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部“他者”：俄罗斯总统言论中有关美国与中国表述（2000-2015）的比较分析

作者：O·玛琳诺娃  来源：《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5期

　　【内容提要】对于俄罗斯总统们修辞的分析表明，提及外部他者是一个常常使用的象征性来源。俄罗斯总统讲话对于美国和中国形象的表述，有很大的差异。首先，美国他者在总统言论中的提及频率几乎是中国的四倍，但是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正面的方式被表述。其次，不同总统任期内的表述模式也有很大差异。再次，尽管饱受诟病，他者美国仍然常常被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样”，而他者中国的经验则被认为是十分特殊的模式，俄罗斯未必会效法。整体而言，在俄总统言论中，中国“他者”的建构仍然受到自我认同的历史路径的支配，而美国作为更重要的“他者”则是将俄罗斯政治进程合法化的重要参照物。因此，在可遇见的未来，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很难用“东方”，来“取代”西方这个最关键的“重要他者”。

　　【关键词】俄罗斯总统讲话 美国他者 中国他者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5-0177(20)

　　“他者”，即存在于对话关系(dialogical (co)relation)之中的外部群体，“我们”的认同借助他者得以被建构。对于“他者”的推论在有关内政外交的讨论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这并非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此类“他者”十分重要，特别是宏观政治社群构成的其他外国国家，他们不仅是国际舞台上潜在的对手/敌人或是伙伴/朋友，更是特定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经验的承载者。这些经验或是有助于他们的成功，或是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因此能够成为“我们”的借鉴。按照杰尔曼•蒂利根斯基(German Diligensky)[1]的区分，“重要他者”的意象同时具有“与外交政策相关”(“foreign-policy related”)和“与根本存在相关”(“existential”)两个方面[2]。前者反映了与他者的关系是我们的外部环境，它与国际体系的现状紧密相关，更取决于务实的考量。后者则关涉对于他者经验的认知和评价，它立足于特定世界观，有赖于一个大型的共享意义库(a vast repertoire of shared meanings)。倘若认为前者只关于外交而后者侧重于内政就大错特错了。无论国内或国外事务，他者意象的这两个层面都可用于维护或质疑某一特定政策。

　　针对此类修辞实践的经验性研究，在若干视角下都显得极为有趣。首先，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者”以及作为政治现象的“他者化”。第二，通过将研究重点从认同构成转向认同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运行，此类研究有助于认识到认同如何发挥作用以及认同为何重要。第三，对于竞争性政治力量驱使下特定他者表征的比较分析，以及对于此类修辞实践变化的历时性分析，都进一步解释了精英们的决策制定。最后，研究他者的政治使用，是探寻观念因素作用的绝佳领域，它揭示了语义库(semantic repertoires)何以能为特定的政治决策提供机会或是造成阻碍。

　　本文检验了一个经验型研究的可能性，即“他者”在某一政治背景下的修辞与使用，主要聚焦俄罗斯总统2000-2015年的讲话中提及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选取这些案例不仅是因为美国和中国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参与者，更是因为在本文考察的时间段内，俄罗斯与二者关系的演进，为分析他者表征与实用主义(pragmatic)和存在主义(existential)这两个层面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如果说俄美关系显得起伏不定(“起”体现在2001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以及2009-2010年的“重启”;“伏”则体现在2008年俄格八月战争之后以及2014-2015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俄中关系则更为稳定地朝着“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兼并克里米亚、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俄中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美中两个他者都具有“存在主义”层面上的巨大潜力。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美国被视作“西方”的主要国家，一直是俄罗斯传统的“重要他者”。他者美国与俄罗斯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鸿沟，俄罗斯对于俄美关系的反思传统历史悠久，至今仍是俄罗斯政治谱系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然而，这一公式总会存在第三个要素——虽然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但与“东方”的紧密关系对于俄罗斯认同的建构其实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中国自17世纪以来就是“东方”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如今的表征基于长期发展而来的大量意义库，如亚历山大•卢金在其书中[3]所说，这些意象也取决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诠释。此外，中国近年来经济上的飞速崛起，也亟需对于这一他者进行重新解读，不仅作为一个伙伴国或是对“我们”安全的一个潜在威胁(二者都是在革命前以及苏维埃时期的话语中，就固有的中国表征框架)，更是一个成功的非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案例。可以说，在政治上使用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的当代路径，受到建构二者的历史模式的影响，特别是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这些概念框架之间的不对称性。

