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本期对犹他大学助理教授、地缘政治经济学者杰西卡·迪卡洛（Jessica DiCarlo）进行了专访。 迪卡洛长期致力于“全球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及美中竞争的研究，主张通过田野民族志将底层案例与全球进程相联系。她指出，“全球中国”并非北京单方面自上而下的霸权扩张，其在“全球南方”的项目往往深受东道国自身发展需求的影响，并与西方早期的资助项目具有延续性。因此，“全球中国”的含义在不同地域与规模上呈现出高度的差异性与复杂性。

一、 作为关系与过程的“全球中国”

Isobel Li： 您的许多工作都聚焦于“全球中国”，并将其视作一种关系和进程的组合，而非严格的地缘政治边界 。您能详细阐述一下这个概念以及“全球中国”的“路径”吗 ？此外，传统上理解“全球中国”和中国主导的发展模式的方法，在哪些地方存在局限 ？

杰西卡·迪卡洛：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是：不要再把“全球中国”简单地看作是中国以北京为中心、自上而下向外延伸的一个统一、固定的项目 。 在我的研究以及该领域许多杰出学者的工作中，我们较少将“全球中国”视为一个有边界的国家项目或实体，而是将其视为一系列的关系、进程和路径 。这些关系和路径以高度不均衡、充满博弈且往往出人意料的方式将中国与世界连接在一起 。

你提到的那篇论文《全球中国的六条路径》（Six paths of Global China），是我与梅雷迪思·德布姆（Meredith DeBoom）合著的 。我们在文中指出，“全球中国”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充满博弈的“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ry），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客体 。 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不仅是“全球中国”是什么，更包括“全球中国”是如何被理解的、被谁使用和引用、以及出于什么目的 。

从基础设施项目、人口迁移，到贸易、教育交流、物流网络、数字平台、金融以及环境治理等方方面面，“全球中国”正在被不断形塑 。它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中国政府或“一带一路”倡议（BRI），尽管这些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全球中国”可以表现为老挝的多个陆基项目及其随之而来的大量工人，可以表现为赞比亚中资矿场及其带来的环境影响，可以表现为跨越大陆的物流走廊，甚至可以表现为重塑人们对中国及其世界角色认知的数字平台 。

在文章中，梅雷迪思和我确定了人们使用和理解“全球中国”的六种重叠方式（或称路径）：他者（Other）、融入（Integration）、桥梁（Bridge）、地位（Status）、威胁（Threat）、替代方案（Alternative） 。

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是泾渭分明的类别，而是人们用来理解中国与全球关系的不同框架 。有些人将中国视为生存威胁；有些人将其视为南南合作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桥梁；还有些人则通过资本主义融入、供应链、发展金融、甚至是替代性世界秩序来理解全球中国 。“全球中国”呈现出什么样貌，完全取决于你所站的立场。

至于传统方法的局限性，我认为传统视角往往会抹杀我们在论文中所努力展现的那些张力 。关于中国主导的发展讨论，往往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将其颂扬为西方发展模式的仁慈替代方案，要么主要将其描绘成地缘政治威胁 。这两种叙事都忽略了“复杂混乱的中间地带”（messy middle ground），而这恰恰是“全球中国”在现实中被协商、即兴应对和切身体验的地方 。 这些现实很少能完美契合任何一种宏大叙事 。

此外，传统的分析框架倾向于过度夸大国家政策的协调性，而低估了中国内部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 。重申一下，“全球中国”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完全是由国家主导的 。在政策话语中，人们往往倾向于假设北京对所有事情都有一个宏大的总体规划——从港口到大坝再到任何项目 。但实际上，我们需要考虑到广泛的行为体，比如各部委、国有企业、地方省级行为体以及金融机构 。这些力量交织在一起，往往导致项目呈现出高度即兴和碎片化的特点 。

更广泛地说，我倾向于将“全球中国”视为一个既跨国又具关系性的存在 。它的崛起不仅与中国国内的发展紧密相连，也与延伸至国家边界之外的全球资本主义历史、帝国主义以及政治历史息息相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全球中国”特殊化（exceptionalize）——因为无论是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导向型发展还是债务，其中许多实践都深植于更漫长的历史和地方政治之中 。

因此，这些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 。梅雷迪思和我建议，我们的任务不是将“全球中国”视为一种反常现象（anomaly），而是要审视它如何既反映又重塑了更广泛的结构，例如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地缘政治对抗或不平衡发展 。我们的希望是提出问题，并跳出简单的“威胁与机遇”二元对立，为从关系性和政治敏感的角度理解中国在世界上不断演变的角色腾出空间 。

二、 多维视角下的全球化与“国家定位”

Isobel Li： 中国经常被讨论为一个“全球化故事”——先是向全球化开放，随后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力量 。但在哪些方面，“全球中国”挑战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既有假设 ？

杰西卡·迪卡洛： 我认为“全球中国”挑战了传统全球化观念中一些最基本的假设 。它显然与全球化有着极深的联系，但绝不是我们通常听到的那种简单的线性关系。主流的叙事是中国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隔绝，随后通过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并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最终自己也成为了一股全球化力量 。这个叙事有其真实的一面，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特定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理解方式 。

