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比尔·卡西迪（Bill Cassidy）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籍参议员。 本文首发于《外交事务》期刊2026年8月19日。卡西迪认为，美国现行对华贸易政策因随总统任期更迭而缺乏连贯性，因此必须由国会主导，通过立法强化海关执法、深化西半球合作并征收“外国污染费”，以建立一套跨越政治周期的持久战略来应对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挑战。

几十年来，北京不仅将贸易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更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用以吸引投资、巩固工业基础、扩张经济规模并支持其军事发展。它通过将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能源政策和环保政策深度整合来实现这一目标。在汽车、化工和太阳能电池板等纷繁复杂的领域，中国政府的政策导致了国内产能过剩，进而迫使企业低价出口，向国际市场倾销商品，削弱了竞争对手国家的制造业基础。这些国家工业产能的衰退，最终削弱了它们在经济、外交和军事层面与中国竞争及抗衡的能力。当北京控制了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时，美国不可能赢得与中国的长期竞争。

在华盛顿，两党政策制定者都清醒地认识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然而，美国应对这一挑战的方法却随着每一届总统任期的更迭而摇摆，有时甚至在同一任总统任期内也会发生改变。长期的挑战需要长期的解决方案，而国会正是制定此类方案的最佳机构。国会能够提供必要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将美国的经济、贸易和国家安全目标贯穿未来。如果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十年中成功与中国竞争，就必须由国会——而非单靠行政部门——建立一个能跨越政治周期的持久框架。

为了反制中国的贸易政策并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国会应通过立法，永久强化对现有贸易法的执行，推进海关调控现代化以更好地追踪来自中国的货物，深化西半球的伙伴关系，并解决中国因环保标准执行不力而获得的竞争优势。许多此类法案已被提出，现在国会需要推进并将它们签署成为法律。这将确保美国能够重建并保护自身工业基础，从而赢下这场与最大地缘政治对手的竞争。

堵住法律漏洞

对华反制的长期贸易战略，首要条件是拥有永久性的贸易执法机制。2025年7月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当时国会堵住了“微量免税”（de minimis）漏洞，该漏洞曾允许价值不超过800美元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得益于这一漏洞，仅在2024年，每天就有约400万个包裹（主要来自中国）免税且基本未经查验地进入美国。假冒伪劣产品、含有芬太尼等危险化学品的货物以及廉价消费品疯狂涌入美国市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出口商发往中国的商品中，任何价值超过6.90美元的个人用产品以及价值超过690.00美元的商业产品，都需要缴纳关税。

取消微量免税门槛将有助于为美国制造业者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构建一个未来更加稳定的政策框架——一个不会被未来行政命令随意更改的框架。但要进一步强化执法，还需要其他立法手段。目前，美国的贸易战略依赖于2026年6月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提高了高风险货物确保全额缴纳关税所需的保证金，限制了屡次违反海关规则者，设立了最低处罚标准，并扩大了申报要求，从而向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提供查明不良行为者所需的产权及供应链信息。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合力，使中国企业更难利用美国海关执法的漏洞。

国会应当将2026年6月的行政命令立法化，使这些改变成为永久规定。这样一项法案理应获得两党支持，因为保护美国制造商和重建制造业就业基础是两党政策制定者的共同诉求。此外，该法案将保护美国企业，并确保贸易规则得到更具一致性的执行。

赶上时代步伐

然而，如果海关部门继续依赖为早期全球贸易时代设计的系统，仅凭执法是远远不够的。尽管最近的行政举措（包括2026年6月的海关执法令）授权销毁假冒伪劣商品、扩大电子申报规模，并推动美国迈向更高效的贸易处理系统，但国会仍应开展更广泛的努力，将海关带入21世纪。

