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政治、结构： 重释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与历史逻辑标题
作者：王浩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近日，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和金融体系震荡，美国内政的外溢效应及其内政、外交的相互影响再次成为各方密切关注的要点。美国的国内政治将迎来怎样的调整?这些调整又将怎样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当下流行的解释框架似乎很难对美国当下的政治现状进行一个较好的整体性梳理和解释，使得将不同事件放在一起观察时，会产生一定矛盾感。本文提出了一个“权力、政治、结构”三维框架，并对美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解读。
这一框架认为：美国的大战略周期以其国际权力为“一体”，其国内政治博弈和国际体系结构为“两翼”，权力下行阶段，美国国内政治需要整合，国际体系结构呈现收缩和现实主义形态。以此框架回看美国历史，1865年以前，美国处于弱势权利期，国内政治努力整合，国际事务上秉持孤立主义立场;之后，美国国际权力逐渐上升并达到巅峰，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巅峰时期。在巅峰时期，美国国内一致达成了扩张的共识，而这一周期的大战略，是建立在其之前周期内，共和党主导的国内政治整合基础之上的。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际权力开始出现领导力不足的现象，国内政治也发生了较大的分歧，美国政治进入收缩周期，国内需要进行政治整合、制度化，国际层面则必须转向更为现实主义的方向。因此，即使民主党和拜登提出了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中产阶级外交”等理念，其具体行动上也无法彻底摆脱大战略周期的影响，与特朗普进行彻底的分割。
这一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总体观察美国内政外交的视角，即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大战略，可能将被塑造为现实制度主义，而这是美国在总体周期之下的一种折中选择。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
权力、政治、结构：
重释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与历史逻辑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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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我们将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新参与世界事务……美国将再次处于领导地位。”2021年2月4日，宣誓就任两周的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首次外交政策演讲时，提出了上述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阶段，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拜登便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的文章，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包括削弱与盟友伙伴的关系、推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破坏美国民主价值观以及推卸国际责任等——背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政府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损害了美国国际信誉，致使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显著下降。在拜登看来，要想重振美国霸权，就必须修复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中盟友体系、多边主义和民主价值观是重要支柱。
上述演讲和文章反映出拜登政府对外战略的基本构想，即彻底修正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有悖于传统的“反常”做法，将美国大战略拉回到自由主义的“正轨”，维护美国核心利益和霸权地位。然而，通过观察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外交实践可以发现，美国重振自由主义的努力并未取得满意成效。例如，在处理与盟友关系问题上，拜登政府不仅没能减少特朗普政府时期遗留的“信任赤字”，反而在不少领域制造了更多麻烦。其中，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单方面撤军的行为使之同英国和法国产生嫌隙，而美澳潜艇协议的签订更是给美法关系蒙上阴影。在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问题上，从阿富汗撤军到乌克兰危机、从罗马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到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无论在战略安全还是全球治理层面都未能得到彻底恢复，其一系列承诺的执行力和可信度备受国际社会质疑。在强化美国价值观影响力方面，由于国内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尖锐和国际领导力下降，拜登政府力推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价值观联盟战略及“重建更好世界”倡议，在实践中都收效甚微、面临重重阻力。
自由主义经历的这些挑战引发了近年来美国学界对其悲观预期的形成。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现实主义者便强化了对这一战略的批判立场，约翰·米尔斯海默甚至用“大幻想”形容该战略的“失败”。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自由主义重振乏力的事实，则导致部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对其前景信心不再。例如，弗朗西斯·福山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撰文就指出，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终结和自由主义的衰落。约瑟夫·奈在拜登当选总统后也提出，当前美国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关于世界秩序的，即在特朗普成为1945年以来首位质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美国总统后，拜登究竟应尝试恢复这种秩序，还是将其作为一种遗迹存诸历史?
