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大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西部40年

作者：鲍大可  来源：高和分享

　　最近因为查东西，偶然翻到一本《中国西部四十年》(东方出版社，1998年)。美国学者何汉理(Harry Harding)说，“所有想全面了解当代中国基层发展状况的人，必须要读读这本书”。读后也确实发现，该书内容丰富，堪称关于当代中国史，特别是1980年代末期中国西部地区的难得记录。

　　本书作者为美国人鲍大可(A.Doak Barnet)。他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1921年出生于中国杭州，随后在上海长大。据他自己说，那儿离中共当年成立时开会的地方只差几条街!

　　1947年到1949年，作为《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鲍大可回到中国，并在西北采访，见证了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于是就有了《共产党接管中国的前夜》。1972年中美破冰之旅后，又多次来到中国，并受到过时任总理赵紫阳的接见(顺便说一句，这个经历对其1988年的考察极有益处，否则那些省市的地方干部们甚至不愿意拿出时间来接见这样一位美国学者)。

　　1985年，同事和好友一再鼓励鲍大可，让他重访1940年代走过、写过的所有或大部分地区，并按照《共产党接管中国的前夜》的模式再写一本书，以便把中国1980年代的状况与他1940年代的所见所闻进行对比研究。虽然明知很难，但这个建议的确让他很动心，最终还是抵制不住诱惑。1986年，鲍大可向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申请资助，并于1987年得到批准。1988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对西部内陆进行考察(当然他也看了沿海和中部地区)。

　　说起来，倒是很早就知道鲍大可这个名字;不过后来才了解到，他也是著名的中国通之一，与费正清和斯卡拉皮诺齐名(因为代际差距等关系，他对美国对华外交的实际影响，比费正清可大多了。比如1989年后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政策，就出自其手笔)。再后来又了解到，原来他还干过记者。当然，后来作为专家学者，服务于大学机构和美国政府。最妙的是，这位并无博士学位的教授，竟然带出了百余名从事中国研究的优秀博士，有名的如李侃如、奥克森伯格等(后者甚至称之为自己的第二个父亲)。

　　正因这些丰富的经历，难怪他在序言中风趣地谈到，究竟应该如何给这本书定位。显然，这并非寻常的旅游概览，而是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和政治资料(他当年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研究中国工业的增长史)，不过是以学者或记者的视角写成的。也因此，在某些方面可以看成是学者的研究报告，在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记者的报道;当然，还有很多方面又两者都不是。那么，这是一本“学院性报道或记者式研究”?不管怎样，简单来说，这是他“在中国漫游的记录”，表明他力图更好地了解中国现代化和改革之路，并把1980年代与1940年代的变化和连续进行比较研究。

　　在中译本的封面勒口处，鲍大可动情地写道：

　　“我衷心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对本书感兴趣，能够发现它的价值。由于这是一本美国人的著作，难免有着一些与中国人不同的角度，但我是用一生的心血去认识中国，以及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如果本书能够为美国人和中国人自己了解中国提供帮助的话，我将感到十分荣幸和欣慰。”

　　作为这项翻译活动的牵线者，他的老朋友、中国政治学名宿、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先生，也很欣慰能够赶在鲍大可生前出版。中译本于1998年底推出，转年春天，他即去世。据赵老回忆，审阅译文时鲍大可曾经来信说，他一生与中国结缘，但“还是对中国所知不多”(类似说法亦可见于前言，他自称相对于需要了解者，自己对中国所知不过“沧海一粟”。多么谦逊的人啊)。可就是这样一位“一生旨在理解中国”的70多岁的老人，却拿出了中国西部四十年变迁的具体对比材料。赵老很受触动，他有感而发地指出：

　　“中国社会科学的大力发展只靠坐而论道不行，必须坚持研究的科学性，认真深入下去，做大量的实证性研究工作”。

　　而本书正可做这样的一个重要范例。

　　的确，今天的我们，对当下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西部地区的了解，还有不少粗疏浅薄与不尽人意之处。而鲍大可的这本书，对我们理解1940年代末、1980年代末以及当今的中国，很有裨益。尤其是1988年那次游历和考察，行程数万里，费时几十天，踏足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访谈近千人(还不包括偶然的交谈)，他以一个学者的睿智和记者的敏感，生动记录了经过十年改革开放，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

