下降与品牌信任危机相互叠加，在欧洲市场留下了巨大的产品空白。恰在此时，奇瑞、比亚迪等中国本土品牌凭借价格更具竞争力、技术配置更先进的大众化车型进入欧洲，迅速填补了欧洲传统车企主动放弃的市场空间。

简而言之，2008年后的欧洲紧缩政策碾压了大众市场需求，再加上食利者的利润偏见，导致了对定价过高的豪华SUV的偏重。而大众“排放门”等丑闻，则摧毁了品牌信任和技术领导力叙事。

为给威廉姆斯命题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提供实证支撑，并说明流程设计、市场规模和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共同影响工厂效率，下表对比了2015年以来欧洲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汽车行业，75%至80%的产能利用率通常被视为结构性盈亏平衡区间；一旦低于这一水平，机器折旧、工装投入和厂房管理等固定成本便难以得到有效分摊，企业单位成本上升，利润率也会随之迅速恶化。

十年前，欧洲老牌工厂依靠高端产品的强劲出口维持满负荷运转；中国扩大本土汽车工厂产能，满足中产阶级爆发式增长的消费需求。到2017年，双方产业策略开始出现明显分化。欧洲迎来周期性生产峰值，而中国大批新能源汽车新入局者集中涌现，暂时拉低了全国平均产能利用率。

21世纪10年代末期，受2008年后紧缩政策与结构性高端化偏向影响，欧洲本土市场需求陷入停滞。与此同时，中国大力推进行业整合，出清汽车僵尸工厂。2021年，欧洲供应链危机开始显现。欧洲的外包策略在芯片短缺危机中反噬自身，大量装配线被迫停工。同一时期，比亚迪等完成垂直整合的中国民营企业依靠自研自产芯片稳住生产。

2023年全球走出疫情阴霾，一场结构性分化彻底显现。受高企且缺乏竞争力的能源成本拖累，欧洲汽车产量未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而中国本土新能源车企实现规模化爆发，抵消了外资老牌合资企业的产量下滑。

2025年，格局彻底反转：欧洲坠入结构性危机，多家工厂接连关闭。中国则依靠大规模出口，叠加淘汰落后汽车产能，稳住了汽车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

到2026年年中，新的产业格局已然定型：欧洲超过45%的汽车产能处于闲置状态；中国本土民营龙头企业的新能源自动化装配线运行在接近最优产能水平，而在华外资合资企业则承担起本土市场产能利用率不足的主要后果。

正如威廉姆斯等人提出的观点：倘若工厂布局与供应链体系无法保证高产能利用率，企业就无法分摊固定资本成本。2025到2026年，欧洲工厂产能利用率跌破55%，而生产的每一台汽车都在实实在在地亏损。欧洲整车厂商试图通过主攻高溢价高端SUV来化解困局，但此举进一步压缩了可触及的大众市场空间，使其陷入低产量、高成本的死亡螺旋。

西方政客拿中国整体产能数据指责中方“倾销”，但剖析内部微观经济可以看到，中国汽车产业是一套双轨运行体系：

传统落后产能板块：国内闲置产能集中在转型电气化失败的外资老牌合资企业（如上汽大众）以及国有传统车企，这些企业产能利用率仅维持在难以为继的40%到50%。

民营龙头板块：带动出口热潮的本土民营企业（比亚迪、奇瑞、宁德时代），其高度自动化、垂直整合的工厂产能利用率远高于80%的盈亏门槛。它们并不需要国家兜底续命；其流程设计天然带来极强成本优势，足以轻松消化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

十年间，欧洲汽车行业产能利用率从85%暴跌至53%，这一数字正是能源危机与食利资本危机在数据上的具象体现。下文将要谈及的工业电价高企，使得欧洲零部件供应商难以为继，工厂接连关停，装配线被迫闲置。欧洲并非输在对手补贴更多，而是败给了一套运转在最优规模下的产业体系带来的结构性硬实力。

数据呈现出的结构性分化印证了威廉姆斯的理论，同时戳破西方鼓吹的“产能过剩”叙事。2026年欧洲汽车产业产能利用率跌至53.5%，已经进入无法生存的成本惩罚区间。欧洲老牌整车厂将流程设计拆分给庞杂的一二级外包供应商网络，面对需求波动时，没有能力动态调整。

反观中国，产业呈现双轨特征。全国约73%的整体产能利用率，被上汽大众、长安福特这类外资老牌合资企业严重拖累；受消费者抛弃传统汽车型影响，这类企业产能利用率仅35.5%。

与此同时，比亚迪、奇瑞等中国本土民营龙头，其新能源汽车自动化垂直整合产线接近最优产能，2026年产能利用率达87%。它们并不需要国家人为输血续命；自研电池电芯、统一软件定义整车架构、柔性车间自动化这套优越的流程设计，使其可以持续分摊固定运营成本，轻松对冲外国设置的关税壁垒。

想要理解欧洲工业为何在上述压力下走向崩塌，就要看电网背后的经济账。欧洲工业电价形成结构性高位，已经是中国、美国基准电价的三至四倍。在当下主流宏观讨论中，能源成本常常被视作次要变量，认为依靠能效提升就可以对冲能源成本。但这是对制造业底层物理逻辑的严重误解。高昂电价是摧毁工业竞争力的致命杀手，它对价格的影响如同累进式税收，作用于整条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

以现代电动汽车或者工业机床的生产链条举例：生产并不始于自动化装配车间，而是始于冶炼钢材、锻造结构铝材的超高温电弧炉；之后材料进入化工处理设施，裂解原材料高分子材料，制造内饰塑料件；组件随后流转到半导体工厂洁净车间。而工厂需要不间断运行庞大的暖通系统，把空气过滤至微米级别。

电力价格居高不下带来的最显著制约，集中在动力电池制造环节。锂离子电池与磷酸铁锂电池的生产离不开高负荷电化学加工工序，浆料搅拌、连续辊压涂布流程，以及至关重要的电池化成工艺均需大量持续稳定基础电力支撑。电池化成要历经数日不间断的反复充放电，以此稳固电芯化学特性，耗电规模尤为庞大。

欧洲厂商每兆瓦时电价150欧元，中国竞争对手仅45欧元，这种成本差距并非只出现一次。矿企、冶炼厂、精炼企业、零部件供应商、总装厂，每一环都要承担电价差额。等到各子部件运抵欧洲整车工厂，成本压力已经沿供应链逐层传导并不断累积放大。整个配套生态被不断掏空：本土一二级供应商无法承受300%的能源成本落差，根本无法维持经营。

极具讽刺的是，欧洲本有机会规避这一困境。2020年12月，历经七年艰苦谈判，欧盟与中国原则上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份协定是欧洲务实追求战略自主的杰作。它为欧洲企业争取到前所未有的中国市场准入，在重点行业取消强制合资要求，搭建合法稳定的通道，让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回流欧洲，转化为当地固定资本投资。这套经济框架，旨在让欧洲以自身可接受的条件锚定中国资本。

但就在协定递交欧洲议会等待最终审批之际，一场地缘政治层面的劫难悄然上演。一套充满道德说教意味的“人权”议题，被强行注入技术官僚的议事议程。仿佛一夜之间，布鲁塞尔精英将这份协定的经济与产业价值抛在一边，优先追求抽象而具有表演性质的地缘政治姿态，放弃实实在在的产业生存利益。

在意识形态裹挟之下，西欧面对2022年遭遇战略冲击时毫无抵御能力。华盛顿很容易地就利用西欧根深蒂固的恐俄情绪，搅动这份历史遗留的生存焦虑，推动欧洲全面切断对俄经济联系。首当其冲的不是俄罗斯，而是德国工业力量的根基：廉价、充沛的管道天然气。

主动切断和东方的能源纽带，又搁置对华投资协定，欧洲工业实质上沦为美国地缘棋局的人质。欧洲自愿放弃廉价稳定的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转而采购溢价极高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同时又跟随美国对华贸易战，直接切断了本可以用来缓解自身能源危机的低成本光伏、风电、电池零部件获取渠道。欧洲工业就此陷入两难困局：一边被迫高价采购美国能源，另一边又被推着筑起一套代价高昂、行不通的保护主义壁垒，对抗来自中国的技术创新。

资本吸引策略：匈牙利、西班牙与土耳其的转向

布鲁塞尔所奉行的高压对抗路线行不通，欧洲地缘边缘地带务实国家的实践，把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既然欧洲无法强迫中国资本，那么真正实现产业蓬勃发展的，恰恰是那些掌握了产业吸引力的地区。

1、匈牙利的引力效应

在布达佩斯秉持现实主义路线的治理之下，匈牙利已经成为欧洲承接中国资本回流的首要落地平台。比亚迪选择在塞格德建设其欧洲首座大型乘用车工厂，并非出自欧盟的指令，而是当地极具吸引力营商环境带来的必然结果。匈牙利政府简化审批监管流程、国家直接参与基建联合投资，同时承诺保持稳定、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双边政治关系。