综上所述，如果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是对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传统的短期背离，那么为何其政策遗产影响如此之深？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何拜登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显著鸿沟？更进一步讲，究竟是特朗普政府背离了美国大战略的传统，还是美国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迁导致特朗普式的外交理念应运而生？在特朗普政府业已离任的当下，学界更需对此进行探讨，也更能运用历史后视镜，通过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大战略走向的观察，客观评估“特朗普冲击”给美国外交带来的影响。毕竟，这一评估关乎对“当前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这一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判断，即该转型究竟是对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传统的终结，抑或仅仅是自由主义大战略周期内的一次小幅调整与波动?笔者认为，准确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对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进行再剖析与再梳理的基础上。为此，本文将反思既有相关研究，结合美国大战略的变迁历程，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重新解释其演化逻辑与历史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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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遵循着怎样的逻辑、表现出怎样的特征?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探索形成了分别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逻辑层次的三种研究范式：国际体系中心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范式以及国内政治中心范式。
（一）宏观的国际体系中心范式
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宏观研究是大战略研究的主导范式，其原因在于国际体系蕴含着对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无法回避的影响。该范式的基本特征是忽略了国内政治的作用，仅以国家间互动建立理论假设。它认为，任何一国对外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力都是存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基于此，该范式从对主要国家行为目标与偏好——追求权力还是寻求安全——的不同理解出发形成了两大代表性理论，即基于权力假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基于安全假设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最终得出了大国战略行为模式的两种结论：权力最大化和安全最大化，并为此展开了长期的学术争论。这就表明，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对于体系性宏观因素的突显，导致其未能在国际体系与特定国家的对外战略间建立严格的因果机制。同时，这也揭示出该范式蕴含的一项悖论：一方面，国际体系结构性压力与国家对外政策间需要纳入更为微观的变量才能发展出分析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又必然会使国际体系中心范式应有的理论简约性及其普适性被破坏。这一悖论反映到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研究上，便表现为分析外沿过于宽泛、以至于不同流派的研究结果伸缩性太大。
（二）中观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范式
为解决国际体系中心范式的上述问题，冷战后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尝试把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双层变量结合起来，成为中观研究范式的代表。该范式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探讨集中体现在科林·迪克的《不情愿的十字军战士：权力、文化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中。迪克认为，美国大战略演化的驱动力除国际体系压力外，还有美国政治文化。因此，在考察宏观的体系因素外，还需分析微观的政治文化，才能理解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在实践中，有两类政治文化左右着美国大战略的走向，即“自由主义”和“有限责任”。作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根本思想源流，自由主义在外交上表现为：相信各国能通过推广民主政体、自由贸易及多边合作实现世界和平。有限责任则强调美国应避免过多外交承诺和过高战略成本，这一认知的形成则是由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与所处的地缘环境决定的。基于此，国内政治对美国大战略的影响即体现为自由主义与有限责任间的相互制衡：一方面，自由主义要求美国将大量战略资源投射海外;另一方面，有限责任又抑制着美国改造世界的冲动。正是两者间的持续互动塑造着不同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形态。
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探讨突破了国际体系中心范式的一些制约，引入美国政治文化要素，从而增加了理论的变量和解释力。然而，该范式仍未能就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阐释。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将政治文化作为国内政治因素的结果是错误地将现象视为原因，把政治博弈简单等同于观念较量，因而是典型的“非政治的政治观”。又如，新古典现实主义也未能从根本上跳出国际体系中心范式的框架，依然认为体系因素是美国大战略的首要变量，这就导致其在解释美国大战略演化方面欠缺具体和针对性。
（三）微观的国内政治中心范式
与上述两类范式相反，国内政治中心范式认为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都是各自国内政治的产物。因此，该范式将宏观的国际体系因素视为干预变量，将微观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视作核心变量，从而弱化了体系因素的作用，更为精确地把握了美国大战略的变迁。此外，与中观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相比，该范式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国内政治制度基础上，避免了观念因素不可证伪的缺陷，增强了理论分析力度。
然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在理论构建和经验解释上的缺陷也很明显。无论是杰克·斯奈德的国内政体类型与对外扩张理论还是彼得·特鲁波维兹的国内区域间斗争与美国外交政策变迁理论，都受到美国政治制度的约束，认为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必然引发国内围绕大战略制定的斗争。这种假设的问题在于将制度设计等同于政治实践，忽略了后者的能动性。尽管美国存在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但多元化政治力量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仍能构建关于大战略的稳定共识、抑制大战略形成中的政治冲突。例如，自由主义在二战后之所以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长期主导思想，便得益于国内形成了坚实的跨党派战略共识。此外，国际体系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制约美国国内围绕大战略制定的政治斗争。例如，在美国建国初期，尽管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在内政、外交领域存在一系列纷争，但双方在奉行孤立主义大战略上却有迫于外部压力的跨党派共识。