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反思“修昔底德陷阱”——权力转移进程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陈永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摘要] “修昔底德陷阱”是因对权力转移的历史进程进行粗略概括和简单类比而产生的过度解读。权力转移是一个漫长而不确定的进程，并不必然导致战争。权力转移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主导国或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这不可简单归因于实力增长引起的恐惧。当前中美正处于新一轮权力转移的初始阶段，两国发生军事冲突对抗的风险主要也在于彼此的核心利益可能受到挑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旨在实现合作共赢的尝试。不过，中美就相互尊重核心利益问题分歧严重使得两国难以有效化解冲突对抗的风险。在战略安全互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中美只有切实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才能有效进行核心利益调适和危机管控，进而避免冲突对抗。

　　[关键词] 修昔底德陷阱;权力转移进程;核心利益;战争风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虽然2014年国际上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地缘政治事件，但是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Allison)所担忧的因中国在东海采取类似设立防空识别圈的单边行动引发中日擦枪走火，进而将美国卷入冲突的悲剧情景并没有成为现实。而这一悲观预期的基础则是两年前他重新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此概念因使权力转移和霸权战争等抽象理论形象化而迅速引起中美政界和学界关注，继而几乎被不加质疑地接受。

　　共倡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美基本达成了避免零和博弈和冲突对抗的共识，政府间的务实合作也在不断推进。然而，与之不同，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大都以避免两国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为前提;甚至有人直言中美已经跌入修昔底德陷阱，新型大国关系前景黯淡。许多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关的研究也以超越这个“历史宿命”为目标。

　　既然如此，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真是一种历史宿命?大国在权力转移中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发生军事冲突对抗的风险?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首先反思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隐喻;其次探究大国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发生战争风险;再次将中美关系置于权力转移的进程中，探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所在。

　　一、反思“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隐喻

　　(一)何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基于不同情境需要而进行的历史隐喻。1980年，美国作家沃克(HermanWouk)在演说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类比美苏冷战。在他的演说中，2500年前的斯巴达和雅典与现在的美国和苏联处境一样。在战胜了波斯后，希腊世界的“超级大国”斯巴达和雅典的战时同盟在冷战中瓦解，它们后来因各自盟友的摩擦冲突不断而被拖入大战。沃克问在场的政要和海军精英，修昔底德记载的一切事情，联盟瓦解、灾难性的敌对、背叛与反背叛等都正在发生，冷战中的美苏如何绕过这个“修昔底德式的陷阱(Thucydideantrap)”，避免核战争毁灭整个世界。

　　不过，艾利森隐喻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则是另一个版本。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何爆发，艾利森以修昔底德的论断“雅典的崛起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为前提，认为导致霸权战争爆发的核心问题是两个对手间的均势迅速改变造成的结构压力。具体来说，公元前5世纪雅典是希腊文明的中心，其迅速崛起震惊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主斯巴达。斯巴达担心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对雅典崛起做出战略反应。威胁和反威胁产生了竞争、对抗和最后的冲突。回顾历史，他指出近500年有15次大国崛起，却有11次在结构压力下爆发战争，这包括威廉德国挑战英国霸权。艾利森还预期，中国在下一个1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也将要求改变美国主导的秩序，并认为随着中国在海洋争端中越来越采取侵略姿态，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显现。〔

　　可见，修昔底德陷阱并非稳定的概念，而只是基于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历史类比。例如，沃克和艾利森对历史的解读都有很大不同。沃克认为斯巴达和雅典是处于均势的现状国，艾利森认为二者是战略平衡尚未形成的主导国和崛起国。与沃克类似，艾利森虽然反复就当前中美关系进行历史类比，但是也没有界定此概念。不过，按照艾利森的表述，本文所要反思的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被归纳为崛起国必然会挑战主导国，后者也必然回应挑战，这样战争就难以避免。

　　(二)艾利森过度解读权力转移历史

　　艾利森表述的“雅典的崛起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并不成立。因为通行的英译文本比较粗略，他很可能曲解了修昔底德的原意。有学者根据古希腊文将修昔底德的论断译为“最真实的、也是最没有说到的原因是，雅典人变得非常强大，以及由此斯巴达人产生的恐惧，使得战争必然爆发。”具体来说，雅典刚开始崛起，斯巴达并没有恐惧;雅典变得非常强大，斯巴达的恐惧才产生和增长。斯巴达一直关注雅典的扩张，直到雅典与科西拉的结盟打破了雅典与斯巴达的海陆平衡，“必然时刻”来临，战争才变得不可避免。这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一开始就不可避免，而是存在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必然时刻”。因而，这一观点就否定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也从源头打破了权力转移战争不可避免的宿命论。

