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传统审查“重准入、轻监管”的缺陷,报告设计了四大可操作的政策治理工具,确保项目在落地后全生命周期可控。在公司治理层面,要求获批的敏感投资企业设立由具备安全背景的美国公民组成的独立国家安全合规委员会(NSCC),对数据跨境、核心 IT 架构变更及关键研发方向拥有“一票否决权”。在网络与数据安全层面,借鉴特斯拉在华数据本地化及 TikTok 第三方算法托管审查的实践经验,对智能化装备与软件采取“结构化隔离”与“模块化替换”,确保敏感数据在美闭环,且关键软件模块可随时实现安全替代。在供应链管理层面,设定阶段性考核,要求外资企业在指定时间内提升非中国本土零部件的采购比例,建立防止单一节点失效的防惩罚与强制剥离条款。最后,通过联合政产学界定期对重点工业供应链进行动态压力测试,精准识别漏洞,避免陷入“一一封禁”的被动局面。
报告建议在药物研发与分子专利许可领域维持高度开放,在合同研发或生产组织领域推行合资模式,同时对涉及大规模人类基因组数据及临床患者敏感数据的平台实施物理与逻辑隔离,严禁敏感生物数据跨境传输。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中国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硬件制造与成本控制上优势明显,美国则在 AI 大模型与具身智能算法上领先。报告主张允许高性价比的中国硬件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或建立硬件制造子公司,但要求算法控制栈、空间感知数据与高精地图必须完全由本土控制,且核心控制系统须采用可随时替换为美国或盟友芯片与算法平台的架构。
编者按:本文2026年9月14日由公众号“利维坦”发表,中文标题为“修昔底德的深刻洞察”;原文的英文题目为“Thucydides the perspicacious”,作者是大卫·波兰斯基(David Polansky)和丹尼尔·席林格(Daniel Schillinger)。波兰斯基是一位常驻加拿大多伦多的作家兼政治理论家。他的作品曾发表于《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环球邮报》和《外交政策》等出版物。他同时撰写新闻通讯《Strange Frequencies》。席林格是美国纽黑文耶鲁大学的政治学讲师,也是该校公民思想中心(Center for Civic Thought)的高级研究员。他是《Luckless: The Idea of Luck in Ancient Greek Thought》(2026年出版)一书的作者。译者为树上的男爵,校对为兔子的凌波微步。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
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达沃斯论坛上引用了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那句名言,赢得了广泛赞誉:“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受其必受。”(The strong can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must suffer what they must.)虽然卡尼引用此话旨在批判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行为,但在防御性甚至帝国主义政策辩护中(尤其是在美国),修昔底德也频繁被提及。然而,那些试图在修昔底德那里寻求对帝国的辩护或批判的人,注定是要失望的。修昔底德毫不留情:他的写作旨在揭露强者与弱者、不正义者与正义者的幻想。自欺,是他这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旋律。正因为自欺是恒久存在的,也正因为它对胜者和败者而言都可能是毁灭性的,修昔底德的作品才得以跨越时空,正如他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历久弥新。
在20世纪,这些思想分歧定义了学术界和政治界关于国际政治的讨论。例如,英国历史学家 E·H·卡尔(E H Car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警惕地观察到他所谓的“乌托邦主义”的泛滥,这体现在人们对国际联盟等国际机构能够促进世界和平抱有过于过度的期望。作为回应,卡尔对现实主义作出了有条件的辩护,认为它为危险世界中的政治提供了实用且灵活的指南:“现实主义是对乌托邦主义狂热的必要矫正,正如在其他时期必须召唤乌托邦主义来反抗现实主义的贫瘠一样。”
然而请注意,这句话的标准译法比希腊语动词συγχωρέω真正的含义显得更为凶险。更准确的翻译应当是:“强者做他们能做的事,弱者顺从。”(Those who are superior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yield.)也许正是这种翻译上的问题,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读者认为雅典人在这里是在宣称“强权即公理”。实际上,雅典人所说的是:正义这种语言,只有在实力相对平等的双方进行谈判时才有位置。在强大的雅典人与弱小的米洛斯人之间,米洛斯人必须向雅典的利益让步。因此,即使雅典人的这番话中确实包含着威胁,它同时也邀请米洛斯人放下各种虚伪的姿态,坦率地对话。
【编者按:2026年9月12日,中国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标题为“全面筑牢人工智能安全屏障,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9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介绍这篇文章。报道作者说,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领导人访美之前,旨在影响中美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对话。9月13日,《环球时报》发表题为“瞄准中国AI!美国‘科技右翼’端出冷战剧本”,点名批评Anthropic首席执行官(CEO)阿莫迪对中国的AI发展构成的威胁危言耸听。阿莫迪在最近关于AI发展的一篇文章里说,中国是“能力最强、威胁最大”的竞争对手。他警告称,如果威权政府在领跑前沿模型(Frontier Models)方面超越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可能利用这些超强 AI 模型建立起“永久性的军事优势”,并可能对民主国家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带来灾难性影响。本站特转发这两篇文章供读者参考。延伸阅读:美国指控六家中国AI企业“工业规模”蒸馏美国模型】
