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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崛起的真实故事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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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崛起的真实故事

在我2026年出版的新书《中国式国家主义》中，我将1978年以来的中国发展历程比作一台跑步机：忙碌的行动越来越多，但真正有意义、具有实质性的改革却进展甚微。尤其是，我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发生的一次关键转变，形成了这种局面。

以下内容是本书第一章的节选第二部分，原文发表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网站。

1.2 我们能从中国的崛起中学到什么？

只有准确把握历史细节，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后续发展。本书关注的是事实细节，而不是提出新颖的理论视角；我以历史学家的方式研究这一主题。遗憾的是，与做一名坐在书斋里空谈理论的人相比，以历史学家的方式研究中国经济，如今似乎并不时髦。

曾有经济学家将乡镇企业（TVEs）理论化，认为它们能够防止“公共资产遭到私人掠夺”，尽管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实际上由私人拥有。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也曾以信息不对称和国家承担更广泛公共福利职能为理由得到辩护，尽管中国减贫速度最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金融自由化阶段。

根据我梳理的事实和数据，我总结出四点经验。第一，基数效应的影响巨大，我们必须准确理解它。第二，我所说的“方向性自由化”有助于激发中国企业家的积极性。第三，政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第四，中国农村既能成就中国，也能拖垮中国。

1989年以来的中国领导人并没有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上述结论。相反，他们越来越坚信，中国的奇迹源于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模化应用和城市发展方面的强大能力。

我认为，这种认识误解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并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诸多问题，包括宏观经济失衡、产能过剩、个人收入增长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放缓、生产率表现不佳，以及农村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巨大短板。

1.2.1 激励机制与基数效应

经济学家史蒂文·拉德莱特（Steven Radelet）曾用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概括中国经济的迅速转变：“1976年，毛泽东仅仅通过一件简单的事——去世——就以一种直接而深刻的方式改变了全球贫困的发展方向。”

这句话确实有道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经济由此踏上腾飞之路。但故事还有另一面：毛泽东在世时，也为中国减贫作出了某种持久的“贡献”。他的灾难性政策让大量人口长期陷于贫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的减贫成果中，约有三分之二可以归因于纠正毛泽东对经济的错误管理（拉维昂，2021年）。

1976年，中国的贫困程度与其经济潜力相比高得惊人。正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落差，即使采取合理、符合常识的政策，也能迅速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之所以能够让如此多的人口摆脱贫困，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之初的贫困人口实在太多。这就是基数效应。分析中国改革时，我们应当更多地从这一角度思考问题。

那么，1978年的政治基数又是什么？当时的政治环境如何影响潜在企业家的心理？虽然我们没有直接数据，但可以作出一个相当合理的推断：1978年的中国企业家，不会从英国式议会制度及其权力制衡机制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政治环境，而是会把1978年的中国与1976年的中国进行比较。

一旦理解了这一基本情境，关于中国为何能在缺乏西方制度的情况下实现创业繁荣的种种“惊讶”，就显得没有必要了。西方制度的缺失与我们要解释的问题并无直接关系，因为对当时的中国企业家而言，这根本不在其认知视野之内。

他们所面对的政治基准，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治下的极权世界。现在，我们不妨问：与英国式议会制度相比，1978年前后的中国政治体系依然具有很强的任意性，也缺乏法治，那么，它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究竟发生了多大变化？答案是：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对潜在企业家而言，真正重要的正是这一变化，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创业风险和收益的判断。

说得委婉一些，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私人企业而言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当时的意识形态敌视资本主义，私人企业被严格禁止。在城市里，一切残存的资本主义痕迹都被清除，当时称之为“资本主义尾巴”。农村则存在一定的回旋余地，这一点稍后还会谈到。任何试图从事私人经营的人，都可能立即面临被逮捕和迫害的风险。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从随时可能被抓进监狱的处境，转变为不再会立即因经商而被捕，那么，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经济学家常常强调，产权安全是经济增长的前提。但产权安全首先以产权所有者本人的人身安全为前提。我们往往忽视了产权所有者的人身安全与财产本身的安全之间的区别。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产权保护制度，此后也从未真正做到这一点。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迅速朝着保障企业经营者人身安全的方向迈进。人们不再轻易因经商而遭到逮捕，这显然会影响创业激励。

如果不能准确把握改革前的基准状态，我们就无法正确衡量偏离这一基准所带来的影响。当前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两种观点，都没有充分考虑这一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实现经济腾飞，是因为政策变化幅度不大。这是渐进主义学派的基本逻辑：改革从小处着手，一步步推进，初期的成功又反过来推动政策调整，带来新一轮改革。

温和当然是一种美德。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方经济增长模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它过分强调权利和法治。看看中国吧：它与民主制度截然不同，却在缺乏法治的情况下取得了繁荣。因此，这一观点推断，中国一定找到了独特的“发展秘诀”，而这一秘诀植根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制度。

这两种观点都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初始状态。所谓政策是否温和，取决于观察者的参照系。比如，在大学象牙塔里，调整企业利润留存比例、通过承包方式将农地交给农户经营，可能看起来只是小幅度的政策调整。但在当时极端敌视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这些变化无异于激进改革。所谓改革“温和”的观点，与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巨大风险按下血手印、秘密承包土地的故事明显不符。

此外，这种改革还需要保留某些资本主义实践的残余，而这些残余当时只存在于农村。这也说明，政策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并非一时之举，而是具有持续发展的趋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奇迹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那么就相当于假设：1978年，一位准备创业的中国人翻阅着美国宪法，焦虑地问自己：“我能享有西方式的产权保障吗？”这显然不符合当时中国创业者的真实思维方式。

她更可能问的是：“与1976年相比，我在1978年的人身安全是否更有保障？”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作为企业经营者，她面临的风险已经降低。正是这种方向性的变化，解释了中国企业家为何迅速作出反应。即使Polity IV政治制度指数将毛泽东时期与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归为相近的类别，对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而言，毛泽东与邓小平代表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1.2.2 方向性自由化模式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发展，发生在中国连宪政民主的影子都没有的时期。这一现象催生了大量书籍和论文，人们热衷于探讨经济增长为何能够在威权体制下实现，甚至为何可能受到威权体制的促进。

这就是“中国模式”最核心的主张。按照这一理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源于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既不同于中央计划经济，也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济。该模式以精英治理式威权体制为基础，认为国家领导人既有能力，又善于谋划，而且始终着眼长远。中国之所以实现繁荣，恰恰是因为它没有改革政治制度；法治则被视为一种西方执念，对中国经济并无实际价值。

这种对中国增长模式的理解，实际上假定企业家作出决策时，主要依据的是政治制度所处的水平，而不是政治制度正在朝哪个方向变化。要说明这一观点的缺陷并不困难：它无法解释，为什么邓小平时期中国企业家积极行动，而今天在习近平治下，他们却越来越退缩。

我的解释则很直接：邓小平推动中国远离毛泽东式极权主义，而习近平正在把中国重新推向这一方向。

用法治的语言来说，中国企业家精神在国家逐渐走向法治时蓬勃发展，而如今则因国家远离法治而不断萎缩。法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我们需要一种动态分析框架，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作用。

中国过去不是民主国家，现在也不是。改革派领导人在改革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明确向社会传递改善产权安全的信号。他们没有通过宪法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而是努力增强企业家在法律和政治层面的人身安全与经营保障。在本书2008年版中，我提出了“方向性自由化”这一概念，用来解释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私营经济能够迅速发展。

两件事完全可以同时成立。第一，中国不是自由民主国家，即使在最为开放的时期也从未成为自由民主国家，未来也未必会成为。第二，中国在某些特定时期，例如20世纪80年代，确实可以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在我的分析中，改革的轨迹与这种方向性变化密切相关，而不是取决于中国政治制度在某一特定时点的静态特征。

当中国采取方向性自由化的增长模式时，不仅GDP迅速增长，居民个人收入也显著提高。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变量，是政治的变化方向，而不是政治制度所处的某个固定状态。政治发展的方向，比其当下的水平更为重要。

即使中国缺乏法治，经济主体仍可能投资并扩大经营规模，但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投资回报必须异常丰厚，足以弥补缺乏法治所带来的风险。

对外国投资者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有多种投资目的地可供选择。而今天的中国，恰恰面临投资回报偏低、法治保障不足的双重困境。

第二个条件是，中国必须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区分政治发展的方向与现有水平，有助于厘清有关中国制度和经济增长的许多混乱认识。

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从未接近民主制度，其Polity政治制度评分始终停留在-7这一水平。尽管中国的政治自由化程度本来就很低，习近平仍在将其进一步向后拉，使中国远离邓小平时期，朝毛泽东时期的方向倒退。

企业家不愿投资、外国企业纷纷离开中国，这还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呢？

1.2.3 政治与经济相辅相成

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曾用一句话概括自由主义信念：“美好的事物往往相伴而生。”他的意思是，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其他有益的社会变化，例如贫困减少、识字率提高和社会公平改善。借用这一思路，我想追问：在中国，政治自由化与经济自由化是否曾经相伴而行？

一种被称为“威权优势”的观点认为，一位开明的强人是推动改革的最佳希望。改革会损害强势群体的利益，因此需要一位强人来克服他们的反对。在中国的语境下，邓小平经常被视为这样的强人。那么，中国是否真的实现了以不自由的政治体制配合自由化经济政策？

邓小平并不是这种观点所描述的强人。他虽然位居领导层前列，却并非一人独断，而是与其他革命元老分享权力和威望。许多保守派元老强烈反对农村改革，但农村改革仍然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不断推进。

邓小平并没有通过发布命令来强制推动改革，也没有清除陈云等保守派批评者。陈云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另一名党内意识形态人物邓力群，则对农村企业突破卡尔·马克思规定的私人所有制界限耿耿于怀。按照马克思的界定，雇用八名或以上员工的企业便触及了这一界限。

邓小平认为，改革的成功带有偶然性和自发性。他曾这样回顾农村改革：

“农村改革中，我们最大的成功——而且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是大量乡镇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就像一股新生力量，自发地发展起来。它们从事各种各样的经营活动，包括制造业和贸易。中央委员会对此并无功劳。”

中国经济之所以腾飞，是因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为试验和自主创新创造了空间。改革派领导人理应得到充分肯定，但必须明确，他们的功劳究竟在哪里：在于他们没有做什么，而不是在于他们主动做了什么。

这种自发性并非偶然地凭空出现。它没有发生在毛泽东时期，也没有发生在今天习近平治下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才使这种自发创新成为可能。

邓小平那句著名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通常被视为其务实精神的象征。但这句话的意义不止于务实，它还体现了一种经验主义方法：先观察实际结果，看猫是否抓住了老鼠，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一位威权领导人能够主动搁置自己的判断，愿意依据基层实际情况和数据来决定政策，这本身就非同寻常。

这种以事实为依据的政策理念，贯穿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决策过程。在农村问题上，改革派主张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府政策，而不是不顾现实、强行要求现实服从政策。这与1989年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官僚治理方式，有着天壤之别。

邓小平和习近平都是威权领导人，但两人在尊重事实和对待批评方面存在根本差异。邓小平是一位能够容忍政治摩擦的威权领导人，他的主张经常遭到各方反对，有时他也会容忍这些反对声音。他会进行协调、妥协，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的多种力量之间寻求平衡。直到1989年之前，方励之、刘宾雁等知名知识分子都曾直接点名批评邓小平。

1978年中共的一份重要文件甚至正式确认了批评中国领导人的权利。我将在本书第六章讨论这份文件。至于今天，如果有人尝试以同样的方式批评习近平，其后果很可能就是入狱。

经济学家赞赏中国的试验性改革方式，这是有道理的。但渐进式改革要想奏效，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邓小平时期充满摩擦和争论的政治环境，为改革和试验创造了空间；改革带来的广泛福利改善，又增强了改革的势头，并为进一步改革赢得支持。

换言之，改革能够自发产生并不断深化，是因为当时存在一个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

正如裴敏欣（Pei，2006年，第11页）所指出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改革，包括领导人任期限制、政府官员强制退休制度、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法律改革、农村基层自治试验，以及放松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控制。这些改革不断累积，使社会越来越相信改革不可逆转，也使企业经营者和财产拥有者感到自身权益更加安全。

这里，改革的时间顺序至关重要。中国政治体制的这些方向性变化，发生在经济腾飞之前或与其同步。换言之，是政治走在了经济增长之前，而不是经济增长带来了政治变化。

期待一位开明的强人勇敢地推动改革，就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漫长，真正到来的却寥寥无几，甚至永远不会到来。强人领导在推动中国持续走上改革道路方面，并没有辉煌的历史记录。

勉强符合这一形象的人物，或许只有朱镕基。他是中国经济政策领域典型的强势领导人，在推动中国官僚体系对接全球化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为了准确还原历史，必须指出，对外开放和私有化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启动，并非朱镕基首创。此外，他的改革履历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天安门事件之后，一批来自上海的技术官僚接掌中国领导权，逆转了农村金融改革，并对农村经济征收沉重税负。我将在本书后文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强人有能力推动改革，也有能力逆转改革。

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往往需要付出代价。真正的不确定性在于，最终建立起来的究竟是改革，还是对改革的逆转。

许多人曾对习近平抱有类似的期待。他们认为，他会在反腐败之后启动改革，会在巩固权力基础之后推动改革。类似说法层出不穷，近乎荒诞。但习近平始终没有兑现这些期待。随着权力日益巩固，他在经济政策上的倒退反而加快了。如今，还有谁能理直气壮地声称，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没有推进，是因为习近平的权力还不够大？

1.2.4 农村成就中国，也可能拖垮中国

1978年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家，农村经济的腾飞使绝大多数人受益。但农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政治和制度层面。农村经济的出色表现，显著改变了北京的政策讨论和政治格局。改革派因此迅速赢得公信力，从而能够克服、削弱乃至压制保守派的反对。

中国农村还产生了重要的制度外溢效应。到1978年，公开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已被彻底清除，但农村仍保留着一些沉睡的残余，一旦机会出现，便能够重新焕发生机。

与城市相比，农村更适合资本主义活动，尤其适合一种不依赖国家直接控制的市场经营形式。中共在农村的管控相对宽松，为市场活动和私人所有制创造了更为宽容的环境。

城市曾是毛泽东政治运动的中心，也是中共权力的核心所在。中央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却没有彻底清除农村的资本主义残余。农业从未像工业那样受到严格的计划控制，而农村居民过去和现在都缺乏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

即使在人民公社制度最盛行的时期，中国农民仍拥有少量用于私人耕种的自留地。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些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但其收益权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私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局势不断变化，这些私人收益权的实际程度也有很大差异，有时相对充分，有时则受到限制。

尽管如此，1978年以前，中国农村确实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某些残余。

对于中国企业家精神为何迅速发展，一种常见解释是，当时的政策变化幅度不大。双轨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后，以市场价格出售剩余农产品。在有关中国经济的学术会议上，人们经常用“唾手可得的成果”来形容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

但所谓“变化不大”，究竟是相对于什么而言？

这种说法脱离历史背景，缺乏具体情境，也带有几分居高临下的意味。双轨制在操作上或许并不复杂，但它要求经济主体直观地理解剩余索取权这一概念，而我们不应认为这种理解理所当然。中国改革者曾试图在城市经济中采用双轨制，却未能引发类似农业领域的积极激励反应。

改革采取什么形式固然重要，但改革发生的具体环境同样至关重要。

在比较经济学领域，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之所以未能实现经济腾飞，是因为其领导层选择了“休克疗法”，而不是中国式的渐进改革。

然而，许多从高空俯瞰、忽视具体历史情境的解释，都缺乏历史依据。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曾尝试渐进式改革，并推出了以中国农村改革为蓝本的土地租赁改革。但与积极接受这一安排的中国农民不同，苏联农民拒绝与国家签订土地租赁协议。

在纪录片《戈尔巴乔夫的苏联》（Inside Gorbachev’s USSR）中，一名官员回忆，一位苏联农民曾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愿租赁土地：

“你们给我发工资，对吧？如果我向你们租地，结果没有下雨，我还是得干活，但谁来付钱给我？我就会亏本，甚至连饭都吃不上。”

在高度工业化的苏联经济中，这名农民拥有基本工资作为保障；中国农民却没有这种保障，两者的处境截然不同。

对于需要承担风险的人而言，剩余收益权的潜在回报要大得多；而对于不需要承担风险的人，这种激励作用则要小得多。这一点每个风险投资家都明白，因此，他们通常会向所投资企业的创业者提供大量股票期权，而不是单纯支付高额工资。

这里再次体现了基数效应。对剩余索取权的理解，依赖于资本主义残余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仍保留着一些初级的资本主义特征，这与当时的中国城市以及正在推行改革的工业化苏联有着根本区别。在后两种环境中，剩余收益权和风险承担机制的残余已经不复存在。

中国农村的改革之所以看起来成果唾手可得，是因为原有的基础本来就不高。认为双轨制改革幅度不大的观点，忽视了中国改革试验中至关重要的农村背景。

农村改革确实体现了渐进主义和试验性改革的特点，正如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和伊丽莎白·韦伯（Elizabeth Weber）所描述的那样。乡镇企业最初取得的成功，给城市国有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改革派领导人利用这种压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乡镇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也要求政府通过正式立法确认其地位。1984年，中共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对私营企业的地位予以正式确认。农村改革由此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催化剂。

从分析角度看，这还意味着，农村原有的创业基础对改革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改革虽然主要局限于农村，却对中国整体的创业活动和市场发展作出了远超其覆盖范围的贡献，因为中国农村原本就更容易接受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这正是为什么，看似渐进的政策调整能够引发如此强烈的市场反应，带来私营部门投资激增和农村创业活动蓬勃发展的原因。

反过来，农村金融改革的逆转以及经济政策中的城市偏向，也产生了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逆转，阻碍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催生并强化了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城市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中心的联系更加紧密，也更深地嵌入其中。

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它从一种与国家权力中心保持相对距离的市场形式，转向一种与国家联系更加紧密的形式。

那么，这种从农村视角出发的分析，是否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毕竟，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1978年。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022年，65.2%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从这一指标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但这里的城市化采用的是地理定义，即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

实际上，城市化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法律概念。

我们可以用美国H-1B签证持有者与美国公民的区别来理解这一点。两者都居住在美国，从地理意义上看没有区别，但他们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却不同。H-1B签证持有者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的工作来维持居留资格，其居留权与就业直接挂钩。

中国许多从地理意义上看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人，也与H-1B签证持有者类似。他们仍然持有农村户口，这一法律身份与其农村出生地相联系。尽管他们可以在城市居住，却无法享有城市户籍居民拥有的许多权利，其中甚至包括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基本权利。中国一些城市政府可以以各种理由，随时将持农村户口的人迁出其管辖区域。

据估计，2023年中国有2.975亿农民工，占中国总人口的约21%。与H-1B签证持有者类似，他们在城市的居留资格取决于就业。从根本上说，农民工是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却并未真正成为享有完整城市权利的市民。即使在中国有限的政治空间内，“公民身份”仍意味着某些权利，而农村人口恰恰被剥夺了这些权利。

在土地和房地产资产方面，农村流动人口享有的权利也少于城市户籍居民。户籍制度将居住地与公民权利割裂开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这种制度过去推动了中国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但其带有剥夺性的本质，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构成威胁。我将在本书后文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在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农村流动人口享有的权利甚至少于美国H-1B签证持有者。H-1B签证持有者的子女可以在当地学校就读，而中国户籍制度却使许多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城市学校和医疗机构，迫使数以千万计的孩子留在家乡农村。