　　艾利森进行的类比也脱离了权力转移的历史情境。第一，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弱类比。远隔数千年，国际关系规则和竞争对手的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改变，21世纪的国际体系更具有稳定性。第二，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古希腊人总体上认为战争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一战”前，大多数欧洲人不仅没想到战争会造成巨大破坏，甚至认为一场大战对于社会是健康和有益的锻炼。但是，这种对战争的乐观态度在“一战”后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理性的人们开始畏惧并希望避免战争。所以，艾利森用历史上的大国战争类比当前中美关系显然忽视了这些因时代变迁而产生的国际政治新特征。

　　艾利森对近代以来权力和平转移的归因也与史实有出入。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中美间的战争很难避免。但是，为了实现重新提出这一概念的良善目的，艾利森又指出和平崛起要求卷入竞争的大国的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巨大调整。对此，詹姆斯•霍姆斯(JamesR. Holmes)持不同意见。如，“一战”前英国面临德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对手。美国的经济实力强于德国，在拉丁美洲排斥英国影响;日本在远东与英国也远非利益和谐。但是，英国为何单独与德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事实上，美国和日本并没有进行态度和政策的重大调整，国际影响力也持续上升。艾利森并没有回答这一关键问题。

　　总之，“修昔底德陷阱”是因对权力转移历史进程简单抽象和粗略概括而产生的过度解读，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权力转移战争为何爆发。而只有精细地考察大国权力转移的历史进程，我们才能深刻认识权力转移的战争风险和对历史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二、权力转移进程中的战争风险

　　崛起国和主导国在激烈的权力转移竞争中确有爆发霸权战争的风险，但是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主导国或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然而，霸权战争并不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权力转移也是一个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过程。因而，权力转移双方可以通过调适核心利益，规避两败俱伤的战争。

　　(一)挑战核心利益带来战争风险

　　艾利森选择一些权力转移以战争终结的案例进行历史类比，但这些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主导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虽然核心利益这一概念尚未被严格界定，但是一般认为它是在国家利益结构中居中心位置、次序优先、关系全局和不容侵犯的利益。雅典和科西拉结盟之所以是雅典与斯巴达霸权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必然时刻”，是因为此举打破了两个城邦的战略平衡，不但直接威胁了斯巴达的霸权，而且威胁了它的生存。这无疑挑战了斯巴达的核心利益。波斯从雅典撤离后，雅典人立即重修城墙。斯巴达马上派使者进行劝阻。虽然劝阻最后失败，但是斯巴达人因对雅典人有好感而毫无怨言。可见，斯巴达虽然一开始就关注雅典，但是并没有恐惧。在雅典开始崛起后，斯巴达也一再迫使其以海陆划界保持均势。经过几十年的交手，雅典应该知道海陆均衡是斯巴达的核心利益，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雅典不明智的战略，这不宜简单归因于实力增长导致的恐惧。

　　不过，核心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国家综合战略环境、自身实力和对威胁的认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界定的。英国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工业生产逐渐失去了活力，并接受了经济衰落的现实。但是，它决不允许海军被别国超越，这是因为英国庞大的殖民帝国、自由贸易体系和本土安全都依赖于海军的卓绝地位。因而，英国将海上霸权界定为核心利益。俾斯麦深知这一点，一直压制国内扩张海军的诉求，避免引起英国的敌意。威廉二世即位后，原来受压制的海军利益集团煽动起全社会对英国海权既恐惧又嫉妒的情绪，并趁机进行政治动员建设“公海舰队(Hochsee flotte)”。这就挑战了英国的核心利益。与之对比，美国一直克制海军建设，且从不公开声明所针对的国家。日本建设海军的假想敌是美国，且与英国是同盟。因而，虽然美日在拉美和远东排挤英国的势力，但是它们并没有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由此，将是否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视为霸权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能够回答艾利森没有回答的关键问题。

　　总之，“修昔底德陷阱”说对权力转移中的战争风险的认识并不准确。虽然权力迅速转移造成的结构压力可能使双方激烈竞争，但是霸权战争的主要诱因却是主导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了挑战。不过，除了崛起国挑战主导国的核心利益的情形外，权力转移可能诱发战争的风险一般还包括主导国挑战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和第三方利用崛起国和主导国的矛盾使主导国或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