上述事实是用权力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无从解释的。因此，我们从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得到的启示是：一方面，对美国国内因素的分析要超越政治制度，挖掘其背后更深层和能动的利益因素;另一方面，不能机械地看待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在美国大战略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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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中心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国内政治中心范式三种既有的代表性研究路径，分别从宏观(国际体系压力)、中观(国家政治文化)和微观(国内政治制度)三个层次探讨了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构成了一个相互补充、层层递进的研究体系。然而如前文所述，这些研究范式在变量选取、理论假定及经验解释上又都有着各自的问题，这就导致它们对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为此，本文致力于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框架，以实现重释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学理目标。
首先，针对国际体系中心范式自变量选取过于宏观，使之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之间难以构建直接和明确的因果解释框架的问题，笔者在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的做法、把美国国内政治变量纳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际体系变量本身做进一步拆分，从中剥离出“权力”与“结构”两个更为具体的自变量，形成一个新的“权力—政治—结构”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经过拆分后，权力变量指的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和影响力，其变化根本上决定了美国大战略的演化方向：当权力变迁处于崛起或强势阶段时，美国大战略底色是扩张;当权力变迁处于衰落或弱势阶段时，美国大战略底色则是收缩。结构变量是指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格局——单极、两极或多极，其变化会在权力要素决定了美国大战略总体趋势的基础上对其具体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与国际体系相关的上述两个变量既彼此独立又紧密关联，这就使国际体系变迁与美国大战略演化间的逻辑关系链条更为精确，由此校正了国际体系中心范式中体系变量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不同步的逻辑偏差。例如，冷战的结束与两极结构的瓦解并未引发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重大调整，其根源就在于美国权力的变迁趋势自二战起一直处于强势阶段，结构要素变化带来的影响只能从属于美国自身的权力要素。此外，将权力要素与结构要素分开处理还可跳出对国际体系性质紧张(还是温和)进行先验假定的局限，实现研究价值中立。例如，美国大战略的底色——收缩与扩张——仅仅取决于其权力变迁趋势，而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或防御性现实主义所预设的国际体系性质无关。
其次，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在理论假定方面存在一个共同的逻辑缺陷，即在处理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影响上，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单向化思维。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在任何情形下都比国内政治更重要，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则相反。与两者相比，“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将不再把理论假定建立在国际体系或国内政治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影响孰轻孰重的争论上，而是把对各个自变量影响力的评估置于特定的权力变迁趋势前提下，这就实现了研究变量选取和定位的科学化。具体而言，在权力崛起/强势期，由于美国大战略底色是扩张，其形态主要由国内政治变量塑造，国际体系结构——无论多极、两极还是单极——居于从属地位。这一假定背后的逻辑为，权力变迁所处的崛起/强势阶段赋予美国大战略广阔的空间，国际体系结构随之难以对其战略选择形成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因此，国内政治变量的作用就会突显出来，往往会发挥美国大战略形态塑造者的角色，导致美国的大战略选择成为国内政治复杂博弈的产物。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权力崛起阶段，美国基于现实主义原则的海外扩张主要是由国内共和党政治精英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的利益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无法对此产生根本影响。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调整以及时任总统、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对于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设想和追求，都未能逆转美国大战略的现实主义取向。
另一方面，在权力衰落/弱势期，美国大战略的底色则转为收缩，国际体系结构将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塑造其战略形态的首要动力。这一假定背后的逻辑为，权力变迁所处的衰落/弱势阶段显著制约了美国大战略施展的空间，使美国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体系结构进而得以抑制国内政治成为美国大战略形态的塑造者。例如，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的对华战略共识之所以能超越日益分裂和极化的政治结构制约，就在于美国权力的衰落趋势(尤其是相对于中国)日益显著，其大战略选择的空间不断受限，只能在推进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尽可能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压力。
最后，针对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将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尤其是权力制衡下的政治斗争视为其大战略演化决定性因素蕴含的逻辑缺陷，“权力—政治—结构”框架除在理论假定方面进行优化外，还致力于深化对国内政治变量本身的理解。正如前文指出的，政治制度只是提供了一个围绕美国大战略制定的国内博弈平台，这种博弈既有可能是合作导向的正和博弈，也有可能是竞争导向的零和博弈。如果按照国内政治中心范式的理论假定，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国内围绕大战略的制定产生零和竞争，那么无论是二战后跨越党派分歧的“冷战共识”、还是当前同样获得两党支持的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出现，便都无法用该范式分析。本质上，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将政治力量相互制衡视为美国大战略演化首要变量的做法，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将政治文化视为干预变量的做法相同，是“非政治的政治观”，其对美国政治要素的理解过于机械，忽略了政治过程的能动性，没有意识到政治博弈背后的根源——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实用主义本质。因此“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将超越美国国内政治要素分析的制度维度，将其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影响视为国内代表多元化社会利益的不同政治联盟间进行正和/零和博弈的结果。
