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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将重新定义美国,改变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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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所希望塑造的世界大致如下–西半球:美国具有压倒性主导权;印太:美国联合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制衡中国;欧洲:欧洲负责遏制俄罗斯;中东:以色列和海湾国家负责维持地区秩序;美国本身:控制美元、技术、能源、军工和海上通道。–KS Liu

(正文)特朗普从2015年6月开始竞选总统那一天起,他的全球战略就很简单清晰,那就是“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

所谓“美国优先”,如果按照地区来划分,实际上分为五个等级。这并非特朗普政府正式公布的“五级优先顺序”,而是从其资源配置和政策行为中归纳出来的战略层级。

第一优先是美国本土和南北美洲。特朗普在边境控制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效果明显。在巴拿马运河周边清除中国影响以及委内瑞拉问题上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能源上增强了美国的生产和出口能力。在毒品问题上取得一定效果。在改造整个拉美政治版图方面,则尚未完全成功。

最近美国和加拿大出现关税闹剧,但大概率是“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最后很可能是谈判和妥协。美加关系密切,力量对比相差悬殊,不可能真正闹翻脸。但是美加关系恐怕难以恢复到以前,加拿大会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战略上更加独立自主。美加关系长期受损,可能成为特朗普西半球战略中最明显的败笔之一。

在扩大投资和争取制造业回归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是在AI、芯片、能源和制造业领域,特朗普政府促成了大量投资承诺,但实际落地规模、就业效果和财政补贴成本仍需观察。

台积电(TSMC)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投资承诺已经从1650亿美元攀升至 2,650 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笔外国制造业直接投资。计划包括六座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设施和一座研发中心。这一布局主要受人工智能(AI)芯片的强劲需求及地缘供应链政策推动。

美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投资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扩张周期,呈现出以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为核心驱动、能源基础设施全面配套、创投资本高度聚焦的格局。根据“高盛”的预计,2026年全球AI相关投资将达到约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接近6000亿美元,微软(Microsoft)、亚马逊(Amazon)、Alphabet(谷歌)、Meta (原名Facebook)和甲骨文(Oracle)是基础设施投入的主力军。

AI产业链(算力、数据中心基建、电力配套)已成为推动美国实际GDP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了近年部分季度近三分之一的实际GDP增幅。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出现了明显的投资公告潮,实际外资也显著增加。白宫投资网页目前列出的美国国内及外国投资承诺总额约为11万亿美元,但绝大部分仍是长期承诺、采购计划或政治性意向,不能当作已经到账的投资。

日本、韩国和欧洲的投资能力相对可信,但部分中东国家承诺的规模非常庞大。海湾国家宣布的投资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可信度相对较低。特朗普确实利用美国市场、关税威胁和安全保护,制造出一轮真实的“投资美国”浪潮;但目前的实际投资是数千亿美元量级,而不是白宫宣传的十几万亿美元量级。

特朗普关税造成的短期代价已经成为现实,而制造业回归的长期收益仍在兑现过程中。特朗普提出的是一场“用眼前消费利益交换未来工业实力”的政治赌博。

美国的民意往往着眼于政策的短期效果,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水准,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正是物价上涨的重要导因。特朗普认为美国过去为了廉价商品牺牲了制造业和国家安全,因此希望民众忍受一段时间的物价压力,以换取制造业、供应链和国家实力的恢复。但目前还不能确定这种痛苦一定会换来预期回报。

在美国四年的选举周期下,选民对关税通胀的容忍度极低,产业资本回流的漫长周期是否会被政党轮替打断,是决定该战略能否闭环的关键变量。

如果几年以后美国确实出现更多工厂、更完整的供应链、更高的制造业生产率和更好的蓝领就业,那么特朗普可以宣告,暂时的痛苦是值得的。如果最后只是物价上涨、企业获得保护,而工厂并未大规模回归,那么所谓“为了未来忍受痛苦”,就会变成让百姓为一项失败的产业政策埋单。

第二优先是印太地区。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明确提出在第一岛链建立拒止防御,并要求地区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结合美军近年来的部署调整,其印太战略大致可以概括为为:在第一岛链建立拒止防御;前沿部署分散、机动的美军力量;让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台湾承担更多责任;保持地区力量均衡;从实力地位与中国谈判;避免不必要的直接冲突。

美军不是离开,而是在第一岛链“扎下根来”。日本已经从主要为美军提供基地,转向具备主动参与地区作战的能力,菲律宾重新成为第一岛链南端的重要支点,澳大利亚也加入进来,这使美国即使在关岛、日本基地遭到攻击后,仍有更远的战略纵深。

第一岛链已经不再只是美国单独部署,而逐渐形成美国提供核心打击、情报和核威慑,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提供地理、基地、兵力和后勤

美国要求台湾采用“不对称防御”的压力正在产生结果。台湾不与中国逐舰逐机竞争,大量部署便宜、分散、难以摧毁的武器,使登陆部队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特朗普强调盟国必须承担更多责任,这一政策在印太的阶段性成效相当明显,但在经济竞争、争取东南亚国家以及压制中国灰色地带扩张方面并未成功。

第三优先是中东。美国在“打击伊朗核设施”和“让以色列承担前线作战”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保持霍尔木兹和红海畅通、稳定石油供应以及让海湾国家真正接管地区安全方面,尚未成功。

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确实重创了伊朗的核设施、防空系统和部分核科学家和指挥体系。美国至少实现了一个重要目标:伊朗短期内更难迅速完成核武器制造。但是,摧毁核设施不等于摧毁全部核能力。最大问题是高浓缩铀仍然存在。战前,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伊朗拥有约440.9公斤浓缩至60%的铀。如果继续浓缩,理论上足以制造多枚核武器所需的裂变材料。

特朗普希望以色列成为遏制伊朗的前线力量,美国提供支持,实际情况基本符合这一安排。从“让地区盟友承担前线作战责任”的角度看,以色列确实发挥了特朗普所设想的作用。

特朗普还要求海湾国家承担责任,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等海湾国家近年来已经开始行动。2026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类似集体防御条款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规定一国受到攻击视为共同受到攻击。这说明特朗普要求地区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确实推动了地区安全合作。这一协议既符合特朗普“地区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要求,也可能意味着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不愿或不能提供充分保护的情况准备替代方案。

第四优先是欧洲,让欧洲承担对付俄罗斯和援助乌克兰的主要成本。这是特朗普“盟国分担责任”政策中成效最明显的部分之一。

欧洲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乌克兰财政、经济和累计援助的主要承担者。美国新增财政负担明显下降,并开始采用“欧洲出钱、美国供武器”的模式

2025年美国没有批准新的大规模对乌军事援助拨款,美国因为乌克兰战争的新增军事开支因此出现下降。SIPRI估计,美国此前三年对乌军事拨款约1270亿美元,但2025年的新增财政支持明显减少。所以特朗普确实实现了一个核心目标:美国不再自动成为乌克兰每次资金和武器短缺的第一付款人

从特朗普的立场看,这几乎是最理想的结果:欧洲承担援乌成本,美国军工企业获得订单,美国仍保留关键军事影响力

欧盟已经承诺一项900亿欧元贷款,用于支持乌克兰2026—2027年的政府预算、国防开支、武器采购和基础设施和社会运转。 2026年5—6月,欧洲机构又通过该机制分配近110亿欧元,2026年8月,欧盟又批准61亿欧元国防支持,用于防空系统、导弹、弹药和雷达。这说明欧洲的支持已不再只是临时捐赠,而开始制度化、预算化和长期化。

更深层的变化是欧洲开始为自己的防务付钱。2024—2026年,欧洲北约国家加加拿大预计合计增加约2580亿美元国防支出。2025年,欧洲盟国及加拿大的实际国防支出同比增加接近20%。北约成员还承诺到2035年把国防及安全相关支出提高至GDP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国防开支,1.5%用于安全相关基础设施、韧性和军工能力建设。这意味着欧洲不仅在支付乌克兰的战争成本,也开始支付防止下一场欧洲战争的成本。

欧洲增加军费和援助乌克兰,特朗普施压当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俄罗斯的威胁提供了根本动力,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担忧,特朗普对美国安全承诺的附加条件,欧洲自身安全焦虑上升,则成为迫使欧洲加速承担责任的催化剂。

欧洲接过了账单,但还没有完全接过枪。美国减少了付款,却仍握着武器库、情报系统和核保护伞的钥匙这使美国能够以较低成本继续牵制俄罗斯,同时把更多资源集中到印太。从“美国优先”的标准来看,确实是显著成功。

第五优先是非洲及其他地区。特朗普正在把美国对非洲及其他次要地区的政策,从“普遍性投入”改为“有条件、选择性介入”,美国只有在涉及资源、反恐或大国竞争时才介入。

非洲拥有大量美国军工、人工智能、电池和高科技产业所需资源。美国对许多矿产高度依赖进口。截至2024年,美国对12种关键矿产完全依赖进口,对另外29种的进口依赖超过50%。

美国可能并不关心某个非洲国家是不是标准的西方民主国家,只要它愿意限制中国军事存在,向美国开放矿产项目,保护美国企业,在反恐方面合作,不让关键港口落入中国控制。 这就是特朗普式现实主义。

特朗普所希望塑造的世界大致如下:西半球:美国具有压倒性主导权;印太:美国联合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制衡中国;欧洲:欧洲负责遏制俄罗斯;中东:以色列和海湾国家负责维持地区秩序;美国本身:控制美元、技术、能源、军工和海上通道。

除了在中东地区由于伊朗战争尚未结束,特朗普的战略是否成功有待观察,他的“美国优先”战略在本土/美洲、印太、欧洲等地区都获得明显效果。

这些效果是否兑现为“美国再次伟大”,在特朗普的世界观中,“美国是否重新受到尊重”几乎就是衡量美国是否伟大的核心标准。

但他所说的“尊重”,并不是国际社会对美国文化、制度或道义的赞赏,而更接近:别国知道美国有能力、有意志惩罚挑战者,因此不敢占美国便宜,并愿意按照美国要求调整行为换句话说,特朗普所理解的尊重,主要是通过实力产生的敬畏,而不是价值观产生的敬仰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不喜欢特朗普,不信任美国,批评美国霸权,却仍然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避免违反美国制裁,把资本投入美国,在危机时请求美国保护,这正是特朗普所需要的。他可能会说:我不要求他们喜欢美国,只要求他们不能再占美国便宜。

在国际政治中,尊重确实离不开实力。如果一个国家发出警告却从不执行,承诺保护盟国却没有能力,制裁对象可以毫无代价地绕开制裁,作为盟国却长期拒绝承担责任,对手不断突破红线,那么无论它的国际形象多好,也很难被视为真正强大。

特朗普迫使北约增加军费、企业扩大美国投资、银行害怕二级制裁,确实表明美国的影响力更加具体化。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尊重首先来自对美国能力和决心的可信判断。

任何获得都有相应的付出。盟国可能增加军费和购买美国武器,却同时减少对美国的长期依赖。这意味着美国获得了短期服从,却可能损失长期领导力。

二级制裁越有效,其他国家建立非美元支付、替代保险、影子船队和本币结算体系的动力也越强。美国可能赢得每一次具体制裁,却逐渐刺激其他国家寻找逃离美国体系的办法。

关税、移民限制、财政补贴和产业政策能够推动部分制造业回流,但也可能带来劳动力短缺,进口零部件涨价,财政补贴增加,消费者承担更高价格和盟国对美国实施反制。

如果欧洲、中东和亚洲盟国开始建立更独立的军工和安全体系,美国未来未必还能像过去那样决定这些地区的政策方向。特朗普战略中存在一个根本矛盾:他要求盟国拥有更强的能力,却仍然希望盟国听从美国。一个更有能力、更能自主防卫的盟国,也必然会要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权。

他的战略目标仍然是维护美国全球第一,但方式发生了改变:从价值观联盟转向利益联盟;从永久战争转向短促重击;从美国包办转向盟国分担;从自由贸易转向国家经济安全;从全球平均控制转向西半球和印太优先;从制度化外交转向总统个人交易。

特朗普的全球战略已经在盟国军费、欧洲援乌、印太防务、企业投资和制裁威慑等方面改变了许多国家的行为。特朗普正在把美国的国际领导方式,从依靠制度、联盟和价值认同,转变为依靠实力、交易和惩罚威胁。这种方式可以迅速产生服从,却也可能积累不信任和离心力。因此,对特朗普战略最准确的评价是“短期效果显著,长期胜负未定”。

中美9月下旬元首外交的前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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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说,放眼世界,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抓机遇,加力开拓、深耕中国市场。

(正文)中美元首峰会已经进入倒计时。

8月25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与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

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发布的“中美9月下旬元首外交的前奏 (一)

北京时间9月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该代表团的团长为威士(Visa)总裁麦凯恩(Ryan McInerney)。

李强在会见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说,“综观当今国际经贸合作的发展,能够得出一些重要的启示,可以说合作共赢是大势,尊重理解是基础,相向而行是关键。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放眼世界,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抓机遇,加力开拓、深耕中国市场。”

无独有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多次指出美中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互动与立场。在美国时间9月1日举行的“炉边谈话”中,贝森特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与中国实际上“共同点多于分歧”。

他强调说,华盛顿和北京一致认为,绝不能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和通行必须保持开放与自由

贝森特还透露,美中官员已就如何实现这些共同目标进行了私下探讨。

点击【这里】查看“美媒:特朗普重启对伊极限制裁,‘成败取决于中国’”

在G20会议召开前夕的采访中,贝森特驳斥了有关特朗普政府不愿挑战中国的说法,称其为“完全不实的叙事”。他强调,虽然在二次制裁方面“所有选项都在桌上”,但美国的海上封锁已经大幅削减了伊朗的石油运输,并针对中国进口伊朗石油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延伸阅读: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2026年9月1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

李强表示,长期以来,美中贸委会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与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争取更多务实成果。

李强指出,综观当今国际经贸合作的发展,能够得出一些重要的启示,可以说合作共赢是大势,尊重理解是基础,相向而行是关键。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放眼世界,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抓机遇,加力开拓、深耕中国市场。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出现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总能找到解决办法。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切实行动解决中方关切,共同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引导美国各界理性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麦凯恩等美方人士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确定性。美工商界对中国“十五五”规划实施和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美中贸委会愿发挥桥梁作用,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互信与合作,推动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展。

吴政隆参加会见。

两岸交流与台湾县市长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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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再次操作国安与抗中论述,对地方选举的效果,恐产生“巩固基本盘有余、扩张中间票不足”。真正可能改变选情的,不是单一小猫熊或校际交流事件,而是政府能否证明相关限制,应具有明确法律依据、比例原则及一致标准。–柳金财

(正文)近期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交流,以及上海原拟派员来台参与公开亮相活动却未能成行,再度引发绿中央政府是否逐步限缩两岸地方交流的争议。这两只“小猫熊”,其交流源自双城论坛所签合作备忘录,台北则规划以黑脚企鹅进行物种交换。陆委会基于统战与政治风险考量,未同意上海方面人员来台,此引发社会议论。

这凸显绿中央政府对两岸交流的审查标准,已由“活动内容是否违法”逐渐扩展到“参与者身份、政治功能及可能产生的统战效果”。只要涉及大陆地方政府、台办系统或可能形成政治宣传效果,即被纳入国安审查。这反映赖政府的两岸政策,正从既往个案管理,走向“制度性审查”与“预防性去风险”。