　　本文首先将简要分析现存的关于“他者”以及作为政治现象的“他者化”研究的理论观点，并解释我们的研究路径。接着，描述对于总统言论的经验性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发现。在结论部分，我们试图表明这些发现将如何帮助理解俄罗斯的认同构建，以及官方的政策趋势和问题。

　　他者以及作为政治现象的他者化：理论观点综述

　　“他者”的概念是理论界标准的老生常谈：它对于自我建构的显而易见的不可或缺性，使其成为探讨社会认同的便捷出发点。自然地，这个话题的典型文献回顾开始于哲学理论，从黑格尔到利科(Ricoeur)和拉康(Lacan)[4]。这个概念也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得到集中的详尽论述。二十世纪末，对于认同现象的兴趣，导致了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激增，包括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国际关系以及诸如民族主义研究、认同研究、后殖民研究和移民研究等跨学科研究领域。然而，他者的概念往往以一种推测的方式被论述，作为进一步推论的基础：只要在缺乏他者的情况下，自我在逻辑上不成立，这对关系在认同构建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毋庸置疑。他者性(Otherness)普遍被认为是“自我和集体认同形成的核心方法”[5]。但在他者和他者化(Othering)的理论化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遗留问题。

　　例如，某一他者被默认为与其对立者是平等共存的社会实体。然而，有学者质疑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他者对于政治认同的建构是否真的必不可少[6]。欧盟的案例也引发了争议，他者是否仅就“空间性”而言，抑或时间性维度也与之有关，即他者的角色是否可以通过自我的过去来扮演[7]。

　　再如，对于一些问题我们始终没有清晰的答案：他者是如何“被他者化”(othered)的?在他者建构的过程中哪些差异最为关键?这一过程有哪些不同的模式?一些学者直接指出这些问题只能被经验性地回答[8]。只要他者化是一个与特定背景相关联的关系过程，这个判断就是符合事实的。然而，倘若没有一个合理的理论假设，来为案例的对比和分类提供分析工具，针对此类现象的研究就将退化为一些个案分析。论文集《同一性与相异性的规则》(Grammars of Identity / Alterity)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它呈现了人类学对三种“模式”的测试结果——即东方式(orientalization)，细分式(segmentation)以及包含式(encompassment)——这是他者化的几种不同逻辑[9]。另一种将他者化的经验研究成果普遍化的分析工具，是一些学者使用的相异性坐标[10]。贝亚•德金在其欧盟语境下建构的土耳其研究中，曾详细阐述过一套他者化话语战略的分析工具。但总体而言，他者化的经验性理论发展的任务，偏离了绝大多数学者使用这个概念的主要焦点。大部分经验性研究都集中于具体的个案，并仅仅使用了临时的分析工具。

　　尽管通常认为“认同是在与重要他者认同的对立中锻造的”[11]，但究竟谁是重要他者(SignificantOther)，又是什么使得他者显得重要，学界尚无定论。科瑞•约翰森(Corey Johnson)和阿曼达•克勒曼(Amanda Coleman)将重要他者定义为“最对立的、最咄咄逼人的、最紧迫的认同，处于认同问题的风口浪尖”[12]，但他们并没有将“重要性”与某一特定的情境相联系，仅仅关注了对立程度的显著性。与此相反，安娜(Anna Triandafyllidou)在民族认同语境下定义他者化时，将此作用保留给“社群试图独立于或相区别的其他民族或国家。”她认为“在某一时间段内，只有一个重要他者对某一国家认同的构建和转移施加影响”[13]。然而，最近的研究推翻了这个假设。如果在早期的研究中，他者的固有角色多与负面认知相联系，如今则广泛认为非敌人的他者，也会对认同构建产生影响[14]。

