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选举武器的关税： 中美贸易战的政治地理学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Sung Eun Kim，韩国高丽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Yotam Margalit，特拉维夫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来源：Sung Eun Kim and Yotam Margalit, “Tariffs as Electoral Weapon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1. 2021. pp. 1-38.

内容提要

为回应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挑起的冲突，中国政府进行了反击，对价值超过1100亿美元的数千种美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本文探讨中国的关税是否反映了一种战略，即通过损害对美国总统所在政党的政治支持来施加反向压力。文章评估了该举措对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的影响，并研究了由此产生的选举变化的内在机制。文章发现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关税系统地针对那些支持共和党地区生产的商品，尤其那些来自于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的。这一策略是成功的：目标地区更有可能转向反对共和党候选人。通过使用竞选新闻稿、本地在线搜索数据和一项全国性调查，本文发现，居住在受关税影响地区的选民更有可能了解贸易战，认识其不利影响，并将争端升级的责任归于共和党。这些发现表明，国内政治制度可以成为国家间争端中脆弱性的来源。

问题的提出：贸易政策、报复和反对现任投票行为

政府征收关税的决定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家用来讨好当地利益集团或从购买保护的游说团体那里获得财政捐款的工具。然而，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展现了关税另一个方面的作用——中国对特定产品征收关税的策略不是为了迎合国内利益，而是为了对其贸易伙伴施加外部政治成本。近期一系列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的不利经济因素对选举有明显的影响。

选民问责的威胁有助于解释政治家们倾向于推进有利于其选民的贸易政策。这一逻辑的反面是，外国政府有可能通过威胁对政治上重要的行业和选区所生产的商品征收关税来寻求从其贸易伙伴那里获得让步。将外国经济压力强加于对手的支持基础，这与使用“聪明制裁”(smart sanctions)的逻辑相似——针对的是政府的支持者，同时将对更广泛社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本文假设，由于与美国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代价巨大，为解决争端，中国试图对特朗普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施加最大的政治压力。因此，文章预计中国会对以下地区生产的商品征收关税：支持特朗普选民比例高的地区和竞争激烈选区中的共和党重镇。文章分析了美国的选举政治如何影响中国关税战略的形成，并探讨了美国人关于贸易战的信息来源、他们的归责以及随后的投票行为。

背景和数据

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衡量标准，即中国报复性关税在美国县级层面的影响。结合这一衡量标准和选举数据，文章研究了中国征收关税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选举考虑，以及这一战略在对共和党候选人施加选举成本方面的成功程度。

（一）关税的影响

文章用每个县的工人在中国所针对的行业中的就业比例来衡量报复性关税的影响。目标行业的就业份额接近于易受报复性关税影响的劳动力规模，这反映了中国的战略希望影响的选举成本，第一轮报复性关税主要针对农业部门，从第二轮开始制造业部门成为目标。文章对每一轮关税以及所有轮次的关税都分别计算了工人就业比例。图1显示了关税影响的地理分布。左上图显示了2018年4月中国针对128种商品征收第一轮关税的影响程度。虽然每个县平均只有1.1%的工人受到关税的影响，但在71个县中有超过10%的工人受雇于受影响的行业(例如，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相关县有大量的水果和树木种植行业)。其他三个图片累计增加了对同年6月、8月和9月征收的第二、第三和第四轮关税的影响。随着报复性关税的扩大，在6月和8月，县级受影响工人的平均比例分别增加到3.3%和5.6%。随着贸易战的急剧升级，到9月，这一数字已跃升至16.7%。图片显示，不同地区和各州内部的受影响程度的差异很大。

（二）选举地理

文章将受影响的地区与跨区和跨县的投票信息相结合，使用2014年和2016年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的平均得票率来衡量县级支持率。文章将摇摆区(swing district)定义为在两次选举中共和党得票率在40%至60%之间的地区。然后，文章需要考虑特定的县是否位于摇摆区的范畴内。由于县往往跨越多个区，因此文章在空间上合并了县和区的地图，并计算出某一县与摇摆区重叠的土地面积份额。当该县与一个摇摆区至少有20%的重叠时，就视作该县位于摇摆区之内。