我在2023年发起的《海关现代化法案》（CMA），旨在用全面的电子申报取代纸质海关流程。该法案还要求在线电商平台提供经过核实 Seller（卖家）及交易数据。此后，特朗普政府在此类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要求登记进口商（即对进口货物负有法律责任的实体）维持充足的国内资产或保证金，以确保遵守美国海关法律。

同样重要的是，《海关现代化法案》使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能够运用这些电商平台已经在使用的高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这些工具将帮助海关人员高效评估数以百万计的货物，加快合法贸易的通关速度，并在高风险进口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之前将其拦截。该法案将赋予美国更强大的工具，来识别并阻截来自中国的非法或危险商品入境，从而巩固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鉴于中国带来的诸多政策挑战，通过《海关现代化法案》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

团结即是贸易

即便将贸易执法写入法律，单凭执法也无法遏制中国对西半球的渗透。美国还必须为相关国家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使其摆脱对北京的经济依赖。

我在2024年3月发起的《美洲法案》（Americas Act），通过鼓励在西半球建立一个基于可靠伙伴关系而非中国主导的贸易网络，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在美洲开展近岸外包（Near-shoring）生产，将使供应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实现多元化，强健地区经济，改善美国获取关键矿产的途径，并降低美国及全球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

《美洲法案》包含了投资激励措施，旨在深化美国与地区伙伴之间的经贸纽带，其最终目标是削弱中国对地区贸易的影响力。同时，鉴于某些国家的腐败、贿赂和地下经济削弱了法治并成为美国投资的障隘，该法案还制定了防止与腐败政府建立伙伴关系的措施。该法案将利用电子政务系统，更好地追踪国家间贸易以及地方政府的交易行为。

该法案最有力的融资工具之一是设立“美洲投资公司”（Americas Investment Corporation），它将允许美国政府与私人企业共同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这样一个实体将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切实可行的替代选择。“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为全球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但往往让受援助国背负沉重债务，并在政治上依赖北京。相比之下，美洲投资公司将通过分散风险并引导资本投向能够与中国资助项目竞争的基础设施、工业和供应链，吸引可持续的私营部门投资，推动整个半球的长期经济伙伴关系。国会应当重新激活并推进《美洲法案》，将其作为巩固区域贸易网络、摆脱北京掌控的跨党派战略。

为污染买单

中国降低制造业成本的手法之一，就是拒绝执行先进工业化国家普遍接受的环保标准。较低的生产成本吸引企业将制造业务迁移至中国，这增强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壮大了其经济规模，并为其军事现代化和地缘政治野心提供了资金支持。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全球环境为代价换来的。

这些排放带来的后果早已跨越了中国的国界。根据2014年的一项研究，在任意给定的某天，美国西部检测到的硫酸盐中有多达24%源自中国。其他研究也表明，来自国外的污染（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每年导致数千名美国人早逝，并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医疗费用。中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2024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20亿吨，是美国的2.5倍以上。

我在2025年4月提出的“外国污染费”（Foreign Pollution Fee），正是解决这种不对等局面的立法方案。它将对进口商品征收一项费用，金额大致相当于无视与美国相近的减排目标所节省的成本。尽管这一政策适用于任何环保执行力度薄弱的国家，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将付出最高的代价。

外国污染费建立在美国在排放方面的相对优势之上。自2005年以来，美国的绝对排放量一直在稳步下降。假设随着美国制造业日益清洁化这一趋势得以延续，中美生产之间的排放差距将不断扩大，从而使得这项费用的数额随之增加。反之，如果中国投资控制其排放，其生产成本必然上升。无论哪种情况，制造业成本都不再会被中国漠视环保法规的行为所人为扭曲。这项政策不再要求美国工人与松散的环保标准进行不公平竞争，而是鼓励创新、生产力以及更清洁的制造模式。

经久耐用

中国将贸易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为了做出回应，美国的贸易政策应始终聚焦于一个目标：遏制中国破坏美国及其盟友经济与军事基础的能力。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的战略绝不能局限于单一届政府，甚至不能局限于美国本土，而是要与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英国和欧盟在内的志同道合的伙伴紧密合作。