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方式来思考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 。例如，回到《全球中国的六条路径》，我们试图动摇这种传统叙事 。首先，中国从未真正与世界隔绝 。 早在加入世贸组织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中国就已经通过社会主义干预、冷战时期的团结（同盟）、移民网络以及南南合作，与全球保持着长期的交往 。认为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或2000年代突然“走向全球”的观点，反映了一种特定的地缘政治假设，即只有当行为体符合（通常是西方的）制度、优先事项或标准时，其“全球性”才会被认可 。

同时，“全球中国”也挑战了“全球化本质上是自由化、模糊边界或趋同”的假设 。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全球化理论都设想，通过共同的自由主义规范，世界将变得更加融合、民主和国际化 。然而，尽管中国已经深度嵌入全球资本主义，它依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党国体制，推行扩张性的工业政策，并保留了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这种融合并没有按照西方预期的那样带来制度上的趋同 。

第三个启发是关于“什么才能被算作全球化” 。 “全球中国”的视角挑战了全球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纯经济视角” 。我们在文章中写到的路径之一——“全球中国作为桥梁”——涵盖了教育交流、移民、艺术合作、海外华人网络，甚至包括宗教和旅游纽带，这些都是日常层面的相遇 。在那些聚焦于国家、贸易流或地缘政治的主流全球化叙述中，这些连接有时会被忽视 。然而，“全球中国”同样诞生在法庭、翡翠市场、建筑工地、大学以及世界各地的社区中 。将“全球中国”作为一面镜子，能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全球化中这些鲜活的、关系性的维度 。

我认为当下这个节点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有趣，因为全球化本身正在被重构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对抗、制策、回流（reshoring）、扩张性工业政策和供应链安全化的时代 。“全球中国”不仅是过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产物，它也存在于一个因竞争和安全考量而导致全球化正在碎片化和重组的世界中。因此，我认为中国既嵌入在全球资本主义之中，同时在这些相同的全球化网络中被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 。

总而言之，我认为“全球中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谁有权定义“全球”，以及谁能被承认是全球行为体 。 “全球”一词往往被等同于西方、或西方的机构与认可；甚至连说出“全球中国”这个词，都隐含了一种带有西方视角的审视 。我们为什么说“全球中国”，而不说“全球美国”或“全球日本” ？“全球中国”这个术语本身，就揭示了全球化在被构想和叙述时所内置的某些假设 。

但与此同时，中国在绿色技术、发展金融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日益增长的全球角色，无可否认地正在塑造着这个世界 。因此，我认为问题不再是中国是否正在融入全球化秩序，而是它如何重塑全球化本身，或者是否正在催生出完全不同形式的“全球性”（globality） 。对我而言，“全球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洞察全球化的矛盾性、不平衡性和博弈本质——既包括它是如何形成的，也包括它在今天是如何被改变的 。

Isobel Li： 说到认清我们使用的不同术语以及这些术语背后的假设，中国目前仍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拒绝承认这一标签 。中国庞大的全球发展举措是如何影响人们对其“定位”（positionality）的认知的 ？您能否分别从美国、东道国政府，以及受到这种“南南合作”影响的更微观社区的角度来谈一谈 ？

杰西卡·迪卡洛： 我对这种张力非常感兴趣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主要的投资和工业生产来源 。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继续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和发展中国家，并利用彼此在历史上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发展不足的共同经历来建立联结 。这些主张对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修辞上的策略，它们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并持续塑造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自我展现 。

首先，中国当今的全球角色与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是分不开的 。在《全球中国的六条路径》这一框架中，我们指出的一个张力，恰恰就是“中国作为南南团结的行为体”与“中国作为大国”这两种身份的并存 。对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主张是一套更广泛的政治和历史叙事的一部分，不应被轻易忽视 。从“百年国耻”到区域发展不平等，再到该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这些因素至今仍是中国领导人理解自身世界地位的核心 。

然而，在许多西方决策者的眼中，中国继续自称为“发展中国家”被视作是不合法或投机主义的 。他们认为，中国不能一边在世贸组织（WTO）等国际机构中享受与发展中国家身份挂钩的优惠待遇，一边又作为一个拥有巨大工业产能或借贷影响力的全球超级大国来运作 。在美国的政策话语中，这往往会进一步加剧关于不公平竞争、国家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政治力量的宏大叙事 。结果就是，中国的发展融资频繁地被放在地缘政治扩张或霸权野心的显微镜下审视，而不是被放在南南合作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这自然也就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竞争 。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东道国（受援国）政府，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政府在与中国接触时都表现得相当务实 。中国资金和项目之所以通常具有吸引力，是因为从历史来看，它们的交付速度相对较快，且不带有很多西方捐助国或国际金融机构所附加的那种公开的政治或经济条件 。同时，来自中国的官方话语将这些关系框定在“共同发展”、“不干涉内政”、“南南合作”和“生态文明”的框架内 。这些叙事极具影响力，并直接影响了各国政府或企业决定如何与“中国”互动 。当然，东道国绝不是在完全由中国主导的条款下被动接受中国的倡议或项目的 。

