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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有“美国衰落=美国崩溃”的战略误判

分析

王文

13/07/2026

（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参加《大变局》节目对话。在采访中，王文围绕着——中国发展面临哪些新的战略机遇？为什么在中美竞争中时间在中国这边？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为什么反复出现？中国最应该避免的战略误判是什么？哪种风险最容易被中国低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以下转发自人大重阳微信号。）

《大变局》：您最近刚推出一本新书《新战略机遇：迈向2035的中国与世界》。您在书中反复提到，中国仍然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但是很多普通人的直观感受却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中国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种宏观判断和微观体感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王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从过去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到现在的高质量发展，这种国家的转型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有个人层面的内心认知的转型，过去我们老是想要越有钱越好，现在呢，钱当然很重要，我们还需要有各方面的发展，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是不是要享受更加舒适的生活，更好的环境、空气、水质量？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不再是以金钱多少为唯一的标准。

《大变局》：您在书中还提到特朗普政府越折腾，中国就越有新战略机遇。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有点反直觉，您这个判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王文：我认为首先，特朗普的折腾本身不可能只聚焦在中国，因为他越折腾，他在世界上遇到的麻烦就越多，反而给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战略空间。特朗普越折腾，尤其他在折腾中国的技术科技，压制中国技术发展的时候，中国更加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在过去很多年，中国的舆论界，甚至轻信自由主义贸易的理论逻辑，认为只要有钱，自由贸易的全球化背景下，任何技术都是买得来的，何必要自己去投入那么多的精力从零开始创新？特朗普真正让中国科技界，让中国企业界，发自内心地认为自主创新是最重要的，“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科技产品其他国家再发达，不如我们自己花更多的精力去自主研发，拥有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

特朗普政府的折腾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其实国际社会发展了那么多年，我们仍然没有从残酷的丛林法则中走出来。你看看它暗杀伊朗的领导人，所支持的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看看它动不动就对他国领导人逮捕、绑架，看看它想要加谁关税就加谁关税的这种蛮横，它的折腾使得国际社会不断地陷入到混乱、战争。
过去的数据显示，2023年、2024年、2025年，全世界的战争数量不断攀升，不断创造自二战结束以来最高的纪录，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现在并不是处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处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让我们更加看到和平的宝贵，国家强大的宝贵。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我们个人的保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特朗普越折腾，我们国家的发展反而越有机遇。从外部看，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从内部看，国家更加团结，民族更加有力量，科技发展更加自主，经济发展也更加有持续力。

《大变局》：关于中美竞争，您提到时间在中国这边，这个信心究竟是来自中国的哪些长期变量？是产业能力、制度韧性、市场规模，还是别的东西？

王文：关于中美竞争，时间在中国这边的这个判断不是近期才作的，过去的十年，我一直这么看。而过去十年中美之间博弈加剧的结果，恰恰证明了中国最具有持久力。

第一个当然就是政策层面，中国的政策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具有确定性。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面，美国的政策就是“翻烙饼”，四年总统这样，过了四年就翻过来了，不断地折腾，不断地走两步退三步，走一步退两步。而中国的政策恰恰具有高度的确定性。我经常跟外国朋友说“你要想了解中国，那你就看我们的五年规划”。第二就是我们的产业基础。中国是全世界产业完整度最高的国家，只有世界想不到的东西，没有中国人造不出来的东西，绝大多数目前“卡脖子”的技术，中国或者已经解决，或者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解决。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第三，我们的人才基础。每年我们培养500万左右的理工科人才，使得大量的工程师在社会上萌生，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版的伟大的科学家、创业者。

《大变局》：但是即便如此，您还是在书中花了整整一个章节来回应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这几年这个说法为什么会反复出现？究竟是外界对我们的误判，还是说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王文：我觉得与其说“中国经济见顶”，不如说中国经济转型。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的依据，就是源于前些年中国经济从过去的10%、9%、8%、7%的高速增长，到现在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让一些西方所谓的经济学家，或者一些智库专家，抓住了中国经济相对放缓的这种迹象，大肆炒作“中国经济见顶论”。

“中国经济见顶论”出来以后的这五六年里面，中国经济没有见顶。我们的5G现在已经几乎全国普及。我们的机器人，过去的两三年出现了全面的跃升，出现了对全世界的机器人应用层面上的超越。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应用空间和市场全世界领先，我们新能源汽车占据了全世界70%左右的市场，我们的汽车出口量在过去的五六年里面超过韩国，超过美国，超过德国，最终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大国。

恰恰是过去五六年，“中国经济见顶论”最盛行的五六年里面，我们出现了大量的技术超越，总量超越，质量超越。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见顶论”是非常荒谬的。现在大量过去我认识的一些讲述“中国经济见顶论”的专家，我都跟他们交流过，他们可后悔了，他们甚至跟我发邮件说要到中国来看一看、转一转，想要修订自己的看法。

《大变局》：我们再谈一下中美科技竞争。面对芯片封锁、技术壁垒等等，中国肯定是要去强化自主研发，但是这样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避免越强调自主越容易陷入封闭，这个边界怎么把握？

王文：自主不代表封闭，我觉得把握自主和封闭之间最重要的边界感，至少有这么几项：第一，就是安全边界。一个国家必须要自主研发所有的核心技术，才能保持一个国家基础的安全。过去从我们勒紧裤腰带研发原子弹，到现在我们的芯片，以及工业互联网领域的种种核心技术，我们要突破，都是为了保全中国在科技安全，进而国家总体安全的这个基本的边界和底线。第二，是否能够可持续地推动本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很多国家就是因为没有自主，导致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完全陷入到停滞的陷阱中。日本、欧洲都是因为在某些层面的技术不能自主，或者国家发展的某个领域不能自主，导致国家发展到一定层面就受到超级大国的遏制而停止。

所以一个真正的全球级的强国，必须在所有层面能够达到自主的可能性。不仅仅主权自主，技术也要自主，经济也要自主。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越能够自主，就越能够使得高水平的开放具有更强大的未来，和更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大变局》：我们之前也谈到中国的长期优势，您在书中用了一个词来概括中国这种长期的积累，叫“大国复利”，这个概念究竟应该怎么理解？

王文：“大国复利”就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稳定政策带来的“利滚利”的现象。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国相比于绝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没有爆发对外战争，或者被卷入到对外军事冲突中去，没有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没有爆发大规模种族骚乱或者难民的进入，没有爆发社会冲突，社会的种族冲突，没有爆发所谓的各种经济或者产业或者工业的这种危机。

这些“没有”恰恰是支撑了我们这个国家持续性“利滚利”的发展。所以我们经常讲，挣钱的最重要的三原则就是“不要亏，不要亏，不要亏”，国家发展的基本的三原则就是“不要倒退，不要倒退，不要倒退”。过去的三四十年时间，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都是呈现出不断往前完善、提升、发展的总体态势。那就出现了大国的复利，就出现了大国发展的“利滚利”。所以“大国复利”其实就是要求我们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社会的稳定性和获得红利的可持续发展。

《大变局》：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到2035年，中国真正的竞争力会体现在哪儿？如果只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您会怎么选？

王文：如果说要讲中国最大的竞争力，我觉得在于三个关键词的话，第一，就是“稳定”。中国是全世界最稳定的主要经济体，我们的政策稳定、社会稳定、国家内部和对外关系都稳定，这是我们的最大竞争力。“稳定”是这个世界的稀缺产品。第二，就是“开放”。世界上很多发达经济体越来越不开放了，采取保守、保护主义的措施，而中国恰恰用开放去对冲保护主义。第三，就是“韧性”。中国的韧性是主要经济体中，我认为是最好的，中国现在庞大的产业基础、庞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庞大的中国经济的底子，都让中国能够有实力、有底气抵御任何来自国内外的风险。

《大变局》：中国最大的对手是什么？是外部世界还是自身转型？

王文：我觉得现在外部任何力量都没有可能性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发展。过去我们还有些担心，说美国会不会全面遏制中国，我说美国一个伊朗都搞不定，你怎么能搞得定中国呢？所以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现在真正要担心的其实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自身转型。比如说我们的老龄化，比如我们如何刺激消费。

《大变局》：我还有最后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中国最应该避免的战略误判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哪一种风险是最容易被中国低估的？

王文：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对外应该避免对我们外部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的误判，尽管我们坚信美国没有实力能够遏制住中国的持续崛起，但是美国有实力能够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一些麻烦，我们切不可低估美国制造麻烦的能力，也不能简单地把“美国衰落”等同于“美国崩溃”。

美国的实力在相对地衰落，但是美国并没有崩溃，美国尽管经常会遇到麻烦，但是现在看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甚至是5年、10年，我觉得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点我们不能有战略误判。最容易被低估的风险，就是当下我们人口老龄化的风险。尽管全世界都面临老龄化的很多难题，也尽管现在舆论上也有很多人在警告老龄化带来的大量风险，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改善程度还远远跟不上老龄化带来的这些风险本身。老龄化带来的消费相对低迷，刺激消费相对变得乏力是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的。

实际上现在很多学者也不断地在呼吁，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才能保持基本的人口不下降，我们现在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对于生育率的刺激和对女性生育权的保护，我们都存在非常大的政策改善空间。当然还有一个风险也不能低估，就是人工智能（AI）的风险，很快在未来的三五年时间里面，可能大量的工种就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那么替代的这些人口该如何去寻找和创造新的就业，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当下的风险。

美拟出台新规全面禁止受资助学者与中国合作

快报

ZHANG Juan

13/07/2026

据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网站7月10日报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近日做出决定，拟禁止其资助的所有美国科学家与几乎所有中国科研机构及其员工进行合作。

这一新政策表明，NSF已放弃了此前试图在科研合作的潜在风险与实际收益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此举也让该机构与美国国防部（DOD）今年早些时候采取的强硬行动以及国会共和党人的立场保持了一致。后者长期坚称，与中国的任何学术互动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项于近期公布的新政策目前正引发美国各大高校行政人员的强烈关注。该政策主要依赖于国防部等联邦机构维护的“受限实体清单”，其中包含了数百所中国顶尖大学、国家实验室以及其他关键科研机构。NSF在新规中特别强调，与“此类受限实体的员工”进行任何形式的互动都将被列为禁忌。不过，目前的清单中也存在少数引人瞩目的遗漏，例如清华大学——就在上周，清华大学刚刚宣布全职聘请了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基（Omar Yaghi），而此前他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仅仅在两年前，NSF负责研究安全的官员还曾公开阐述过该机构的温和设想，即在保留与中国部分学术合作的同时，通过技术手段降低所谓经济或军事间谍的风险。现任NSF幕僚长丽贝卡·凯泽（Rebecca Keiser）在当时推出一项名为“通过保障与透明度进行信任研究（TRUST）”的评估指标时曾解释说：“如果我们一味盯着在研究安全上实现‘零风险’，我们就无法继续在科学和创新领域领跑全球。”

然而，从最新政策来看，TRUST指标在面对中国及其他被美方认为“构成安全威胁”的国家时已然成为历史。NSF在新政文本中写道：“NSF已认定，针对涉及这些受限实体的资助项目，所谓的研究安全风险缓解措施是不充分的。”

与此同时，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还提出了一项更广泛的全面禁令，作为其对联邦政府如何管理数万亿美元研究经费赠款进行彻底改革的一部分。这项被称为《统一指南》（Uniform Guidance）的OMB新规将直接禁止美国学者与整个“引起关切的国家”以及“引起关切的外国实体”进行任何科研合作。在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在内的这份清单中，中国是最主要的目标。如果该指南最终通过，将意味着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科学家未来连与亚基教授本人进行学术交流都会被定性为违法。

对于NSF的这一新政策，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昨日发表新闻稿，公开赞其举动“值得赞扬且符合常理”，并督促其他联邦机构迅速“效仿五角大楼和NSF的做法”。

美国科学界对此普遍感到愤慨与担忧，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无视中美科研合作双赢互利事实的糟糕决定。“NSF的这项政策以及OMB很可能出台的新规，绝对不利于美国的科学发展，将造成极大的伤害！”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彼得·米切尔森（Peter Michelson）批评道。去年，米切尔森曾组织数百名斯坦福大学教职员工签署联名请愿书，抗议政客试图在国防法案中加入限制对华科研合作的条款。

长期关注中国科技政策的学者、曾任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的西蒙（Denis Simon）现任职于非营利智库昆西研究所。他表示：“NSF的政策给了穆勒纳尔等政客一个毫无阻力的开放舞台，让他们可以任意把任何人或机构拉进禁用名单。我认为这最终一定会发生。”

目前，NSF正通过官方渠道征求各方对该新政的意见，并计划在定于10月1日生效的下一版《资助指南》中确立最终文本。美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倡导者正迫切希望官方能澄清诸多模糊地带。其中最大的疑问之一在于如何界定“科研合作”的边界。例如：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就公开的研究成果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算不算合作？在各自独立研究、无利益交换的前提下共同署名发表论文算不算合作？据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似乎已经在收紧限制。大学研究委员会（COGR）的凯文·沃兹尼亚克（Kevin Wozniak）指出：“共同署名并不必然等同于实质合作，但NIH现在已将其视为判定互动是否越线的一个核心考量因素。”

报道称，这一政策走向预计将在7月15日变得更加明朗。届时，NSF幕僚长凯泽以及来自NIH、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官员计划前往穆勒纳尔主持的听证会作证。不过，西蒙并不认为NSF会因学术界的强烈反弹而做出实质性修改。

“在此之前，NSF在评估与中国互动的利弊时一直表现得非常负责和理性，”西蒙感叹道，“但在当前极端的政治气候下，对于一个联邦机构来说，这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已经难以为继了。”

（本文参考自然网站相关报道）

为什么美中竞争正双双折戟“锂三角”

分析

中美印象

12/07/2026

作者：奎因·恩尼斯（Quinn Ennis）

从电动汽车到智能手机，再到电网级储能系统，当今世界的运转离不开锂电池。而全球已知的绝大多数锂资源都储藏在横跨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的“锂三角”区域。美中两国都深知这一点，并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自2020年以来，中国企业在“锂三角”的采矿业中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为了进行反制，美国动用了开发金融工具并组建多边伙伴关系，试图以此保障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安全。

然而，该地区的锂产量仍然远低于其地质潜力。在这三个国家中，锂储量最丰富的省份普遍缺乏全球电气化转型所需的大规模开采电网基础设施，许多项目的合同也因当地社区的反对而纷纷流产。虽然有大量资本正涌入“锂三角”，但这些资本却坠入了一个无底洞——正式治理机制的缺失正吞噬着数十亿的投资。

传统观点在审视关键矿物领域的美中竞争时，往往将其视为一场零和博弈，认为中国控制的锂越多，美国的筹码就越少。但这种视角忽略了根本性的制约因素。相比于“所有权归谁”的问题，更核心的现实是，当前的环境引发了治理脆弱性、社会冲突和基础设施缺口，导致所有人的总产量都被拉低。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期，去构建一套“关键矿物项目融资标准”。通过依托现有的美国相关机构，并将其整合为生产国政府获取多边资本的先决条件，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基于规则的框架来稳定供应链。这样一套标准能够通过强制执行对称的市场规则、破解基础设施瓶颈以及将地方知情同意和透明招标制度化，来保障长期投资的安全。

目前在这三个国家运营的锂相关企业大约有50家，其中中国实体已拥有约三分之二企业的股份。在阿根廷现有的16个活跃锂项目中，有6个由中资所有或参与合作。2023年，阿根廷的锂出口仅有11%销往美国，而销往中国的比例则高达43%。中资与美方阵营资本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2020年至2023年间，中国在“锂三角”的投资超过了30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美方阵营贷款机构承诺的金额仅有此数额的一半。

“锂三角”早期的锂生产主要依靠太阳能，将富含锂的盐水抽入大型蒸发池，通过蒸发结晶去除水分并析出其他盐类。这种方法虽然能源效率较高，但盐水蒸发需要耗费数年时间，且只能回收30%至50%的锂，同时每生产一吨碳酸锂就要消耗数十万加仑的水。因此，大多数新项目现在都采用了“直接提锂技术”（DLE），利用吸附、离子交换和膜分离等方法，在短短几小时内就能捕获大约80%的锂，且耗水量大幅降低。然而，这种效率的提升是有代价的：商业规模的直接提锂设施需要持续供应数十兆瓦的电力，这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城镇的耗电量。而阿根廷胡胡伊（Jujuy）或智利索凯雷（Socaire）等地的现有电网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需求。

