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东亚各国之间能友爱相通,东亚共同体终将实现。而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其一在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关于这一点,正如我刚才所说,日本应当履行无限责任;其二则是高市首相关于“台湾有事”的言论。
[编者按:本文是日本第93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第三届亚太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上的主旨发言。该论坛由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和晨曦基金(The Chancy Foundation)会共同主办,于2026年7月17日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举行。鸠山首相在演讲中谈到了自己为构建东亚共同体付出的努力和让这个愿望变成现实所面临的巨大障碍。作为前首相,他对现任首相直言不讳的批评也给与会者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提出的理念也正是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毕生追求的理想。本文由Gemini翻译成中文,编辑做了润色。】
今天,我谨对卡特中心与晨曦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东亚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在早稻田大学盛大开幕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卡特总统是一位热爱和平、重视人权的大总统,但他在1982年创立卡特中心之后的成就尤为显著。特别是在美古关系恶化之后,他是首位以美国前总统身份于2002年访问古巴并与卡斯特罗主席举行会谈的人。由于这些卓越贡献,他于2002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等同于卡特中心荣获了该奖项。
此外,早稻田大学在其创办初期,我的曾祖父和夫曾担任过校长,这让我感到一种奇妙的缘分。和夫的长子鸠山一郎,其政治理念正是源自理查德·库登霍夫-卡莱吉伯爵(Count Richard von Coudenhove-Kalergi)的“友爱”哲学。卡莱吉伯爵于1947年创立了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最古老的组织——“泛欧洲联合”。伯爵的泛欧洲主义在二战后孕育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历经坎坷,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欧盟,使整个欧洲在事实上成为了“不战共同体”。我希望效仿这一模式,以日本、中国、韩国以及东盟国家为中心,构建“东亚共同体”,使东亚成为不再发生战争的不战共同体。
有人批评说,欧洲各国的国土规模、经济实力、政治体制、民族和宗教等条件相对均衡,因此建立共同体是可能的;而东亚国家规模与经济实力悬殊,政治体制各异,民族和宗教也大相径庭,因此这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我相信东方有着“以和为贵”的思想,既然欧洲能够做到,东方就没有理由做不到。习近平主席也曾指出,不仅是东方,整个世界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是友爱的精神所在。
我将“友爱”定位为国家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与“相互扶助”,并提出了“友爱的主权”这一理念,即履行“共生”——亦即“为了共同生存而承担责任”。我本人创立了东亚共同体研究所,屡次访问中国、韩国等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殖民统治表达道歉,并持续开展和解活动。因为战败国所承担的是“无限责任”,例如不能因为支付了一定数额的赔偿金,就由战败国单方面声称问题已经解决。我认为,在遭受侵略的中国和遭受殖民统治的韩国等国主动表示“不再追究责任”之前,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反省与道歉的心态。我相信,唯有当他们产生这样的心境时,东亚共同体构想才能迎来实质性的推进。因为我坚信,对过去承担责任的伦理,才是构建民主主义未来的基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世界许多领导人之间所缺乏的,恰恰正是对“友爱的主权”的践行。
主权国家固然有保护本国国民的责任。但与此同时,在行使该主权时,也理应负有“不无端伤害他国国民尊严”的责任。“友爱的主权”正是一种试图同时承担这两项责任的态度。具体而言:
- 在思考本国安全保障时,亦要顾及周边国家的顾虑与历史经验。
- 在追求经济利益时,绝不忽视他国的贫困与环境负担。
- 不单靠同盟或军事力量平衡来谈论和平,而是建立让整个地区“共同生存”的机制。
我想将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称为“友爱的主权”。近代主权国家建立在“本国事务由本国决定”、“不受他国干涉”这一大原则之上。从历史来看,这在防止国内专制、促进国民国家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气候变化、传染病、巨大的贫富差距、战争以及难民问题等,积攒了大量仅靠单一主权国家无法解决的课题。尽管如此,如果各国仍高举“本国优先”相互竞争主权,整个地球的可持续性将会丧失。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主权本身的内涵。从“用于排斥他国的主权”,转变为“用于实现共生与友爱的主权”。这就是我所说的“友爱的主权”。
话说到这里,纵观全球,以主权之名施行的暴力正在各地发生。在乌克兰战争中,俄罗斯对北约东扩感到威胁,以“主权”之名主张本国的安全保障与势力范围,从而采取了军事入侵。而支援乌克兰的西方各国,也高举“国家主权”与“维护国际秩序”的旗帜持续提供军事援助。在此,双方都在主张“主权”与“正义”。这正是排中律(非黑即白)的体现。然而,其结果却是无数生命的消逝,人们的生活毁于一旦。面对这一现实,我认为我们被赋予了一道考题:究竟该如何重新思考“主权”?
关于这一主权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曾严厉批评道:“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不是主权国家,也不是独立国家,即使过了80年依然被美国占领,北约各国亦是如此。”他指出日本和北约诸国算不上独立国家。再过19年,日本就将迎来战后100周年。难道在战后100年之际,以冲绳为首的许多日本领土上依然要存在美军基地吗?日本的飞机至今无法在自己首都的上空自由飞行。这样的国家,别说是“友爱的主权”了,真的能被称为具有真正主权的独立国家吗?
