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远：中国的持久战：假如攻台失败？
“中国的持久战：假如攻台失败？”（China’s Forever War: What If A Taiwan Invasion Fails）一文的作者为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高级研究员吴志远博士（Joel Wuthnow）。文章指出，实现台湾统一是中国的重要战略目标。然而，一旦军事行动未能如愿，其对中国国内政治、军事战略及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将不容忽视。本文深入探讨了在假设的失败情景下，中国可能如何调整其在台海问题上的未来行动策略。请点击【链接】访问原文。本文译者为本站特约撰稿人徐宇深（Emerson Tsui）。作者授权本站翻译并发表此文。
文章要点：
长期博弈的开端：解放军对台军事行动的失败只是长期博弈的起点。北京将从战争中吸取教训，重建综合能力，并可能再次尝试实现战略目标。
风险偏好的变化：当领导层面临更换风险时，北京可能采取更冒险的策略，这可能导致局势升级，以平息国内批评并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威慑的重建：在军事行动失败后，台湾和美国需迅速恢复威慑力，但应避免触及中国领导层的政治存续底线。
政党结构稳定
中国的政党结构在军事行动期间及之后将保持完整。虽然部分领导人可能面临更换风险，但政权更替的可能性较低。这主要归因于党内体制的稳固、缺乏可信的替代力量以及国家重建对强大领导架构的需求。
对台基本目标不变
即使军事行动失败，中国对台的核心政治目标仍将保持不变，继续致力于威慑台湾独立并最终实现对台湾的控制。阻止台湾在国际支持下迈向法理独立，是中国面临的紧迫挑战。
不公开失败
无论情景如何，中国不会公开承认失败或签署正式停战协议。领导层将努力隐瞒解放军的损失，并通过宣传“已充分教训台独势力”来缓解国内批评压力。
双方损失重大
台湾及美国在阻止解放军军事行动中将付出重大代价，包括人员伤亡和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破坏。这些损失可能限制双方在战后迅速恢复战斗力的能力。
结语
中国军事行动的失败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竞争与紧张局势。北京可能将加强军事现代化和区域经济吸引力视为必要手段，以应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持续影响力。从整体来看，中国在军事行动未能成功后，可能采取多层次的策略以继续追求其对台湾的长期目标。
美国及其盟友需要综合考虑多种情景，制定灵活的应对策略，既要支持台湾的安全与防御能力，又要通过外交和军事的双重手段维持区域稳定。通过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与灵活的外交沟通，美国可以有效应对中国可能采取的战略，同时尽量避免升级为全面冲突的风险。
最后，确保中国的社会环境稳定是核心重点：美国需避免采取可能加剧中国内部动荡的行动，以减少不必要的紧张局势。
全文翻译：
随着台海战争风险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关注聚焦于这场冲突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及整个地区局势带来的深远影响。分析人士讨论了若中国在台海冲突中获胜，可能对地区军事平衡以及更广泛安全架构产生的潜在影响。一些研究则评估了战争对中国自身以及全球经济的可能冲击。这些分析突出表明，战争代价高昂，同时强调了通过威慑手段防止战争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较少有研究探讨解放军（PLA）攻台行动失败后的可能后果。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建立一种可信的军事能力，即在威慑失败后仍能够有效阻止解放军的入侵。然而，有人认为，即便成功击败中国，未来的“和平状态”可能既不和平也不稳定。例如，韩力（Lonnie Henley）指出，解放军可能在失败后采取长期且高强度的封锁行动，通过经济压力迫使台湾屈服。另一些人认为，中国国内可能出现政治动荡，未能“收复”台湾的领导人或面临被替换的风险。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将保留其军事能力，而发动这场假设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领导层可能继续坚持实现统一的长期目标。
关于中国在未能实现战役目标后的选项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一些关键因素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决策，包括解放军的损失规模、剩余的军事能力、中国民用经济受到的破坏程度、精英内部的协调状况，以及公众对管理层的支持度。然而，这些变量在战役开始前难以准确评估。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替代性未来情景分析（Alternative Futures Analysis）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其目标是识别可能影响中国决策的主要未知因素，并基于这些因素的不同变化构建一系列情景。这一方法为未来可能性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同时帮助识别更有助于实现理想情景的政策路径。
本文将通过以下四个部分分析北京在台海军事行动失败后的可能行动：
关键假设
首先，本文界定了关键的政治和战略假设。
核心变量
其次，分析了影响中国决策的核心变量，即领导层的政治稳定性以及军事和经济损失的严重程度。
情景分析