　　这本书就是在他四十多本、将近五千页的采访笔记基础上形成的。里面留下了丰富的内容，涉及每个地区的人口(包括所有的少数民族)、地理、历史、经济、政府、政治、教育和社会状况，以及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

　　首先可注意的是很多看似枯燥的统计数字。鲍大可发现：当时中国领导人和官员非常迷恋数字统计，以至于“如果你对他们生活的数字世界所知不多，那就无法真正的理解这个国家”。以前中国人常用“差不多”，而此时似乎又走到另一极端，“好像把几乎所有的数字都具体化了”。当然，鲍大可也承认，自己“用了多年的时间才理解了中国统计数字的真实涵义”。而在1988年访问中国时，有些东西他实在无法准确区分。

　　书里面还有很多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访谈。比如，此前鲍大可和不少美国人都在猜测，西部地区因为民族、宗教和边疆问题，尤其是基于1940年代末在西北采访那些军阀的经验，应该有很多军人或军事性的存在。但是，1988年考察期间，除了极为个别的几个情况，他几乎很少看到军人和军事设施，因而慨叹西部已经和平化、非军事化了。

　　鲍大可还非常注意和当地党政军高层领导会面与访谈。当然不仅是因为希望了解更加权威、更加确切的信息，而是试图通过对这些人的接触和了解，来与他1940年代末所接触的那批掌权者进行比照。令他欣慰的是，1988年接触的这些人，尤其是那些军事阶层，的确比较现代化和专业化了。

　　书里也记载了当时的交通状况带来的巨大变迁。以前从包头到银川、从太原到北京，要搭乘邮车，数日方可到达;而1980年代末，随着汽车、铁路、飞机等交通网的出现和完善，朝夕之间即可往返。更重要的是通讯工具的革命，尤其是“电视革命”。鲍大可认为，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是电视的一代。他们在消费方式、生活观念等方面已与前代截然不同。这也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挑战。

　　就在鲍大可结束考察，回到美国不久，先是苏东剧变;接着转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局也发生了波动。如何判断中国的走向?还要不要把1988年在中国看到的东西写出来?鲍大可也犹豫了很久。

　　他深知，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了解中国各种势力的复杂性、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特定时期的趋势，进而形成对这个国家一个有条不紊而符合实际的看法”，特别困难。同时基于多年研究，他早已逐渐认识到：由于中国幅员如此辽阔，内部如此复杂;也由于中国在现代时期经历着持续而剧烈的变化，“必须万分慎重，避免对中国泛泛而论，避免对中国的研究、观察和体验脱离基层”。

　　考虑再三，鲍大可坚信，还是有必要把他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完成既定的计划。他也坚信，1989年的事情“并不会降低把中国的80年代与40年代相比较和差别中国的长远趋势、主要变化和连贯性的任何价值”。只是由于一个单卷本根本无法包含他所有的调查结果，他最终决定，先写一本关于最贫穷(经济发展落伍)、最独特(少数民族聚居)、改革最困难，而又为外界所知最少的中国西部的专著，借以呈现当代中国改革的力度与范围，以及这种改革的困难、障碍和限度。

　　开始动笔时，鲍大可采取的还是“现在时”;不过由于技术的原因(所用的统计数字是几年前的)，1993年该书在美国出版时，他才决定把所写的换成“过去时”。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书中的描述仍然反映着今天的现实”。可惜天不假年，鲍大可根据采访笔记，只完成了关于西部中国的部分。否则，如果能把对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观察也写出来，将为理解1980年代末的中国勾勒一副更加全面的画卷。

　　刘宪阁：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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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信息

　　书名：中国西部四十年

　　作者：(美)鲍大可

　　译者：孙英春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年12月

　　页数：610

　　定价：32.00

来源时间：2015/12/20   发布时间：201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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