首先,民进党全代会后的权力重组强化权力集中化。20全代会选出30席中执委及10席中常委,其中新潮流取得9席中执委、3席中常委,若再加上与赖合作密切的民主活水、绿色友谊等力量,泛赖阵营已具过半影响力。党内决策确实由过去的多派系协商,逐渐转为以赖为核心的主席主导型联盟。

故赖政府处理两岸事务时,受到党内温和派、地方派系或交流派的牵制相对降低,所形成的风险治理路线,更易转化为一致政策。大学因交流过程被认定违反对等尊严原则或因协助公告活动未依规定登录,遭扣减奖补助款,显示政府已开始运用行政补助、登录义务与事后查核,将两岸教育交流纳入更严格的合规管理。

其次,矢板明夫遭袭击案,外交部迅速将事件与中国“跨国镇压”相连接,也呈现同样的安全化逻辑。暴力事件当然应彻查动机与幕后关系,但在司法调查尚未完全厘清前,行政部门即采取高度政治定性,易使一般治安案件迅速上升为两岸国安事件。此种论述有利于政府强化社会警戒,却也可能模糊刑事证据与政治判断之间的界线。

复次,紧缩肃杀社会氛围将使双城论坛召开蒙上一层阴影。上海代表团的身份与层级可能受到更严格审查,特别是涉及台办、统战或党政职务者。论坛议题可能被限制在环保、医疗、动物保育及市政治理等低政治性领域。签署合作备忘录后的执行活动,可能逐案遭受中央更严格审查。论坛未必会被取消,但可能形成“论坛可以举行、人员未必获准;协议更严格签署”的局面。

再者,“抗中保台”或“防止统战渗透”的选举叙事再启。尤其台北市由沈伯洋代表参选,国安、反渗透与双城论坛,成为其挑战蒋万安的重要议题。沈已将论坛定位为潜在渗透破口,蒋则强调小猫熊交流是保育及生命教育成果,双方争夺“交流”究竟是城市治理或创造和平,或升高政治风险。

最后,“抗中保台”并非地方选举万灵丹。选民通常更重视市政建设、房价物价、交通、治安、福利及候选人治理能力。当两岸议题缺乏立即危机感时,过度安全化举措及标签化,反激化中间选民反感,视为转移中央施政不利焦点。从殴打记者案、小猫熊、学生营队到城市交流,全面贴上统战标签,产生“国安管制无限上纲”的反作用,反协助蒋塑造务实交流、中央政治干预地方自治的形象。

民进党再次操作国安与抗中论述,对地方选举的效果,恐产生“巩固基本盘有余、扩张中间票不足”。真正可能改变选情的,不是单一小猫熊或校际交流事件,而是政府能否证明相关限制,应具有明确法律依据、比例原则及一致标准。近期事件显示,短期内虽强化民进党的国安形象,长期则可能压缩地方政府、学校及民间团体的交流空间。若管制范围持续扩张,论坛将不只是沪台城市交流问题,更成为地方选举中“中央国安权力与地方交流自主权”相互冲突的象征性战场。

(编者注:文章原标题为“从小猫熊、校际交流到双城论坛:风险治理升高冲击地方选举效应”)

白宫“10万美元H-1B税”败诉后 特朗普政府再出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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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准备通过正式的行政规则制定程序,将此前引发巨大争议的高额H-1B费用重新纳入联邦法规。8月25日,DHS正式在《联邦公报》发布拟议规则(NPRM),提议对受年度名额限制的H-1B申请征收103,265美元的额外费用,并向公众征集意见,截止日期为9月24日。

此前,特朗普政府针对H-1B签证的“10万美元费用”在联邦法院遭遇败诉。最新的举动是试图换一条法律路径卷土重来。

从政策走向来看,这一动作意义重大。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把此前依靠总统宣告实施、并被法院击落的高额收费政策,转变为一项通过正式行政程序制定的长期规则。换言之,围绕H-1B高额费用的争议并没有结束,而是从“总统有没有权力直接收这笔钱”,进一步演变成“行政部门能否通过正式规则建立这样的收费机制”。

这场争议始于特朗普政府2025年9月发布的一项总统宣告。按照当时的政策,自2025年9月21日起,部分新的H-1B申请需要额外支付10万美元。特朗普政府给出的主要理由是保护美国劳动力市场,防止企业利用H-1B项目以较低成本引进外国专业人才,从而压低美国工人的工资或取代本土劳动力。

然而,政策公布后,立即在美国科技企业、高校、医院以及其他依赖国际专业人才的机构中引发强烈反应。H-1B并不仅仅是硅谷科技公司的用工渠道,美国大学、科研机构、医院和公共服务部门同样依赖这一项目,尤其是在医生、护士、研究人员、工程师和教师等岗位存在人才短缺的情况下,一笔10万美元级别的额外费用可能直接改变雇主是否愿意聘用一名外国专业人士的决定。

更具争议的是,这项费用也可能影响大量已经在美国大学就读、毕业后希望从F-1学生身份转为H-1B身份的国际学生。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并不是从海外“抢走”一个美国人的工作,而往往已经在美国接受多年教育,毕业后希望进入美国企业、大学或医疗机构工作。因此,政策很快从单纯的移民政策问题,升级成了关于美国人才竞争、教育体系以及行政权边界的法律争议。

真正让特朗普政府陷入被动的是这笔费用的法律依据。反对者认为,总统和行政部门不能仅仅凭借一纸总统宣告,就对H-1B申请人或雇主设置如此巨大的强制性财政负担。

2025年12月,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Rob Bonta)联合纽约、马萨诸塞州、华盛顿州等19个州,共20个州,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挑战这项10万美元支付要求。与此同时,包括医疗机构、公立学校、工会、宗教组织等在内的多个团体也分别在联邦法院发起诉讼。加州等州认为,这笔费用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行政成本意义上的签证费用,实际上具有“税收”或惩罚性财政负担的性质,而征收这种费用需要国会提供明确授权,行政部门不能绕过国会自行创造新的收费机制。各州还特别强调,H-1B政策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具有直接影响:加州需要医生、护士、教师和科研人员,而高额费用会增加公立机构招聘国际人才的成本,最终可能转化为医疗资源不足、教师短缺以及公共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

今年6月,这场法律战迎来关键节点。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Leo Sorokin作出最终判决,支持加州等20州的诉讼请求,认定特朗普政府实施的H-1B 10万美元支付要求违法,并将相关政策撤销。加州司法厅长办公室随后宣布取得胜利。

法院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简单判断“10万美元是否太贵”,而是行政部门是否拥有设置如此高额强制性支付要求的法定权力。加州方面认为,行政部门不能把总统的移民管理权力无限延伸到财政征收领域,而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对这种行政权扩张进行了限制。

特朗普政府随后提出上诉,并寻求在上诉期间暂缓地区法院判决的执行,但7月24日,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拒绝了政府的这一请求。这意味着,原先依据2025年总统宣告实施的10万美元支付要求无法简单地继续作为既定政策执行。

但特朗普政府显然没有打算就此结束战斗。8月25日DHS公布的NPRM,实际上就是对第一轮诉讼结果的一种回应。与此前直接依据总统宣告实施收费不同,新方案试图通过正式行政规则制定程序,为这笔高额费用建立新的法律和行政依据。

按照拟议规则,DHS计划对所有受H-1B年度名额限制的申请征收103,265美元额外费用,而且这笔费用将是在现有H-1B申请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之外另行收取。DHS认为,该费用可以帮助政府承担移民体系管理以及相关机构的行政成本。新方案还经过了正式的公众意见征集程序,公众可以在9月24日前提交意见。

政府“换轨”能否绕过法院此前的判决?这正是当前这场争议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特朗普政府现在并不是简单宣布“恢复此前的10万美元收费”,而是试图重新设计法律路径。如果此前的问题在于总统直接宣布收费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那么政府这一次就通过DHS正式启动规则制定程序,试图让收费措施成为一项联邦行政法规。

从程序角度看,这无疑比去年的总统宣告更加完整,也是在回应此前法院对于行政程序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规则一定能够经受住司法审查。即使DHS完成公众意见征集并最终发布规则,反对者仍然可以继续质疑行政部门是否真正拥有征收103,265美元费用的实体法定授权。换句话说,完成行政程序能够解决“程序是否合法”的部分问题,却未必能够自动解决“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力收这笔钱”的根本问题。

一旦最终规则出台,企业、州政府、大学、医疗机构以及移民权益组织很可能再次提起诉讼,而这也意味着围绕H-1B的法律战可能从地区法院继续上升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甚至最终进入最高法院。

与此同时,这场争议的影响也远远超出硅谷。H-1B项目长期覆盖科技、工程、医学、教育和科研等多个领域。对于大型科技企业而言,10万美元的费用固然是一项沉重成本,但对于利润率较低的医院、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公共部门而言,这笔费用可能直接决定一个岗位是否能够招聘国际人才。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本身正在努力争夺全球高技能人才。如果一名外国学生已经在美国大学完成学业,却发现毕业后通过H-1B留美需要面对超过1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那么这一政策不仅可能影响美国雇主,也可能改变国际学生对美国教育和就业市场的长期判断。

美右翼播客讨论“战时拘禁华裔美国人”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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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右翼政治播客《Timcast IRL》近日因节目中出现有关“如果中美发生战争,是否应大规模拘禁华裔美国人”的言论引发强烈争议。美国华人联盟(United Chinese Americans,UCA)8月30日发表声明,对相关言论予以强烈谴责,警告这种仅仅依据族裔背景、血统或原籍国判断美国人忠诚度的做法,不仅违背美国宪法和基本公民价值,也可能重新强化华裔美国人是“永远的外国人”(perpetual foreigner)的危险刻板印象。

争议源于《Timcast IRL》8月14日播出的一期节目。节目讨论假想中的中美军事冲突时,联合主持人Ian Crossland提出,如果中国军队在战争中进入阿拉斯加并经由加拿大向美国推进,“是否应该把能找到的华裔美国人全部拘禁起来”,并称这种做法“似乎是应该的”。美国媒体监督组织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随后公布了节目相关文字记录。Crossland之后又进一步追问,在战争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华裔美国人的“效忠对象”,以及他们的忠诚是否可能发生改变。

节目中的其他参与者并没有一致支持这一主张。嘉宾Kevin Smith在讨论二战时期日裔美国人遭拘禁的问题时表示,他认为今天不可能采取类似措施,因为社交媒体等因素会引发广泛抗议;他还明确表示,自己虽然对中国军方活动存在担忧,但不会因为一个人“看起来是华裔”就把他“关进笼子里”,认为这种做法是愚蠢的。

节目引发的争议随后迅速扩大。8月26日,美国国会亚太裔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CAPAC)主席、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众议院民主党党团副主席、加州联邦众议员刘云平(Ted Lieu),以及CAPAC荣誉主席、加州联邦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相关言论。三名议员均为华裔美国人。

三人在声明中写道:“作为华裔美国国会议员,我们对近日一档亲特朗普政治播客在讨论假想中的中美战争时发表的言论深感震惊。节目参与者发表了极其令人不安的言论,认为‘似乎应该’将华裔美国人送入拘禁营,并声称很难‘判断他们的效忠对象’。”

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些言论重新唤起了延续数百年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将华裔美国人视为永远的外国人,并质疑他们对美国的忠诚。这种言论助长了针对华裔美国人以及被认为是华裔人士的歧视和暴力。”

三位议员特别将此次争议与美国二战时期拘禁日裔美国人的历史联系起来。他们说,试图重返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二战期间超过12万名日裔美国人被拘禁——“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他们强调,这种言论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并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美国华人联盟(UCA)随后也发表声明,表达了类似但更广泛的担忧。UCA指出,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族裔背景而剥夺其人身自由,从根本上违背美国宪法和美国核心价值。UCA警告说,这类言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来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忠诚度审查”以及“因关联而推定有罪”(guilt by association)现象不断扩大的又一个表现。

UCA会长薛海培(Haipei Shue)在声明中质问:“难道我们还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他强调:“华裔美国人就是美国人。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公民身份,以及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归属感,都决不应取决于美中关系的状态。”

UCA表示,近年来,一些华裔政治候选人、公职人员、科学家以及社区组织,越来越多地因为族裔背景、原籍国,或者被指称与中国存在联系,而遭到忠诚度质疑。当这种根据身份和关联推定个人忠诚度或责任的做法逐渐常态化时,美国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就可能受到威胁。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历史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依据行政命令和战时政策,将超过12万名日裔人士强制迁移并拘禁,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后来承认,这一政策受到“种族偏见、战时歇斯底里和政治领导层失误”的影响。如今,美国国会亚太裔议员以及日裔美国人公民联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JACL)均警告,不应让类似的历史逻辑再次出现。JACL也发表声明,称在假设战争情境下讨论大规模拘禁华裔美国人的言论“无知且危险”。

UCA在声明中说,它将与CAPAC、JACL以及全美其他民权组织一道,谴责任何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将华裔美国人整体视为可疑对象的言论。该组织呼吁不同政治立场的政治领袖、媒体人士和时事评论人士,无保留地拒绝和谴责任何基于种族、血统或原籍国质疑个人忠诚度,或者主张对某一群体实施集体惩罚的言论。

UCA强调,华裔美国人——事实上,所有美国人——都应该依据个人行为和事实证据接受判断,而不是仅仅因为族裔背景,或者因为美国与其祖籍国之间发生冲突,就被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怀疑或区别对待。

这并不是UCA第一次针对“因族裔而推定不忠”发出警告。早在2023年,UCA就曾因得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Lance Gooden公开质疑华裔联邦众议员赵美心和时任美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事务代表提名人Dominic Ng的忠诚度而发表声明,称这种没有根据的忠诚度质疑是“麦卡锡主义式、种族主义和可耻的攻击”。UCA当时强调,美国公职人员的忠诚度不应依据其族裔背景或与中国的正常社会、商业和文化联系来判断。

此次事件也引发了媒体和美国亚裔社区的进一步关注。《南华早报》8月27日报道称,华裔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公开批评这一播客节目,认为这种危险言论可能助长针对华裔社区的仇恨和暴力。报道指出,《Timcast IRL》由保守派评论人士Tim Pool主持,在YouTube上拥有数百万订阅者,因此节目中的相关讨论具有相当大的传播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Tim Pool本人并未参加8月14日引发争议的那一期节目,但他随后对争议进行了回应。他承认,假设战争情境下拘禁华裔美国人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同时为节目提出这一问题进行了辩护,认为这属于可以公开讨论的国家安全议题。之后的节目中,他还批评国会亚太裔议员对节目的批评。

从法律和历史层面看,此次争议真正引发警惕的,并不只是某个播客节目中出现的一句话,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美国与某一外国发生严重地缘政治冲突时,美国社会是否会再次把对外国政府的安全担忧,转化为对具有相同族裔背景的美国公民的集体怀疑。

美国华人联盟在声明最后强调,随着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美国社会更需要保持警惕,坚定捍卫宪法原则和美国核心价值。“维护国家安全与保护公民权利并非相互对立的公共价值;二者同样是美国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基础。”

(图片来源:凤凰网)

台积电赴美,是强化台湾还是削弱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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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产业的聚落效应,可能由台湾逐渐扩散至美、日、欧等地,台湾半导体的全球领先优势及战略价值也将面临挑战。台积电未来将同时受到美国国家战略、全球供应链重组及两岸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其发展前景已不再只是企业经营问题,而是国际政治与经济竞逐下的重要战略议题。–柳金财

(正文)自川普总统再度执政后,对台积电采取“扩大美国制造、强化半导体自主”的政策方向,多次公开要求台积电持续加码投资美国。7月16日台积电宣布再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宣布台积电在美投资总额已达2650亿美元,将用于打造10多座先进设施;这些新增厂区将用于生产2纳米及更先进制程的芯片。这是否利于美台关系吗?是否因台积电投资美国从而强台,或反削弱硅盾作用呢?

