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淄川：美国为何不再提“反恐战争”？

作者：刘淄川  来源：经济观察网

　　近几个月里“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又称“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突然崛起，得到全球瞩目。该组织在伊拉克西北部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威胁巴格达，危及伊拉克石油供应前景，震惊世界，让西方国家不得不熟思应对之策。

　　不过，长期的观察者也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ISIS发起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并没有引起全球新一轮“反恐”警报齐鸣。最开始，美国对ISIS的反应相对冷淡，把防御其扩张的任务主要交给了巴格达政府，只是到了后来，在ISIS围困信奉基督教的“雅兹迪派”，并把主攻方向转到与美国关系亲密的库尔德人，危及当地美国利益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才决定对其发动空袭，但尽管如此，还是始终排除出动地面部队的选项。

　　作风极其残忍的ISIS有占据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野心。它在6月29日宣布成立哈里发国，以其领导人巴格达迪为首任哈里发。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1924年初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废除哈里发制以来(当然在那之前很久哈里发制就沦为形式意义上的历史残迹了)，首次有人宣布恢复哈里发制。巴格达迪把历史上的哈里发名号加于自身，意味着试图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在此之前，阿富汗塔利班等组织虽然都试图建立神权政体，但都没有显露出如此庞大的野心。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这件事发生在9·11事件之后，这会在西方激起多大的反应。政治家肯定会说，在遥远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土地上猖獗作恶的恐怖组织ISIS并不是孤立的，从那里滋生的恐怖活动必然会波及西方社会，构成对西方平民的伤害，因而有必要对其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试想，2001年时，塔利班只不过是庇护了“基地”这个恐怖组织，尚且遭到美国空袭，被赶出喀布尔等大城市，失去执政地位。而现在ISIS这个原教旨主义组织直接控制大片土地，掌权建政，一个本应被视为心腹大患的问题，为何反而被轻描淡写呢?应该说，美国总体上对于“恐怖主义”的敏感程度和反应力度，都有所降低。而这与美国国内对整个“反恐战争”话语的检讨有一定关系。

　　目前为止，奥巴马政府一直只是就事论事地谈如何应对ISIS，而不再将这起军事行动描述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反恐战争”的一部分。事实上，“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作为一个特殊的语词，并不是一贯就有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用了很久的措辞，而是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但在小布什执政后期，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就一直批评“反恐战争”说法，而且在美国当时的反战气氛中，这也得到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奥巴马上台以来，迄今为止，从未再正式使用过这个语词。可以说，“反恐战争”一说已被奥巴马政府彻底放弃。当然，美国国内或许还有媒体或个人在提“反恐战争”，但它已不再是官方的政策。

　　也许有人会说，不提“反恐战争”，不过是说明奥巴马这一届民主党政府忽视“反恐”，如果不是民主党人当政，共和党很可能重提乃至重启“反恐战争”。再次应该询问的一个问题是，小布什时代美国真正是在“反恐”吗?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出兵打击塔利班后不久，迅速就把战争方向转向了美国情报机构后来确定和9·11袭击根本没有关系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政权纵有千般残暴，也有一个客观上做得对的地方，就是对“基地”等原教旨主义激进好战分子严厉镇压(当然这主要是萨达姆维护自身独裁统治所需)，恐怖主义在伊拉克没有容身之地。但是在伊战之后，伊拉克重新成为滋生袭击平民的恐怖活动的温床。而这一切，无不是反战者早在2003年之前就已经激烈警告的。可以说，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至少在伊拉克起到了让恐怖主义加剧的效果，把战争重点转向伊拉克也导致对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打击不力，而最后本·拉登是在奥巴马任内被击毙的。这个鲜活的例子说明，“反恐战争”这个语词可能被政府利用，把军事等资源投入与反恐无关的方面。

　　小布什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反恐”演变成为一种名号，用来掩盖对于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毫无疑问，针对平民的大规模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行为，的确是应予严厉谴责的。这是人类文明的底线，这种行为也是为世界所有主流宗教所坚决反对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对文明的威胁，对人类正常生活的威胁，都应该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对威胁的反应，应该和威胁的具体特点和威胁程度成比例、相适应。恐怖组织并不是传统的国家，很多时候甚至没有固定的统治地域。在方式上、策略上，对于这些来无踪、去无影、模糊飘渺的恐怖组织，有一些效果更好的方法，比如加强国家之间的司法合作，缉捕恐怖分子。