第三部分描述了基于这些变量变化的四种可能情景：长期封锁、回归灰色地带、危机不稳定以及能力重建。
政策评估
最后，本文评估了政策影响，认为更稳定的未来通常涉及对中国政权政治安全较少的直接威胁。因此，即便在假设的台海战争中击败中国，美国在采取可能动摇中国管理层稳定性的行动时，也应保持克制。
关键假设：本分析基于四个关键假设。
假设一：中国管理层政权的完整性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行动期间及之后将保持执政地位。尽管在某些情境下，下令发动行动的决策者可能面临被更换的风险，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体制韧性、缺乏可信的替代政治力量，以及国家重建对强有力执政机构的需求，政权更替的可能性较低。
假设二：对台目标的延续性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核心政治目标不会发生变化，即持续遏制“台独”倾向并最终实现对台湾的全面管控。当前的紧迫问题是如何阻止台湾领导人采取迈向“法理独立”的举措。这些举措可能源于台湾内部信心的增强，或因国际支持（尤其是美国的助推）而加剧。为此，中国可能会继续采取包括海上封锁、导弹或火炮打击、网络攻击在内的高强度胁迫手段，以达到威慑效果。党的重点还包括尽快重建再度发动攻势的能力，尽管其专注于这一目标的能力在不同情景中可能有所差异。
假设三：能力重建的优先性
即便在战役失败的情况下，最高管理层仍将优先重建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以支持未来可能的行动。尽管对这一优先事项的专注程度可能因不同情景而有所变化，但整体方向不会改变。
假设四：对失败的表述管理
中国领导层不会公开承认失败，也不会签署正式的停战协议。事实上，“战争”可能通过其他形式的施压手段持续下去。在所有情景下，内部官员都将试图隐瞒解放军遭受损失的全貌，并通过对外有利的信息叙述，弱化对自身的批评。例如，他们可能声称已对“台独势力”进行有效震慑，或者通过宣传烈士事迹转移公众注意力。然而，一些国内精英和公众仍可能对官方叙述的可信度进行独立评估，并寻找应当承担责任的对象。
最后，在这场假设的冲突中，台湾和美国为了阻止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也将付出重大代价。这可能包括大量人员伤亡，以及关键军事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损毁。台湾的民用基础设施（如港口、机场和通信系统）可能遭到严重破坏并需要较长时间修复。同时，美国以及可能参战的日本也可能面临通信网络和西太平洋基地的损失。尽管国际对中国的制裁可能持续，但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领导层或将在战役失败后迅速开展恢复行动。
核心变量
替代性未来情景分析需要提炼出影响结果的主要未知因素。尽管中国决策者在战争期间及其后将面临高度动态且复杂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的诸多挑战，但其基本判断主要受到两个核心因素的强烈影响：一是领导层的政治脆弱性，二是国家及解放军所遭受的损失程度。
政治稳定性的程度
即使在遭遇军事挫折的情况下，一个自信且团结的内部领导层，其政治动机和优先事项与一个面临更大治理挑战和压力的领导层并不一致。政治稳定性可能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战争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巩固程度；领导人在国内的支持度（特别是如何通过宣传增强群众的信心与团结）；精英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调程度，以及军政领导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责任划分上的明确性）；领导层是否能够有效阐释战争结果以确保舆论支持；国际伙伴对中国立场的支持；以及是否能够明确责任归属，从而稳定局势。(译者注：解放军高级军官与中国领导层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稳定的影响因素之一。)
政治稳定性可以分为不同层次，从高度稳固到面临更大治理挑战不等。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领导层面临更大的治理压力，可能会采取更加果断和多样化的应对措施。这种逻辑可以用“背水一战策略”来解释——当国家核心利益和发展目标受到外部严重威胁时，领导层可能通过灵活调整策略以维护稳定。这可能包括对对手采取进一步施压的手段，尽管这些手段未必能够完全实现最初的战略目标（如夺岛），但可以在国内外形成更有利的态势，从而为未来的谈判和发展创造空间。例如，这些手段可能包括转移国内批评、重置战场条件，或推动其他更为有利的选项。
上述假设同样也得到了学术支持。研究表明，能够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保持决策连贯性和内部团结的领导层，将更有能力推动国家从战争状态过渡到和平发展阶段。这需要综合考虑国内重建与国际环境变化，并以更加稳健的方式实现长远利益目标。在其中，政治稳定性和国内稳健是关键的影响要素。
这一假设得到了学术研究的支持。研究表明，在战争结束后，集中权力的领导者通常会面临更多的内部压力，而非民主国家发起的军事行动往往持续时间较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未能取得明确胜利会增加决策成本。一个能够在战争中保持执政地位并维持内部团结的领导层，将有更大的灵活性专注于国内恢复与发展，即使这需要完全停止军事行动。
军事与民用损失对决策的影响
在军事行动中，中国的决策还将受到军事与民用领域损失程度的影响。在军事方面，这一变量可以通过以下指标来衡量：主要作战平台的瘫痪或摧毁比例（例如，美军是否在行动初期击沉了大量解放军海军水面舰艇）；关键战略资源（如弹药与石油储备）的消耗比例；高级指挥官与精锐部队的阵亡比例；以及对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如后勤、指挥与控制、情报监控系统、基地、港口和指挥中心）的破坏程度。