此外,关于美国攻击伊朗一事,萨克斯教授也表示:“设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声称伊朗是攻击者。这简直是黑白颠倒。因为他们绝不可能对占领自己国家的势力说出真相。”事实正如他所言。正如大家从高市首相访美时所看到的那样,日本政府至今不仅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反而声称伊朗企图拥有核武器,发表了仿佛过错全在伊朗的言论。
我曾于2011年访问伊朗,当时的内贾德总统表示,伊朗与日本一样,主张和平利用原子能。但由于美国不相信这一点,他当时表达了想要中断谈判的想法。我记得当时我劝说道,日本过去也因为美国难以置信而花费了很长时间,希望伊朗一定要保持耐心、继续努力。此后,伊朗确实坚持了谈判,并于2015年与伊核问题六国(P5+1)达成《全面协议》(JCPOA),当时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之后,直至去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之前,伊朗一直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在此次袭击中身亡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其教义本身就是禁止持有核武器的。因此,“存在迫在眉睫的核威胁”这一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以核武器为由攻击伊朗的正当性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攻击中暗杀了本就禁止核武器的哈梅内伊领袖,这难道不是以色列和美国的重大失策吗?
6月17日,伊朗与美国签署了旨在全线停火与缓解紧张局势的谅解备忘录,规定设立60天的谈判期限就核问题等达成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原本也预定在7月中旬实现,但如今两国已再次陷入空袭与报复的恶性循环,伊朗重新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则主张征收高额通行费放行船只。目前双方正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我祈祷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会沦为废纸。
从“友爱的主权”视角来看,主权不应站在追求“本国完全胜利”的排中律立场,而应站在寻求“为了共同生存而妥协与和解”的容中律立场来行使。如果没有将对方国民的尊严也纳入考量的安全保障思维,战争就无法停止。从友爱的主权的视角来看,主权绝非“屈服对方的权利”,而是“为了与对方共同生存而克己自律的责任”。如果不拿出“我方亦有大义,但即便如此,仍愿退后一步”的决定勇气,暴力就难以止息。虽然让战争当事国浸润友爱之心看似极其困难,但理解友爱主权的调停者,必须向战争当事国阐明“与对方共同生存”的重要性。原本这一角色应由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友好关系的日本来承担,但在追随美国的高政权统治下,这已无从奢望。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主权究竟应当基于何种价值观来行使?是将“主权在民”局限于本国优先的“国民统治国家的权利”?还是将其升华扩展为“国民之间、进而与他国国民共同生存的责任”?我想将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称为“友爱的主权”。
乌克兰与伊朗的战争,宣告了局部战争影响全球的时代的到来。其结果是,许多国家正在快速增加军事预算。现任日本政府也以“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为借口,将原本占GDP约1%的防卫费提高到了2%,甚至令人担忧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增至3%以上。
然而,威胁 = 能力 × 意图。如果我们单方面提升军事能力,对方自然也会提升能力,结果反而可能导致对方带来的威胁进一步加剧。关键在于削减对方攻击我方的“意图”。为此,需要通过对话等方式努力建立与对方的信任关系。政府间对话固然好,民间交流也同样重要。相互尊重、承认彼此差异并加深理解,在必要时互补互助。只要友爱之心相通,就无需徒然提升军事力量。
若东亚各国之间能友爱相通,东亚共同体终将实现。而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其一在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关于这一点,正如我刚才所说,日本应当履行无限责任;其二则是高市首相关于“台湾有事”的言论。高市首相发表了被解读为“台湾有事之际,日本将与美国合作支援台湾并与中国交战”的言论,触怒了中国。这一言论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时的约定大相径庭,只要高市首相不撤回该言论,中日之间真正的和解就绝无可能实现。
照此下去,世界恐将因主权的碰撞而无法消除战争,我也深切担忧东亚共同体会因日本的自私自利而悬在半空。
我们是要继续固守“只要能守住本国就好”这种排他性的主权思维?还是敢于迈出一步,迈向在保护本国的同时也守护他国国民尊严的更高层次的主权?我认为,当下这个世界正迫使我们每一个人做出这一决断。
然而,我绝不放弃。我希望借此契机,将“友爱的主权”推广至全世界,愿整个世界都能成为“不战共同体”;同时也希望东亚共同体能够与欧美的各位携手合作,共同迈向“世界共同体”之路。聚集在卡特中心和平论坛的各位,为了履行对世界民主与和平未来的责任,让我们携手同行吧!

鸠山由纪夫简历
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1947年—),日本第93任首相(2009—2010年在任),也是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的首位首相。出身于政治世家(其祖父鸠山一郎亦曾任日本首相),毕业于东京大学,后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学博士学位。他在政治上高举“友爱”哲学,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主张摆脱过度的“对美追随”,推动日本走向更加重视亚洲的多元外交政策。
在中日关系方面的突出贡献与姿态
- 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确立重视亚洲的外交主线: 执政期间,鸠山打破以往自民党政权“日美同盟唯一”的单一框架,主张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构建深化经济与人文合作的“东亚共同体”,力求实现区域合作与和平共处。
- 直面历史责任,勇于反省与道歉: 卸任首相后,鸠山依然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与民间交流。他主张日本对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承担“无限责任”,并多次访问中国:
-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13年专程前往祭奠默哀,公开表达深刻反省与歉意;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多次参访并对受害者致歉,坚决反对参拜靖国神社。
- 深化交流,促进两国民间与学术合作: 创办“东亚共同体研究所”并亲自担任理事长,频繁往返于中日两国间开展学术研讨、民间对话与和平倡议,在促进中日民间互信、化解矛盾、推动两国关系回暖与健康发展方面作出了持久且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