【编者按:本文2026年9月10日发表于《纽约时报》英文版,英文标题和题记是“Did 9/11 Really Change Everything?–Were the terrorist attacks that day the end of an idyllic era? The beginning of our current dystopia? Or just a middle chapter?”;该文中文翻译9月11日发表在该报中文版,题目“9·11事件真的改变了一切吗?”,作者是CHARLES HOMANS,本文现在的标题来自本站编辑,特转发此文供读者参考。】
约翰·甘茨在其新著《当时钟停摆》(When the Clock Broke)中写道,特朗普2016年的当选“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初那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因素的结晶”。这本书讲述了那个时期被低估的社会颓势。回头来看,9·11事件矛既为当时已然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病态提供了暂时的喘息之机,又悖论般地加速了这些现象的发展。它让美国人暂时忽略了这些,直到它们以加倍的势头卷土重来。
如果你不记得柏林墙,但你的青春期是被社交媒体和手机塑造的,那么近代史上最明亮的分界线就是技术层面的。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这种趋势正愈发明显。这一点在Z世代的怀旧情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0多岁的年轻人将过去零碎的记忆当作逝去黄金时代的象征:《老友记》、小约翰·F·肯尼迪和卡罗琳·贝塞特·肯尼迪、90年代高中课堂的家庭录像、“外星蚂蚁养殖场”(Alien Ant Farm)和“烂泥巴”(Puddle of Mudd)等乐队的音乐录影带和演唱会片段。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前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2021年写道:“当美国深陷中东和南亚事务时……一个更具侵略性的俄罗斯和一个更有实力、更自信的中国相继崛起,导致欧洲和东亚的地缘政治天平开始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
【编者按:本文2027年9月11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英文标题和题记为“Sept. 11 Changed the World Order. But Not for the Reason We May Think–The terrorist attacks consumed U.S. resources and attention, and left the country unable to address the bigger threats to its economy and global leadership”,中文标题和题记是“‘9·11’改变了世界秩序,但原因或许并非我们所想–‘9·11’恐怖袭击消耗了美国的资源和精力,使其无暇顾及对其经济与全球领导地位构成的更大威胁”,作者是John Bussey。目前标题来自本站编辑,特转发此文供读者分享。】
乐观情绪高涨的同时,警告之声依然不绝于耳。“不幸的是,接触政策注定会失败,”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在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书中写道,“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它几乎肯定会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并试图主导东北亚……简言之,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美两国注定会成为对手。”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一书中也同样强调:“当务之急是,绝对不能让能够主宰欧亚大陆、进而挑战美国的欧亚挑战者出现。”
中国随后的崛起速度令各国震惊。年度商品出口额从2001年的2,660亿美元猛增至2024年的3.58万亿美元。中国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从4%升至15%。经济学家将这场剧变称为“中国冲击”(The China Shock)。
伴随经济实力而来的是军事实力。中国在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 中国称:南海)推进军事化,建造人工岛屿和前哨基地,并挑战邻国。中国于2012年列装了第一艘航空母舰,2019年列装了第二艘,2025年列装了第三艘。在两人最近于北京举行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警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即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威胁到一个老牌强国时,战争往往容易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