按照这一逻辑，在美国大战略演化的过程中，国内政治的影响源于多元化社会利益在对外政策偏好上的共识与冲突，而它们又植根于美国在自身崛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国内不同区域、阶层和产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发展的差异性。在这一过程中，多元化社会力量在大战略选择方面既可能形成相近的利益，也可能出现彼此冲突的诉求。因此，为了使美国大战略符合自身利益诉求，国内社会力量往往致力于构建以共同利益和偏好为基础的政治联盟。由于美国奉行代议制民主，总统和国会议员从竞选连任等理性选择视角下的个体利益出发，不得不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将其代表的政治联盟利益纳入考量范畴，这就导致这些联盟具有了影响政治精英立场的渠道。最终，以国内政治制度为平台，美国大战略成为在决策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多数联盟意志的体现。这一逻辑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内最明显地体现在国内政治变量影响最大的权力崛起/强势阶段。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权力的崛起阶段，共和党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便主导了美国大战略的走向。无独有偶，二战后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迅速生成和持续推进，同样根本上得益于国内支持这一战略的主导性政治联盟的出现，而非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何这一大战略能够延续至后冷战时代。
总之，以权力、政治和结构三个核心变量彼此作用搭建的“权力—政治—结构”框架梳理出一条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新线索，形成了一个“一体两翼”的解释架构，其中权力变迁为“一体”，是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关键基础性因素，根本上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美国以收缩和扩张为特征的大战略底色。在此基础上，国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结构则为“两翼”，在实践中交互驱动着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塑造了不同阶段的具体形态。正是以权力变迁这一基础性核心变量为指引、以国内政治博弈和国际体系结构两大具体核心变量的交互主导为动力，美国大战略才形成了立国两百余年来的周期性变化轨迹，为我们理解当前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提供学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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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构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还致力于运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重释美国大战略的变迁进程，从而一方面对该分析框架进行检验，另一方面为理解当下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奠定基础。概言之，按照这一框架，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将被重划为三个历史长周期，其中每个周期存续的时间恰好大约为75年，这就表明任何一项美国大战略都有着跨度相似的生命周期，这一规律的得出得益于对这一框架内权力、政治和结构三个核心变量互动逻辑的阐释，而其中最根本的是美国权力的变迁从弱势到崛起再到强势的生命周期历程(权力弱势期约75年、崛起及强势期合计约150年，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大战略在迄今为止的三分之二历史时期内呈现出扩张型的战略底色)。基于此，本文所重释的美国大战略演化历史周期分别为：(1)权力弱势—收缩底色下由国际体系多极结构塑造的孤立主义大战略周期(1789～1864);(2)权力崛起—扩张底色下由国内政治零和博弈塑造的现实主义大战略周期(1865～1940);(3)权力强势—扩张底色下由国内政治正和博弈塑造的自由主义大战略周期(1941～2016)。
（一）孤立主义大战略周期（1789～1864）
1789年，随着美国绝大多数州先后通过了1787年宪法并于当年4月支持乔治·华盛顿出任第一任总统，联邦政府正式成立，其内政外交政策也随之逐步形成。就当时美国的大战略选择而言，华盛顿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孤立主义原则。该原则意味着美国要避免卷入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尤其要避免陷入欧洲大国纷争。在这一大战略取向看来，任何联盟都会将美国拖进不必要的战争，从而导致庞大的战争开支并极大损害这个新生国家的财力，甚至危及国家的生存。孤立主义的大战略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同它们产生政治联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与它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是不明智的……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超然的路线……依照自己的利益做出独立的选择。”
在华盛顿确立的这一大战略指引下，立国初期的美国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发展和大陆扩张上，谋求国家整合与民族认同。结果是，孤立主义原则在美国外交实践中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结束。尽管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党派政治逐渐兴起，不同派别的政治精英在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上意见纷纭，但这个年轻的合众国严格遵守着孤立主义大战略原则，极力避免由于联邦党人亲英或反联邦党人亲法等，而使美国走入与这些大国的同盟，最终卷入欧洲的地缘政治斗争。
上述史实表明，美国在其立国之初的权力弱势期内，处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边缘的事实对其大战略选择造成了三方面重要影响：首先，权力要素的制约使美国大战略形成了收缩底色，其首要任务是国内发展和大陆扩张;其次，美国大战略的选择空间有限，只能在孤立主义与依附式地同欧洲大国结盟间进行权衡;第三，权力的弱势使国内政治因素对美国大战略选择的影响从属于国际体系压力，这成为国内不同政治派别能够就外交问题达成原则共识的根本原因。在国际体系结构塑造这一时期美国大战略形态的背景下，孤立主义而非与大国结盟之所以能成为美国的大战略选择，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世界正处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格局之下，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等大国竞相角逐体系的主导权，这就赋予美国置身事外的有利条件，孤立主义因此成为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于此，这一阶段美国大战略演化的逻辑可以总结为：在权力弱势—收缩底色下由国际体系多极结构塑造出了孤立主义的大战略形态。