这些孩子在中国被称为“留守儿童”。这种权利剥夺严重损害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发展：父母与子女被迫长期分居，导致父母难以充分投入子女的教育和早期认知发展。

许多西方观察者并不了解，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实际上低得“令人震惊”（Khor等，2016年）。我将在本书第六章更详细地讨论这一问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农村人力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不足，中国完全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Rozelle和Hell，2020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曾经推动中国经济起飞；如果中国不能妥善解决农村问题，农村同样可能使中国的发展陷入停滞。

（英文原文发表在作者的Substack账号上。）

中国9月出口同比大增36.3%，贸易顺差有望再创新高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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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9月出口同比大增36.3%，贸易顺差有望再创新高

中国出口在9月大幅增长，创下十多年来最强劲的同比增幅之一，推动当月贸易顺差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之一，也使中国全年贸易顺差有望显著超过去年的纪录。与此同时，国内消费需求疲软、汽车销售下滑，凸显出中国经济对制造业和海外市场的依赖。随着中国商品持续涌入国际市场，中欧等主要贸易伙伴对贸易失衡的担忧也在加剧。

据《纽约时报》10月14日报道，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中国出口额达到4472亿美元，同比增长36.3%。剔除农历新年时间差异造成的波动，这是2010年7月以来中国出口同比增幅最大的一次。9月贸易顺差达到1335亿美元，为有史以来第二高的单月纪录。按照目前的走势，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可能大幅超过2025年创下的1.19万亿美元纪录。

中国制造业持续扩大生产，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电气设备等商品大量销往海外，推动出口快速增长。但出口的强劲表现也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欧洲，中国汽车及其他商品大量涌入市场，引发当地产业界和部分政界人士不满，一些欧洲领导人甚至提出设置所谓的“关闭开关”，以阻止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

人民币走弱与出口优惠政策助推出口增长

这篇报道指出，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成因存在不同看法：究竟主要是出口竞争力增强所致，还是国内进口需求疲软的结果，尚无一致结论。

人民币实际汇率走弱是影响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自2022年3月以来，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实际价值已下跌超过14%。人民币走弱使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更具价格优势，但也提高了进口商品在国内的成本。

出口优惠政策同样为出口增长提供了支撑。据报道，中国政府向出口企业提供了广泛的税收优惠，相关措施去年给财政部带来的支出约为3180亿美元。尽管出口持续激增，北京仍不愿大幅削减这些优惠，也不愿让人民币迅速升值，担心这会使已经受到关税压力的行业进一步承压，并导致就业岗位流失。

在广州这一服装制造业重镇，一些企业正面临低工资国家带来的竞争压力。《纽约时报》记者在一家生产棉服的工厂看到，由于订单不足，工厂几乎空无一人。工厂经理凌先生表示，出口企业既要应对关税，又面临面料和劳动力成本高企的问题，因此不少企业不愿继续承接出口订单。

国内需求疲软，进口增长未能改变贸易失衡

中国出口强劲的另一面，是国内消费需求仍然低迷。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失业压力上升，令许多家庭不愿增加支出。与此同时，北京持续投入资源发展本土制造业，减少了部分产业对进口产品的依赖。

原材料成本上升和消费者需求不足也在挤压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矿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5%，而居民消费价格仅上涨0.9%。这意味着企业面对的部分成本正在上升，但消费端价格涨幅有限，企业难以通过提价消化成本。

9月中国进口额同比增长31%，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需求已经全面复苏。进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原油等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石油、铜等原材料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生产进一步出口的商品。消费需求疲软与国内产能持续扩张，仍在抑制许多其他商品的进口。

汽车行业尤其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内需与出口之间的反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显示，9月中国汽车零售销量同比下降28%。从2024年夏季至2025年底，中国曾提供大规模补贴，鼓励消费者以旧换新，购买新能源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这项政策提前释放了部分原本可能在今年发生的购车需求，导致当前汽车销售承压。

不过，报道指出，整体经济放缓对汽车消费的影响似乎已经超过补贴政策到期带来的冲击。9月汽车经销商销量也比2023年同期低近20%，而2023年正是以旧换新补贴计划启动之前。与国内销量下滑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自2020年以来已增长11倍。大量中国制造汽车进入海外市场，令欧洲等地区的汽车制造商日益担忧。

中欧寻求缓和摩擦，但贸易失衡仍在扩大

上周五，中国与欧盟宣布就限制中国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欧洲达成一项“谅解”。然而，9月中国对欧贸易顺差仍创下新高，表明双方在汽车贸易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尚未扭转整体贸易失衡的趋势。

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扩张可以追溯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当时，北京承诺开放包括信用卡在内的金融服务业，接受外国竞争。经过25年的拖延、中国建立起自己的电子支付体系之后，北京于周二宣布，Visa已获准朝着在中国开展银行卡清算业务迈出重要一步，但仍需获得进一步批准。

《纽约时报》指出，Visa在中国业务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中欧就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的妥协，可能表明北京正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回应外国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担忧。不过，这些举措能否实质性缓解贸易伙伴的不满，仍有待观察。

文章认为，中国9月出口数据凸显出其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强劲竞争力，但也反映了国内需求疲弱与产能持续扩张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继续依靠出口支撑经济增长，如何扩大国内消费、缓解贸易伙伴的担忧，将成为北京面临的重要挑战。

（综合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政府拟向高校收取留学生OPT费用 高达10万美元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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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府拟向高校收取留学生OPT费用 高达10万美元

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提出一项新规，计划大幅提高国际学生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相关成本，要求接收国际学生的高校在推荐学生参加“选择性实习培训”（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简称OPT）时，首次缴纳7万美元，之后每次再次推荐则需缴纳3万美元。尽管这笔费用名义上由学校承担，但政府表示，学校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学生或雇主。若提案最终实施，长期以来帮助国际学生积累美国工作经验、并为部分毕业生提供留美就业途径的OPT项目，可能面临重大变化。

首次申请收费7万美元，后续每次3万美元

据《联邦公报》10月8日公布的拟议规则，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计划对参加OPT的F-1签证学生引入新的费用制度。学校首次推荐一名学生参加OPT时，须缴纳7万美元；该学生此后再次参加OPT，包括申请延期，学校则须缴纳3万美元。

这项费用适用于获得美国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的学校所推荐的F-1签证学生，既包括毕业前参加OPT，也包括毕业后参加OPT。对于符合条件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通常可在毕业后获得最长12个月的OPT工作许可，并申请额外24个月的延期；根据拟议规则，相关后续OPT申请也可能触发3万美元的费用。

目前，学校推荐学生参加OPT并不需要缴纳这类费用，学生申请工作许可的费用则最高约为520美元。新提案将大幅改变这一制度的成本。

政府称旨在打击欺诈，学校和学生或承担成本

国土安全部表示，新收费制度旨在打击OPT项目中的欺诈和滥用行为、加强移民体系的完整性，并保护美国工人。该部门认为，要求学校为推荐学生参加OPT支付高额费用，可以促使学校更加严格地审核申请，减少不合规项目和不具备真实教育价值的实习安排。

拟议规则没有要求学校必须由某一方承担费用。学校可以自行支付，也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国际学生、其他学生或雇主。对于高校而言，每推荐一名学生参加OPT就可能产生数万美元的额外支出，这可能促使部分学校减少推荐人数，或更加谨慎地决定是否支持学生申请。

《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这项政策可能削弱OPT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并影响依赖国际毕业生的行业，尤其是科技和金融领域。美国科技企业长期以来依靠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科学家及其他专业人才填补技术岗位，而OPT是部分国际学生从校园进入美国职场的重要途径。

OPT是国际学生留美就业的重要渠道

OPT允许持F-1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在与所学专业相关的领域进行实践培训。符合条件的学生通常可以在毕业后工作最长12个月；STEM专业毕业生如果符合相关要求，还可以申请24个月的延期。

对许多国际学生而言，OPT不仅是积累美国工作经验的机会，也是毕业后寻找长期就业、申请H-1B工作签证的一条重要途径。大幅提高学校推荐学生参加OPT的成本，可能影响高校、学生和雇主之间的选择，并改变国际学生毕业后的就业规划。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提案目前仍处于规则制定阶段，并非已经生效的政策。根据国土安全部公布的安排，公众可在2026年11月9日前提交意见。如果最终规则获批，政府拟在规则正式公布60天后实施。拟议规则也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反对者认为，高额收费可能对高校和国际学生造成沉重负担，并影响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最终政策是否会按现有方案实施，仍有待公众意见征集及后续规则制定程序。

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政府关系副主席莎拉·施普赖策（Sarah Spreitzer）表示“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高校不太可能自行承担，很可能以学费形式转嫁给学生，而OPT正是国际学生选择赴美留学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执行长范塔·奥（Fanta Aw）说，此举“只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和全球领导地位”。一项调查显示，92%的高校领导认为若没有OPT，国际学生很可能转往其他国家留学。据悉，2024—2025学年在美国际学生近120万人。

（综合《联邦公报》、路透社、《华盛顿邮报》等报道）

贝森特任命中国事务顾问 重点评估金融领域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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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任命中国事务顾问 重点评估金融领域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任命曾获特朗普提名出任美联储理事、但最终未能获得参议院通过的朱迪·谢尔顿为高级顾问，负责就货币政策提供建议，重点评估中国的金融状况。谢尔顿长期主张将美元价值与黄金挂钩，这一主张与当前主流经济学观点存在明显分歧。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10月9日报道，美国财政部周五宣布，谢尔顿（Judy Shelton）将担任贝森特办公室的顾问，主要就货币政策向财长提供建议，尤其关注中国的金融状况。

此次任命无需参议院确认。谢尔顿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获提名出任美联储理事，但其提名于2020年因两党议员反对而受阻，未能进入后续确认程序。此次出任财政部高级顾问，意味着她重新进入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决策体系。

谢尔顿长期支持金本位制，即将货币价值与黄金挂钩。美国于1971年彻底放弃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关系。支持金本位制的人士认为，将货币与黄金挂钩有助于增强美元币值的稳定性；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制度会限制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使其难以在危机时期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谢尔顿此前也承认，短期内恢复金本位制并不现实。

此次任命正值美国财政部近期出现多名高级官员离职之际。贝森特一直在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涉及贸易摩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等敏感议题。谢尔顿将重点关注中国金融状况，其具体工作可能为财政部研判中国经济与货币政策提供支持。

谢尔顿曾担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国执行董事，并出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最近，她曾在独立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并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工作。

福山：鲁比奥推崇竞争精神，却忽视了它的危险一面

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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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鲁比奥推崇竞争精神，却忽视了它的危险一面

10月7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雅典的普尼克斯山发表演讲。普尼克斯山位于帕特农神庙下方，几年前我也曾在那里演讲。鲁比奥的演讲稿似乎有一位撰稿人读过我的著作，因为他在演讲中将“thymos”（鲁比奥采用另一种拼写方式，将其写作 thumos）视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解有一定道理，但鲁比奥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严重缺陷。

鲁比奥国务卿在演讲中说：

“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追求卓越是人之存在的根本原则。他们围绕竞逐、抱负和竞争来组织整个公共生活：无论是哲学与诗歌、雕塑与戏剧、体育与艺术，还是战争与治国理政。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就像一座竞技场，让杰出人物在其中检验和证明自己，通过永无止境的奋斗磨砺自身潜能——力求成为最优秀、最强大、最美丽的人，不断努力，向完美境界迈进哪怕一小步。

“我知道，对于现代人来说，我刚才描述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听起来很奇怪，甚至有些残酷。坦率地说，当今许多意识形态所追求的理想，已经变成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没有风险，没有失败，也没有胜利的荣耀，更没有失败的耻辱……

“古希腊城邦充满了强烈的激情、竞争、派系纷争与冲突。然而，正是这种不断争取卓越的斗争，催生了艺术与哲学的繁荣，以及政治和思想领域的蓬勃活力，最终使地中海沿岸的一群城邦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发源地。

“古希腊人称之为 thumos 的精神气概——那种激情、力量、勇气与自豪之火——正是伟大文明的核心。没有它呢？没有它，国家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奋进的意志，以及生存下去的意志。”

早在1992年，我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较为详细地讨论了 thymos 这一概念。在我的新回忆录《最后之人的境界》中，我又重新探讨了它。Thymos——自豪感、昂扬的精神，以及渴望获得他人认可的欲望——确实对西方文明至关重要。但鲁比奥对它的理解非常片面，没有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

正如黑格尔及其诠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所指出的，thymos 不仅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也是整个政治生活的核心。早期人类之间发生的第一场血腥战斗，源于对支配地位和他人认可的渴望，也源于人们甘愿为此冒着生命危险。这种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最终形成了主人与奴隶的社会，而双方都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奴隶的不满不言而喻；主人同样无法满足，因为认可自己的人不过是一个奴隶。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问题逐渐有了解决之道：一种建立在所有人相互平等认可基础上的社会开始出现。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首次明确阐述了这种社会理念。两者都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基督教观念之上，即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自由主义社会通过赋予并保障基本人权，承认每个人在人格尊严上的平等。

历史的终结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我创造了两个新词：isothymia 和 megalothymia。

Isothymia 指渴望获得平等认可，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基础。所有人都会在受到轻视、自己的基本尊严被认为低于其他群体或个人时，普遍感到愤怒和不满。

当今两极分化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种对平等认可的诉求所驱动的：左翼身份政治体现了边缘化群体要求获得平等认可的愿望；与此同时，右翼也正在形成一种相应的政治形态，其叙事以白人或基督徒遭受迫害、成为受害者为基础。

相比之下，megalothymia 则具有截然相反的两面性。它既可能推动人类进步，也可能成为人类社会所遭受过的最严重罪行与暴政的根源。

鲁比奥国务卿说得没错：渴望胜过他人的追求，是人类在艺术、体育、经济乃至政治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动力。但这种超越他人的意志，也可能导致支配、暴政以及令人发指的罪行。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温斯顿·丘吉尔显然都受到这种追求卓越、超越他人的欲望驱动；希特勒、斯大林和波尔布特同样如此。

因此，thymos 给民主制度带来了一个难题。自由主义国家所保障的平等权利，建立在 isothymia 之上，也就是人们要求自己的人格尊严获得平等认可的诉求。但一个成功的社会同样需要 megalothymia，原因正如鲁比奥所说：社会需要敢于冒险的人、创新者，以及愿意为同胞挺身而战的勇敢公民。

问题在于，首先，我们必须区分这种追求卓越的欲望中积极与消极的表现形式；其次，我们必须设法引导这种激情，使其服务于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事业。

早在1992年，我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谈到了唐纳德·特朗普。当时，我正在寻找能够积极引导 megalothymia 的途径，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消解人们对支配地位的渴望，将这种欲望引导至商业领域。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特朗普不会满足于积累财富，还会进一步追求政治权力。

特朗普正是一个不受约束的 megalothymia 的典型例子。他无法区分哪些品质真正值得认可，也不在乎认可自己的人是否具有良好的判断力。他希望自己的面容被雕刻在拉什莫尔山上，与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并列；与此同时，他又追逐一些更琐碎的荣誉，例如诺贝尔和平奖，或让自己的名字冠在肯尼迪中心上。

最近，他向《纽约时报》记者玛吉·哈伯曼展示了一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名单。他显然十分崇拜这些人物，并希望自己能与他们比肩。名单上包括成吉思汗、匈奴王阿提拉、拿破仑、毛泽东和斯大林，却没有一位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

鲁比奥国务卿为了讨好自己的上司，不惜将现实扭曲得面目全非。他谈论美国与欧洲基于共同价值观建立的联盟，却对一位显然比起其他民主国家领导人、更加欣赏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习近平的总统避而不谈。他赞美西方文明创造的科学与技术奇迹，而他所在的政府却正在全面削减科学研究经费。他还称赞有关格陵兰岛的协议，却没有提及特朗普曾试图将格陵兰岛从丹麦手中夺走。

鲁比奥国务卿赞美 thymos，却不考虑这种精神气概最终被用来追求什么目标。他应该记住，正是过度膨胀的 megalothymia，促使阿尔西比亚德斯和雅典人发动了灾难性的西西里远征。修昔底德指出，这场远征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走向失败的开端。

鲁比奥国务卿也应该认真看看《独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几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人的平等这一原则为基础，而不是以颂扬伟大个人为基础。

美国的开国元勋，以及此后许多代美国人，都曾宣誓愿意为了这一原则，献出自己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

（原文首发于福山的Substack账号上。）

说说1979年中国社科院访美代表团出版的《访美观感》内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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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1979年中国社科院访美代表团出版的《访美观感》内部报告

【编者按：本文2026年10月6日由微信公号“文双6789”发表，原文标题是“1979年，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美内部报告：一份‘原汁原味’的历史文献”，副标题是“关于这份报告，你需要知道的背景与几点观察”。本站编辑在网上找到了本书的pdf版，读者可以免费下载阅读。点击（这里）下载《访美观感》。】

一、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这份报告，是我从网上淘来的一本旧书里读到的。

书名叫《访美观感》，封面是淡绿色的底，配一幅棕褐色的纽约曼哈顿天际线剪影——最显眼的是那两栋世贸中心双子塔。书页已经泛黄，封面右侧带着撕裂的破损，破口处隐约有前主人手写的字迹。

翻开扉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 著”几个字端端正正。再翻到版权页，信息非常清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人民日报印刷厂排版，房山县印刷厂印刷，统一书号3190·010，定价0.34元，印数1—49,000册。

最下面印着四个字：内部发行。

将近五万册的印量，对一本“内部发行”的小册子来说是个惊人的数字。可见1979年，从决策层到知识界，对“了解美国”这件事有多么迫切。

看完目录页，更能掂出这本书的分量。全书收录了八篇报告，执笔者包括宦乡、宋一平、费孝通、钱锺书、芮沐、薛葆鼎、李新、赵复三、廖秋忠，都是当时国内社科界响当当的人物。

最后看到“前言”，整个拼图齐了。前言写于1979年7月1日，交代这次访问时间是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三十年来第一次访问美国”。代表团团长是宦乡，副团长是宋一平。

你看到的这一段，是书中第四部分，出自宦乡、宋一平执笔的《访问美国情况报告》，标题是：
二、他们是怎么去的，看到了什么

报告正文第一页，把行程交代得很清楚：

代表团一行十人，涵盖工业经济、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语言学、情报科学、宗教学等方面科研工作者，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约请，从1979年4月16日到5月16日，整整一个月，访问了美国。

走访的城市有：华盛顿、纽约、匹兹堡、纽黑文、波士顿、安阿伯、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火奴鲁鲁——一个月跑了11个城市。

走访的机构包括：白宫、布鲁金斯学会、史密斯学会威尔逊中心、兰德公司等美国顶级智库和官方研究机构。

接待规格很高。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包大可（Doak Barnett）在欢迎词中说，中国社会科学家三十年来第一次与该学会接触，“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助理迈可·奥克森伯格，还在赴东京参加三边委员会启程前几小时，专门来旅馆与代表团共进早餐。

也就是说，这些中国学者是在美国密集考察了一个月、跑了11个城市之后，才得出“社会问题很多，精神文化腐朽没落”这个结论的。它不是走马观花的印象，而是密集考察后的判断。

三、1979年的中国知识界，是怎么看美国的

要理解这份报告，得先理解1979年这个时间点。

中美刚建交，国门刚打开。此前三十年，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基本停留在“帝国主义”“纸老虎”“腐朽没落”的框架里。突然之间，一批中国学者亲身踏上美国土地，看到的却是物质极大丰富、一般人民生活水平很高。