在我的所有研究中，我试图强调的一点是：这些关系是经过协商、博弈并受到地方政治形塑的——它绝对不是一个严格自上而下的过程 。 各国政府都在战略性地与中国互动，以推进其自身的发展或政治目标，并经常在中国与印度、日本、欧盟和美国等其他大国之间维持平衡 。在我和李·琼斯（Lee Jones）、沙哈尔·哈梅利（Shahar Hameiri）、塞斯·辛德勒（Seth Schindler）以及伊利亚斯·阿拉米（Ilias Alami）的合作研究中，我们将其描述为“多元对齐”（polyalignment，或译多元结盟）：许多国家并不是在不同阵营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通过同时培养多个外部合作伙伴来保持自身的灵活性 。

你刚才还问到了那些生活在项目具体影响中的社区的看法 。其实很难用一个宏观的“社区”来概括，但我可以说，普通人很少把“全球中国”体验为一个抽象的地缘政治项目 。他们是通过具体遭遇来体验它的：比如通过一座特定的大坝、一座矿场、一个工业园区，或者一个新建立的市场 。

基础设施供应链显然可以带来道路、电力、就业和各种形式的联结，但它同时也可能引发劳资紧张、人口流离失所或债务担忧 。因此，与国家主导的“友好合作”叙事或西方危言耸听的“威胁”叙事相比，地方民众的看法往往更加矛盾和复杂 。

所以我想说，中国的全球发展举措往往会打破传统的分类标签 。中国既曾是发展援助的接受国，又是如今的主要资助国；它深度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同时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提出批评；在许多方面，它既是全球南方的一个行为体，又是一个全球性大国 。我们与其强行将中国归入某一个类别，不如去关注这些类别之间的张力，因为它们能告诉我们关于中国当代世界角色的重要信息，以及21世纪的发展模式、权力结构和全球不平等是如何被重新构建的 。

三、 “政治奇观”背后的日常微观博弈

Isobel Li： 在您的著作《一带一路倡议的奇观背后》（Behind the Spectac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中，您描述了在“一带一路”宏大进步叙事之下交织的复杂关系与政治 。您能否多分享一些引导您做出这一分析的田野调查经历 ？期间有没有什么时刻真正令您感到惊讶或挑战了您的既有认知 ？

杰西卡·迪卡洛： 绝对有，我的观点经常受到挑战 。从长期的、基于民族志的基层田野调查中，我学到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你的假设往往被证明是不完整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准确的 。 这也是我如此坚持这些方法的部分原因 。当你连续数年回到同一个地方时，你就会开始看到那些在政策或媒体对话中被一笔带过的多重复杂性 。

其中一个挑战我既有假设的，是老挝当地人谈论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方式 。在开展田野调查之前，我预计人们的对话会围绕“中国”本身展开——比如主权、影响力、依赖性或地缘政治问题 。这些担忧确实存在，但主要存在于首都的某些精英或决策者之中 。

然而，在我沿着铁路走廊进行田野调查的许多地方，民众更关心的通常是土地征收、补偿款、就业机会或地方官员的行为 。 换句话说，他们的怨气通常直指他们已经打交道多年的“地方治理动态”，而不是“中国” 。这些经历促使我重新思考“中国对立于东道国”的固化观念，并去密切关注内部政治和日常形式的协商——这往往比贴上一个“中国项目”的标签更能说明问题 。

另一个让我感到惊讶的方面是中国工人的经历 。 鉴于有关“全球中国”的文献研究，这本不该让人意外，但亲眼看到中国工人的处境以及他们对发展的亲身体验，仍是令我始料未及的 。这些项目是由成千上万个鲜活的个体组成的，而他们的经历很少进入宏大叙事的视野 。

在老挝与中国边境的一个经济特区里，我花了大把时间和工人们待在一起 。我被他们的一种行为深深吸引：他们不仅是在建造基础设施，同时也在“表演发展”（performing development） 。 在投资者或官员造访期间，工人们会精心布置出豪华与繁荣的展态，以营造出一种“未来的繁华都市已近在眼前”的景象 。但同时，他们日常生活的脆弱性（precarity）也深深震撼了我，工作节奏的巨大波动让他们疲惫不堪——工人们有时一天只需要工作1个小时，有时却要工作长达17个小时 。去关注中国人是如何在日常层面上嵌入并构建这些项目的，让我对发展的产生、呈现和基层生活方式有了不同的思考 。

不过，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时刻，是当时我正和一位老挝妇女坐在一处正在施工的铁路附近，她转头问我们的研究团队：“什么是‘一带一路’（BRI）？”

这个问题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它打破了我们习惯将“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万能标签去解释所有相关项目的假设 。但对她而言，这条铁路只是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发展项目，它是否属于一个叫“一带一路”的宏大框架根本无关紧要 。这一瞬间凝聚成了我那章的核心论点：“一带一路”往往发挥着一种（地缘）政治奇观（spectacle）的作用，用来解释中国的全球存在；但生活在项目周边的普通人，则是通过更眼前的切身利益来与之邂逅，有时心里完全没有“中国”这个概念 。