　　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文献，也在研究他者何以变得重要的因素。根据安娜•诺顿(Anne Norton)的研究，“个人和集体认同不仅在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中形成，也形成于一些模糊地带，比如自我即他者，或是发现他者与自我相似”[15]。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当他者的差异性或相似性存疑时，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他者也并不那么“重要”了。艾弗•诺伊曼(Iver Neumann)借助诺顿有关阈限(liminality)的观点，解释欧洲认同形成过程中俄罗斯作为他者的重要性[16]。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指出，如果“硬是将某种特定认同的主张当作是唯一正确的认同”，那么他者的认同就会被当作威胁。这个观点也被应用于他者“被认为是同类”的某些阈限案例(liminalcases)中。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他者的重要性并非是关系紧张程度(虽然这个因素也很重要)或是对立/敌意程度的必然结果;它假定，存在着某种语义上的紧张性、彼此边界的竞争性和不同诠释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社会性建构的意义，虽然无法独立于与他者的真实关系结构，但会遵从其内在逻辑。

　　将他者建构的研究纳入象征政治的范畴是有效的，亦即行动是对于社会现实各种竞争版本的表达和推广。相较于认同研究，这个领域不那么精妙复杂，也更加众说纷纭。默里•埃德曼[17](Murray Edelman)的开山之作并未催生后续的研究。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共享意义的生产、表达、传播和争议，将其作为一切政治过程的固有方面[18]。政治传播中有关他者的修辞实践也可被视为该领域的一部分。

　　这种方法，将研究的焦点从政治行为者如何“塑造”认同转移到了在日常政治实践中认同如何运作。这与泰徳•霍普夫(Ted Hopf)的观点一脉相承，他建议认同研究应该聚焦于“习惯和实践”，即关注“自我与他者一系列未经思考的、自动的和日常的再生产过程，它通过一系列话语的实践，既不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与压抑，也不依赖基于特定标准而有意选择的行为。”[19]认同并非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有意识制造的产物，它是结构性的意义库，用以在变化的语境背景下，促进或限制我们与他者的特定表征方式。

　　政治领导人言论中有关美国与中国表征框架比较研究的方法论

　　本文描述的是俄罗斯总统修辞中，对于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的表征框架的比较分析结果，以及十五年来的变化。对于框架(Frames)和框架形成(Framing)的概念来自于艾尔文·戈夫曼[20]。在媒体和政治传播研究中，框架化被认为是一种应用广泛的针对特定受众的策略，旨在促进对某一事物的特定诠释方式。在这里，“框架”一词特指言论的核心意涵，它们可以被分类、编码和计算，以方便后续研究。当政治领导诉诸他者来宣扬自己的政策时，他们期望其观点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被解读，即对应特定框架以激起所期望(desirable)的受众回应。可靠的诠释范围虽广，但始终受限于现存的语义库。所以，政客们在其主动的言论中使用他者的方式，很能反映此类语义结构下的机会与限制。

　　分析文本的选择，是基于政治领导人如何在解释和合法化其政治行为(political courses)的背景下，利用他者的想法的研究。所以，文本选择偏向于领导人在与俄其他政客、记者或民众对话(或类似对话)背景下的演讲正式文本。尽管俄罗斯的政治传统(PoliticalProtocol)并不存在与反对方进行的公开辩论，但仍有不少场合，使得总统不得不主动地讨论执政当局的决定，回答普通民众或记者的问题，并且回应其他政客的评论。只要这些场合被媒体彻底地公开报道，它们在政治行为和政治领导人的合法化过程中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比较分析的文本选取十分复杂，政治沟通的实践，随着背景以及特定领导人需要的变化而不同[21]。然而，选取一套可比较的文本仍是可能的，比如主要现场采访以及电视节目“直播热线”(Direct Lines)的实录，俄联邦会议主席团会议，与俄罗斯政党、公共组织代表的会见，以及与全俄人民阵线(Russian Popular Front)的会谈。所有合适的文本会经过首轮内容分析，以筛选出涉及美国他者与中国他者的文本。最终样本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内(2000-2004)的11份文本，第二个总统任期内(2004-2008)的12份文本，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内(2008-2012)的16份文本，以及普京目前任内至今(2012年5月-2015年6月)的17份文本。