这种反差，是这份报告最真实的底色。

报告开头就承认：“美国物质产品的确十分丰富，一般人民生活水平很高。”但紧接着，笔锋一转，引用了加州大学贝拉教授的话：“我们比祖辈富裕五到十倍，但是，并不因此就快乐五到十倍。”

这句话，是整份报告的分析支点。它想说的是：物质富裕不等于精神幸福，美国社会问题很多。

四、报告里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观察

尽管框架受限，但这份报告里不少具体观察，放在今天看依然有史料价值。

关于种族问题。 报告引用了黑人失业率30%-40%对全国6%-8%的对比数据，指出“白人资产阶级迁往郊区、黑种穷人住市区旧公寓”的空间隔离现象。这个观察，和后来美国城市研究中的“郊区化与内城衰败”议题是吻合的。

关于青少年问题。 报告提到“全国一年暴力案件250万起”“迷幻药使用者千余万”“十三岁怀孕合法化讨论”，这些数字和现象，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转型期的真实焦虑。

关于高等教育。 报告准确捕捉到了“Publish or Perish”的学术生态、公立学院（Community College）的兴起，以及“投资少、产品多”的商业逻辑。这些判断，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关于精神文化。 报告引用了一位住美四十年的华人专家的话：“人人都是坏蛋，你我都一样……聪明人就是干了坏事而又不被别人抓住。”也引用了美国人的口头语：“感谢上帝，又熬到了星期五。”这些细节，触及了物质丰裕与意义缺失之间的张力。

五、同一本书里的几种眼光

宦乡、宋一平的“总报告”给出了“精神文化腐朽没落”的定性判断。但这本书里，其他人的眼光并不完全一样。

赵复三在《从宗教的窗口看美国》的开头，提出了另一种方法论。 他引用哈佛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中国之行》里的一串问题——推动人的动力是什么？劳动产品是什么？为谁的利益？——然后追问：

“认识美国，不仅要看今天美国的物质产品，更要看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着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要看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

他甚至自嘲，访美一个月，不过是“喷气客机上观花”。

费孝通在《赴美访学观感点滴》里，则干脆承认这趟访问“连定场词都唱不完”。 他说一个月跑十个城市，飞机旅行似蜻蜓点水，“数量冲淡了质量，思想交流少于礼仪交欢”。他还坦白，自己与国外学术界隔绝三十年，新名词、新概念“多入鬼篆”，出发前“佛脚都抱不及”。

钱锺书那篇更是另一路。 他在《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里，几乎没有谈“社会问题”，通篇谈的是美国汉学界的人和事。他观察到，老一辈汉学家能读文言但不会口语，五十岁以下的新一代能讲普通话却对文言感到困难。他记录了一批美国学者的研究方向，也吐槽自己被《围城》的读者围住追问“书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被问得“舌敝唇焦”。

他还写了一段极有趣的经历：一位美国学者要“核实”他的生平，问他到底是1910年还是1911年生的。钱锺书回答：“我佩服他的努力，但我一点也不感谢。”

同一本书里，一篇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一篇提醒读者“不要只看物质，要看人”，一篇自嘲“蜻蜓点水”，一篇在谈学术八卦和人生趣味。

这种“内部张力”，恰恰是1979年那批中国知识精英最真实的思维状态——他们既有既定的分析框架，又带着刚刚打开的、急切而审慎的求知欲。有人忙着定性，有人忙着反思，有人忙着记录。

六、他们回来要改什么：报告结尾的五条建议

这份报告最“硬核”的部分，其实在结尾。

宦乡、宋一平在报告的最后，提出了“为准备今后与外国的社会科学交流，我们感到亟待解决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认真开展调查研究。 建议社科院各研究所都建立国外学术界的档案库，对国外大学院系、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者名单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出国带回的资料要充分翻译、介绍。

第二，确定社会科学对外学术交流方针，制订具体计划。 报告透露，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今秋派人来华考察，十二月来人讨论明年项目，明春来人讨论长期计划。“如不抓紧时间进行，就将步步陷于被动。”

第三，制订资料保密解密条例。 这一条尤为尖锐。报告指出，当时国内有些机关“以保密为由封锁资料”，将来对外交流问题更大。建议参考国外规定（如二十五年解密期），否则“外国学者不仅对我学术界、接待单位不满意，而且对我国一些制度也将引起不满”。

第四，制订接待条例。 美国来华学者不仅要求接触史料，更要求作社会调查、取得第一手典型材料。报告建议规定：事先提出研究题目和工作计划，不得进行题目以外的调查，在基层单位调查必须遵守政府法令和地方风俗习惯。

第五，加强领导问题。 当时对外学术交流有教育部、社科院两个口子，再归口到文化部。报告建议参考苏联、美国的做法，由社科院和教育部两个口子直接对外，经常互通情报、协调计划。

这五条建议，放在今天看依然有着现实意义。它们说明，1979年的这趟美国之行，带回来的不只是一份“内部观感”，更是一份对外学术交流的“行动方案”。

七、几点简单的点评

第一，这是一份“时代产物”，不是“客观研究报告”。

它的结论性判断——“精神文化则已走上腐化没落道路”——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用道德批判替代了结构分析，用“腐朽没落”的定性遮蔽了美国社会自我修正的能力。事实上，报告里列举的种族歧视、青少年犯罪、教育商业化等问题，在此后四十多年里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既有恶化也有改善，远非“没落”二字可以概括。

第二，它的价值不在结论，而在观察。

这份报告最珍贵的地方，是它记录了一个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知识界，如何用有限的观察时间和既有的分析框架，去理解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它的具体观察——失业率数据、城市空间隔离、学术生态、社会心理——是有信息量的。

第三，它提醒我们：任何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都受制于观察者的知识储备、价值立场和时代局限。

1979年的中国，需要“借鉴”与“警惕”并存的美国叙事。而今天的中国美国研究，则需要更精细、更多元、更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工具。

这份报告，是起点，不是终点。

结语

四十年后再读这份报告，最值得玩味的，或许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没说什么。

它没有预见到，美国高等教育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继续引领全球；它没有预见到，硅谷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它也没有预见到，美国社会会在种族、性别、阶层等问题上经历如此剧烈的撕裂与重组。

但它确实预见到了一个问题：物质富裕之后，人靠什么活着？

这个问题，1979年的美国在问，今天的中国也在问。

——这，或许才是这份报告真正值得一读的原因。

（本文所引报告原文，均出自网上淘得的纸质书《访美观感》，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内部发行。文本来源非官方档案，特此说明。）

以下是Meta AI助手Muse收集的作者信息：

据哈佛校报1979年4月27日的报道，这个社科院代表团实际访美是在1979年4—5月。

  • 宦乡：社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78年起），院领导，置信度高。
  • 宋一平：公开资料查不到她的履历，无法核实。注意同名政治人物宋一平（国务院副秘书长）履历里没有社科院记录，不能混为一人。
  • 费孝通：民族研究所副所长（1978年起），1979年3月起兼任刚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置信度高——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是他1980年才当的。
  • 钱锺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才升副院长）。置信度高。
  • 芮沐：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是代表团请来的校外法学专家，查不到任何社科院职务记录。置信度中高。
  • 薛葆鼎：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置信度中高——顺带纠正一点：我原先以为他后来当过美国所首任所长，查证后发现传记里并无此任职记录。
  • 李新：1979年的职务查不到公开证据。最接近的记录是1980年1月他出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四位首任副主任之一）。
  • 赵复三：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而且据余英时回忆，他是这个代表团的实际领导人。置信度中高。
  • 廖秋忠：语言研究所（单位确定，他1978年拿到伯克利语言学博士后来大陆入所，是社科院第一位语言学博士），但具体职级查不到。置信度中。

没查到的三项（宋一平的身份、李新1979年的职务、廖秋忠当时的职务），建议翻看《访美观感》原书的前言或作者简介页，里面很可能写明。

特朗普为何要购买俄罗斯的柴油

K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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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为何要购买俄罗斯的柴油

这无疑是特朗普的一个险招。如果降价效果有限、俄罗斯又不停止攻击，其反作用很可能超过收益。选举上有可能两头落空。美国消费者没有感受到明显降价，共和党却承担“帮助普京”的政治代价。其次，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减少购买俄罗斯能源，自己却放行进口，会使其他国家质疑美国的诚信和领导力。–KS Liu

特朗普是在10月9日与普京通话后，通过自己的《真相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宣布，他刚与普京达成协议，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再供应100万吨，根据俄罗斯炼油厂的运行情况，之后还可能追加300万吨。

他还强调，柴油价格将迅速大幅下降，降低美国农民、牧场主和卡车司机的燃料成本是他的首要任务。

随后，美国财政部发布临时许可，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相关制裁。 但公开宣布中没有完整说明成交价格、具体买家和付款安排。因此，特朗普宣布的准确含义是达成供货安排、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市场，不能直接理解为美国政府已签约出资购买全部数量。

特朗普此举令很多人不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还在继续，美国作为“北约”的领头羊，发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现在却带头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指责别国购买俄罗斯能源，现在却带头购买俄罗斯能源。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

根据媒体的报道，特朗普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急于压低柴油价格，减轻通胀压力，并缓解11月中期选举前共和党的选情压力。 国内经济和选举利益是这次决定的首要动力。

柴油涨价直接影响民生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一年前美国的全国柴油均价为每加仑3.669美元，一个月前为6.056美元，今天已涨到6.277美元。卡车运输、农场机械和部分家庭取暖都依赖柴油，因此涨价会传导到食品和商品价格，农民、牧场主和卡车司机尤其受影响。

美国产油多，也不能免受全球柴油紧缺影响。 原油必须经过炼油厂才能变成柴油，扩大产能需要时间；而国际市场供应紧张，也会推高美国价格。美联社采访的专家认为，当前的重要瓶颈是全球炼油供应不足。放行俄罗斯供货，比扩建炼油厂见效快。 特朗普希望增加供应，并用供货消息压低市场预期。

问题在于，这相当于美国为了眼前的降价需求，放松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 俄罗斯获得销售收入，乌克兰因此强烈反对；美国两党也有议员要求撤回这项安排。

所以，这项决定体现了特朗普很明确的优先次序：美国国内燃料价格和选民利益，暂时压过了通过能源制裁向俄罗斯施压的目标。 但它能否真正显著降低柴油价格，目前仍缺乏充分依据。

就这项措施的实际效果而言，确实是在经济上帮助俄方，并削弱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加的战争压力。

美联社采访的能源专家也认为，这笔安排会使俄罗斯受益。它让俄罗斯获得能源销售收入，削弱了原本通过制裁限制俄方战争资金的效果，也削弱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设施的作用。乌方希望压缩俄罗斯的供油能力和收入，特朗普却希望俄罗斯恢复供货、帮助压低油价。

因此，特朗普的目的可以是帮助美国消费者，但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包括普京。

截至2026年10月11日，俄乌战场仍是消耗战，但近期并非俄军单方面推进，乌军在部分地段反击取得进展，俄罗斯则持续攻击乌克兰后方城市和能源设施。双方都没有出现足以结束战争的决定性突破。

俄军持续以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的城市、电力、供热及油气设施。路透社10月11日报道，泽连斯基称过去一周发电设施遭到200多次攻击，油气设施遭到17次打击。随着冬季临近，乌克兰面临的压力包括防空弹药、设施维修和供暖保障。上述次数来自乌方通报。

乌克兰也在把战争压力带入俄罗斯境内。乌军继续远程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油库、军工和运输设施。其目的不仅是报复，也在于削弱俄军燃料供应、后勤和战争收入。部分油气设施受损已有卫星影像支持。

这也解释了特朗普柴油交易的争议：乌军正在利用俄方能源弱点施压，特朗普放松柴油制裁，会部分抵消这种经济压力。

乌克兰近期证明了自己仍有反击能力，俄罗斯尚未实现决定性胜利，但乌克兰的后方能源和防空压力依然很重。 当前更可能继续拉锯消耗。

在能源制裁这个重要问题上，特朗普为了美国国内利益，作出了有利于俄方、损害乌方利益的让步。

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俄乌双方已同意“能源停火”，立即生效，并要求双方不要破坏这个协议。但他没有公布协议文本、期限、设施清单或监督机制。俄罗斯随后没有立即公开确认。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泽连斯基表示欢迎，但仍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他的条件很明确：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才会停止对俄能源设施的反击。 乌方同时报告，特朗普宣布后，俄军仍攻击了哈尔科夫等地的能源设施。

这与柴油交易直接相关。特朗普希望俄方恢复供货、降低油价，因此要求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厂乌克兰则强调，不能只保护俄罗斯的炼油厂，而让俄罗斯继续摧毁乌克兰的电力和供暖系统。

如果双方对等执行，能源停火能减轻乌克兰过冬压力，也可能成为进一步谈判的起点；如果只约束乌克兰，就会帮助俄罗斯解除能源压力。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俄方是否真正停手，而不是特朗普是否宣布“已经达成”协议。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截至今天仍缺乏双方落实的确认，更不等于整个战场停火。

截至10月11日，美国公开反应中最突出的是强烈的跨党派批评，连部分共和党人也反对。目前还不能认定多数美国民众反对，因为还没有针对这笔柴油交易的可靠全国民调。

国会反对声浪明显，争议已涉及是否合法。四名共和党、两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合要求政府立即撤回采购安排。他们认为，这会给普京提供资金，而且政府没有按法律要求与国会协商、解释决定。

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Thom Tillis）公开质疑交易可能违法。前副总统彭斯也提出批评。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辩称，政府是在合法权限内采取降价措施，这是法律争议，尚不能当作法院已经认定违法。

共和党内部也有替特朗普辩护的声音。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巴拉索（John Barrasso）认为，特朗普正在降低能源成本与外交目标之间作艰难权衡，也可以把能源交易作为对普京的谈判筹码。不过，他同时要求政府执行国会通过的制裁法。

能源专家主要质疑：代价明确，降价效果却有限。一些专家认为，供应数量、运输时间和全球炼油瓶颈，使这项安排难以持续显著降低美国柴油价格。换言之，俄罗斯获得销售机会比较确定，美国消费者能省多少钱却不确定。

普通消费者和行业的整体态度，还需要观察。农民、卡车司机当然希望柴油降价，但不能把他们支持降价，直接等同于支持购买俄罗斯柴油。目前公开报道不足以证明这些群体对交易形成一致立场，也不能用社交媒体评论代表全国民意。

这项决定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最伤他的地方，是反对意见来自共和党内部，而且同时攻击它的战略代价、法律依据和实际降价效果。 如果油价没有明显下降，他就更难证明这次向俄罗斯让步值得。

这笔柴油交易本身，难以明显帮助共和党；如果选举前油价没有实际下降，反而可能成为负担。

截至10月11日，，美国选情趋势明显对民主党更有利：民主党夺回众议院是目前较可能的结果；参议院竞争也在向民主党倾斜，但控制权仍有较大悬念。

现在距11月3日投票只有三个多星期，俄罗斯后续供货不少安排在11月及以后。专家认为，首批数量和运输时间都限制了短期效果。宣布协议、期货价格下跌，与加油站价格下降、运输成本减轻之间有时间差。选民更容易根据实际账单评价政策。

如果柴油价格在投票前明显且持续下降，共和党在农业和运输业较重要的地区可能获得一些好处；但如果只得到一个供货承诺，选举收益很可能有限。

目前更可能的结果是：有限的降价期待，被“放松对俄制裁”的争议抵消，难以成为扭转选情的因素。

这无疑是特朗普的一个险招。如果降价效果有限、俄罗斯又不停止攻击，其反作用很可能超过收益。选举上有可能两头落空。美国消费者没有感受到明显降价，共和党却承担“帮助普京”的政治代价。其次，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减少购买俄罗斯能源，自己却放行进口，会使其他国家质疑美国的诚信和领导力。

特朗普政府不满联合国秘书长现有候选人 要求另寻人选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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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不满联合国秘书长现有候选人 要求另寻人选

联合国新任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特朗普政府对目前所有候选人均不满意，认为他们缺乏美方所期待的改革意识。据Politico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出现新的候选人，以推动其所主张的联合国改革。

特朗普政府认为现有人选缺乏改革派

据Politico记者达妮埃拉·切斯洛（Daniella Cheslow）10月9日的报道，两名了解美国政府内部讨论情况的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反对目前所有竞逐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候选人，认为没有人充分认同特朗普的世界观，也没有人能够满足他对联合国进行大幅改革的要求。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现有候选人整体上缺乏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改革派人物，其中一些人似乎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推动实质性改变。这意味着，华盛顿对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考量，不仅涉及候选人的外交资历和国际声望，还涉及其是否愿意支持特朗普政府希望推进的联合国改革方向。特朗普政府希望寻找新的候选人，而不是仅仅从目前的参选者中作出选择。不过，现有报道并未表明美国已经正式提出了新的候选人。

美国对现有候选人的不满，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持续调整对联合国政策的背景下。

特朗普政府已削减美国对联合国的资金支持，并退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设立了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这些举措反映出华盛顿希望重新审视美国参与多边机制的方式，并推动国际机构按照其设定的方向进行调整。

联合国秘书长虽然是联合国系统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也能够通过外交斡旋、公开倡议和协调成员国立场发挥影响力，但其行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是否支持。特别是在涉及大国利益的国际冲突中，秘书长往往难以绕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因此，下一任秘书长不仅要应对战争、国际安全和发展等议题，还将面对联合国经费不足、机构改革以及多边合作机制受到质疑等挑战。

现有候选人竞争仍然胶着

目前，联合国正在遴选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继任者。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于2026年底结束，新任秘书长的任期预计从2027年1月1日开始。

截至10月初，共有七名候选人参与角逐。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Rebeca Grynspan）在安理会非正式投票中暂时领先，但她的支持度并不稳固。

路透社10月7日报道称，格林斯潘在最新一轮非正式投票中获得9票“鼓励”、6票“不鼓励”，较上一轮的10票“鼓励”有所下降。其他候选人也未获得足以打破僵局的广泛支持。这表明，当前的遴选进程尚未形成明确共识。如果现有候选人持续无法获得关键成员国的支持，出现新的人选将为竞争带来新的变量。不过，美国政府要求寻找新候选人的立场，并不意味着现有遴选程序已经改变。

美国的否决权是关键变量

根据联合国的遴选程序，安理会需要向联合国大会推荐一名秘书长人选。候选人必须获得安理会至少9个成员的支持，同时不能遭到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或法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个否决。最终任命由联合国大会完成。这意味着，美国虽然不能单独决定谁将出任秘书长，却可以通过否决权阻止其不接受的人选获得任命。特朗普政府对现有候选人的整体态度，因而可能成为影响遴选结果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其他常任理事国也拥有同样的否决权，各国对于联合国改革、国际安全和多边合作的不同立场，都可能影响最终人选的产生。对联合国而言，问题不仅在于能否尽快选出下一任领导人，还在于新任秘书长能否在大国竞争加剧、成员国立场分化的环境下，维持组织的运作能力与国际影响力。

目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八位，分别来自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圭亚那、乌干达和塞内加尔。

（综合Politico，路透社和外委会的相关报道。）

中西媒体和专家对卡特中心和埃默里大学民调的报道和分析

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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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媒体和专家对卡特中心和埃默里大学民调的报道和分析

【编者按：美国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国脉动”（China Pulse）于2026年10月2日在美国首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正式发表了第二轮民调的结果。点击（这里）查看英文报道和两轮民调的比较，点击【这里】查看对这轮民调结果的中文翻译。在本轮民调结果发布前后，法国的《世界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公共广播电台（NPR）、香港的《南华早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台湾的《联合报》及中国的环球网等媒体机构均对民调的结果和结论做了报道和分析。本文转发部分报道供读者参考。】