通过吸引比亚迪落地，匈牙利收获的不只是装配岗位；更锁定了数十亿欧元规模的固定资本注入，倒逼中国电池、一级零部件供应商在欧盟关税关境内搭建本土化产业生态，为本国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

2、西班牙：盘活存量工业资产的经济逻辑

加泰罗尼亚采取的是存量产业资产盘活模式。日产汽车关闭其位于巴塞罗那的老牌工厂后，当地留下大量熟练产业工人以及一处闲置工业资产。西班牙没有就此走向去工业化，而是选择与奇瑞汽车展开合作。奇瑞与本土企业伊布罗电动汽车成立合资公司，对日产旧工厂进行改造，投产欧萌达、捷途系列车型。

西班牙没有动用关税壁垒排挤奇瑞，而是把闲置、利用率不足的工业资产当作招商引资的筹码。最终实现汽车产业生态重生，让大批拥有工会背景的熟练工人重新就业，中国高效率、规模化的制造体系也自然落地南欧地中海区域。

3、土耳其困境：高压胁迫手段的局限性

最具参考价值的案例，是宁德时代与比亚迪在土耳其截然不同的发展处境。土耳其虽身处欧盟关税同盟，但宁德时代得以在土耳其顺利推进合作，不受布鲁塞尔政治管辖，其根源在于安卡拉方面聚焦产业融合，把土耳其打造为电池供应枢纽，同时对接欧洲与中东两大市场。

与之相对，比亚迪近期却暂缓、收缩外界高度期待的土耳其建厂计划。原因何在？土耳其政府试图转向高压策略，突然对全部中国进口汽车加征40%额外关税，妄图以此逼迫中方落地本土投资。

比亚迪态度的骤然转冷，给地区各国经贸部门敲响警钟。这确凿证明：中国民营龙头企业早已不再是急于获得市场准入、有求于东道国的一方。倘若一个国家挥舞市场封锁的大棒，而非拿出产业协同的利好筹码，中国资本完全可以选择抽身离去。土耳其遭遇的摩擦，正是布鲁塞尔如果执意走对抗胁迫路线，未来将要面对的现实预演。

前进之路：掌握产业吸引的艺术

欧洲实现产业复兴唯一可行的道路，是放弃防御性关税壁垒，转而打造难以抗拒的产业引力。欧洲必须停止把中国资本视作需要管控的威胁，转而将其视为自身再工业化的核心资金来源。

要实现这一点，布鲁塞尔必须立刻重启搁置已久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协定不能当作敲打中国的棍棒，而要化作一枚极具吸引力的政策工具。该协定具备完备的法律、可预期的制度框架，能够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全球化扩张最渴求的条件：监管环境稳定、法治保障，以及面向4.5亿高收入消费者的无障碍市场准入。

欧洲不应威胁中国头部企业，而要搭建产业生态，使中国企业在欧盟布局深度整合的制造中心，成为顺理成章的商业选择。匈牙利与西班牙已经展现出这套吸引模式早期的自发实践。这些企业来到欧洲不是被迫为之，而是因为富有远见的东道国提供完善基建、本土激励政策以及优越的战略区位。

将更新后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欧洲产业政策深度绑定，布鲁塞尔就可以共同营造出有利环境，让中国企业出于商业逻辑，落地完整供应链，而非只建设简单的“螺丝刀组装厂”。欧洲可以提供一流物流枢纽、简化清洁能源配套审批流程、设立联合投资基金，自然而然吸引全球效率顶尖的一级零部件供应商赴欧建厂。这能够降低物流成本，也让处境艰难的欧洲本土老牌车企，可以在本土对接先进供应链。

除此之外，欧洲应当积极吸纳中国清洁能源技术，修复自身残破的能源体系。使用低成本、高效率的中国光伏组件、风机以及电网级磷酸铁锂储能系统，是快速扭转欧洲产业成本劣势的最快路径。廉价、充足的绿电，正是现代自动化制造业的命脉。

但这不代表中欧双方可以无视数年来的形势变化，简单照搬旧版《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如果想要把欧洲打造为承接中国贸易顺差对外投资的优质目的地，那么更新后的协定必须设置强有力机制，以保护在欧合资企业免遭美国次级制裁打击。美国越来越频繁地动用出口管制（依据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与金融制裁，在全球范围内干扰中国高科技产业，会威胁所有依托对华合作的欧洲产业复兴计划。

想要让欧盟产业监管脱离美国地缘政治框架，修订后的协定文本至少要纳入三项具体法律机制：

第一，设立企业风险隔离机制，配套独立的知识产权许可安排。为保护欧洲本土制造基地，协定必须要求中国民营企业将本地化生产设施所有权转移至欧盟注册的子公司。电池管理系统、软件定义整车架构、自动化制造工艺等相关知识产权，以独立、不可撤销且非独占的许可方式授予上述欧洲子公司。这样就可以确保生产端知识产权在法律上归属欧盟，可以依据国际贸易法，其产出整车与零部件可以认定为100%欧盟原产。只要本土产线不使用美国原产软件与设备，这套架构有助于降低受到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实体清单限制的风险。

第二，建立替代性跨境清算与银行间结算机制。美国次级制裁最主要手段，就是切断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通道、阻断美联储转账系统结算。为规避该风险，协定应当设立由欧洲投资银行或区域央行直接管理的欧元主权清算专项机制。欧洲子公司与中国母公司之间，所有贸易顺差投资、资本开支、一级供应商账款结算，全部通过与中国人民银行搭建的直接清算通道，仅使用欧元或者人民币完成交易。完全绕开美元体系，交易脱离美国银行司法管辖范围，尽可能降低交易受到美国金融制裁管辖的风险。

第三，落实本土零部件采购保障，保障战略自主。当前，美国方面的法规主张，即便仅含极微量美国技术成分的产品，美国同样拥有域外管辖权。为对冲美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新的中欧协定需要出台严格的本土零部件采购准则，针对落户欧洲的中国工厂，必须对接欧洲及非美系机械设备供应商，充分依托欧洲本土自动化工程、精密加工与专用设备产业资源。通过系统性以本土方案替代美制软件和工具链，整条生产链条能够减少对美国监管体系的依赖。这一法律隔离机制的目标在于，即便美国对中国母公司实施制裁，位于欧洲的本土工厂仍可维持正常生产运营，稳定当地就业、固定资产投入与区域产业链条。

欧洲正站在产业命运的十字路口。它可以继续走防御保护主义、妄想胁迫对手的老路，让食利资本再多维持几个季度萎缩的利润，代价却是整个大陆产业地位持续边缘化。但欧洲也可以放下错位的傲慢，重启并更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掌握产业吸引的艺术。把中国的贸易顺差转化为欧洲的工厂、机械设备与能源基建，修复数十年金融化浪潮摧毁的产业配套生态。

答案已经十分清晰，布鲁塞尔可以出台政策，吸引中国资本助力欧洲重建；也可以眼睁睁看着全球经济的未来，在完全没有欧洲参与的情况下被塑造出来。

（编者按：鲍韶山为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本文转发自底线思维。图片来源：新华社）

朱镕基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快报

斯韧

13/08/2026

朱镕基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既坚守中国的核心利益，又深谙西方世界的沟通逻辑。他的直言不讳、雷厉风行，打破了外界对中国官员刻板的印象。他所推动的国企改革和开放政策，不仅吸引了大量美国企业投资中国，也让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形成了深度交融的利益捆绑格局。

【编者按：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新华社授权发布的讣告里，并没有提及朱镕基在外交领域里的巨大贡献，自然也没有谈到他1999年访美及他与美国领导人的互动和交流。通过Gemini和其他搜索，本站特推出本文及部分美国官员对朱镕基的评价的节选供读者参考。】

延伸阅读：

朱镕基总理1999年访美彰显中国官员新形象
朱镕基1999年4月14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全文）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外媒如何评价
朱镕基与那个远去的年代
1999年4月8日朱镕基与克林顿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全文）
关于朱镕基的二十个事实

（正文）2026年8月12日，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铁腕”人物，朱镕基不仅深刻重塑了中国的经济版图，也在中国走向世界、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顾他与美国交往的经历，他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务实的态度和卓越的政治魄力，在关键时刻为中美关系的稳定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迎难而上的1999年访美

提到朱镕基的对美外交，最为外界津津乐道的便是1999年4月的正式访美。当时的政治气候对中国极为不利：中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国内针对中国的“政治捐款案”和“核机密窃取案”炒作得沸沸扬扬，国会反华情绪高涨。在这样的“逆风”下，朱镕基踏上了美国的领土。

面对充满敌意和疑虑的美国政界与媒体，他没有采取僵硬的回避态度，而是展现了罕见的幽默、坦诚与自信。在抵达美国后，他笑称自己是来给美国人“消气”的。通过直接与美国政界、商界乃至普通民众的密集对话，他巧妙化解了许多尖锐的质疑。在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联合记者会上，他的机智应答和直率作风赢得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好评。这种去意识形态化、充满人情味的沟通方式，极大地改善了中国领导人在西方世界的形象。