　　分析的关键在于声明(statements)，即传递完整思想的一系列连续片段(consistent fragments)，涉及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政治人物/美国人民，以及/或者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治人物/中国人民。

表1 他者表征框架的编码标准

　　SóO=我们与他者的对比

　　OÞS=他者对我们的态度

　　SÞO=我们对他者的态度

　　O =他者的特征(他的行为、实践或机构)，与我们没有直接关联

　　CN =常识

　　NSN =表面上共享的准则，实际上有不同的解读

　　DN =我们与他们遵循不同的准则

　　O+=正面地描述/评价他者

　　O(0) =中性地描述/评价他者

　　O– =负面地描述/评价他者

　　O–Þ O+, O(0) =拒绝负面地描述/评价他者

　　V – =关涉价值地描述/评价他者

　　P – =关涉现实利益地描述/评价他者

　　选取的声明按照表1的标准进行编码。编码程序包括两个步骤：首先，仔细阅读研究样本，形成框架的基本列表。通过揭示各种声明中重复出现的语义元素并进行分类，从而进一步提炼。最后根据五个标准区分出了二十五个框架(见表1)。第二，提炼后的规则将被应用于所有选取的声明之中，来统计为了解释与合法化现存的政治路线的某一特定框架的使用频率。分析单位为一篇连贯的文本，它表达出的核心观点与列表中的某一框架相对应。如果文稿中的单一片段包涵着适用不同框架的几种观点，那么所揭示的框架将会被按顺序编码。

　　在俄罗斯总统2000-2015期间的言论中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是如何被表征的?

　　对于俄罗斯总统们修辞的分析表明，提及外部他者是一个常常使用的象征性来源：在符合上述标准的样本中，58%的文稿存在这种现象。不过，我们的两个案例以及在不同时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美国他者在总统言论中的提及频率几乎是中国的四倍：作者发现，有255篇声明中提及或针对美国/美国领导人/美国民众，而仅有68篇声明指向中国。作者认为这不仅证明了美国作为世界政治领导者的重要性，更反映了美国作为重要他者的牢固地位在语义上的反应。作为分析工具的全部25个框架，都出现在关于美国他者的声明中，相比之下，只有16个框架适用于中国他者的声明中(见表2)。

　表2俄罗斯总统2000-2015年言论中有关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的表征框架

　　不出所料，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正面的方式被表征：在样本中，对中国他者有50个正面表述，17个中性表述，仅有1个轻微负面表述[22]。相比之下，提及美国的声明，则有81个正面描述，85个中性描述和89个负面描述。(见图1)。

 

图1 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在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修辞中的表征

　　在使用特定框架时存在着某些规律性。最经常被使用的框架显然是“作为伙伴的他者”(表2框架6)，这表明我们对于他者的(正面)认知，抑或是与他者合作的意愿。它对应于41%提及中国的声明和15%提及美国的声明。就使用频率而言，排名其次的是“以人为镜鉴”(表2的框架2)，占提及中美两国所有声明的11%。这印证了中美两位他者的重要性，它们不仅是俄在国际舞台上的伙伴，更是俄罗斯成败的参照系。