环球网：对美智库民调的个别报道是在误导台湾社会

海风，环球网，2026年10月7日

近期，美国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公布了一份面向中国大陆民众的调查。其中，大陆民众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引发岛内和国际舆论关注。

这项据称对2500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大陆受访者支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82%支持扩大两岸经贸往来，66%支持通过官方谈判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然而，在“台湾正式宣布独立”的假设情境下，受访者态度出现明显变化：77%支持采取有限军事行动，56%支持对台经济制裁。

这份民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待进一步的核实和确认，但大陆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是长期稳定和清晰的。大陆民众珍视两岸历史、文化和亲缘联系，支持通过交流合作增进理解，但前提是必须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大陆社会对台湾同胞抱有善意，针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底线同样清晰。

任何只强调大陆和平意愿、回避“台独”越线后果的解读，都会把台湾民众引向错误的危险判断。

一、新加坡《联合早报》和台湾《联合报》的错误解读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这项民调时，在标题中直接把“台若独立”与“多数大陆民众支持有限军事行动”联系起来，突出“有限军事选项”。台湾《联合报》则以《美民调显示大陆民众倾向和平处理两岸问题》为题进行报道，相关内容进一步进入台湾社会舆论场。

媒体当然可以选择标题和报道重点，但民调中的和平诉求、两岸文化联系以及对“台独”越线后的反对意愿，都应当完整呈现，而不是带有倾向性。倘若报道只片面强调“大陆民众倾向和平”，台湾民众就可能产生三种错误认知：大陆只会口头警告；两岸交流能够抵消“台独”风险；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能够替台湾承担后果。

这种选择性传播，客观上容易形成误导。调查真正反映的完整逻辑是：大陆民众愿意通过和平方式改善两岸关系，同时反对任何势力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二、《反分裂国家法》把反“台独”上升为国家法律

大陆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早已形成国家法律、政治意志和社会共识的统一体系。

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意味着，台湾若宣布所谓“独立”，将触发国家法律层面的严重后果。问题性质也将从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升级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反分裂斗争。

大陆方面愿意为和平统一保留空间，也已经通过法律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反对“台独”分裂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国家统一也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广大爱好和平民众的根本利益。

台湾若正式宣布“独立”，大陆方面将依据法律和事态发展采取反制，具体行动方式、范围和节奏取决于当时的事实与决策，任何势力无权替大陆设定反制边界。

三、不能把大陆的和平愿望理解成对“台独”的纵容

美国智库发布的这份民调，绝不是“台独”势力的政治护身符。部分媒体把大陆民众的和平愿望解读为对“台独”的容忍，把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善意解读为对分裂势力的退让，这种认知严重偏离大陆民意和法律。

大陆民众愿意交流，是因为两岸同胞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联系；大陆社会反对“台独”，是因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两种态度共同构成大陆社会对台湾问题的完整认知。

美国相关机构可以通过民调、舆论和政治话术影响台湾社会，部分媒体可以选择报道角度，却无法替台湾承担分裂国家的后果，无法改变《反分裂国家法》的法律效力，更无法影响大陆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

和平可以争取，红线不能试探；两岸可以交流，“台独”死路一条。

邓聿文：大陆人民是这样看待台湾问题的吗？

来函照登，2026年10月8日

卡特中心和埃默里大学最新的对台民调受到舆论的关注，我听了一些评论人士对这份民调的解读，跟我观察到的大陆民众对台态度有很大差距，该名为“中国脉动”民调，媒体最容易抓住两个数字：如果台湾宣布独立，77%的大陆受访者支持攻取金门、马祖，只有24%支持全面攻击台湾；同时83%支持两岸文化交流，82%支持经贸交流，66%支持和平谈判。于是很容易形成一个印象：大陆多数民众其实倾向和平，即便台湾独立，也更愿意打一场有限战争，而不是武统台湾。

我认为这个解读问题很大。民调本身至少有三处明显的问卷和分析错位，导致人们对它的错误解读。

第一，报告一方面说，只有37%赞成“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以武力统一台湾”，却有46%明确反对这句话。换言之，愿意保留武力选项的人比绝对反对武力的人多9个百分点，而且差距还在扩大。但报告标题却是“No Mandate for War”，正文又不断强调中国民众的“鸽派”变化，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反对武统者占优势”的印象，和数据本身并不一致。

第二，也是最大的问题。所谓77%支持攻取金门马祖的原题是：“大陆为阻止台湾独立可能采取以下哪些政策，请选择所有你支持的选项。”它不是四选一，而是多选题。一个人完全可以同时支持拿金马、封锁台湾、经济制裁和全面攻台。所以77%只能说明很多人接受拿金马，不能说明他们认为“拿完金马就算了”，更不能据此判断大陆民众偏好有限战争。更奇怪的是，题目问的是“prevent Taiwan’s independence（阻止台湾独立）”，报告分析时却直接把它解释成“台湾正式宣布独立以后如何回应”。“阻止独立”和“独立已经发生”根本不是同一个情境。

这里还有一个现实问题。研究者把“拿金门马祖”、“封锁”、“全面攻台”设计成非常精细的战略层级，但很多普通大陆人平时根本不研究台海战略，甚至未必说得清金门、马祖与台湾本岛的地理关系。他们日常语言里的“台湾如果独立就打”，往往是一个整体性概念。用这种高度政策化的选项去测普通人的“武统”态度，本身就可能出现测量偏差。

第三，报告把“和平交流”与“武力选择”放在一起，很容易造成又一个误读。83%支持文化交流、82%支持经贸交流、66%支持和平谈判，问的是正常两岸关系下如何改善关系；而77%支持军事行动，问的是台湾突破独立红线后的情境。一个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现在当然应该和平交流，但台湾如果正式独立就应该打。”这两个态度没有任何矛盾。可是如果把两组数字并列，再概括为“中国民众总体偏好和平外交”，外界就很容易把“现状下的和平偏好”误解成“台湾独立后仍反对武力”。

事实上，这份报告自己都遇到了解释不通的问题。18—39岁受访者在习川会后，一方面更加反对以武力统一台湾，另一方面在台湾宣布独立的情境下，支持全面军事攻击的比例却从17%猛增到34%。有13%的年轻受访者同时给出了这两个看起来互相冲突的答案。报告自己称之为“important inconsistency”，最后只能解释为：他们可能反对现状下主动武统，但一旦台湾宣布独立，就认为全面军事回应是合理的。

这恰恰说明问题所在：大陆对台民意不是简单的“和平派”和“武统派”二分，而是高度条件性的。

平时支持和平、交流甚至维持现状，并不意味着台湾宣布独立后仍反对武统。反过来，平时根本不关心台湾的人，也可能在“台湾正式独立”这个条件被触发时，立即支持使用武力。

所以，卡特中心这份民调真正能够证明的是：大陆民众现在并不急于主动发动全面战争；但它并不能证明，一旦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大陆多数民众只愿意拿金门马祖而不愿武统台湾。

尤其不能拿那个24%，就说只有四分之一大陆民众在台湾独立后支持武统。这个结论，问卷其实根本没有测出来。

美民调显示 大陆民众倾向和平处理两岸问题

2026-10-06 11:34 联合报／ 编译卢思纶

 美国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大陆民众整体仍偏好和平处理两岸问题，但若台湾正式宣布独立，77%支持攻击金门、马祖，59%支持海上封锁，56%支持经济制裁，仅25%支持全面军事攻击。

另外，大陆人对台湾好感度在调查涵盖的所有国家与地区中最高，达100分中的61分；对美国则仅32分。 这项每半年发布一次的“中国脉动”（China Pulse）调查，由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共同执行，今年4月16日至6月26日访问2500人，时间横跨5月川习一会，但早于9月川习二会。

进一步来看，大陆民众对是否以武力统一台湾意见分歧，37%反对使用武力，46%则不反对；另有51%认为，对台湾动武只会让两岸问题更加恶化。 不过若台湾正式宣布独立，77%支持攻击金门、马祖，59%支持海上封锁，56%支持经济制裁，另有25%支持全面军事攻击。

调查同时发现，83%支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82%支持促进贸易，72%支持放宽台湾人在中国工作及居留政策；另有2/3支持透过正式谈判，和平解决台湾地位问题，高于2025年底的52%。

在这次调查涵盖的所有国家与地区中，大陆民众对台湾好感度最高，平均达61分，与2025年底相同。调查也发现，5月川习会后，更多大陆民众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而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比例从46%升至58%。

相较之下，大陆民众对美国好感度仅32分，较2025年底的33分略降；近3/4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其中85%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构成威胁，78%认为美国国际贸易政策构成威胁；但普遍仍支持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与华府接触。

美民调：中国人倾向和平统一 但77%支持“攻打金门马祖”

ET Today，2026年10月06日 记者吴美依／综合报导

美国民调“中国脉动”（China Pulse）显示，大多数中国民众偏好与台湾和平统一，但若台湾宣布正式独立，也有高达77%的受访者支持攻打金门、马祖。

这项半年度民调由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与艾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执行，在4月16日至6月26日期间访谈2500名中国民众，时间涵盖5月北京川习会，但未包括9月华府川习会。

对台观感？

根据该民调，全球所有经济体之中，中国民众对台湾好感度最高，在满分100分之中给出61分评价。受访者之中，82%支持加强文化交流及促进贸易，72%支持放宽工作及居留政策。不过，若台湾宣布独立，77%受访者支持攻击金门马祖，59%支持海上封锁，56%赞成经济制裁。

主导研究的学者泽勒（Nick Zeller）指出，中国民众对台湾的态度，与北京公开宣传的立场高度吻合，“和平两岸关系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但若台北宣布法理独立……将出现军事回应。”值得注意的是，5月川习会后，反对动武的比例显著升高，从32%上升至40%。港媒《南华早报》指出，这可能反映了川普延迟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决定，以及他将军售案形容为谈判筹码的发言。

对美、世界观感？

在对美观感方面，中国民众反应依旧冷淡，与6个月前的上次调查相比，在满分100分之中微幅下滑至32分。近3/4受访者把美国视为国安威胁，主因正是台湾与贸易议题。泽勒认为，此趋势将延续至11月的亚太经合会（APEC），甚至12月的迈阿密G20峰会，“美中都将维持某种亦敌亦友的关系，但仍寻求合作机会。”他解读，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是，“我们不喜欢你们，但我们和你们一样强大，所以愿意跟你们合作。”在国际观感方面，北京川习会后，中国民众对本国优越感的认同比例从89%飙升至95%，对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好感度则下滑。

风传媒，2026年10月4日 图解大陆民众支持北京武统台湾？最新民调77%惊人表态曝光！喊话先夺“这2地”

一项美国智库对大陆民众的最新民调显示，关于“台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以武力统一”，不同意为45.6%，同意为37.2%，既不同意也不反对者为17.2%。对比2025年的调查结果，当时有55.1%大陆民众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经过一年，同意对台动武的情绪走扬，值得各界留意。

点击【这里】查看原文

贾敏：中国应如何应对卡瓦纳提出的美国撤到第二岛链的观点

《中美印象》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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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敏：中国应如何应对卡瓦纳提出的美国撤到第二岛链的观点

本文是观察网2026年10月2日对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历史学博士贾敏的采访。在采访中，贾敏谈到他与美国智库“防务优先”资深研究员詹妮弗·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最近的一次交谈，特别谈到后者发表的题为《亚洲“第二岛链”战略》的报告，因为报告的观点——华盛顿应将亚洲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在美国内外引发了巨大争议。观察者网摘取其中部分内容刊发后，也引来读者激烈讨论。

本站特转发这一采访供读者参考，采访的原标题是“建议美国撤出“第一岛链”，美国人骂她“卖国”，但中国也需警惕”。观察网的编者按指出，如何理解卡瓦纳吉的这份报告？贾敏特别提醒一点，报告并不意味着卡瓦纳吉“亲共”或“亲华”，她的立足点是美国自身利益，其中提到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主张并非报告核心。恰恰相反，美国军事力量如果真的启动从西太平洋后撤，可能会引发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战略撤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如何既捍卫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又避免整个地区因为实力的真空而引发权力板块的碰撞，进而走向新的冲突，这是一个必须严肃讨论的话题。

战略界的争议，民间的善意

观察者网：贾老师您好。首先，想从您最近与美国“防务优先”智库学者卡瓦纳吉的交流说起。卡瓦纳吉9月10日发表的《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在美欧、包括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线上阅读她的报告，与面对面交流的感受应该有所不同。您在与她的直接交流中，有没有捕捉到一些比较直接或微妙的信息？从中如何观察当前美国智库和学界对美国自身战略、亚洲及中国的立场？

贾敏：我之前就读过卡瓦纳吉的文章，但时间比较久远。最近与她建立联系，主要源于著名国际问题与思想史学者相蓝欣老师的推荐。

大约9月初的时候相老师告诉我，美国有一位重量级学者将在9月来中国参加论坛和访问，可能有时间到上海，问我是否愿意接待她，并安排一些活动。我想到自己张罗组织的“布足思想沙龙”，就决定邀请她来做一次分享。

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布足思想沙龙”是面向公众的思想文化交流平台，因为话题经常涉及中美事务，所以取了“美中不足”一词的双关谐音。卡瓦纳吉此次线下分享，正好是第三十期活动。

最初收到邀请时，她的这份报告还没有正式发表出来，当时只是觉得能够接待这样一位学者非常荣幸。报告发表后，我认真阅读发现，报告立论与当前美国智库和主流学界的观点有很大不同，非常大胆，甚至有点出格，但论点论据比较扎实，能够体现她严谨理性的研究功底。因此我对她的上海之行充满期待。

9月19日傍晚卡瓦纳吉抵达上海时，身体比较疲惫；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北京参加了香山论坛等一系列活动，见了不少中方的专家学者。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我们减少了外出行程，主要安排她参加9月20日晚在书店举办的沙龙活动。作为一个民间沙龙活动，交流氛围更轻松，可以让她自由表达。

当时我们确定的主题，是从美国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视角出发，讨论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联；更进一步，讨论的是今天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及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如何相处。

这个话题引起了参与者的高度关注。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看到活动海报后，叮嘱我给她留位子。她的主业是经营一家业界知名的葡萄酒酒庄，对中美关系非常感兴趣。当天下午她匆匆赶回上海参加活动，向卡瓦纳吉提了很多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还送给她一套装帧精美的金酒礼盒。

另一位好友是资深的科技投资人士，当天在杭州听课，下午专程坐高铁赶回上海参加活动。期间，她注意到卡瓦纳吉喉咙不适，网购了润喉片，在交流时递给她。

这两个细节让卡瓦纳吉颇为感动。她没有想到中国听众会对她表现出如此积极的善意，愿意与她倾心交流，这让她对中国社会的多元与活力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当然，这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中美关系、世界政治以及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都有迫切的心情去交流，并试图把握未来可能的走向。

我不打算在这里复述报告内容，大家在网上都读得到。但卡瓦纳吉在交流中坦承，《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发布后，自己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份报告在美国战略界引发很大争议。她多次提到“controversy”（争议）这个词。

海外媒体上不仅有对该报告观点的批评，也出现了针对她本人的攻击；其中有些言论已经越界，对她并不公平。我们在交流中通过不同方式给予她理解、支持和善意，希望她坚持自己基于研究得出的政策判断。

当然，卡瓦纳吉没有改变报告的观点，依然认为自己的判断和理念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政策倡议也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我认为这次交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压力、争议与鼓励同时存在，我们也希望她今后能常来中国，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发展，了解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美国社会发展及美国战略考量。增进这种互信，也会给她带来新的研究动力。当然，那天晚上的沙龙交流存在意见分歧，但这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进行坦诚、深入的对话。

我想这和她以往参加的战略界、智库界的讨论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是一个民间平台，参加者有来自商界的，有来自科技界的，也有来自学界的，大家更多是从自身经验出发，以普通人的视角与她交流。希望可以让她感受到，政策研究不只是向上传递，也可以向社会传播，并从中得到反馈，这些反馈对她今后的研究和写作同样有积极意义。

比如经营酒庄的朋友就很坦率地说：“我从事消费类商业，当然希望中美关系好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消费才能增长，生意才能做大做强，发展前景才能得到维系。”这是非常务实、诚恳的表达。

报告与卡瓦纳吉是否“亲华”不直接相关

观察者网：卡瓦纳吉在现场交流中有没有提到一些报告之外、值得关注的观点，让您印象深刻？这份报告在中国引起的讨论，已不局限于学界，普通大众也非常关注，因为报告发布时间恰好卡在中美高层交往、台海问题备受关注期间，因此讨论度迅速上升。

贾敏：阅读报告的开头，你会发现她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国防战略目的有非常明确的界定，主要是两点：第一，保护美国本土的安全利益；第二，保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商业和贸易利益。

这份报告的出发点很清楚，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的；它不是专门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的，而是为了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

从报告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到最后阐释，都不只是围绕台湾问题展开。她在报告中谈到，美国可以降低与韩国的军事联系，从日本撤军、降低美日军事合作程度，从台湾地区撤出约500名军事人员，以及从菲律宾撤出相关军事人员和装备等等，这是一套系统性的战略倡议。

报告的根本宗旨，是在中国军力持续增长、美国难以维系一线军力，更多资源需要投入国内建设的大背景下，对美国的海外前沿军事部署做出战略性调整。她坚定认为，这才真正有利于美国的再次复兴与长远发展。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卡瓦纳吉“亲共”或“亲华”。她是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来写作的。不能因为报告中涉及针对台湾地区的某些主张，就认为她是“我们的人”。我们没必要过度渲染，更不必过度兴奋。恰恰相反，美国军事力量如果真的启动从西太平洋后撤，可能会引发一些我们目前尚未察觉到的后果，这是另一个必须严肃讨论的话题。

首先，对卡瓦纳吉要“去标签化”。她绝不是所谓“亲共反美”的学者，也不是所谓鹰派学者，而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80后”女学者。

其次，我们对其观点的理解远远不够，需要从更广泛的层面去了解：一名美国智库学者为什么会对美国国防政策提出这样的批评和建议？只有在相对全面地理解之后，才能作出基本判断。如果只截取一个侧面或片段，就很容易出问题。

去年卡瓦纳吉到访中国时还默默无闻，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今年再来，已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很多人都希望与她交流。对于一名学者来说，突然站到聚光灯下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可能也会感到不适应。我们应当理解这种状态。

从“真相衰退”到撤出第一岛链

观察者网：您此前谈到这份报告时，关注点并不在“第二岛链”或台湾问题，而是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事实和真相发生了什么变化；二是信任问题。我们曾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就讨论过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缺失”，如今您如何评估大国关系中“信任”这一要素？从与卡瓦纳吉的交流，以及对她研究成果的观察中，您是否找到了一些答案或证据？

贾敏：这就要回到大约七八年前的话题，也要回到卡瓦纳吉早期的研究。

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卡瓦纳吉还在兰德公司担任高级分析员。她与时任兰德公司总裁的迈克尔·里奇（Michael Rich）共同完成一项名为《真相衰退》（Truth Decay）的研究。这项研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曾挤入当年奥巴马的暑期阅读推荐书单。

《真相衰退》与今天讨论的军事、外交政策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更加关注美国社会自身出现的问题。