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破冰者”

朱镕基与美国交往的另一大核心，是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艰苦博弈。1990年代末，中美关于WTO的谈判正处于拉锯战的最后关头，美国提出了极其苛刻的开放条件。为了打破僵局，朱镕基展现出了极大的远见，顶住国内保守派和国企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亲自介入并主导了谈判。

在为了获得美国对中国加入WTO的支持时，朱镕基在农业、电信、金融等多个关键领域向美方作出了重大让步。尽管1999年访美期间，由于克林顿政府的犹豫未能当场最终签字，但朱镕基展现出的改革诚意和谈判底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年年底，中美最终达成了历史性的双边协议，为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扫清了最大障碍。曾与他进行过激烈交锋的时任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对他评价极高，认为他致力于将中国经济体系与西方接轨，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极具魄力的决策者。

务实与开放的政治遗产

今天，这位曾在中美关系舞台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政治家溘然长逝。在当下中美关系面临诸多挑战的复杂局势下，回顾他当年以大格局、幽默感和务实精神推动双边合作的历史经验，依然具有令人深思的现实意义。

美国前政府官员对朱镕基的评价

1999年4月8日，在为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举行的白宫国宴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致辞中对朱镕基的改革魄力、直率性格以及他在推动中美关系中的历史性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以下是克林顿评价朱镕基的几段经典英文原文及中文翻译：

关于朱镕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魄力与努力 克林顿在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收录的致辞中，表达了对朱镕基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和繁荣所作努力的钦佩：

英文原文: “Premier, we have profound respect for your efforts to change China in sweeping ways, to build a 21st century China in which all Chinese have a chance to live full and prosperous lives.”

中文翻译: “总理先生，我们对您为彻底改变中国、建设一个所有中国人都有机会过上充实而富裕生活的21世纪的中国所作出的努力，致以崇高的敬意。”

关于朱镕基的直率与“真朋友”的特质 朱镕基在访美期间以直言不讳著称，克林顿对此展现出赞赏，并幽默地回应了朱镕基关于“中美友谊”的观点：

英文原文: “We spoke to each other with candor and respect about our hopes for our people and our children’s future. Sometimes speaking candidly is difficult. Premier Zhu, I know your own life bears witness to this painful truth. But as you said this morning, only good friends tell each other what they really think. If you’re right about that, you have turned out to be quite a good friend, indeed.”

中文翻译: “我们满怀坦诚与尊重地向彼此诉说了对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未来的期许。有时，坦率直言是困难的。朱总理，我知道您的人生经历见证了这一痛苦的真理。但正如您今天早上所说，只有好朋友才会彼此吐露真实的想法。如果您说得对，那么事实证明，您确实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关于他的多才多艺与个人魅力 克林顿还特别提到了朱镕基在严肃的政治家身份之外，对艺术（如京剧）的爱好以及他风趣幽默的一面：

英文原文: “After all, there aren’t many leaders who understand both the intricacies of global finance and the intricacies of the Beijing Opera, who play the huqin, a kind of Chinese fiddle, and who voice both blunt political views and blunt musical opinions.”

中文翻译: “毕竟，没有多少领导人能既精通全球金融的复杂性，又深谙京剧的奥妙；既能拉胡琴（一种中国弦乐器），又能直率地表达政治观点和对音乐的见解。”

关于他在中美关系中的历史地位 在祝酒辞的最后，克林顿将朱镕基与周恩来相提并论，肯定了他对双边关系的贡献：

英文原文: “Mr. Premier, as Zhou Enlai’s successor, you have done much to bring this day closer.”

中文翻译: “总理先生，作为周恩来（总理）的继任者，您为拉近（两国实现共同愿望的）这一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评价不仅体现了克林顿对朱镕基个人魅力和务实作风的赞赏，也反映了当时美国政界对朱镕基主导中国经济改革、推动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认可。

2000年美国的国务卿是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她在1997年至2001年期间在比尔·克林顿政府中担任此职。

作为当时推动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美方重要内阁成员，奥尔布赖特曾多次与朱镕基直接交锋。与当时美国政界的许多高层（如克林顿总统、财长萨默斯等）一样，奥尔布赖特对朱镕基在推动经济改革方面的坚定决心、务实作风以及他的直率（甚至强硬）印象深刻。

在1998年4月底为准备克林顿访华而访问北京期间，奥尔布赖特与刚就任总理不久的朱镕基举行了会谈。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她如此评价朱镕基在推动改革和寻求加入 WTO 方面的态度：

英文原文： “I was very impressed and encouraged by my discussions with Premier Zhu Rongji on this subject, because he indicated his support for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the importance of it.”

中文翻译： “我与朱镕基总理就这一议题的讨论让我印象深刻且深受鼓舞，因为他表明了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支持及其重要性。”

此外，在回顾那段时期的外交博弈时，许多研究和回忆录中也常提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据当时媒体（如《时代》周刊）的形容，1999年朱镕基访美时，他在棘手问题上与奥尔布赖特的交锋被描述为“探戈与纠缠”（”tangoed–and tangled”），体现了两人在谈判桌上势均力敌、坦率务实的风格。

总体而言，奥尔布赖特将朱镕基视为一位坚定的经济改革者、一位强势且精明的谈判对手，同时也认为他是当时美国为了将中国拉入国际体系（尤其是全球贸易体系）而能够进行有效沟通的关键人物。

作为前美国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是当年与朱镕基进行中美WTO双边谈判的美方主导者。她对朱镕基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一位极具远见、极具魄力的改革家和现代化的推动者。

1999年朱镕基访美时巴尔舍夫斯基时美国的贸易代表。她之后在不同场合（包括采访和播客对谈中）评价朱镕基的几段经典英文原文及其翻译：

关于朱镕基的远见、魄力与胆识 在回顾朱镕基主导WTO谈判的历程时，巴尔舍夫斯基曾这样评价他的个人特质与政治勇气：

英文原文: “He was, and is, a modernizer and a forward thinker, with a decided vision, and a quite sophisticated economic outlook… He was extremely farsighted, quite brilliant and a person of great conviction, which in the Chinese system takes a lot of guts.”

中文翻译: “他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位现代化推动者和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人，拥有坚定的愿景和相当成熟的经济眼光……他极具远见、非常睿智，且是一个极具信念感的人，这在中国的体制内是需要极大胆识（魄力）的。”

关于他利用WTO倒逼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 在1999年接受《时代周刊》（TIME）采访时，巴尔舍夫斯基指出了朱镕基在谈判桌上的核心战略，即通过外部协议来锁定内部的改革：

英文原文: “From the economic side, you have Zhu Rongji essentially as the architect of China’s willingness to join WTO… Zhu saw that he could use the WTO accession as a means to, first, force internal reform and, second, ensure that the reform process would be cemented even after he left – in a concrete set of agreements fully enforceable which go out into the future well beyond his term.”

中文翻译: “从经济层面来看，朱镕基从根本上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愿的总设计师……朱镕基认识到，他可以将加入WTO作为一个手段：首先，借此倒逼国内改革；其次，确保这种改革进程即使在他离任后也能被巩固下来——将其固化为一套在未来、远超他任期之外仍具有完全强制执行力的具体协议。”

关于中国谈判团队（在朱镕基领导下）的务实作风 在对比其他国家的谈判风格时，她也曾高度评价中国团队展现出的务实精神：

英文原文: “The Chinese by contrast are highly pragmatic, very practical, also very well prepared and tough, but, are innate deal makers.”

中文翻译: “相比之下，中国人高度务实、非常讲究实际，同时也准备得非常充分且强硬，但他们是天生的促成交易者（deal makers）。”

巴尔舍夫斯基的这些评价，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西方世界对朱镕基的普遍印象：一个在关键历史节点上，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务实精神，将中国推向全球化浪潮的核心人物。

2000年的美国财政部长是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他在1999年7月至2001年1月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担任该职务。

萨默斯曾在与朱镕基的多次交往和经济谈判中对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根据公开的媒体报道，他对朱镕基最著名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惊叹其过人的才智

在1999年《时代周刊》的一篇深度报道中，引述了萨默斯对朱镕基聪慧程度的极度赞赏。

英文原文: “His IQ must be 200…” 中文翻译: “他的智商一定有200……”

将其比作美国的“保罗·沃尔克”

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是美国前美联储主席，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用强硬的货币手段成功遏制美国高通胀而闻名。在一篇回忆1998年随同萨默斯（当时任副财长）访华的文章中，记者提到萨默斯向他表达了对朱镕基铁腕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决心的钦佩。

英文原文: “…he viewed Zhu as China’s answer to Paul Volcker.” 中文翻译: “……他把朱（镕基）视为中国版的保罗·沃尔克。”

通过这些评价可以看出，萨默斯对朱镕基的个人智慧、对自由市场逻辑的理解，以及在推动艰难经济改革时展现出的巨大魄力充满了敬意。

朱镕基在1999年3月15日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也两次谈到美国。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