　　与此同时，对于框架1、框架3和框架15(见表2)的使用也有明显差异，它们都是我们与他者之间的一种比较，但与“存在主义”的层面紧密相关，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定他者与我们相同，或者说是否能将自我想象成与他者是类似的。尽管饱受诟病，他者美国仍然常常被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从经济到旅游业等诸多内政领域都是如此(政治体制除外)。而他者中国的经验则被认为是十分特殊的模式[26]。此外，与美国他者的类比，常常被用作证明俄当局决策正确的手段。即便在俄美两国冲突加剧的大背景下，这种类比自2012年以来尤其频繁。例如，在讨论“外国代理机构”的法律时——即规范NGO活动的法律修正案，规定如果接受国外资助的NGO参政，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机构——普京说道：“请他们告诉我们——这有什么不对?毕竟，这些活动并没有被禁止……在美国类似的法律自1938年就开始执行……为何我们不能做同样的事?哪里不民主了?”[27]。在2008年9月，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使得俄美关系恶化不久，梅德韦杰夫借助同样的象征，解释民主政治的转向：“在这里我没有看见俄罗斯的任何特殊之处。任何类似于高加索局势的情况，无论是小小的胜仗或是长期的血腥冲突，总会导致经济的军事化以及更强硬的言论。看看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美国，他们也有着高额的国防预算和强硬的军事化言论”[28]。这些和其他例子都证明了与他者美国的关系，如博•皮特森(Bo Petersson)所言，是“巨大的矛盾”——“一方面，美国受到贬低和憎恶，而另一方面美国又受到追捧，尽管很勉强”[29]。这造成一种情感张力，通过与饱受诟病却“值得钦佩”的他者寻找相似性，来确认我们的“常态”，从而提升我们的地位。

　　中国他者常常被作为衡量俄罗斯成就的参照物而提及，但很少被认为是“可以学习的榜样”或是用来证明俄罗斯实践和制度的正确性(见表2的框架1和3)。一个特例是普京论述中国“稳定”的优越性，即便它缺乏民主：“不论人们怎么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资金在源源不断地流向那个国家，关键就在于它的稳定，投资者可以预期五年、十年或十五年后他们的资金不会因为(突然的)政治冲击而凭空消失，稳定是最重要的前提”。然而他也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建立与中国相同的体制，但正如我多次强调的，我们必须要保证稳定，这是发展的必要条件”[30]。对中国政治制度这个半心半意(half-hearted)的评价，原本旨在批评一些国内他者(domestic Others)的观点——反对派批评普京政权不民主。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普京也并未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模式，而是认为有必要有所保留，声明不会“创造同样的体制”。

　　“独立自主于他者”的框架(表2框架15)，也涉及以负面的方式将我们想象成与他者“类似”——它拒绝他者经验对我们的适用性，突出强调我们与他者的不同。它被经常用于美国他者的表征中(尤其是梅德韦杰夫)，这也十分自然：对于平等地位的主张，需要假定相当的独立自主。所以，在标榜“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现代民主，而不仅是美国或其他地方民主的翻版”[31]时，俄罗斯总统不仅在确认对于民主价值的承诺，更是在宣布我们是独立于他者的。同样的框架也在中国他者的表征中被发现，但仅仅有两次。在2007年，当普京被问及俄罗斯是否会随中国一起引入针对俄罗斯国内互联网的审查制度时，他回答，他不认为“技术方案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应该依靠“执法机构的运转”来杜绝儿童色情或金融犯罪等错误发生[32]。2012年在回答有关中国反腐方式的适用性问题时，普京提起一段彼得大帝及其总检察官(General Prosecutor)的对话，后者说：“陛下，谁是清白的呢?我们都是窃贼。”在评论这段历史对话时，普京说道：“你懂的，这像是一个传统……基本上，市场在发展中的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有这个社会问题……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彻底放弃地说，这是一个传统，好吧，过去如此，将来也会一直如此。不，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并坚持不懈地与之抗争”[33]。就这样，在宣誓反腐决心的同时，普京也拒绝了中国的反腐经验。