当然，为进一步厘清这一时期美国孤立主义大战略的逻辑，“权力—政治—结构”框架还需要回应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历史学家在探讨该阶段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取向时，往往会强调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殖民地的历史经历以及在独立过程中形成的摆脱宗主国统治的独立精神，连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于联盟的批判态度等给美国带来的深刻影响。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在孤立主义大战略生成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然而归根到底，这些因素得以产生影响的前提依然是“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强调的美国自身权力变迁所处的阶段以及相应的国际体系结构。在这两个核心变量决定了美国大战略底色并塑造了其形态后，上述因素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果颠倒了这种逻辑关系，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其次，1823年“门罗主义”的提出是否违背孤立主义原则19世纪20年代初，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的“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英国也趁机向拉美扩张。1823年12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门罗主义”，即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和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欧洲也不能干涉美洲事务和在美洲进行新的殖民扩张，由此形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理念。然而“门罗主义”自提出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在外交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美国也没有力量对此进行实践。在欧洲看来，“门罗主义”的内容“触怒了主要大国的国务家们……欧洲各国拒不承认其合法性。”在国内，门罗主义并未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原则。无论是英国在1833年夺取福兰克群岛并开始在中美洲殖民地进行扩张，还是法国于1838年炮击墨西哥港口的做法，都没有招致美国的反制。“直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政治家才开始借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强权对美洲的干涉。”
（二）现实主义大战略周期（1865～1940）
以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1867年阿拉斯加购买后完成大陆扩张，以及在资本主义世界迅猛爆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扮演领头羊角色等为标志，美国不仅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成为横跨两洋的洲级大国，还驶入了工业化的快车道。这些事实表明，美国已走出权力弱势阶段，进入权力迅速崛起时期。基于此，“权力—政治—结构”框架认为美国大战略的底色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已转变为权力崛起背景下的扩张。在此期间，美国于1866～1868年建立起了自己通往亚洲的“公路”，即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得了海军基地，并于1869年拿下了巴拿马运河的建筑权。在太平洋，美国于1867年占领中途岛，1875年占领夏威夷以西的布鲁克斯岛，1889年获得阿留申群岛和萨摩亚岛。按照“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在权力崛起这一基础性变量决定美国大战略的扩张底色后，其在实践中的形态主要由国内政治博弈塑造。因此，对于该阶段美国国内政治演变的分析是理解其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核心。
19世纪后期，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并开始海外扩张同步，美国国内以内战结束为标志，正式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两党制政治模式。在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和阶级、种族矛盾快速积累的新背景下，美国社会的分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分裂社会的现实反映到政治和外交层面，便出现东北部与西部联合对抗南方的政治联盟格局，形成了美国共和党“一党独大”和民主、共和两党“非对等极化”的零和博弈政治结构。其中，代表东北部工商业、金融和西部出口农业利益的共和党始终占据政治主导地位，而代表南方种植业利益的民主党则处于少数地位。在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的半个多世纪里，只有三位民主党人问鼎白宫宝座，并且威尔逊的胜利还得益于共和党出现短暂内斗这一偶然因素。
国内政治联盟连同政党力量对比形成上述格局的结果是，面对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与欧洲列强围绕安全、殖民地和经贸等展开的大国战略竞争，美国的现实主义“旧式外交”——包括大规模扩建海军、积极进行海外扩张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映的是共和党及其代表的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的利益。就东北部而言，制造业巨头及金融和商业集团都致力于进一步打开拉美的广阔市场以出口工业产品、拓展经济活动。就西部而言，以农业和畜牧业为核心的产业出于扩大自身具有优势的农产品的海外出口这一考虑，以及太平洋沿岸所拥有的天然造舰优势，使得这一地区同样支持现实主义扩张战略。与上述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相反，美国南方以种植业为主的社会力量及其代言人民主党极力反对同欧洲大国的战略竞争，因为其引发的美国军费开支迅速增加，会使南方成为国内“转移支付”的受害者。在贸易政策上，由于东北部的新兴制造业和西部落后的农业产业都面临来自欧洲主要大国的激烈竞争，因而代表这些地区利益的国会议员普遍主张采取保护主义，甚至不惜发起对欧关税战以保护国内产业。就南方而言，由于该地区生产的棉花等经济作物主要面向的是欧洲市场，与欧洲大国的贸易互补性很强，因而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党政客纷纷倾向于自由贸易。
在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及其代言人共和党主导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背景下，美国的现实主义大战略成为这部分国内利益的反映，并且其建立在牺牲南方利益的基础上，是民主、共和两党及其背后两个政治联盟零和博弈的产物。例如在1898年吞并夏威夷的军事行动中，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主要基于如下战略考虑：打造一支深蓝海军可以保护美国在海外不断扩展的经济利益，而夏威夷作为太平洋中部的小型群岛不仅可以作为本土以外最重要的海军基地，还可以发挥美国向海外投送力量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补给站和装煤港等战略作用。又如，在贸易政策上，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力主对欧洲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是，从19世纪末一直到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税率达到44%，远远高于欧洲主要大国的关税水平(如英国的0、德国的13%和法国的20%)。面对这一不利于自身的关税政策，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曾多次尝试联合西部各州使政策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调整，但利益的差异使这种努力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此外，这一时期尽管曾有异常热衷于自由主义、多边合作及国际制度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在美国于一战后已经走进世界权力中心的情况下做出运用美国的价值理念改造国际体系的努力——如推动建立国际联盟、提出集体安全理念和国际法原则，但正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构性制约，才使威尔逊的自由主义理想始终停留在思想和理念层面，并未转化为美国实际的大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在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决定性地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大约75年的历史区间里，美国大战略从孤立主义转型为现实主义的演化逻辑为：权力的迅速崛起赋予美国几乎免于受到国际体系结构制约的空间，国内政治博弈的影响随之外溢到外交政策领域，使美国大战略成为其内政的延续。在此过程中，由于美国国内形成共和党一党独大和两党“非对等极化”格局，美国以大规模海外扩张、大举扩建海军、同欧洲进行战略竞争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充满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色彩的大战略选择，成为共和党及其代表的东北部—西部主导性政治联盟对外战略利益的体现，并且这一战略选择是以牺牲民主党及其代表的南方政治联盟的利益为代价的，是国内政治零和博弈的结果。因此，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过程及其本质是厘清其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核心线索。