“克林顿总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不批准，恐怕要后悔20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后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后，当美国人民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会后悔为什么当初犯这个错误，掩卷而长叹。”

关于朱镕基的二十个事实

《中美印象》转发

13/08/2026

朱镕基于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也是迄今最高寿的总理。他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生涯，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传奇。

1、朱镕基是朱元璋第十八子岷庄王朱楩之后，出生于湖南长沙县安沙镇棠坡，其家族是兴旺的大族。朱镕基是遗腹子，父亲朱宽澍在出生前已逝，母亲张氏在他9岁的时候也过世。他先后由三伯父朱宽浚、五伯父朱学方协助抚养。

2、朱镕基的中学时代，辗转若干学校。自崇德小学毕业后，他先进入私立广益中学（湖南师大附中前身），后就读于当时位于新化的楚怡学校，后又考入国立八中，并随校辗转新化、辰溪、泸溪、吉首、永绥（花垣）等多地，1946年回到长沙进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长沙市一中前身）。

3、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他是迄今唯一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总理，也是最后一位在1949年以前考入大学的总理。后来也曾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和常务副总理两个职务的黄菊，和朱镕基同样毕业于清华电机系。1951年，朱镕基担任了清华学生会主席。

4、朱镕基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后是袁宝华。柴树藩、袁宝华后来都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还担任过国家经委主任。

5、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朱镕基随马洪（后曾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国研中心主任等）、安志文（后曾任六机部部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等）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此后35年，他的工作履历一直在中央。

6、1957年，朱镕基在“反右”期间参加“大鸣大放”提意见，次年1月被划为“右派”，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他是唯一一位曾被划“右派”和“开除党籍”的政治局常委。

7、从1970年到1975年，朱镕基被下放到湖北襄阳地区的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农场劳动。1975年到1978年，他在位于河北廊坊的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任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这7年多，是朱镕基人生中唯一一段农业、工业基层工作经历。

8、1978年，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请朱镕基担任了研究所室主任，随后朱被的错划右派被纠正，党籍被恢复。1979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和主任康世恩让朱镕基回国家经委，他又在国家经委继续工作了8年，调离前的职务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9、1987年10月，朱镕基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于12月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于次年出任市长。1989年6月江泽民上调中央后，朱镕基在上海“一肩挑”同时担任了市委书记、市长，直至1991年。他是改革开放后上海“一肩挑”时间最长的主要负责人。

10、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1988年到1991年，朱镕基均在上海接待了邓小平。

11、1991年4月，朱镕基出任副总理，是迄今唯一一位以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出任者。

12、1992年10月，朱镕基当选为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是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一位越过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层党内职务台阶从中央候补委员“直升”的政治局常委。

13、1993年3月，朱镕基出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具体负责财政、税收、金融“最小一揽子改革”。当年7月，他在全国财政税收会议上首次提出以“分税制”代替“财政包干”的设想。同月起，他兼任央行行长。此前两任央行行长由国务委员兼任，朱镕基是唯一一位以政治局常委和副总理身份兼任的央行行长。

14、朱镕基担任常务副总理后，面临严重的经济过热。1993年6月9日，朱镕基受时任总理李鹏委托，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总理办公会议，会后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并于6月24日以“中央6号文件”下发。经过三年治理，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外媒也将朱镕基称为“红色经济沙皇”。

15、1998年3月，朱镕基出任总理，时年超过69周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就职时最年长的总理。他和上一任总理李鹏同龄，出生仅比李鹏晚3天。他也是第一位曾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的总理。

16、1998年3月-4月，朱镕基访问英国和法国，是历史上第一位就任后首次出访选择欧洲的中国总理。1999年4月，朱镕基访问美国。这距离中国总理上一次访美时隔15年。

17、朱镕基是1980年到2023年间唯一一位没有连任的总理。但他卸任时年龄超过74周岁，仍是周恩来之后历任总理中在卸任总理职务时年龄最大的一位。

18、朱镕基酷爱京剧，退休后在京剧上投入了更多时间。2004年12月，他在接受德国中小企业联盟授予的“欧洲中小企业奖”的仪式上说：“我在岗位上的时候，我不敢说是全国最忙的人，至少也是最忙人中间的一个。”“但是我的退休生活也很丰富。我最喜爱的是中国的京剧，我现在不单是唱戏，而且还拉京胡，经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琴的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倍。”

19、从2009年起，《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先后出版。这几部著作不收录《政府工作报告》等正式讲话，收录的均是朱的口语讲话，大部分文章为首次发表。截至2018年底，上述系列图书累计销售超过800万册。

20、1984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直至2001年才卸任。由此，清华经管在1998年到2001年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拥有“总理院长”的学院。朱镕基在卸任院长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直至2024年顾问委员会年会前才卸任（由王岐山接任）。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2018年10月12日，和夫人劳安、孙春兰、刘延东、马凯、陈元等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参加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2018年会议的顾问委员。

(本文转发自元淦恭说)

朱镕基与那个远去的年代

分析

杨大巍

13/08/2026

朱镕基的一生，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最剧烈的那段历史重叠在一起。他有能力，有魄力，也有那个年代少见的专业素养。他敢拍板，敢得罪人，也敢承担责任。中国加入WTO，走进世界市场，后来成为世界工厂，他是重要的推动者。国企改革让一个积重难返的旧体系迅速改变，背后却是数千万普通工人生活和命运的转折。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大概就是朱镕基最真实的历史位置。

（正文）朱镕基去世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代领导人中，他是一个很难绕过去的人物。喜欢他的人欣赏他的能力、魄力和直率；批评他的人则常提起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以及那个年代留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有一点大致没有争议，朱镕基是那个时代少见的专业型官员，也是一个个人色彩极为鲜明的人。

1947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在那个年代，这是实打实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仕途并非一路顺风，中间经历过长时间的起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0年代后期，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从上海市长、市委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再到1998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前后不过十年左右。

这种升迁首先说明他的能力，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确实缺少既懂经济、懂管理，又敢于拍板的人。计划经济留下的问题堆积如山，财政、金融、国企、外贸都在艰难转型。朱镕基受过完整的理工科训练，数字概念强，反应快，又敢承担责任，很快脱颖而出。

坊间流传他的家族可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一支。如果不谈血缘，只看性格，他做事那股认准方向就敢拍板、敢得罪人、也敢承担后果的劲头，确实与传说中的老祖宗有几分相似。

金融整顿如此，国企改革如此，推动中国加入WTO也是如此。

这也是评价朱镕基最困难的地方。一个人在历史转折时期越有能力、越有魄力，留下的影响往往也越大。他推动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为此后中国经济的崛起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国企改革中数千万产业工人的下岗与失落，也成为那个时代难以抹去的另一面。这两笔账，都记在朱镕基的历史名下。

与其简单地赞美或否定，不如从他任内两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来看这个人。一件对外，中国加入WTO；一件对内，国有企业改革。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或许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朱镕基。

第一部分　朱镕基与中国走向世界

朱镕基留下的政治遗产中，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笔。

中国从1986年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到后来转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谈了十五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成为中国入世道路上最关键的一关，朱镕基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直接走到了中美谈判的前台。

1999年4月，朱镕基访问美国。当时中美关系并不轻松。美国国内围绕对华贸易逆差、政治捐款以及核技术等问题争议不断，国会对中国的疑虑也在上升。与此同时，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

他这次带到华盛顿的方案力度很大。在农业、金融、电信、保险、分销等领域，中国都准备作出重要的市场开放承诺。今天重新看当年的条件，其中一些开放幅度甚至超过了美方原来的预期。

在当时美国政界看来，朱镕基与他们过去熟悉的中国官员不太一样。他懂经济，熟悉国际金融，说话直接，反应很快，而且愿意谈市场、谈竞争、谈开放。美国人也因此更容易相信，他不仅代表着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也代表着中国未来可能走的方向。

4月8日，克林顿在白宫为朱镕基举行国宴。谈到这位中国总理时，克林顿说：“毕竟，没有多少领导人既懂全球金融的复杂性，又懂京剧的奥妙；既会拉胡琴，又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音乐见解。”

当天朱镕基说，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告诉对方自己真实的想法。克林顿随即回应：“如果你说得对，那么事实证明，你确实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这些话当然有国宴场合的外交礼貌，但美国政界对朱镕基的欣赏并不完全是客套。

后来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当时是克林顿政府经济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时代》周刊曾引述他一句很有名的评价：“他的智商一定有200。”

与朱镕基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直接交手的，是时任美国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她后来这样评价朱镕基：“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位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人，有着明确的愿景和相当成熟的经济眼光。他极具远见，非常聪明，而且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在中国的体制中，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巴尔舍夫斯基还指出，朱镕基很早就意识到，可以利用加入WTO形成的外部压力推动国内改革，同时通过国际协议把改革固定下来，使其在自己离任以后仍然能够继续。

这也解释了朱镕基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推动中国加入WTO。

中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代表是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到1999年11月中美最后谈判时，发生了一个后来被反复提起的细节。