　　如果是在法治废弛的“失败国家”，则可以采取小规模特种军事行动的方式来应对。如果是以发起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应对，很容易让“反恐”偏离对象，而且对平民造成大量的所谓“附带伤害”。这时就要考虑，为了本国平民的绝对安全而让别国平民承受过度的伤害，在道义上是否合理。

　　“反恐战争”还容易让人认为存在一种“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把“反恐”视为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不把“恐怖分子”全部清除就不罢休(讽刺的是对“恐怖分子”的认定权属于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很容易导致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污蔑和妖魔化，也导致外交政策过于迷信武力。事实证明，战争难以消除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恐怖主义需要复杂的应对方式。“反恐战争”还很容易导致把很多性质很不相同的组织都视为“恐怖组织”。弗朗西斯·福山就批评说，“反恐战争”一语混淆了两种行为：一种是反占领的反抗行为，虽然这种行为有时也以无差别袭击平民的方式出现;另一种是专门以袭击平民制造恐慌为目的的“全球圣战”。这种混淆容易导致对合法组织的误伤，从而让别国民众觉得美国蛮不讲理、是非不分，从而激发出更大的针对美国的敌意。

　　“反恐战争”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表现在国内领域。政府借“反恐战争”之机也可以夸大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渲染，诱使国民接受政府对一些战争行为投入更多资源，从军火公司采购更多的军事装备，到采取一些特殊时期的对信息自由、人身自由放松司法程序约束的行为，这些都将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扩大，给人权造成损害。

　　应该说，值得赞许的是，在9·11之后，曾有不少美国人认为应该修改那些严格保护人权的司法程序，以避免潜在的犯罪分子、“恐怖分子”被放纵，但美国最终没有全面地这么做。这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的“小清新”，而是基于合理的利益计算。因为如果以一时的恐怖主义威胁为由，就破坏历史上经过人们长久努力而建立的正当程序机制，将是严重得不偿失的。这种谨慎和反思，体现了美国人对自由的珍视和对权力扩张的时刻警惕，这是美国文化最大的闪光点之一。但是在局部上，关塔那摩监狱和伊拉克的虐囚事件，也提醒如果因为“反恐”而放弃法治规则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可以发现，对“反恐战争”的检讨，也在慢慢发展为对“恐怖主义”话语本身的检讨。现代社会要求对各种现象“祛魅”，公开讨论其成因，在讨论的基础上探寻理性的基于法治的解决方案，而可以把一些现象神秘化、“不可知化”，就为政府的各种上下其手创造了空间。有人说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就是为恐怖主义辩解，这是毫无逻辑的。恐怖主义应该被坚决反对和严厉打击，但不应被故意地神秘化。

　　归根结底，语词的使用不只是语词问题，尤其是政府的语词，以及在现代社会拥有巨大“权力”的主流媒体使用的语词。语词往往也关乎社会心理、游戏规则、公共资源的投入和分配，因而涉及权力者对社会的形塑与控制。模糊而令人惊恐的语词最易于被操纵，从而用于执政者的私利，导致民权遭到牺牲，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只有把一切政治性的措辞都置于理性和逻辑的审视之下，经历公开民主辩论的淬炼，才谈得上铸造理性而精当的政策。可以说，“反恐战争”在美国就经历了这样的淬炼。

　　当然，不用“反恐战争”这个语词，并不意味着要对一些非常极端残暴的组织听之任之，而只是说要做更多针对具体情境的具体分析，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与对方的威胁程度相适应。比如说，不是不打击ISIS，只是把目标集中在ISIS问题上，分析这一具体威胁所需要的应对举措。从这一方面讲，奥巴马政府主动放弃“反恐战争”说法，把问题具体化而不渲染、夸大事态，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弹性和自我纠错能力。

　　在此还要做一些本来不必要、但有时却似乎又不得不做的补充。对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这项具体政策和说辞提出一定的质疑，并不等于质疑民主、自由等，因为支持民主、自由，并不一定等同于对所有政体为民主制的政府的具体政策都进行无条件的支持。那些政体为民主制的国家，他们不一定所有行为、尤其是受国内民主机制约束较低的外交政策行为，都符合民主的精神，而那些或许会对自由构成潜在损害的政策，需要得到严厉的审视，这才符合民主的真正意义。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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