　　(二)调适核心利益将有效化解战争风险

　　虽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主导国相对衰落的总趋势不可避免，但是双方实力相对变化速度和博弈模式等要素却并不确定。因而，结构性因素限定了事态发展的发展方向，但是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最坏的结果。不仅核心利益相对于其他利益居中心位置、次序优先，核心利益各范畴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也不同。其中，国家的生存利益是重中之重。而为了维护核心利益，尤其是生存利益，权力转移双方愿意进行利益调适。

　　主导国和崛起国虽然会展开激烈竞争，但是也存在避免两败俱伤，乃至共同发展的共同利益。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主导国会怀着防范心理关注崛起国的战略举动，消极回应崛起国的释疑和非对抗倡议，并谨慎与之进行互动。不过，一旦一方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利益受损国将可能不惜以战争手段捍卫利益。然而，历史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崛起国的后发优势能否能转化为位势之争的优势，主导国能否利用霸权红利管控权力流失，关键在于谁更能因势利导，及时进行政策调整，最终塑造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而非精心准备好打一场霸权战争。

　　历史上，权力转移双方通过调适核心利益规避战争的努力成效也很显著。事实上，德国在威廉二世即位后并非一味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而是曾一度认真与英国进行核心利益调适。如，在波斯尼亚危机后，德奥同盟与法俄同盟的矛盾激化，德国面临着两面受敌的危险。此时，在德国看来，生存比与英国争夺的霸主更重要。因而，以陆军和外交部为代表的决策层中的一些高级官员希望通过与英国达成海军协定来缓和英德关系，以换取英国在一触即发的大陆战争中保持中立。为此，德国与英国进行了近两年的海军谈判。而到艾利森所说的德国挑战英国的1913年，德国已因认为不可能赶上英国而放弃了海军扩张。英德关系出现新缓和。至于“一战”的爆发，甚至在萨拉热窝事件触发大国间总动员或宣战的连锁反应后，也是直到德国占领了低地国家，威胁了英国的生存，英国才下决心对德国宣战。

　　与之对比，英美关系在第一次委内瑞拉危机后迅速发展更是得益于双方进行了核心利益调适。“克鲁格电报”事件发生后，英国认为其在开普敦殖民地的核心利益受到德国挑战。这使得美国要求仲裁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对英国而言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对美国来说，仲裁这个争端却是事关门罗主义确立的核心利益。最后，为了应对德国对核心利益的挑战，英国同意美国仲裁委内瑞拉边界危机，这等于默认了美国在美洲事务中的主导角色。不过，英国也得到了大片土地作为补偿。更为重要的是，英美此次核心利益调适使得两国关系迅速改善。以此为契机，在美西战争和布尔战争等国际事件中，美英大都相互支持，直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中成为盟友。

　　三、权力转移进程中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在权力转移伊始，中美便旨在为实现合作共赢而提倡新型大国关系。不过，虽然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但是中美仍然存在因核心利益受到挑战而爆发战争的风险。这不仅加剧了舆论对中美关系的悲观态度，而且两国关于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共识不足确实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隐患。

　　(一)中美处于权力转移进程的初始阶段

　　根据历史经验，中美已经开始了权力转移。首先，中美实力相对变化显著，中国开始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经过30余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与美国的差距也在迅速缩小;中国更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以经济迅速增长为基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稳步提高。与之对比，在“9·11”事件后，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综合国力消耗巨大，经济更是遭到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处理国际事务明显力不从心，霸权威望也远不如昔。其次，国际规则和规范也在悄然变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不断增加，开始统筹国际规则，并尝试以自身文化和理念塑造新的国际规范。不过，中国因势利导推动国际规则和规范改革是温和而缓慢的，尚未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弹。

　　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呈现以下特征。第一，中美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深刻变化。过去十多年，中美两国实力差距迅速缩小，未来十多年这种趋势也难以改变，但是中国在短期内没有全面超越美国的可能。第二，美国将长期关注中国的发展。美国意识到中美形势已今非昔比，不能像对苏联那样实施遏制，只能尽可能平衡这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并对中国的合作倡议持消极合作态度。中国要适应在美国的疑虑和提防下发展。第三，两国关系基本稳定。在无法压倒对方的情况下，中美既有避免两败俱伤的消极共同利益，也有合作发展和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积极共同利益。这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第四，中美有在东亚地区存在军事对抗的可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持续增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并增加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中美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和相关挑战必须给予足够关注。这些既是权力转移初始阶段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是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背景。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所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却备受质疑。中美共倡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两国在这一框架下展开了有效互动和积极合作。例如，2013年7月至2015年7月，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分别在华盛顿和北京举行。在新型大国关系原则的指导下，这些对话均取得丰硕成果。在仅两年多时间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原则理念到方向性议程，并落实为具体政策，殊为不易。但是，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总体趋向不一致，舆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质疑却在增加。如有人质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空洞”、“模糊”，认为这是中国的“崛起宣示”。事实上，中美交流与合作并不平衡，两国战略互疑也在加剧，并在军事安全领域汇聚。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核心利益受到挑战的可能性尚未得到有效降低。