川普总统称赞台积电赴美设厂,助于提升美国芯片供应链安全;同时重申台湾长期掌握全球芯片制造优势,应将更多高阶产能移往美国。川普希望美国在其任内取得全球约50%至60%的芯片产能。川普的政策核心在于透过投资诱因、关税及产业政策,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降低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进一步强化美国科技竞争力与经济安全。

然而,2025年台湾民调显示,约85%的民众反对将台积电2纳米等最先进制程优先移往美国,超过六成民众仍认为台湾半导体是“硅盾”,反映社会普遍担忧先进制程外移将削弱台湾的战略优势。2025年3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也显示,当被问到“是否乐见台积电对美国投资1000亿元”,14.5%受访者表示非常乐见,28.3%还算乐见,27.3%不太乐见,16.5%一点也不乐见。

总体而论,倾向乐见投资的有42.8%,不乐见的有43.8%,两者差距仅1%,显示台积电赴美投资的台湾社会民意呈现两极分化。尽管对投资本身的看法分歧,超过六成(约62%)的台湾民众深信,台积电赴美投资对台美外交与双边关系的深化具有实质的正面帮助。

台积电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先进制程核心节点”,尤其在5纳米、3纳米及AI高效能芯片制造上,连结苹果、辉达、高通、AMD等大厂。台湾半导体产业掌握全球约六成晶圆代工,先进芯片产能更逾九成,台积电在纯晶圆代工市占率近七成,形成难以替代的“瓶颈型战略资产”。

尽管台积电具有极大战略资产,但这并不表示民主国家必然会“无条件保台”。台积电确实提高了美、日、欧维护台海稳定的利益诱因,构成“硅盾”;然而安全承诺仍取决于军事成本、地缘政治、同盟利益与风险评估。因此,台积电是台湾安全的重要加分项,然却无法取代国防、外交与社会韧性。

一、各国因芯片产业链关心台湾安危,但未必会出兵防卫台湾安全

固然各国对台芯片存在着相互依赖,这会提高其支持台湾的诱因,但不必然等于各国愿意使用军事手段防卫台湾。尽管经济利益可以形成一种“吓阻”力量,但军事介入仍取决于各国的安全承诺、国内政治、军事能力与对中国报复成本的评估。即使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明定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并维持台湾抵抗武力胁迫的能力,但仍保留“战略模糊”,并未明文承诺一定出兵。

近年来欧盟及G7工业大国也多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但这主要是政治宣示与外交吓阻,不等于集体防卫条约。西方国家并无明文承诺会因保护芯片,当中国武力攻台时从而防卫台湾。台积电在先进芯片供应上具有世界不可替代战略地位,但民主国家或G7工业大国两岸政策,仍采取“战略模糊”,并未将保护关键企业生产,视为发动军事防卫的法律条件。

西方国家固然认为一旦台积电停止生产,恐将引发全球性的系统性经济灾难,但与中国开战的经济损失与人员伤亡代价同样难以估计。西方国家的主要应对方式,是推动半导体供应链在地化,例如美国、日本、德国皆提供补助吸引台积电设厂 ,以降低对台湾芯片的极端依赖。截至目前为止,台积电全球布局海外投资将近3000亿美金,其中美国占约九成。

二、台积电硅盾作用、角色及其局限性

台积电与半导体的“硅盾”作用,主要有三层:第一,让台湾安全与全球经济安全连结,使美、日、欧不愿见台海爆发战争,但这并不表明上述国家必然介入台海战争;第二,提高中国对台动武成本,因战争将重创全球AI、国防、汽车、通讯供应链,各国经济利益及安全受影响,可能产生各国对中国经济抵制、制裁;第三,使台湾在美中科技竞争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也指出,台湾半导体生态系支撑美国企业与供应链安全,但无法印证美国会基于其企业及供应链安全,出兵捍卫台湾安全。

但芯片作为硅盾也有一定程度局限。若中国采取封锁、灰色地带、有限军事行动,各国可能优先选择经济制裁、军援、融资、情报支援、海空巡弋,而非立即直接参战。欧洲国家基于经济利益及人权价值,可能以经济制裁与外交压力为主;日本则因地理邻近、地缘经济、政治与美日安保条约关系,其介入可能性高于欧洲,但仍须看战事是否波及日本安全。

所谓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仅能说明地缘政治、经济及安全高度关联性,难以印证日本必然介入台海冲突,美日安保体制是否启动源自美国战略意图及国家利益计算。相较而言,日本介入台海冲突来自跟随美国,若美国介入则日本也将被动卷入,否则在美日安保体制下,日本主动卷入台海冲突可能性低于美国。

三、台积电赴美投资降低台硅盾角色争论?

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台积电赴美投资,这对台积电战略价值产生改变。首先,赴美投资受到美国战略因素影响。美国透过《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租税优惠及供应链安全政策,积极吸引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政府确实将半导体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产业,而不只是一般商业投资。

其次,台积电已不只是企业,而是美中科技竞争的重要战略资产。台积电的全球领先地位,使其成为科技竞争、经济安全及供应链韧性的核心节点。

最后,台积电赴美设厂可能削弱台湾“硅盾”的独特性。如果先进制程与供应链逐步分散,全球对台湾单一生产基地的依赖程度确实可能下降。

芯片重要性充其量会让各国“更不希望台湾被攻击”,也会强化对台政治、军事与经济支持;但这不是自动防卫台湾保证。台湾真正的安全,不能只依赖硅盾,而应结合自我防卫能力、不对称作战能力、美日安全网络、国际供应链地位与危机管理。换言之,芯片能提高台湾被保护的战略价值,但不能取代军事吓阻与明确安全布局。

然而,也有论点以为,台积电赴美投资所产生弊端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第一,台积电并非完全没有自主性,也非沦为美国的“祭品”或“投名状”。台积电赴美、日本及欧洲投资,也是企业因应客户需求、分散风险、贴近市场及维持全球竞争力的商业决策,并非完全由政治力量单方面决定。

第二,若美国扩大芯片产能,势必导致台积电必然衰退,此缺乏充分依据。半导体竞争的核心不只是产能,而是先进制程、研发能力、人才、良率及完整供应链。即使美国增加产能,也未必能在短期内复制台湾成熟的产业聚落与技术优势。台湾仍保有相对优势。

第三,台积电赴美恐将直接导致台湾失去战略价值,此为过度推论。台湾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价值除半导体外,尚包括第一岛链地理位置、海上交通要道、美日同盟、安全架构及印太战略布局等因素,并非完全建立在台积电之上,这仅是其中一项战略价值

整体而言,半导体全球重组、美中科技竞争及台积电海外布局,可能对台湾带来的战略风险,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然而,其主要不足在于将复杂的国际政治、企业决策与供应链调整,简化为单一的美国政治压力或台湾政策选择,忽略了企业自主性、市场因素、多元国家利益及国际安全结构的共同作用。

四、美国优先、美中科技战争及地缘政治下战略选择结果

台积电赴美投资已非单纯企业全球布局,而是在美国“美国优先”政策、美中科技竞争及地缘政治重组下所形成的战略结果。美国总统川普曾公开表示,美国将透过台积电持续扩大对美投资,使其卸任前美国芯片产能提高至全球50%至60%。美国正积极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降低对台湾供应链的依赖。

基本上,台积电赴美设厂并非企业完全自主选择,而系受美国政策压力及关税威胁所驱动。自2020年亚利桑那州建厂开始,至2025年宣布大幅加码投资、兴建六座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厂及研发中心,美国政府始终扮演主导角色,普遍台湾民众几近九成认为系受美国压力使然。台积电赴美投资违背市场效率,是政治凌驾经济的结果。

台积电因掌握全球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被视为“护国神山”及“硅盾”;但也正因其战略重要性,使美国更加希望将高阶芯片产能移回本土,以降低台海冲突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冲击。一旦美国成功建立完整半导体供应链,台湾“硅盾”的重要性将逐渐降低,全球对台湾的依赖亦将下降。

台积电具有企业资本逐利及避险的本质,因此除美国外,也同步赴日本、德国等地设厂,借由全球布局分散市场与政治风险,并维持国际竞争力。尽管在美国国家战略与政策主导下,企业自主空间有限,未来须持续配合美国扩产政策,但仍具有一定程度战略自主性。然若台湾持续陷入美中大国竞争格局,台积电不仅无法成为保障台湾安全的“护国神山”,反而可能因先进制程、人才及供应链逐步外移,使“硅盾效应”削弱,甚至形成所谓“美积电”现象。

台积电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护国神山”,更是深化台美科技合作、巩固供应链安全及提升台湾国际战略地位的重要资产。因此,支持台积电赴美投资的核心思维,在于借由全球布局降低地缘政治风险,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及经济伙伴关系,并维持台湾在研发、先进制程及人才培育上的核心竞争力,以形成“根留台湾、布局全球”的双轨发展策略,而非将关键技术全面移出台湾。

据此而论,半导体产业的聚落效应,可能由台湾逐渐扩散至美、日、欧等地,台湾半导体的全球领先优势及战略价值也将面临挑战。台积电未来将同时受到美国国家战略、全球供应链重组及两岸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其发展前景已不再只是企业经营问题,而是国际政治与经济竞逐下的重要战略议题。

从委内瑞拉的“翻转”看唐罗主义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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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政府外交取向,美国目前在拉丁美洲确实处于几十年来相当有利的位置。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反面指标不能忽略:政府越来越亲美,并不等于社会越来越亲美。–KS Liu

(正文)8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一项世界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大石油交易,让美国不费分文获得了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使美国的石油储量增加了一倍多。

这里所称的650亿桶是委内瑞拉已经查明了的石油储量,不是石油的全部储量。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公布的年末数据是:美国2024年底的原油及租赁凝析油已探明储量约460亿桶。650亿桶约相当于美国现有已探明储量的1.4倍;加上美国原有储量以后,总量相当于原来的约2.4倍。

委内瑞拉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3030亿桶,世界第一,超过沙地阿拉伯(2670亿桶)和伊朗(2090亿桶)。

据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这650亿桶大约涉及委内瑞拉已探明储量的五分之一,覆盖17个油田;特朗普政府称未来可能吸引接近1000亿美元私人投资。不过协议的完整法律和财务细节目前尚未公开,因此特朗普所谓“控制”的具体法律含义仍需谨慎看待。

委内瑞拉的石油比较特殊,主要是重质和超重质、高硫原油,尤其是奥里诺科石油带(Orinoco Belt)的资源,因此不是任何炼油厂都能经济、高效地加工。这恰好是美国的巨大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委内瑞拉与美国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能源互补关系。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的一批复杂炼油设施。美国公司也拥有长期处理委内瑞拉重油的经验。

自从2026年1月3日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抓捕马杜罗及其妻子后,美国没有把委内瑞拉政权交给反对派,而是接受原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为委内瑞拉政府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本来是追随马杜罗的忠实信徒,是个强硬的反美派,在她的领导下,委内瑞拉从原来的核心反美国家迅速转变为与美国高度合作的亲美国家,其速度快得令人瞠目结舌,难怪特朗普在上述帖子中称罗德里格斯为备受尊敬的临时总统。

马杜罗在台上时,美国支持委内瑞拉的最大反对派领袖是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按一般逻辑,马杜罗倒台以后,马查多应该成为最大政治赢家。特朗普政府却选择保留罗德里格斯和委内瑞拉的大部分国家机器,与查韦斯主义政府合作。

路透社8月4日报道得相当明确:马查多是目前委内瑞拉最受欢迎的反对派人物,但美国官员认为她目前没有足够条件直接领导国家,因此她实际上被华盛顿排除在当前权力安排之外。这已经引起美国国内的一些不满。

应该承认特朗普的安排符合明智的现实主义逻辑,即首先稳定局势,恢复经济,逐步改变这个国家对美国的政治态度。

罗德里格斯究竟是在替美国管理一个过渡时期的委内瑞拉,还是她正在利用美国的支持把自己从“马杜罗副手”转变成一个能够长期执政的新领导人? 从特朗普目前不急于举行大选、反而不断称赞她,说明后一种可能性已经不能低估

美国正在快速解除对委内瑞拉的经济限制。美国财政部8月27日刚刚修改了一整套委内瑞拉制裁许可证,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黄金、电信、银行、PDVSA以及美国稀释剂出口等领域。财政部甚至明确表示,这些调整是为了支持美国企业重新投资委内瑞拉,并帮助委内瑞拉重新成为美国“负责任、繁荣的盟友”。

目前开放的范围已经相当广,包括石油天然气、PDVSA、黄金矿业、银行金融、电信、美国设备和服务和潜在债务重组。因此过去那套以“封锁委内瑞拉石油”为核心的政策,实际上正在被“让美国企业重新控制和开发委内瑞拉能源”的政策取代。

委内瑞拉从反美转为亲美后,对古巴打击最大。过去二十多年,委内瑞拉一直是古巴最重要的能源靠山之一,曾向古巴供应最高约10万桶/日的石油。美国今年1月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后,传统的委古优惠供油体系受到重创。鲁比奥本月甚至把委内瑞拉变化称为古巴当前困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委内瑞拉以前是古巴最大的“逃生阀”之一,而现在这个阀门基本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目前集中压力转向古巴,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支持,制裁古巴能源体系和帮助古巴的第三国企业,对古巴施加金融和政治压力,企图迫使哈瓦那改革或者发生政治转型。

特朗普政府官员自己已经把这种逻辑说得相当明确。鲁比奥最近谈古巴时说,他们希望让古巴政府明白已经没有“escape valves(逃生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鲁比奥对古巴如此强硬。他的判断显然是:古巴现在处于苏联解体以来最缺乏外部靠山的时期之一。 美国因此更可能先加压,而不是马上与哈瓦那和解。

不过,古巴是否会因此走上委内瑞拉式的政治转型道路,则远没有那么确定。古巴的军队、政党、安全体系以及民族主义传统与委内瑞拉有很大不同。这可能是下一步最值得分析的问题。

古巴革命政权已经存在六十多年,军队、党、安全机关之间的制度结合更加牢固。古巴仍是一党制国家,军队、安全机构、共产党和军方控制的经济集团形成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

古巴领导层相信美国未必真的愿意军事推翻它。 美国目前的战略主要仍是经济和能源“极限施压”,希望迫使古巴政治经济开放。美国官员虽然公开谈到古巴必须发生重大改变,但分析人士仍怀疑华盛顿会复制委内瑞拉式军事行动。