多年在亚洲的工作让我坚信，我们需要不断地打破并重新审视这些分类，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全球中国” 。这些互动在基层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它们在物质和关系层面上是如何在现实中产生的 。这并不是要全盘否定重要的地缘政治或更大的结构性问题，而是要认识到，这些项目总是需要通过地方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来传导和体现的 。

Isobel Li： 沿着“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和视角进一步展开，您在老挝和印度尼西亚观察到当地社区是如何应对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 ？

杰西卡·迪卡洛： 我总是试图强调的一点是：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社区视角” 。 即使在同一个村庄或地区，人们由于阶层、生计、族群、年龄的不同，或者仅仅是因为在当地政界有没有亲戚，对项目的体验也会大相径庭 。因此，不断地对“社区”这个概念进行去标签化、拆解开来是至关重要的 。

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分享几个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来自我所称的“生活在基础设施阴影下”的人群——即那些日常生活直接受到施工或发展干扰的人，以及那些与项目有着间接联系的人 。

对于许多身处重大开发项目附近的人来说，“不确定性”是一种常态，因为项目可能会经历暂停和重启，或者补偿款被推迟 。在老挝，许多靠近项目的家庭在补偿款发放之前（如果能拿到的话），就早早失去了对农田、家园和墓地的使用权 。人们描述自己等待了数年，却得不到关于补偿、施工时间表或具体选址的明确信息 。还有些村庄被项目强行物理隔离，给日常出行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基础设施通常被想象为“加速流动”的工具，但对许多当地人来说，他们最直接的体验反而是“中止与漫长的等待” 。

在我和大卫·费尔南多·巴赫拉赫（David Fernando Bachrach）的共同研究中，我们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动态 。我们对比了中老铁路和印尼雅万高铁（Jakarta-Bandung railway）的“走廊化”（corridorization）进程 。因土地征用而搬迁的社区不仅谈到了失去家园或高产的土地，还谈到了“社交圈的瓦解”，我们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应该补充到现有的学术文献中 。邻里关系、聚会场所、非正式经济以及归属感都被打破了 。让我触动最深的是，拆迁和流离失所同时具有物质上、社会上和情感上的多重属性——人们在为失去故土和社区而感到悲伤 。

话虽如此，我必须强调一个或许显而易见的事实：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确实是有价值的 。如果把社区一味描绘成完全的受害者或项目的抵制者，那将是不准确的。当中老铁路正式通车后我回到老挝时，我遇到了许多对铁路感到兴奋不已的人，因为他们现在能够安全地横穿国家，而花费的时间只是过去的一小部分 。

让我感到着迷的是互联互通带来的红利以及体验上的高度不均衡 。 一些居民仍然很难前往火车站 。一位当地人告诉我：“一旦你坐上了火车，它确实非常快，但如何到达火车站才是最困难的部分 。”因此，尽管人们认为这些经济走廊开发创造了“无摩擦的连接”，但它们在不同的尺度上其实充满了瓶颈、绕道和等待 。

四、 绿色发展与供应链“安全化”：稀土治理下的新张力

Isobel Li： 国际行为体通常对中国推动“绿色一带一路”或追求其他与气候相关的发展举措持赞赏态度，但您的工作强调了宏观解读中所掩盖的不平衡效应 。在个人或社区层面上，中国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可能会带来哪些后果 ？

杰西卡·迪卡洛： 我认为一个出发点是，要避免仅仅根据“是谁在做”就将绿色发展一概而论地视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中国、美国、世界银行还是其他任何人，至关重要的问题永远是：谁从中受益？谁承担了成本？原因是什么 ？

同时，我想强调的是，气候和环境行动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我们正处于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污染危机之中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中国，尤其是要在我们所需的全球尺度上取得进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今年早些时候，我与一组中国环境学者合著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渴望成为环境领导者：世界其他国家应如何参与？》（China Aspires to be an Environmental Leader: How Should the Rest of the World Engage?） 。我们认为，通过在可再生能源、绿色科技、气候金融和生物多样性倡议方面的贡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如果你考虑到太阳能、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融资的规模，甚至是清洁技术成本的降低，中国的绿色发展举措正在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但是，绿色发展或清洁能源项目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环境或技术项目，它们同样是不均衡的政治、社会和空间过程 。 一座水电站大坝可能被框定为可再生能源的来源，而附近的社区却在经历流离失所或河流生态的改变 。一个关键矿产项目可能会为了“去碳化”而获得合理性，即使它在绿色的名义下制造了新的“牺牲区”或造成了环境退化 。因此，避免简单地赞美或否定中国的环境角色同样重要。

我们讨论的另一点是，中国在环境治理上的手法往往强调大规模、国家主导和技术官僚（technocratic）的路线 。这种动员能力在调配资源和部署技术时可以极其高效，但它同时也可能引发关于“公众参与度”的疑问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我很少遇到在抽象意义上反对发展或反对改善环境的人 。人们普遍想要可靠的电力、公路和更清洁的环境 。他们通常产生抗争的地方，在于项目的具体实施方式，或者他们周围资源的开采方式。

