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7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领导力学院共同主办的“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系列讲座”第十三场上，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英文《当代中国》双月刊主编赵穗生教授围绕“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变化与《当代中国》双月刊”发表演讲。
从“中国例外论”到实证研究，再到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深度融合，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曾经历数次范式转变。如今，这一研究领域却正在走向边缘化。美国为什么从曾经大量投入中国研究，到如今越来越少有人愿意研究中国？中美关系恶化、学术交流受限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变化，究竟如何重塑了美国的“中国研究”？
赵穗生教授梳理了这一领域70余年的演变，也提出了一个值得警惕问题：美国越来越需要了解中国，却可能越来越缺乏真正研究中国的条件。现将讲座实录整理发布如下：
赵穗生：
非常高兴能再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各位学者和同学们交流。
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方兴未艾，全国设立了逾百所区域国别研究院与研究中心。然而，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近年来却日益边缘化，尤其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中国研究，其演进脉络与中国的爆发式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
今天主要从办刊的角度，谈谈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变化。
一、《当代中国》双月刊的创办
我到美国至今已有40多年了。回想我的学术历程，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并拿到了第一个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后，我先后在两所学校深造：先是在密苏里大学攻读社会学，拿到了第二个硕士学位；随后前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转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并在1993年顺利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读博士期间，当时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要发表文章才能找到工作。我在念博士最后一两年的时候给很多刊物投稿，然后发现中国问题研究作为国别研究，在美国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但能够发表中国问题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刊物很少。
我当时在加州大学受的教育。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是60年代以后建立起来的，是美国二战以后建立的最成功的大学之一。它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跟上了美国60年代以后所谓的行为科学革命，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理工科、自然科学就更不用说了。我当时受的这种教育，在投稿当中发现跟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格格不入。既然没有很多地方可以投稿，而且很多稿都被退回来了，我就决定自己办一个刊物。
在美国办刊容易，但要把刊物办成功并不容易。在美国要办一个刊物，只要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上填一个表格寄过去，审核后就会给一个刊号。在中国要办刊，首先要去登记刊号，据说很难拿。1992年我办刊的时候还没有网络，就是写一封信寄表格。办刊容易，成功难。
美国是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学术单位最多的国家，除了中国以外。我80年代到美国，1992年创办《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这本刊物的时候，美国所有的高校，包括圣地亚哥大学都有东亚或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的各个系，政治系、社会学系、历史系，甚至经济系，都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而且都招了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生，这些学者和教授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文章和专著。
二、西方中国研究刊物“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
我能够办这个刊物，不仅仅是因为申请到了刊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发现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综合性刊物一本都没有。当时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刊物当时有三大家：最老牌的是《中国季刊》，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60年代创刊；还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就是这两家综合性刊物，一个在欧洲，一个在澳大利亚，美国没有。