所谓“真相衰退”，是指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趋势：人们越来越难就事实和真相形成共识。其直接后果，就是公共舆论难以达成共识。既然无法就事实形成基本共识，社会便会进一步分裂、对峙、最终形成我们经常说的美国政治中的极化。在恶性循环过程中，美国公众、政府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失去信任的纽带。因此可以说，“真相衰退”直接导致美国社会的“信任衰退”（trust decay）。这是过往数十年间，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这次在和她交流时，我尝试把《真相衰退》与她今天对美国军事战略的研究联系起来，包括对北约和西太平洋战略的政策建议。我问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连贯的、历史性的逻辑。她回答说，你的理解是对的，两者确实存在联系。

现在大家只关注她最新的政策报告，却没有注意到，她过去的研究与今天的观点其实有很强的内在延续性。

例如，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在第一岛链保持大量军事存在，就一定能够捍卫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但这一定是真相吗？这个共识一定成立吗？过去很少有人深入解释过这个问题。卡瓦纳吉通过研究发现，这种所谓共识的背后存在着多种利益交织。

《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的最后提出一个重要目标，希望美国将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一个国家如果过度扩张，在前沿和边疆地区投入过多资源，必然导致国内资源被大量消耗，适当后撤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

但美国国内有些力量不愿从第一岛链后撤，这背后有院外集团和利益共识，也存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游说，但这些真的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好处吗？

再举个例子，2022年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被一批智库专家和党派分子解读为美国某些政治势力对台湾地区的坚定支持，但这个举动真的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吗？这是否一定代表公认的“真相”？

因此，“真相”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卡瓦纳吉事实上就是在拆解这种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真相”。她试图告诉人们，如果无法形成基于事实的真正共识，就不可能清晰认识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复兴也就无从谈起。我认为，她的见解应该得到重视，起码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并进行严肃论辩。

从上述思考轨迹来看，她通过对外交（国防）政策的研究及政策倡议，试图重建《真相衰退》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交流中，她对我的阐释非常认同，认为我理解了她在不同阶段研究工作的延续性。

从《真相衰退》到《亚洲“第二岛链”战略》，前者讨论国内问题，可以视为“特朗普1.0”的研究，后者分析对外政策，可以视为“特朗普2.0”研究，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外交政策源于国内政治，如果对国内政治没有清晰了解，就不可能对外交政策作出新的判断。

现在不少美国学者批评她“出卖美国利益”，事实上她并没有。很多年前，她就指出了美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我认为这些负面解读是不准确的。

中美关系是否存在窗口期？

观察者网：卡瓦纳吉在报告最后提到，为避免外界误解美军力量最终将如何配置，美国务必与中国展开广泛、持续的沟通，把部署调整置于两国已经定位的关系方向——即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整体框架之下。但报告也指出，这种调整不应被误解为美国彻底退出亚洲，美国还应重申其在亚洲的利益，同时说明有限的部署调整旨在稳定局势，而非撤出。

最近我们国内也在提一个概念，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这一内涵可能涉及哪些方面？卡瓦纳吉的报告是否也可以视作抛出的一个“球”——不一定原样照搬，但可以成为讨论丰富内涵的一部分？

此外，无论是这份报告，还是美国学者对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的讨论，有时会让人产生一种感觉：有些美国人是不是倾向于把当今中美关系的调整，视作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互动，例如军控和核武器谈判？您如何看待这种“类比”？

贾敏：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补充一点。

卡瓦纳吉提出，美国将部分军事部署撤至第二岛链，并降低对相关地区的军事承诺，这会改变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合作关系。但其中有一点需要中国人保持警惕。

她提出，如果美国降低与日本的军事合作程度，例如将日美同盟降级为一般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或许可能拥有核潜艇、核武器等装备。这在中国看来，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会颠覆二战后亚洲的基本秩序，也会打破整个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安全格局，绝不可能被接受。

在东北亚地区，俄罗斯、中国和朝鲜都拥有核武器，目前没有自主核武器的主要就是韩国和日本。当然，美国的军事同盟承诺对日韩提供“核保护伞”，美国核潜艇有时会到韩国停靠，美国核动力航母也会进入日本相关基地。

一旦美国降低与日本的合作层级，日本可能会认为，自己作为地区大国，面对外部军事威胁，日本理应拥有核武器或核潜艇。这种推论所形成的后果，会对地区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只放大这份报告中关于降低美国对台湾地区军事承诺的内容，进而认为整份报告完全对中国有利，事实并非如此。这个问题必须非常严肃地讨论。

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围绕所谓“真相”展开讨论的空间，让不同方面都可以进入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再回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问题。中美双方在提出这一概念后，对此仍存在不同认知和理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战略稳定”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最早主要用于描述美国与苏联在核武器竞争领域形成的一种稳定状态。

20世纪60年代美苏进行了白热化的核武竞争。双方逐渐认识到，无止境的核竞赛最终可能带来相互毁灭，于是开始进行充分沟通，并建立热线等机制。在军事领域，双方逐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认知和互信。

因此，从美苏关系来看，“战略稳定”主要是围绕军事及核武器问题构建的，具有非常鲜明的冷战特征。当年这一概念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

但如果把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简单类比，就会发现，当年美苏“战略稳定”的内涵远远不足以覆盖今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要包含的内容，甚至前者根本无法与后者匹配。尽管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两者的内涵完全不同。我们要坚决反对简单套用当年美苏战略稳定的概念，来解释今天的中美关系。

换言之，中美需要共同参与，至少应相互合作、共同丰富和增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这是两者之间的根本性不同。具体而言，中美可以合作的内容非常多。例如，人文交流、青少年交往、地方合作等领域，相关合作已经在进行。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处于领先位置的大国，双方各有所长，距离也在不断缩小。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前，美方派出一些人员来中国考察交流，他们看到了部分情况，也有一些情况没有机会看到。试想，在美方宣称自己掌握巨大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为什么仍要来中国考察？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和活跃，一些场景的应用可能超出了美方想象，因此美方迫切想要了解中国在做什么。可见，双方都存在交流的现实需求。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军事、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应用，确实已经带来重大隐患与风险，需要中美两国放下成见，坦诚交流。这种合作和对话非常有意义，未来一定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中美同样有合作空间。今年9月，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地区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给中国、尼泊尔及其他国家民众造成伤害，其背后原因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人工智能在预防自然灾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美能否在这个领域开展新的合作，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归根到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要为人类社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合作和交流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不必过分担心合作内容是否充足，关键是双方如何务实地把事情做下去，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地啃，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去实践，这比空谈“稳定”显然重要得多。

观察者网：事实上，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中美当下这种关系存在一定时间窗口。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过半，接下来要面对中期选举，而且现在也无法确定2028年之后美国政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当前相对有限的窗口期内，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要优先丰富哪些内容？双方能否取得更大的确定性，让一些核心方向不至于因为美国政府更替而发生剧烈转向？

贾敏：目前最大的期待或者突破，是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在5月的北京会谈中，中方领导人已经明确向特朗普总统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希望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特朗普当时也作出了一些回应。他曾提到，美国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且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此后，他一度推迟对台军售。

因此，中方在此次交往中，仍会就台湾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但表达方式也一定具有灵活度。

在当前窗口期内，我们希望本届美国政府能够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所谓军事承诺，也由此回到卡瓦纳吉报告中提出的问题。

她的观点能否转化为政策，我无法确定。但至少，这份报告相当于把“一头大象引进房间”，抛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新观点，会引发很多涟漪，期待推动美国智库界和战略界展开一场大讨论。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益的开端。能否抓紧时间、加快讨论进程，还要看具体时机。毕竟，当前美国国内最大的政治议题是中期选举。如果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甚至失去国会两院多数席位，其后续施政将面临很大掣肘，政策走向也会充满不确定性。

但从中美关系长期发展来看，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都必须和中国打交道，而且必须努力处理好对华关系。中国的体量、实力和能力摆在这里，美国很难无视这一现实。

战略后撤极其复杂，更加证明中美必须保持沟通

观察者网：您刚才特别提醒，美国从第一岛链后撤，并不意味着局势一定会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它可能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对东亚地缘政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事实上，就在当下，日本、菲律宾与台湾地区之间的联动已出现加快趋势。

此前有俄罗斯学者在观网的评论中谈到，美国实力衰退及战略后撤，对国际格局和相关地区而言，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何通过中美合作，减少美国后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敏：我可以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解体和衰落，给世界留下了两个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一是英国撤出英属印度，使印度恢复自治，但英国同时推动印巴分治，按宗教因素划分印度与巴基斯坦。这埋下了南亚次大陆冲突的根源，直到今天南亚地区仍存在严重的地缘政治对立。

二是中东。二战后英国撤出中东地区，也遗留下很多问题。今天中东许多国家的边界、民族和宗教冲突，都与英国当年埋下的雷有关。从大的范畴来看，英国和美国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如果美国从二战后建立的秩序中往后撤离，整个东亚地缘政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中国能够“填补”部分空白。但如果这一空白被日本、特别是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所利用，后果就很难确定。

战略撤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必须进行全面、客观、严肃的讨论。我现在不能下定论，只能说这个问题需从长计议。在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如何既捍卫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又避免整个地区因为实力的真空而引发权力板块的碰撞，进而走向新的冲突，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这也进一步说明，中美在某些事关全局、涉及地区重大安全与战略决策上必须加强沟通。我们前面说要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就意味着除了现有议题外，还要开展更丰富、多层次的交流。双方为此进行探讨甚至辩论，都是有必要的。

当然，中美关系也不是像现在有些媒体或智库所说的简单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大国之外，还有很多中等国家和小国，它们一定会发挥作用，甚至试图利用杠杆撬动大国之间的矛盾。大国要避免被一些小国利用乃至绑架。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菲律宾不断在南海挑起事端，其有恃无恐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认为背后有与美国、日本之间的相关防务合作机制。当然，美方会不断提醒菲律宾相关方面，不要主动挑起与中国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最终可能把美国和中国拉入直接对抗，代价非常大。台当局也是如此，存在利用外部力量谋取自身利益的意图。

但特朗普政府很清楚，它绝不会为了他人的一己私利而火中取栗，毁了刚刚与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来之不易的信任成果。菲律宾的举动最终可能会沦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代交替，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观察者网：从卡瓦纳吉的成长背景来看，她出生于1980年代，这一代美国人经历过冷战后的全球化红利，也经历了“9·11”、战争和金融危机。从她的报告来看，有一个明显特点，她似乎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体现出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所谓“民族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和典型的“MAGA”群体有所不同。

像卡瓦纳吉这样一批人，与目前仍在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发挥重要作用的“冷战一代”有何不同，会不会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作为旁观者，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的立场？这是不是美国社会世代交替的一种表现？

贾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据我了解的情况，卡瓦纳吉是一名“80后”学者，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智库和研究机构工作。

那天在沙龙活动中，我们确实谈到了代际问题，包括美国“80后”与中国“80后”应当如何交流。她告诉我，过去三四十年，中国享受到了全球化红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总体比较稳定。但站在美国的角度，过去二三十年，美国基本上长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对很多美国人而言，这种战争状态始于“9·11”恐袭事件，此后经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接着又是金融危机、阿富汗撤军等一系列事件。

从卡瓦纳吉成长的时代背景来看，美国社会尽管总体保持了繁荣与稳定的态势，但同样存在“永久战争”状况，这种状况带给民众心态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能被低估，这种状态对于理解这一代人的成长非常重要；他们生活在一个危机此起彼伏的时代，因此对时代变化的感知更加敏感，对过去荣光的怀念也更加强烈，当下的失落感，也会表现得分外非理性。

我过去一直在谈美国的代际问题。按照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的世代理论，如果以大约80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可以分成四代人。第一代是“先知一代”（Prophet），他们通常出生在一个较好的时代开端，到了晚年可能成为领导者；特朗普可以被视为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之一。第二代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人，被称为“游牧一代”（Nomad）；他们享受了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但也比较迷茫，有时不太愿意承担责任。第三代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的人，也就是卡瓦纳吉这一代，被称为“英雄一代”（Hero）；他们青年时期的生活环境相对优渥，但进入中年后开始面对危机，不得不采取行动、应对挑战。第四代被称为“艺术家一代”（Artist），主要对应今天的“90后”和“00后”；他们可能成长于一个更加重视理念表达的社会环境中。

我对卡瓦纳吉说，中美两国的80后都处于所谓的“英雄一代”。今天，我们都在面临一些危机。中美两国的中年人和社会中坚力量，需要为这个时代提出自己的方案；这些方案可能与以往不太一样，甚至具有突破性，但既然已经来到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不妨勇敢大胆地提出不同见解。

我还对她说，今天美国政坛上也有一位“80后”，未来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她马上问我，“你是不是在说万斯？”我说，是的。她说，自己对万斯也有不少批评和不满，认为万斯的观点有时会摇摆。

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属于同一代人。今天“80后”正在进入社会主流，更准确地说，已经进入政策制定、政策倡议和公共发声的阶段。

在这个时代变化过程中，中美要倾听对方的观点，也要借助各种机会展开对话。我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美两国“80后”的成长体验并不完全相同。美国在“9·11”之后进入长期战争状态，而中国进入长期稳定发展阶段；正因双方体验不同，彼此之间才更需要理解、沟通和交流。

这次邀请卡瓦纳吉参加“布足思想沙龙”，我自己受益也很大。我能从她身上感受到美国社会的一些躁动和不安，也能了解到她对一些问题的直接看法。反过来，我们也应以更加包容的态度，来理解美国社会深层次的不安和执念，为未来更有成果、内容更加丰富的对话打下基础。

我一直认为，中美未来要努力形成一种“世代共识”——利益共识当然非常重要，但除此之外，能否形成世代共识也值得关注。例如，美国“80后”与中国“80后”，能否在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共同看法？我们都在面对家庭、养老和生活压力，也都为此感到焦虑，双方能否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一些共识？中美年轻人，特别是“90后”和“00后”，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其实也很接近。他们通过小红书、TikTok等社交媒体互相借鉴，相互旅行，体验中国速度、中国生活，这何尝不是一种世代共识？

当然，年龄更大一些的“60后”和“70后”成长于另一个时代。当时的美国一枝独秀，中国仍处于追赶阶段。“80后”见证了中美在某些方面趋于接近，“90后”和“00后”则看到中美在一些领域并驾齐驱。这种时代感和共识感，是其他世代无法体验的。

这种世代共识未来很可能成为、或者正在成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对话的重要基础，因此我对这个问题持相对乐观态度。

采访者：同为“80后”，对您说的这一点有所共鸣。看卡瓦纳吉的报告，可以理解像她这样的美国学者为什么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写作，因为报告中列举了大量证据和数据。当然，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从报告中得到了某种满足，也不是给她贴上“亲华”标签，而是能否明白她的立场和逻辑。

贾敏：是的。这份报告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往一些研究报告中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过度渲染，那是上一代学者比较惯用的论证方式。

世代的变迁确实会影响政策决策过程，只是这个因素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不同世代对时代氛围的感知力不同，共情能力也不同，因此共同行动的力度也会不同。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中美关系要重新出发，而且要从青少年和人文交流开始？这是有现实考虑的。

卡瓦纳吉确实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在美国国内被理解，但她现在面临的是压力；她回到美国以后，仍要与批评者辩论。她后来给我回信称，特别感谢我们组织这场沙龙并与她讨论，她也认为自己从中受益。这也再次回到我前面提出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同一世代能否形成共识？

我们组织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这一点没有必要讳言。从她的角度来说，她也希望美国变得更好、更强大、更富足。如果双方都在为各自国家的发展和利益努力，反而可能形成一种良性共识。我们不需要简单地把对方当成“自己人”，我们只是期望能带有同理心去认识对方，共同进步，“和而不同”不是很好吗？

今天我们要“同情地理解美国”。美国社会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嘲笑美国。我们在观察剖析美国问题的同时，也是在警惕、反思自身是否会出现类似问题。反过来说，我们希望从美国社会的发展中获取经验，避免陷入某些陷阱。这种交流应该是互通的、双向的，并不是只有中国向美国学习，美国也可以向中国学习。

目前这些仍是愿景，但愿景不能只靠表达，要靠自身实力和实际努力去争取。

卡瓦纳：美国在亚洲的第二岛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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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纳：美国在亚洲的第二岛链战略

事实上，要稳定中美关系，减少驻亚洲军事存在，是美国能够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外交政策的惯性很强，但决策者不应害怕重新评估现状，并依据美国利益的变化作出重大调整。–卡瓦纳

【编者按：2026年9月10日，Defense Priorities 的高级研究员兼军事分析主任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发表了主张美军从第一岛链退守第二岛链的报告（DEFP_A_second_island_chain_strategy_for_Asia），在美国国安领域引发巨大争议，有些人甚至指责她“亲华”和“卖国”。她9月中旬应邀参加了香山论坛。点击（这里）下载该报告的英文全文。为帮着读者了解该报告的主要内容，特转发《观察网》9月21日发表的报告要点。观察网文章的原标题是“美国应全面撤至“第二岛链”，台湾这张牌该扔了”。】

延伸阅读：贾敏–“建议美国撤出‘第一岛链’，美国人骂她‘卖国’，但中国也需警惕”

近日，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发表题为《亚洲“第二岛链”战略》的报告，其核心主张简明直白：华盛顿应将亚洲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

该报告作者、“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珍妮弗·卡瓦纳吉提出一个大胆判断：作为冷战遗产，当前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体系，已与美国真实利益脱节，且问题“不只是资源不足，而是战略可支撑性”。

她将美国在亚洲的核心利益概括为两条：保卫美国本土，以及确保进入关键经济市场和贸易航线的通道畅通；并据此主张，美国应结束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的共同防御同盟，在台湾问题上从战略模糊转向“明确的不干预政策”，转而以范围更窄、更灵活的安全伙伴关系取而代之。

其中，在战略重要性上，优先处理的应是最可能将美国卷入冲突的承诺，即对台政策与对菲安全保证。美国应立即向对方告知即将发生的变化，并开始按需要调整部署。尤其对台湾地区，更缓慢地从台撤退，意味着长期保留对华战争风险，因此调整美军部署、结束对台非正式保证，以及撤走“驻台”美军教官都应迅速推进。

至于如何应对伙伴盟友的强烈反应，卡瓦纳吉可谓“冷酷”：美国应了解自身决定会如何影响盟友行为，但不应受其反应支配。为减少美国收缩造成的不稳定，华盛顿应提出明确计划和时间表，此后无论盟友如何行动，都坚持执行。时间表应尽量短。

报告为此勾勒了一幅相当具体的收缩路线图，所有调整以3至8年为限，大部分在2030年前完成。

在中美联动层面，报告的逻辑十分冷静：把美军从贴近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后撤，本身就是稳定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但也必须防范北京将美国收缩误读为“退出亚洲”，须持续沟通，将其框定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一部分。

当然，报告也没有回避美国战略调整的代价——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能实现统一，日韩可能再武装甚至产生核野心，但报告认为这些风险值得承受。

无论外界以何种角度解读这份报告，其价值在于：它系统性地把利益、承诺与部署逐一对照检验，结论是现行态势是“以美国纳税人补贴别人的防务”。这场关于第二岛链的讨论，本质是美国战略界为后美国时代的亚洲秩序提前进行的一次思想演练。

本文摘录编译该报告的部分内容，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文/ 珍妮弗·卡瓦纳吉】

要点

  1. 美国在亚洲有两项值得动用军事力量保护的核心利益：保卫美国本土，以及确保进入关键经济市场和贸易航线的通道畅通。前一项几乎不需要前沿军事存在；后一项则可受益于适度的海空军存在，以防范威胁美国利益的事态。
  2. 将美国的军事承诺和军事存在，从脆弱的“第一岛链”转向更易防守的“第二岛链”，既能保护美国利益，也能减少军事需求和对华战争风险。