（三）自由主义大战略周期（1941～2016）
当美国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和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于战后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时，其权力的变迁随之从崛起阶段迈入强势阶段。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国际体系结构赋予美国大战略更为广阔的空间，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也离不开其发挥领导作用。因此，与其说这一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选择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不如说国际体系如何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基于此，按照本文的“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后的这一新的权力强势阶段，其大战略选择同样将取决于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及其博弈性质。
二战期间，随着国内军事开支的成倍增长、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美国国内政治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深刻重组。其中，东北部作为美国的工业和经济中心，已发展为全球经济技术最为先进和发达的区域。因此，从新英格兰地区到中大西洋地区再到五大湖区的广袤区域，纷纷转型成为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受益者。在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看来，确保维护自身迅速扩张的海外经贸和投资利益的最佳战略，就是推动政府持续扩大军费、加深与美国盟友的协调以及开展多边国际合作，保护海外市场免于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意识形态威胁。同时，美国还需要有效发挥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力和价值观影响力，增强霸权的制度与合法性基础，有效遏制苏联。就南方而言，除贸易利益外，由于在二战时期该区域已转型为新兴军工产业基地和罗斯福所称的“民主国家兵工厂”，因而其已不再是国内军费开支“转移支付”的受害者，反而是最大获益方。在新的利益驱使下，南方自然而然地开始支持美国军费的大幅增长、加速海外扩张并扮演全球霸权角色。
由是观之，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重组深刻影响了美国国内的博弈结构，进而决定性地塑造了其大战略的新形态。在这一轮由大萧条推动的重组中，民主党势力范围从南方迅速扩展到东北部，彻底改变了此前的共和党“一党独大”的模式，形成了两党“分庭抗礼”新局面。以此为基础，美国形成了一种新的以跨党派的东北部—南方联盟为主导的政治格局，政党政治博弈随之转变为以“对等合作”为特征的正和博弈模式。基于此，两党围绕美国大战略的制定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以下四点：(1)确保美国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军事技术保持领先、军事力量日益强大;(2)推行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与国际化的金融政策;(3)以全球盟友体系为依托，兑现日益广泛的海外承诺，并通过强有力的对外干涉保护美国的海外利益;(4)以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为积极抓手，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上述四点共识构成了美国肇始于罗斯福时代的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核心，因为其符合民主、共和两党及其背后主要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在二战期间及其后的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扩展和与霸权地位稳固过程中，东北部工商业和金融集团从国际贸易、海外投资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要支柱的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中获益巨大，而南方种植园经济和军工产业则通过贸易扩张和军费开支的大幅增长同样获取了巨大利益。因此，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与国内主导性政治联盟的利益关切实现了一种高度契合的内外联动，推动了这一战略的持续有效运转。也正是美国国内变化了的政治博弈结构使其大战略彻底告别了共和党主导时期基于两党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取向，根据新的国内主导性政治联盟的核心利益过渡到了基于两党正和博弈的自由主义阶段。因此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看来，只要美国经济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权力地位处于强势和持续领先的地位，国内的自由主义大战略政治联盟及其正和博弈态势就会稳固地处于政治主导地位，以对这一战略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使之不会因为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调整——从两极格局到“单极时刻”再到“一超多强”——出现重大变化。
综上所述，“权力—政治—结构”框架清晰地揭示出为何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能够从冷战时代延续和穿越至后冷战时代，也表明无论是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还是后冷战时代克林顿政府的“参与—扩展”战略、布什政府的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全球再平衡战略，本质上均为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具体表现。它们的目标都是维护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背后的逻辑也无一例外地植根于美国权力处于强势周期、大战略底色为扩张的前提下，国内政治中的跨党派主导性联盟所进行的符合其共同对外战略利益的正和博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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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以“反建制”个人标签与竞选理念成功入主白宫，并在执政后将这些理念应用于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在外交上，“反建制主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美国优先”原则，将增进美国短期的、现实的和具体的利益——而非二战结束以来以强化全球盟友体系、维系国际领导力及保持国际秩序稳定为代表的长期的、抽象的和宏观的利益——作为对外政策出发点。二是坚持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在自由主义看来十分狭隘甚至偏激的政策理念，对经济、移民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及自由贸易持批判立场。三是排斥二战后建立并成为美国霸权支柱的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认为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组织、多边制度安排及全球治理增加了美国的外交成本、有损其国家利益。上述政策理念及实践已被学界公认为是对美国自罗斯福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大战略传统的背离，以及向普遍意义的民族国家行为的靠拢。问题在于，这一转变究竟是一种短期的异常波动，还是代表中长期意义上美国大战略周期性拐点的到来?