对此，企业运营商不得不各显神通。中国主要的锂业巨头赣锋锂业为其在阿根廷萨尔塔省（Salta）的尤亚亚科（Llullaillaco）项目建造了一个120兆瓦的光伏系统。获得中资部分注资的阿根廷可再生能源公司Genneia，则在该省投资了4亿美元建设了一条专用高压输电线，预计每年可支持15万吨碳酸锂的生产。这些举动绝非细枝末节的边缘调整。直接提锂技术的巨大能源需求以及公共电网的缺位，已经逼得私营力量不得不亲自下场去拼凑基础设施。

这种电力匮乏在美中资本争夺最激烈的省份表现得最为露骨。当个体运营商自行建造自用太阳能阵列时，他们只是在修修补补，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系统化、可持续的综合电网；而多边贷款机构资助的新型500千伏输电线，也仅仅只能将网络饱和的时间推迟一两年。这一基础设施缺口是一个因地缘政治竞争而加剧的集体行动困境，双方都没有出手解决的意愿。相反，双方都在疯狂竞逐，试图在这个治理薄弱、合同条款晦涩的环境中锁定资产。而生活在这些锂矿之上的当地社区，正日益成为买单的受害者。

然而，最极端的案例发生在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拥有全球最大的锂储量，估计达2300万吨，但截至2023年，尽管其在乌尤尼盐沼（Uyuni）进行了近10亿美元的国家投资，其加工锂的产量却仅占全球的0.04%。2024年，玻利维亚国家锂业公司（YLB）与宁德时代（CATL）领衔的香港CBC财团签署了一份价值10.3亿美元的合同，计划在乌尤尼盐沼建造两座直接提锂工厂。玻利维亚宪法规定战略资源必须由国家控制，因此国家锂业公司将持有51%的股份。然而，该合同的具体条款却被严格保密.国家锂业公司公开声称保密条款导致其无法披露内容，并在2024年9月将相关文件从官方网站上撤下。

此外，法律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估当时并未完成，受项目影响的印第安原住民社区也没有提供“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这一矛盾在2025年2月彻底激化，由原住民社区组成的“诺利佩兹锂业咨询委员会”（Nor Lipez Lithium Advisory Council）正式要求驱逐CBC财团，并警告该项目威胁到了他们的淡水流域。该委员会于当年5月提起法律诉讼，玻利维亚法院随后下令暂停了与CBC的交易。该合同由于未能在立法机构获得批准而陷入停滞。尽管去年11月当选的中左翼政府承诺将重新审查该合同，但项目目前依然处于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无限期停摆状态。这一数十亿美元基础设施交易的溃败，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规范其条款的治理框架。

暗箱操作的地下交易不仅会在其国内和国际上制造麻烦，而且对这种交易的恐惧也会阻碍本可实现共赢的开发。智利在2023年推出《国家锂业战略》时，曾考虑对新的锂开发进行公开的竞争性招标。然而，博里奇（Boric）政府内部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以及国家铜业巨头（Codelco）的领导层对此进行了抵制。因为公开招标存在被中国国有企业中标的风险，而这将使智利通过“2024年智利召集令”（Chilean Call）同时向美国私营部门伸出橄榄枝的举动变得复杂化。最终，智利政府选择在国营的智利铜业公司与智利化工矿业公司（SQM）之间进行定向撮合。智利铜业公司将控股由此诞生的“新安第斯锂业”（NovaAndino Litio）直至2060年，且从2031年起，国家将拿走85%的利润分成。从智利的视角来看，这一抉择是理性的，但这同样是由于缺乏能够消除招标过程中地缘政治风险的多边框架而被逼出来的选择。最终，智利选择通过封闭的、由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而非竞争性的市场流程来运作，这虽然把中美买家都拒之门外，却也牺牲了竞争性的价格发现机制。

这些失败是治理真空下的必然结果。像中国这样拥有庞大可部署资本且国内问责度较低的投资者，本质上更青睐黑箱操作。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将交易速度凌驾于社区利益之上，同时迫使生产国政府在“地缘政治靠拢”与“经济发展”之间做痛苦的利益权衡。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只能在“提供融资速度的伙伴”和“提供市场准入的伙伴”之间二选一。美中双方都宣称希望在“锂三角”建立稳定、高效的锂供应链，但谁也没有创造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温床。双方都已展现出投入资本的意愿，但仅靠资本是远远不够的。要让资本同时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服务，它就必须被框架在更上层的规制之中。

目前，关键矿物项目融资的商业架构中还不存在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标准。与石油和天然气不同，关键矿物的融资并不以承购排他性、合同透明度或社区知情同意要求为前提。“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涵盖了收入透明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尽职调查指南涵盖了人权和冲突矿物，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则为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采购创造了市场红利，但它们无一触及资本进入这些项目时的底线条款。这并非偶然的疏漏。两大国在潜意识里都依赖这种松散的架构来进行有利的某些双边交易，而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有人率先破局。

美国拥有做成这件事的制度杠杆。通过美洲开发银行（IDB）、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以及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美国可以推动出台一项多边“关键矿物项目融资标准”，要求任何试图获取多边融资或争取《通胀削减法案》（IRA）供应链资格的项目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面向所有合规竞标者（无论国籍）开放的竞争性招标程序；2）参照“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模式，公开披露包括承购条款在内的合同内容；3）在放款前，必须通过验证已完成的环境和社区知情同意程序。与其对中国提出单边施压，这个框架更应该被生产国政府主动接纳，作为其获取多边资本的门槛，从而对称地约束所有投资者。阿根廷已经是EITI的成员。智利也已在国家锂业战略中表明了加入EITI的意愿。该框架切中了这两个国家的现实需求，为它们提供了所需的机制保护，去推行它们本身梦寐以求、却因害怕单边行动而不敢触碰的治理改革。

这里核心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接受对其最有效的核心竞争优势（高速度、暗箱化、排他性）施加限制？答案藏在历史先例中。当欧盟将《OECD尽职调查指南》转化为对矿物进口商的约束性法规时，那些在欧洲市场有业务敞口的中国企业——例如持有智利SQM公司22%股份的天齐锂业——选择调整其供应链体系以符合这些标准，而不是直接放弃市场份额。如今，《OECD指南》已被包括非OECD成员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所采纳。

这为超越阵营局限的标准化制定提供了一个历史模板。总体而言，中国企业是活跃在多元监管环境下的理性商业行为体，如果多边项目融资标准成为了获取美洲开发银行联合融资、《通胀削减法案》合规供应链或“矿产安全伙伴关系”项目管道的门槛，那么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选择其实相当清晰：要么去主动适应，要么在下一代“锂三角”项目的竞争中被边缘化。玻利维亚CBC交易当前正面临的社区驱逐诉求，以及因遗漏“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而引发的未决法律风险，生动地证明了被主流规则排除在外的运营代价。

融资标准同样为解决日益白热化的基础设施缺口创造了土壤。私营企业各自为战的自用太阳能阵列和输电线，是碎片化投资环境的典型病灶——每个运营商都在孤立地为自己的项目修补漏洞。如果多边框架能将项目审批与对共享电网基础设施的按比例贡献挂钩，就能将能源匮乏从“企业自身个体问题”扭转为“可获得资金支持的公共利益”。这也是开发金融在道路或港口建设上早已成熟的运作逻辑。Genneia公司在萨尔塔省投资的4亿美元输电线表明了规模化电网投资的广阔前景。而融资标准的建立，将使这种互利双赢的项目从个案变成普遍的行业常态。

在此，我无意对美中合作发表任何感性的论调。两国并不需要建立信任，这种路径完全是现实利益精准计算的结果。两国都需要这些供应链保持运转，但目前双方都在加大投资那些侵蚀供应链稳固性的负面因素。单凭任何一方都无法填补这一治理黑洞。多边标准仅仅是要求人们选择阳光化、基于规则的竞争，来替代那个已经因为社区强烈反对、法律诉讼风险以及谁也不愿独自买单的基础设施赤字而导致项目屡屡流产的黑箱体系。

一个显而易见的质疑是，当前的时机并不对。现任特朗普政府对构筑多边机制缺乏热情，而与中国的外交带宽也几乎被关税、台湾问题、技术管制以及要求解放军协助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交易所霸占。但这项提议并不指望美国重新倾注资源去开展高层外交，也不需要举行双边峰会、签署新条约或争取到中方的口头支持。美洲开发银行、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和国际开发金融公司都是现成且运转良好的机构，且开发金融公司在原则上早已将环境和劳工标准作为资本配置的条件。通过将标准嵌入这些现有的信贷架构和《通胀削减法案》的资格通道中，美国就能创造出持久的商业激励，迫使中资企业去主动对接透明度与知情同意标准。机制基础早已具备，当制度层面拥有足够的政治惯性时，我们并不需要事事依赖总统的个人意志。

显而易见，这一阵痛绝不仅仅局限于锂资源。但“锂三角”是一个完美的试金石。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全球电气化对包括钴、镍、锰和石墨在内的全栈关键矿物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这种同样的治理真空将以更庞大的体量复制同样的失败模式。今天停摆的是玻利维亚的锂，明天就可能是刚果金的钴，后天则是印度尼西亚的镍。每一次缺乏治理标准的双边交易，都意味着一次被跳过的社区咨询、一条被激活的保密条款，以及一个虽然缝补了个体运营商眼前困难、却让潜在的全局基础设施赤字继续恶化的面子工程。其代价，正在滚雪球般复合累积。

美中回收火箭竞赛新的心脏地带正悬在头顶

分析

汤名晖

12/07/2026

谁掌握轨道运力，谁就掌握低轨道；谁掌握低轨道，谁就掌握地球的新心脏地带

七月十日中午，长征十号乙自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六分钟后，一子级调头折返海面，四支挂钩扣住回收船上张开的柔性网，箭体就此被网兜住。这是中国首次完成轨道级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不靠着陆腿、仅以柔性网接住火箭。

多尔曼（Everett C. Dolman）二十四年前写下的那句话，至此才真正获得物质基础。他在《天文政治学》（Astropolitik）中，把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理论推向轨道：控制低地球轨道者控制近地太空，控制近地太空者支配地球，支配地球者决定人类命运。这句话流传甚广，却也容易流于空泛，因为它从“控制低地球轨道”直接起跳，始终没有交代这种控制能力究竟如何形成。

一九〇四年，麦金德提出心脏地带概念时，前提十分清楚：横贯大陆的铁路，正在把欧亚内陆的机动性还给陆权。过去只有海权才享有的兵力投送与资源调度能力，一旦铁路铺成，陆权同样可以复制；西伯利亚大铁路正是在那一年贯通。没有铁路，心脏地带不过是一片草原。一九一九年那句著名三段论是结论，铁路才是前提。

多尔曼的轨道版三段论，缺少的正是对这段技术能力的说明。如今，美中两强都已沿着“谁掌握轨道运力”这条道路加速前进。未来，谁掌握轨道运力，谁就掌握低轨道；谁掌握低轨道，谁就掌握三维地球的新心脏地带。

格雷厄姆的高边疆至今适用

这一点，格雷厄姆（Daniel O. Graham）早在四十四年前就已说明。一九八二年，他在华府发表《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主张将外太空视为新的国家战略边疆，并以天基防御取代恐怖平衡。后人多半记住他的导弹防御构想，却忽略了更关键的前提：这套战略能否成立，取决于能否大幅降低把质量送入轨道的成本。若运输不能廉价且反复进行，高边疆终究只会停留在纸面上。

“高边疆”这个词后来一路传播。一九八八年，大陆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健志等人翻译的《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将里根时代美国鹰派的重要文本引入解放军的知识体系。译本问世前一年，徐光裕已在《解放军报》谈到“战略边疆”：疆界不是固定的法律线，而会随综合国力伸缩；公海、极地与外太空，都是国家应当拥有并维持的多维战略空间。此后，“制天权”、“空天一体”乃至“利益边疆”等话语，便沿着这条脉络展开。

概念的流动从来不是中性的。北京今天在海南进行的试验，用的是华府当年提出的剧本；而华府自己，则透过一家民间公司把这套剧本变成现实。这是一场双方都接受同一套游戏规则、只是进度不同的竞赛。

何谓“掌握低轨道”

轨道无法像土地一样被占领，高边疆论述最不容易解释的正是这一点。地面的心脏地带可以驻军、设防、划界；但在四百到一千二百公里高的轨道壳层中，卫星以每秒七点六公里飞行，没有任何一枚能停在原地站岗。低轨道资产会衰减、失效，也可能遭到摧毁。

因此，“掌握低轨道”的意思，不是把某个位置永久占有，而是能持续填补、维持并再生轨道资产。谁能在资产损耗后最快补上，谁就能保持在轨存在。控制的核心不是占位，而是补位。

换言之，制轨权的关键在于补充速率。美国早已把这项判准制度化：二〇二三年的 VICTUS NOX，从接到发射令到升空仅二十七小时；今年六月，Rocket Lab 执行 VICTUS HAZE 时，更把纪录缩短为十六小时四十二分。此外还有SpaceX，具备更成熟的商业运转能力。此后，快速反应太空不再只是概念验证，而是被纳入采购政策与预算，成为太空军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运力不只是通往控制的手段，运力本身就是控制。谁能以最低成本、最短周期、最高频率把质量送入轨道，谁就能决定低轨道资产能否持续“补货”，也就能维持其韧性。

心脏地带为何悬在头顶

低轨道之所以可被视为三维地球的心脏地带，在于它已成为支配地表运作的关键枢纽。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里集中了资源、机动性与战略纵深，足以影响周边。到了今天，这个枢纽已不再只是平面上的欧亚腹地。

今日的指挥管制、侦察监视、导航定位、通信中继、气象资讯与授时服务，乃至金融清算所需的时间基准，都高度依赖低轨卫星。低轨宽带星座一旦成形，还将承载民用网络与跨域数据回传。以中国为例，解放军二〇二四年成立军事航天部队，使发射、在轨支援、太空情监侦与通信有了更明确的组织归属；国网与千帆两大低轨星座长期申报规模合计近两万八千颗。北京追求的，不只是发射更多卫星，而是尽可能补满低轨道的缺位。

从传统地缘政治来看，枢纽转移，心脏地带也会随之转移。麦金德的判准是：谁控制关键枢纽，谁就能支配周边。依此而论，距地表约四百到一千二百公里的低轨道层，正是今日支配地表的新心脏地带。

美中运力的真实刻度

美中太空竞赛，比的不只是火箭能载多重，更是运力能以多快速度形成循环。美国方面，实绩已相当明确。截至七月九日，猎鹰系列一子级累计着陆六百三十余次、复飞六百余次，其中编号 B1067 的箭体已飞行三十六次。这已不只是几次成功发射，而是一条稳定运转的产线节奏。

中国方面，则刚刚跨过门槛。长征十号乙全长约六十三米，起飞质量约七百六十吨；在可重复使用构型下，近地轨道运力约十六吨，与猎鹰九号同属一个量级。网系回收的巧思，是在箭体上做减法、在箭地系统上做加法：不靠着陆腿，而是把末段偏差的容许范围交给海上回收网承担。

这条路并不更简单，只是把复杂度从箭体转移到回收船上：动态定位、挂钩受力、网体张力与海上通信，任何一环失误，整条链都可能断裂。返回段的气动与热环境、发动机空中再点火，以及末段高精度制导，容错空间都极小。学界将返回制导与故障容忍视为可回收火箭的核心能力，而非附属软件，原因正在于此。

半年前的两次坠毁已足以说明难度：朱雀三号在返回点火时异常燃烧，长征十二号甲的一子级垂直着陆失利。两枚火箭都成功入轨，却都没有回来。

然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宣称，年底前要让这枚刚被接住的一子级再次升空。火箭能被回收，不等于已经具备复用能力；只有成功复飞，才算完成验证。