　　首先，中美难以辨识对方所界定的核心利益。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国的核心利益界定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其中，关于“相互尊重”的表述与白皮书对中国核心利益的界定基本一致。而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重申了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界定：一、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盟国与伙伴的安全;二、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其中美国经济强大、创新、不断增长;三、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四、在美国领导地位推动的国际秩序内，通过更强有力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及应对全球挑战。虽然中美均明确宣示了核心利益所在，但在两国关系范畴内彼此核心利益受挑战的风险存在差异。因而，这种从全局出发、整体界定的核心利益在中美战略互动中的辨识度不够。对此，王缉思认为，中方重点关注的是如何防止美国破坏中国国内秩序，而美方更为关注的是中国试图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因而，这“两个秩序问题”才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这一对中美核心利益的非正式概括对中美关系来说很有针对性，降低了中美对彼此核心利益的辨识难度，值得官方借鉴。

　　其次，在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的基础上，中美只有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军事冲突对抗。这是因为只有做到尊重核心利益，中美才能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才能摒弃零和思维，合作共赢。不过，目前中美虽然达成了不冲突不对抗的基本共识，但是在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较为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却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尊重不够。如，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在侵略性地制造海洋争端，甚至怀疑中国将挑战美国主导亚太秩序就与实际不符。第一，东海和南海的海洋争端基本上均由日本和菲律宾等国挑起，中国更多是在被动应对;第二，中国将最大的机遇界定为自身发展，并坚持不结盟原则和走和平发展道路和，这显然不是要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姿态。与之对比，美国不仅深度介入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和南海岛礁争端等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也从未申明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尊重。在此情形下，如果中美难以就相互尊重核心利益达成广泛共识，两国就很难提升战略互信和军事安全合作水平，也就无法有效降低军事冲突对抗的风险。

　　进一步说，如果中美不能就相互尊重核心利益达成相当共识，两国甚至有可能被第三方拖入冲突和对抗。中国将领土完整界定为核心利益，而美国将盟友安全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界定为核心利益。这就使得中美的核心利益都可能受到非本意挑战。例如，在海洋争端中，中国视海洋领土归属为核心利益，不容挑战;而从美国角度看，中国的强硬行为将有可能损害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甚至破坏地区秩序，即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这样，中美就可能发生非本意军事对抗和冲突。虽然美国注意到一些海洋主权声索国有可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表示“不持立场”、“不选边”，希望各方和平解决海洋争端;但是美国也需要盟友和伙伴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因而对一些国家进行过度安全承诺。这些国家也借机渲染中国对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冲击，挑动美国压制中国。由此，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投机地相互支持可能导致中国与声索国的海洋争端反复激化，进而使得各方对管控危机出现麻痹心理。因而，中美应建设性调适核心利益分歧，共同管控危机，避免被非本意事件拖入军事对抗。这才是艾利森忧虑中美可能因中日冲突爆发战争的应有之义。

　　四、结语

　　“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种历史宿命。这一观点只是因对权力转移的历史进程粗线条概括和简单类比而产生的过度解读。它既不能准确解释权力转移战争为何发生，也不适宜于被用来理解当前中美关系。不过，虽然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个历史规律，而是一种信仰或理念，但是如果它成为大国的共有知识，就可能会“三人成虎”，塑造相应的政治现实。因而，我们不应将“修昔底德陷阱”接受为既有知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不应以避免跌入或者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为目标。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确实存在战争风险。战争可能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这不能被简单抽象为结构压力下实力增长引起的恐惧。中美处于新一轮权力转移的初始阶段，这一进程既漫长和不确定，也是两国都可以实现大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过，在中美战略安全互信水平不高和矛盾不时激化的情况下，两国必须切实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不触碰对方的底线和进行必要的核心利益调适。只有如此，中美才能增强战略互信，推进军事安全合作，进行危机管控，进而化解军事冲突对抗的风险。

　　作者陈永系北京大学关系学院博士生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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