（一）自由主义大战略退潮的内外根源
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看来，肇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转型，意味着自由主义的退潮和美国大战略新周期的开启。这一判断建立在以下三大趋势性拐点出现的事实基础上。首先，支撑过去约四分之三个世纪内自由主义大战略成功运行的美国国内政治基础已大幅削弱。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兴起根本上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党政治力量重组后形成的东北部—南方联盟基于跨党派利益的推动。然而，随着美国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出现新趋势，以及冷战后日益加速的全球化带来的差异化影响，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走向了瓦解，其标志就是2016年美国大选出现的“特朗普冲击”及其背后以反全球化和反自由主义为推力的新一轮国内政党政治力量的重组。在这轮重组中，美国传统核心地带东北部因产业结构分化、制造业竞争力下降走向分裂，其中以白人蓝领为主体、以日趋衰落的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五大湖区“铁锈地带”成为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坚定反对者。在这部分政治—社会力量看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带来了美国产业结构空心化、社会贫富分化以及蓝领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一系列基于多边主义原则的全球治理过程和频繁的海外干涉则消耗了本应投向国内的战略资源，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正如历史上东北部因产业竞争力的增强而从保护主义的支持者转变为自由主义的受益者、进而与南方结成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政治联盟反映出的逻辑一样，近年来这一区域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使其利益诉求再次逆转，最终瓦解了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国内政治基础。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争夺作为关键选区的上述地带、重建对民主党政治前景至关重要的“蓝墙”，美国在贸易政策上不仅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而且其保护主义底色更加明显。这就表明，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最重要支柱——基于自由主义取向的贸易政策——不复存在，这也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这一战略难以真正得以重振的根源。
其次，经历了后冷战时代的长期高位盘整后，美国权力变迁的趋势迎来一个明显的下行拐点，其表现有三方面。第一，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显著恶化、社会矛盾更趋尖锐，民主制度和国家治理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能和失效，权力基础由此被大幅削弱。随着民主、共和两党极化和斗争的愈演愈烈，美国社会的分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侵蚀了两党精英的政治领导力及其改革能力。无论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出现的“应对赤字”还是2020年大选后的“占领国会山”事件，都是美国制度失能和治理失效的反映。第二，在内政领域矛盾持续深化、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转向不断加速等双重影响下，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战略信誉和国家形象纷纷下滑至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第三，美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的相对衰落成为其权力由盛转衰的最直观体现。就综合国力而言，按照中国学者阎学通的计算公式，综合国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政治领导力，那么由于前述两方面原因，美国的综合国力随着政治领导力的下降而出现衰落。就经济而言，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所占全球比重较为稳定地维持在24%左右，但其近年来的年度增量连续被中国超越，表明其相对衰落趋势难以逆转。中美经济总量差距不断缩小的结果是，中国以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的75%，创下了二战后崛起国和霸权国比值的纪录。最终，权力的由盛转衰使得美国大战略的底色迅速从扩张转变为收缩，这一战略调整符合“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对其演化逻辑的分析。在实践中，无论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还是从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都可以看出美国大战略十分显著的内向型和收缩性特征。
第三，在自身权力变迁的趋势迎来二战后、甚至过去150年来重要拐点的决定性影响下，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日益明显，其战略重心随之从此前追求由国内政治博弈所界定的自由主义目标转为由当前国际体系结构所界定的应对大国竞争、尤其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中美中长期战略竞争。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后，以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美国国内两党政治精英正式形成了跨越党派的两方面基本共识：一是美国大战略必须告别过去十余年以全球反恐怖主义为重心的布局模式，根据战略环境的变化转到应对大国(主要是中俄两国)的战略竞争上;二是将中国视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并且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是长期的和全面的。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从白宫2021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到国防部2022年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美国大战略对于国际体系结构变迁——其中主要是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显著——的回应力度逐步增强。这就说明，在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大背景下，国际体系结构正在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塑造美国大战略形态的首要动力，从而解释了为何对华战略竞争能够成为超越当下美国国内政治纷争与极化的为数不多的跨党派共识。
（二）现实制度主义与美国大战略的新周期
如同美国大战略在历史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周期特征一样，自由主义大战略在成功运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后也迎来了退潮的拐点。同时，自由主义与其他大战略相比又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由于它运行在美国权力最为强势、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塑造也最为有力的周期内，因此其在全球范围内特有的深远影响将对步入新周期的美国大战略产生重要的干预作用，其背后的逻辑依然存在于“权力—政治—结构”框架之中：一方面，随着美国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为收缩，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将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美国大战略演化的首要动力;另一方面，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变迁又是由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推动的，因而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不可避免地留有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深刻印迹。