文章研究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对2018年中期选举的选举影响，即在2016年和2018年众议院选举之间每个地区的共和党候选人的选举支持率的变化。通过使用两次选举之间两党选票份额的差异，我们控制了任何与该县对共和党的支持程度相关却未观察到的县级特征。文章还通过控制前一个选举周期(即2014年和2016年众议院选举之间)的共和党选票份额的变化来说明县级投票的时间趋势。

中国报复性关税的政治目标

如果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希望降低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那么它的重点会放在摇摆区上，因为在这里，投票的微小变化也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巨大影响。图2显示了2014-16年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的选举支持率的地理变化情况，摇摆区用粗黑线表示。文章预期，处于摇摆区的共和党县将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目标。例如，在第一轮的报复性关税中，中国将坚果列入了商品清单。坚果的种植主要集中在加州的几个县，其中克恩县(Kern)和弗雷斯科县(Fresco)——两个共和党的大本营——占美国整个坚果种植业就业人数的30%以上。因此，中国对坚果征收的关税对加州第21区共和党支持者密集的县的经济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为了检验这一预期，文章估计了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对这些结果的替代性解释可能是，生产大部分出口产品的行业恰好位于倾向于共和党的县，这样，上述关税和选举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证明中国反击策略有影响选举的意图。文章将通过使用产品(而不是行业)作为分析单位来分析中国的目标策略来检验这种可能。文章使用一个新的变量，即共和党的集中度(REPUBLICAN CONCENTRATION)，来反映相关行业的就业在共和党选区的集中程度，并估计了以下模型：

中国报复性关税对选举的影响

文章通过考察2016年和2018年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人的得票份额在县级地区的变化来评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选举后果。模型设定如下：

结果表明，中国的战略相当有效。在所有模型中，中国关税在县一级显著降低了共和党在众议院选举中的得票份额，而美国的关税保护只产生了轻微的积极影响。对周薪变化的控制表明，关税对共和党支持率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由选民因贸易战而经历的经济变化所驱动。相反，这些投票模式反映了选民对贸易战未来影响的预期，是对支持总统贸易政策的共和党候选人的斥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后来的几轮关税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可能的解释首先是两国发起的关税有相当大的重叠，使得选民对贸易战潜在影响的评估变得模糊不清;其次，9月的几轮关税对选民产生的经济影响较小，因为它们是在选举前很短的时间内宣布的。

文章发现在中国关税的目标地区，民主党的得票率上升，这可能是由于以前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将他们的选票转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然而，这也可能是由于关税调动了新的选民去投票。表5反驳了这种替代性解释，将因变量更换为贸易战开始之前(2016年)和之后(2018年)的投票总数变化，结果显示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县的投票率与受影响较小的县没有较大的不同。

中国的策略是独一无二的吗？

与中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是迄今为止最突出的，但不是美国贸易争端的唯一战线。自特朗普总统当选以来，美国在贸易政策上与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的贸易伙伴墨西哥和加拿大发生了冲突，这些贸易伙伴也通过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来反击。与中国相比，它们的反击策略有多大的相似性，这些关税是否对选举有类似的影响?

表6考察了欧盟(模型1-2)、加拿大(模型3-4)和墨西哥(模型5-6)的关税征收策略。如结果所示，这三个国家都把目标对准了共和党支持率较高的县。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欧盟、加拿大与墨西哥针对摇摆区与非摇摆区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换句话说，中国的关税构成似乎特别针对给共和党人带来选举成本，而其他贸易伙伴所采取的反击策略则不然。

表7显示了关税的影响面与共和党得票份额之间的关联，分别分析了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影响(模型1-6)及其合并影响(模型7-8)。除加拿大外，关税的系数都是负的，但在所有模型中都接近于零。