国会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它可以做到这一点：通过永久性地强化贸易执法，推进海关调控现代化，在整个西半球构建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并确保中国制造商无法仅仅通过无视环保标准就获得竞争优势。国会可以通过将2026年关于强化海关执法的行政命令写入法律，通过《海关现代化法案》和《美洲法案》，并实施外国污染费来实现这些目标。这些举措将提高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巩固美国的工业产能及相关的就业基础，并为国家繁荣与国防安全提供更充足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将这一权力赋予国会，将赋予美国一种仅凭行政行动无法创造的优势：一种能够跨越政权更迭、支撑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的持久战略。

来自北京基于贸易的外交政策威胁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华盛顿应当以一项明确且经久耐用的政策予以回击。相关的法案早已拟就，当前所需要的，只是将其通过的政治决心。国会应当携手共进，确立一项长久有效的贸易战略，以保护美国工业，强健美国盟友，并确保由美国——而非中国——来制定21世纪全球经济的规则。

（图片来源：https://zh-cn.washington.org/）

美国国防部更新依据《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建立的外国机构名单，将多所中国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列入其中。与商务部“实体清单”不同，该名单主要针对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基础研究以及与相关外国机构的科研合作。

美国国防部7月23日公布了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Section 1286 of the FY201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更新的“问题外国机构”名单（Section 1286 List），将多所中国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列入其中，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美国国防部将该名单正式称为“涉嫌参与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清单”（List of Foreign Institutions Engaging in Problematic Activities）。国防部表示，这一机制旨在应对其认为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机构，以及外国对美国国防部资助研究活动的“不当影响”和未经授权的技术转移。

此次更新后的名单共有130家外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实体，其中88家位于中国大陆，其余来自俄罗斯和伊朗。

复旦、上交等高校进入名单

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名单，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中国高校此次被列入其中。名单同时包括大量此前已经受到美国政府关注的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包括与中国国防工业和军事科研体系联系密切的高校。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尤其关注中国高校与中国军工体系之间的关系。传统上被称为“国防七子”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也出现在相关美国政府限制名单中。

不过，此次更新受到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名单进一步扩大到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传统意义上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国高校的审查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与中国军工体系有明确联系的高校，而是逐步扩大到更多拥有重要科研能力和技术研究项目的中国大学及科研机构。

1286清单与商务部“实体清单”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复旦大学等机构此次被列入的是美国国防部依据第1286条建立的名单，而不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负责维护的“实体清单”（Entity List）。

两者的法律依据和实际影响并不相同。美国商务部的Entity List主要是出口管制工具，被列入该名单的实体在获得美国受出口管制物项、软件和技术时通常需要取得许可证，并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出口限制。而“问题外国机构”名单主要针对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研究活动及美国高校与相关外国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

美国国防部在最新文件中表示，根据第1286条规定，从2026财年开始，国防部不得使用资金支持涉及与名单上的外国机构开展合作、或使用这些机构设备的基础研究。这意味着，如果美国高校希望获得国防部的相关基础研究资金，其与名单机构之间的合作可能带来新的合规要求和资金风险。

美国国防部还警告称，与名单机构开展合作的美国研究人员和高校需要充分考虑相关合作可能产生的合规问题。

名单针对的不只是中国

此次名单并非专门针对中国。美国国防部公布的130家机构来自中国大陆、俄罗斯和伊朗。其中，中国机构占据绝大多数，共有88家。

美国国防部表示，第1286条名单的目的之一，是识别美国政府认为可能参与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外国技术转移或者其他“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

国防部称，该名单是美国政府应对“未经授权的技术转移”（unauthorized technology transfer）以及外国对美国政府资助科研活动施加不当影响的一项工具。

美国高校科研合作面临更严格审查

“问题外国机构”名单的扩大，发生在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外国科研合作审查的背景下。