此前双方已在农业、金融、电信和服务业开放等问题上反复拉锯，有些条件谈判代表很难轻易让步。朱镕基亲自介入后，美方提出一些条件，他认为可以接受。坐在旁边的龙永图却越来越着急，因为其中一些内容超出了此前获得的授权。

据后来有关谈判过程的回忆，龙永图不断给朱镕基递条子，提醒他“国务院没有授权”。朱镕基看过一两个以后，干脆告诉他不要再递了。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朱镕基这个人。他当然知道这些让步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国内可能出现的阻力。但中国加入WTO已经谈了十几年，机会到了，他不愿意再拖。先把门打开，其他问题以后再处理，这很符合他的做事方式。

中国加入WTO以后，关税大幅下降，大量法律法规被修改，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范围也明显扩大。中国经济能够在此后二十年如此深地融入全球经济，本身就说明当年的开放并非停留在纸面上。

美国真正判断失误的地方，其实不在几个百分点的关税，而在于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界普遍相信，只要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随着外资进入、私人经济发展以及与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市场本身会推动中国继续改变，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也会逐渐减少。克林顿政府当年推动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背后就有这样的期待。

朱镕基考虑得显然更加现实。中国当时需要世界市场、外国资本、技术和订单，也需要利用外部竞争推动国内改革。至于加入WTO以后中国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的经济体，并不是他当时最急于回答的问题。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美国企业也从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也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核心。

今天回头看，中美双方当年对“开放”和“承诺”的理解，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些差别。美国的商业和法律传统非常看重合同，一旦写进协议，通常意味着按照文字逐项执行；中国人的处事方式则更讲究现实和变通，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办成，具体问题以后再根据情况处理。

龙永图不断递条子提醒“没有授权”，朱镕基最后不让他再递，这个细节恰好把他的性格写了出来。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应该让步，也知道有些机会一旦错过，可能就不会再来。

美国人当年欣赏他的聪明、直率和改革魄力，却多少低估了他的另一面。这个人不仅果断、务实，也有几分狡黠。

他知道中国需要什么，也知道当时的美国人希望看到什么。

第二部分朱镕基与国有企业改革

如果说加入WTO是朱镕基政治生涯中最耀眼的一页，那么国有企业改革，大概就是评价他时最沉重的一页。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走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大量企业长期亏损，设备陈旧，效率低下，银行坏账越积越多，同时还承担着住房、医疗、养老、学校等大量社会职能。这个从计划经济年代延续下来的庞大体系，已经很难继续维持。

朱镕基任内，“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全面推进。大批国有企业关闭、兼并和改制，数以千万计的职工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工厂。从宏观上看，这是一场迟早要进行的结构调整，也为后来中国制造业重新配置资源、参与全球竞争扫清了道路。可是落到一个普通家庭头上，所谓“结构调整”，常常意味着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在工作了二三十年以后，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一切都没有了。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当年的“单位”意味着什么。那一代产业工人，很多人十八九岁进厂，一干就是一辈子。他们工资不高，也没有多少个人财产，但住房、医疗、孩子上学、退休养老，几乎都和工厂连在一起。进入一家国营工厂，也就等于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个体系。这里面有一种从来没有写在纸上的约定：我把最好的年华交出去，这个体系也不会在我年老的时候把我丢掉。

90年代后期，这个约定突然失效了。

“下岗”“分流”“再就业”，这些词今天读起来甚至有些平淡。可对当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工人来说，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会炼钢，会开车床，会操作大型机械，会维修复杂的工业设备。工厂一旦关闭，这些积累了二三十年的技能可能突然失去价值。年轻人还可以换城市、学技术、重新开始；一个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人，人生还有多少重新开始的机会？

从国家的角度看，那几年只是经济转型中的一个阶段；可对一个四五十岁的普通工人来说，时代转过去了，他的人生却很难重新来过。

如果要给那段历史找一个具体的地方，我想到的还是沈阳铁西。

今天再走进铁西，已经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什么样子。那些高耸的大烟囱、望不到头的厂房、纵横交错的铁路，连同每天上下班时从厂门里涌出来的人群，大部分都已经消失了。新的住宅楼、商场和道路覆盖了过去的工业区，城市继续生长，街道整洁，生活如常。恰恰是这种如常，有时反而让人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恍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来到东北。那时候的东北是中国工业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沈阳、鞍山、抚顺、本溪，是一个年轻国家最热气腾腾的地方。年轻人背着行李来到这里，进入钢厂、机械厂、矿山、机车厂和冶炼厂。他们二十岁上下，有力气，也有一种那个年代特有的信念，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件很大的事情。

他们确实参与了。中国最早建立起来的那套重工业体系，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一代人一点一点干出来的。他们并没有因此变得富有，但他们曾经拥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身份：产业工人。

几十年以后，当他们已经不再年轻，历史却换了一条轨道。

王兵那部九个多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今天再看仍然有一种令人难以摆脱的沉重。王兵没有讲多少大道理，也没有替那些工人控诉什么。他只是把摄影机留在那些即将关闭的车间、澡堂、铁路和工人中间。机器慢慢停下来，车间越来越空，人们照样抽烟、聊天、洗澡，偶尔开几句玩笑，等待一个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的结局。

正因为镜头如此平静，反而让人看得难受。那些坐在车间里的中年人，二三十年前也是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的年轻人，也曾经意气风发，也曾经站在轰鸣的机器旁边，相信自己的生活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

可是到了世纪之交，他们忽然成了这个经济体系不再需要的人。

国企要不要改革，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争论的意义。当年的许多企业确实无法继续维持，再拖下去，银行、财政乃至整个经济都会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朱镕基的决断在经济意义上有充分的理由。真正令人遗憾的是，改革以如此大的规模和速度推进时，对那些承担直接代价的人，保护没有及时跟上，也没有为他们准备一个足够体面的出口。

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再就业”对于一个四五十岁的产业工人来说，很多时候只是一句写在文件里的话。他们年轻时按照旧时代的规则生活，把最好的几十年交给了工厂；等到规则改变，却被要求自己承担改变带来的后果。一个已经在工厂工作二十八年的四十八岁工人，并没有办法把人生清零以后重新开始。

朱镕基是清华电机系出身，身上有很强的技术官僚色彩。他善于看数字、看效率、看财政和银行坏账，也善于抓住一个积累多年的问题，然后下决心解决。这种思维是他的长处。但治理国家终究不是一道工程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计算，银行坏账可以核销，亏损企业可以关掉，人的一生却没法重新来过。

在这一层面上，那一代改革者确实少了一些人文上的关照。他们知道旧制度为什么必须结束，却没有为那些跟着旧制度一起失去位置的人准备好出路。后来中国经济一路向前，但那些在改革中失去工作、改变命运的人，以及他们为这个时代付出的代价，却渐渐从公共叙述中退场。

除了数千万工人的下岗，国企改革还有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当年大量国有资产的处置。

那些厂房、土地、机器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几十年投入和几代产业工人劳动积累的结果。改革过程中，大量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兼并、出售和产权重组改变了所有权。其中有正常而必要的产权改革，但在法律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年代，低价处置、内部人交易和权力寻租也确实存在。

一些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人，最后拿着并不丰厚的补偿离开，而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厂房、土地和其他资产，却可能很快换了主人。如果这些资产过去叫“全民所有”，那么在产权改变的过程中，那些“全民”究竟分享了多少利益？

后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迅速完成财富积累的人，其中一些人的第一桶金，与那个年代的企业改制、资产重组和产权转换有关。如此巨大的财富重新分配发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而法律和监督没有完全跟上，终究给那场改革留下了一道阴影。

这些责任当然不能全部算在朱镕基一个人头上。如此庞大的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企业管理层以及整个转型时期的制度。但朱镕基是那场改革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历史既然把改革成功后的荣耀记在他的名下，那些沉重的代价，自然也应该成为评价他的一部分。

中国有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

用它来形容一场经济改革，未免过于沉重。可是想到铁西，想到那些世纪之交突然失去位置的人，这句话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

几十年以后，我们谈中国经济崛起，谈WTO，谈世界工厂，谈高速增长和中国制造。这些当然都是真实的历史。可是还有另一部分历史，正在迅速从公共记忆里退场。那些下岗工人后来去了哪里，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

一场如此巨大的产业变迁，一两代人为此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不过三十年，他们却开始从我们的叙述里淡去。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从全国各地涌向东北，也曾二十岁，也曾热气腾腾，也曾相信自己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国家。那些遮住天空的大烟囱，那些昼夜轰鸣的厂房，那些像潮水一样涌出厂门的人群，都真实地存在过。

这是一张拼接图片，上图为20世纪70年代，铁西区北二路两侧工业企业鳞次栉比；下图为如今，北二路两侧汽车4S店星罗棋布。（铁西区委宣传部供图）

而今天再回到铁西，很多东西已经找不到了。城市太新，街道太正常，过去的一切被覆盖得如此干净。你站在崭新的马路中间，望着整齐的住宅楼和商场，忽然会生出一种近乎荒谬的感觉，仿佛这里从来没有过那些烟囱，从来没有过那些厂房，从来没有过那几十万人每天在机器旁边流汗的日子。