3.美国应收窄在本地区的防务承诺，在台湾问题上转向明确不干预的立场，结束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日本的共同防御同盟，通过谈判以范围更窄、更灵活的安全伙伴关系取而代之。美军部署态势也应相应调整。

  1. 美国应撤走部署在亚洲的大部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并大幅削减海空力量。留驻部队应集中于远离中国海岸、生存能力更强的基地，负责保护美国经济利益，并表明美国继续参与太平洋地区事务。
  2. 美国应明确说明调整意图与计划，并审慎地同盟友及中国沟通。调整应在三至八年内分阶段推进，大部分在2030年前完成，全部在2035年前完成。

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亚洲界定为优先战区，即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最为重要的地区。最直接的原因是亚洲经济的重要性。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均在这里；亚洲也是制造业和技术发展的枢纽，全球许多最重要的贸易航线途经本地区。

美国唯一真正的同等级竞争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位于亚洲。如今，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已与美国并驾齐驱，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相近，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过去二十年，美国决策者日益担忧中国军事发展的方向和目的。许多人担心，中国有意凭借不断增长的军力将美国逐出亚洲，或对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抱有侵略意图。

美国长期在亚洲维持庞大的军事存在，遍布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关岛等美国领地。这一部署态势至少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占领日本，并将其在本地区的许多前哨转变为永久军事设施。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长期同盟，使美国持续介入本地区安全事务。久而久之，这些关系成为美国主导西太平洋军事秩序的核心支柱。

冷战高峰期以来，美军在本地区的驻军人数有所减少，大部分部队撤离菲律宾，也有很多撤出韩国。但如今仍约有9万人驻留，撤军面临强大的制度阻力。尤其是自奥巴马总统2011年宣布“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探索扩大地区基地准入，以便轮换部署美军，或将军事装备前置。

美国关于亚洲战略的政策讨论失衡了。讨论往往预设，现有驻亚洲兵力已是美国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即使讨论替代方案，也只是增加军事存在与承诺：部署更多部队、军舰、飞机和武器平台，以“强化威慑”。这却跳过了一个根本问题：美国的军事承诺与现有部署，真的让美国人更安全、更富裕吗？

本文将考察这一问题。首先明确美国在亚洲的重大利益，将其与主张美国军事主导地位者提出的最大化目标区分开来；随后考察，保护这些利益究竟需要哪些军事伙伴关系和军事能力。

本文建议美国转向“第二岛链战略”，把军力集中于更远离中国海岸的地点，包括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帕劳、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以及附近其他美军行动地点。它与美国目前围绕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和菲律宾展开的“第一岛链战略”形成对照。这种战略将减少美国在本地区的总体军事存在，同时不损害美国利益。

长远而言，本文提出的部署态势会让美国更安全，而非更不安全，也能使其军事存在更可持续。

保护美国利益需要哪些军事承诺？

目前，美国在亚洲维持的军事存在，远远超过保护自身利益所必需的规模。

第一个问题涉及承诺：具体来说，美国应保留哪些同盟和安全伙伴关系，又应取消哪些？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多少人员和基地来支撑这些承诺。

讨论同盟时，应区分两种关系的价值：一种是有助于美国推进自身利益的安全伙伴关系；另一种是产生有约束力军事义务的共同防御承诺。美国确实需要安全伙伴，以推进其全球目标，但这些伙伴关系的形式会随时间变化。美国不需要那些束缚决策者或军队、削弱其灵活性的承诺。

许多人声称，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甚至常称之为美国最大的比较优势。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希望实现的大多数目标，都可以通过范围有限、以利益为基础的伙伴关系实现。换言之，美国在亚洲维持同盟的物质和战略成本，尤其是因盟友行为而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远远超过其收益。

韩国

在美国的所有条约承诺中，美韩同盟带来的利益最少，与其成本和风险相比尤其如此。据一项估计，即使扣除首尔分担的费用，美国政府维持驻韩军事存在仍需花费约50亿美元。继续与韩国捆绑，迫使美军保留超过实际所需规模的地面部队，并承担一场无益于美国核心利益的对朝战争风险。而且，驻韩美军实际上被固定在当地，无法支援地区其他突发冲突。

……

台湾地区

目前，美国并未正式承诺保卫台湾地区，但其战略模糊政策为北京的军事行动保留了干预的可能。一些美国官员还微妙地改变了美国对台立场的含义，暗示即使台湾与大陆和平统 一，也不可接受。

然而，即使战略模糊也越来越难以为继，它带来的风险与所涉美国利益严重失衡。强调台湾战略重要性的人，通常从军事和经济两方面论证，但两者都经不起细究。华盛顿在台湾确有利益，中国大陆若成功统 一，也确会对美国产生影响。不过，这些影响是可以应对的，不足以证明对华战争的代价合理，也不足以证明继续为这种战争进行军事准备所带来的风险合理。

一些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大陆若统一台湾，将获得足以大幅改变地区力量均势的军事优势，包括进一步扩张的出发点，以及以实体手段限制南海和台湾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许多人最担心的是，中国统一后，会将台湾地区变成军事基地：在东海岸部署潜艇和舰船，利用更深的海水和更靠前的位置增加追踪难度；还可在台湾高地部署导弹与雷达，扩大精确打击的射程并改善目标定位。

但后续研究质疑了这些收益的实际幅度。在台湾东海岸部署潜艇，只能帮助中国避开某些局部探测手段。无论如何，即使不掌握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最终也将能够避开美国传感器；为一项即将消失的优势而对华作战，几乎没有战略意义。

在台湾地区部署导弹和雷达，对射程和瞄准精度会有一些帮助，但幅度有限，未来中国的大部分目标定位将由先进卫星网络完成。更可能的情况是，控制深入太平洋的海空域，是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前提，而非结果。

台湾距大陆海岸90英里，这一位置也使人怀疑，统一台湾是否足以改变中国谋求地区霸权的局面。台湾距离日本最南端岛屿，比距离中国大陆略近；但即使解放军占领这些地点，也不会改变地区力量均势，或威胁美国利益。即便对强大的解放军来说，对日本或菲律宾发动大规模战役也极为困难，而且仍极不可能发生。控制台湾可能使北京更容易限制周边南海水域的通行，但如果北京愿意，很可能现在就已能做到。

事实上，如前所述，地理条件及本地区各国的民族主义，……，使这些国家似乎不太可能选择追随中国。

……

中国大陆若成功统一台湾，在经济和工业领域获得的收益会更大。这里有两个问题：美国进入地区市场的渠道，以及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命运。如前所述，中国大陆限制南海通行的能力并不取决于是否控制台湾地区。对于经过其近岸咽喉要道、涉及美国贸易的船舶，中国已能迫使它们改道或实施实体拦截。但即使中国试图限制这些水域的通行，美国仍可利用地区替代航路，确保进入关键经济市场；这些航路包括东南亚海峡、穿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通道，以及日本以东的菲律宾海。从军事上说，美国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如果台海统一导致美国失去台湾地区先进半导体的供应，问题就会更严重。军事冲突期间，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制造设施和设备可能受损 从而导致停产。另一种情形是，中国大陆完整接收生产设施后，美国很可能主动切断台企生产最先进芯片所需的知识产权授权；这些知识产权掌握在台湾地区以外。这同样会扰乱生产和美国供应。

当然，这是一种政策选择。美国也可与中国达成协议，提供必要知识产权授权，换取中国保证向美国出售台湾地区制造的先进半导体。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这似乎不太可能。批评者有理由指出，获得美国知识产权会为中国自身的半导体产业带来新优势，并使美国过度受制于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中国随时可能为了自身利益，像美国对中国所做的那样，或在突发冲突中，不顾经济代价切断美国获取某类芯片的渠道。

然而，无论出于哪种原因，美国最先进半导体供应的中断都将是暂时的。美国掌握必要的知识产权，可以在台湾地区以外重建包括生产与封装在内的半导体供应链。虽然需要时间，但这一挑战能够克服。过渡期间，美国可依靠其他贸易伙伴，为某些类型的半导体提供替代品。例如，韩国生产许多用于内存和数据存储的最精密芯片，日本则在图像传感器和制造设备方面占主导地位。中国大陆也生产半导体，只是先进程度不及美国供应链中的产品。

即使台海发生战争，中国很可能仍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向美国出售这些芯片。这足以满足美国的大部分需求，因为台湾地区制造的先进半导体主要用于高端消费电子产品，而这些产品对于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可以说低于其他投入品。

上述情形确实说明，寻找新的供应来源很有价值。美国拥有设计最精密半导体所需的知识产权和软件，因此具备短期优势 也有机会增强国内供应的韧性。相关努力已在进行，但华盛顿应加快扩大芯片制造与封装产能。

总的来看，大陆与台湾统一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是可以应对的。统一无疑会为中国带来一些军事利益，但也伴随治理成本，尤其是在当地出现抵抗的情况下；美国仍将在情报、太空及水下领域保持优势。此外，通过在第二岛链沿线投资，美国仍能防范那些虽不太可能发生、却可能危及美国西太平洋商业利益及本土安全的威胁。美国应扩大国内半导体生产，但供应中断的程度将取决于事态发生的时间进程。

与有限的美国利益相比，为台湾地区而与中国大陆交战的代价将极其巨大，且难以承受；尤其是美国已在对伊朗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军力。交战各方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达到数万乃至数十万，并存在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中美双方都可能损失数十艘军舰和数百架飞机。战争需求以及主要国际贸易航线、投资和金融市场遭受的冲击，可能使全球经济损失达到数十万亿美元。

最后还有军事资源问题。1979年美国作出对台承诺时，中国大陆军队远非美军对手。如今，中国军力强大，而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限真实且明显。美国仍有一些优势，但中国海军正迅速缩小余下的差距。中国的导弹能力同样构成重大挑战：它既能威胁美军基地，也能迫使美国军舰远离中国海岸行动。美军自身导弹库存是否充足也受到广泛质疑，尤其是在伊朗战争令人怀疑美军持续作战能力之后。美国是否做好了应对无人机主导战争的准备，同样存疑。在2026年伊朗战争中，美国未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面对全球无人机生产的领先者中国，表现几乎肯定会更差。

美国当然可以动用军力，增加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难度，但能否比大陆坚持更久并不明确。即便只是实施拒止作战（denial campaign），美国也将付出远超相关收益的高昂代价。成本收益如此失衡，调整对台承诺显然是明智的。对于任何围绕台湾发生的军事对抗，美国都应从战略模糊转向明确的不干预政策。

菲律宾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使华盛顿不仅承诺保卫菲律宾主要岛屿，也承诺保卫其在南海声索的岛礁。中国攻击前者的可能性很小，但后者受到严重威胁，或误判引发冲突，并非不可能。菲律宾军力薄弱，很可能无法抵御中国对其偏远声索地区，甚至其最西部领土巴拉望岛发起的认真夺取行动。因此，在现行共同防御条约下，美国很容易为了南海海域中一些人所谓的“岩石和珊瑚礁”，被拖入与中国的直接战争。

要证明承担如此巨大风险是合理的，保卫菲律宾及其外围声索地区，就必须能够显著而持续地推进美国利益。

事实并非如此。支持这一广泛承诺的人，主要依据菲律宾的地缘战略价值。他们的论点分两部分。

首先，共同防御承诺能为美国带来好处，包括使用菲律宾基地和机场的权限。如上文所述，2014年《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签署后，美国逐步增加在菲投资，修建新跑道、更大的港口和海军设施，尤其集中在吕宋岛北部。

其次，共同防御协定的支持者认为，中国如果进一步扩大在南海的领土控制，将新夺取的岛礁军事化，甚至控制巴拉望岛，就能更容易地截断海上商业运输、扰乱全球贸易。

这两种理由都不足以证明美菲关系应维持现状。首先，保留对菲防御条约，并不能保证美国获得其希望使用的基地。有人会说，无论获准与否，美国都会照用这些基地；但伊朗战争及其他历史案例并非如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试图以武力重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就因沙特阿拉伯拒绝美军飞机从其领土起飞而被迫暂停。同样，2003年土耳其拒绝美国使用其基地入侵伊拉克时，美国修改了作战计划，而没有无视盟友的限制。

而且，中国先进的导弹能力，使这些靠近中国海岸的固定基地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用。一旦发生冲突，这些设施地点很容易成为中国导弹和无人机的目标，因而更像负担，而非资产。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完全不需要前沿行动，但既然可以通过租赁及其他临时安排获取，仅为基地准入而保留美菲同盟或任何同盟，都不是充分理由。

如果美国放弃对台承诺，吕宋岛北部的这些地点也就不再是美国战略规划所必需的。

至于南海或周边航道通行受限的担忧，如前所述，即使不再控制更多领土，中国很可能也已具备封锁南海航路的能力。美菲同盟并不能帮助美国规避这种风险。

如果美国将承诺收窄，仅为菲律宾主权提供某种军事支持，或许有利于美国。菲律宾确实占据重要地理位置，一旦南海受到阻断，其群岛水域可以成为商业或军事运输的替代通道。但只有将南海浅滩及巴拉望岛排除在外，这种承诺对美国才具有战略意义。

例如，美国可像在许多其他国家那样，争取保留一些军事准入地点、港口与机场，用于轮换部署海空力量。在危机中，如果无需卷入与中国的直接战争，美国可以提供一定作战支援或海空后援，协助保护菲律宾主要港口和机场。不过，这种严格限定范围的军事支持，无须纳入共同防御条约，甚至无须正式安全伙伴关系。因此，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至少应重新谈判，改成范围小得多、限制更明确的承诺。

澳大利亚

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共同防御承诺成本较低；在军事划分上，澳大利亚属于太平洋战区，但地理上并非亚洲。澳大利亚面临的直接军事威胁很少，同盟不太可能将美国拖入冲突。但这一承诺的收益也低，对推进美国战略利益的明确帮助不大。澳大利亚或许会协助美国保障地区航道通行，但不太可能承担更多。这个程度的合作不需要条约承诺，毕竟它也符合澳大利亚自身利益。

与澳大利亚维持安全伙伴关系是合理的，但无须采取同盟形式。美国一直通过AUKUS、国防工业合作及轮换部署等安排扩大与澳合作，提高澳大利亚作为前沿行动基地的价值。保留在澳基地准入与一定轮换军事存在，也有助于保障与美国有关的商业贸易使用东南亚海上航线及咽喉要道。但这种伙伴关系无须包含共同防御条款。

日本

美国可以结束对澳大利亚、菲律宾和韩国的同盟承诺，而不产生重大后果；但至少在近期，对日关系可能需要采取不同做法。

日本仍是地区力量均势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保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不意味着必须让日本继续作为正式条约盟友，但确实需要确保日本不进入中国的势力范围。如前所述，日本完全追随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其自身民族主义及对北京的历史积怨都是重要原因。不过，确保这种情况绝不发生，似乎足够重要，值得美国作出一些防范，尤其是在成本适中的情况下。这不意味着要维持有共同防御条款的同盟，但可能意味着更慢地缩减美国承诺和兵力，以及保留范围稍广的长期安全关系。

如上所述，日本继续保持独立，确实关系美国利益；但美国当前的承诺过于宽泛，原因有三。首先，地理范围过大。如果美国在本地区的主要利益，是维持防止中国主导的地区力量均势，那么日本整体的战略取向十分重要，但钓鱼岛等外围领土声索的归属并不重要。然而，美国安全承诺仍涵盖这些小岛和岩礁。

其次，日本虽是富裕、技术先进的国家，美国广泛的承诺却削弱了它充分投入国防的动力。最后，日本外围岛屿乃至冲绳或许较为脆弱、难以防守，但日本本土并非如此。日本四面环海，与中国领土的距离远大于台湾岛；只要合理配置拒止能力，就容易防御。

因此，美日安保条约既无必要，也适得其反：它向日本保证应对某种所谓的“侵略”，而这种“侵略”不仅不太可能发生，即使发生，日本也基本能够自行应对。

更值得关切的是，美国若减少对本地区国家的军事承诺，日本将如何反应。有两种看法。一种已在前文讨论：日本会投资国防，包括获取核武器，建立其他伙伴关系，以制衡强大得多的中国。

另一种认为，日本出于无法及时完成再武装的担忧，会选择顺应中国要求，实质上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在民族主义首相高市早苗执政期间，后一种结果不太可能，但未来不能排除。日本宪法对军事活动的限制，以及现行“无核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再武装能力。这可能使日本在某些情形下比一些人预计的更倾向于迁就中国。

《自由联系协定》国家

……

小结

总的来说，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众多军事承诺中，只有少数值得以某种形式保留。现有的美韩、美菲、美澳条约关系，可以逐步结束，或转为更灵活的临时性安全伙伴关系，而不损害美国利益。美国也应结束对台湾地区的有限承诺，关闭为这座小岛与大陆交战的大门。对COFA国家的承诺可以保留。对日本的承诺应收窄，并逐步退出；但节奏应慢于本地区其他国家，以便在日本转向自立时提供安抚。

随着常规防务承诺收窄，核承诺也应结束，即不再以美国“核保护伞”提供安全保障。

第二岛链部署态势

上一节讨论了如何调整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承诺，使其更符合美国地区利益，同时减少不必要的牵连与高风险部署。当前美军的许多部署都是为了支撑对地区盟友的安全保证，因此缩减这些承诺，也应带来相应的兵力削减。

本节提出一种修订后的部署态势，既与范围更窄的承诺相匹配，也能保护美国利益。当前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重点位于第一岛链。本文建议改采“第二岛链战略”，把重心从第一岛链的日本、菲律宾、台湾和韩国，转移到第二岛链的关岛、帕劳、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存在足以维护美国在本地区的核心利益，而且更具生存能力。由于远离中国领土，以及台湾海峡、南海等最危险的冲突热点，它也能降低与中国爆发灾难性冲突的风险。

首先，应考虑按上一节建议缩减承诺后，哪些驻亚洲美军可以撤回美国。对台军事承诺结束后，驻台美军教官应是最先、也最容易调回的人员之一。这些部队目前对美国几乎没有战略价值，却带来重大风险：它们既充当战争“绊线”（tripwire），即人员若在台湾地区遇袭身亡，可能迫使美国参战，也抬高了台湾地区对美军援助的预期。

同样，终止美韩条约后，可从朝鲜半岛撤走大部分美军，包括全部地面战斗单位和长期驻扎的空军。保留部分情报与支援单位，以及轮换海空力量，或许符合美国利益；但最多也只需相当于几个营的陆军专业人员、一个轮换战斗机中队，以及美军潜艇偶尔到访。这也可能包括携带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但美国对韩承诺结束，意味着韩国不再受美国核保护伞覆盖。

不过，这些力量是否需要始终驻留，并不明确。最佳办法，是谈判保留部分驻韩基地准入，允许情报或后勤等陆军专业营，以及战斗机中队和潜艇定期部署。这样的存在规模小、间歇性强，不足以构成战争绊线，却能让美国在双方认为符合共同利益时，灵活地从韩国开展行动。

驻菲美军规模本已很小，通常任何时点都不超过几千人。第二岛链战略下，这类轮换部署可以继续；但美国应减少在菲律宾各地的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吕宋岛和巴拉望岛，因为这些地方长期围绕台湾、南海等地区冲突情景建设。美国还应撤走目前部署在菲律宾的“堤丰”远程火力系统：它既不为支撑本文所述承诺所必需，又极易推动局势升级。美国应减少以菲律宾为基地进行实弹演习。中国确实在自己海岸部署了类似武器，但在本土部署与在几千英里之外部署，是两回事。