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关注美国高校与中国高校之间的科研合作，尤其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机器人、半导体、航空航天和其他具有潜在军民两用性质的技术领域。

美国政府担心，一些在美国大学中开展的基础研究最终可能被中国高校、科研机构或军工企业获得，并被用于提升中国的军事和技术能力。

这一政策趋势也对美国高校产生了直接影响。过去，美国大学与中国高校之间的大量合作主要以学术交流、联合论文、学生培养和基础科研项目为主；如今，美国政府越来越要求高校从国家安全和技术竞争的角度重新评估这些合作。

“问题外国机构”名单的扩大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华科技竞争的政策重点正在进一步延伸。过去，美国针对中国科技领域的主要工具之一是商务部的出口管制，通过限制特定中国企业获得美国先进芯片、设备和技术来阻止敏感技术转移。

而随着美国政府越来越关注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科研资金和学术合作本身也开始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对于美国高校而言，与中国大学合作今后可能不再只是学术交流问题，而越来越成为一个涉及联邦科研资金、出口管制、研究安全和国家安全合规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中美高校之间过去形成的科研合作模式，正面临越来越严格的政策审查。

（图片来源：央视网）

在美国越来越强调技术竞争和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与中国高校之间原本被视为促进学术交流的科研合作，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外国影响、技术转移以及军民融合风险的审查。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与教育和劳工委员会（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8月13日联合发布一份调查报告，指哈佛大学在与中国有关的科研合作、外国资金披露以及校园合规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并称这些做法可能使美国科研成果和技术面临被中国获取和利用的风险。

这份长达53页的报告题为《受损的独立性：中共对哈佛大学的影响》（Compromised Independence: CCP Influ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两委员会表示，调查人员审查了哈佛大学数千页文件、中国政府文件，并对哈佛工作人员进行了有记录的访谈。报告最终提出9项主要调查发现，并建议国会和哈佛大学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报告最引人关注的发现之一，是哈佛研究人员与中国多所被美国政府视为与国防研究和军事现代化密切相关的高校开展了广泛科研合作。

报告称，哈佛研究人员与中国所谓“国防七子”（Seven Sons of National Defense）高校研究人员共同发表了140多篇论文。报告特别关注其中涉及机器人等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技术研究，并认为部分合作可能增强中国的军事和技术能力。

Fox News此前援引报告内容报道称，哈佛研究人员与“国防七子”高校研究人员共同发表了140多篇论文。这些高校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等。美国国会报告将这些学校视为中国国防科研和军事现代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指出，哈佛目前的研究安全体系并没有有效识别、追踪和审查与外国机构的合作关系。委员会认为，哈佛在许多情况下更重视科研活动本身，而没有充分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和技术竞争方面的风险。

报告将这一问题列为第七项主要调查发现，并称哈佛的研究安全项目允许开展“一系列”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同时增强中国军事和技术能力的科研合作。报告还称，哈佛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来识别、追踪和筛查大学合作关系。

报告同时关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与中国方面开展的一项卫生管理高管教育项目。委员会称，中国政府曾邀请一名哈佛教授参与设计和开展相关教育项目，而该项目可能有一家受到美国财政部制裁的中国准军事组织参加。报告认为，哈佛方面掌握有关该受制裁实体可能参加项目的信息，但仍继续推进相关活动。

委员会进一步指称，哈佛可能为受到美国财政部制裁的相关人员提供了培训，使其获得的技能可能被用于进一步实施针对维吾尔族人的人权侵犯。

报告还批评哈佛方面在相关问题曝光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学术界的关系，以及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而不是是否违反美国法律或是否涉及美国外交政策和人权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结论均属于国会委员会根据其调查材料作出的判断，而非司法机构对哈佛违法行为的裁定。