运力缺口，也使北京的太空计划没有外观看来那么壮阔。两大星座申报规模近两万八千颗，实际部署却远远落后：到二〇二六年年中，国网在轨约一百九十颗，年底目标三百一十颗；千帆截至五月约一百六十二颗。按规划，二〇二八年起，每年须送三千六百颗卫星上轨。真正卡住进度的，不是卫星产线，而是发射席位。

MERICS 今年二月的评估说得很直白：发射成本与发射频率，才是中国太空互联网的主要瓶颈。神舟载人计划与天宫空间站，展现的是中国进入并停留轨道的意志；但若要进入长期竞赛，可持续运力才是无法回避的门槛。尤其中国登月计划若要以轨道基地作为跳板，短期内就必须密集发射并积累大量物资。

轨道控制取决于运力

从鲍温（Bleddyn E. Bowen）的观点看，地球轨道并非辽阔的蓝水大洋，而是一条拥挤、贴近地表、随时可能受到地面手段影响的“宇宙海岸线”。因此，太空力量并非足以独立决定战争胜负的力量，而是与地面紧密相连，主要改变战争的节奏。把麦金德式三段论直接搬上轨道，在他看来只是地理决定论换了一个场景。

若把“控制”理解为占领，全面控制轨道确实几乎不可行。卫星可以被击落，但仅靠摧毁几枚卫星，既难以瓦解太空力量的整体，也无法单独决定战争结果。正因轨道只能不断填补、消耗与再补充，谁能垄断运力，谁就掌握了最实际的控制形式。

卫星可以被摧毁，但产线、发射场与分布式发射能力较难被一次性瘫痪。对已具备海上发射与空中发射技术的大国而言，若太空任务分散在数千颗低成本卫星上，击落少数卫星难以改变大局。真正的差别在于，传统不可回收火箭缺乏可反复发射的运力，难以快速补上损失。

铁路、回收网，与美中轨道竞赛的下一阶段

麦金德的铁路、格雷厄姆强调的廉价运力，以及七月十日那张回收网，其实指向同一个道理：心脏地带从来不只是土地，而是关键枢纽；谁能持续通过、反复抵达，谁就更接近掌握这个枢纽。今日的低轨道竞赛，也正在从“谁先上去”转向“谁能不断上去”；从一次性壮举，转向可计算、可排期、可补充的工业能力。

美国的优势，在于已经把复用变成日常。猎鹰九号的意义不只是把一子级降落回来，而是把发射、回收、检修、再发射组成一条高频率的运输链。当同一枚助推器可以飞行数十次，当发射场、无人船、工厂与星链需求彼此咬合，轨道运力就不再只是火箭性能，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产业制度。这也是美国在低轨道竞赛中的最大护城河：它不只拥有可回收火箭，而是拥有能让可回收火箭反复工作的市场、任务与基础设施。

中国的挑战，则在于把技术突破转化为可复制的节奏。长征十号乙被柔性网接住，象征北京已跨过“可控回收”的门槛；但轨道竞赛真正看重的，不是接住一次，而是能否低成本、低风险、短周期地再次升空。若同一枚箭能在合理时间内完成检修并复飞，中国的发射瓶颈才可能开始松动；若复飞周期过长，回收就仍只是工程展示，而非运力革命。

未来几年，美中竞赛的主轴将更清楚地转向三个指标：第一，是复飞周期，亦即火箭从回收到再次出勤需要多久；第二，是发射密度，亦即一个国家能否以多个发射场、海上平台与商业公司共同支撑高频任务；第三，是补网能力，亦即低轨星座在消耗、故障或遭攻击后，能否迅速补上缺口。这三项指标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制轨能力。

因此，美中之间的轨道竞赛，不会只表现为某一次发射成功、某一款火箭亮相，或某一批卫星入轨。它更像是一场长期的消耗与补充竞赛：谁能把发射成本压得更低，谁能把任务间隔缩得更短，谁能把卫星、火箭、地面站与数据链结成更有韧性的系统，谁就能在低轨道保持更持久的存在。

轨道霸权不是静态占领，而是动态维持。北京已经把火箭接住了，衡量太空实力的旧标尺——推力、有效载荷与火箭高度——将不再足够；新的刻度，将是周转天数、复飞次数、发射席位与补网速度。谁能让这些刻度进入稳定循环，谁就不只是进入低轨道，而是开始塑造低轨道的秩序。

美伊战火又起油价为何异常冷静？

快报

KSLiu

12/07/2026

今年6月中旬，美伊为和平谈判创造条件，达成了60天的停火协议，必要时可以延长。7月8日，60天只过去了大约三周，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停火已经结束”，理由是伊朗袭击了通过阿曼侧的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的商船，因为这些商船没有按照伊朗的要求，使用伊朗指定的伊朗侧海上通道，没有得到伊方的批准，没有缴纳费用。

根据最新的公开信息，美军对伊朗又恢复了高强度军事打击。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美军最新一轮行动攻击了80多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中心、海岸雷达、反舰导弹阵地、革命卫队快艇基地，其中约60余艘革命卫队快艇成为重点目标。美国战略重点已经十分明确：剥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发动区域战争的能力。

尽管伊朗遭受持续打击，伊朗仍然能够发射弹道导弹、发射无人机、袭击油轮、对美国盟友（如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发动攻击。霍尔木兹附近仍发生针对商船袭击，这说明：伊朗虽然失去部分军事能力，但尚未失去实施”区域骚扰战”的能力。

奇怪的是，近期国际市场的油价却异常冷静，没有因为美伊战火再起而出现暴涨。

截至2026年7月11日，国际原油价格大致如下：布伦特原油（Brent）约76.0美元/桶，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WTI）约74.7美元/桶。与一周前相比，布伦特上涨了5.4%，WTI上涨了4%。今年3月至4月霍尔木兹危机最严重时，布伦特原油一度超过110美元/桶，WTI一度接近100美元/桶。

这是因为：停火虽然已经中止，美伊谈判却还在进行中；霍尔木兹海峡通道虽然受到骚扰，伊朗并没有重新完全封锁海峡，目前仍保持有限度的通航，美方也没有重启对伊兰的封锁。此外，国际市场对石油的需求有所削弱，油气的供应链也有所重组，使得海峡的不稳定因素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市场仍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但长期封锁不仅不利于国际经济，也不利于伊朗自身。目前市场预计它不会长期完全关闭，因此油价保留了风险溢价，却没有重现3、4月那样的暴涨。

市场已经重新评估了霍尔木兹风险。过去市场认为：霍尔木兹关闭＝世界石油危机。现在市场认为：霍尔木兹即使发生冲突，也未必长期关闭。因为：美国不会允许它长期关闭；伊朗自己也需要出口石油；沙特、阿联酋已有部分绕过海峡的陆上管道；战略储备更加充足。

谈判没有中断，双方仍然通过阿曼和卡塔尔进行间接接触，最新进展是：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举行会谈。卡塔尔官员也参与协调。美国方面确认，同意继续与伊朗保持接触。因此，虽然特朗普宣布此前的停火事实上已经失效，但外交渠道并没有关闭。

但谈判重点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而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变成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停止袭击商船，避免双方再次全面升级。

核问题仍在议程中，但已经不是最急迫的问题，谈判重点已经从”核协议谈判”转变为”危机管控谈判”。

因此，现在的谈判更像是一场”止血谈判”，而不是像2015年那样以核协议为核心的全面政治谈判。

从双方态度来看，都希望避免全面战争进一步升级，因此谈判破裂的风险仍然存在，但继续维持间接对话的可能性目前略高于彻底中断谈判。

如果这一轮阿曼斡旋能够促成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作出某种公开承诺，那么下一步谈判有可能重新回到核问题与制裁问题；如果海峡再发生严重袭船事件，谈判则可能再次陷入停滞。

美国官员透露，伊朗私下解释称，近期部分袭船事件可能是强硬派或地方武装擅自行动，而不是中央政府有意破坏谈判。美方尚未公开确认是否接受这一解释。

不过，伊朗政权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明显变化。

根据近期公开报道，最高领袖继任后的政治安排已经完成，但新领导人的公开露面极少。路透社报道称，新最高领袖因在此前空袭中受伤，至今没有公开现身，虽然据称仍在幕后作出决策，但其缺乏公开领导形象，使外界对其实际掌控能力产生疑问。

这意味着：法律上的权力继承已经完成，但政治权威尚未完全建立。

许多分析认为，目前伊朗已呈现出更明显的集体领导特征，而革命卫队在军事、安全和重大外交决策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部分观察人士甚至认为，在目前阶段，革命卫队的影响力比以往更加突出。

换句话说：伊朗正在从“最高领袖高度集中决策”，向“最高领袖＋革命卫队核心集团共同决策”转变。

伊朗内部围绕两个问题出现明显分歧：是否继续与美国谈判；是否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长期战略筹码。公开报道显示：强硬派主张继续保持高压姿态；务实派则担心长期战争和制裁会进一步拖累经济，希望保留外交空间。目前尚未看到任何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

战争和伊朗最高领袖去世并没有立即引发全国性政权瓦解。近期报道显示：大规模官方悼念活动仍能动员大量群众；但与此同时，社会内部对经济、战争成本和未来方向的质疑依然存在。

这说明：国家机器仍然有效运转；社会稳定性仍在，但潜在压力并未消失。

与十年前相比，伊朗今天的强硬派已经不仅仅是宗教保守派，而是越来越具有“军方主导”的特点。

过去，宗教领袖的权威足以压制各派；而在当前新的权力结构下，革命卫队在安全和战略决策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并非所有强硬派都反对任何形式的谈判——有些革命卫队人士支持在不削弱伊朗核心安全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有限谈判。因此，今天伊朗内部更准确的划分，不是简单的”谈判派”与”反谈判派”，而是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与缓解经济压力之间取得平衡的不同路线。

美国国内也已经出现相当明显的厌战情绪。不过更准确地说，这是对长期、代价不明、目标不清的中东战争的反感，而不是多数美国人对伊朗威胁失去警惕。

不少美国人认为战争既没有彻底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没有明显改善美国战略地位。5月的一项调查中，即便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影响的负面评价也高于正面评价。

皮尤调查显示，69%的美国人担心战争推高汽油和燃料价格；这甚至是受访者最担心的后果，超过武器消耗等军事问题。

特朗普本人曾以“避免无休止战争”为政治承诺，因此持续卷入伊朗战争，会在部分“MAGA”选民中形成路线冲突。也就是说，反战声音不仅来自民主党左翼，也来自共和党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派。

但美国公众仍普遍认为：伊朗核计划构成威胁；伊朗袭击美军或商船时，美国应当还击；应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地区盟友。

因此，多数人的真实态度更接近支持有限、快速、目标明确的军事行动；反对政权更迭、地面入侵和没有尽头的消耗战。

这种厌战情绪尚不足以迫使政府立即撤出。它真正约束的是战争的规模和期限——美国可以继续空袭、护航和威慑，却很难获得国内支持去打一场伊拉克战争式的长期地面战争。

美伊冲突，中国得大于失

分析

陈张安迪

12/07/2026

2026年6月17日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规定，美伊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留出60天窗口期谈判最终解决方案。华盛顿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德黑兰允许商船免费安全通行霍尔木兹，特朗普政府还暂时解除了对伊朗的主要石油和金融制裁。然而，这份协议只撑了三周。7月6日至7日，伊朗袭击三艘途经霍尔木兹的商船，美国以两波军事打击回敬。7月8日，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宣布备忘录”结束”，海峡通行量再度下降。

中国—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并非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备忘录的涟漪，连同更大范围的美伊战争，仍然波及北京。

经济上，这场危机暴露了中国来自海湾的能源和折价收购伊朗石油的机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也说明：战略储备、需求调控和能源多样化，让北京比以往更难被石油供应的冲击所胁迫。外交上，中国分量不轻，华盛顿有事会找上门求助，但分量又不足以护住伊朗或左右停火条款。军事上，这场战争让世人看到了美军力量的覆盖范围，也暴露了中国在远洋护航方面的短板。但换个角度看，美国力量的软肋也暴露无遗—伊朗没有迅速或完全低头，华盛顿没能守住海峡畅通，特朗普在军力和政治上两面消耗，而北京则在一旁仔细观察和分析美军作战的硬件和软件。说到底，中国变得更强了，倒不是因为弱点不见了，而是因为危机证明这些弱点比以前更可控，北京的所得绝对大于所失。

咽喉虽在，却非命脉

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海湾绝大部分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源源不断地流向亚洲。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也是伊朗石油的头号买家。霍尔木兹对中国至关重要，但并非命脉所系的唯一通道—经此通行的石油约占中国原油进口的45%至50%、液化天然气约30%，但仅占中国总能源消耗总量的10%以内。中国国内能源家底厚实，煤炭、可再生能源、核电、水电和电气化齐头并进，进口中断未必会演变成全国性的能源危机。但话又说回来，霍尔木兹绝不是北京可以等闲视之的—航空、远洋航运、重卡运输和石化这些要害企业，哪一个也离不开石油，一旦断供，经济必将承压。

这场冲突因此不仅仅是空袭、代理人或核问题，而是航运。战争暴露了中国全球地位中一个根本性的不对称：北京处在海湾的商业中心，却并不掌控维持海湾能源流动的体系。它从伊朗、沙特、伊拉克、卡塔尔和阿联酋进口石油，投资海湾基础设施，还促成了2023年沙伊和解。然而，一旦霍尔木兹受阻、美国封锁介入，左右局势的要素仍大多在别处—在华盛顿、德黑兰、海湾产油国、航运保险公司和北京无法掌控的调解方手中。

华盛顿发动战争主要不是为了施压中国。冲突源于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导弹、代理人和威慑力的传统关切，以及以色列的怂恿。但大国博弈看的是效果，而不只是意图。这场危机检验了北京的韧性——中国并非在霍尔木兹面前束手无策，但就算准备再充分，也绕不开一个自己说了不算也无力左右局势的困境。

根基之韧，超乎预期

这场战争同样表明，中国对自身能源命运的掌控力，远比许多人预想的扎实。第一道防线是战略储备。路透社估计中国战略和商业原油库存不少于12亿桶。海峡封锁期间，中国炼厂主动削减了进口和加工量，没有一味高价抢购或大量动用储备。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个只能靠替代进口来弥补的国家依旧被动，而一个能同时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调节、主动压缩加工与消耗、推迟采购、熬过价格高峰的国家，回旋余地则大得多。凭借储备、选择和时间的缓冲，中国证明自己并非霍尔木兹困局中的被动看客。

能源转型则提供了额外屏障。过去十年，中国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电池、电动汽车和电网基础设施。2025年，清洁能源装机容量首次超过化石能源。中国气候特使刘振民借伊朗危机呼吁各国借鉴中国经验，加速能源转型以保长期供应安全。中国之所以能从容应对冲击，正是因为家底殷实—储备充裕、国内能源规模可观、电气化交通体系比十年前大得多。

这场危机还无形中为中国另一张产业名片做了一回活广告。彭博社报道，5月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创下历史新高，金额达9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50%。虽然不能将伊朗冲突与电动车销量直接挂钩，但高油价和能源安全焦虑，确实可能让更多海外买家把目光投向中国的电动车、电池和光伏设备。

当然，石油并未因此变得无关紧要；远洋船舶、重型卡车、石化等产业仍重度依赖原油。中国的清洁能源建设无法一夕之间重开霍尔木兹或取代海湾石油，更无法赋予北京掌控海路的权力。但它确实让能源安全不再像从前那样至关重要。

这正是”中国从危机中变得更强”这一论断的最有力论据。中国仍依赖海湾能源，但面对石油冲击已不再束手无策。储备更殷实，炼厂更灵活。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的扩张，正不断削弱进口石油的战略分量。

双刃剑：伊朗、石油与外交

战争对中国的间接影响中，伊朗和外交是最耐人寻味的两个变量。

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施压工具，即为明证。尽管在军事和经济上遭受重创，德黑兰再度证明：地理本身便可化为筹码。通过威胁或限制这条全球能源市场的关键水道，伊朗成功迫使华盛顿、海湾产油国、亚洲进口商和石油交易商不得不做出反应。