　　许多关于外部他者的评论都聚焦于估量他者对我们的态度(表2框架2、21、24)，或是侧重于宣称彼此的平等地位，或是确认彼此之间的相互重要性(表2框架16)，这表明在俄罗斯政治精英眼中，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在这点上，对于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的表征则截然不同：中国领导人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显得尊敬而友好，然而美国精英则常常被批评为态度不友好，并且根据双重标准来评判俄罗斯。普京(但梅德韦杰夫没有)经常使用“双重标准”的框架(表2框架21)来回应对俄罗斯的批评。例如，普京不止一次提及美国在阿布格莱布(AbuGhraib)和关塔那摩的监狱，“在那里，人们未经审判就被关押数年”。他宣称，“你能想象我们也有类似的地方吗?他们早就会生吞活剥了我们，还会使我们在全世界臭名昭著。但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很安静”[34]。然而，即便严厉批评美国，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还是试图增添一些积极色彩。[35]所以直到最近，对于美国他者的正面、负面和中性评价多少是平衡的，这绝非巧合。但这个趋势在2012年开始发生变化，普京在第三任期内的演讲中，对于美国他者的负面评价明显占多数(见图1)。

　　最后，对于美国他者的提及大多与安全议题有关：他者的活动与我们的安全之间的逻辑联系，出现在23%的有关美国他者的评论和13%的有关中国他者的评论中。然而，就中国他者而言，这种联系或积极(即他们的行动有助于我们的安全)或中性(演讲者反驳“他们对我们的安全产生威胁”的观点)。而在美国他者的案例中，美国他者与我们安全的负面关联是正面关联的四倍多。可以说，对于美国他者的表征比起中国他者更侧重于安全事务。

　　结 论

　　在解释或合法化政治行为的背景下，上文揭示出的有关中美两个他者的修辞差异，对于理解俄罗斯的认同构建和官方政策的现状与问题十分重要。当前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向——即与西方关系的下滑以及前所未有坚定地“战略东移”——意味着俄罗斯认同构建路径的重要转变。当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日益恶化，源自乌克兰危机和兼并克里米亚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而西方对俄的“制裁大战”也非冷战后的首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与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理念，一直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议程之一。然而，俄罗斯对西方他者的认知，长期以来都是俄罗斯认同的参照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当前愈演愈烈的危机显然将对这一认知产生深远影响。自我认同过程中关于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的日常话语实践会在多大的程度上支持“战略东移”?我们的分析表明，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很难用东方国家或者整个东方，来“取代”西方这个最关键的“重要他者”[36]。

　　借用杰尔曼•蒂利根斯基(German Diligensky)的划分，就“存在主义”层面而言，中国他者的作用相当微弱——虽然俄罗斯总统有意赞扬中国的成功，也通过与中国的对比来衡量俄罗斯的成就，但他们极少表示中国经验是俄罗斯的榜样，或是用中国来证明俄罗斯实践的正确性。所以，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很好的伙伴，对当今世界秩序的判断与我们一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它与我们平等相待，我们与他们享有共同利益。然而，除了世界政治和全球经济事务之外，套用安娜•诺顿的说法[37]，这个他者显得与俄罗斯并不相似;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模糊性”(ambiguity)。所以，尽管普京明显想要表明与中国的关系正在积极发展，特别是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处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他者所据有的意义结构，既不会扩展其“存在主义”层面上的特征，也不会给我们的认知带来任何“模糊性”。

　　在笔者看来，这可以解释为，在建构中国他者的过程中，两种历史模式的相互作用，以及俄罗斯在变化背景下努力维持大国地位的需要。

　　一方面，将中国他者“东方化”[38]的传统由来已久，即根据“反面镜像”的运转原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塑造，都是彼此的对应与反照。”[39]这个模式可以产生反照的镜像想象(即将他者表征为“好的”)，但并表示我们与他者“类似”。