顺便问一句，你们知道《中国季刊》是谁出资出版的吗？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建立的刊物会在英国办？60年代的时候，美国对苏联的研究投入了很多资金，学者也很多，但对中国的研究相对薄弱很多。当时冷战正是最关键的时候，美国政府觉得中国对美国越来越重要，就决定出资办这么一个刊物，来推动对中国的研究。但是美国政府出钱办刊物，不允许把钱投在美国本土上，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政府不能去影响国内舆论。
比如《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可以听到，是美国政府办的，但美国本土老百姓听不到，美国政府没有权力，也不允许影响国内舆论。所以这笔钱就决定投到英国伦敦大学。他们请了当时很有名的一位教授做首任编辑，他当时还是英国国会议员，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担任教授。后来《中国季刊》成了全世界研究中国的综合性刊物中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刊物。
我1992年创办《当代中国》的时候，《中国季刊》的主编是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目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当时他在英国。沈大伟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我办刊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办刊持怀疑态度。后来沈大伟离开了《中国季刊》，又来找我，说现在《中国季刊》办得一塌糊涂、越来越糟糕，你的刊物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成功，你能不能邀请我做你的编委。《中国季刊》自1960年代创刊以后，经历了很多任总编辑。
当时另一本期刊是《澳大利亚中国事务》，封面印着“澳中”两个汉字，主编是乔纳森·安格（John Unger）和陈佩华（Anita Chan）夫妇。他们对我非常友好和鼓励，认为北美确实需要一本中国研究期刊，并祝我成功。但在《当代中国》创办后，他们也感受到了竞争压力。因为“澳大利亚中国事务”听起来像是一个区域性刊物，而非全球性的国际期刊。在中国，带“国字头”的刊物往往最权威；但在国际学术界，带有具体国家名称反而削弱了其全球普遍性。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最终决定将刊物改名为《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特意加上了定冠词“The”，以此彰显权威性。
自《当代中国》创刊后，便与欧洲的《中国季刊》、澳大利亚的《中国学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西方中国研究三大顶刊格局，一家在欧洲，一家在澳大利亚，一家在北美。
在出刊频率和发稿量上，《当代中国》是唯一一本双月刊，一年六期，每期发表10篇文章，年发稿量达60篇。《中国季刊》是季刊，一年四期，每期发表五六篇文章，一年二十余篇。国内很多刊物都是月刊，但在西方的国别研究刊物中，没有任何一个刊物是月刊，季刊已经算是发布频率相当高了。《中国学刊》是半年刊，一年两期，年发稿量十余篇。
近年来，随着AI工具的普及，全球学术投稿量急剧增加。前不久我与《中国学刊》主编本·希尔曼（Ben Hillman）交流，他表示该刊一年收稿100余篇，发表10余篇，接收率约8%；而《当代中国》去年收稿900篇，今年截至7月已接近700篇，预计全年将突破1000篇；最终发表60篇，接收率仅为6%左右。
三、刊物的学术影响与读者群
从这个角度来讲，全球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发表需求极其旺盛。作为一个来自中国本土的华裔学者，在美创办的这本期刊已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在所有的索引当中——包括社会科学、SSCI、Scopus等所有国际权威检索系统中，《当代中国》均长期名列前茅。
以最新的SSCI数据为例：《当代中国》期刊在区域国别研究与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始终稳居一区（Q1，即前25%）。在2017年，区域国别类共收录68本期刊，我们名列第8，2019年77个刊物、2020年80个刊物，我们两度名列第二。这里所说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指中国问题研究，还包括欧洲研究、中东研究、非洲研究、阿拉伯研究等所有的区域研究。2023年科睿唯安（Clarivate）公司将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ESCI）备选期刊纳入计算基数后，期刊数量扩大至176本，我们名列第7；2024年182本期刊中名列第7；而在上个月（2026年6月）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数据中，在184本期刊中我们依然高居第8位。
从读者群（下载量）分布来看，《当代中国》的读者遍布全球。美、英、澳等英文世界国家占比最高。如果将中国内地与香港合并计算，中国读者群高居全球第二位。这充分证明了期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四、办刊要架设三座桥梁
作为一个华裔学者，我创办的期刊之所以能被全球中国研究学者群广泛接受并保持前列，我总结主要在于《当代中国》在办刊过程中致力于架设三座桥梁，以促进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
一是传统汉学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桥梁；
二是学术研究中国与政策研究中国的桥梁；
三是西方研究中国与非西方研究中国的桥梁。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将重点阐述第一座桥梁，即“美国传统的汉学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间的架桥”。这也集中反映了西方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演进脉络。
我将西方对当代中国（1949年至今）的研究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传统汉学研究与中国例外论（1950—1960年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开始对当代中国加以关注。但是最早一代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汉学研究的影响。英文的汉学研究是Sinology，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语言。老一代学者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白鲁恂（Lucian Pye）等人，中文说得跟中国人几乎没有区别。他们有的人从小在中国出生长大，有的在中国受教育，父辈要么是传教士要么是外交官，他们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下了很大功夫。