因此哈瓦那面对的是一个很残酷但可以计算的选择:如果美国不会入侵,那么只要军队不倒戈、党内不分裂,即使经济非常困难,政权仍可能撑下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压力已经如此强烈,却还没有产生政权崩溃。

古巴目前不是“没有屈服的迹象”,而是已经在经济政策上开始让步,但还没有在政治制度上屈服。 美国现在显然希望利用失去委内瑞拉石油这个历史性窗口,迫使古巴从“经济让步”进一步走向“政治让步”。问题在于,经济制裁究竟会推动统治集团妥协,还是反而加强其内部控制,目前还不能下定论。

委内瑞拉的转变,不能不承认是美国门罗主义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进展,影响了整个拉丁美洲。

目前在拉丁美洲明显亲美/特朗普的国家,有阿根廷、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巴拉圭、巴拿马、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危地马拉和转变中的委内瑞拉。

反美的国家,有古巴和尼加拉瓜。

战略自主,不亲美也不反美的国家,有巴西和墨西哥。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玻利维亚、智利和哥伦比亚。这几个国家过去几年都曾被视为拉美“粉红浪潮”的组成部分,现在政治方向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7月美国与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圭亚那、洪都拉斯、巴拿马、巴拉圭等国甚至共同发表声明,显示特朗普正在形成一个相当庞大的地区合作集团。

巴西政府对特朗普的门罗主义、委内瑞拉行动以及美国干预拉美事务非常警惕。同时巴西又参加BRICS、与中国保持密切经济关系、强调全球南方、与俄罗斯保持沟通。

所以从特朗普政府角度看,巴西确实属于比较“不合作”的国家。鲁比奥6月就公开把巴西列为地区例外。

但巴西为并不是一个“反美国家”。巴西更准确的定位是:既不要美国控制,也不要中国控制;要成为独立的大国中心。这就是“战略自主”。

墨西哥政治上与美国保持距离,但与美国高度依存,经济上几乎不可能反美:决定了墨西哥必须与美国合作。

墨西哥在外交上仍然坚持主权原则,对特朗普以军事、安全为理由干预拉美事务相当警惕。因此墨西哥不能列为“反美”,但也不能像阿根廷、萨尔瓦多那样称为特朗普盟友。

委内瑞拉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3030亿桶,世界第一,超过沙地阿拉伯(2670亿桶)和伊朗(2090亿桶)。

据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这650亿桶大约涉及委内瑞拉已探明储量的五分之一,覆盖17个油田;特朗普政府称未来可能吸引接近1000亿美元私人投资。不过协议的完整法律和财务细节目前尚未公开,因此特朗普所谓“控制”的具体法律含义仍需谨慎看待。

委内瑞拉的石油比较特殊,主要是重质和超重质、高硫原油,尤其是奥里诺科石油带(Orinoco Belt)的资源,因此不是任何炼油厂都能经济、高效地加工。这恰好是美国的巨大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委内瑞拉与美国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能源互补关系。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的一批复杂炼油设施。美国公司也拥有长期处理委内瑞拉重油的经验。

自从2026年1月3日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抓捕马杜罗及其妻子后,美国没有把委内瑞拉政权交给反对派,而是接受原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为委内瑞拉政府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本来是追随马杜罗的忠实信徒,是个强硬的反美派,在她的领导下,委内瑞拉从原来的核心反美国家迅速转变为与美国高度合作的亲美国家,其速度快得令人瞠目结舌,难怪特朗普在上述帖子中称罗德里格斯为备受尊敬的临时总统。

马杜罗在台上时,美国支持委内瑞拉的最大反对派领袖是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按一般逻辑,马杜罗倒台以后,马查多应该成为最大政治赢家。特朗普政府却选择保留罗德里格斯和委内瑞拉的大部分国家机器,与查韦斯主义政府合作。

路透社8月4日报道得相当明确:马查多是目前委内瑞拉最受欢迎的反对派人物,但美国官员认为她目前没有足够条件直接领导国家,因此她实际上被华盛顿排除在当前权力安排之外。这已经引起美国国内的一些不满。

应该承认特朗普的安排符合明智的现实主义逻辑,即首先稳定局势,恢复经济,逐步改变这个国家对美国的政治态度。

罗德里格斯究竟是在替美国管理一个过渡时期的委内瑞拉,还是她正在利用美国的支持把自己从“马杜罗副手”转变成一个能够长期执政的新领导人? 从特朗普目前不急于举行大选、反而不断称赞她,说明后一种可能性已经不能低估

美国正在快速解除对委内瑞拉的经济限制。美国财政部8月27日刚刚修改了一整套委内瑞拉制裁许可证,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黄金、电信、银行、PDVSA以及美国稀释剂出口等领域。财政部甚至明确表示,这些调整是为了支持美国企业重新投资委内瑞拉,并帮助委内瑞拉重新成为美国“负责任、繁荣的盟友”。

目前开放的范围已经相当广,包括石油天然气、PDVSA、黄金矿业、银行金融、电信、美国设备和服务和潜在债务重组。因此过去那套以“封锁委内瑞拉石油”为核心的政策,实际上正在被“让美国企业重新控制和开发委内瑞拉能源”的政策取代。

委内瑞拉从反美转为亲美后,对古巴打击最大。过去二十多年,委内瑞拉一直是古巴最重要的能源靠山之一,曾向古巴供应最高约10万桶/日的石油。美国今年1月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后,传统的委古优惠供油体系受到重创。鲁比奥本月甚至把委内瑞拉变化称为古巴当前困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委内瑞拉以前是古巴最大的“逃生阀”之一,而现在这个阀门基本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目前集中压力转向古巴,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支持,制裁古巴能源体系和帮助古巴的第三国企业,对古巴施加金融和政治压力,企图迫使哈瓦那改革或者发生政治转型。

特朗普政府官员自己已经把这种逻辑说得相当明确。鲁比奥最近谈古巴时说,他们希望让古巴政府明白已经没有“escape valves(逃生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鲁比奥对古巴如此强硬。他的判断显然是:古巴现在处于苏联解体以来最缺乏外部靠山的时期之一。 美国因此更可能先加压,而不是马上与哈瓦那和解。

不过,古巴是否会因此走上委内瑞拉式的政治转型道路,则远没有那么确定。古巴的军队、政党、安全体系以及民族主义传统与委内瑞拉有很大不同。这可能是下一步最值得分析的问题。

古巴革命政权已经存在六十多年,军队、党、安全机关之间的制度结合更加牢固。古巴仍是一党制国家,军队、安全机构、共产党和军方控制的经济集团形成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

古巴领导层相信美国未必真的愿意军事推翻它。 美国目前的战略主要仍是经济和能源“极限施压”,希望迫使古巴政治经济开放。美国官员虽然公开谈到古巴必须发生重大改变,但分析人士仍怀疑华盛顿会复制委内瑞拉式军事行动。

因此哈瓦那面对的是一个很残酷但可以计算的选择:如果美国不会入侵,那么只要军队不倒戈、党内不分裂,即使经济非常困难,政权仍可能撑下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压力已经如此强烈,却还没有产生政权崩溃。

古巴目前不是“没有屈服的迹象”,而是已经在经济政策上开始让步,但还没有在政治制度上屈服。 美国现在显然希望利用失去委内瑞拉石油这个历史性窗口,迫使古巴从“经济让步”进一步走向“政治让步”。问题在于,经济制裁究竟会推动统治集团妥协,还是反而加强其内部控制,目前还不能下定论。

委内瑞拉的转变,不能不承认是美国门罗主义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进展,影响了整个拉丁美洲。

目前在拉丁美洲明显亲美/特朗普的国家,有阿根廷、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巴拉圭、巴拿马、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危地马拉和转变中的委内瑞拉。

反美的国家,有古巴和尼加拉瓜。

战略自主,不亲美也不反美的国家,有巴西和墨西哥。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玻利维亚、智利和哥伦比亚。这几个国家过去几年都曾被视为拉美“粉红浪潮”的组成部分,现在政治方向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7月美国与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圭亚那、洪都拉斯、巴拿马、巴拉圭等国甚至共同发表声明,显示特朗普正在形成一个相当庞大的地区合作集团。

巴西政府对特朗普的门罗主义、委内瑞拉行动以及美国干预拉美事务非常警惕。同时巴西又参加BRICS、与中国保持密切经济关系、强调全球南方、与俄罗斯保持沟通。

所以从特朗普政府角度看,巴西确实属于比较“不合作”的国家。鲁比奥6月就公开把巴西列为地区例外。

但巴西为并不是一个“反美国家”。巴西更准确的定位是:既不要美国控制,也不要中国控制;要成为独立的大国中心。这就是“战略自主”。

墨西哥政治上与美国保持距离,但与美国高度依存,经济上几乎不可能反美:决定了墨西哥必须与美国合作。

墨西哥在外交上仍然坚持主权原则,对特朗普以军事、安全为理由干预拉美事务相当警惕。因此墨西哥不能列为“反美”,但也不能像阿根廷、萨尔瓦多那样称为特朗普盟友。

德黑兰领导层开始出现路线“斗争”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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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是总统佩泽希齐扬,他的处境已经相当困难。8月初甚至出现消息称,佩泽希齐扬曾以辞职相威胁,要求最高领袖接受与美国达成协议。佩泽希齐扬后来公开否认自己威胁辞职,但他必须亲自出来否认,本身就说明高层矛盾已经公开化。

(正文)德黑兰对抗美国的最主要武器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这个武器开始失效了。

近日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宣布:过去几个月,美国动用了海军潜水员、海豹突击队以及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力量,“细致且悄无声息地”对航道内伊朗革命卫队所布下的水雷进行了清除,“国际公认的通行航道已经没有伊朗水雷……今天国际航道是开放的,而且势头正在增强。”

美军还宣布:自7月中旬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伊朗的石油出口量为零。未经美国的许可,任何船只都不得进出伊朗港口,仅有载有人道主义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如果CENTCOM所言属实,尽管伊朗没有宣布海峡可以自由通行,尽管伊朗可以继续用导弹、无人机和快艇骚扰通过海峡的船只,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开始失灵。

能源运输已经显著恢复,但仍没有回到战前水平。《路透社》8月28日估计,目前海湾地区经霍尔木兹出口的石油大约达到每日1500万—1600万桶,已经远高于3月份战争初期的低谷,但仍低于战前水平。

就在几天前,《路透社》根据Kpler(一家商业性的全球大宗商品与海运数据分析公司)等航运数据报道:中国8月份仍预计进口约53.4万桶/日伊朗原油。 这并不一定直接推翻CENTCOM的说法,因为中国8月份收到的伊朗石油,很大一部分可能是7月封锁以前已经装船、储存在海上的石油

《路透社》8月21日的调查正好支持这种解释:目前中国市场上的伊朗石油供应正在减少,原因之一就是原来已经在海上的库存正在被逐渐卖掉。而Kpler从7月中旬以后,没有观察到载有伊朗原油的超级油轮正常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海湾其他国家的能源可以出去,而伊朗自己的石油却出不去这对伊朗非常不利。过去伊朗最大的战略威慑是:“如果我的石油不能出口,大家的石油都别想出去。” 现在美国试图建立的局面恰恰相反: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可以逐渐恢复出口,而伊朗则继续被美国封锁。

伊朗政府最重要的五人:上图第一排: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旧照片),第二排左至右:总统佩泽希齐扬、议会议长加利巴夫、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

截至2026年8月28日,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伊朗政权内部已经出现明显而且公开化的路线分裂。 但目前还不是“政权已经裂成两半”或发生政变的程度。更准确地说,是在继续战争还是寻求妥协、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处理、对美国让步到什么程度这些核心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就在8月25—27日,伊朗方面竟然出现了互相不完全一致的说法:革命卫队声称伊朗已经与阿曼就海峡控制及收益分配达成协议;但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随后告诉《路透社》,协议实际上尚未最终完成

8月27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又说,伊朗正在整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

这种互相不完全一致的信息,很可能正是内部尚未形成统一决策的表现。

伊朗石油出口被切断,外汇收入下降,财政发生困难,国内生活压力增加,务实派要求结束战争,而革命卫队却认为现在让步等于承认失败

以佩泽希齐扬为代表的务实派可能认为:时间站在美国一边,拖得越久伊朗经济越危险革命卫队强硬派则可能认为:时间站在伊朗一边,只要美国承受不了长期战争和霍尔木兹危机,最终还是会谈判

这才是目前伊朗内部真正的战略分歧。

最近的证据相当明显。《美联社》本月报道,伊朗领导层表面上仍维持“共同抗美”的统一姿态,但对战争最终目标存在尖锐分歧:总统佩泽希齐扬及议长卡利巴夫等务实派希望把军事压力作为谈判筹码,通过协议结束战争、恢复经济;“稳定阵线”(Paydari)等极端强硬派则反对与美国谈判,主张继续战争。英国议会图书馆昨天发布的最新评估也指出,伊朗内部对美谈判仍存在公开分歧,而且革命卫队在战争期间的决策权明显上升。

目前的伊朗政权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派:

“务实谈判派“:代表人物是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议长卡利巴夫等,他们主张尽快谈判结束战争,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可以妥协。

“革命卫队强硬派“:主要是革命卫队的军事领导层,目前最主要的是瓦希迪(革命卫队总司令)和雷扎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曾经长期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是伊朗革命卫队历史上的元老级人物)。他们主张可以谈判,但不能做重大让步,必须保留伊朗对海峡的实质控制权。

“极端强硬派”,例如“伊斯兰革命稳定阵线”Paydari等,目前与Paydari关系最密切、政治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是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前核谈判代表赛义德·贾利利。他们反对与美国谈判,主张继续封锁海峡,对美国施压,争取胜利。

最值得注意的是总统佩泽希齐扬,他的处境已经相当困难。8月初甚至出现消息称,佩泽希齐扬曾以辞职相威胁,要求最高领袖接受与美国达成协议。佩泽希齐扬后来公开否认自己威胁辞职,但他必须亲自出来否认,本身就说明高层矛盾已经公开化。他本月仍公开表示:与其继续战争,“今天结束战争更好”。

《路透社》引述伊朗官方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国会议长加利巴夫8月20日前后访问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工商界人士会面时说:“无论我们拥有多大的军事力量,如果人民挨饿,没有金融流通、经济增长和国内生产,我们就无法坚持下去。” 他随后又说,经济和安全是“两个翅膀”:没有安全就不会有投资;但即使建立了安全,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维持,这种安全也无法持续。

《金融时报》报道: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已经公开承认:“现实是,我们现在没有出口石油,”并称美国冻结了伊朗的外汇储备,使伊朗无法取得这些资金。

《华尔街日报》把佩泽希齐扬和加利巴夫最近的讲话直接概括为伊朗两名高级政治人物推动结束战争、重新把重点转向经济并认为这构成了对强硬派路线的反弹。

伊朗政权中的“专家会议”(伊朗称“领导专家会议”)在伊朗制度中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宪法地位极高,日常实际权力却通常很低;但一旦最高领袖死亡、失能或继承出现危机,它会突然成为最关键的机构之一。它最大的权力是决定谁当最高领袖。