　　另一方面，苏联时期将中国表征为“苏联最亲密他者”的传统又赋予了其地位的某种“模糊性”。按照泰徳•霍普夫(Ted Hopf)的定义，“就其物质力量而言中国是一个大国，就国际准则而言它是一个与我们平等的主权国家，就阶级而言它是一个同样革命的国度，但它同时也是需要莫斯科引导(vanguard)的一个处于前现代化边缘的国家”[40]。这里存在着中国他者与我们相似的想象，但始终假定了一个等级制度来保持我们地位的优越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改革时期(perestroika)发生剧变，并随着苏联解体而彻底被抛弃，对于中国他者的这种认知模型与(现行的)官方话语彻底无关了。然而，这种认知模型对于语义库的建构方式，仍然意义深远：从最开始就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经济和社会转轨(朝向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俄罗斯模式，大大有别于中国模式——无论是更好还是更差。更重要的是，苏联模式解体后，原本“自然”的等级观念也土崩瓦解。因此，如今重新表征中国模式，不仅意味着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这部分已经完成，但语境有所差异)，更等于承认了我们是“需要北京引导的边缘地区”，这是俄罗斯完全无法接受的。可以说，对于中国他者意义库的建构，仍然受到自我认同的历史路径的支配，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将中国他者塑造成俄罗斯榜样的可能性。在新的背景下，塑造平等相待的中国他者，意味着只关注“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务实层面，正如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一直以来的真实作为。

　　与此同时，美国他者仍然是将俄罗斯政治进程合法化的重要参照物，俄美关系的恶化，并未改变出于上述目的对美国的表征。相反，在俄美关系的危机时期，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讲话，反而包涵了更多与这一他者的比较——无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这意味着，美国他者仍保有相当大的“存在主义”层面上的潜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作为俄罗斯的重要他者。关系的恶化只会加剧情感张力和“模糊性”，这都恰恰增加了他者的“重要性”。俄罗斯官方政策近期的转变，只会影响“我们与美国他者的相似性”的表征(因此，有关规范冲突、对于表面上共享理念的不同看法，以及双重标准的争论，愈演愈烈)。但这个转变并没有改变美国他者在“存在主义”层面的重要性。

　　最后，如上所述，在安全问题的程度与方向上，美国他者与中国他者也有重要不同。

　　*本文为作者提交给2015年第九届国际斯拉夫欧亚研究大会(ICCEES)的文章。感谢作者授权本刊发表其译文。

　　** O•玛琳诺娃(OlegaMalinova)，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领域科学情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蒂利根斯基曾论述过俄罗斯话语中的西方意象——原文注

　　[2] Дилигенский Герман.Хочет ли Россия дружить с Западом?// В Пантин В.И. ред. Запад и западные цен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М., ИМЭМО РАН, 2002. С.87-88.

　　[3] Alexander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Russia’s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rmonk, N.Y.:M.E. Sharpe,2003.

　　[4]参见 Iver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Baumann, Gerd and Andre Gingrich (eds.) Grammars of Identity/Alterity: A Structural Approach, N.Y. etc.: Berghahn Books,2004.

　　[5] Meeting with leading Russian and foreign political analysts, 10 September 2010, p.11, available at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8882, accessed 30 July 2015.

　　[6] Arash Abizadeh,“Does collective identity presuppose an other? On the alleged incoherence of global solida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5, Vol.99,No.1, pp.45-60.

　　[7]相关论述参见Ole Wæver, “Insecurity, Security and A 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Community”, in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69-118; Thomas Diez, “Europe’s Others and the Returnof Geopolitic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 Vol.17,No.2, pp.319-335;Sergei Prozorov, “The other as past and present: beyond the logic of ‘temporal othering’ in IR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1, Vol.37, No.3, pp.1273-1293; Johnson, Corey and Amanda Coleman , “The Internal Other: Explor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xclu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Vol.102, No.4, pp.863-880.

　　[8]参见Frederic Barth,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69;Ted Hop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0.

　　[9] Gerd Baumann and Andre Gingrich (eds.), Grammars of Identity/Alterity: A Structural Approach, N.Y. etc.: Berghahn Books, 2004.

　　[10] Tzvetan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2, p.185.

　　[11] Anthony Smith,“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2, Vol.68, No.1, p.75.