我目前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能源转型的“物质密集型”（material intensity）特点 。 去碳化需要消耗数量惊人的矿物和金属 。在最近关于我们称之为“正义外包”（just-shoring）的研究中，我和合著作者指出，仅仅通过回流（reshoring）、本土化（onshoring）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来重新洗牌供应链，并不能自动创造一个公正的转型 。更重要的是，采矿带来的负面后果往往落在了边缘群体身上：全球预计用于能源转型的矿产项目中，有近70%的开发活动位于原住民和农业土地上或其附近 。

将对中国环境角色的认可与资源开采带来的不良后果放在一种张力中去同时审视，是我目前正在努力做的工作；我们必须在与中国接触的同时，关注那些非常明确的、地方化的负面效应。

最后，这个谜题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拼图是：许多“绿色”项目正越来越多地通过安全考量（安全化）而非仅仅是环境考量来获得其合理性 。 关键矿产、能源技术和供应链正在被纳入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战略的框架中 。因此，思考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意味着要思考环境努力是如何与权力、安全和竞争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

Isobel Li： 您一直致力于关键矿产（critical minerals）和能源转型的研究 。在“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背景下，围绕稀土元素的政治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关键矿产行业的这种“绿色洗白/绿色重塑”（green rebrand）是否影响了受影响社区以及国际行为体对开采行为的认知，或者为开采提供了新的合理性 ？

杰西卡·迪卡洛： 我们可以先从稀土行业的简短历史谈起 。如今，稀土的开采和加工主要集中在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国家实际上将这些环境成本“外包”了出去 。在历史上，中国的稀土产区往往被当作“牺牲区”（sacrifice zones），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增长，当时的社会对污染和环境退化选择了解和容忍。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确实看到清洁能源转型的语言正在深刻影响着稀土行业 。 这些曾经与“污染”挂钩的材料，如今被框定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清洁能源不可或缺的基石 。早年围绕稀土的叙事往往聚焦于国家安全和工业必需，而今天它们则同时关乎气候紧迫性与大国竞争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多地不再仅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是用“生态文明”和“技术主权”的语言来为开采行为提供合理性 。同样，在美国和欧盟，我们也看到了围绕稀土展开的国家安全博弈。

让我感到极其讽刺的是，许多曾经将这些高污染开采程序外包给中国的国家，如今正打着“战略优势”的旗号推进本土化（onshoring）策略 。然而，本土化并不能消除采矿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后果。

这里的“绿色”必须打上双引号，因为大多数采矿活动依然伴随着严重的水土污染、土地退化和劳工问题 。目前存在着一种真正的风险：气候叙事可能会让开采前沿的扩张变得合法化，而无需去正视这些破坏性后果 。尽管中国的新技术据称正在改进，但人们依然在承受着严重的代价——托·图（Thaw Htoo）发表在《政治生态学杂志》上关于中国在缅甸进行稀土开采对当地造成负面影响的论文，就强调了这一点。

这种“绿色重塑”改变了围绕开采行为的道德话语 。在我最近与拉斐尔·德伯特（Raphael Deberdt）以及菲利普·勒·比永（Philippe Le Billon）合作关于“绿色金融的殖民性”的研究中，我们指出，去碳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资本积累前沿 。 随着“绿色资本”在矿产丰富的地区“着陆”，它将这些地方转化为新的“牺牲区”，以造福远方的消费者以及其他地方的能源转型 。

通过这种方式，关键矿产热潮冒着在“能源和气候”旗帜下复制传统开采伤害的风险，同时又越来越理直气壮地通过国家安全和技术竞争来获得正当性 。随着关键矿产日益被安全化，各国都在争相保障这些供应链、分散来源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在稀土的案例中，它们已不仅仅是商品，而是嵌入到权力斗争和技术未来博弈中的战略资产。

Isobel Li： 4月下旬，美国和欧盟启动了他们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的伙伴关系 。您认为这会影响中国的核心治理战略吗 ？鉴于您的研究一直强调实际治理和执行过程中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任何潜在的变化会如何展开 ？

杰西卡·迪卡洛： 我认为“安全化”几乎肯定会塑造中国的治理战略，但我个人会非常谨慎，不会盲目假定这必然会导致中央控制的进一步加强 。 美国及其盟友正激进地推动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并试图建立替代体系 。然而，加工、精炼、制造的能力以及技术专长在中国是如此根深蒂固 。我预计北京会同时在几个方向上发力 。也许稀土行业会迎来更多的整合——这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比如企业被整合进北方稀土集团、实行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以及加大对下游加工和高端制造的投资 。同时，政府可能会加大力度取缔无证采矿或可能损害这一战略的地方性行为 。

在我们发表于《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文章《碎裂的开采》（Fractured Extraction）中，我们指出，中国的稀土治理是在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方市级政府以及国有企业之间不断协商和博弈的 。 中央领导人往往负责设定这些战略方向，但执行层面永远取决于拥有自身利益（如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和区域发展）的地方行为体 。