从上述两方面逻辑出发，笔者认为，新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形态将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两面性。首先，美国权力的由盛转衰和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为收缩背景下的大国竞争，将会使美国大战略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显著增加。冷战时期，由于美苏竞争恰好处于美国权力强势和扩张型大战略阶段，因此自由主义框架下的遏制具备其战略运行所需的全方位、高强度的资源投入条件，意识形态较量、核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甚至局部热战成为这种资源投入的鲜明体现。然而在中美竞争阶段，美国大战略在自身权力衰落和收缩底色下的资源投入必然受限，因此无力推行冷战时期自由主义式的遏制，只能更为审慎地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应对中国的崛起，以控制战略竞争的成本。另一方面，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体量及其在世界经济包括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力远超当时的苏联，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对华遏制的成本，使得任何基于自由主义的对华竞争战略难以长期推行下去。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在国际体系结构成为美国大战略演化首要动力以及国内形成了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背景下，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具备了理论上的应用场景，即美国可以被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其大战略的制定将主要建立在地缘政治而非国内政治现实的基础上。
其次，与美苏冷战的历史背景不同，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迅速崛起是在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内的崛起，这一发展趋势在冷战后进一步加速，使中国不仅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更成为这一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因此，中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体系内两强”的特殊关系，这就导致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既非冷战对峙，也非冲突敌对，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状态下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新形态。一方面，中美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的战略合作无论对双边关系、地区稳定还是全球治理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中美又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战略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并非军备竞赛、结盟对抗和意识形态比拼，而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围绕二战后伴随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兴起而创设的一系列国际制度的改革、根据国际体系环境变化而新生的国际制度的塑造，以及在新旧制度框架内发挥有效领导力以解决一系列地区性和全球性挑战等展开的国际制度竞争。对美国来说，尽管权力和大战略底色的变迁使之无力再度担负起自由主义时期在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中强有力领导者的角色，但体系结构变迁带来的大国竞争使之仍然不愿让渡其领导权给中国，仍然希望国际制度能够成为其霸权的有效支撑。这就使得新周期内的美国大战略依旧无法完全剥离自由主义中的制度主义成分。
基于此，新周期内美国以应对大国竞争为重点的大战略将兼具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两面性特征，因此“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称之为现实制度主义大战略。这一战略选择是在美国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也是美国在相对衰落过程中力求维系其霸权地位和国际体系影响力，同时追求控制战略成本的一种折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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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战略正在经历何种转型?近年来美国外交背后的一系列政策逻辑变化该如何理解?其对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影响究竟是短期的、浅层的还是长期的、深层的?为了回答这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尝试在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既有研究范式——国际体系中心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以权力、政治和结构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用以重新阐释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与历史周期，最终为洞察当下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提供有效线索。
在笔者搭建的这一“权力—政治—结构”框架中，权力要素决定了美国大战略的底色，国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结构则交互驱动着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在权力崛起/强势期，美国大战略的底色是扩张，其形态主要由国内政治博弈塑造，国际体系结构——多极、两极抑或是单极——居于从属地位。在权力衰落/弱势期，美国大战略的底色则是收缩，国际体系结构随之成为塑造其形态的首要动力。按照这一架构，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演化将被有规律地重新划分为以75年为单位的三个重要周期：孤立主义(1789～1864)、现实主义(1865～1940)和自由主义(1941～2016)。2017年以来，美国大战略的收缩底色再次突显，这反映出权力的由盛转衰使得国际体系结构已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塑造当下美国大战略形态的首要动力，而中美战略竞争则成为这一新的国际体系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
上述学理分析和案例研究表明，美国大战略正在经历中长期意义上的重大转型，其全球影响将是深远的。同时，它们也阐释了为何对华战略竞争能够成为超越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纷争的跨党派共识。基于此，美国大战略在这一新周期内的形态将可能被塑造为现实制度主义，这是在美国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也是美国在相对衰落过程中力求维系其霸权地位和国际体系影响力，同时追求控制战略成本的一种折中选择。
*文章原载《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1期。
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
来源时间：2023/4/11 发布时间：202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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