对中国而言，结果可谓喜忧参半。伊朗是美国的对手，却是中国的伙伴。因此，伊朗对霍尔木兹的掌控力，在凸显美国力量局限这一点上，似乎对北京有利。但同一把利剑也悬在中国自身的能源供应之上。由于中国高度依赖海湾石油，尤其是伊朗石油，若德黑兰长期将霍尔木兹当作博弈筹码，中国所受冲击将远大于多数西方国家。北京既不愿伊朗被美国击垮，也不愿伊朗把中国的能源动脉变成讨价还价的工具。

石油制裁问题同样是把双刃剑。中国长期通过灰色渠道购买折价伊朗石油。伊斯兰堡备忘录期间，华盛顿短暂解除了对伊朗石油的主要制裁，中国国有炼厂据报道正在考虑恢复公开进口。但这个窗口几周后就关上了：7月7日，美国财政部重新对伊朗石油祭出制裁，随后还打击了一批新的金融中介。对中国买家来说，熟悉的灰色渠道又回来了—廉价但背负制裁风险的原油，而不是合法的市场价供应。谈不上明确的赢或输，说是不赢不输或许更贴切。

外交层面的得失同样复杂。北京拒绝向伊朗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或财政支持，这固然护住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避免了与美国正面碰撞。但这种克制也暴露了中国与伊朗战略伙伴关系的成色—中国可以买伊朗石油、批评美国施压、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却绝不是伊朗的安全保障者。特朗普5月访华时，华盛顿明显急着让北京出面压德黑兰就范、重开霍尔木兹。这给了中国外交上的分量。但公开层面的认可却很有限—特朗普后来感谢习近平和普京”保持中立”，并非单独点名中国；还要求北京承诺不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中国可以劝和促谈，却指挥不动伊朗，也取代不了那些真正推动谈判的调解方。所以外交上，中国得到了尊重，影响力的天花板也露了出来。

这场冲突还同时暴露了美国力量的威力和软肋。美军的打击、制裁和海军威慑，依然能在不与中国正面交手的情况下重塑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但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也牵制了本可能投向中国的美国注意力，消耗了弹药和政治资本，还展示了地区冲突如何迅速给华盛顿制造国内和盟友两边的压力。北京用不着为战争叫好，却可以坐而观之、从中取法—美军的打法、升级的风险边界、长期危机中哪些军事资源会捉襟见肘，这些都尽收眼底，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中国的“丰收”及其局限

综上所述，美伊冲突使得中国得大于失。

这场危机表明旧有的脆弱性已不那么突出。应对能力比外界预期的更充分。它以储备、灵活的炼厂加工、调控得当的需求和更清洁的能源体系吸收了石油冲击。北京未发一枪却可以全面探测美军实力，而华盛顿则在远离东亚的地方消耗军事与政治资本。它还看到，美国同样面临重开霍尔木兹的压力，因为航运受阻和高能源价格不仅伤害中国，也伤害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中国仍不主导中东外交，但分量已重到华盛顿不得不上门求助。

北京收获不小，但其局限性也让世人尽收眼底。这场危机暴露了中国对海湾安全缺乏掌控，也表明北京无法—或不愿—保护伊朗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压力。它揭示了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在商业领域仍强于安全领域。7月的第二轮冲突表明，能源安全受胁、制裁反复、伙伴挨揍而北京只能旁观——这些负面后果转眼就可能重新找上门来。

这场危机也说明，北京虽然得了好处，但不等于希望冲突久拖不决。战争扩大、航道受阻、油价飙涨——中国、美国、亚洲进口国乃至全球经济都跟着倒霉。华盛顿和北京各有小九九，但重开霍尔木兹，两边利益一致。

6月协议里的60天窗口——华盛顿和德黑兰的期限，也是北京、海湾各国和石油市场的倒计时——没撑过第一个月。各方仍在斡旋，新一轮美伊会谈预计数日内启动，战火远不及先前猛烈，布伦特原油约在76美元，距4月超过120美元的峰值相去甚远。临时安排虽已破裂，但破裂不等于定局。

从危机到停火再到破裂，北京扛住了两轮霍尔木兹中断，没闹出国家能源危机，也没被拖进一场不想打的仗。6月，特朗普公开认可了北京的中立姿态；7月打击再起，北京与伊朗的越界行为划清了界限；从伊朗进口原油的渠道始终未断，还看着一份一个月内就散架的协议，怎样让美国在军力和政治上两头失血。短板依然如故——北京无法塑造中东结局，护不住伙伴，自己掌控不了的运输动脉还会带来更多风险。但天平已经倾斜，美伊冲突的第二轮给北京带来的好似乎更多。

一张折射美国当今社会现状的照片引发争议

快报

乔桥

11/07/2026

2026年7月4日，路透摄影师奥尔（Cheney Orr）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铁上拍摄的一张照片在美国社交媒体疯传并引发广泛讨论。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主流媒体也参与了对此照片的核实和讨论。有评论指出，这张照片是“2026年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它“象征美国建国250年来，种族平等承诺始终未能完全兑现，凸显仇恨团体公然行动，政府却未强力谴责。”也有人指出记者侵犯了照片中黑人女性的肖像权。还有人说这张照片肯定不是抓拍，而是AI生成的，或者是”摆拍“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当时只有这位黑人女性“露脸”，而其他人的脸部都被遮掩。甚至有评论把这张照片与1957年小岩城事件中黑人少女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遭信奉“白人至上”的白人包围怒骂的历史照片相提并论。

本站特转发《世界日报》和谷歌Gemini对这一照片的报道共读者参考。本站将继续追踪这张照片引发的争议和摄影记者对拍摄现场的说明。

一张摄于华府地铁的照片在美国网络疯传

一张由路透摄影师奥尔（Cheney Orr）所拍摄的照片，本周在社交媒体成为热议焦点：在华府地铁车厢内，一名黑人女子，置身于一群戴着面罩的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爱国阵线”（Patriot Front）成员中，直直地看着镜头。

照片中央的黑人女子，事后被其家人证实为33岁的柏尼塔‧鲍威尔丁（Bernita Bowlding），她并未在地铁上与任何人发生肢体冲突或口角，但她“唯一露脸、周围全是蒙面白人男性”的画面对比极其强烈，被一些人形容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之一”，甚至有评论者将其与1957年小岩城事件中，黑人少女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遭白人群众包围怒骂的历史照片相提并论。

一些自由派政治评论员、社运人士表示，这张照片象征美国建国250年来，种族平等承诺始终未能完全兑现，凸显仇恨团体公然行动，政府却未强力谴责。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这是受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活动，过程中没有人受到伤害；还有部分右翼评论员怀疑整起事件是刻意操作的“摆拍”，指控爱国阵线成员是左翼人士假扮，但此类说法缺乏证据，Snopes事实查核机构也已证实照片本身并无造假或AI生成痕迹。

照片怎么拍成的

路透摄影师奥尔与霍华德（Nathan Howard）在7月4日在华府采访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跟拍了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爱国阵线”成员，当天该团体有数百人在华府街头游行，活动结束后众人搭乘地铁离开，照片在此时拍摄。

不过，照片拍摄前后的具体细节，目前并无更多公开资讯。路透一名编辑对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表示，奥尔目前无法受访置评。

黑人女子是谁

鲍威尔丁的家人告诉《华盛顿邮报》，她当天搭地铁前往银泉市（Silver Spring）。他们先是在网络上看到被疯传的照片，却联系不到鲍威尔丁本人，令他们愈来愈担心，因为她多年来一直与精神疾病搏斗。直到过了将近一天，鲍威尔丁终于出现在她母亲家，全家才松了一口气。

她的母亲6日告诉《华盛顿邮报》，鲍威尔丁的手机遗失了，家人平时也得等她主动来电或登门，才能与她联系上。

这张照片在网络上仍持续被大量讨论解读，还有网友“起底”鲍威尔丁曾有遭逮捕的纪录，但《华盛顿邮报》表示，法院纪录显示该指控已撤销。

她的弟弟保罗‧鲍威尔丁（Paul Bowlding）说，担心姐姐会因此成为被锁定的目标。他说，姐姐过去的种种遭遇，包括那次逮捕纪录，都是发生在她精神状况出现危机的时期。

保罗说，无论这起事件最终如何发展，他都希望姐姐能得到她所需要的协助，来面对她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美联社档案照：阿肯色州小岩城中央高中的白人学生对着黑人学生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右前）叫骂，艾克福特神情镇定地走向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保护黑人学生的国防卫队士兵。

谷歌Gemini对这一照片的介绍和评论

路透社摄影记者钱尼·奥尔（Cheney Orr）于2026年7月4日拍摄的一幅照片，迅速成为近年来讨论最广泛、文化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影像之一。这张独立日当天在华盛顿特区地铁车厢内捕捉到的画面，因其鲜明、强烈的视觉对比以及公众赋予它的象征意义而迅速在网络上疯传。

📸 画面场景与视觉冲击

照片描绘了一名身穿绿色T恤的独身黑人女性坐在一辆拥挤的地铁列车上。她被白人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团体“爱国阵线”（Patriot Front）的成员完全包围，该团体的数百名成员在美利坚建国250周年之际齐聚首都进行游行。

引发这张照片疯传的视觉要素包括：

露脸与遮挡的对比： 这名女性坐着，面部完全暴露，神情冷峻地直视镜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围她的男性无一例外地戴着墨镜、棒球帽和白色布面罩以隐瞒身份。
与“民权运动”的历史互文： 许多评论员立即将该画面与1957年小岩城中央高中整合危机期间的标志性历史照片进行了对比，特别是伊丽莎白·艾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在充满敌意和嘲讽的人群包围下平静行走的经典照片。

👤 女性的身份

在网络上引发激烈猜测后，《华盛顿邮报》通过其家人证实，该女性的身份为柏尼塔·鲍威尔丁（Bernita Bowlding），是一名来自华盛顿特区周边地区的33岁单身母亲，育有两个孩子。

她的家人分享了重要的背景信息，以提醒公众她是一个鲜活的普通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

无意中入座的乘客： 鲍威尔丁并不是抗议者或活动人士；她当时只是在通勤前往马里兰州银泉市（Silver Spring）的路上，当该团体上车时，她恰好就在这辆列车上。
家人的担忧： 当照片在网络疯传时，她的家人变得非常焦虑，因为鲍威尔丁长期以来一直在与精神健康问题做斗争，且当时偏巧弄丢了手机，导致家人有将近一天的时间联系不上她，直到她安全抵达母亲家。
隐私保护： 她的弟弟保罗·鲍威尔丁（Paul Bowlding）公开表达了对姐姐可能会成为网络暴力或政治炒作目标的担忧，并指出她那坚毅的表情反映了她遭遇个人艰难时期所依赖的内在力量。

🗣️ 公众与政治回响

这张照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激烈辩论，成为观察这个两极分化社会的政治“罗夏墨迹测试”：

自由派与民权视角： 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是对现代美国民主的刺骨控诉，象征着黑人美国人所面临的持续威胁和系统性恐吓，尤其是在一个本应庆祝自由与平等的节日里。
保守派与言论自由的辩护： 另一些人则把焦点放在宪法对公众集会权力的保护上。当美国内政部长道格·博格姆（Doug Burgum）等高层人物在宪法框架下捍卫该团体的言论自由权利时，这张照片也进入了政治话语体系，而博格姆也因未对该仇恨团体的意识形态进行明确、单独的谴责而面临舆论反弹。
阴谋论： 在某些右翼圈子里，有传言称这起事件是一场“假旗”行动，或者是利用左翼演员进行的摆拍。不过，诸如Snopes等事实核查机构已经证实了照片的绝对真实性，确认这是一幅未经修改的实时纪实摄影作品。

这张照片被摄影记者广泛誉为2026年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捕捉到了美国在种族、匿名性以及极端主义上面临的持续挣扎中，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局部缩影。

南华早报：中国潜射导弹试验对提升核打击能力意味着什么？

分析

《中美印象》转发

10/07/2026

中国近期罕见地从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深处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在外界对北京军事扩张普遍担忧的背景下，此举向美国及其周边邻国（尤其是日本）释放了强烈的战略信号。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周一的这场试验很可能会进一步促使华盛顿及其盟友呼吁加大国防投入，并强化彼此间的安全协同。

中国的潜射导弹试验究竟展示了什么？

这次发射公开展示了中国海基核威慑力量的实战准备状态。海基核力量是核部队中生存能力最强的一环，也是“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基石。目前，北京正全力打造一个横跨陆、海、空全方位运作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

据了解，这是中国自1982年以来首次公开已知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就在近两年前，北京曾公开宣布向太平洋发射了一枚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该举动同样引发了该地区国家的广泛关注。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通表示：“这次导弹试验的目的似乎更多是为了进行战略威慑和信号释放，而非技术层面的试验或实战化开发。尽管外界早就知道中国具备这种能力，但这却是官方层面的首次公开展示。”

尽管北京方面证实了此次发射，并提前向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国进行了通报，但关于具体测试了哪款导弹、从何处发射以及飞行轨迹如何，依然留有诸多谜团。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的斯坦顿高级研究员安基特·潘达（Ankit Panda）表示，此次发射“很可能发生在南海”，而不是一些军事观察家和网络爱好者所推测的中国北部的渤海。

中国的潜艇部队在这片广阔的航道中定期开展行动。不过分析也指出，一旦潜艇驶出其受到严密保护的“安全堡垒区（Bastion）”，被美国反潜作战力量追踪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

在发射之前，北京发布了两份航行警告，指定了火箭残骸的掉落海域——其中一份涵盖了渤海附近水域，另一份则位于中国南部沿海近海。日本表示，其已于周日收到中国关于火箭残骸坠落的提前通报，这些残骸可能会落入其专属经济区（EEZ）附近的水域。然而，在发射完成后，日本防卫省表示，该导弹并未飞越日本领空，也没有进入其专属经济区。

据中央电视台周二的一篇报道，中国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该导弹很可能是一枚“巨浪-3”（JL-3）型潜射弹道导弹。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这一结论是“根据现场图片和官方公告”得出的。“巨浪-3”的射程超过10,000公里（约6,200英里）。张军社补充道，此次的发射平台可能是094型弹道导弹核潜艇或其升级改进型，但也有可能这次试验涉及了新一代的战略核潜艇。

中国目前至少运营着六艘094型“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潜艇装备了“巨浪-2”型导弹，并且可能同样具备部署射程更远的“巨浪-3”型导弹的能力——后者可以从中国近海直接打击美国本土。

此外，外界也普遍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研发更先进的096型核潜艇。台湾前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京发射的是一枚飞越菲律宾上空的“巨浪-2”型潜射弹道导弹，并称此次试验是“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挑衅行为”。吴钊燮现任台湾地区“安全会议”秘书长。

“百利政策倡议”（Parley Policy Initiative）创始人、前美日联盟事务负责人迈克尔·博萨克（Michael Bosack）表示，目前很难确定该导弹到底是“巨浪-2”还是“巨浪-3”。他指出，如果是后者，它完全有可能是在一条并未测试其最大射程的特定轨迹上飞行的。

即便如此，博萨克表示，这次发射依然为外界了解中国海基核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近年来，北京加大了在潜艇制造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重大投入，以期赶超华盛顿。博萨克补充道：“如果中方当时是从开阔水域向南太平洋发射，那其战略意义将会重大得多。”

“这告诉我们，这些系统的研发工作仍在进行中，因此需要它们在更靠近海岸的水域内进行操作。”赵通表示，尽管如此，这次试验依然反映出中国在扩大其弹道导弹核潜艇舰队、增强其水下核打击能力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导弹试验有何反应？

与中国在2024年进行洲际弹道导弹（ICBM）试验后的表态相比，华盛顿此次的语气明显更为严厉，这突显了美国对北京不断扩张的核能力的日益担忧。

周二，美国表示已对中国最新的导弹试验进行了监测。但与上一次不同的是，美方并未透露其是否提前收到了中方的通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戈特（Thomas Pigott）表示，中国“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充”仍令该地区乃至全世界“深感忧虑”。