这意味着，安全化实际上可能会加剧内部的碎裂，而不是消弭分歧 。 例如，如果北京为了稳定价格或保护资源而希望采取更严格的环境执法或产量控制，而与此同时，某省或某市可能正渴望扩大生产、吸引投资、补贴本地企业并创造就业 。在我们研究的地方——内蒙古、江西和四川——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性地执行这些中央指令，以契合地方的经济优先事项，从而导致执法滞后或不均衡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会看到“绿色治理”与“安全治理”之间的张力 。我不确定这最终会如何发展，但随着国防和先进制造的迫切需求，稀土很可能也会在这两种语境下被重新定义 。

这个问题也与你之前提到的全球化问题相关 。安全化正在改变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因为它越来越多地通过战略网络以及我们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地缘政治”（state capitalist geopolitics）来运作 。我和“第二冷战观察室”的其他同事对这种向“以网络为导向的竞争”的转变，以及全球网络如何围绕地缘政治关切进行重组做了大量的思考（这里顺便厚脸皮地帮我们的机构打个广告） 。

最后，我更大的担忧是，“安全化”的框架会窄化我们的政治想象力 。 如果关键矿产一味被放在国家安全竞争的显微镜下审视，我们就会忽视关于劳工、主权、正义、环境健康甚至降低需求等核心问题 。我们目前太过于聚焦在供应侧了 。我认为，安全化非但没有带来更大的一致性，反而正在不同的治理尺度上制造新的张力，这使得解决正义与可持续性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

中国的崛起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具有定义性的现象之一。然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往往都聚焦于同一组主体：北京的军事力量、经济杠杆或其最高政治领导层。这些评估始终忽略了一个在华盛顿或全球舞台中央悄然运作的机构——中国外交部（MOFA）。

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项目的副教授骆明辉（Dylan Loh）将外交部重新带回了人们的视野。他专注于中国外交政策，其研究重点是塑造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行为体、制度以及官僚动力学。他的著作《中国崛起的外交部：断言式外交的实践与表述》（China’s Rising Foreign Ministry: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Assertive Diplomacy）曾荣获国际研究协会（ISA）2025年度DPLST图书奖荣誉提名，并斩获了《海牙外交学刊》（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2026年度HJD图书奖。

Vimi Wang： 您的著作挑战了关于中国外交政策最普遍的假设之一——即中国的强硬是由军方驱动的。如果外交官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推动者，那么这会如何改变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应对中国的方式？

骆明辉： 无论是学术文献还是主流的政策认知，历史上都将中国的强硬行为归咎于其军队，这通常是通过中国在南海等地区的活动来理解的。一些文献还指出，中国通过所谓的非官方制裁和胁迫性措施来运用经济杠杆。然而，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的是，观察家们所引用的中国强硬言行，其实大都出自其外交团队——通过官方声明、每日例行记者会，以及自2019年以来他们在当时被称为Twitter（现为X）的社交媒体上的存在。这种强硬风格中带有更多军事化色彩的语言和姿态，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外交层面。外交部及其外交官代表了现有文献中一个关键的“缺失变量”。

这在政策应对上意味着什么？有两点。首先，外交部需要获得更多的学术和政策关注——它仍然是一个极其缺乏研究的机构。虽然中国国内有一些面向本土市场的中文著作，但这些研究很少在国外被引用。这与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文献形成了鲜明对比：关于中国军事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关于其外交官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其次，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人们很容易把中国外交官定性为墨守成规、只会机械执行指令的无名官僚，或者认为他们在政策制定中无足轻重。我的书对这两个假设都提出了挑战。这些外交官拥有真正的能动性，并受到其独特的制度动机的驱使。虽然他们可能不参与宏观战略的决策，但他们在执行层面的能力是相当可观的——包括信息把关、引导信息流向，以及向目标国家发出认可或不满的信号。累积起来，这会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Vimi Wang： 对于许多研究中国的美国人来说，分析的焦点往往落在全大局、领导层或军方身上。中国的外交部很少进入视野。您在2009年至2020年期间花了很多年研究中国外交部——其间是否有某一个单一的瞬间，让您觉得这个机构拥有的权力远比外界想象的要大得多？

骆明辉： 坦率地说，并没有哪一个单一的瞬间，更像是顺着一系列蛛丝马迹顺藤摸瓜。例如，在2018年，中国将外交预算翻了一番，这非常引人注目。但更显而易见的是，我看到外交官们在传统上不属于其职责范围的议题上主动发声并介入。一个例子是与印度的边界争端。在2017年和2020年的冲突中，外交部在塑造叙事方面表现得非常活跃：举行记者会并发布白皮书。外交官在数量上大幅激增，并且在公开表达立场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意愿。如果外交部真的像文献所说的那样弱势，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当然，最初的观察只是表象。我必须进一步挖掘：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进行文献分析，绘制我所称的“国内外交场域”。很快，事情变得非常清晰，你无法再理直气壮地说外交部是一个弱势机构。那么，另一个独立的问题随之而来——他们有权力吗？在这点上我想表达得精确一些。我并不是声称他们能够违抗高层的决定，因为他们做不到。但是，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以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尚未完全料到的方式来塑造结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已经走向了职业化，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他们的外交官正在做一些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外国领导人。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分析框架还没有跟上步伐。