机制：共和党候选人为何被惩罚

迄今为止的结果显示，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地理影响与2018年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下降之间存在强烈关联。为了解中间的机制，文章研究了国会候选人的竞选新闻稿(campaign communications)、网络搜索数据和美国选民的调查数据。

（一）竞选宣传

文章发现了许多例子，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利用贸易战作为一个关键的竞选问题，来抨击共和党候选人。通过构建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在众议院选举中包含“贸易战”(trade war)这一短语的竞选出版物的比例作为因变量(范围从0到9.6)，来研究一个地区受关税的影响程度是否与候选人对贸易战的关注增加有关，特别是在民主党候选人中。表8中交互项为正且显著表明，民主党候选人不仅更有可能在与选民的沟通中讨论贸易战，而且当他们的选区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影响时，他们会更频繁地讨论贸易战。

（二）网络搜索

具体而言，文章希望评估居住在受贸易战伤害风险较高地区的人是否更有可能积极寻求有关冲突的信息。为此，文章采用谷歌浏览器2018年 “贸易战”和 “中国(China)AND关税”这两个关键词在都市区层面的搜索量指数(index of the search volume)。该指数从0到100不等，反映了各地区搜索强度的相对程度。由于影响程度是在县一级构建的，文章将县一级的数据汇总到大都市地区一级，并重新计算影响程度。因为搜索指数是一个年度数据，我们使用在任何一轮征收的报复性关税所针对的就业人数比例。由于对新闻的关注和搜索强度可能与教育相关，文章控制了至少拥有学士学位或研究生学位的个体比例。

表9的结果为预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综合来看，在受贸易战影响较大的地区，人们对了解有关情况的新信息的兴趣明显较高。这些发现表明，共和党人支持率的下降不仅仅是对经济状况恶化的一般反应，更是选民对贸易战本身知情后的反应。

（三）个体认知

为研究人们如何评估贸易战的影响，以及相关政治人物在导致贸易战升级中的作用，我们于2019年2月利用在线民意调查公司Lucid在全美国民众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如表10所示，我们发现就业行业的受影响程度与对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与中国的贸易战伤害的看法之间没有关联，却与受访者认为贸易战对其居住地区产生不利影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此外，受关税影响与受访者将责任归咎于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他变量相对不显著表明，受访者对贸易战的看法更多的是由贸易战对他们的雇主和(可能)的工作前景的影响来决定的，而不是居住地区。

尽管如此，我们确实发现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贸易战的个人损失在塑造人们的观点方面很重要。如表11所示，那些家庭因中国的反击而受到伤害的个体，更有可能认为贸易战对美国和他们居住的地区有害，并将这种伤害归咎于特朗普和共和党。重要的是，即使考虑到受访者的政治偏好，这种影响也是存在的，这表明，在那些直接受到关税伤害的人的归责超越了党派的影响。

结论

中美贸易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案例，因为中国的关税策略必然会在两党候选人对贸易战的立场安插一个重要的楔子(wedge)。因此，通常制约分析家正确检验贸易对选举的影响的内生性问题——候选人调整贸易立场从而与选民对这一问题的偏好更加一致——在本案例中极少存在。

研究结果表明，选民确实对贸易政策问题很敏感，包括自己政府的和贸易伙伴的。正如我们的证据所示，在受关税影响地区竞争的政治家更有可能在竞选中谈论贸易战，而这些地区的居民更有可能寻求有关这一问题的更多信息，并将贸易战升级的责任归于执政党成员。这些发现表明，选民不仅仅是对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反应，而且是对贸易战本身做出了有意识的反应。

本文为日后进一步研究关税对选举的影响铺垫了三个方向：首先是某些政治制度是否使政府更容易受到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的影响;其次是如果贸易战的冲击全部展现出来，选民会如何反应，执政党的选举命运可能取决于指责和聚旗效应的平衡;最后是个体获得贸易战有关信息的不同渠道如何塑造个体的看法，正如中美贸易战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个体的看法对现任政治家和他们所追求的贸易政策可能影响巨大。

译者：罗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理论。

来源时间：2023/4/11   发布时间：20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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