今年二月伊朗最高领袖老哈梅内伊死亡以后,专家会议实际行使了它最重要的宪法权力,选择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现在又出现一个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敏感问题:穆杰塔巴至今没有公开出现他究竟只是“因安全原因不露面”,还是已经“身体上无法正常履行最高领袖职责”?目前没有定论。

根据伊朗宪法,如果最高领袖因为疾病或其他事故暂时不能履行职务,应由宪法规定的临时委员会代行其职责;如果最高领袖已经不能履行宪法职责,专家会议有权认定其失去资格并予以撤换。

革命卫队是支持穆杰塔巴继位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穆杰塔巴过去虽然很少公开露面,却长期经营父亲办公室,与革命卫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不像父亲那样拥有几十年的个人政治威望,其权力基础很大程度上来自哈梅内伊家族网络和革命卫队

自从3月份穆杰塔巴成为最高领袖以来,他没有新的公开照片,没有公开视频,没有电视讲话,没有公开的声音录音他甚至没有参加父亲7月份极其隆重的葬礼。其他三个兄弟都公开出现,唯独作为新任最高领袖兼死者之子的穆杰塔巴没有出现。

伊朗国内已经出现一种非常敏感的疑问:他究竟还能不能正常履行最高领袖职务甚至出现他“已经死亡”、“脑死亡”等传闻。不过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这些传闻

《路透社》8月28日得到的多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仍然认为他活着并参与决策。总统佩泽希齐扬称,8月10日曾经与穆杰塔巴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伊朗高级官员也告诉《路透社》,只有极少数高级人物能够直接见到他。他们解释不公开照片和影像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仍然可能暗杀他,因此不能泄露他的地点和身体状况。 这个理由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毕竟他的父亲就是在战争第一天被杀的。

但问题在于:即使不能现场直播,理论上完全可以发布一段经过处理、无法确定地点的录像或者录音。因此六个月连声音都没有公开,确实异常。

穆杰塔巴虽然仍然名义上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大量日常权力已经委托给最高层的一个小圈子。《路透社》直接形容这种状态为他在“幕后统治”。而且他最近仍然通过任命显示权力。8月份他重新安排了多个军队高级职位;与此同时,前革命卫队总司令莫森·雷扎伊重新进入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核心。

伊朗目前的权力结构可以概括为“名义上的穆杰塔巴最高领袖制,实际上正在向最高领袖+革命卫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集体决策模式演变。” 这并不意味着穆杰塔巴已经成为傀儡。根据目前可靠消息,他仍然拥有重大问题的最终批准权。

但是问题在于:一个神权国家的最高领袖如果半年不能让人民看到和听到他的声音,他的个人权威必然受到侵蚀

尽管目前的证据倾向于穆杰塔巴还活着,真正值得观察的是他究竟还能不能像他父亲那样控制革命卫队

如果答案逐渐变成“不能”,那么伊朗这场战争最大的政治后果之一,很可能不是伊斯兰共和国立即倒台,而是伊朗从哈梅内伊式个人神权统治,逐渐转向革命卫队占主导地位的军政集体统治。这会比单纯的“改革派与强硬派之争”更深刻。

特朗普2.0与全球秩序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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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关税政策的反复、全球民意对中美两国观感的变化,以及韩国和欧洲对华盛顿的重新定位,正在共同冲击美国长期以来作为全球秩序核心支柱的地位。文章认为,这些变化已经不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短期波动,而可能意味着全球各国正在重新评估与美国的关系,国际秩序正出现一次难以逆转的结构性转向。该文英文首发于亚洲时报。

几十年来,全球政治一直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假设之上:美国的实力,无论多么不完美,都是维系这一体系的支柱。

美国的盟友有时会对华盛顿的单边主义感到不满,但仍然选择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因为相比之下,一个没有明确支柱的世界似乎风险更大。如今,这一假设正在现实中接受考验,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它可能经不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冲击。

三项最新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美国新一轮大范围加征关税;皮尤研究中心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民调显示,中国如今在全球好感度上已经略微领先美国;以及欧盟正处于美国施压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双重夹击之中。

把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看,它们所呈现的已经不仅仅是常规的外交摩擦,而是一场可能难以、甚至无法逆转的全球格局根本性重组。

新一轮关税冲击:似曾相识的模式

7月24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涉及的商品约占美国进口总额的99%。美国政府将这一举措定义为一项执法行动,针对那些未能充分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国家,并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赋予的权力。

这项新关税取代了自今年2月开始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单方面加征关税,超出了总统的法定权限。

具体采用什么法律依据,其实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所反映出的模式: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第二套主要关税体系,而且距离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第一套关税措施仅仅过去数月。

对于从加拿大、印度到欧盟的美国贸易伙伴而言,这释放出的信号令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作为经济伙伴的可靠性。一个在原有法律依据遭到法院否决后,就不断以新的法律理论重新推出大范围贸易壁垒的政府,很难让其他国家据此制定长期政策。

皮尤民调:全球信心正在发生逆转

这种不可预测性似乎已经直接反映在全球公众舆论中。皮尤研究中心7月1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6年2月至5月期间对36个国家超过4.2万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后发现,如今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比对美国更加正面。

同一份皮尤报告还显示,全球受访者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任度也已经超过对特朗普的信任度。

这一发现之所以引人关注,在于其广泛程度。这种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全球南方国家,或者那些长期对华盛顿心存不满的国家。皮尤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最邻近的两个国家——如今对中国的看法也比对美国更加积极。在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认为习近平值得信任的受访者比例都比支持特朗普的高出两位数。

这是一场近期发生的逆转。推动这一变化的是两股同时出现的趋势: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善,而对美国的看法则不断恶化。一年前,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国家仍然更倾向于美国;如今,情况已经发生变化。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钟严中(Yanzhong Zhong)表示:“近20年来,中国的全球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而是美国自身的衰落。过去十年,中国的好感度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这次排名反超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评价急剧下滑。”

正如玛丽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所指出的:“美国软实力退潮,使中国在不经意间获得了更高的国际地位。如今,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似乎是一个更容易接触、也更可靠的伙伴。但北京尚未把这种相对优势转化为对中国明显增加的好感,也尚未形成一个连贯的替代性模式。”

皮尤报告还发现,在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的中等收入国家,人们如今更倾向于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也较少认为中国容易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相比之下,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正好相反。这意味着,在全球公众舆论中,两大强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直接反转。

韩国:美国条约盟友也开始留有余地

在美国正式盟友中,这一变化最清晰的例子或许正在首尔上演,只是其方向可能出人意料。特朗普8月16日表示,他曾与韩国总统李在明通话,并要求后者在伊朗问题上“帮美国一点忙”。

李在明拒绝后,特朗普指示五角大楼“大幅减少”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这项名为“乙支自由之盾”(Ulchi Freedom Shield)的联合军演于8月17日开始,预计持续至8月27日。李在明领导的进步派政府一直在推行其所谓的“务实外交”和更大的战略自主,将国家利益置于与华盛顿僵化的同盟关系之上。

这种变化已经明显到足以让韩国保守派反对党指责李政府正在逐渐偏离韩美同盟。美国保守派评论人士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就曾表达这一看法,并被《首尔经济日报》和《亚洲时报》引用。

韩国国内政治的具体变化,其实反映出了一个更广泛的信号:即便是仍然驻有美军的条约盟友,也正在重新评估自己的外交政策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华盛顿绑定。而这一调整发生在一个以“强硬务实”而非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意识形态选边站队为执政承诺的政府治下。这恰恰说明,韩国政治的重心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欧洲的两难困境

不过,韩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处于这种境地的国家。放眼全球,没有哪个地方像欧洲一样承受着如此尖锐的压力——它正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挤压。

欧洲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尤其是电动汽车领域的产能过剩正在加速德国去工业化。据估计,德国每月损失的工业就业岗位约为1万个。这种担忧促使布鲁塞尔和柏林不断发表强硬言论,强调欧洲需要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但正如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最近在《东亚论坛》撰文指出的那样,这些强硬表态并没有转化为连贯一致的政策。欧盟希望提高自身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成本,却又不希望因此伤及自身,同时欧盟内部也缺乏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共识。

而特朗普关税带来的同步压力,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政策瘫痪。欧盟与另外59个经济体一样,也成为特朗普新关税措施的对象。实际上,欧洲官员正在打一场双线经济战:一方面应对中国过剩产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还要承受美国新贸易壁垒带来的压力。

目前的结果不是欧洲明确转向某一方,而是陷入僵局。但这种压力不会消失,而欧洲最终给出的答案,可能会比过去更少表现为与华盛顿协调一致。

今年年初,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已经说出了如今数据所反映出的现实。2026年1月20日,也就是特朗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前一天,卡尼在达沃斯发表讲话时宣称,世界正处于“一场断裂,而不是一次转型”之中。

他认为,过去由美国实力、开放的海上航道、金融稳定以及争端解决机制所支撑的规则体系不会重新回来。对于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而言,与其等待旧秩序恢复,不如建立自身的战略自主。此后,卡尼多次重申这一观点,包括在2026年6月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

如今,最初只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判断,已经获得了大量数据的支持。而这些数据所指向的,是一个正在重新排列组合的世界,其变化远远超出了任何一次选举周期的影响范围。这不仅仅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低潮”关税、民调、韩国的战略留白以及欧洲的政策僵局,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来看,都不足以构成决定性证据。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呈现出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国际体系:一旦信任和信誉遭到破坏,它们并不会在一夜之间重新建立起来。

一代人时间积累起来的公众信任,可能在短短几年内被侵蚀。

白宫说出的话本应具有分量;然而,美国的盟友如今正在悄悄建立各种“保险措施”,而不是继续等待华盛顿给予保证。美国的贸易伙伴也越来越把美国的承诺视为一种交易,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长期承诺。即使美国政策再次发生变化——无论是本届政府改变方向,还是未来政府调整政策——其他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重新校准,也未必能够简单地恢复原状。

这正是当前局势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它可能已经不再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短暂波折,而是世界其他国家重新定位自身与美国关系的一次结构性转向。

作者简介:

乔治娅·波拉德(Georgia Pollard)是CJPA Global Advisors的研究分析师。
小厄尔·A·卡尔(Earl A. Carr Jr.)是CJPA Global Advisor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同时担任纽约大学兼职教授。

乌克兰对付俄罗斯的两把利剑:拥抱科技和压迫士兵

四年残酷拉锯,战场攻守逆转。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gel)2026年5月28日的封面报道指出,乌克兰正凭借惊人的技术迭代、本土军工的畸形崛起以及残酷的极限动员和对士兵的无情“摧残”,将这场冲突推向全面科技化与消耗战的深渊。在这场没有赢家的博弈中,现代战争的底层逻辑已被彻底颠覆。乌克兰总统预测俄乌也许会在明年上半年停火…..

在基辅卢基扬尼夫卡地铁站旁,昔日繁华的“广场”购物中心废墟上正冒着滚滚浓烟。这栋被烧得焦黑的建筑宛如一颗残断的黑牙,孤零零地刺向天空。

四周的地面上落满了震碎的玻璃渣,疲惫不堪的消防员们正瘫坐在树荫下喘息。

这是乌克兰首都遭遇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前一天深夜,俄罗斯的普京一口气动用了30枚弹道导弹、54枚巡航导弹、600架无人机,甚至还发射了一枚“榛树”(Oreschnik)中程导弹 — 这种本为核打击设计的战略利器,在整个冲突中仅是第三次登场。

克里姆林宫高调宣称这是一场实力的绝对炫耀。普京此前曾公开扬言,乌克兰军队早已走投无路,战场局势对基辅而言“不再是困难或危急,而是正在演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狂轰滥炸背后的无能为力

然而,这场看似排山倒海的袭击,实质上却是一场无能为力的宣示。

冲突爆发四年后,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不得不再次吞下低估对手的苦果。即便在俄罗斯国内,激进的战争支持者们也开始用极其阴暗的笔调来评估当前的战局。俄罗斯民族主义作家扎哈尔·普里莱平(Sachar Prilepin)沮丧地表示,如果局势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显而易见,用不了多久,我们会输给乌克兰。”

今年4月,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关键拐点:乌克兰军队两年来首次实现“收复的领土多于丢失的领土”。

乌军大幅拉高了俄军的伤亡代价,其长程无人机不仅将俄军前线的补给线炸得千疮百孔,甚至还袭击了远在后方的炼油厂和港口码头。如今,即便是拥有密集防空网保护的莫斯科,也早已不再安全。

这会是战争的转折点吗?

至少,它彻底扭转了乌克兰国内沉闷的舆论情绪。尽管基辅街头依然弥漫着对空袭死难者的哀思,但人们脸上的绝望正在褪去。最艰难的寒冬已经挺了过来,而外界盛传的俄罗斯春季大攻势却迟迟没有动静。希望,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

“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是自2022年春季全面冲突爆发以来,最有利、最令人乐观的时刻。”基辅军事分析家塔拉斯·奇穆特(Taras Chmut)一向以冷静、甚至刻薄的客观评估著称,但如今连他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不仅如此,就连一向更乐意夸赞普京强势铁腕,对援助乌克兰兴趣寥寥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最近也悄然换了腔调。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近日公开赞誉道:“毋庸置疑,乌克兰武装部队是目前整个欧洲最强大,最具战斗力的军队。”

这种超乎所有人预期的战争弹性,究竟从何而来?