Vimi Wang： 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外交网络，并在2019年超越了美国。拥有这种范围的触角在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西方对此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吗？

骆明辉： 简要澄清一下：中国在2019年以驻外使领馆的数量超越了美国，尽管美国后来曾有一年重新夺回榜首。这一数据来自系统追踪该指标的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但回到你的问题：拥有最多的外交使团并不自动等同于拥有更大的权力或影响力。然而，它确实构成了这种影响力的“先决条件”。存在是参与的前提。每一个大使馆或领事馆都意味着实实在在的、持续的成本——选址、部署人员以及支持家属。中国持续扩大外交网络的意愿，释放了清晰的战略意图。

此外，外交存在绝不仅仅局限于外交本身。它还会带来国防武官、商务官员，并对人文交流产生隐性影响，其溢出效应是巨大的。西方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因为他们过于执着于那些更直观的权力指标：例如中国的GDP何时会超越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或者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发。与此同时，中国悄然构建了自己的外交基础设施，甚至早在2019年就超越了美国，而这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主流观点似乎认为，外交网络这一指标并不是一个需要监控的关键变量。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看看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中国的外交存在已经使北京能够以高度制度化的方式巩固其利益，看看联合国的投票模式就知道了。身处谈判桌前至关重要，哪怕仅仅是“在场”并不能保证成功。公平地说，华盛顿的精英阶层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它只是在优先事项清单上的排名不够高。而这种关注的缺失远远超出了美国，世界其他地区应当对此给予多得多的关注。

Vimi Wang： “战狼外交”曾是西方媒体广泛使用的一个词汇，用以形容中国更具攻击性的外交风格。这个标签究竟有多准确？它描述了什么？为什么这种方式在近年似乎有所降温？

骆明辉： 你说得对，这个标签确实已经淡化了。中国已经缩减了其最极端的外交“战狼”行为，尤其是那些人身攻击和侮辱性的言论。虽然这种做法并未完全绝迹，但显然已经被调低了调门。为什么？因为其效果好坏参半，促使了内部的调整与学习，而且最终被证明付出了高昂的声誉成本。在他们自己的权衡考量中，他们已经转向了一种更具针对性、更精准的外交方式，而不是与任何西方或美国官员进行广泛的对抗。这种转变也是“战狼”标签逐渐淡出的原因。

不论对错，“战狼外交”最直接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一个人物——赵立坚，他是典型的战狼代表。他吸引了巨大的关注，而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并没有因此压制他。这就创造了一种明确的制度激励：如果积极捍卫中国的利益能赢得关注和默许，其他人就会纷纷效仿。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当被直接问及所谓的“敢于斗争”精神时，几位外交官曾公开为其辩护：如果中国受到攻击，消极被动绝不是一个选项。

然而，重要的一点在于，“战狼主义”作为一种风格模式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其底层逻辑已经消解。许多此类强硬的外交实践在现任领导层上台前就已存在，并且在未来也会延续下去。战狼现象或许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峰值，但它所表达的核心本能——在受到挑战时强有力地捍卫中国利益——在外交生态系统中仍然是潜在的且已经制度化了。这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

Vimi Wang： 也就是说，外交官们发现，只要他们以国家不会惩罚的方式捍卫中国利益，那就会成为一种被接受的常规做法。顺着这个话题：您将中国外交官描述为中国全球身份的建筑师——他们不仅是传声筒，更是形象的塑造者。这种身份的构建有多大程度是刻意为之的？其预期的受众是谁：是世界，还是中国国内的民众？

骆明辉： 两者兼有。它服务于双重目的。在内宣方面，展现一个自信、强硬的中国能够激发出国内的自豪感，增强国家凝聚力，并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工具，让公民感到自己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休戚与共。这发挥了明确的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功能。在外宣方面，所展现的形象则塑造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它们是接受中国的叙事、追随中国的脚步，还是选择抵制。

这种身份是在被积极构建吗？是的，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高层有宏观的战略指令：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和平发展、反驳“中国威胁论”。但同时，内部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倾向。中国一方面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准备好发挥领导作用的、自信的崛起大国，而其话语体系同时又常常退回到“受害者叙事”中——重新审视历史恩怨，将自己框定为一个曾遭受他人欺凌的国家。这导致最终呈现出的形象并不总是连贯的。在实践中，中国在某些多边论坛上步履积极，但在另一些涉及全球领导责任的场合却选择了退步。

这种张力并非中国所独有。大多数大国追求的利益也并不总是整齐划一的。但这确实意味着，即使外交官们努力维护一个始终如一的正面形象，有些时候其行为与释放的信息也会出现分歧。这些相互冲突的叙事往往是自然产生的，而非全然由自上而下的指令决定。最高领导层不会去微观管理每天的细枝末节。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在表面之下有许多地方或次级行为体在运作。单是在外交部内部，就经常存在不同的声音，更不用说商务部、军方、中联部、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了——这些主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交织在外交政策行为之中。有这么多追求不同目标的行为体，释放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海军可能会在南海进行一次外交部并未完全知情的巡逻。当外交官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他们会推托给“向有关主管部门了解”，这已经成为了密切观察家们之间的一个内部笑话。