朱镕基的一生，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最剧烈的那段历史重叠在一起。

他有能力，有魄力，也有那个年代少见的专业素养。他敢拍板，敢得罪人，也敢承担责任。中国加入WTO，走进世界市场，后来成为世界工厂，他是重要的推动者。国企改革让一个积重难返的旧体系迅速改变，背后却是数千万普通工人生活和命运的转折。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大概就是朱镕基最真实的历史位置。

评价这样一个人，很难只用“功”或者“过”来概括。他改变了中国，也被那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所塑造。他做成了一些后来影响中国几十年的事情，也留下了一些直到今天仍然让人争论、甚至让人心里沉重的问题。

如今朱镕基走了。那个属于他的时代，其实也已经远去了。

1999年4月8日朱镕基与克林顿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全文）

编译

乔桥

13/08/2026

中国与美国就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做不少让步，许多香港报纸说我是来美国送“大礼”的。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要融入国际社会，那么中国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中国不做出让步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些让步可能会对中国自身造成巨大冲击，比如对一些国有企业，以及中国市场的冲击。但我在这里有十足的把握说，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带来的竞争，也将促进中国国民经济更快速、更健康地发展。

【编者按：1999年4月朱镕基到美国访问，4月8日下午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共同出席记者招待会，并就美方记者提出的各种敏感问题做出了认真的答复。朱镕基先对记者说，“今天我准备非常坦诚地回答你们的问题。但作为中国总理，我去年3月17日才上任，今天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所以我现在心里还在砰砰直跳。我没有总统那么有经验，因为总统在应付你们方面非常有经验。”但他同时告诉记者，他准备跟各地的美国人交谈，也准备和他们争论、辩论。“我相信，通过这样做，我们将能够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相互了解，从而促进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推动两位总统开创的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并继续发展我们之间的友谊。”点击这里查看联合记者招待会英文全文。翻译由Gemini生成第一稿，本站编辑又做了校对和润色。】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即时发布 1999年4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与美国总统联合记者会总统大厅美国东部夏令时间下午3:57

总统：下午好。请坐。朱总理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我想再次感谢你们来到美国。美中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在造福美中两国人民的领域取得了进展。我们有机会就存在分歧的问题直接、公开地进行对话。我们回顾了为加强两国安全以及建设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的持续努力——包括我们在朝鲜半岛寻求和平、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合作遏制其核竞争、以及共同遵守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际协议方面的努力。

在这方面，我想说，我希望我们两国能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结束所有的核试验。

我们还讨论了为增进两国繁荣所作的共同努力。经济是朱总理主要负责的领域。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经济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并帮助减轻了其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现在，亚洲经济正在复苏，但区域增长依然脆弱，朱总理正在直面中国最艰难的经济挑战——改革国有工-企业和金融机构，根除腐败，带领中国进入信息时代，并扩大国际贸易。这些努力不仅将造福中国，也将造福其贸易伙伴，包括美国的商业、工人和农民。

我们两国也将从最近几天达成的新的合作倡议中受益——在中国发展私人住房市场；建立美中关于职业培训和劳工权利的对话；支持中国的清洁能源项目。今天我们将签署一项民用航空协议，这将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客运和货运航班增加一倍，为双方带来就业和经济活动。

在我们的谈判代表付出巨大努力后，中国已同意指示其所有政府机构仅使用获得许可的计算机软件，这将极大地帮助我们在中国的软件产业，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五大个人电脑市场。此外，我们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将为美国向中国出口柑橘、肉类产品和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小麦打开市场，这对我们的农民来说非常重要。

我也很高兴我们在以公平的商业条件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一个公平的世贸组织协议将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公司和工人在中国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将使中国承诺遵守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并使中国完全融入该体系，从而为其公民和产业带来更多机会。

今天，我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记录了我们在世贸组织问题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并承诺努力在今年内解决所有剩余问题。

最终，要在以市场为基础、信息驱动的世界经济中取得成功，中国必须继续其改革的努力。朱总理在这些方面非常努力。目前仍有工作要做，我们希望支持中国加强其法制系统、实施更强有力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改善问责制、赋予公民更大自由并增加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的努力。

当然，我们在人权的含义和范围上存在分歧，因为我坚信，从长远来看，更大的自由、辩论和开放对于改善中国公民的生活以及中国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令人不安的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在人权方面出现了一些倒退，并基本上因为人们试图表达其政治观点而逮捕了他们。我也对在与达赖喇嘛开启对话方面未能取得更多进展感到遗憾。

我们尊重中国取得的显著成就，其日益增长的繁荣，公民可获得的个人选择范围的扩大，以及向基层民主迈进的步伐。我们理解中国面临的斗争规模，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面临的都要大。但是美国人民，实际上是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相信所有人都享有包括言论、宗教和结社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

我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得出结论，在这些领域，变革的好处同样大于风险。我希望并相信我们能够共同取得这种进展，使我们两国能够建立起符合21世纪世界利益的强大伙伴关系——一个反对战争和恐怖主义、反对危险武器和犯罪、追求更好医疗和教育、更清洁环境、在艺术和科学上取得成就、深化民主价值观，以及为我们所有公民乃至全世界带来繁荣的伙伴关系。

我并不幻想与中国合作就能解决我们所有的分歧。我们国家都太大，背景太不同。在利益出现分歧的地方，我们将继续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但是，正如我昨天所说的，为了对抗而对抗的政策，除了实现美中两国最悲观的预言外，什么也做不成。

昨天我说过，我们既不应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这种关系，也不应对它感到太悲观。我们应该用清晰的眼光来看待它。只要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就应当合作，这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利益。这个双边关系尽管复杂，但对每一个美国人和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未来，乃至全世界的未来，都极其重要。

朱总理。

朱总理：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我要感谢克林顿总统的邀请，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在访问美国。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与克林顿总统一起，与各位新闻界的朋友见面。我准备通过媒体朋友们，向美国人民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从我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从洛杉矶开始——也许上帝不太欢迎我，因为雨下得很大——但看来美国人民是喜欢我的。今天，我们受到了总统非常隆重的欢迎，并且与总统及其同事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中午，我还参加了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举行的非常盛大的午宴，这让我有机会见到了许多老朋友。

我认为我们的会谈是坦诚的，也是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当然，成果不能用我们达成了多少协议来衡量——我相信我们已经达成了不少协议。关键在于，中国代表团能够有机会接触美国各界人士，我们有机会直接与美国人民对话，向他们解释我们的观点。

正如我上午所说的，并非只有对你唯唯诺诺的朋友才是好朋友；我们认为，能对你说“不”的朋友，也许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离开华盛顿后，我还将前往丹佛、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在那里我将见识很多美国朋友。我准备和他们交谈，也准备和他们争论、辩论。我相信，通过这样做，我们将能够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相互了解，从而促进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推动两位总统开创的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并继续发展我们之间的友谊。

正如总统今天上午所说，我们还在世贸组织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们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我们已经达成一致的领域，如农业问题上，我们将签署一些协议。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将进一步促进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今天我准备非常坦诚地回答你们的问题。但作为中国总理，我去年3月17日才上任，今天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所以我现在心里还在砰砰直跳。（笑声）我没有总统那么有经验，因为总统在应付你们方面非常有经验。（笑声）我没那么有经验，所以如果我说了什么不太合适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宽大为怀，尽量多报道好的方面，对不太合适的地方尽量包涵。谢谢。（笑声）

问：谢谢您，总理先生。事实上，在您访问美国之前，以及自您踏上美国土地以来，我们的许多领导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鉴于中美关系遇到这么多困难，您为什么还决定如期访问美国？您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您认为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应如何发展？

朱总理：你是要我讲真话吗？说实话，我其实不太想来。（笑声）在我从中国启程来美国的前两天，我会见了两批美国国会代表团，分别由托马斯先生和罗斯先生率领。总共有20多位参众议员参加了会见。我对他们说，由于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如此反华，我现在真没有胆量访问美国。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去；我们欢迎你，因为我们美国人喜欢你这副新面孔。

我说，我的老朋友尚慕杰（James Sasser）大使告诉我，他要先于我回国，而且他要去我要访问的每一个地方，向当地人介绍我，并为我的访问做宣传。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做好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充分准备，等在美国见到我时，他脸上可能缠着绷带。然后我说，连你们尚慕杰大使这个美国人都有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风险，那我这个中国人的命运又会怎样？我这张新面孔会不会变成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呢？（笑声）

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没有给我任何保证。但是江泽民主席决定我应该按计划来，他在中国是一把手，所以我必须服从他。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现在的心情比刚要启程时好多了，因为到了美国以后，我看到了那么多友好的面孔，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和接待。

我相信，通过我这次访美，我能够为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仅如此，我还能够从美国人民那里获得更多的理解，甚至在那些我们仍在争论的问题上与美方达成更多的共识。