梳理错综复杂的战场因素,以下三点底牌最为致命:

技术迭代速度: 这场冲突在四年中经历了几轮战术和武器的洗牌,谁在创新的生死时速中落后,谁就会被立刻淘汰。

本土军工产业的崛起: 这让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西方武器断供的恐惧。

对国内人口的极限动员: 尽管外界普遍唱衰其兵源枯竭,但乌克兰军队至今仍维持着庞大的规模。然而,这种动员背后所采用的激进手段,正将乌克兰社会撕开一道无法愈合的血不忍睹的伤口。

硅谷大厂”般的战争CEO

如果说有哪张面孔能代表乌克兰国防的这种“硅谷式”创新狂热,那一定是现任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Mychailo Fedorow)。

年仅29岁时,费多罗夫就作为数字化转型部部长推出了电子政务系统。如今他35岁,摇身一变掌管着这个国家最庞大的军事战争机器。

与其说他是一位体制内的国防高官,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刚从加州硅谷走出来的IT大佬。他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战果,就是利用私人关系说服美国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将俄军在前线偷用的“星链”(Starlink)网络全部远程锁死。通过强制重新注册,乌军一夜之间切断了对手的战场通讯。

5月的一个周六,费多罗夫在基辅老城区的一栋保密办公楼里召开了媒体见面会。记者的手机在入场前被全部没收,他要向外界兜售他击败俄罗斯的“终极商业计划”。

在牛仔裤和抓绒夹克的包裹下,费多罗夫说话快得像按了快进键,身后的巨幅屏幕上,绝密的数据和复杂的图表走马灯般闪烁。

他将自己的战略核心概括为:“空域、陆地、经济”。用大白话解释就是:

在空中:维持95%的导弹与无人机拦截率,废掉俄军的战略空袭;

在陆地上:用高昂的消耗比,确保每月消灭的俄军数量超过其征兵补充的速度;

在经济上:通过精准爆破,彻底瘫痪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命脉。

听费多罗夫开会,不像是在听一场战况通报,反而像是在听一个大型创业企业的CEO在给投资人讲PPT。在顶尖程序员的逻辑下,这场对抗地缘庞然大物的残酷战争,居然被包装成了一套计算精密,追求ROI(投资回报率)的商业企划书。

“上个月,有35203名俄罗斯士兵在战场上死伤,这是一个极其稳定的高位输出。”费多罗夫冷静地列出数字,“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敌人每推进一平方公里,必须留下200具尸体。”他表示,这个指标在3月被超额完成,4月也完全达标。

他一口气展示了军队无人机采购的指数级增长曲线、防空系统的民营化重组,以及针对战果的“绩效提成”机制。

甚至,乌军现在还开发了一套内部供应链平台——前线任何一个步兵营都可以像在亚马逊上购物一样直接下单定制武器,并在使用后在线提交用户体验报告,以便后方厂家在几天内完成产品迭代。

费多罗夫的表情就像是一个已经把期末数学压轴题解答完,正极度不耐烦地瞪着台下还没开窍的同学的天才学霸。他想向世界传递的信息非常直白:俄罗斯绝非不可战胜,我们已经跑通了闭环,现在的关键是欧洲盟友得赶紧打钱跟进。

乌克兰现任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Mychailo Fedorow)

被二十万人玩成“吃鸡”的战场系统

这种对数据分析的狂热,催生出了一个让全球军界侧目的怪物 — 乌克兰的“三角洲”(Delta)战场管理系统。

五角大楼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Dan Driscoll)最近在美国参议院艳羡地承认:“这个系统绝对不可思议。它把战场上每一架无人机、每一个传感器、每一件武器都塞进了一个全网同步的实时网络。坦白讲,美国军队现在都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必须向乌克兰学习。”

曾长期主导“三角洲”系统扩容的尤里·米罗年科(Jurij Myronenko),今天穿着一件绣有传统花纹的橄榄绿衬衫。这一天是乌克兰的刺绣衫节(Wyschiwanka),不少基辅市民都盛装出门,而他则坐在铺满屏幕的指挥中心里。

米罗年科是实打实从泥潭里爬出来的少壮派。他打过2022年的基辅保卫战,当过新组建的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后来转任数据安全局局长、国防部副部长,现在是国防部总监察长。

当年为了在古板的军方内部推广“三角洲”,他经历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派系恶斗。“军队里的老官僚怕得要死,总觉得把数据传上网会被俄罗斯黑客一锅端。他们的脑子根本无法理解,什么叫分布式云端加密安全。”

米罗年科直言,国外的同类指挥系统都是和平时期坐在办公室里设计出来的,而“三角洲”则是直接从死人堆里喂出来的,“它是战场上的军人为了保命亲手写出来的代码。”

在“三角洲”的中央大屏上,战争变成了一款上帝视角的即时战略游戏。指挥官可以通过斑斓的仪表盘实时监控每一寸土地的得失、哪支无人机战队今天的KPI完成得最好以及俄军雷达和装甲车的精准损耗数量。

更可怕的是,在90万乌克兰军队中,有超过20万名一线士兵拥有该系统的手机客户端登录权限。这个庞大的战争局域网将无人机实时画面、保密雷达数据和西方卫星图全部压缩进了一部部普通的智能手机里。士兵只要有网,就能随时查看战场的每一个死角。

前线任何一个士兵只要发现敌方目标,就可以在手机地图上点个红点,并顺手上传一段无人机拍到的定位视频。每个月系统要吞下800万个战场目标标记,处理超过75000条前线视频。今年,他们甚至植入了一个“任务控制”(Mission Control)AI模块,专门用来量化每一次炮击的成本和杀伤效率。

“三角洲”揭开了未来战争最冰冷的一面:人类不再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战场,而是透过成千上万个无人机的摄像头去审视毁灭。

这是一个由无数濒死瞬间组成的庞大视频数据库。而这些由自杀式无人机在爆炸前一秒记录下来的海量“人命素材”,正在日夜不停地喂养着乌克兰的军事人工智能,用以疯狂训练AI的目标自动识别与击杀算法。这种沾满鲜血的独家大数据,全世界只有乌克兰拥有。

这种不对称的技术代差,让乌克兰在面对北约盟友时完完全全挺直了腰杆。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Boris Pistorius)在5月访问基辅时甚至坦言:“北约早就不是单纯的援助者了,我们现在得指望向乌克兰学习怎么打现代战争。”

不久前,美国大数据公司Palantir的CEO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再次秘密会见费多罗夫。这家严重介入大国安全角力的AI巨头将乌克兰视为其最新战争算法的试验场。卡普惊叹道,他在基辅看到了“人类战争史上进化速度最快的技术反馈闭环”。

只要数量够多,模型飞机也能炸翻莫斯科”

自全面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标准形象就是四处敲门、“乞讨”西方的坦克、导弹和防空系统。

但到了2026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 乌克兰已经能够实现很大一部分消耗品自给自足。这得益于整场冲突已经彻底演变成了一场无人机对轰的大赛。从前线拉锯使用的FPV自杀飞机、运送弹药的重载运输机,到飞往莫斯科纵深的远程杀手,乃至在泥地里拖运伤员的地面履带机器人,一个庞大的民间低空军工生态圈已在乌克兰本土成型。

在基辅一个热闹的居民区里,隐藏着一栋平淡无奇的写字楼。谁也想不到,那些动辄将战火烧到莫斯科市中心的致命武器,就是在这些普通的格子间里组装出来的。

大楼内部的几个车间里,数百名工人几乎是人贴人地在流水线上忙碌。这里生产的是乌克兰本土国防初创企业的王牌产品—FP-1型和FP-2型长程无人机。在地下室,3D打印机和塑料注塑机日夜轰鸣;在楼上,工人们正熟练地组装外壳、布设电路、调试油箱。空气中弥漫着廉价木料,机油和强力胶的气味。

这家名为“火力点”(Fire Point)的军工初创企业,在短短四年内员工规模从18人疯狂膨胀到6000人,在全国秘密开设了70多个分厂。其成名作FP-1无人机可以携带60至120公斤的烈性炸药,最大航程直逼1600公里,起飞时需要依靠尾部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强行弹射。

所谓的创新,就是用数量把对手淹没

当俄罗斯内陆的炼油厂或军港燃起冲天大火时,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往往就是FP-1那标志性的简陋身影。它的升级版FP-2则更为极端,为了多塞一倍的炸药,工程师甚至直接砍掉了一半的油箱。

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2025年秋季的评估报告,“火力点”旗下的这两款机型,包揽了乌军对俄罗斯本土纵深超过一半的战略空袭战果。基辅用这种低成本的廉价消耗品,对俄罗斯体量庞大的工业心脏完成了精准的“反向放血” — 这是乌克兰对长期反制俄军“见证者”(Shahed)无人机的绝地反击。

从拆解角度看,FP-1的制造工艺甚至显得寒酸:大量使用廉价的胶合板和市面通用的民用芯片,简直就是一个放大版的航模,绝对的用后即弃一次性产品。

然而,这恰恰是现代低空战争的真谛 — 所谓的创新,在更多时候并不是虚无缥缈的高精尖技术的堆砌,而是用极致的低成本把产量做到铺天盖地,用数量把对手的防空网彻底淹没。

今年5月中旬,乌克兰集结了120多架这种由胶合板糊成的长程无人机,以饱和攻击的形式强行过载了莫斯科周边的防空网络。这一晚,莫斯科郊区的一家核心炼油厂、大型储油站以及一家重型军工厂同时被烈火吞噬。

虽然FP-2的腿不够长,但其杀伤力足以覆盖克里米亚及前线后方的战略节点。这种“中程定点清除”是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眼下的核心目标,其战略意图是彻底掐断俄军的后勤大动脉。如今,2022年夺取被俄罗斯夺取,旨在连通克里米亚的“亚速海沿岸陆路通道”,在乌军无人机的日夜衔尾追杀下,已经对所有民用及常规后勤车辆关闭。

“火力点”的幕后老板兼总设计师叫丹尼斯·什蒂勒曼(Denys Schtilerman)。这是一个体格魁梧、大嗓门的典型的斯拉夫男人,身上穿的紧身POLO衫上印着公司的无人机标志,下面附着一行中世纪拉丁文格言:“舍我其谁”。

荒诞的是,什蒂勒曼曾长期在莫斯科做生意、生活,而现在他制造的机器正源源不断地把炸药送回他熟悉的城市。据他透露,一架FP-1的综合造价只要5.5万美元,成本直接做到了传统军工巨头安东诺夫(Antonov)设计局同类产品的几分之一。如今他的工厂每天能吐出300架成品,但这位野心家真正的志向早已不在无人机,而是倒腾真正的战略导弹。

在他的办公桌上,赫然摆放着一具代号“火烈鸟”(Flamingo)的FP-5重型巡航导弹模型。这件武器的设计风格有着浓重的美学复古感,粗短的喷气发动机被直接焊接在弹体上方,活脱脱就是二战纳粹德国V-1导弹的现代翻版。

FP-5是目前全球体积最庞大的巡航导弹之一,它几乎和一辆城市公交车一样长、一样重,在俄罗斯的防空雷达屏幕上像一只刺眼的灯泡。它可以把超过一吨重的钻地弹头送到3000公里外的任何坐标。为了省钱,什蒂勒曼居然用上了国际民航市场上报废的飞行客机涡喷发动机。这虽然解决了成本问题,也带来了严重依赖外部拆解件的致命软肋,且导弹的末端精度至今仍一言难尽。尽管如此,今年2月,一发“火烈鸟”还是成功跨越了1400公里的距离,砸中了俄罗斯乌德穆尔特(Udmurtien)的一家战略导弹制造厂。

FP-5在2025年8月的亮相经过了极为精密的政治算计 — 就在当天,泽连斯基总统飞往阿拉斯加去接受特朗普的闭门质询。泽连斯基在会面中迫不及待地给特朗普展示照片,并将其吹嘘为“乌克兰军工史上最伟大的火箭”。事实上,那还是一件躺在车间里连测试都没完成的半成品。

乌克兰国防及军工圈内对这家突然冒出来的政商暴发户充满了猜忌和怨言。在战争这台巨大的绞肉机旁,“火力点”通过近乎垄断地斩获国家国防订单,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了一场财富神话。根据什蒂勒曼本人的预测,公司2026年的营业额将飙升至恐怖的40亿美元 — 而就在2022年,他们还只是一个只有18名员工,靠给剧组拍戏搭建微缩模型的电影草台班子(众所周知,泽连斯基总统同样出身该行业)。

目前,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NABU)已经对该国国防部涉嫌向“特定裙带企业”利益输送的腐败窝案展开立案调查,什蒂勒曼则坚称自己遭受了同行竞争者的政治陷害。

“作为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15年的老兵,我认为这家公司的底层逻辑极不正常,”刚刚被国防部调入采购审计监事会的军事专家塔拉斯·奇穆特毫不客气地评价道,“有很多底蕴深厚、技术过硬的老牌国防企业,至今连国家财政的一根毛都摸不着,而所有的热钱却都在往这个电影人的口袋里流。”

什蒂勒曼则将这些指责归结为对手针对他的“抹黑运动”,因为他手里还有更疯狂的蓝图。今年年内,他准备直接在丹麦建立一座属于乌克兰自己的导弹固体燃料化工厂。同时,他对外宣称正在秘密研发一套针对弹道导弹的国产拦截系统,并保证要在今年冬天俄军再次轰炸乌克兰电网前交付。在业内人士眼中,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因为这涉及整个乌克兰乃至欧洲国防工业最致命的短板——在面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突防时,整个西方阵营目前唯一能够可靠拦截的只有美制“爱国者”系统。而随着今年2月美伊在中东爆发军事冲突,本就见底的爱国者弹药库存彻底陷入了断供荒。

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Oleksandr Syrsky),已被解职

人命在这个系统里只是纯粹的数字”

如果说三十出头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代表了乌克兰军队年轻、时髦、充满硅谷色彩的PPT外壳,那么他的前线总指挥 — 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Oleksandr Syrsky),则是这台战争机器最冰冷、最残酷的钢印。

这位将军战功卓著,但在军中却被冠以冷酷的恶名。在他身上,完美保留了旧苏军那套将士兵生命视为纯粹数字,为了达成战役目的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的消耗思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统领乌克兰三军对抗俄罗斯的最高将领,本身却出生于俄罗斯本土,至今他在用乌克兰语下达命令时,依然带着一股浓重到擦不掉的俄罗斯口音。

“对这个国家而言,瑟尔斯基既是救星,也是诅咒。”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国防委员会前军医玛丽亚娜·贝祖格拉(Marjana Besuhla)是政坛对军方最高层的最猛烈抨击者。她坦言:“不可否认,瑟尔斯基是整个军队里极少数真正具备大兵团进攻组织能力的战略天才,他注定会走进历史。但在他眼里,普通子弟的性命草芥不如。”

去年秋天,瑟尔斯基绕过常规建制,亲手组建了一支完全由其个人垂直调度的“突击队”。这支部队在前线扮演着残酷的“战场消防员”角色,哪里防线崩盘,他们就被成批地填进缺口用肉身堵漏,其战损率高到令人头皮发麻。贝祖格拉将其辛辣地讽刺为“纯正的俄式指挥艺术”。

但这种冷血突击队的背后,揭示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禁忌:在一个自诩现代文明的国家里,你究竟该如何把成千上万个活生生的普通人,强行塞进一场看不见尽头,注定九死一生的绞肉战里?