　　[12] Corey Johnson and Amanda Coleman, “The Internal Other: Explor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xclu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nals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 Vol.102, No.4, p.865.

　　[13] Anna Triandafyllidou,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98, Vol.21, No.4, pp.593, 600.

　　[14]参见 Ted Hop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 p.7; Arash Abizadeh, “Does collective identity presuppose an other? On the alleged incoherence of global solidarity”, pp.45-60.

　　[15] AnneNorton,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etc.: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1993, p.7.

　　[16] Iver Neumann, Uses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 Murrey Edelman,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rbana et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4/1972; Murrey Edelman,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Mass Arousal and Quiecence, Chicago: Markham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18] Alison Brysk, “‘Hearts and Minds’: Bringing Symbolic Politics Back In”, Polity, 1995, Vol.27, No.4,pp.559-585.11.

　　[19] Ted Hop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 pp.10-11.

　　[20]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Experience, N.Y.: Harper Colophon, 1974.

　　[21]例如,“普京热线”——一档谈话节目，通过俄罗斯国家电视频道以及广播电台播出，总统在这里回答来自“普通民众”的问题——从2001年起成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固定传统，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并未将其继续下去——原文注

　　[22]梅德韦杰夫有一次抱怨了中国汽车厂商的倾销行为。

　　[23]与美国关系的提升和恶化，都会增加提及美国的次数(积极的或是消极的)，中俄关系在2000年代最初十年中期的进展也引起了相似的现象

　　[24] Olga Malinova, “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2000s: redefining Russian identity in the official political discourse”, in Ray Taras (ed.), Russia’s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ages, Perceptions, Misperceptions, London etc.: Routledge,2013, pp.73-90.

　　[25]在2010年会见俄罗斯国内外杰出政治科学家时，梅德韦杰夫说：“我们与中国关系良好，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是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有其特殊的道路，当我们在选择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时，我认为这条道路不会是俄罗斯的选择之一，不仅是眼前，也是20年后。这有许多原因——历史的、经济的以及民族精神的原因。我们就是没法儿走这条路。” “Meeting with leading Russian and foreign political analysts”, 10 September 2010,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8882, accessed 30 July 2015.

　　[26]样本里只有一个案例：普京提议学习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经验。

　　[27] “Direct Line with Vladimir Putin”, 25 April 2013, http://en.kremlin.ru/ events/ president/transcripts/17976,accessed 30 July 2015

　　[28] “Transcript of Meet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19 September,2008,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1467, accessed 30 July2015.

　　[29] Bo Petersson, “Mirror, mirror… Myth-making, self-images and views of the US ‘Other’ in contemporary Russia”, in Ray Taras (ed.), Russia’s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ages, Perceptions, Misperceptions, Londonetc.: Routledge, 2013, pp.11-23.

　　[30] “News conference of Vladimir Putin”, 20 December 2012,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173, accessed 30 July 2015.

　　[31] “Dmitry Medvedev meets with his supporters”, 15 October 2011,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13065, assessed 30 July 2015.

　　[32] Live with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Hot line (excerpts), 18 October 2007,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page/188, assessed 30 July2015.

　　[33] “News conference of Vladimir Putin”, 20 December2012, http://en.kremlin.ru/events/ president/news/17173,accessed 30 July 2015.

　　[34] “News conference of Vladimir Putin”, 20 December2012, http://en.kremlin.ru/events/ president/news/17173,accessed 30 July 2015.

　　[35]批评常常指向美国精英权贵，而不针对普通民众。

　　[36] Alicja Curanović, “Why don’t Russians fear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factor in the self-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f Russia”, Nationalities Pape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2012, Vol.40, No.2, pp.221-239.

　　[37] Norton, Anne,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etc.: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1993.

　　[38]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Y.: Vintage Books, 1979.

　　[39] Gerd Baumann and Andre Gingrich (eds.), Grammars of Identity/Alterity: A Structural Approach, p.21.

　　[40] Ted Hopf,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 p.128.

来源时间：2015/12/9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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