驻澳美军约7000人，没有必要减少，也没有必要增加。就目前而言，这一数量的轮换兵力，足以支持澳大利亚充当后勤枢纽，以及必要时的情报与防区外作战（standoff operations）基地。澳大利亚远离中国，适合在第二岛链战略中作为不易引发升级、又有实际用途的美军驻地。中国或许会抱怨美国在澳部署轰炸机和潜艇，而且AUKUS将使部署增加，但因此爆发对抗的风险很小。美国在水下领域拥有优势，潜艇又具备有效的力量投射能力，因此在亚洲前沿多部署潜艇，对美国收益很大。

至于日本，美国应逐步减少军事存在，先从生存能力最弱、与保卫台湾地区相关的部队和驻地开始，再削减日本北部与东部的兵力。

一旦放弃对台战略模糊立场，美国就可将军队撤离那些主要服务台湾防务、而非日本防务的地点，冲绳即在其中。美军近期在当地调整部署，包括临时部署远程导弹平台，以及为可能的对华战争而改编的陆战队滨海作战团，清楚表明这些部队主要是为台湾地区安全服务。保卫日本所需的并非这些装备，而是地雷、水雷、火炮、无人机和防空等防御力量。冲绳及西南诸岛其他地点的美军，深处中国导弹射程之内，极为脆弱。

美国应先撤走冲绳的全部海军陆战队。现有计划将其中5000人调往关岛，这项计划可以继续，但在关岛驻留应是暂时的；到2030年，驻冲绳的全部18000名海军陆战队员都应返回美国。

目前以轮换战斗机中队为主的嘉手纳美空军，也应调回美国。既然三泽已部署两个战斗机中队，美国是否还需要更多驻日空军并不明确，尤其是在对日安全伙伴关系收窄之后。

冲绳之外，驻日美军也应作进一步调整，但宜分两阶段。初期，应保留三泽与横田的空军部署；横田集中了驻日美军的大部分空运力量。这两处基地生存能力相对较强，部队可在危机中支援日本，也可在美国卷入东北亚突发冲突时参与地区行动。这类部署成本不高，也有一定收益。最重要的用途，是防范日本追随中国，或相反，因不安全感而仓促增强防务，例如急于获取核武器。这两种反应虽然相反，却都不能排除；分阶段削减驻日美军，有助于同时防范两者。

另一方面，华盛顿应立即将以横须贺为母港的航母打击群，以及驻岩国的陆战队航空大队调回美国，用于其他地区任务。美国航母打击群在全球范围内不足，已有大量报道。航母虽可在亚洲执行力量投射任务，但长期将一个打击群驻于日本，会限制美国的灵活性。而且战争一旦爆发，该打击群就必须离开日本，转向远处部署。横须贺可保留部分轮换海军力量，可能包括两三艘驱逐舰、一些小型舰艇，以及美国核潜艇到访。

这些调整将使驻日美军规模大幅缩小，但更具韧性：三泽保留两个战斗机中队，横田保留一个空运联队；横须贺保留轮换海军力量；座间营地保留少量陆军，主要执行后勤、情报、防空和作战支援任务。总人数约为5000人。

随着日本能力增长，应争取在2035年前进一步削减美军，最终撤除全部长期驻军，仅保留日本东部和北部少数准入地点，如三泽、横须贺及可能的其他少数地点，用于轮换部署美军海空装备，包括最多两个战斗机中队、潜艇及两三艘军舰，以及提供情报、后勤和作战 支援。这些力量除向日本表明美国将继续参与地区事务、提供一定安抚外，主要任务是与东亚地区伙伴共同支援美国海上安全行动，包括加强地区护航船队，或阻止封锁及隔离性封控（quarantine）；如前所述，这些情形并不太可能发生。和平时期的部署，主要是为潜在威胁预作防范，考虑到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这样做有其理由。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些力量在危机中的作用。

最后是第二岛链沿线美军的问题；在本文建议的战略下，这里将成为美军亚洲部署的重心。目前，美国在这一带至少有8000人，主要位于关岛。第二岛链战略下，总人数可基本保持不变，或略有下降；如前所述，从冲绳调往关岛的人员都只作暂驻。但兵力应分散到第二岛链各地，包括帕劳、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以及天宁岛等小型空军基地。

……

合计而言，本文建议的部署调整，将使美国在日本的军事人员到2030年约为20000人，到2035年降至12000至15000人。部署将包括两个战斗机中队，约2030年前保留四个，此后保留部分轮换力量，以及配套的支援与空运单位；一个轮换航母打击群，以及另外约六艘军舰，多数采取轮换方式；陆军防空、情报与后勤单位；在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轮换的海军陆战队；以及在战区内外部署的五至十艘核潜艇。

这相当于较当前削减约70%的战斗机和85%的人员，同时减少约50%的美国海军水面舰艇，而潜艇数量可能翻倍。由此形成的部署更具生存能力，仍能迅速向本地区投射可观力量。同时将增加无人作战能力，包括不同航程、大小和类型的海空无人装备，用于支援动能与非动能任务，例如情报和作战支援。总体而言，本文建议将美军从中国近海后撤至第二岛链，增加那里的海军及部分空军装备，尤其是用于防御性拒止和海上安全的力量。

这一部署态势显然不足以维系美国目前的全部承诺，但足以支撑本文界定的有限利益。当然，任何兵力缩减都会伴随风险。

报告最后一节将讨论，如何在落实上述部署调整时降低风险，包括可行的时间表及对美国盟友的影响。

风险管理与实施

本文提出的调整会带来风险与挑战，值得事先考虑。

第一组挑战是盟友的反应。

……

他们若获知，美国不再无条件承诺保卫它们，并计划相应缩减驻军，可能感到愤怒和不安。一些盟友或许会决定谋求核武器。韩国与日本有能力独立获得核武器，但专家对两国实际会这样做的概率看法不一。不寻求核武器的国家，也很可能增加国防支出，并像今天的欧洲那样形成新的地区安全联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果都不会损害美国利益。盟友更多地投入防务，并能在没有美军支持的情况下自卫，对美国有利。

反对任何美军部署调整的人，提出了三项值得考虑的主要反驳。第一，收窄军事承诺、终止条约关系和减少军事存在，将损害美国信誉，令对手认为美国软弱，从而诱发侵略。但本文主张撤回所有安全保证，并从本地全伙伴区撤走大部分美军，因此这种批评并不适用。按本方案，美国将建立一套与调整后军事存在相一致的安全关系。如全文所述，鉴于相关威胁本就不太可能出现，这种部署足以防范美国经济利益面临的风险。

第二种批评是，美国盟友加强防务可能引发不稳定，增加冲突风险。例如，北京已经对其所谓日本“再军事化”表示担忧。如果日本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尤其是寻求核武器，一些专家担心中国可能发动预防性攻击或本地区其他国家接连走向核武装。韩国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形：朝鲜可能感到压力，试图在首尔完成核计划之前出手。

这些担忧是合理的。如果美国收缩常规军事存在，其核保护伞将几乎只剩虚张声势；因此，不能忽视亚洲各国对核武器产生兴趣，甚至出现核扩散的可能。核扩散虽非理想结果，却很可能发生，但不值得仅为防范这一风险，就维持当前的美军部署和整套承诺。无论如何，发展可行核计划所需的成本与技术难度等因素，很可能限制核扩散的规模。

目前常规防御能力相对进攻能力占优，尽管并非永久如此，这至少暂时构成了对核扩散的另一重约束。

任何核计划都需要时间，因此，美国应现在就与盟友及国际社会合作，管控扩散，并建立必要保障措施，以控制风险及其后果。亚洲盟友也未必一定转向核武器。日本存在文化层面的抵触，核计划的成本与难度也可能构成障碍。

一些美国分析人士的另一项担忧是，美国战略收缩（retrenchment）带来的不会是再武装，而是各国追随中国，实际上让中国获得地区霸权。一旦失去牢不可破的安全保证，亚洲各国很可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调整对华立场。美国安全保证的弊端之一，就是扭曲受保护国家的行为和激励。比较越南与菲律宾，就能看出有无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考量有何不同。越南不是中国的附庸，但作出安全决策时，会注意避免与这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邻国发生冲突。随着美国收缩，其他国家势必也会作类似考量，这是好事。

但如前所述，日本、韩国等国在失去美国保护后，即使必须对北京采取更谨慎的政策，也不太可能完全站到中国一边。菲律宾情况不同。它目前与美国重新接近，是国内政治的结果；无论美国地区政策如何变化，新领导层都可能将其逆转。美国过去经历过菲律宾更靠近中国，必要时也能再次应对。

只有台湾地区，才真正可能因美国收缩而转向政治妥协。但如前所述，这一结果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可以应对，也不会显著改变地区力量均势。华盛顿应接受这种可能性，并把重点放在无论台湾地区作何选择，都能保护美国利益上。

更广泛地说，美国应了解自身决定会如何影响盟友行为，但不应受其反应支配。为减少美国收缩造成的不稳定，华盛顿应提出明确计划和时间表，此后无论盟友如何行动，都坚持执行。提前告知盟友，美国将不再承诺保卫它们，可使其自行决定如何调整外交和防务政策。但时间表应尽量短。既然已认定美国在亚洲的大部分防务承诺与自身利益不一致，长期保留就没有道理。

……

分阶段调整驻亚洲美军，还可应对美国收缩带来的最后一项风险：中国误判，引发升级和非预期冲突。对华鹰派认为，美国一旦后撤，北京就会看到机会，先统一台湾，再征服地区其他地方。但，这极不可能。

首先，即使美国不参战，以军事手段统一台湾，对中国大陆仍是巨大挑战。而且，如果华盛顿减少承诺，台北也可能比今天更愿意同北京妥协。

美国收缩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消除中国大陆统一台湾面临的困难，例如日本西南诸岛或菲律宾声索的地区。更重要的是，除谋求中国统一外，北京并未表现出对所谓领土扩张的真正兴趣，实际上还明确否认此类目标。

更大的风险是，北京可能把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收缩，理解为美国退出亚洲；即便美国实行更克制的外交政策，这种彻底退出也不太可能。况且，即使减少对亚洲盟友的正式承诺，美国仍在军事和经济领域支持日本、韩国等国方面拥有切身利益，只是支持方式会更有限。

为避免外界误解美军力量最终将如何配置，美国务必与中国广泛、持续沟通，把部署调整置于两国已选择的关系方向，即“建设性战略稳定”（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关系的整体框架下，而非表述为退却或抛弃。华盛顿应重申其在亚洲的持久利益，同时说明有限的部署调整旨在稳定局势，而非遗弃盟友。

那么，既然安排先后次序是降低美国收缩风险的关键，最佳做法是什么？

美国首先应取消对韩国的承诺，因为韩国是最有能力在没有美军支持时应对自身安全挑战的盟友。削减驻韩军事存在，可能远比其他地区简单。这也应有助于裁减陆军编制。一个直接办法是，等已部署单位轮换回国后将其撤编，把相关装备转入储备，或分配给有需要的单位。驻韩空军可轮换回国，或重新部署到别处。美国安全承诺的相应收窄可同步进行，并在两年内完成全部部署调整，只在半岛留下少量轮换军事存在。国会确实通过法律规定了驻韩美军最低人数，但突破这一限制，只需明确说明减员为何符合美国利益。本文已经阐述了理由。

在战略重要性上，优先处理的应是最可能将美国卷入冲突的承诺，即对台政策与对菲安全保证，尤其是延伸到菲律宾南海声索的部分。解除这些承诺需要更多时间，台湾地区尤其如此；但美国应立即向地区盟友告知即将发生的变化，并开始按需要调整部署。

有人认为，美国必须缓慢地从台湾地区后撤，也许需十年甚至更久；但这意味着长期保留对华战争风险。调整美军部署和战略、结束对台正式与非正式安全承诺，以及撤走驻台美军教官也都应迅速推进。

这些调整一旦启动，第一和第二岛链的其他变化便会顺势展开。例如，美国从冲绳后撤时，应重新配置驻日兵力，并加强、分散第二岛链部署。对菲律宾的投资也应从吕宋岛转向群岛其他地区，同时撤走远程火力平台。美菲、美日安全伙伴关系宜同步重谈或收窄，明确哪些任务交由当地部队承担，以及危机时美国仍可能提供哪些支持。

总体而言，这些变化可在数年内完成。大部分可在2030年前完成，第二轮驻日撤军则在2035年前完成。

……

一种可持续的亚洲战略

本文提出的地区政策，比现行战略更可持续；如果同时裁减军队编制，成本也会更低，而且仍能保护美国核心利益。裁撤部队和能力，可以释放资源，用于新技术或其他经济领域，包括国内发展。美国也可制定更好的亚洲经济战略，因为这一缺口已被指出是美国地区政策缺失的一环。批评者会认为，本文建议让美国承受风险；但正是当前的部署和承诺，使美军暴露于不必要的战争风险。

有人会认为本文评估过于消极，美国应进一步增加对亚洲的军事支出和投资。特朗普政府提出2027财年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正持这一立场。然而，美国现行亚洲政策的问题，不只是资源不足，也关乎战略目标与资源能否匹配，即战略可支撑性（strategic solvency）。仅靠金钱，无法解决战略过度延伸，也无法纠正盟友失衡的激励，或消除美国利益与现有部署之间的错位。

更主张克制的批评者可能认为，为保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即使少量军事存在也没有必要。毕竟，如全文反复指出，所谓中国通向地区霸权的道路十分艰难，亚洲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很少，对美国经济利益的挑战也不太可能出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因其自身代价而受到遏制。

不过，美国利益遭到威胁的可能性虽很小，却并非为零；潜在威胁一旦出现，代价会很高。维持最低限度的存在，可以用可持续的方式防范这些最坏结果。如果长远而言，美国官员判断亚洲安全环境已改善，或中美关系已足够稳定，能够有效消除美国核心利益面临的全部风险 那么进一步缩减部署，包括撤除在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日本的轮换存在，就是合理的。

美国可以少花钱、少承担战争风险，并因此处境更好。美国额外承担的负担，服务的不是自身利益，而是其他国家的安全：它以美国纳税人为代价，补贴别人的防务。

美国目前在亚洲的整套承诺为何演变至此，有许多历史原因；但这不意味着现有部署最符合今天的美国利益。

事实上，要稳定中美关系，减少驻亚洲军事存在，是美国能够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外交政策的惯性很强，但决策者不应害怕重新评估现状，并依据美国利益的变化作出重大调整。

詹妮弗·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的简历：

  • 现任：美国智库 Defense Priorities（”防务优先”）高级研究员兼军事分析主任。
  • 此前经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治国方略”项目高级研究员（2022–2024）；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2011–2022），期间担任兰德陆军战略项目主任三年，主持多项国防与国家安全课题。
  • 教育：哈佛大学政府学学士，密歇根大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博士。
  • 研究领域：美国军事战略、军力结构与国防预算、国防工业基础、美军海外部署与干预。
  • 代表作：与兰德前总裁 Michael Rich 合著《Truth Decay》（”真相衰退”，曾入选奥巴马夏季书单）；2026年9月发表《A Second Island Chain Strategy for Asia》，主张美军从第一岛链退守第二岛链，引发巨大争议。
  • 其他身份：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任期会员，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兼职教授。

中欧达成初步贸易协议 汽车和稀土都有涉及

ZHA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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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达成初步贸易协议 汽车和稀土都有涉及

经过两天的高层贸易谈判，中国与欧盟10月9日在北京宣布达成一项初步贸易协议，旨在缓解双方因贸易失衡、汽车出口和关键原材料供应等问题而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

欧盟贸易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表示，双方就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达成了共识，相关安排有望使中国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减少多达50%。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还将改善部分欧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并推动稀土供应问题取得进展。

据美联社报道，双方此次谈判的重点是缓和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谢夫乔维奇表示，初步协议不仅涉及汽车贸易，还包括降低部分欧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以及采取措施稳定稀土供应链。不过，双方尚未公布协议的具体执行细节，协议还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相关领导人批准。

汽车出口成为谈判核心

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尤其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已成为中欧贸易关系中的重要争议。

据《纽约时报》报道，欧盟两年前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7.8%至35.3%的额外关税，叠加欧盟通常适用的10%进口汽车关税，但当时没有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加征同类额外关税。随着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欧盟汽车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持续上升。

《纽约时报》援引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的话说，欧盟公众和领导人都期待欧方迅速采取行动。谢夫乔维奇表示，双方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的共识，有望在未来四年内显著减少中国汽车对欧出口。

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共识”。这一表述显示，双方寻求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处理汽车贸易争端，而不是立即采取新的关税措施。

美联社报道指出，双方并未公布初步协议的具体内容。谢夫乔维奇则表示，相关安排可能使中国向欧盟出口的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减少多达50%，避免数百万辆汽车进入欧洲市场。

欧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有望改善

汽车贸易之外，欧盟也希望扩大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减少双方贸易关系中的不平衡。

据美联社报道，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同意降低部分欧洲商品的进口关税，涉及汽车零部件、橄榄油和鞋类等产品。这些商品目前的出口额合计接近40亿欧元。

《纽约时报》援引谢夫乔维奇的话称，相关关税调整预计每年可为欧洲出口商节省约1.25亿欧元的关税支出。不过，中欧联合声明的措辞相对谨慎，仅表示双方将继续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探讨对部分商品降低或取消关税的可能性。

因此，尽管此次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相关贸易优惠的具体范围和实施方式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稀土供应问题仍是重要议题

稀土及相关产品供应也是此次中欧谈判的重要内容。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将继续审批对欧出口稀土及稀土磁体的申请。自2025年4月以来，中国一直对稀土及稀土磁体出口实施限制，并曾表示，如果欧盟针对中国出口采取措施，中方可能进一步收紧相关出口。

稀土是电动汽车、风力发电设备及其他高技术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其供应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欧洲相关产业的生产与发展。中国在稀土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如何保障欧洲企业获得相关材料，已成为中欧经贸磋商中的突出问题。

中方声明还表示，欧洲同意帮助解决双方围绕出口管制产生的争议。不过，双方尚未就所有相关问题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多项贸易分歧仍待解决

尽管此次谈判有助于缓解短期贸易紧张局势，中欧之间仍存在多项重要分歧。

据《纽约时报》报道，双方尚未解决欧盟是否会放弃要求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等产品的关键零部件必须在欧洲生产的计划，也没有就欧盟是否继续对中国风力发电机征收反补贴关税作出最终决定。谢夫乔维奇表示，双方计划于明年初继续举行谈判。

欧盟一直担心，大量价格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可能削弱欧洲本土工业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则反对欧盟采取可能限制中国企业出口或迫使其将生产转移至欧洲的措施。

中欧此次达成的初步协议，为双方通过谈判处理贸易争端提供了新的空间，但其实际效果仍取决于具体条款、执行机制以及双方后续能否在汽车贸易、稀土供应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继续取得进展。

(综合美联社、《纽约时报》报道)

专访吴心伯：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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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吴心伯：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外交总体上是行政部门的权力，是总统的权力。所以国会可以制造噪音，可以制造压力，但最后决定还得由特朗普来做。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如果中期选举以后，民主党归来，加大在政治上跟特朗普的博弈，特朗普就更加依赖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僚的支持。–吴心伯