如今在乌克兰的社交网络上,每天都在疯狂流传着令人窒息的暴力征兵视频:在基辅,在敖德萨,成群结队身穿迷彩服,遮挡面部的军人会在大街上毫无预警拦下步行的路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惊恐万分的男性强行塞进没有牌照的面包车,随后绝尘而去。

街头的女性和亲属往往会发疯一样地冲上去拉扯抢人,双方在街头打斗,互喷催泪瓦斯,甚至还偶发鸣枪警告。为了配合这种残酷的全面动员,所有适龄男性在街头被截获时,必须立刻出示手机,证明自己已经在军方的电子征兵系统里完成了资产与活动轨迹的“数字化绑定”。

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近乎于“现代抓壮丁”的屈辱动员手段,已经让整个乌克兰社会走到了内讧的边缘。尽管高层几次高调宣布将推行“文明动员”的体制改革,但前线的巨大缺口等不及书面制度的墨水风干。

然而,在坐在指挥部里看数字的军方高层眼中,这本来就是一场冷酷的数学计算。

“我们的国家安全部队至今死死维持着110万人的庞大基数,”军事专家奇穆特直白地拆穿了温情的外衣,“从数字上看,动员体系并没有崩溃。我们每个月都能准时‘收割’3万个年轻的新兵。唯一的问题是,这批被强行抓来的耗材在战场上的战斗意志和战术素养究竟还剩几成。”

在这场残酷的消耗战中,总得有人去死。而乌克兰面对的,是一个人口正在雪崩的绝望基本盘。据最新数据估算,在基辅目前实际控制的领土内,生存的人口总量已经从2019年的3700万断崖式跌落至2900万。

事实证明,这些被社会痛斥的暴力强制,结合将征兵年龄强行下调至25岁的严酷法令,确实是目前唯一能为前线源源不断补充肉身的有效手段。即便在政坛,没有任何一个政客敢在公开场合为这种反人类的手段叫好。

“目前的征兵效率事实上处于2023年以来的最高峰,”一位国防核心议员私下承认,“没错,这套体制烂透了。但请问,如果不用这招,还有什么办法能挡住对面的钢铁洪流?任何其他温柔的替代方案,只会让防线瞬间崩溃。”

这番大实话,直接掐断了乌克兰社会底层对于动员体制改良的最后一丝幻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基辅至今仍维持着一个在外界看来极度畸形的恶政 — 负责在街头“抓壮丁”的并不是警察或者民政部门,而恰恰是军队自己的基层动员办公室。这些大兵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与平民沟通的训练,他们的手段只有暴力和服从。

“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心理战,”上述议员冷笑道,“如果是一个拿工资的警察把你塞进囚车送去前线,你会觉得自己是个囚犯,从而产生对抗;但如果是一个满身硝烟、刚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兵一把揪住你的脖子对你吼:‘老子在死人堆里爬了两年,现在轮到你了!’你会在瞬间崩溃,并接受你和他们一样已经是国家耗材的现实。”

“我活下来了,但已经忘记了该怎么站立”

无论后方的PPT做得多么天花乱坠,无论本土的无人机工厂能完成多少产能迭代,这场战争的最终落脚点,依然是那些被扔进战壕里的肉体。而他们所面对的,是一场超越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形态的,极度非人道的科技绞肉机。

在无人机密布的现代战场上,前线正在发生着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荒诞现实:由于头顶上密密麻麻携带热成像设备的自杀飞机,阵地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来灭顶之灾。士兵们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甚至不敢踏出自己的地下掩体半步,谁挪动一下,谁就会死。

为了安抚军心,总司令瑟尔斯基在今年4月签署了一道军令,硬性规定一线士兵在阵地里的连续轮战时间不得超过两个月。然而,在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这张废纸成了一个残酷的冷笑话。

38岁的伊万·卡文(Iwan Kawun)目前保持着这支军队里一项让人落泪的活死人纪录。在今年春天被抬出阵地前,他在最前线一处半坍陷的地下土坑里,连续熬了486天。在将近一年半的时光里,他活得像一只不见天日的土拨鼠。

现在,卡文正瘫坐在基辅市中心“黄金之门”地铁站旁的一家露天咖啡馆里。明媚的阳光照在周围打扮时髦,喝着冰咖啡的年轻人身上,路边的大妈在兜售着刚摘下来的鲜嫩铃兰。

卡文闭着眼睛,贪婪地抿着手里冰凉的啤酒。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下掩体里,他每天配给的饮用水只有区区0.7升,连湿润嘴唇都不够。

卡文是在2023年被动员入伍的,随后被送往英国接受了三个月的速成战术培训。2024年,他作为第30机械化旅的机枪排长,被直接扔进了顿巴斯(Donbass)巴赫穆特(Bachmut)的绞肉机。当时,那场震惊世界的血战已经落下帷幕,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代价死守阵地,阻止俄军装甲集群继续西进。

2024年11月,卡文和他的部下爬进了两片麦田夹缝中一条干枯树林带里的掩体。他们的世界从此浓缩在了这几平方米的泥坑里,每小时通过无线电向后方发送一次生命信号成了他们活着的唯一证据。刚开始,偶尔还有小队把伤员换走,但随着包围圈的缩紧,这条生命线被彻底掐断。

乌克兰政府在街头“抓壮丁”

2025年夏天,他们所在的地下室被一发大口径重炮直接命中,整个地表工事大面积坍塌。

荒谬的是,这个灭顶之灾反而救了他们的命 — 对面的俄罗斯军队在用无人机侦察后,判定这个泥坑里的人已经全部被活埋窒息,因而停止了火力清洗。从此,这群活死人完全转入地下。

每天深夜,后方的乌军会用重型无人机跨越封锁线,像喂小鸟一样往泥坑里盲投一些瓶装水和高能饼干。为了不让地表的排泄物引起俄军侦察机的注意,卡文和士兵们把大小便小心翼翼地拉进密封塑料袋里,并在深夜悄悄爬出去,把袋子伪装成散落的炮弹弹片扔在四周。

“我的膝盖上如今结了厚厚的一层老茧,”卡文自嘲地挽起裤腿,“因为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那个掩体的高度让我们根本无法站直身体。”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唯一能让他和外面的文明世界产生连接的,是偶尔请求无人机顺便空投的一张皱巴巴的报纸。通过这些废纸,他得知了2025年8月特朗普和普京在遥远的阿拉斯加会面的消息。更多的时候,他只能在电台刺耳的杂音里,反复聆听后方传来的几秒钟的语音——那是他的小儿子扎哈尔(Sachar)发来的,孩子在全面冲突爆发前夕出生,如今甚至已经学会了自己走去幼儿园。

在泥坑里绝望地熬过第二个冰血交加的冬天后,无线电里终于传来了撤离密码。那是2025年12月的事情。但当时,他们所在的那个坍塌掩体早已成了钉在敌军腹地中的孤岛。撤退需要大雾天或者能使无人机摄像头致盲的极端恶劣天气。这一等,就是整整三个月。

直到今年3月底,时机终于到来。卡文和幸存的战友在夜幕的掩护下,在完全陌生的雷区和荒野中徒步绕圈摸索了18公里,“在爬出泥坑的那一秒,我甚至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忘记了该怎么双腿着地走路。”整整在黑暗中爬行了六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撞进了友军的防线。

如今的卡文,正在经历漫长而痛苦的战后创伤康复。长期的地下幽闭让他彻底丧失了睡眠能力,只要闭上眼,头顶就会响起无人机的嗡鸣。好在双手那种神经质的剧烈颤抖已经止住,被严重磨损的关节也即将接受手术。

令人意外的是,卡文的眼神里并没有太多崩溃的狂乱。他甚至平静地表示,一旦身体恢复,自己大概率还会自愿回到前线。作为给儿子久别重逢的礼物,他从前线的废墟里捡回了一架坠毁的俄罗斯无人机,让工兵战友洗干净修好 — 现在,那只曾经用来杀人的铁鸟,正在他基辅公寓的客厅里当玩具飞来飞去。

尾声:废墟之上的终局博弈

在今天的乌克兰前线,卡文和他的“土拨鼠”战友绝非特例。在他的兄弟部队里,还有另一名军官在类似的泥潭阵地里死扛了整整472天。

这些被鲜血浸透的底层叙事,是永远不会被打包进费多罗夫那些精致的“三角洲”AI大屏和KPI表格里的。它们是一个民族近乎自虐般的恐怖忍耐力,但同时也是顶层指挥无情地将士兵视为数字的冷血铁证。这就是真实的现代低空战争 — 即使战局目前看起来向着对乌克兰略微有利的方向倾斜,但底层的代价已经高到让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难以承受。

这就把最核心的问题推到了桌面上:在最好的预设下,乌克兰究竟能期盼一种怎样的“胜利”?

乌克兰还能彻底打赢这场战争吗?如果所谓的胜利是指收复所有丢失的领土,那么答案是令人绝望的:绝无可能。但乌克兰目前正在做的是另一件事——它正在剥夺普京在这场豪赌中最想得到的战略抵押物:顿巴斯的核心工业区。

在那里,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经营了数年的要塞防线前已经流干了血,而顿涅茨克(Donezk)的关键土地至今仍然死死卡在乌军手里。一年前,普京曾寄最大希望于通过白宫的特朗普向基辅极限施压,逼迫泽连斯基割让这片土地以换取一纸停火协议。事实证明,这一企图在乌克兰的死磕面前彻底破产。

现在,轮到克里姆林宫开始面临战略抉择了。普京会低下头,接受乌克兰提出的“按实际接触线就地停火”的条件吗?

至少目前从莫斯科释放的信号来看,大帝还没有服软的打算。但只要能把战局死死钉在当前的坐标轴上,对于几乎流干最后一滴血的乌克兰防守方而言,就已经是一场堪称奇迹的战略大捷。

他们用胶合板无人机和上百万人口的血肉,强行把普京逼进了政治死胡同:要么承认闪电战彻底失败并吞下苦果,要么在俄罗斯本土引爆政治炸弹、宣布新一轮的全国大动员。最高拉达国防委员会核心成员罗曼·科斯坚科(Roman Kostenko)上校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人正在前线疯狂耗尽他们最后的战略预备队,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发动任何大兵团突破的战略能力。”

然而,一个残酷的客观现实不容回避:俄罗斯或许在陆地上无法彻底吞并乌克兰,但它手里握有的毁灭手段,足够把这片土地彻底砸回石器时代。

双方之间地缘体量的绝对不对称,是乌克兰永远无法越过的大山。乌克兰最多能用无人机让莫斯科的几家炼油厂起火,而俄罗斯从后方扔过来的,却是可以瞬间将整个基辅街区化为废墟的超音速弹道导弹 — 两者的杀伤力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更让人绝望的是,当基辅在键盘前欢呼用遮天蔽日的无人机浪潮死死挡住俄军装甲洪流的同时,在乌克兰肥沃的黑土地上,一条横亘数百公里,寸草不生的“绝对死亡地带”(Kill Zone)正在像癌细胞一样疯狂地向两侧扩散。

在这片充满了地雷,无人机残骸和废墟的泥潭中,任何人类文明的痕迹和任何正常的社会生活都已被彻底抹去。被这个死神泥潭无情吞噬的,不仅是像机枪排长卡文这样被时代选中的耗材,还有前线整座整座曾经拥有几十万人口的繁华城市。

这场堪称二十一世纪最为惨烈的地缘悲剧,至今唯有前半场已成定局。而下半场的悬念在于:面对乌克兰挟借硅谷算法和暴力动员所迸发出的超乎常理的绝境反杀,克里姆林宫将会祭出何种歇斯底里的反扑手段?

截至目前,莫斯科真正的底牌,还没有翻开。

【源自:《明镜周刊》(DER SPIEGEL)第23/2026期封面故事;作者:克里斯蒂安·埃施(Christian Esch),转自微信公号《德国的故事》,2026年5月30日。】

中美9月下旬元首外交的前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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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正文)八月上旬,有关媒体报道说,尽管中美峰会日期临近,但双方在许多实质性成果和关键议题(如人工智能对话细节等)上缺乏足够进展,部分领域的机制化(投资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筹备甚至陷入停滞。更有甚者,峰会前夕,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的举措,包括针对伊朗的对华制裁、对芯片出口和技术交流的限制。这些因素都给元首会晤前的氛围增添了复杂变数。

到了8月下旬,中美外交与智库增加了互动,大有峰回路转的局面。

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David Perdue)。这是庞德伟履新后首次与中国外长面对面会晤。在会见中,王毅指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强调双方应落实元首共识,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庞德伟亦表示,双方愿加强沟通,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并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表示了慰问。

值得注意的是,会后两国官方与舆论所释放的信息呈现出微妙而互补的视角:

中方通报重点凸显了宏观战略引领与原则框架,强调“排除干扰、克服障碍”;而庞德伟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则更具体地提到双方正为中国领导人计划于9月24日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及后续高层互动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

这样的反差一直存在,特朗普总统在北京就宣布中国领导人将于9月24日访美,但中方目前一直就访问的时间和细节“讳莫如深”。

就在王毅与庞德伟会面的前一天,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与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与美方代表桑顿(John L. Thornton)等约40名来自两国政界、工商界及智库学者围绕“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主题展开交流。

亚洲协会及其相关方在阐述此次对话时,将其定位为连接官方外交(1轨)与民间交流(2轨)的关键桥梁。美方代表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Craig Allen)、微软前首席研究战略官蒙蒂(Craig Mundie)以及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启明(Gary Rieschel)等人的参与,进一步明确了务实合作的现实意图:在人工智能安全、医疗卫生、粮食安全及经贸等领域保持常态化沟通,避免经济脱钩带来的双输局面。

从1.5轨对话的务实研讨,到庞德伟与王毅的首次外长级会面,这一系列互动表明,中美双方正在尝试沿着两国元首确立的战略框架,通过多层次的沟通管道为即将在9月展开的重大高层交往扫清障碍、夯实基础。

庞德伟在美国社交媒体X发布的会见信息和图片。

中国外交部对王毅部长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的会见的报道

202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

中联部发布的1.5轨对话的照片

中共中央联络部对其与美国亚洲协会举办1.5轨对话的报道

8月25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双方围绕“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主题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

 

刘海星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一段时间以来,双方沿着两国元首明确的方向,采取实际行动,加强沟通对话,推进积极议程,取得明显成效。双方应不断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实现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倡导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实现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秉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实现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恪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实现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刘海星表示,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双方要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着眼中美关系长远发展,进一步回答好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探索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的实践路径。一是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二是共担大国责任,通过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三是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韧性,共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

桑顿等美方代表表示,美中两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双方应以此为目标和遵循,采取实际行动,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刘结一等出席。中联部副部长陆慷主持对话。

朱志群:为什么要办China and the World 学术期刊

(编者按:《海外看世界》执行主编孙太一就国际学术期刊《China and the World》的办刊理念、发展历程与未来方向等,采访了该刊主编、美国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 政治学系朱志群教授。以下是对该采访的转发。)

孙太一(以下简称问):您是从2025年开始担任 China and the World 主编的。首先想请您谈谈,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接手这本期刊?在您看来,为什么当下特别需要一本以”China and the World”为主题的国际学术期刊?

朱志群(以下简称答):我担任 China and the World 主编可能是缘分吧。我过去二十年跟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建立了非常愉快与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出版了十本英文专著和编著。

由于长期合作和相互信任,大概在2024年的某个时候,出版社的有关负责人找到我,邀请我介入他们英文期刊的出版,协助扩大期刊的全球影响力。 他们给了我几个跟亚洲和中国有关的期刊,让我选一个,担任主编。 当时China and the World: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正好处于休整状态,也在物色新主编,我就选了它,并斗胆答应可以担任主编。我当时提出去掉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就以 China and the World 作为新期刊的名称,这样既做到承前启后,又可以革故鼎新。出版社也同意了。

我当时没多想,就是觉得随着中国国力进一步提升,其外交影响力也会继续扩大,而这也是我主要研究兴趣所在。这个新期刊聚焦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研究的空缺,我觉得很有前途,所以2025年正式接下了主编工作。 当时也没想到办期刊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付出很多艰辛无偿的劳动。

问:China and the World 并不是一本完全从零开始的刊物。它此前曾以 China and the World: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为名出版,研究重点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此次重新定位并将刊名简化为 China and the World,背后有哪些考虑?这是研究范围的扩大、品牌的重塑,还是一次更深层次的办刊理念调整?