这些人认为研究中国这么古老的国家，最重要的是研究历史。要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最重要的是理解历史和文化，一定要下功夫学中文。他们所谓的汉学研究，就是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理解中国，没有系统的数据收集、访谈研究、田野调查，第一手原始材料很少。一方面是因为教育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当时对外封闭——苏联有铁幕，中国是“竹幕”（Bamboo Curtain），西方人到中国做田野调查很难。当时想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的学者，只能利用他们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来理解新中国。
这种研究范式导致了一种现在看来很荒唐的结论——“中国例外论”（Chineseness）。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想这样做？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所以中国人的行为是例外，跟美国人不一样，跟欧洲人也不一样。研究中国，就要从历史上、从语言文化上来理解。在他们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还是一个朝代转换，要写中国的朝代转换是怎么回事，就要从历史上来研究，从语言文化上来研究他们的行为。
（二）经验性实证研究的兴起（1960—1970年代）
这种范式延续了大概10年。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越来越重要，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投入资源研究当代中国，创办《中国季刊》，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这些人研究中国的环境非常困难：不能到中国来，不能跟中国人做访谈，海外可以接触的中国人也很少，搜集不到第一手的数据，看不到第一手的文章和资料。他们能看的东西、研究中国的方式，就是官方出版物，如《人民日报》——那时还没有海外版，《中国建设》《北京周报》；顶多再加上一些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国今天谁在会见当中站在前排了、谁出现了、谁消失了，只能从这些角度研究，根本没有办法研究中国社会、乡村、基层治理。
但是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60年代以后，有相当一批美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高层运作，以及大跃进、反右等社会运动。我到美国以后读这些书，觉得很不简单。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他们把中国的意识形态、政府结构梳理得很清楚，政治互动关系也很清楚，甚至于对中国社会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症结问题，也开始加以研究和了解。
1985年我赴美，在加州大学政治学系读书。当时我的导师是谢淑丽（Susan Shirk），她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最早到中国的美国大学生之一，她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张她跟周恩来总理握手的照片。她让我读的第一本美国人研究中国的书，是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他原来是研究俄国问题的学者，居然对中国的政治组织了解得这么清楚。
舒尔曼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组织结构中的组成部分，而且把这个等级和结构了解得非常清楚；而结构的黏合器就是意识形态。这种架构和历史上传统的中国有延续性，但更多是新特点。我80年代从中国到美国，中国当时还是这种组织结构，什么都要听组织的，我出国之前还要向组织汇报，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他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完全是看公开资料写出来的，让我感觉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真是下了功夫，有相当的深度。
但是60年代的局限性确实非常大。研究基本局限于高层政治，基本还是研究苏联的套路——研究苏联叫“克里姆林宫学”，研究中国就叫“北京学”。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研究得多，但对中国社会、基层、经济研究相当有限。因为缺乏对中国实际的考察，经验性、实证性研究很缺乏，很多是根据材料拼凑出来的。
这种状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开始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开始对中国进行实证、经验性研究。这种变化主要借助了两个历史性条件：
一是非官方出版物大量涌现。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主要通过香港流入海外。这为美国学者提供了新的宝藏——不仅验证官方出版物的观点和事实，还提供了大量新的第一手材料。美国大量收藏，现在到美国一些大学的图书馆，如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国内可能没有留下来的东西，在美国全部收藏起来了，而且保存得非常完整。
二是当时“逃港潮”出现，相当多人民公社农民、管理层、国营企业职工离开中国内地，这些人成了访谈研究的资源。社会科学研究很重要的就是访谈和田野调查，这提供了过去完全不可想象的资源。美国学者筹款筹资，从基金会申请款项，在香港建立大学服务中心，搜集了全世界最多的中文刊物和材料。那段时间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尤其是做博士论文的，必须到香港去。