这恰恰是我为何认为外交部一直在努力提升其制度地位的原因。当有如此多的行为体都试图对外交政策分一杯羹时，外交部自然渴望重新夺回麦克风，将自己确立为权威、权威性的最终发声渠道，而且我认为它已经取得了成功。

Vimi Wang： 您将“作为一种行为的强硬”与“作为一种感知的强硬”（由外部观察者构建的认知）区分开来。中国的“好斗”名声，究竟有多少是源于其外交官的实际所作所为，又有多少是源于外国受众对这些行为的解读？

骆明辉： 从概念上讲，这种区分很重要，但在实践中，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相互交织的：行为产生了感知。然而，尤其发人深省的是双方在自我认知上的巨大鸿沟。中国官员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具有攻击性。他们认为自己是“反应性”的，是在对霸权的西方做出回应，是在防范被围堵。在他们的语境中，这是对国家利益的合法捍卫。而对外部观察者来说，同样的行为却被解读为北京为了自身利益而故意牺牲他人利益的扩张性举动。

这种认知差距是我在对非中国籍外交官进行采访时最明确的发现之一。他们越来越多地将中国的强硬归咎于其外交团队，并认为这并非被动回应，而是主动展示。一线外交官所感知到的情况会反馈回各自国家的首都，从而塑造其国内的对华政策。换句话说，无论哪一方的理解更准确，这种认知鸿沟都已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政策后果。

中国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态。中国是一个成熟、老练的行为体，它会做出调整。战狼外交的演变本身就是这种适应能力的证据。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个持久的体制内问题：关于其外部关系的真实状况的信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顺畅地在系统内向上流动？而当信息送达时，又究竟能获得多大的分量？

Vimi Wang： 您的著作涵盖了2008年至2020年，但自那以后，围绕台湾、贸易和技术问题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您所发现的这些模式目前依然适用吗？还是说，在更为敌对的国际环境压力下，外交部的角色再次发生了转变？

骆明辉： 总体而言，这些模式依然适用。我的核心观点是，外交部的影响力、能力和资源都在增长——而这一趋势仍在延续。但在我的研究结束后的这六年里，情况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下。

有几项发展值得特别关注。首先，拥有部级地位、负责拓展与外国政党关系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在外事政策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省份在外交活动中的参与度也变得更加显眼。而在外交部内部，党务工作明显得到了强化。外交部现任的党委书记虽然没有外交背景，但非常积极地推进党建活动。这种对意识形态纪律的强调并非外交部所独有，而是正在整个中国官僚体制中被制度化。从高层的角度来看，其逻辑显而易见：既然有如此多的行为体参与到外事政策中，党组织结构就是一种确保信息传导纪律、减少执行偏差的机制。

我密切关注的另一项发展，是据我了解在不同省份建立的国际传播中心的激增。这些单位的任务是创新对外宣传方式，以及创新中国向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方式。这些现象揭示了两个同时发生且带有一定张力的运动：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控制的集中化，另一方面则是外交活动表面的去中心化，而这正是由对中国外交的需求出现几何级数增长所驱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张力将如何化解，是值得观察的最具分量的问题之一。

Vimi Wang： 在西方，人们经常争论说，虽然中国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贸易伙伴，但它缺乏产生文化软实力的能力。您认为这是真的吗？

骆明辉： 不，我不这么认为。中国拥有产生软实力的巨大潜力，只是他们做起来不像西方那样精巧，也没有那样深厚的历史积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相同的传统。好莱坞依然主导着全球流行文化。最受欢迎的音乐、电影和书籍绝大多数仍然来自西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美国。

但中国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当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实力”概念时，中国政策制定者很快就接受了它，因为这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一种反向叙事：即通过吸引力而非胁迫来施加影响。软实力自此进入了官方词汇，并成为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然而，其结果却参差不齐。例如，孔子学院在美、英及欧洲部分地区被国家安全化并被视为威胁，这清晰地表明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方式存在其局限性。

相比之下，那些自然生长出来的现象或许更具启示性。“拉布布”（Labubu，潮流玩具）在没有国家指引的情况下，将中国美学带给了全球受众。它是纯商业性的，而它之所以成功，恰恰也是因为其商业属性。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大获成功，通过游戏将中国的历史神话和文化介绍给国际受众。让这个案例格外有趣的是其背景：就在几年前，中国还在限制国内游戏行业，出于担心游戏会分散年轻人精力的考虑，限制了年轻人的游戏时间。而《黑神话：悟空》的成功改变了这一考量。这种根据结果修正政策的适应能力，是中国做得比外界普遍认为的更有效率的地方。

中国的软实力潜能是真实存在的。当由国家主导时，它往往运用得不够纯熟。但是，中国文化中那些自发的、商业性的表达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共鸣，而且这一势头在未来不太可能发生逆转。正如我们所见，中国往往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就已经走得比所有人预料的还要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