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昔底德陷阱的阴影下：国际关系理论与中美关系的和平前景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Oriana Skylar Mastro，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研究所的中心研究员，研究重点是中国军事和安全政策、亚太安全问题、战争终止、核动力以及胁迫外交。她同时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并曾在美国空军预备役服役，期间担任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战略规划师。

来源：Oriana Skylar Mastro, “In the Shadow of the Thucydides Trap: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rospects for Peace in U.S.-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4. 2019. pp. 25-45.

导读

大国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平衡变化早已被确定为对国际秩序的重大挑战。中美两国有多大可能性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在潜在的权力交接期间大打出手?本文基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格雷厄姆·艾利森的12条和平线索（12 clues for peace），创建了一个七变量的框架，预测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发生重大冲突的可能性。变量包括：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制度约束程度、国内政治制度、联盟性质、核武器、崛起大国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其不满程度。本文在中美关系的背景下评估这些变量的价值，以明确是否有理由对和平前景持悲观态度。相较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艾利森的12条和平线索，这种分析得出的关于和平前景的结论更加复杂。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减少时，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以此为据诞生了大量的研究，评估战争发生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避免。最近，艾利森认为，鉴于历史记录，中国和美国更有可能开战：16次大国崛起中有12次崛起大国积累了足够挑战霸主的实力，且以战争告终。他提出，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所说，守成大国的偏执多疑和崛起大国的狂妄自大会导致武装冲突。随着实力差距的缩小，中国和美国会开战吗?最有可能导致冲突的途径是什么?国际关系领域目前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创建了一个综合艾利森的12条和平线索以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来评估中美和平的前景。

不满情绪上升

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前提是崛起大国对现行制度不满意并寻求对其有利的改变，因而冲突更有可能爆发。具体而言，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分配与权力分配错位时，崛起大国可能会使用武力来实现平衡。随着国家的实力与国际体系规则、势力范围以及领土划分之间的不对等增加，强行改变这些规则的成本相对于遵循规则的潜在好处会下降。这并不是说霸权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崛起大国。即便有一个不满的崛起大国，守成大国也可以选择接纳其需求。带入到中美关系中，中国可能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感到满意，尤其可能对领土分配不满，例如对南海诸岛的人工改造，权力转移理论认为这是最关键的方面。同样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23次提到中国，并将中国视为跨越政治、经济、军事和信息领域的“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这表明接纳中国不大可能。这种程度中等但不断增加的不满程度对中美和平前景来说不是好兆头。

经济相互依存程度

多数情况下，牢固的双边经济关系可以使领导人保持谨慎，鼓励危机降级。当代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已经大大增加了相互依存程度，而且这种经济相互依存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影响国际行为。具体来说，学者们认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冲突的机会成本，通过促进国家之间的开放和频繁接触增进理解，并降低战争的动机，因为贸易是一种更好的获得生产能力的方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越高，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低。虽然更密切的经济联系比缺乏相互依存更有希望促进和平，但这种联系并非灵丹妙药。如果国内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相比于让步的政治成本，领导人通常更愿意承担经济冲突的成本。此外，在美国和印太地区的关于中国不公平经济做法的传言造成了对中国不利的看法，从而削弱了经济联系促进和平的力量。然而，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抑制了冲突倾向。

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国际关系的特点是无政府状态，这意味着没有类似世界政府的超国家权威。尽管如此，强大的跨国势力在历史上一直影响着大国之间的关系。艾利森认为，从历史上看，强大的第三方有时迫使国家采取接纳政策，从而防止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制度可以促进国际合作，并通过多种机制（mechanism）减少纷争（discord）。第一种机制是物质奖励和惩罚：在追寻一系列利益的过程中，国家会对国际制度提供的积极和消极的制裁做出反应。第二个机制是与国内行为体互动，引发国内社会群体之间权力分配的变化，从而导致不同的国家偏好。第三是社会化，国际制度在与政策制定者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导致规范的内化，这反过来又会产生新的利益与偏好。如果对危险行为的制度约束强，则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会大幅下降。即使制度约束较弱，这些国际制度也可以帮助各国说服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达成避免战争的相互谅解。

与许多早期崛起的大国相比，中国深深地融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虽然没有达到20世纪80、9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程度)。20世纪90年代，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银行最大贷款国和重大的成功案例，世界银行也成为中国长期外资的最大单一来源。但事实表明，国际制度最多只能说服两国服从超国家机构以及法律框架的限制和决定。两者都经常忽略这些第三方的需求。当超国家机构威胁要限制中国的主权时，中国倾向于拒绝他们的权威。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拒绝承认国际海洋法庭(ITLOS)的合法性。在ITLOS于2016年裁决支持菲律宾的南海主张后，中方声明该判决不具有约束力且无效。美国也经常忽视它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的一些核心原则。几十年来，美国经常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包括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美国对叙利亚的干预。在受到于己不利的决定后，美国也曾试图避免国际法律机构的管辖。

此外，15年前中国很大程度上遵守了这些制度的规范和规则，但中国正在逐渐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某些方面。具体而言，许多人担心中国正在建立属于自己的一套区域和国际秩序来削弱美国权威，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因此，国际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国家行为，但其力量相对较弱，且在中美关系的现状下其力量会进一步下滑。