这样一来，实证研究、经验性研究的条件就创造了。这期间对中国社会、乡村、国营企业、高层政治以外的研究大量涌现。我80年代到美国，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成果涌现。
印象最深的是密歇根大学一个博士生叫魏昂德（Andrew G. Walder），他利用香港大学服务中心的条件研究中国国营企业结构。过去对于中国国营企业和西方的公司企业有哪些不同，搞不清楚。他访谈了大量在香港的国营企业职工和管理层，研究出来中国国营企业和西方的企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国营企业是人身依附关系，生老病死甚至孩子上学都跟企业绑在一起；现代企业是契约关系。
他的博士论文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来理解中国国营企业，这本书出来以后，他变得炙手可热，所有大学都请他去当教授。他后来在哈佛大学拿到了终身教授，因为他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实证性研究、经验性研究，而且把经验性研究概念化。
魏昂德现在快退休了，他太太没有在哈佛拿到终身教授，所以直接“开除”了哈佛。因为他们这一代学者当时真是牛，两个人一起到斯坦福大学，斯坦福直接给了他们终身教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一批学者开创了中国当代问题研究的新阶段，我到美国那段时间他们在美国很有影响力。之前的老一代学者几乎全部去世了，这一代也走了一大半，即使没死的也全部退休了。
（三）中国研究融入社会科学学科（1980年代—2016年）
到了80年代，美国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问题研究作为一个国别研究，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研究融合了。这是由两个很重要的历史条件变化引起的。
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实证研究中国的条件不断创造出来，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条件大大加强了。可以收集系统的数据，做问卷调查，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一段时间我亲身经历。美国学者到中国来，真的是蜂拥而至。很多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一待就是几年，跟踪研究，或者隔一段时间回到同一个地方进行比较。对企业、地方政府、基层治理的研究都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系统进行。
二是美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对方法的强调越来越重视。60年代以后美国发生了行为科学革命——把人的行为作为科学方法来研究。不光是定量做模型，社会科学一方面有科学的成分，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一门艺术。但是美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更不要说经济学，还有人类学，研究方法都越来越科学化，这一代学者都是经过这一套方法训练出来的。我所在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到我毕业的时候政治学系在全美排名第九，就是用定量分析、模型计量这些方法发展起来的。
也因此，越来越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通过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训练出来。研究范式发生很大变化，越来越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在这之前那一代学者把自己称为“中国通”，现在谁还敢说自己是中国通？所谓中国通，就是认为只要懂得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就可以理解中国，现在谁还敢这么说？中国例外论的研究范式，自90年代以后被抛弃了。
我的导师谢淑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从麻省理工毕业，她的导师是老一代学者白鲁恂，研究中国的方法就是中国例外论，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理解中国。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政治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认为中国在半殖民地、皇权和百年屈辱的碰撞中产生了一种权威崇拜。我读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我把那本书拿到课堂上，说我读了这本书，从历史角度理解中国相当有道理。但谢淑丽说这本书是垃圾，你怎么还读这种书？当时大家都在做理性选择、行为科学分析，觉得文化因素根本不能说明问题。我说，白鲁恂可是你的导师，你怎么这么说你的导师？她说，垃圾就是垃圾，你将来也可以说我的东西是垃圾。
我是从中国来的学生，谁会说自己导师的东西是垃圾？我在美国上了一堂文化课，美国真是不尊师重道。但这也说明1990年代以后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195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方式的割裂。
我毕业以后拿到博士学位，导师马上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你的导师了，我们是同事关系。中国讲的师门在美国完全不存在，一代代往前发展，站在别人肩膀上往前发展。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我引用两段话来说明。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20世纪9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出现了三个重要变化：
一是当代中国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研究中国历史的要了解当代中国，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要有历史背景。
二是当代中国研究的重心，越来越从高层政治、“北京政治”，进入到地方层级、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层级。