9月中美元首会晤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正在通过经贸、AI和安全等领域的安排逐步落地。9月28日，中方公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中美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等机制安排得到进一步明确，“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进一步细化；双方同意建立AI对话机制，并计划于11月举行下一次交流；两军也同意尽快就危机沟通和预防达成谅解备忘录。在这一进程中，台湾问题上的“谨慎”能否进一步转化为约束性承诺？中国供应链的“不可替代性”将如何影响中美经贸关系？AI领域又能否从技术竞争拓展至应用和风险治理合作？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将给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带来哪些变量？《凤凰大参考》独家对话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

  核心提要 

  1. 9月中美元首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拓展出“尊重、公平、对等”的新内涵，这一表述源自中美经贸谈判中的“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并将原本适用于经贸关系的相处准则推广至整体中美关系，进一步规范双方合作方式、竞争限度与分歧管控路径。2. 在台湾问题上，面对美国将涉台议题纳入对华政策考量的举措，中国应通过相应举措增加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成本。无论美国采取“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中国都应保持战略主动。3. 从经贸关系来看，中国的“不可替代性”已贯穿供应链上下游，美国若推动“脱钩”“去风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未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可能更加务实、精细化，在涉及所谓“国家安全”且具备替代条件的领域减少对华依赖，但在非敏感领域继续保持经贸往来。4. 在AI领域，中美除了技术的竞争，也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两国可在技术应用、商业化以及风险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当前的重要障碍是美国决策者的“零和思维”，尤其在AI安全领域，中美合作“不是要不要，而是必须合作”。但由于AI风险涉及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其治理难度极高。5. 在国际地区冲突相关议题上，美国次级制裁若波及中国金融机构，可能产生“金融核弹”效应，并进一步影响美元地位，美国对此也会权衡。在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俄乌局势及朝鲜半岛等问题上，中美仍存在拓展第三方合作的空间。6.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仍需要对华关系的“成功叙事”，在中美经贸等领域取得一定进展有助于其向国内展示外交成果。但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价值观、对华投资以及台湾问题等方面的压力也可能增加。（对话丨凤凰网国际主笔宋东泽）

一、“尊重、公平、对等”六字从何而来

《凤凰大参考》：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定位丰富了“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在今年5月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时，您将其解读为从“战术稳定”提升到“战略稳定”。那么这一次拓展的内涵您如何评价？这对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意味着什么？

吴心伯：这次拓展的“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源自中美经贸谈判期间提出来的“平等、尊重、互惠”这六个字的方针。基本上，我方在中美经贸谈判中的态度也是按照这六个字的精神来处理的，所以谈判取得了进展，经贸关系也稳定了下来。而现在，双方不仅要稳定经贸关系，还需要稳定整个中美关系——五月份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达成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现在拓展了新的内涵，道理是同样的：在经贸领域，要稳定经贸关系，就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这六个字的精神；那么要稳定整个中美关系，其实这六个字也同样适用。

而具体来看，这次有一个字面上的调整：“平等、尊重、互惠”变成了“尊重、公平、对等”。美方在5月北京会晤之后，白宫的稿件中其实就使用了公平和“reciprocity”这两个词，而这两个词就是从中方的谈判精神中来的。“reciprocity”这个词有“对等”的意味，但其实跟“互惠”的意思差不多，属于同一个英文词有两个不同的翻译。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六个字就是比照中国在经贸谈判期间秉持的六个字的精神来的。现在在双方讨论以后，把这六个字应用于整个中美关系，来谋求整个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美方在口号和概念上的重视程度其实也是相当之高的。特朗普于此次在白宫的欢迎致辞中也特地提到，他和习主席建立了“以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基础的伟大友谊”。所以美方也提这个东西：一个是相互尊重，还有一个是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那就要讲究公平和对等。因此，这六个字反映的是中美之间关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最新共识。

《凤凰大参考》：您此前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下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比以往更谨慎的处理方式，这是维持关系总体稳定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尊重、公平、对等”的新内涵下，您认为美方在台海问题上的“谨慎”能否转化为更具约束力的政策承诺？

吴心伯：我觉得美方必须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倒不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原则本身——因为原则是限制不住美国人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习主席这次访美重点阐述了我们的对台政策立场。习主席讲的主要是三层意思：第一，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就是要追求国家统一；第二，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因为从特朗普访华以后，他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是比较谨慎的；第三，处理好台湾问题是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那中美的战略稳定包括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合作，都无从谈起。这是告诉他，后果在什么地方。另外一个，我们讲最重要的是：我们手上有牌。如果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后退、损害我们的核心利益，它就会在对华关系中遭受巨大的利益损失。所以我们讲的“尊重、公平、对等”这个“尊重”，首先就是要尊重我们的核心利益，也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在习主席访美之前，谢锋大使在《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就讲到了中美关系的四条红线——当然，以前习主席跟拜登也提到过——就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应该讲，这六个字的新内涵，进一步规范了接下来中美合作的方式、竞争的限度，还有分歧的管控。这六个字把这些方面都管到了。

二、美国对台战略“模糊”也好“清晰”也罢，中国都掌握绝对主动权

《凤凰大参考》：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中美关于台海的具体问题，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前后，他一度将一笔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称为可以对华使用的“谈判筹码”，美国官员随后又宣称，这笔军售并不取决于中国的行动。这再次暴露了该议题的解决难点，外交交涉往往难以遏制美方持续推进军售。您认为中国应通过何种方式处理这一问题，才能避免美方将对台军售筹码化？

吴心伯：过去我们应对这个问题，差不多是外交上的抗议，对美国的一些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以及包括在台海进行一些军事演习，施加一点压力。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分量不够，对美国的打击没有让它感到疼。我觉得今后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加大对美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打击。比如说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卖了10亿美元、20亿美元，那中国就取消跟美国的采购合同，比如说两倍、五倍于美国对台军售金额的对美采购合同，让美国在经济上付出代价。

《凤凰大参考》：除军售之外，美国整体涉台战略的走向也引发广泛讨论。近年来，美国内部鼓吹放弃所谓“战略模糊”的声音不断出现。与此同时，美方持续推进对台军售，还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推动“美台无人系统”联合开发、深化军事技术合作，并考虑扩大台湾参与地区军事交流。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逐步放弃所谓“战略模糊”？从战略层面来看，这种变化又可能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是战略清晰也好，还是战略模糊也好，我们都不要太在意，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台海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操之在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有强大的实力和决心，以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只能根据中国的选择来确定政策，而不是以战略模糊、战略清晰来决定中国对台政策的走向。其实你看拜登四年四次表态，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美国要保卫台湾，这是战略清晰的，到了特朗普，他不这么讲了，他现在搞战略模糊。

但是实际上，拜登搞战略清晰也未必那么清晰，特朗普搞战略模糊也未必那么模糊，什么意思呢？因为拜登搞战略清晰说美国要保卫台湾，真的打起来了他就保卫吗？他有这个胜算吗？他付得起这个代价吗？特朗普搞战略模糊说我不讲介入也不讲不介入，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如果两岸爆发冲突，美国介入没有胜算，代价太大。所以我觉得不要在乎它什么清晰也好，模糊也好，关键是台海问题操之在我，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就行了。

三、台积电若赴美将“偷鸡不成蚀把米”

《凤凰大参考》：台湾半导体产业也正在成为中美博弈中的一个重要变量。9月2日，台湾方面表示当地企业计划追加约200亿美元赴美投资；此前，台积电已将美国投资计划扩大至2650亿美元。在美国的推动之下，台湾先进半导体产业更深地嵌入美国供应链。美国刻意将科技产业博弈叠加到台湾问题之上，会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

吴心伯：我觉得美国这么做其实很简单，就是担心台海如果爆发冲突，那么就会影响到美国芯片供应的可靠性。所以它主要是考虑到芯片供应的可靠性，你不能在台湾生产卖给我，你必须到我这来生产，这样我才放心。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台湾本来觉得自己配合美国，到美国去设厂、去生产、去解决美国对于供应链的担忧，这样好像就等于给了美国一份厚礼，拉近了“台美关系”的距离，美国可能会更支持台湾，但是我觉得后果可能恰恰相反。

因为美国传统上关注台湾有地缘政治因素，但是现在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讲，他主要考虑的就是高端芯片的问题。如果台湾企业能够在美国生产足够供应美国市场的芯片，那他就不用担心台海的风险。这样一来，台湾实际上对美国的价值大幅下降。本来台湾以为可以通过投资美国生产芯片，争取更多的美国的保护，实际上反而是降低了自己的价值。特朗普一看，反正我芯片有保障了，who cares台湾你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台湾很可能就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是这样一个结果。

四、美国“脱钩”喊出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不可替代性”超出想象

《凤凰大参考》：从半导体产业延伸开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整体走向同样值得关注。关于中美经贸问题，您此前提到，判断一国在经贸博弈中的韧性，不能只看贸易额，还要看关键领域的“不可替代性”。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这种“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哪些领域？

吴心伯：我觉得中国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很多领域，几乎是在一个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都有。比如说讲到上游，大家很快就想到稀土、关键矿产以及原料药，这是美国要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地方。但是中游的话，其实有大量的中间品，美国也是离不开中国的。比如说现在美国发展AI要建很多的数以千计的数据中心。那建这些数据中心，各种计算机和电气设备，实际上都要从中国进口，所以离不开中国。还有在高端制造领域，比如说机器人、无人机，美国也是要依赖的。所以应该讲，中国的不可替代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对这一点，美国现在也越来越清醒甚至痛苦地意识到了。 

《凤凰大参考》：面对美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举动，中美经贸并未走向彻底脱钩，这一状态后续会如何发展，未来双方的经贸联系又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吴心伯：我觉得以前美国人提出来的脱钩也好，去风险也好，这些口号喊出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刚才已经讲到了，美国现在发现几乎在供应链的全链条都有要依赖中国的地方。所以它脱不了钩，也没办法“去中国化”。所以我觉得今后美国的对华经贸政策恐怕要越来越走向务实，就是要重新确定对华经贸关系的边界。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哪些领域美国真的是因为所谓的“国家安全”必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而且它是做得到的；在哪些领域它想摆脱但是做不到，那就妥协一下，找到一种折中的安排；还有在一些所谓的非敏感非战争领域，不需要脱钩，也没有什么风险，那就继续开展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所以我觉得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大概率必须朝着一个更加务实、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确定对华经贸关系的新边界。

《凤凰大参考》：所以中美经贸可能会演变为一个部分脱钩的状态？ 

吴心伯：拜登时期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部长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在上海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中美贸易中“有问题的”只是1%，其他99%都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说要脱钩，那可能只有1%是非脱不可而且美国也是做得到的，但是99%、98％是不需要脱钩的。那么这样就有了一个边界，就知道怎么样重新来界定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这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期是非常重要的。

五、中美AI合作最大障碍是美国的“零和心态” 

《凤凰大参考》：经贸之外，科技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当前中美在先进芯片、AI技术等领域的角力仍在加剧。从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对华出口政策的反复调整可以看出，美国既希望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算力，又难以完全忽视企业的商业利益。在科技领域的较量持续升温的情况下，中美能否在AI领域实现有限合作，还是说，随着大国战略博弈延续，AI领域也很难出现实质性协作？

吴心伯：我觉得如果实事求是来讲，中美在AI领域已经有合作，未来需要有更多的合作。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决策者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零和的心态来看待中美AI产业的发展。他觉得他不仅要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而且要尽可能地打压、放慢中国AI发展的步伐，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所以这样一来，就导致中美之间合作的现实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合作的潜力也没有发挥出来。 

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中美之间合作的可能和现实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AI可以分成AI技术的开发，AI技术的应用、商业化，还有AI的治理和风险管控。其实在这三个领域中美都是有合作的。比如说AI技术的发展，美国是技术上领先，但是中国也做出了贡献。像美国很多AI企业，现在越来越多地在用中国AI公司的模型。我们是开源的，而且我们这个资源是比较便宜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选择使用中国AI的模型。在AI的应用端，你今后会看到，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我们走得快，所以不管是应用于机器人，还是应用于高端制造，其实美国是需要的，这是中国的强项。在治理端，我们看到AI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会带来很多的风险。中美作为AI领域两个领先的国家，大家必须来讨论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哪些风险，怎么样识别这些风险，怎么样管控这些风险，怎么样加强合作。所以，事实上在AI领域中美有大量合作的空间。关键就是美国人现在心胸太狭窄了，老是觉得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先就要打压中国。所以他就无视了这种合作的必要性，无视合作这样一个现实，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凤凰大参考》：您刚才特别提到，中美在共同防范AI风险的问题上有合作空间。有观点认为中美在防范一些极端风险上存在共识，比如都不希望强大的AI被恐怖组织等恶意利用。您觉得，防范这类风险能不能成为中美开展AI安全合作的一个切入口？

吴心伯：我觉得中美在AI领域的合作就是应对AI风险。这个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必须合作的问题。因为AI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颠覆性的挑战，它的风险现在远远没有被人类所认知到。所以随着更多风险的可能性暴露出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关注。 而且AI风险是有独特性的，AI可能完全就是一个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公司，就不一定是国家了，所以更多的涉及非国家行为体就没办法去掌控，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多了。而且AI还在刚刚开始应用的阶段。未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各种形式的甚至颠覆性的危害和风险，这个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所以管控AI风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很大的。

六、美对伊次级制裁后果需自负，其他地区议题可成为中美合作抓手

《凤凰大参考》：把视野放到更广泛的国际局势，俄乌、美伊等地区冲突同样在影响中美关系。8月24日，美国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推出针对伊朗的次级制裁，波及中国内地、香港等第三方市场。与此同时，美国对俄制裁也持续影响中俄正常经贸往来。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正常经贸合作也面临更大的次级制裁风险。在您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如何既维护正常经贸合作，又避免被美国的制裁体系牵制？这种制裁外溢又会如何改变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

吴心伯：我们以美伊冲突为例，美国要加大制裁，包括威胁要对中国动手。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立场就两个，第一个，反对美国的制裁，就是告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你的制裁是没有道理的，是没有国际法意义的。在伊朗问题上，当年奥巴马时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是达成了美伊协议的。最后是美方单方面破坏了协议，违反了国际法，然后去年和今年又两次单方面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既违反了国际法，又是一个侵略者。美国本身在伊朗问题上就是处在一个既违法又不占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上。所以美国搞的这个制裁，实际上本身就是不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就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如果制裁，可能是威胁针对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和国有银行，那我们就要给美国讲清楚，你如果这么做后果在哪里。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我们大部分的对外贸易都是用美元支付的，我们还持有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债券。所以中国对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国的国债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如果美国要制裁中国的银行，那就是引爆了金融核弹。那由此带来的中国的去美元化冲击，你后果自负。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金融大国，如果去美元化，那你得好好掂量掂量。所以把这些东西跟美国讲清楚，刚才讲过了，美国人会算账，他知道该怎么做。

《凤凰大参考》：除了制裁带来的经济影响，当前俄乌冲突、美伊冲突等地区热点也在持续牵动全球安全形势。中美虽然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避免冲突失控、保障能源和航运安全等方面，仍然有一些共同利益。那么，中美有没有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开展一些实际合作？

吴心伯：我觉得当下比较紧迫的当然是美伊冲突，中东的问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关系到世界范围的能源供应，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向。那么这个领域中美有没有合作的空间呢？当然有，因为对中国来讲，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自由通行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希望尽快地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我们一方面可以做伊朗的工作，就是美伊冲突不应该拿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人质，因为这是一个国际通道、国际水域，有广泛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做美国的工作，告诉美国你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战争是不对的，你要认错，然后要纠正你的政策，不仅不能再打，也不要搞什么经济制裁，你该赔偿就赔偿，该保证不再对伊朗动武就要做出保证，这样一来，伊朗才能够相信你，跟你达成新的协议。所以我觉得中国要做的就是做双方的工作，既要做伊朗的工作，更要做美国的工作，这样我们的立场才有建设性。

《凤凰大参考》：除了美伊问题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地区性的问题最可能成为中美开展有限合作的切入点？吴心伯：我觉得其他的比如说俄乌冲突、朝鲜半岛问题，都是中美可以合作的。俄乌冲突问题上现在特朗普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外交努力，俄乌谈判相关各方也发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我觉得一旦直接相关方愿意坐下来谈判，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道，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因为最后俄乌如果达成协议，恐怕不是一个双边的协议，而应该是一个多边的协议。包括美国、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国家，可能都要充当这个协议的担保人，就有点像奥巴马时期美伊协议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当然是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朝鲜半岛问题也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李在明政府希望改善南北关系，推进半岛和平进程。特朗普也屡屡表态，希望跟朝鲜领导人见面，讨论改善美朝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跟朝鲜的友邻关系，发挥一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作用，包括促进沟通，甚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供有关各方去考虑。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可以合作的地区国际问题还是很多的。过去特朗普政府，特别是他第一任期，他的外交议程很狭隘，只关心他关心那些事情，比如说跟中国他只关心贸易。第二任期除贸易以外还有芬太尼问题，现在发现好像还不止，伊朗问题出现后，其实美国也是希望中国帮忙解决问题，俄乌问题上中国也能够发挥作用。本来中美这两个大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就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如果我们在元首外交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中美在第三方的合作，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也就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增加了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积极动力。

七、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希望借中美关系打造外交政绩

《凤凰大参考》：最后，我们把视线从地区热点拉回美国国内。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您认为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还有多大的调整和谈判空间？

吴心伯：我觉得特朗普在对华外交上还是依赖于成功叙事，意思就是你看我跟中国的关系处理得好，这是我外交的一个亮点，不仅要稳住对华关系，而且要能够取得进展。比如说在贸易问题上，在打击毒品执法合作领域，这都是他可以在国内对选民展示的成果。

《凤凰大参考》：如果中期选举后民主党重新控制国会，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段的对华政策？长期来看，又会如何影响特朗普任期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吴心伯：民主党如果控制众议院，在对华外交、对华关系上，其影响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它会批评特朗普跟中国搞关系主要就是做生意，不重视人权、民主、价值观，所以不行，你必须重视这些问题，所以要打价值观牌，这是一个冲击。 第二个，特朗普可能会考虑，比如说中美之间要成立一个投资理事会，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投资理事会，推动中国扩大对美投资？特朗普觉得这对美国经济是好事情，中国来投资提供就业、创造税收是好事情。但是民主党基于背后的工会势力，可能会担心中国这边的投资，特别是对美国汽车业的投资。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写信给特朗普说，你不能开放美国的汽车市场。拜登的时候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加征了100%的关税，就是要阻止中国去投资。民主党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要求特朗普对中国的投资严加看管、严加控制，这是第二个有可能的影响。

第三个领域就是台湾问题。我们看到，从5月中美元首会晤到现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总体上还是处理得比较谨慎，包括军售等等。民主党回来以后，可能会说发展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必须向台湾提供武器，你得给台湾卖武器。所以这也会影响到台湾问题的处理。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但是我想主要可能就是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凤凰大参考》：那您觉得国会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制约可能有多大？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于国会的无视似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吴心伯：外交总体上是行政部门的权力，是总统的权力。所以国会可以制造噪音，可以制造压力，但最后决定还得由特朗普来做。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如果中期选举以后，民主党归来，加大在政治上跟特朗普的博弈，特朗普就更加依赖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僚的支持。共和党里面有不少亲台势力，他们可能就会说我们可以支持你，但是总统现在你得给台湾卖点武器，好久没卖了。所以民主党讲的话特朗普未必听，但是共和党讲的话恐怕他就不得不听。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民主党的压力实际上是通过共和党来体现出来。 

《凤凰大参考》：感谢吴心伯教授的深度分析，为我们厘清中美在台海、经贸、科技与全球治理等议题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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