而在中国2024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美国官员曾将北京的提前通报描述为在降低误判风险方面“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前解放军大校岳刚表示，最新试验表明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及潜射弹道导弹已达到相当高的实战成熟度，同时也向华盛顿和东京释放了战略信号。他指出，此举是针对当今地缘政治环境量身定制的，尤其是为了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如果发射是在渤海进行的，导弹的残骸就会落在日本的家门口，这将成为一个经过精心计算的信号，旨在让东京感到不安并对其提出警告，”他说道。

赵通提到，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此次发射的时机可能带有象征意义。“这次发射恰逢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前一天，该事件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这为其增添了另一层象征意义，”他表示。

这次试验引发了该地区多个国家政府的协同关注与担忧。日本方面表示，对中国“不断扩大且日趋频繁”的军事活动持有“严重关切”。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形容此次发射对该地区具有“破坏稳定性”的影响；同时，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表示，惠灵顿方面对中国的测试“深表关切”。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防务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Malcolm Davis）指出，此次发射恰逢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防务联盟协议之际。他表示：“显然，这是北京向澳大利亚、斐济以及其他西南太平洋国家释放的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将彰显其力量，包括通过威胁使用武力的方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敦促各国不要对此次试验进行“过度解读”。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毛宁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她还补充道：“中国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此次太平洋试验后，中国“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前景如何？

分析人士表示，这次发射标志着中国在展示全面运作的“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即从陆地、海洋和空中投振核武器的能力）进程中，迈出了又一个里程碑。继2024年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以及本周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外界的注意力现已转向北京是否会展示其核威慑力量的空中一环。中国在去年的阅兵式上展示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空射弹道导弹——“惊雷-1”（JL-1），这标志着其在完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方面取得了进展。

赵通表示：“继2024年向太平洋进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全射程飞行试验之后，这次最新的测试引发了一个新的悬念：中国是否会在未来几年公开进行其空射弹道导弹的首次飞行试验，从而完成其‘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完整公开展示。”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战战略专家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表示，如果北京对其中央核力量的轰炸机部分进行公开测试，他并不会感到惊讶。他指出：“这将巩固其威慑力，同时让中方确信其拥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三位一体’体系——即硬件性能达标，且机组人员知道如何使用它。”

分析人士称，这次发射很可能会强化整个地区的国防规划。东京大学副教授、国际安全专家塞巴斯蒂安·马斯洛（Sebastian Maslow）表示，此次试验将影响日本的战略规划。他指出：“这将有助于日本为其目前通过增加国防开支来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路线进行辩护。”他同时提到，此次试验恰逢东京方面审议关键国家安全文件的节点。

帝京大学副教授松冈美里（Misato Matsuoka）表示，虽然这次发射本身不太可能根本性地改变地区的战略平衡，但它将加剧印太地区军事竞争的整体趋势。她补充道，日本很可能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协同配合。

Stephen Marche：美国已经“僵尸化”

《中美印象》转发

10/07/2026

（编者按：下文为《纽约时报》7月10日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实际杀伤力远低于其恐吓效果，其军事承诺的贬值正倒逼全球供应链与防务体系加速脱美。美国并未消失，但它正在地缘政治中退化为一个失去高级思维、因内部分裂而陷入长期混乱的“僵尸实体”。当美国甚至无法领导自身，自由世界的其他成员正以惊人的速度学会自我主导，开启后美国时代。）

世界秩序的瓦解比预期要顺利得多。

起初，人们对美国的背叛感到愤怒——特朗普总统呼吁吞并加拿大、威胁格陵兰岛、对盟友征收关税，并开始削弱北约（这一行动在本周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最新会议上仍在继续）。如今，在一些曾经被称为美国盟友的国家中，一种奇怪的情绪正在出现：乐观的决心。国际象棋中有一条公认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地缘政治：“威胁之力胜于实际执行。”美国放弃世界秩序的可能性曾经令人恐惧。但现实证明，这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

作为美国的邻国，加拿大自然是最先察觉到这一点的。自从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美国在贸易上的霸凌行为愈演愈烈。因此，加拿大不得不重新衡量美国的青睐或冷落到底价值如何。加拿大央行最近进行了一项情景模拟：美国对加拿大向其出口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届时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放缓约2.4个百分点，但在一段调整期内，这完全在加拿大的承受能力之内。这确实是一场灾难，但并非世界末日。这就是最坏的情况。

受我主持的播客节目Gloves Off委托，加拿大盾牌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去年加拿大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下降了超300亿加元（约合210亿美元），占对美出口总额的5%以上。但这一损失被来自世界其他地区近290亿加元的新需求所抵消。如果将服务业包括在内，加拿大的总出口额实际上增加了近70亿加元。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出威胁，但只要你拥有铝、石油或钾肥，总会有人来买。

不仅仅是加拿大。欧洲股市在2025年的表现优于美国股市，并在2026年的前两个月大幅飙升。2024年实施的《欧洲国防工业战略》正将欧洲迅速扩大的军事开支更多地保留在欧洲大陆内部。此外，欧盟的反胁迫工具——允许迅速征收反制关税的所谓“贸易火箭筒”——令特朗普被迫放弃了早先针对格陵兰岛的威胁，如今，欧洲人明白他们也有自己的“霍尔木兹海峡”——一个足以让美国退缩的痛点。

美国的军事威胁同样在失去威力。如果说近代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当美国决定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某个地缘政治目标时，可以相当稳妥地断言，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伊朗那个腐败而残暴的政权却保住了权力，如今甚至获得了制裁豁免。当美国军队发明出各种全新的失败模式时，海湾国家及其机场已经在伊朗战争中切身体会到，美国的安保承诺到底值几个钱。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会议上，特朗普斥责了盟国——尤其是西班牙，并再次呼吁美国控制格陵兰岛，西班牙和丹麦的领导人则将特朗普的言论视为不值一提的空洞威胁。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或许会说，特朗普在北约成员国提高国防开支水平的问题上“赢得了辩论”。但各国现在之所以增加开支，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衰退。美国的支持——无论这在如今意味着什么——已经无法提供任何保障。

不仅仅是北约。曾经以行动迟缓著称的各国官僚机构正以惊人的速度采取行动，减少对美国政府以及作为美国权力前哨的企业的依赖。自一年多前上任以来，卡尼的政府已达成了刚刚超过100项国际贸易协议。欧盟有意扩大了国防采购，以避免与美国军队的深度融合。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将是最难解开的结，但这方面的工作也已经在进行中：欧盟已在其官方系统中将默认搜索引擎从谷歌切换到了法国的Qwant，比利时和芬兰也都已放弃使用亚马逊云服务。

当然，后美国时代的现实并不是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参与者，美国已经变成了一种行动迟缓的僵尸——这种怪物可能会因受惊做出条件反射般动作，却已丧失高级思维能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明白，无论是中期选举还是2028年的大选，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美国以外的许多人认为，美国人民的分裂程度已经如此之深，无论谁当选，未来都将陷入混乱。他们担心，即便是一位理智的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也无法保证美国政策的稳定性，甚至无法保证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最模糊的原则。

“什么是美国？”这已不再是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美国许多州的州长都提出了理性的政治纲领。美国的制度依然存续。一些美国人甚至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但那个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实体已经徒有其表。已经没有一个可以打交道的美国了。一个日益孤立主义的美国已不再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既然它连自身都无法领导，又怎么可能领导世界呢？

“僵尸美国”至少在短期内制造了矛盾。在加拿大，与美国联合运营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联盟。然而，这里的公务员也开始接受无人机培训，以应对与美国发生不对称冲突的可能性。只有尽可能在各个方面将本国从美国的影响中抽离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

“威胁之力胜于实际执行”是超现代派国际象棋代表人物阿伦·尼姆佐维奇的智慧之言。它之所以适用于棋盘，是因为你为设法避免灾难而耗费的所有时间和精力结果往往比灾难本身更糟糕。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你就可以专注于渐进式的改善，而不是一味规避。你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在地缘政治中同样如此，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力量的表象。

每一个相信自由、民主、人的尊严以及国家自决权的人都应该致力于摧毁美国投射力量的能力——结束它对这个世界的奇怪掌控，这样我们所有人才能继续前行。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点上，没有谁比美国自己的贡献更大了。

中国外交的大国现实主义之路

邓聿文

10/07/2026

今天中国外交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它变得粗暴和强硬，而是它怎样变得强硬。若只是简单强硬，那不过是大国脾气；若能在强硬中保持节制，在报复中保留余地，在斗争中避免失控，那才是成熟的大国现实主义。中国现在正在走向这条路，但能否真正走稳，还要看它在美国、欧盟、日本、菲律宾等不同方向上的分寸感。现实主义不难，难的是讲策略、有克制的现实主义，让报复服务于战略，而不是让战略服从于报复。

(本文2026年7月7日有《金融时报》中文版（FT Chinese）首发，原标题为“‘对等报复’：中国外交毫不含糊、但有克制的现实主义”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最近几年，北京虽极力鼓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但是，对认为冒犯它的国家，表现的却越来越不客气。新近的例子是，中国宣布对10家美国公司禁止两用物品出口，以报复美国将多家中国头部企业列入新增的涉军企业清单。这不是单独事件，而是近年来中美制裁与反制裁循环的延续。

传统的中国外交对认为别国（主要是西方国家）侵害自己利益的行为，常见的做法是强烈抗议、严正交涉、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可很少真正看到北京会采取什么反制措施，这既与中国反制工具少有关，也受中国的外交哲学影响。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和为贵”，“和为贵”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息事宁人，怕搞坏双方关系，所以不太主张以力压人。但大概从中国领导人的第二任期后期开始，北京频露“獠牙”，不再只是口头抗议而不采取行动，尤其对美国，针锋相对，你制裁我企业，我就制裁你企业；你限我技术，我就限你稀土。

如果把传统的中国外交形容为“老好人式外交”，今天的中国外交则可称为“毫不含糊的现实主义外交”。它遵照博弈论的反应模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北京的话来说，绝不主动惹事，但也绝不被动挨打，以战止战。这在中美关系中有鲜明体现。过去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北京能忍则忍，甚至不能忍也强忍，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中国不开第一枪，但绝对不会不开第二枪。这几年，中国对美国就既有外交反制，也有出口管制；既有不可靠实体清单，也有关键矿物管制；既有对军工企业的制裁，也有对美国国会议员、智库和相关机构的制裁。美国受到中国的制裁和限制之多，在中美建交以来是前所未有的，放在冷战以后的美国历史，也是罕见的。

不仅如此，对综合国力弱于中国、但又有美国同盟加持的次强国家，北京出手也越来越果断。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后，北京认为日本冒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先是外交抗议，然后是旅行限制，在高市拒不收回言论也不道歉的情况下，北京不断加码反制措施，从企业、经济、关键原材料到军事，几乎全面制裁，冻结和日本的官方往来，一点情面都不给。中日关系比中美关系还严峻，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中国外交发生的这种变化，当然首先缘于实力的增长。没有实力，现实主义只能是口号。过去中国也常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真要“犯人”，手里没有足够工具，也“犯”不起来。今天不同了。中国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有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供应链地位，有稀土等关键资源和材料的控制能力，有电动车、光伏、电池、无人机、港口、通信设备等产业优势，也有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法律工具。实力变化带来工具变化，工具变化又改变外交行为。所以北京现在格外强调外交要有斗争精神。

现实主义外交也和“百年变局”的判断直接相关。在北京看来，世界力量结构正在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固，西方不再能单方面决定国际政治规则，中国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规则的对象，它的崛起本身就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既然时与势已经不同，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用过去的低姿态、忍耐型外交来处理外部压力。

换言之，在中国语境中，“百年变局”意味着大争之世的到来，故而，“该出手时就出手”，不仅对所谓损害中国的利益，要敢于反制，也要敢于使用中国的力量，去改造世界。北京认为中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只能争取“和平发展环境”的国家，而是一个可以塑造环境、改变规则、制造成本的大国。过去的中国外交，核心任务是为国内发展争取外部空间；今天的中国外交，要用国内形成的实力去改造外部环境。一个是适应世界，一个是重塑世界，差别就在这里。

中国现实主义外交同时也是在遵循中国领导人的底线思维模式。底线思维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必反制”。在北京看来，外部世界尤其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遏制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中国对一次制裁不反击，对方就会认为制裁中国没有成本，北京仍然怕冲突，不愿付出代价。于是，下一次试探就会更进一步。底线思维的本质，就是不能等到底线被突破以后再反应，而是要在对方逼近底线时让它感到疼。

可以说，中国现在形成了一种近乎惯例化的做法：凡制裁，必反制；凡围堵，必反围堵；凡把中国企业政治化，中国就把对方企业安全化。反制的意义不只是报复本身，更是建立一种外交信用。北京要让对手相信，中国不是每次都会忍，也不是只会口头抗议。只要你出手，中国一定还手。哪怕一次反制的实际杀伤力有限，但长期来看，它会改变对方的风险计算。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外交毫不含糊的现实主义主要是就认识和态度来讲的，也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要清醒，而不应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具体到现实外交，北京虽然强调斗争，也讲究斗争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有策略。从这个角度看，对实力明显比自己弱的南方国家中那些想跟中国扳手腕的对手，北京的报复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克制，而非往死里打。

菲律宾就是明显例子。从北京来看，菲律宾这些年在南海的动作已经惹得中国非常不快，若按纯粹强权逻辑，中国完全可以用更强烈的军事方式教训它，但北京没有这样做，最多是在灰色地带不断给菲律宾加压。它是要让菲律宾的每次冲动都付出更高成本，但又不主动跨过战争门槛。在这方面，北京表现出了相对克制的一面。巴拿马也是类似例子。围绕运河两端港口经营权问题，北京没有采取军事或外交断交式手段，而是通过港口检查、船舶滞留、经贸压力等方式表达不满。它同样说明，中国对中小国家的报复并非没有压力，而是尽量把压力控制在非战争和非断交层面。

这种相对克制让中国现实主义外交形成了分层结构：对美国这样的强国，追求对等反制；对日本这类有着历史恩怨和现实领土争议的、又在台湾问题上不断靠前的国家，则采取更强烈的惩罚性反制；对菲律宾、巴拿马这样的中小国家，在高压的同时保持一定程度克制；对欧盟这样的集团，追求精准分化，同时也准备对等报复；对全球南方，则继续使用传统外交话语争取。它不是见谁都打，也不是对谁都忍，而是按照对象、议题、力量对比和战略后果来决定反应等级。

这种外交有其效果，它改变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预期，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只会抗议的大国，但也有风险。反制工具用得越多，对方就越会寻找替代。稀土牌越有效，美日欧越会加快稀土供应链去中国化；市场牌越常用，跨国企业越会考虑分散风险；海上灰色地带压力越大，东盟国家越可能接受更多美国安全存在。现实主义可以制造威慑，也会制造反威慑。中国必须在让对方疼和不把对方彻底推向对立之间，掌握分寸。

因此，今天中国外交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它变得粗暴和强硬，而是它怎样变得强硬。若只是简单强硬，那不过是大国脾气；若能在强硬中保持节制，在报复中保留余地，在斗争中避免失控，那才是成熟的大国现实主义。中国现在正在走向这条路，但能否真正走稳，还要看它在美国、欧盟、日本、菲律宾等不同方向上的分寸感。现实主义不难，难的是讲策略、有克制的现实主义，让报复服务于战略，而不是让战略服从于报复。

中美相争，伊斯兰堡得利

分析

陈张安迪

10/07/2026

—巴基斯坦给了美国一个新杠杆，也让北京面对一个更具独立性的伙伴。

从边缘重返台中

前些年，巴基斯坦似乎正从国际视野中悄然淡出。经济疲软不振，政局波谲云诡，境内外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更使其国际形象雪上加霜。与印度的竞争也愈显力不从心——印度更富庶、体量更大，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分量日益吃重；而巴基斯坦则愈发仰赖中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倾力扶持。

然而，过去几年情势骤然逆转。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伊斯兰堡重新进入华盛顿的视野。它在反恐战线上鼎力相助，重启了与白宫的高层对话，向美方释放矿产与能源合作的积极信号，在美伊停火进程中穿针引线，更再度成为美国评估印度、阿富汗乃至中国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系。总而言之，巴基斯坦重新变得”有用”了。其价值在于它处在多个地缘冲突的交汇点上：伊朗、阿富汗、印度、中国、海湾地区，以及恐怖主义策源地。在中美博弈的棋盘上，巴基斯坦不再仅是中国倚重的铁杆伙伴，也成了华盛顿可用于牵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一枚棋子。