答:是的,China and the World 的前身是China and the World: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在中国政府2013年推出“一带一路”之后不久, 高瞻远瞩的世界科技出版社创始人潘国驹先生和时任澳门大学副校长的冯达旋先生一拍即合,决定出版世界上首个专门研究“一带一路”的英文期刊。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在百忙中亲自组稿和编辑,于2018年正式推出China and the World: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季刊,先后发表了王赓武、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郑永年等名家大作, 引起不小的反响。后来由于年事已高,潘先生和冯先生渐渐淡出,China and the World: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出版了七卷之后在2024年暂停发行。

我在2025年应邀正式担任主编,开始策划期刊的未来。 新期刊既继承了老期刊的优良传统,又跟它有所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扩大期刊的覆盖面,调整办刊理念,与时俱进,深入研究中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塑造新品牌,成为世界上首个以专门出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期刊。在来自全球各地的编委们的一起努力之下,我们在2026年中顺利推出新期刊第一期 (总第八卷第一期)。目前已出版了两期。今年年底前再推出第三期。 2027年起以季刊发行。

我在启动China and the World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冯达旋校长高度认可我的研究与编辑工作。其他资深学者如赵全胜教授多次跟我长谈,提出许多具体建议。沈大伟教授不时给我加油并爽快答应给本刊撰稿。其他知名学者如李成、李明江、曾卡、M. Taylor Fravel、Scott L. Kastner、Robert Ross 等等也都表示支持我办好这个刊物。我非常感激这些同事在本刊初始阶段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帮助。

问:“China and the World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您怎样理解这里的“China”与“the World”之间的关系?期刊最核心的办刊宗旨是什么?

答:本刊跟传统的“中国研究”期刊有所不同。传统的中国研究注重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等,往往研究这些领域本身。 而本刊希望将这些 “点” 连起来,成为一个 “面”,全方位研究中国内部变化跟外部世界的互动,主要是强调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影响对外关系,当然我们也同样关注世界变局如何影响中国本身的发展。所以我们希望这本刊物能够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研究”,更多研究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双向互动、相互塑造的过程及其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目前研究不多但非常有意义的领域,也给本刊提供了可以施展的舞台。

China and the World是一本同行评议的英文学术期刊,致力于探讨中国与全球社会之间多层面且不断演变的关系。 我们办刊的宗旨简单来说就是:将中国国内发展与全球动态联系起来,为严谨且具政策参考价值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平台。

问:目前国际学界已经有不少研究中国政治、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英文期刊,例如 The China Quarterl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等。您希望 China and the World 在这一学术生态中形成怎样的独特定位?

答:您提到的这几个跟中国有关的期刊都有一定的历史和各自的特色,我也经常拜读。我觉得  China and the World 作为后来者可以向它们学习的地方很多。 但我们不会去刻意模仿它们或是试图与它们竞争。 我们最关注的是塑造我们自己的品牌, 即主要出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对外关系互动的研究。 我们起步晚,目前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初创阶段提升本刊的知名度,让学者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新刊物,专门发表有关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原创性的、具有政策意义的研究成果。

比如说,中国在海外有很多投资,如果研究中国的投资政策如何形成,又如何影响到在某个国家和地区的某个项目,以及当地的反馈又如何反过来使得中国调整有关政策,并在当地的投资工作做得更细腻。 这就是一种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模式。这类分析文章就非常合适本刊,我们希望作者们首先想到本刊。当然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我们对课题没有什么特别限制。

本刊双匿名审稿,整个审阅、修改周期相对较短,世界科技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团队也非常高效,所以作者在本刊可能比在其它刊物能更快发表。

问:改版后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很有意思,作者和议题覆盖了中国与美国、日本、东盟、欧洲、澳大利亚、中亚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秩序与中国国际地位等问题。这样的安排是否可以看作新版期刊的一份“学术宣言”?您在策划头两期时,最希望通过这些文章向读者传递什么信息?

答:“学术宣言”谈不上,但第一期和第二期确实反应了本刊的出版方向,也就是主要发表中国与世界各地互动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希望塑造的品牌。

本刊除了发表较长的学术论文,也发表较短的类似 Foreign Affairs 上的政策评论。学者们都是大忙人,不一定都有时间写长篇大论,所以我们也推出3000-4000字左右的学术评论,可能适合这些学者忙里偷闲,我们热忱欢迎他们来投稿。

另外,我们也欢迎1200-1500字左右的书评,作者可以自己选择最新出版的跟中国有关的书籍直接将书评投给我们。 如果作者对某本新书有兴趣并愿意写书评,也可以通过我们跟出版社联系索取该书。

问:当前有关中国的国际学术讨论越来越容易受到大国竞争、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安全化叙事的影响,有时甚至很容易被简单划分为“亲华”或者“反华”。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认为一本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期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答:确实,学术研究难免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甚至干扰,特别是目前大国竞争、意识形态对立的形势下。 作为一个由华人学者主编的、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出版的刊物,可能会被有人放在放大镜下审视,特别是在西方国家。 如果有人想贴标签我们也没有办法。记得沈大伟教授在跟我的一次交流中也表达了这个顾虑。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坚持共同的学术标准、证据标准和同行评议原则,用事实来说话。我们编委都是严肃认真、口碑较好的学者,来自世界各地,受邀的评审人也是各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编辑团队不存在“亲华”与“反华”之分,我们也不介入意识形态之争。作为新刊物,我们力争通过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为国际学术共同体提供一个崭新的多方位观察中国、深入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窗口。我们欢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学术传统和政治观点的学者投稿。我们根据稿件本身的学术价值和写作质量来决定取舍。

问:一本真正研究”China and the World”的期刊,其作者本身可能也需要体现”the World”。在作者、编委和审稿人的国际化方面,您有什么规划?

答:我们目前的编辑团体来自美洲、亚洲和欧洲。我们会继续完善我们的国际化水准,在未来也会继续壮大编辑队伍,并邀请更多非西方学者来审稿。

目前在本刊发表过的作者也是来自世界各地。 我们特别欢迎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参与我们的出版计划。 我们也特别鼓励青年学者投稿。 本刊非常愿意给年轻学者和新兴研究课题提供学术空间。

问:最后,请您展望一下 China and the World 今后三到五年的发展。您最希望期刊关注哪些正在形成但目前仍研究不足的重要问题?

答:我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很多,例如中美竞争与国际秩序转型、全球南方、环境治理、科技与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供应链与经济安全、气候变化、公众健康、人口危机、以及中国自身社会经济变化与国际行为之间的联系等等。 因为在新加坡出版,所以我们对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也特别关注。

对我来说办刊物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很多东西不能好高骛远,还是需要脚踏实地。今天的学术期刊不仅面临内容竞争,也面临开放获取、数据库收录、数字传播、引用率以及人工智能等对传统学术出版模式带来的挑战。对于一本正在重新起步的国际英文期刊来说,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指标就是期刊在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识别度和威望。 有了识别度以后才会有更多高质量的稿源和引用率,并获得一定的威望。因为本刊很新,目前没有影响因子和数据库排名等指标,我们希望未来三至五年在这方面有所收获。五年后我最希望人们提到 China and the World 时会说,这是一本研究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顶尖刊物。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严格的学术质量,同时争取扩大本刊的传播范围,吸引更多高质量的投稿。 众人拾柴火焰高,恳请海内外学术大家庭的各位成员大力支持China and the World 并多多赐稿。

美国对中国企业的“二次制裁”开始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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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双方实际上都留有余地:华盛顿先制裁外围贸易商、物流公司、船只和小型企业,同时威胁更严厉的二级制裁。北京公开宣布“不承认、不接受”,并准备使用阻断法,但暂时没有立即发动大规模对美反制。这与今年5月中国针对5家炼厂采取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因此目前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外交部说得多强硬,而是美国下一批名单里会不会出现中国的大型银行–KS Liu

美国财政部8月24日宣布的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以及贝森特威胁进一步扩大“二级制裁”,中国政府已经作出相当明确的回应。

8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专门回应了贝森特的讲话。核心表态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同时强调,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并表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今年5月,针对美国对大连“恒力”等五家中国地方石化企业的二级制裁,中国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动用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中国企业和个人: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的有关制裁措施。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早已主动避开伊朗原油。此外,中国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多年来也早就尽量避免直接处理明确涉及伊朗受制裁石油贸易的资金美国没有必要制裁国有石油企业,因为这些高度国际化的大型企业本来就不愿冒险大量购买伊朗油。同样,美国没有必要立即制裁国有商业银行,因为大型银行本来就高度重视美元制裁风险。

这说明中国政府无法强迫一家国际银行给石化企业提供美元融资,也无法强迫外国船东、保险公司、石油贸易商承担被OFAC制裁的风险。

中国政府不承认美国单边制裁,但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在实际经营中不能无视美国制裁。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纽约、伦敦、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有庞大业务,并高度依赖美元清算和代理行体系。对这样的银行来说,如果因为几十亿甚至几十亿美元伊朗石油交易而冒险,潜在损失远远大于收益。

所以中国阻断令能够减轻美国制裁的国内影响,却不能完全消除国际影响。《华盛顿邮报》本周对此也指出,中国可以在国内保护这些企业,却无法保证它们继续获得美元、国际保险以及美国市场准入。

中国政府在政治和法律上反对美国二级制裁,但是中国大型银行自身拥有大量美元业务和国际业务,因此也必须控制风险。这实际上就是美国二级制裁最强大的地方——并不需要美国政府去处罚每一家与石化企业交易的银行,只要银行相信自己“可能被处罚”,威慑就已经产生

真正继续承担伊朗石油贸易风险的,反而主要是那些独立炼厂、贸易中介、影子船队和金融体系外围机构因此美国的制裁火力自然集中在那里。

 

目前美国针对中国执行到位的二级制裁,主要集中在独立炼厂、贸易商、航运公司、影子船队及其他外围实体。在银行方面,美国更多还是“警告和威慑”,尤其尚未真正制裁中国大型银行。

这说明: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企业“越守规矩”中石化、中石油、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都有巨大的海外利益,因此最怕SDN制裁。而那些与美国金融体系联系很少的山东小地炼、中间商和地方银行,反而更有条件承担伊朗交易。

2026年4月24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办公室”OFAC正式把“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列入SDN制裁清单,理由是其购买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石油。美国财政部称恒力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客户之一。

OFAC当时给予恒力一个月的退出期,即允许与恒力有关的既有交易在5月24日以前结束,所以截至今天(8月27日),恒力已经处于完整SDN制裁状态三个多月。

刚刚被制裁时,恒力的公开态度很强硬。4月26日公司发表公告,否认购买伊朗石油,并表示拥有三个月以上原油库存,原油采购没有受到影响。

但到了7月,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路透社7月2日报道,恒力取消了至少600万桶已经购买的西非和中东非伊朗原油,其中包括已经运抵中国储罐的约200万桶西非原油以及计划7月交货的中东原油。更重要的是,报道说:由于原油库存下降,恒力不得不进一步降低炼厂开工率。

值得注意的是:恒力取消的甚至不是伊朗石油,而是非伊朗石油。这说明美国制裁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不许你买伊朗油”,而是:一旦进入SDN名单,正常国际石油贸易商、银行、船东、保险公司也开始不愿意与你做生意。这就是典型的二级制裁威慑。这说明美元金融体系、国际航运和保险体系形成的二级制裁网络,并不是中国一道“阻断令”就能够完全抵消的。

美国从2025年开始陆续制裁山东寿光鲁清石化、山东胜星化工、山东金诚石化等独立炼厂;2026年4月,美国财政部又专门向全球金融机构发出警告,要求注意与中国“茶壶炼厂”交易所产生的制裁风险。财政部称,中国购买约90%的伊朗出口石油,而这些独立炼厂是主要买家。

实际效果已经出现。路透社调查发现,寿光鲁清和胜星被制裁以后,出现了两类非常具体的问题:一是原油接收困难;二是成品油不得不通过其他公司的名义销售。而且制裁开始使一些规模更大的、尚未被制裁的独立炼厂减少购买伊朗原油,以免自己成为OFAC的下一个目标。这说明二级制裁已经产生了所谓的“寒蝉效应”。

小地炼比恒力更容易被美国制裁打疼,原因很简单。恒力是大型综合性民营石化集团,有较大的库存、资金实力、供应商网络和国内市场;山东的小型独立炼厂通常资本实力弱得多,本来利润率就很低。

路透社今年5月报道,被制裁地炼已经遇到经营困难,而整个地炼行业同时面临国内需求疲弱和利润率很低甚至亏损的问题。

所以美国制裁实际上打在它们最薄弱的几个地方:即使中国政府允许一家被制裁的炼厂继续经营,只要国际贸易商、船东、银行和保险公司不愿意碰它,经营成本就会明显提高。

山东地炼开始采用各种办法绕开制裁,例如通过其他贸易公司采购原油、改变货物名义来源、使用人民币结算,以及通过其他公司的名义销售成品油。路透社已经确认被制裁企业存在以其他公司名义销售产品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财政部今年4月不再只是制裁已经买过伊朗油的企业,而是向全球金融机构发出警告:即使一家山东地炼尚未列入SDN,只要银行发现它可能购买伊朗石油,也应当提高风险控制。这一步实际上比单独制裁一家小炼厂更重要。

据路透社8月24日的最新调查,中国购买伊朗石油确实受到美国压力和近期封锁行动影响:伊朗对华石油运输量从7月份约82.3万桶/日下降到8月份约53.4万桶/日

今年早些时候伊朗对华出口一度达到约158万桶/日。而且伊朗石油贸易越来越转向小型独立炼厂、影子船队、人民币结算以及把伊朗原油重新标记为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来源等方式。

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比单纯的金融制裁更加有效。真正使伊朗对华出口近期大幅下降的是“二级制裁+海上封锁”的组合。

截至今天(2026年8月27日),最有说服力的是Kpler船舶追踪数据。伊朗石油对中国运输量大致为:2025年伊朗对中国的平均出口量约140万桶/日,2026年6月为78.5万桶,7月为82.3万桶,8月至今月53.4万桶。

中国继续购买伊朗原油的原因之一,是美国7月13日美国恢复封锁前,封锁区外大约有1.05亿桶伊朗原油储存在油轮上,因此过去一个多月中国仍然能够收到几十万桶/日伊朗石油,并不等于这些油都是刚刚从伊朗突破美国封锁运出来的。

现在伊朗的海上原油库存已经下降到约8000万桶。亚洲水域能够销售的伊朗油也已经明显减少。如果新的伊朗原油长期不能大量突破封锁,那么海上库存不断下降以后,9—10月份中国能够买到的伊朗油还可能进一步减少。

路透社8月21日报道已经出现这个现象:山东炼厂获得的9月、10月伊朗原油报价明显减少。而且,伊朗油居然开始涨价了。

过去伊朗石油为什么对山东地炼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受到制裁,伊朗必须打折出售。但现在情况倒过来了。一些伊朗原油已经从比布伦特原油低约3美元/桶,变成报价高约2美元/桶。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市场信号:不是中国炼厂突然不想买伊朗油,而是能够运到中国的伊朗油明显减少了。

山东地炼开始寻找巴西Lapa原油、伊拉克Basrah原油等替代品。这说明封锁已经真正改变中国炼厂的采购行为。

美国需要中国减少对伊朗的经济支持,但又不希望因为伊朗问题导致中美贸易休战破裂;中国不接受美国的域外制裁,但同样没有必要为了伊朗而主动把中美关系推向金融战争。

目前双方实际上都留有余地:华盛顿先制裁外围贸易商、物流公司、船只和小型企业,同时威胁更严厉的二级制裁。北京公开宣布“不承认、不接受”,并准备使用阻断法,但暂时没有立即发动大规模对美反制。这与今年5月中国针对5家炼厂采取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因此目前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外交部说得多强硬,而是美国下一批名单里会不会出现中国的大型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