我们也能够在经济领域达成几项协议——例如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SPS）。其实，我们在世贸组织领域的谈判已经进行了13年。在某些方面中方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例如，在小麦矮腥黑穗病（TCK）问题上，我们已经同意取消对美国七个州小麦对华出口的禁令。现在我们也决定取消对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四个州柑橘对华出口的限制。

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我认为，双方的差距其实并不大。也许总统先生不太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可能仍然认为差距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只能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而不是达成一揽子协议。

如果你们想听实话，我应该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差距大不大，而在于政治气氛。但是我们对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

正如我上午所说，我不认为两国之间有任何不能通过友好协商圆满解决的问题或疑问。

至于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人权和达赖喇嘛问题，克林顿总统在开场白中提到了所有这些问题。我想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所以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此处删去克林顿就科索沃问题对记者的答复）

问：昨天，在您降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前七个小时，克林顿总统发表了一篇外交政策演讲，其中提到了1996年3月派遣航母前往台湾海峡水域。他说那一举动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那么，在您看来，您如何看待美国军事力量对台海局势的影响？您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应该有时间表吗？您希望访问台湾吗？

朱总理：中国关于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江泽民主席已经对此进行了阐述。所以我觉得我没必要在这里重申。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这是全世界人民都看得见的事实。而我们对台湾统一的政策比对香港的政策更宽容。也就是说，台湾将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也准备让台湾的领导人到中央政府来担任副手。

但是至于他（或她）能不能当正手，那我就不确定了。恐怕得不到足够的选票。没人会投他的票。

在统一问题上，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我们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但我们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如果我们做出这样的承诺，我恐怕台湾将永远处于与祖国分离的状态。

刚才，在克林顿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画像。亚伯拉罕·林肯为了维护美国的统一，反对南方独立，动用了武力，打了一场战争，为了维护美国的统一。所以我认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是一个模范，是一个榜样。

至于我是否会去台湾访问，既然他们中没有谁向我发出邀请，我怎么去呢？我又该以什么身份去呢？我希望你们也能帮我想想这个问题。（笑声）谢谢。

总统：我想我必须说一件事，如果可以的话——既然我被亚伯拉罕·林肯“击中”了。（笑声）首先，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我一有机会就会重申这一点。今天我再次重申。

其次，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过去50年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关系的现实情况，与导致美国内战的现实情况有些不同，我相信你们大家都会同意。

在我看来，中国和台湾，除了作为中国人的血脉联系——甚至对台湾本省人来说——你们有很多可以相互提供的东西，包括经济实力，而且远不止于此。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想，如果总理在台湾也像在这里一样幽默机智的话，他去台湾将是一件好事。（笑声）

朱总理：克林顿总统被打得鼻青脸肿了。（笑声）

问：请问总理。先生，您对中国窃取美国核弹头设计甚至中子弹技术，以及向克林顿总统连任竞选注入数十万美元资金的指控作何回应？（笑声）

克林顿先生，您认为这些指控中有什么可信的吗？您如何回应针对您接触中国政策的批评，即该政策只让中国受益，却丝毫没有因其侵犯人权、贸易问题和间谍活动而对其进行惩罚？

朱总理：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在这里极其郑重地声明，我对任何有关从事间谍活动或窃取核技术的指控一无所知。我也不相信有这种事。

我也问过江主席，他也对此完全不知情。窃取美国所谓的“军事机密”绝不是中国的政策。而且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鉴于美国严密的安全措施和先进的技术。尽管看起来，关于这个麦克风的技术，还不算太先进。（笑声）

我认为，在这样严密的安全措施下，中国完全不可能有效地——或者说有效地从美国窃取任何核技术或军事机密。

在两国学者之间的科学交流中，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国防技术的交流。但我不相信这样的交流会涉及任何实质性或关键的技术。

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我负责中国工业已经有40多年了，我从来不知道我们最先进的技术有哪一项是来自美国的。技术的发展，或者说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科学发明上，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导弹和核技术方面，我们确实向外国学习过。

在导弹技术领域，中国的先驱是钱学森先生，他从美国回去的。在核技术方面，中国的先驱是钱三强先生，他从法国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回去的。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当他们回国时，他们连一张纸都没有带回来；他们只带回了他们的大脑。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去年3月的记者会上说，我希望你们不要低估你们自己的能力，你们自己的安保能力或保密能力，也不要低估中国人民开发自己技术的能力。

在洛杉矶市长主持的午宴上，市长夫人问我，你们打算如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告诉她，我们计划举行一次非常盛大的阅兵式，还会展示最新的武器装备。我还告诉她，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是中国自己研制的，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市长夫人给了我一个建议，她说，也许你应该在导弹等武器上贴个标签，写上“中国制造，非来自美国”。我非常欣赏她的幽默感，我说，好主意。（笑声）

克林顿先生在演讲中说，美国有6000多枚核导弹，而中国还不到二十几枚。我想他比我更清楚。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拥有导弹的确切数量。（笑声）虽然我不知道我们导弹的确切数量，但我同意你的结论——那就是，我们的导弹数量非常少，而你们的数量非常大。所以中国对美国绝对构不成任何威胁。

关于政治献金或竞选融资的指控，我也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声明，无论是我，还是江泽民主席，对此都一无所知。我们也曾问过中国军方的高级领导人，他们告诉我们对此毫不知情。

我觉得这说明有些美国人确实太小看我们了。如果政治献金真的那么有效，我现在有14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至少应该拿出100亿美元用于这个目的——为什么只拿出30万美元呢？那太愚蠢了。（笑声）我听说有些人在游说上花了很多钱，但我从来不相信这些谣言。

我认为通过这种相互讨论甚至辩论，我们可以在许多问题上凝聚共识并达成协议。这将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也信任美国人民，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总统：让我来回答你问我的问题。首先，关于这两个问题，竞选资金问题和间谍活动的指控，我昨晚向朱总理提出了这两个问题。他今天给你的答案和昨晚给我的一样。我的回应是，我希望他和他的政府能配合这两项调查。

你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一个庞大的政府。我只能说，美国也是一个大国，也有一个庞大的政府，有时在这个政府里会发生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调查，尽最大努力查明真相，我请求他的合作。

现在，关于你问题的第二部分，即美国国内所谓的反华声音说的，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首先，这种暗示意味着如果有人想和我们建立关系，他们就应该在每件事上都同意我们的观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我想指出以下几点。因为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几年来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国与我们共同参与了许多军控倡议，包括同意限制向其他国家转让危险武器和技术。中国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国，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亚洲经济不景气不仅伤害亚洲人民、而且开始影响美国经济的时候，中国为稳定亚洲经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我们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得到了很多。

最后一点。当你说，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他在中国也可能有人这样问他。他们会说，是美国，而不是欧盟，发起了人权决议。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比与其打交道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严格——这两点都是事实。

但是，让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以世贸组织为例。不向美国的工人、企业和农民开放更多的中国市场，这怎么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呢？在出口方面，他们占我们市场的份额比我们占他们的份额大得多。让更多的中国人接触更多的美国人，为美国争取更多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怎么可能违背我们的利益呢？

我想很清楚，我们合作得越多，交谈得越多，中国越多地融入世界，我们就越有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这是该政策的逻辑，也是我们在世贸组织问题上所采取具体行动的逻辑。

朱总理：我同意配合你们的调查，只要你们能提供一些线索。不管牵涉到谁，我们都会去查。

我想在这里回应克林顿总统关于世贸组织的讲话。他说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我想说，虽然中国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这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许多香港报纸说我是来美国送“大礼”的。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对不起，恐怕我得罪新闻界了。（笑声）

因为如果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要融入国际社会，那么中国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中国不做出让步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些让步可能会对中国自身造成巨大冲击，比如对一些国有企业，以及中国市场的冲击。

但我在这里有十足的把握说，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带来的竞争，也将促进中国国民经济更快速、更健康地发展。

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香港新闻界的朋友。在你们以后的报道中，千万别再写“送大礼”之类的话了，因为这会被解读成——等同于政治献金或竞选资金。那对克林顿总统是非常不利的。（笑声）

问：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记者。最近，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有很多议论。那么，总理先生，请您谈谈对中国当前经济状况和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亚洲及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总理：去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中国经济经历了极大的困难。但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7.8%的增长。我们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中国的物价基本保持稳定，部分商品物价还有所下降。

至于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许多外国人预测中国将是下一个受经济危机打击的国家。但我不认为情况会是这样。今年预计的GDP增长率是7%；但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是8.3%。因此，我预计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比去年更好——不是单指发展速度，而是指经济效益和成果。

其次，一些外国人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停滞。我愿在此明确指出，去年中国的改革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比原计划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首先，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去年我们设定了三年内将中央政府规模缩减一半的目标——即从3.3万人减至1.6万人。而这一目标去年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了。除4000名政府工作人员现已进入大专院校深造外，其余人员全部转入其他部门、企业重新就业。所以我认为这代表了一项非常重大的成就。

今年，我们计划推进地方政府的改革。我们也计划在三年内将地方政府的规模减半——也就是从500万人减至250万人。

当然，有些外国人说中国存在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很多国有企业员工下岗，这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动荡。我想任何去过中国的人都会知道这不是真的。