缘何再度入局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巴基斯坦在美战略中的地位明显式微。反恐战争期间，巴基斯坦虽是棘手伙伴，却不可或缺；但2021年之后，华盛顿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伊斯兰堡作为补给线或前进基地。与此同时，印度作为民主政体、经济引擎和军事力量，在制衡中国方面对华盛顿的价值与日俱增。

中国填补了美国留下的诸多空白。北京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大力投资，开发瓜达尔港，向巴出售尖端武器，并在外交上力挺巴基斯坦。这种伙伴关系在多个层面相辅相成——巴基斯坦让中国得以直通阿拉伯海，并助其牵制印度；中国则成为伊斯兰堡最可靠的外部后盾。

然而，这种依赖也给伊斯兰堡埋下隐忧。若巴基斯坦仅仅日趋依赖中国，其议价空间就会收窄，影响力也将受制于单一强国。如今，通过重新向华盛顿敞开大门，伊斯兰堡获得了更多选项，同时也给美国提供了一条重返中国已占优势地区的通道。特朗普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再接触”策略，逻辑一清二楚——一石多鸟，一箭数雕。

其一，反恐与通道价值重获认可。

2025年3月，巴基斯坦逮捕了涉嫌参与2021年喀布尔机场爆炸案的穆罕默德·沙里夫拉赫。特朗普公开致谢，而伊斯兰堡也借此昭示天下：它仍能在反恐问题上助美国一臂之力。随后的美巴反恐会谈聚焦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巴基斯坦塔利班和俾路支解放军。地理优势更使巴基斯坦身价倍增：它毗邻阿富汗、伊朗、中亚、海湾地区，并扼守中国的西部侧翼——这些皆是华盛顿持续关注的要地。自阿富汗撤军后，美国无意在该地区再次大规模驻军，因此巴基斯坦在情报、通道和地方伙伴方面提供了难以替代的资源。

其二，打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排他性影响。

尽管中巴仍将彼此关系称为”铁杆”和”全天候”，但影响力不等于独占权。中国仍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伙伴，但美国已重新入场。鉴于巴基斯坦对中国南亚战略举足轻重，即便只是部分削弱中国在该国的独家影响力，对美国而言已是战略上的收获。

其三，以巴制印，增加对印筹码。

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因其体量、经济实力和制衡中国的作用，仍比巴基斯坦对美国更具战略重要性。但印度同时也是俄罗斯武器和石油的大买家，奉行战略自主，未在乌克兰战争等重大地缘问题上向华盛顿一边倒。美国长期希望获得更多筹码以促使新德里更贴近自身立场，而巴基斯坦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杠杆。

2025年印巴冲突又添新变数——巴基斯坦动用了中国制造的武器系统。据路透社报道，巴方击落了印度战机，其中至少包括一架”阵风”战机。这一事实令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刮目相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印度作为美国制衡中国关键伙伴的份量。若中国武器系统能助巴基斯坦挑战印度的军事优势，华盛顿便有更多理由视伊斯兰堡为战略上有用的棋子。巴基斯坦既能从西翼牵制印度，又能戳破印度军事优势的神话。

特朗普多次声称他阻止了2025年印巴冲突，印度对此矢口否认，并视之为对总理莫迪的轻慢。随后，特朗普于2025年6月在白宫高调接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据报道此举进一步激怒了新德里。与此同时，美国在关税和俄油采购问题上持续对印度施压。这并非意味着华盛顿正”以巴代印”，但足以表明伊斯兰堡仍能牵动印度的战略处境，有助于推动新德里更靠近美国的条件。

海湾风云，水涨船高

巴基斯坦在海湾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最鲜明地体现在它与沙特阿拉伯新签署的防务协议上。2025年9月，巴沙两国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议》，明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侵略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虽然公开声明未明确表示巴基斯坦已向沙特延伸核保护伞，但鉴于巴基斯坦是拥核国家，协议一经签署便立刻引发诸多猜测。

值得玩味的是，沙特长期视伊朗为心腹大患。若伊朗逼近核门槛，沙特将面临空前压力去发展或获取自身威慑能力。巴基斯坦的可信安全保证或可化解这一燃眉之急，或至少为利雅得提供一条无需自行制造核武的迂回之策。而对巴基斯坦而言，这份协议证明它既能安抚沙特，又能与伊朗对话，同时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并维持与华盛顿的沟通渠道。如此一来，巴基斯坦便成了横跨海湾、南亚以及中美竞争之间的安全掮客。

巴基斯坦重获青睐的最新迹象，出现在2026年美伊危机期间。伊斯兰堡在斡旋停火和维持谈判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26年6月提交美国国会的临时协议——正式名称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甚至冠以巴基斯坦首都之名。协议将伊斯兰堡列为见证方和调解人，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设立60天进一步谈判窗口。

因此，伊朗危机进一步抬升了巴基斯坦的身价。它提升了伊斯兰堡对华盛顿的价值，向中国表明巴基斯坦有助于稳定危险地区，并提醒海湾国家伊斯兰堡依然举足轻重。巴基斯坦成功地化地利为资本，变地缘为外交。

归来之意

对中国而言，巴基斯坦在伊朗危机中的角色可谓利弊交织。美伊协议降低了中东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缓解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压力，这直接惠及中国的能源安全。但巴基斯坦的成功也表明，伊斯兰堡如今可以通过华盛顿和北京两条轨道左右逢源、提升自身地位。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巴基斯坦并未因协助调解危机而削弱中国。短期看，它通过减少动荡或许帮了中国；但长远观之，一个能帮助华盛顿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国家，绝不再是北京可以呼来喝去的”小伙伴”。

因此，巴基斯坦的重新登场，最好被理解为”议价能力的升级”，而非联盟关系的转向。巴基斯坦仍严重依赖中国的武器、基建、资金和外交支持，北京仍是其最密切的大国伙伴。但伊斯兰堡如今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它可以争取中国投资、美国关注、海湾资金、沙特安全纽带，以及调停伊朗问题带来的外交红利。这使巴基斯坦在与各方打交道时都握有更多筹码。

对华盛顿而言，这可谓正中下怀。美国不必将巴基斯坦完全拉出中国轨道，只需让它不再被北京独家把持。美国对巴基斯坦关注度的提升，迫使中国为维护其在巴的影响力而更努力地竞争。对北京来说，挑战在于伊斯兰堡如今有了更多选择。中国或许仍是其最重要伙伴，但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巴基斯坦别无他选。

这也折射出中美竞争的一个更广泛特征：竞争不再仅仅围绕关税、科技或南海，也受到中等强国的影响——这些国家利用地理、军事纽带、资源和外交渠道来提升自身价值。巴基斯坦正是典型范例。伊斯兰堡通过危机外交、地缘优势、海湾安全和大国博弈，使自己变得举足轻重、不容忽视。对美国，巴基斯坦再次成为有用杠杆；对中国，巴基斯坦仍是可信伙伴，却已更加独立。

对中美关系的启示明确无误：未来的竞争格局，不仅取决于华盛顿和北京的意志，更取决于中等强国能从两个大国手中赢得什么。

专访Paul Triolo：谈美中 AI 竞速与供应链的相互绞杀

采访

中美印象

10/07/2026

（编者按：当人工智能、半导体与关键矿产深度交织，中美科技关系告别了传统的单向围堵，演变为一场在高度相互依存下的复杂角逐。华盛顿极力渲染的“脱钩”与“全面威慑”的说法，正面临着两国企业在开源生态、商业应用落地以及上游供应链反制等现实角度的双向绞杀。为了透视中美科技竞争的真实本质，《中美印象》专访了全球顶级科技政策专家、DGA-阿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合伙人兼技术政策负责人保罗·特里奥洛（Paul Triolo）。特里奥洛先生基于其美国政府高级情报分析与全球科技政策咨询的资深背景，刨析了政治口号掩盖下的“脱钩幻象”，系统性解构这场正在重组全球地缘格局的技术博弈。）

埃玛·布里格纳尔（Emma Brignall，以下简称“问”）：围绕中国科技发展的诸多政治叙事，其核心都聚焦于大国竞争。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在您看来，中美科技领域面临的是“零和博弈”的挑战，还是存在更多交流与合作的机遇？

保罗·特里奥洛（以下简称“答”）：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竞争（或者说军备竞赛），实际上已经酝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在2016年离开政府部门的。我最初接触这类议题是在5G和现代电信系统领域，当时人们普遍感觉到中美正在争相部署5G网络。在那个阶段，虽然大家探讨的也是一些相似的问题——比如数据访问权，但那完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时的核心论点其实是：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不应在电信设备上过度依赖中国，以免面临潜在的间谍活动风险，或者防止中国在长期威胁中直接切断这些设备。不过，考虑到当时已经拥有能够降低和化解风险的技术手段，我认为这两种担忧在当时明显被夸大了。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到了2020至2021年前后，AI开始作为一种新兴技术脱颖而出。而在更早的2017年，也就是在 ChatGPT 诞生很久之前，我就曾与中国 AI 领域的重量级投资人李开复共同撰写过一篇报告，探讨中美如何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竞争。

在当时那篇报告中，我们将 AI 划分为几个细分领域：其一是当时已被广泛应用的网络推荐算法，尤其是被阿里巴巴等中国互联网巨头熟练掌控的技术；其二是与物流相关的 AI，用于优化物流网络和供应链；其三是感知 AI，这在当时的中美互动中因面部识别等技术而引发了巨大关注，进而导致部分中国企业因技术被用于警务与监控而较早地面临了出口管制；最后则是自主 AI。那时，我们通过这些大类来解构 AI，并试图评估哪些国家的哪些企业正处于领先地位。

时间快进到2022年，随着 ChatGPT 的问世，AI 领域的焦点瞬间变成了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 AI）”。自2022年以来，我们见证了前几轮 AI 竞赛中未曾出现过的现象——这项技术在如此多的垂直领域中呈现出惊人的爆发式演进速度。这使得生成式 AI 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以及“失控风险”等领域的国家安全影响，以更快的速度显现出来。因此，当前在 AI 领域的角逐要复杂得多。

其复杂性在于，生成式 AI 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经典的“通用技术”。人们常说它是“军民两用（双用途）”技术，但这种说法其实有些误导性，因为生成式 AI 未来绝大部分的部署和应用都将发生在民用领域。诚然，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会延伸出军事及其他领域的应用，但如果看看美国和中国私营企业投入的资金体量就会发现，压倒性的绝大部分投资都在驱动商业化应用的落地。

因此，AI 呈现出了一种双重特质：一方面，它是一种极其普适的底层技术，有人甚至将其比作“电力”，意味着未来它将无处不在——我自己每天在手机和电脑上也会使用 AI；但另一方面，它又带有类似“核武器”的色彩，也就是说，一旦被用于特定方式，它可能会带来极具毁灭性的国家安全后果。这种特性在所谓的军民两用技术中是极其罕见且独特的：它既能在宏观上支撑整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又能在微观上颠覆性地增强军事实力。

另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AI 还伴随着一种关乎人类存亡的长期威胁，即对这些大模型失去控制的风险，或者说模型可能无法与人类的价值观保持对齐（Alignment）。我们甚至可能面临人类灭绝的危机。核武器确实具备这种毁灭能力，但我们日常普遍使用的其他通用技术（比如电力）绝不会置我们于死地，可人们现在却普遍感知到 AI 具备这种危险。这使得 AI 成了中美关系中一个更为棘手和复杂的议题，两国以及两国的企业都在各自的商业应用和技术栈中开足马力，加速部署。

我认为，理解这一问题需要理清竞争的多个维度。目前引发地缘紧张局势、并直接催生了诸如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的深层竞争，其核心逻辑在于这样一种认知：任何一方只要率先触及极高阶的人工智能水平，就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全局”，并能利用这种超凡的能力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转化为自身的战略优势，甚至以此来迫使对方进行政权更迭。

例如，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最近发表了他的第三或第四篇系列随笔。达里奥在这些议题上是一位极具开创性的深度思考者。在美国所有主流 AI 实验室的 CEO 当中，他对 AI 涉及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是最为深刻的。然而在另一面，Anthropic 和达里奥本人都极其坚定地支持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及其他限制措施，他将这场博弈定性为一场几乎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场在“民主的人工智能”与“威权的人工智能”之间展开的较量。

我个人的感觉是，那种（将 AI 竞争视为民主与威权生死存亡之战的）定性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叙事框架，未来中美两国在围绕高级人工智能设置“安全护栏”时，将很难展开实质性的合作。而就在前不久，双方刚刚结束了美中元首峰会后举行的首次真正的“一轨对话”——即政府间的人工智能官方对话。我认为，这大概是5月峰会达成的最重要的一项成果。

然而，如果继续将这项技术渲染为民主阵营与威权政府之间“争夺谁先触及高阶 AI”的拉锯战和军备竞赛，这种叙事定性是极为不妥的，因为它会直接提前宣判中美合作的破产。美国和中国的企业是这一领域的绝对领头羊，因此，如果中美两方无法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协同，共同为这项前沿技术设立安全边界，那么达成任何全球性共识和协议的概率都微乎其微。

问：我想进一步了解人工智能，特别是中国本土开发的 AI。我们看到，深度求索（DeepSeek）已经拿出了一个可以替代 ChatGPT 的方案，同时马纳斯（Manus）、通义千问（Qwen）和夸克（Quark）也是新一代的中国 AI 智能体（Agent）和网页浏览器。随着腾讯近期宣布可能在其国民级应用“微信”中内置 AI 智能体，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与美国相比究竟如何？这种发展又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答：你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企业。我想在开始时先强调一点：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美中对抗”这种宏大的国家叙事，因为本质上，真正处于竞争最前线的是两国的具体企业和生态系统。

从宏观维度来看，AI 在这两国的发展轨迹其实各有侧重、略有不同。在日本和欧洲等海外观察者眼中，中国的 AI 产业主要是由“应用端（Applications）”驱动的，也就是倾向于思考如何利用 AI 去切实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或者缓解某个行业痛点。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在中国与几乎所有顶尖的 AI 公司都进行了交流。同时，我也走访了许多正在将 AI 嵌入自身商业模式的企业——从初创公司、时尚服饰企业，一直到行业巨头。这是一种高度关注“实际应用落地”的部署路径。

相比之下，美国则呈现出另一种生态。人们普遍感觉到，像 Anthropic、OpenAI，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 Meta、xAI 和谷歌等美国顶级 AI 实验室，都在开足马力、一路狂奔，试图率先触及某种极高阶的人工智能形态，从而让自己的模型成为“终极赢家”。

两国的另一个重大分歧在于，绝大多数美国公司倾向于采用闭源模型（Closed-source）或不公开模型权重（Closed-weight）。换句话说，它们的接口是专利私有的，这些公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售 API 访问权限给其他企业来攫取巨额利润。但核心的模型权重对外界而言是个“黑盒子”。

而在中国，特别是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之后，除了字节跳动（ByteDance）以外，几乎所有主流的中国 AI 实验室都转型成了开源权重模型（Open-weight）的开发者。其余的重量级玩家——阿里巴巴、腾讯、百度、DeepSeek、月之暗面（Moonshot）、MiniMax、步天歌（StepFun）以及智谱（Zhipu），这些在中国极具技术实力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并向市场释放开源权重模型。

这也导致了两国的成本结构和商业逻辑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分化。在美国，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样的企业正通过这些闭源模型，特别是通过面向企业端（Enterprise）的部署来创造极其惊人的营收。如果看看它们过去一年的收入增长曲线，那简直是陡峭得令人不可思议。这也是为什么它们正积极筹备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目的就是撬动这笔营收红利，并在资本市场上募集更多资金，以用于疯狂扩建数据中心和算力集群。

另一个此前稍显不同（尽管我认为这种差距正在缩小）的方面在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深度与广度极其惊人，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跟进。因此，只要企业想要扩大算力，它们就能轻易融到海量资金。