报告还详细描述了哈佛一名高级合规官员在接受委员会访谈时对新疆问题的表态。

据报告，这名官员最初没有直接确认中国政府正在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在与律师进行讨论后，该官员表示，自己“不否认中国政府正在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的说法”。此外，另一名哈佛主要合规负责人在被问及学校是否应该与中国军方有关机构开展科研合作时，也没有明确排除这种可能性。

“哈佛全球”同样成为调查重点。

报告称，哈佛设立了一个名为“哈佛全球”（Harvard Global）的非营利实体，而该机构由哈佛自己的员工管理。委员会认为，这一安排“似乎”被设计用于规避美国关于大学外国资金披露的要求。

报告引用哈佛全球网站此前的介绍称，如果哈佛大学因为“法律或财务原因”无法接受赞助方提出的条款，哈佛全球可以作为相关项目的申请方和资金接受方，而实际研究仍由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利用哈佛资源完成。

委员会在报告发布前向哈佛提供了报告草案。报告称，此后哈佛全球网站删除了上述相关表述。

美国联邦法律第117条（Section 117）要求接受联邦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披露达到规定金额的外国捐赠和合同。报告援引美国教育部的外国资金数据库称，哈佛申报的来自中国的外国资金超过6亿美元，在美国大学中居首。

委员会据此认为，现有法律存在漏洞，而哈佛全球这样的第三方实体可能削弱外国资金披露制度的透明度。不过，报告使用的是“appears to be designed to circumvent”（似乎旨在规避）这样的表述，因此，将其直接表述为“哈佛通过Harvard Global违法规避联邦法律”并不准确。

除了科研和资金问题，报告还再次提及2024年哈佛校园发生的一起涉及中国问题的抗议事件。

2024年4月，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曾在哈佛校园发表演讲。一名学生在现场举牌抗议，随后遭另一名学生拉扯并带离现场。委员会在此次调查中重新审视了这一事件，并指责哈佛没有对实施肢体行为的人采取足够措施，反而对抗议者采取了纪律处分。

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因此指责哈佛“允许针对反华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并认为这一事件体现了哈佛在处理中国相关议题时存在“偏袒”。

两委员会认为，这些事件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反映出哈佛在对华关系方面存在系统性问题。

报告认为，哈佛在一些情况下优先考虑科研合作和经济利益，而没有充分考虑美国国家安全、技术竞争以及人权问题。报告同时承认，目前许多被其质疑的科研合作在法律上仍然是允许的，只是委员会认为这些合作存在明显的战略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在国会层面，委员会呼吁通过《教育透明度与终结参与恶意交易的流氓政权防范法案》（DETERRENT Act），进一步加强大学和研究人员对外国捐赠及合同的披露要求；同时推动《保护创新和研究免受对手侵害法案》（Securing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from Adversaries Act，SIRA Act），限制接受联邦资金的科研机构与被认定存在风险的外国实体开展相关合作。

针对哈佛大学本身，委员会建议学校集中并重组研究安全职能，全面改革尽职调查和合作审查程序，提高研究安全部门领导层和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并取消可能绕过外国资金透明度要求的机制。

委员会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主席蒂姆·沃尔伯格（Tim Walberg）表示，哈佛设立相关实体是“公然试图规避”联邦外国资金披露法律，并称美国公众有权了解外国资金如何流入美国大学。穆勒纳尔则表示，美国民众希望美国顶尖大学保护美国科研和创新成果，而不是推进竞争对手的利益。他认为，哈佛应以此次调查为契机进行重大改革，减少中国共产党对校园的影响，并加强美国科研安全。

这份报告出台之际，美国政府正进一步收紧对美国高校与中国等外国机构科研合作的审查。8月18日，美国国防部已要求30所美国大学审查与外国机构的合作关系，其中不少涉及中国高校；如果学校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审查并终止被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合作，可能面临联邦资金方面的后果。哈佛也被列入受到审查的高校之一。

（图片来源：哈佛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