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顿谈治理中国： 国内问题是第一要务

作者：唐昆凡  来源：《社会观察》2014年第4期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加。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外界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如何进一步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很大的期待。作为一位拥有宽广视野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戴维·兰普顿教授(DavidLampton)，今年出版了新著《跟随领导者——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FollowingtheLeader：RulingChina，fromDengXiaopingtoXiJinping)。此书是作者几十年来对中国问题跟踪研究的结晶，是西方学界认识当代中国治国之道的一本力作。

　　作为美国学界少有的能从政治、外交、社会各领域全面解读中国的专家，兰普顿在这本新书中成功地将历史、个人经历与功能性议题有机结合，使之自成一体。这一切都与他丰富的阅历和职业生涯有关。他早期曾在美国军队服役，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受到著名学者奥克森伯格(MichelOksenberg)的影响，开始钻研中国问题。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和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奥克森伯格等人重点研究中国政治，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authoritarianism)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中国政策制定中横向地区之间与纵向业务系统之间分割的特征。90年代，他的学术兴趣转向中美关系，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出版了《同床异梦：中美关系1989-2000》(SameBed，DifferentDreams：ManagingU.S.-ChinaRelations，1989-2000)一书。新千年之后，他开始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在《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TheThreeFacesofChinesePower：Might，Money，andMinds)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军事、经济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以及它们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纵观兰普顿的学术生涯，其研究兴趣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跨学科的背景和丰富的阅历，使他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向读者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为了本书的写作，兰普顿潜心积累基于实地调研和人物访谈的第一手资料，与中国领导人、外交官、学者等各界人士进行了500多次面对面访谈。这些独一无二的资料使得该书具有无可比拟的场景感和真实感，也是区别于其他研究中国问题论著的显著特点。在写作中，作者全面客观地将当代中国现状和中方人士的理念展现出来，力图让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兰普顿认为，从邓小平时代以来，治理中国——这项原本就很不容易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其原因是民众、社会乃至官僚体系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相比改革开放前，民众掌握的物质和信息资源显著增加，进一步改善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处于快速转型期，形成了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诉求多样化的局面。而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出现了相似的变化。新的部门机构出现，决策参与主体的增加意味着进一步的沟通协调，政策的落实也耗费更多时间。领导人需要在一个制度建设不太完善的环境里，快速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使外界容易忘记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局面。兰普顿首先回顾了邓小平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局势。他强调，邓小平做出的一系列战略性决策，例如从革命到发展的思维转换、渐进改革、对外开放、人口政策调整等，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改革开放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国内国际挑战，使得治理中国的任务异常艰巨。

　　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形态的转型，中国经历了从邓小平时期至今国家治理模式的变化，兰普顿将其概括为治理主体和客体的“完全多元化”(untetheredpluralization)。其主要特点包括：第一，领导人和官僚体系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强人政治”逐步过渡为“集体领导”，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从清一色理工科转变为文理并重、学科多样，官员的技术化程度不断提高，具体体现为更专业、更细分、更职业化;第二，随着普通民众掌握的物质和信息资源不断丰富，民众和社会诉求空前多元化;最后，政府治理的手段和可供调用的资源也在不断增加。然而，治理手段的增加能否赶上利益诉求的变化?兰普顿倾向于否定的答案。他指出，治理中国的一大挑战是建设性地管理不同的利益主体，最大限度地与之合作而非对抗。要做到这一点，势必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建设，这也是新一轮改革的一大核心议题。

　　关于中国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兰普顿基于他提出的“碎片化威权主义”进行讨论。要领导如此广大的国土和众多的民众，中国的决策系统分成若干个纵向和横向的子系统。当条块分割，政令无法贯彻执行时，就需要通过“跨系统整合机构”(cross-systemintegrator)来最后拍板。根据他的观察，这样的机构既包括人们熟知的政治局、发改委，也有不被人注意的领导小组和各种委员会等。按照这样的思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国家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属于这样的范畴。此外，兰普顿指出，随着机构和官员数量增加，决策过程在趋于科学性和民主性的同时，也受到利益集团博弈、民意以及财政约束的影响，逐渐变得缺乏效率。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决策过程与西方国家越来越接近，这对于世界认识中国是有益的。

　　关于中国的对外战略，兰普顿认为也是国内建设的延伸。他提出有四个关键变量影响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国内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现实主义，以及由技术发展特别是军事科技引发的作用—反作用。他认为，中美两国世界观的出发点截然不同：美国外交是在国家利益和理想价值之间寻找平衡，而中国的政策则一直基于现实主义的利益考虑，不被别国制度和价值观束缚。中国现在是一个具备综合力量的国家。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渴望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平等参与者，也渴望纠正一些不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兰普顿认为，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服务于国内建设大局和经贸互惠互利将成为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他担心的是，领导层过分看重公众舆论而向民族主义倾斜，做出不利于地区稳定和国际秩序的决策。

　　无疑，兰普顿的这本著作有助于西方读者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西方历来有观点认为，鉴于历史上国际体系主导国和挑战国交替引发的冲突，以及中西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中国崛起将给西方世界带来冲击，为此必须加以制衡或约束。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巨大损失，西方又出现了一批吹捧炒作中国实力的人士，甚至主张中国统治亚洲，中美共治世界。本书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让读者直面中国领导人经历的挑战——从创造就业、治理社会到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有助于让西方读者客观认识当前中国的真实状况，避免妖魔化和捧杀中国。兰普顿的分析可以让关注中国问题的人们相信，解决和治理国内问题始终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一要务，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将首先致力于解决国内的挑战，而不是对世界构成任何威胁。在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避免冲突、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前提是对双方各自的发展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

　　兰普顿最后的结论是，对中国而言，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如今多元复杂的中国社会，若要避免发展过快带来的种种问题，则必须照顾国内各阶层、各领域的不同利益，建立真正的法治和监管机制，继续推进各项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未来几年，中美两国都会面临日益复杂的国内问题。对西方各国而言，任何从外部向中国施压，试图影响中国内政的举动都会适得其反，得不偿失。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强迫别人解决问题更有效。希望世界能记住这位“知华派”代表人物的忠告。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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