目前，整个行业正在经历一场疯狂的技术拐点：我们正在从过去“模型训练占80%，推理部署占20%”的旧模式，快速向“训练占20%，推理部署占80%”的新阶段过渡。随着各大企业逐渐发现这些模型在实际业务中越来越有用，用户发起的大量即时请求需要海量的计算能力来维持运转。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引爆了市场对算力（Compute）的刚性需求。

在美国，企业可以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源源不断地抽调资本来疯狂扩产，从账面数字上看，这些资金体量是天文数字。然而，美国现在面临的真正瓶颈变成了能源（Energy）。而中国企业恰恰在能源这一关键环节点上拥有极强的话语权。正如黄仁勋所提出的 AI“五层蛋糕”模型所揭示的那样——整个 AI 产业由底至顶依次包含：能源、模型、网络（Networking）、网际互联（Internetworking）以及最顶层的应用。在所有这些垂直细分领域中，都能看到中国企业的深度参与。甚至在其中的某些核心链条上，美国企业还不得不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商或是中国庞大的工业基础。

因此，尽管模型与模型之间存在烈度极高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国界线。在中国本土，由于美国模型未被获准入华（中国政府并未批准 OpenAI 或 Anthropic 在境内落地），中国本土的模型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便如此，不少中国企业总能找到各种路径去绕过限制，使用 Claude Code 等前沿工具，行业内的策略渗透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而在美国，同样有大量的科技企业正在基于中国公开的优质开源模型，去搭建属于它们自己的上层商业应用。

在某种意义上，竞争确实存在，尽管它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正面交锋，而更多是企业之间一种暗流涌动的隐性竞争。许多竞争将发生在海外市场，比如非洲和拉美。这些地区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大模型开发商，本土的基础设施也可能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一款对硬件配置要求较低、运行成本更低的中国模型（例如 DeepSeek），显然要比支付巨额费用去获取 Anthropic 的 API 来运行模型更具吸引力。因为许多企业根本不需要最顶尖的极限模型，它们只需要一套“足够好用”的方案，而中国的模型恰恰做得相当不错。

如果你关注一下美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U.S. AI Safety Institute）旗下的“AI标准与创新中心”，它在几周前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分别将美方模型和中方模型放在不同的坐标轴上进行了对比。从差距来看，是的，中国模型确实还处于落后位置。至于中国模型能否缩小这一差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算力获取等因素。但实际上中国大模型并没有落后太远。

请不要忘记，美国自2022年起对先进算力实施出口管制已经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 AI 模型在各项基准测试（Benchmarks）中的表现，在许多情况下依然能做到几乎媲美西方主流模型，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由于整个行业正在向推理阶段过渡，加之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施加了重重限制，而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思考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导致当前的整体环境变得极其错综复杂。

问：您认为中国开发的 AI 能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吗？这其中是否存在与国家安全或情报监控相关的潜在风险？

答：首先，我们得把“监控”这一疑虑彻底排除掉。由于这些中国模型是开源的，当它们在美国被使用时，其实是托管在微软或谷歌等主流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Hyperscalers）平台上，或者托管在 Hugging Face 和 GitHub 等社区。

我给你举个切身的例子：我最近下载了 DeepSeek 的一款模型并在我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运行。我是从 GitHub 下载了该大模型及其权重文件，并完全在本地电脑上进行离线运行。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数据会被传回中国，因此 DeepSeek 根本无法窥视我在电脑上做了什么。这正是目前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模型的普遍方式。

要精确评估中国开源模型目前在美国的使用范围有多广，确实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我的直觉是它已经被运用得相当广泛，但主要分为不同的使用类别。比如科研人员，他们需要使用运行成本相对低廉的模型，因此很可能会倾向于选择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Qwen）、DeepSeek 或者是月之暗面（Moonshot）等大模型。Kimi 当前非常火爆，其他中国开源模型也同样大受欢迎，因为它们触手可得、品质极高，且运行成本低廉。

如果你是一家科研实验室，你显然不会愿意向 Anthropic 或 OpenAI 支付昂贵的费用来通过 API 调用模型。相反，你会直接下载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模型，然后在其基础上搭建自己的上层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同样没有任何信息会倒流回中国。你很可能要么在本地运行它，要么将其托管在谷歌、微软或亚马逊（AWS）等超大规模云平台上。

许多美国巨头企业其实也在这样做。例如，爱彼迎（Airbnb）就已经宣布在其一款客户服务应用中采用了通义千问（Qwen）。Perplexity 同样在调用中国的开源模型。

事实表明，许多公司可能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正在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这正是出于你刚才提到的那些顾虑，以及担心这些模型内部是否对特定敏感词设有“内置审查”。然而我的发现是，对于像 DeepSeek 这样的模型，很多所谓的关键词过滤和审查都发生在“运行时（Runtime）”。如果你不是在绑定了这些额外审查机制的中国本土服务器上运行这些模型，而是将其部署在美国的服务器上，你就不会遇到这种审查。

诚然，这些模型在训练时所采用的数据集，相较于美国的数据而言可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过滤。但如果审视它们所接受训练的整体数据集总量，真正被过滤的数据比例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根据你所执行的任务（无论是编写代码还是其他工作），中国模型在训练时是否包含了一小部分被过滤的数据，其实根本无伤大雅。况且，许多中国模型都引入了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这使得它们能够实时检索互联网上的最新信息并加以利用，其中也包括那些未被过滤的信息。因此，这个审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外界放大了。

真正更为核心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在未来将如何看待中国的开源模型。因为无论是在中国海外市场还是更广泛的范围内，这场竞争的一大维度就是争夺围绕这些大模型的“人心/思想份额（Mindshare）”。

如果中国大模型未来在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将会演变成一个奇特的局面：美国的顶级实验室虽然在最前沿的技术研发上保持领先，但它们模型的商业调用成本对多数企业而言过于高昂，导致这些企业最终集体倒向并使用中国的模型。目前，包括英伟达（NVIDIA）在内的许多美国企业正在不遗余力地开发属于自己的开源模型，谷歌也在做同样的尝试。在未来一年里，关键的风向标将是看中国模型能否持续升级，以及在市场上出现几乎同样优秀的替代模型时，美国企业是否还会继续依赖和选用中国的模型。

就目前而言，在开源模型这一层面上，中国模型似乎正处于领先美国模型的地位。前几天小米推出了一款非常出色的小模型；而腾讯在今年早些时候也从 OpenAI 挖来了一位技术大牛来执掌其模型开发业务，他们最新推出的混元3（Hunyuan 3）表现非常抢眼，吸引了业内的广泛关注。

当你审视中国境内的这一动态时会发现，每家巨头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这些模式在如何将 AI 融入自身业务的方式上也各有侧重。就像在美国一样，中国的科技版图也分为两类公司。一类是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在中国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这类似于美国的谷歌、微软和亚马逊。这些企业不仅拥有庞大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同时也在开发供内部业务、自身产品以及更广泛生态使用的大模型。这些巨头的优势显而易见，因为通过将模型部署在自建的基础设施上，它们能够形成极强的成本控制能力。

而另一类则属于纯粹的模型开发商，在中国以月之暗面和 DeepSeek 为典型代表。这些公司并不是云巨头，它们的业务重心高度聚焦于大模型本身的研究开发，并且各自瞄准了不同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s）来推广其产品。这在定位上更类似于美国的 Anthropic 和 OpenAI，彼此的运作逻辑如出一辙。

举个例子，我本人就拥有一部字节跳动的“智能体手机”（Agentic Phone）。就在去年12月，字节跳动推出了一款非常酷炫的智能手机，它在底层设计上就完全植入了原生 AI 智能体功能。你可以直接对手机说：“帮我在成都订一家酒店，再订一张机票或火车票。”手机里的 AI 智能体就会直接代表你完成所有这些高难度的跨平台操作。

但这在去年12月的中国市场引发了一个巨大的争议，因为这个智能体需要获取该智能手机上微信、支付宝等所有其他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而那些巨头公司最初直接屏蔽了字节跳动智能体的接入。直到最近，腾讯才开始逐步对该手机的用户界面开放了一定程度的智能体访问权限。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字节跳动的重心非常明确地放在了这种“应用落地”上：即如何最大化地提升用户体验。TikTok、抖音以及所有让字节跳动名声大噪的应用，本质上全都是由 AI 驱动的，这正是它深耕人工智能的初衷。字节跳动其实并不打算在“谁拥有最顶尖的极限大模型”这一赛道上盲目硬拼。

在这个领域，每家企业通常都有其独特的“利基优势”，这主要取决于它们能获取什么样的训练数据。例如在中国，百度拥有长达20年的沉淀搜索数据，阿里巴巴坐拥所有的物流和电商数据，而字节跳动则垄断了海量的视频数据。所有这些巨头在数据端都各有胜场，因此在如何落地 AI 应用上，它们也持有完全不同的理念。

微信和腾讯在部署 AI 时则显得极为审慎。毕竟，微信拥有高达14亿的庞大用户群，它们绝不想破坏现有的用户体验。因为当下个月我前往中国旅行时，我的手机里必须依靠微信和支付宝，它们绑定了我的网约车、共享单车以及在中国生活所需的一切场景。腾讯和微信要确保这种极其成熟的生态体验绝不会因 AI 的草率介入而被打乱。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市场对 AI 能力的渴求又是全方位引爆的。与美国消费者不同，中国的消费者对获取更酷、更炫的 AI 应用展现出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这里面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两极分化”现象：在中国，大约有80%到90%的消费者渴望拥抱 AI、并期待更多的 AI 创新。但在美国，社会舆论却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公众普遍对 AI 产生恐惧、抵触心理，并强烈呼吁对 AI 进行严格监管。这种近乎“八二开”的民意对比在两边刚好调了个头，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动态。

总体而言，中国消费者倾向于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绝对的正向推动力。在过去20年里，他们亲眼见证了科技如何以一种曾几何时难以想象的方式彻底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对 AI 没有天然的抗拒，中国国内也没有像美国那样，被“AI 最终是否会毁灭全人类”这种宏大的“末日论”（Doomer）思辨所主导。虽然这种担忧在中国部分圈子里确实存在，但它绝非主流声音。

反观美国，像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和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这样的行业领袖一直在公开宣扬 AI 在引发大规模失业等层面的长远风险。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公众对 AI 的整体认知非常负面。相反，中国的 AI 掌门人们往往在向外界传递一种更积极、更乐观的信号，他们不会去吓唬中国的消费者。虽然最近中国社会也开始对失业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但由于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和人口下滑趋势，这个问题在境内的舆论走向与美国截然不同。

问：英伟达（NVIDIA）近期一直在全力推动对华芯片销售。黄仁勋在不久前的特习首脑峰会期间现身北京，美国商务部也早在1月份就批准了将其 H200 芯片销往10家中国企业的申请。然而据报道，由于出于扶持本土半导体产业等核心考量，中方至今尚未下单采购。您如何看待美中之间这种技术贸易密度的提升，以及为什么这一进程在两边都陷入了停滞状态？

答：我们必须把视线拉回到去年12月总统在 Truth Social 上发表的那条帖子，那其实是整个局势发生剧变的分水岭。那次政策破冰直接源于黄仁勋在华盛顿与总统以及白宫顾问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进行的深度游说。

他们当时抛出了一个非常微妙且极具说服力的论点：美国应当允许向中国出口一部分性能稍低的英伟达 GPU，以此来防止中国在硬件源头上彻底走向全面“自给自足”。这个逻辑极其具有战略前瞻性，因为大卫·萨克斯和黄仁勋的核心意思是：“我们必须让中国的开发者继续留留在美国的硬件生态和工具链中，否则一旦逼得他们全盘转移，美国将彻底失去对这批开发者的掌控。”

黄仁勋曾指出，全球几乎有一半的 AI 开发者都扎根在中国，他绝不想将这批庞大的人才红利拱手让给一套纯粹由中国自主研发的 AI 技术栈。因此，当时的辩论焦点在于，美国应该在管制上稍微松绑，允许向中国销售 H200 级别的 GPU——尽管这在技术上已经比最尖端的极限芯片落后了几年。

然而，目前在中国的瓶颈在于，中国政府对此持有完全不同的战略算盘。北京的终极愿景非常明确，那就是让绝大多数中国本土企业最终全面倒向并彻底使用国货。尽管美国近期在政策上做出了微调、释放了 H200，但由于技术更迭实在太快，加之目前的特朗普政府尚未勾勒出一套清晰的长远对华科技政策，未来的风向完全是个未知数。

中方企业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在于：这究竟只是一个“一次性”的权宜之计——让中国企业买到这批 H200 之后就永远与未来更先进的英伟达芯片绝缘？还是说，美方未来会设立一个明确的技术阈值或时间表，届时最尖端的美国技术仍可获准对华出口？

由于政策缺乏透明的预期，这使得中国政府在战略上极度警惕，绝不愿让本土企业继续对美国的技术产生“路径依赖”。这是一个极其拉锯的利益权衡，因为中国绝大多数的 AI 开发者正是通过英伟达的硬件以及 CUDA 软件生态培养起来的。CUDA 是一套门槛极高、极其复杂的开发环境，一旦工程师彻底熟练掌握了这套生态，他们在主观上是极不情愿轻易切换到另一套完全陌生的底层环境中的。

但残酷的现实是，随着美国持续施加技术绞杀，一部分中国企业现在已经做出了清醒的战略误判和切割：它们认定无论通过走私还是远程访问，自己未来都不可能再百分之百指望获得稳定的美国硬件供应。

当然，目前的博弈中还存在另一个复杂变量，即中国企业目前依然可以通过“远程租用”部署在海外的 GPU 来维持运转。例如，它们可以访问位于日本或东南亚数据中心里的 GPU 集群，这些基础设施要么是它们自己的海外实体运营的，要么是由第三方托管的。这也是目前美国国会部分对华硬派正试图全力堵截的“灰色政策漏洞”。

但这其实深刻暴露了美国现有出口管制机制的滞后性——这套机制在设计之初，根本没有预料到如今这种可以通过“远程云端”去访问那些本属于管制硬件的复杂场景。说到底，这是因为美国今天在使用一套最初为了围堵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核技术和化学武器而量身定制的冷战工具，去试图套用并解决 AI 研发这样一个性质完全不同、也复杂得多的前沿课题。

美国真正想要遏制和掌控的其实是中国的“计算工作负载”（Workloads）。但由于走私渠道的猖獗以及大量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转口交易，硬件本身的物理跨国流通是极难被完全锁死的。市场、中国企业以及各种中介机构总能嗅到商机，并想方设法去满足中国本土庞大的算力刚需。美国的政策严管，在设计之初就从未真正具备全面预防这些灵活绕道策略的能力。

当前的半导体大局之所以扑朔迷离，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权力交接期：在未来两到三年内，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大概率将不得不全盘转向一套完全“以中国为核心”的 AI 技术栈。这套生态将由华为的处理器，以及来自壁仞（Biren）、摩尔线程（Moore Threads）和燧原（Enflame）等其他本土新贵设计的 GPU 来共同承载。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本土初创芯片企业的创始人，许多此前都曾任职于英伟达和 AMD，这使得它们在硬件设计和生态兼容性上，天生就与英伟达的硬件及 CUDA 软件有着极高的衔接度。

当前，我们正卡在这个“美中硬件生态全面分化”的奇特转型期中。每一家中国企业在如何将算力分配给模型训练、如何分配给推理部署，以及如何在这些庞大的工作负载中切分计算容量上，都有一套各自为战的算盘。它们在这场战略转型中其实都走得颇为吃力，因为与那些能够无忧无虑规划未来的美国同行不同，中国大模型企业根本无法预知两年后自己究竟还能否拿到先进的算力支持。它们可能彻底买不到英伟达的硬件，而中国本土的产业链届时也未必能百分之百释放出足够庞大且稳定的高阶芯片产能。这直接导致它们在规划未来的技术路线图时，普遍陷入了一种极其被动和焦虑的战略进退两难之中。

问：台湾至今牢牢占据着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最前沿，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极大担忧：一旦中国大陆试图对台启动军事统一，全球的顶尖技术演进都将面临全面停摆的危机。在您看来，台湾应当如何利用好手中这张分量极重的“技术底牌”？而美国又该如何在与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半导体贸易中精准掌舵？