去年初，确实有1000万下岗或失业工人。经过我们过去一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所有下岗或失业工人都能领到基本生活费。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重新就业。目前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等待重新就业的下岗或失业工人有600万。

建立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有助于我们通过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引入股份制，以及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将一些小企业私有化）改革中小型企业，来振兴和焕发国有企业的活力。

最后，中国目前正在其银行系统中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改革。我们正在借鉴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的经验，在中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我相信这种改革有利于把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也有利于提高中央银行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监督和监管的能力。

所以在这里，我想说，中国的人民币不会贬值，它将保持稳定。因此，我想在这里呼吁美国商界人士到中国去投资。你们不会面临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就采纳芝加哥大学米尔顿·米勒教授的建议。他建议我向那些不相信我的人提供看跌期权。

非常感谢。

总统：拉里？

问：这太难回答了。

总统：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风度。（笑声）

问：我觉得更像是爱表演，不过——我有问题想问两位先生。总理先生，如您所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对贵国侵犯人权行为相当严厉的报告，美国目前也正准备在联合国机构发起一项批评贵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您认为这些评估完全不公平吗？或者您认为贵国国内可能确实存在需要纠正的问题？

还有，克林顿总统，在您上次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您谈到了中国间谍活动的问题，或者至少是指控，您说这主要发生在80年代，没有迹象表明牵涉到您的任期。在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之后，您还能坚持这个说法吗？或者您是否担心您可能被误导了，或者关于指控范围的信息被隐瞒了？

朱总理：我先来？（笑声）

总统：您是客。（笑声）

朱总理：谢谢。首先，我想说，我坚决反对美国在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针对中国的决议草案。我不仅认为那是不公平的，而且认为那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在这里我想说三点。首先，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民主和政治权利。

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中国人民可以对政府提出批评，他们也可以对政府进行监督。他们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其次，我也认为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人权问题。我认为不同的国家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就人权观念而言，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思想比法国的卢梭和法国的《人权宣言》要早得多。

另外，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人权实际上也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演变的概念。从人均收入来看，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20倍。同样，在教育方面，美国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中国文盲加上小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还要高。因此，在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如此不同的情况下，人们对人权有不同的观念是很自然的。

例如，如果你想和一个非常穷的人谈论人权，也许他更感兴趣的——如果你只想和他谈论直接选举。但也许那不是他最感兴趣的。他最感兴趣的是人权的其他方面，比如受教育权、生存权、发展权、文化生活权以及医疗和健康保健权。所以我认为人权实际上包含了非常多的方面。

所以我认为每个国家在改善自身人权方面都有自己的方式。大家不应该太着急，但说实话，在如何进一步、不断改善中国人权状况这个问题上，我比你们更着急。

第三，我承认中国在人权状况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大家可能知道，中国有几千年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历史——所以人们受这种历史背景的影响，有着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想要在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心态或观念是相当困难的。

此外，在中国，法律工作者、在法律和司法领域工作的人员，有些人的资质不够、能力不足——所以在处理某些案件时，他们需要改进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求在人权领域有非常完美的实践确实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们愿意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愿意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我们不希望在这方面发生对抗。

实际上，在中国，我接待一些外国访客时，他们往往会拿出一份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要求我释放这些人。其实，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我们调查了所有这些案子，如果我们发现名单上的人没有犯下任何刑事罪行，我们就会将他释放。

在我来美国之前，我的许多朋友给我寄了很多材料，里面包含了大量关于美国人权问题的信息。他们敦促我把这些材料交给克林顿总统，但我没有带过来。我不想把它交给克林顿总统，因为我相信你们有能力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

总统：其实，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外部的帮助。（笑声）

首先让我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今天读了《纽约时报》的文章，虽然原则上我不能对具体的情报报告发表评论，但我注意到甚至文章也承认，所指控的间谍活动可能与国家实验室没有联系，这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问我的问题。

但我想说，我已经进行了调查，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已经要求执法机构尽可能加快他们的调查进度。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上周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80年代一直到我担任总统期间，实验室的安全措施是不充分的。我认为这部分源于实验室的双重文化——一方面，它们是伟大的科学和学习中心，在能源、替代能源、计算机处理以及在各种非常重要的非国防领域中使用软件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它们还要维持其在核领域的责任。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除了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调查之外——就是确保我们把安全工作做好。你们知道我在1998年初签署了那份行政命令。你们知道理查森部长最近做了什么。我还要求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拉德曼参议员领导一个两党跨党派小组，审查我们已经做过的工作，并告诉我们是否做得不够以及我们还应该做什么。

因此，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验室的安全措施是不够的，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们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也许是这样——我们已经请人进行审查，然后进行这些调查，要把它们做好，并尽快完成。

新闻界：谢谢。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外媒如何评价

快报

ZHANG Juan

12/08/2026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于2026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消息发布后，美联社（AP）、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NYT）等媒体都发表了长篇文章，认真回顾了朱镕基的政治生涯及其经济改革遗产。

外媒普遍将朱镕基视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的重要推动者，高度评价他在国有企业改革、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及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与其简单将朱镕基视为一名“自由市场改革派”相比，外媒的报道更强调，他试图通过市场化和公司化手段重塑国有经济，同时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美联社：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强硬而务实的改革家

美联社以《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推动经济改革并带领中国加入WTO》为题刊发长篇报道，详细回顾了朱镕基从20世纪90年代初主抓经济工作到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的治理经历。美联社称，朱镕基是一位“急性子”、直言不讳的改革者，他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调整，以及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后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

美联社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面临严重过热和高通胀压力时，朱镕基采取了强硬的宏观调控措施，包括价格管制、限制向亏损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等，以遏制通货膨胀。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推进相关政策，最终成功降低通胀，并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报道特别提到朱镕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强硬立场。他推动大量效率低下、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同时推动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革，提高经营效率。改革过程中，大量职工下岗，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阵痛，但美联社也认为，这些改革也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提高了效率，为其后来参与全球竞争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朱镕基并不是主张将中国经济全面私有化，而是试图通过市场机制、公司化和竞争来改造国有企业，同时保留国家所有权。

美联社高度评价朱镕基在中国加入WTO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报道指出，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为进一步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创造了重要制度条件，也成为此后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美联社将朱镕基的改革与中国此后持续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联系起来，但这种历史影响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产业扩张以及全球化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CNN：“经济沙皇”以强硬作风应对危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回顾朱镕基的政治生涯时，再次提到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他的称谓——“经济沙皇”（Economic Czar），强调他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应对重大经济风险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CNN重点回顾了朱镕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面对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带来的压力，朱镕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扩大内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在亚洲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助于降低危机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也成为朱镕基经济政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CNN在回顾其执政风格时，特别提到了朱镕基雷厉风行、直言不讳的特点。他将整顿政府部门、打击腐败以及改善行政效率作为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朱镕基曾以“100口棺材”的说法警告腐败官员，其中99口留给贪腐者，最后一口留给自己，这一言论也成为其强硬政治风格的标志之一。

报道还提到，朱镕基在1998年推动出售原由国有单位持有的住房，由此推动了中国城市住房所有权的快速扩张，开启了住房市场化的重要阶段。同时，他推动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通过处理不良资产、改善资本结构等方式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上述改革与财政体制、国有企业改革一道，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纽约时报》：重塑财政与市场制度，推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重点分析朱镕基如何通过财政、国有企业以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文章指出，朱镕基在1994年推动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国现代财政体制形成的重要一步。改革重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和宏观调控能力，并为此后中央政府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转移支付政策提供了更强的财政基础。不过，这一改革也重新塑造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并在长期运行中增加了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对中国后来形成的地方财政和土地财政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针对中国加入WTO的过程，《纽约时报》详细回顾了1999年中美双边谈判中的关键环节。朱镕基亲自参与谈判，并提出包括农业、服务业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一系列开放方案。虽然当时的谈判并没有立即完成中国加入WTO的全部程序，但中美达成的双边协议成为中国最终加入WTO进程中的关键一步。朱镕基在谈判中所表现出的开放意愿，也反映出中国领导层当时将加入全球贸易体系视为推动国内经济改革的重要途径。

纽约时报》还引用多位前西方官员和国际金融机构人士对朱镕基的评价，强调其在推动中国经济开放和制度改革方面的作用。前美国贸易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等参与中美入世谈判的美国官员曾评价朱镕基具有很强的改革意志和执行能力。相关评价认为，朱镕基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而推动市场开放，而是认识到开放本身可以成为推动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杠杆。

总体而言，外媒对朱镕基的评价并非简单集中于某一项经济政策，而是将他的政治生涯放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改革、金融体系整顿、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加入WTO等一系列政策，共同推动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并加速了中国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融合。与此同时，这些改革也带来了大规模国企职工下岗、地方财政压力以及住房市场化等一系列长期影响。正因为如此，朱镕基留下的改革遗产既包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全球化的重要基础，也包含这一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和制度成本。

（图片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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