三是中国问题研究越来越进入比较范式研究。不仅是研究中国，还要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如苏联、美国比较，才能理解中国。中国不再是一个例外，不因为中国政治文化、历史特殊，所以中国人的行为就跟其他国家不一样，这种观点没有市场了。
欧博文（Kevin O’Brien）2011年在《当代中国》上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两个重要变化：
一是专题专门化（Topical Specialization），即对中国的研究分工越来越细。过去老一代的学者叫“中国通”，现在没有中国通，只有中国某一个问题的专家，如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还要细分为中国金融、中国企业、中国财政。
二是学科专业化，国别研究越来越跟学科研究结合起来。90年代以后，你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然后用中国的案例来研究和证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某一个理论，而不是就中国问题研究中国问题，是从学科的角度来研究。
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只讲研究中国问题、区域国别问题，会显得跟其他人不合群。在政治系、社会学系，大家研究方法要有相同的地方，只讲特殊性，没有共同语言。在这个发展趋势中，华裔学者越来越占据一席之地。我们这批人从1980年代到美国，9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到高校或者智库里面开始做研究，我们的视角也比较特殊。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批人虽然有中国背景，但也想进入主流，进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当中。
（四）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越来越边缘化（2016年以来）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现在越来越边缘化、非主流化。我认为，这个边缘化是由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美关系恶化。这个恶化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认为是2016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他提出了“中国行动计划”，把华裔学者和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是中国的间谍，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在政治上压力越来越大，研究条件也越来越受限制。特朗普第一任期取消了富布赖特项目“和平队”（Peace Corps），导致年轻一代美国学者没有机会到中国访问。联邦政府过去很多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资助也取消了，如Title VI项目，就是资助高校学生学习中国语言的经费，很多高校的中文项目都靠这个钱来支撑。这样一来，到中国来的美国学者越来越少，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压力，一方面是资金上的困难，留学生也来得越来越少。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到现在，美国在中国的留学生大幅下降。美国最高峰时在华留学生近两万人，奥巴马要搞十万美国学生到中国来，没有实现。到2023年，在中国有多少美国留学生？只有350人。现在不到1000人。美国学者想到中国来，现在很多地方州政府限制跟中国交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刚刚发表的指导意见，称跟中国交流是违法的，跟中国合作就拿不到资助。佛罗里达州通过立法，拿州政府资助的州立高等院校不许和中国有任何接触，到中国来就开除。可以说，中美关系恶化对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是一个巨大打击。
第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量化，越来越强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国别研究越来越不受重视。我跟学生开玩笑，我现在到就业市场上去找工作，没有人会雇我。因为我还是比较老一派，搞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没有系统量化研究、模型分析、自己的数据库，根本找不到工作。现在中国对国别研究非常重视，美国正好相反，国别研究越来越不受重视，越来越边缘化。其实美国现在很需要了解中国，但到中国来的美国学生越来越少，研究中国的学术环境越来越差。
第三，中国研究环境的变化。现在外国学者到中国来做研究越来越困难。前年开了一个会，有两位做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的学者。我说你到中国地方政府做访谈了吗？他说我没办法去，只能在美国地方政府访谈美国基层政府跟中国交流的人，以此来了解中国基层政府。这样也不用学中文了，也不用去中国了。所以现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越来越没办法做田野调查、访谈研究，就开始做文献研究。研究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些不需要到中国来做访谈、收集第一手材料，研究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权到联合国就可以，研究中国和非洲关系到非洲就可以，不需要到中国来。对于这种发展趋势，我是非常担心的。
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边缘化，而中国对区域国别研究如火如荼，发展了一百多个国别区域中心，美国一个都没有。以我们学院为例，前任院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将我担任主任的“中国研究中心”与非洲、拉美、中东研究中心合并削减为统一的“比较研究中心”，并砍掉了相关资助。这一对比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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