答：我们必须先从宏观上认清美中台三边关系目前所处的总体格局，然后才能准确评估半导体问题在其中产生的深远冲击。从传统层面上看，这一三边关系几十年来一直维系在四十多年前——甚至有些是五十多年前——美中台三方达成的一系列历史性文件之上。这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国国内法层面的《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其中一项明确规定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问题与北京进行事前谈判）。在当年炮制这些文件时，各方都极度渴望能让美中关系在一个良好的起点上破冰。因此，台湾问题以及国共内战引发的历史遗留问题，本质上被采取了“搁置争议、向后推延”的冷处理方式。而自1982年（甚至更早）以来，这个皮球就被这样一路踢了下来。

然而，自1982年至今，台海局势却演变出了当年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戏剧性翻转。回望1982年，台湾只是一个重要但体量相对微小的岛屿。当时它甚至还未走向民主化，依然处于蒋氏政权的戒严独治之下。它虽然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火药桶，但随着双方达成协议，更广泛的双边关系开始全面铺开，台湾问题逐渐退居为美中交往中的次要议题。

可当你一觉醒来切换到2022年，台湾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全球信息技术（IT）经济的绝对震中。张忠谋在20世纪80年代末创立的半导体代工厂——台积电（TSMC），如今已成为全球制造和封装高阶 AI 硬件的核心命门。在1982年，谁能孵化出这样的狂想？根本没有人，对吧？

而到了2026年的今天，正如我此刻在屏幕上所看到的，美国及全球各大证券交易所中数十万亿美元的资本支出与市场市值，如今全盘系于台湾能否作为一个稳定的实体继续存在，全盘指望台积电能够7×24小时全天候运转、源源不断地吐出先进芯片。与1982年的底层逻辑相比，这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全新局面。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上述那些古老的关系框架和历史文件，至今依然是外界在探讨这一议题时的教条基石。政客们总是指着这些文件说：“一切都没有变。美国的政策没有变，北京的政策没有变，台湾的政策也没有变。”但是，心照不宣的事实是，其赖以生存的周边外部环境早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彻底巨变。

我一直坚持的论点是，我们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的思维模型来重新审视这一难题。因为在1982年，把皮球继续往后踢是完全可行且代价可控的；但时至今日，当我们为企业进行诸如“台湾遭受全面封锁”等推演时，其引发的骨牌效应是灾难性的。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对全球经济而言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在技术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去风险”（De-risk）的避风港。

哪怕是退一步看那些相对不那么极端的场景——比如中国大陆仅仅将台湾海峡及台湾上空封锁两周——即使这样，也足以给全球经济带来立竿见影的重创。部分严谨的研究报告评估认为，根据特定衍生因数的计算方式不同，这可能给全球经济造成高达15万亿美元的巨额损失。就在几天前，我还听到有人引用了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但在我看来，这显然大大低估了其真实杀伤力。因为正如我经常指出的，单单英伟达（NVIDIA）一家公司目前那高达约6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值，就百分之百寄生在台湾的防务安全之上。如果台湾明天突然消失，英伟达的股价推测将直接归零，而全美无数退休人员的养老基金也将连带遭到毁灭性重创。

而人工智能（AI）这一维度的接入，让本就错综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加诡谲。正如我前面提到的，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最近发表了一系列随笔，其核心论调竟然是：美国必须全力以赴率先赢得高阶 AI 的军备竞赛，其部分终极目的在于促成威权国家的“政权更迭”——这里他暗示的其实就是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你坐在北京的权力中枢，看到全球最具指标性的 AI 巨头掌门人公然宣称，他们研发高阶 AI 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行颠覆中国的政权；而讽刺的是，这家公司赖以生存的所有 GPU 硬件，恰恰全部是在一个被中国视为自身领土的省份（或根据西方视角所称的国家）制造出来的。坐在北京的决策者看到这里，心里无疑会想：“这真是一个极其讽刺且危险的转折。”我此前曾公开论证过，这正在极大地推高地缘风险，因为这很可能会逼迫中国大陆重新评估并调整其对台政策的战略总算盘。

当然，局势的复杂性在于，半导体并不是中国领导层在定夺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时所权衡的唯一指标。海峡两岸之间还交织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沿革、台湾自身的政治定位、统独走向的底线，以及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时的政治观感等综合变量。因此，半导体、台积电和 AI 如今已经深度楔入了这道方程式，但整个台湾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越了其中任何单一维度的总和。然而，可以笃定的是，这些新兴技术变量至少在客观上大幅拉高了台海的引信风险。

另一个推波助澜的变量是美国的出口管制。华盛顿全面施加的技术绞杀，强行将台湾与台积电拽入了这场大国对抗的漩涡。随着美国管制法令的触角向海外实施“长臂管辖（Extraterritoriality）”，其直接后果是，大量中国顶尖的科技巨头再也无法将设立在台湾的台积电作为其芯片的代工基地。对于北京的领导层而言，当看到本土企业被强行剥夺去使用一个他们认为是本国领土之上的制造基地时，这在战略上显然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由此可见，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完全跳出既定窠臼的全新危机处理机制。目前，华盛顿传统的建制派外交精英们抛出的核心解药，无非是源源不断地武装台湾、并极限推行所谓的“军事威慑”政策。但在我看来，这种企图通过武装台湾来吓阻中国大陆的思维，简直幼稚得令人感到危险。因为台湾不是乌克兰，中国更不是俄罗斯，两者的底层逻辑完全没有可比性。其历史渊源大相径庭，且台湾在战略地理上其实是“无从防守”的。

只要你亲自去一趟台湾，实地看看那些星罗棋布在西海岸的晶圆厂，坐上高铁从新竹一路切入台南，你就全明白了。那条极其狭长的地带，就是统治当今世界 AI 命脉的震中。它不像乌克兰，乌克兰好歹拥有广袤的战略纵深可以充当缓冲区，并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本土防御。在台湾面对绝对的军事压制时，这种防御模式在战术上根本无法复制。

当然，我不否认地缘上确实需要维持某种形式的威慑，但我更想强调的是，威慑必须与“战略保证”（Assurance）并轨而行。台湾问题绝不存在任何军事层面的终极解药。如果你仔细核算过各方的推演数据，就会发现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本质上就等同于亲手引爆全球经济的末日炸弹。这绝不应该成为政策选项。

遗憾的是，当前华盛顿的决策思维完全被死死禁锢在传统“威慑”的冰冷框架里，根本无法进行建设性的逆向思考。我此前曾提议过，各方或许需要共同构思并达成“第四个联合公报”。我们需要探讨是否可能与中国大陆、台湾达成某种全新的战略共识，将台湾塑造为一个“全球公地”（Global Commons）。这在操作上无疑会极其棘手，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全面松绑那些出口管制法令，而且各方必须在 AI 领域达成某种制度性互信，从而彻底将“美国将台湾作为硬件基地来颠覆中国政府”这一具有高度威胁性的危险企图从谈判桌上拿掉。同时，两岸及中美之间也需要配套推行大量的信任构建措施（CBMS）。

我深感忧虑的是，按照目前各方相互试探、切香肠的危险走向，我们很可能会被裹挟着推向一场围绕台海的正面冲突，随之而来的将是难以估量的巨大经济灾难、政治动荡、军事对抗以及社会撕裂风险。

最理想的结局应当是让科技变量本身——即 AI 革命以及台湾在其中所占据的核心枢纽地位——反过来充当促进台海问题和平解决的催化剂。在最优方案下，海峡两岸及国际社会应当达成一种清醒的共识：台湾由于太过珍贵，各方根本承受不起为了它而大打出手、乃至将其彻底毁灭的代价。任何试图用导弹彻底摧毁新竹那些晶圆厂的疯狂念头，在理智上都是极其荒谬的。同样，正如华盛顿部分极端鹰派在私底下所叫嚣的那样——宣称一旦局势走向特定结局，美国应当主动炸毁台积电晶圆厂——这种所谓的“焦土策略”在我看来同样荒谬绝伦，且天真得令人发指。你竟然要去炸毁支撑你本土所有顶尖科技巨头存活的台湾芯片命脉，这究竟能换来什么战略回报？难道仅仅是为了防止中国大陆获取先进半导体吗？

目前在这一议题上，决策层显然缺乏足够打破常规的逆向思维，导致我们被死死扣在了当前的危险死循环里：北京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台北见招拆招做出防御部署，美国国会疯狂叫嚣提供更多武器，而华盛顿的对华鹰派则不断为极限威慑推波助澜。这种螺旋上升的对抗链条是极其危险的。然而不幸的是，目前政坛上几乎听不到任何呼吁改弦更张、寻求替代路径的理性声音。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美中台三方对当前陷入死胡同的现状进行全盘的颠覆性重构，并深度评估半导体与人工智能对这道地缘方程式所产生的决定性变数。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科技命门总是被主流政治辩论视为微不足道的次要细枝末节；传统的政策博弈习惯性地忽略了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核心——即深藏在地缘危机底层的半导体维度。而我相信，如果我们继续在台海局势的宏大叙事中对此类战略盲区视而不见，其最终引发的恶果，将是整个国际社会都无法承受之重。

问：我很好奇这种博弈将如何延伸到美中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上。随着关税战的打响，我们看到了对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效应的骤然抵制，尤其是在稀土和关键矿产领域，这也让人们意识到美国市场在中国拥有多么庞大的利益裹挟。在关税政策的后续余波以及现任政府的治下，您认为美中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这对未来几届政府的相互依存关系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稀土问题确实彻底暴露了美国方面存在的一个巨大战略盲区。如果你打算开始将供应链“武器化”——这一趋势始于拜登政府，并在第一任特朗普政府时期也初见端倪——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这种武器化的终点在哪里？终极目标是什么？你又该如何防止局势走向失控？

显而易见，中国政府深知本土企业在稀土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并曾在2010年短暂对日本使用过这一杠杆。然而，直到美国在2022年10月祭出极其严厉的出口管制法令之前，北京其实并未真正下定决心全面武器化这一能力。美方当时的那轮管制是具有毁灭性扫荡效果的，因为它们直接锁死了半导体行业的核心命门——不仅针对 GPU 芯片，还切断了制造半导体所需的关键设备。

在北京的视角来看，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家安全争端，而是剥夺了中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权”。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4月与拜登总统会晤时，以及同年晚些时候的 APEC 峰会上，都曾将此明确划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他严正论证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权是一条与台湾问题具有同等分量的红线。这就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管制做出的核心战略回应。

自那之后，我们见证了中方对关键矿产实施了密集的追加管制，并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利器，包括《反外国制裁法》和《阻断办法》。随后在2025年4月，中国全面落地了针对重稀土的广泛出口许可制度，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效应。到了2025年10月，中方对稀土的监管再度升级，其法令触角甚至延伸实施了“长臂管辖”，全面覆盖了稀土、关键矿产以及相关加工设备。而在今年（2026年）早些时候，国务院更相继推出了第834号、835号和837号行政指令，从更高层级构建了一套系统性的战略框架，用以全面对冲其眼中西方对全球供应链的武器化围堵。这些指令实际上为中国反制这类制裁措施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制度支撑。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双方都有能力对彼此经济造成重创的危险临界点。当中国在去年4月悍然收紧稀土出口时，底特律一家福特汽车（Ford）工厂的磁体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宣告断供，导致其明星车型福特探险者（Ford Explorer）直接被迫停产。在过去一年里，双方在稀土问题上陷入了拉锯式的博弈，因为中方在发放出口许可证时显得极其审慎，虽然发放了大量许可证，但在速度和广度上都卡得非常严格。中方正在精准掌控诸如“钇（Yttrium）”这类对航空发动机和半导体制造设备至关重要的稀缺材料。同时，它们也在严格控制钴基磁体（Cobalt-based magnets）的出口，而这是从汽车工业到军工防务系统等无数核心应用中绝不可或缺的命脉。我们正处于这种双方都将供应链作为武器相互绞杀的奇特困局中。这场博弈究竟要在哪里收尾？我们又该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这种绞杀甚至已经开始波及到 AI 供应链。路透社（Reuters）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磷化铟（Indium phosphide）”的深度报道，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关注过这种材料。而我们因为长期在这个领域深耕，早就洞察到了这一风险。磷化铟属于那种极其生僻、极少有人能真正搞懂的冷门技术，但它偏偏是光子学（Photonics）供应链中无可替代的核心环节。

美国目前正执念于构建一套全盘自主可控的“美中脱钩版 AI 技术栈”，但现实是，这套技术栈的硬件骨架事实上横跨了台湾、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其中大量的核心上游原材料百分之百源自中国。这些投入品既包括光子学不可或缺的特种材料（如磷化铟），也包括大量看似不起眼但同样致命的基础部件——比如变压器、功率半导体和涡轮叶片，这些产品的供应链中都流淌着极高含量的中国工业血统。我们残酷地发现，华盛顿政客鼓吹的“美国可以与中国彻底脱钩、并凭空打造出一套完全独立的科技栈”的宏大叙事，在现实中不过是一场虚无缥缈的幻市蜃楼。一旦你把台湾的变量也加进来，这场幻景就会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不可否认，将一部分制造业“回流（Onshoring）”到美国本土是有益的，这确实能创造部分就业岗位，并在一定程度上稀释对台湾防务的过度依赖。但这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供应链深度“相互依存”的底层顽疾，而稀土问题正是这一顽疾最典型的活标本。

事实证明，高阶半导体的出口管制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绝对死穴”，因为它的封锁效率在现实中打折得厉害——大概只有50%到60%的拦截率；相反，中国牢牢扼杀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及关键矿产供应链，这才是真正一剑封喉的终极卡脖子武器（Chokepoint）。美国在政坛上率先点燃了将“战略死穴武器化”的引信，但放眼全球，只有中国手里才握有真正能够让对方窒息的绝杀王牌。

然而，华盛顿的不少政客至今仍未能清醒地接受这一现实，决策层内部依然弥漫着某种程度的病态否定与逃避心理。我们的一位大客户近期与几位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进行了深度闭门会谈，令人震惊的是，哪怕是在地缘对抗已经演进到如此严峻的晚期阶段，这些高官竟然对美国在这些关键材料上对华的深度依赖一无所知。这让我感到匪夷所思。

这恰恰无情地暴露了一个事实：华盛顿高层普遍处于一种虚妄的抗拒状态中，满脑子寄希望于美国能在短短一两年内彻底戒断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这在工业常识上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痴人说梦。中美两个大国必须找到一种共存之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将其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或稀土关键矿产供应链做到百分之百的彻底剥离与去风险。强行推进这种切割将燃尽天文数字般的财富，耗费整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并造成极其恐怖的资源浪费。

在此期间，全球的企业被迫陷入了极其煎熬的夹缝之中，因为它们往往根本毫无选择。要么在中国国境之外根本找不到任何可替代的稳定供货源，要么中国大陆随时一个法令就能彻底斩断它们目前赖以生存的唯一血脉。

举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家极度依赖中国进口钨粉（Tungsten powder）的日本企业，由于中国近期为了对冲美国制裁而全面收紧了出口严管，这家日企已经连续几个月无法获得任何钨粉原材料。而日本之所以被无端卷入这场无妄之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首相此前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了一些越界的政治言论。这家日本企业恰恰是台积电、三星（Samsung）和 SK 海力士（SK Hynix）等全球顶级晶圆厂的核心上游供应商。就在本月晚些时候，该公司已经正式向这些芯片巨头发出紧急通报，警告称其用于制造高阶半导体必不可少的核心衍生产品即将面临彻底断供。

我们必须对这种“在完全看不到战略终局的情况下、盲目滥用并依赖‘卡脖子’技术绞杀”的自残政策进行全盘的颠覆性反思。我和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积极奔走，试图为当前的僵局寻找一条体面的退路，但现实极其举步维艰，因为两边的政治对抗烈度已经烧得太高了。美中之间如今几乎毫无政治互信可言，中日之间的信任资产也同样荡然无存。

事实无情地证明，一旦你踩上了这条由大国对抗驱动的自残跑步机，想要在半途安全抽身将变得异常困难。我们迫切需要在全线引爆更大规模的连带附随损害（Collateral damage）之前，共同构思出一条紧急刹车的可行路径，把各方从这台疯狂运转的战争机器上解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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