国内政治制度

当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共享一种政治文化时，守成大国可能会相对较少地担忧崛起大国的意图，因此可能接纳它，从而避免战争。不幸的是，中美两国没有可以在中国崛起时降低发生冲突可能性的共同的政治文化。相反，中美两国构成了混合的二元体。中国最为担忧的就是因为不同的国内政治制度，无论中国如何使用新增长的力量美国都不会适应。如果精英们一致认为这种担忧有根据，那么中国履行责任的动力就会减少。因此，政治文化方面的分歧预测发生大战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联盟的性质

虽然联盟旨在创造权力平衡从而达到国际体系中的和平稳定，但存在两个联盟困境会阻碍有效的平衡。第一种是纠缠（entanglement），即联盟伙伴被拖入战争是因为其盟友的生存对其自身安全是必要的。因此，联盟承诺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否会挑起大国战争。如果美国结盟的承诺是以盟国不挑起冲突为条件，则联盟可以有助于力量平衡，从而促进稳定与和平。但是，如果美国向其盟友表明，即使他们挑起与中国的冲突自己也愿意保卫他们，美国就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本可避免的与中国的大战。

虽然美国的结盟承诺可能会使美国与中国陷入战争，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小心翼翼地不给盟友们开空白支票。例如，美国没有明说如果中国占据了与菲律宾有领土争端的南海岛屿，美菲签订的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是否适用。美国还对于将在什么条件下武装协助台湾保持着“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用以同时威慑中国大陆与台湾。不同于美日条约与美韩条约，台湾关系法并不保证军事保护。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洲和韩国的情况下纠缠的风险较小，因为这些国家与中美两国都有着相对积极的关系，且美国的承诺显然是防御性质的。中国有可能介入朝鲜半岛的冲突，但并没有完全致力于保卫朝鲜，且希望避免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与美国或韩国军队交锋。总之，因为美国在亚洲的联盟承诺是有条件的，本质上也还是防御性的，不太可能意外引发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核武器

如果满足3个条件，拥有核武器可以降低常规战争的可能性：（1）过渡时期不发生预防性战争；（2）每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具备二次打击的能力，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3）核武器库不能轻易发生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中美关系最核心的问题是第二个条件。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都必须拥有二次打击能力，以至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逻辑适用。如果两国都有刀枪不入的核武器库，热战将不再是正当选择，因为领导人明白常规冲突可能会升级成核冲突。因此，鉴于战争的高昂代价，各国行事更加谨慎，不太可能为了小收益而冒大风险。

然而由于不确定中国是否有二次打击能力，核武器对于常规战争的威慑力相对较弱。MAD的概念是建立在美苏核关系的基础上，两国都有数千核武器以及相互之间的相对对等。中美的情况并非如此，前者选择了追求有限或最低限度的威慑态势。中国目前未必有足够的生存系统来构成二次打击。中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的事实降低了常规冲突的可能性，但因为脆弱性的持续不对称，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尽管核武器的影响目前还不确定，中国的核现代化努力表明其正在越来越接近于拥有一支可靠的、能够在受袭击之后进行报复的生存力量。

国内增长的可持续性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权力差距扩大、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差距缩小到接近均等时，霸权战争最有可能发生。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扩大的军事实力会鼓励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行为。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崛起的大国未能保持挑战守成大国所必需的增长，霸权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在近期的历史中，由于国内政治和经济的挑战以及规范限制，许多有着令人瞩目经济增长的国家无法积累到成为大国所必需的力量——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统一后的德国和今天的印度。虽然苏联确实取得了大国地位，其经济崩溃使其无法维持地位并将统治范围扩张到亚洲。当崛起大国无法维持其崛起时，它无法威胁守成大国，从而避免了战争。

许多学者质疑中国的崛起是否可持续。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多项指标预示着困境将至。另外，中国经济繁荣所引起的环境破坏正在转移中国生产力的资源。随着新环境法规的实施，某些行业可能容易破产，例如住房和建筑行业。然而，有很多理由质疑这种逻辑。首先，一些经济学家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来源再平衡方面取得了进展，走上了可持续的经济道路。而且即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到2023年也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政府将创新作为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一项备受瞩目的倡议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通过政府援助升级十个领域的主要制造中心。简而言之，内部脆弱性可能会破坏中国的崛起，但迄今为止中国已经相对成功地处理了这些问题。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关于和平的前景，本文的结论比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和艾利森的12条和平线索还要悲观。对于大多数理论来说，存在一个阈值，在该阈值处变量开始发挥作用—例如最小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某个特定数量的核武器或者经济增长的某个程度上的不可持续性。目前，只有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达到了这个门槛，指向和平的可能性;国内政治制度，指向战争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有更大影响的因素却不足以超越其他因素，例如制度约束和核威慑。

那么，美国可以做什么来降低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呢?如果与中国的和平是首要任务，那么美国可以鼓励更大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或者试图扩大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相反的做法。特朗普表达了一种政治哲学，即安全与繁荣只能由对自己负责的个别国家实现，如果有必要，它们之间应该建起围墙，而非组建国际制度。此外，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多项可能降低双边依存程度且威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措施，例如贸易战。本文提出的框架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提供了一份清单。这七个因素在未来十年如何演变将决定亚太地区是否能够持续和平稳定。

译者：江若婵，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亚太地区外交政策。

来源时间：2023/4/11   发布时间：2023/4/8

旧文章ID：29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