在民用领域，经济损失的程度将因战前经济韧性以及中国应对国际制裁、维持或恢复外部市场准入的能力而有所不同。这些损失可以分为轻微到严重不同的级别。相对较小的损失将为最高领导层提供更多选项，例如转向其他形式的军事行动（如长期封锁），并降低重建常规军力的成本。相反，严重的破坏将显著增加重建放军作战能力所需的时间与资源，尤其是高端装备和先进弹药的生产周期。此外，常规力量的重大损失还可能提升使用战略性资源（包括战区核武器）的相对效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变量（损失程度与政治影响）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一般来说，损失越大，党内隐瞒实际损失的难度越大，同时精英内部可能出现更大的分歧。然而，这两者并非必然相关。更严重的损失也可能激发“聚旗效应”（Rally-Around-the-Flag），进一步巩固最高领导层的政治资本。此外，高水平的海外伤亡并不一定意味着党会失去对国内信息的控制。通过有效的信息管控，可以对战果进行有利于政权稳定的叙述，从而减轻政治压力，并降低决策层倾向于冒险行为的可能性。（译者注: “聚旗效应”指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或外部冲突时，民众会暂时搁置内部分歧，加强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支持，以应对外部压力。这种现象在台海冲突背景下可能表现为：即使军事行动未能完全成功，解放军的重大损失可能反而激发中国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巩固领导层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性，从而减轻内部批评和分歧的压力。）
情景分析
将两个关键变量放入2×2矩阵（基于替代性未来分析方法）后，可得出四种不同的情景（参见如下表格）。下文将分别探讨这四种情景及其影响。
持续封锁（高政治压力，低损失）
在这种情景下，中国执政精英因台海军事行动的挫折而深感羞辱，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上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为了维持政治权威，他们认为有必要继续对台湾施加压力，即便这些措施无法直接把台湾逼上谈判桌，也无助于实现最初的军事目标。
尽管军事行动失败，解放军因损失较小（如在重大伤亡前主动撤回主力部队），仍保有足够的弹药、装备和兵力，可继续执行其他重大军事任务。解放军撤至中国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保护范围内，但仍通过陆基或空射反舰导弹威胁向台湾运送物资的船只。
与此同时，解放军将会加大对台湾港口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力度。这些攻击虽未能迫使台湾政府妥协，但在数周内显著缓解了中国管理层面临的政治压力，并被视为对“台独势力及其背后支持者的教训”。
然而，随着中国管理层的政治稳定性逐步恢复，封锁的效用开始减弱。正如亨利所指出的，鉴于封锁带来的经济成本不断增加，这一行动不太可能无限期持续。最终，中国会逐步转向灰色地带行动，例如强化非军事施压手段，同时着手重建军事实力。
回归灰色地带（低政治压力，低损失）
在这一情景中，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行动前已巩固了稳固的领导地位。通过成功的信息封锁，大部分公众和部分精英未能察觉解放军未达成作战目标的事实。较低的伤亡和设备损毁进一步助力信息的有效管控。
在政治压力较小的情况下，管理层倾向于避免高风险行动，并认识到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同时，持续的战斗可能延长国际制裁。因此，解放军逐步转向非武力但具有威慑性的行动。例如，允许部分海运物资进入台湾，但定期对部分船只进行“检查”；解放军还对台湾附近空域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和入侵，战斗机的接近程度可能比入侵前要近得多。
这些行动旨在向台湾及其国际支持者表明，中国仍具备升级行动的能力，同时避免触及可能引发进一步制裁或削弱解放军实力的临界点。
危机不稳定（高政治压力，高损失）
在这种情景中，台海军事行动的失败导致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分裂。
一些高层领导对发动行动的决策表示支持，而另一些则因结果不佳而心生不满。
由于损失规模巨大，舆论管控未能完全阻止有关解放军失利的细节传入公众之中，这使部分公众对管理层的信任进一步减退。他们将这一决定视为战略上的又一次失误，与此前经济管理不当及“动态清零”政策的负面影响一同被认为给国家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与挑战。
尽管国内安全力量迅速应对了部分抗议活动，内部精英的不满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依旧令领导人更加孤立。在高损耗的背景下，解放军面临兵力、装备和关键资源的严重短缺，使得封锁或火力打击行动难以为继。
在孤立无援且受到激进军事顾问影响的情况下，中国领导层可能考虑采取非常规手段，以恢复政治安全并向台湾和美国发出强烈信号。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可逆的反卫星攻击、高空电磁脉冲示威，或将中程核武器投放至公海作为威慑。然而，这些行动并非自杀式举动，而是为了传达明确的战略信号，同时避免引发对中国本土的反击。由于危机不稳定性增加，中美双方缺乏直接沟通的政治意愿，误判风险进一步上升。
能力重建（低政治压力，高损失）
尽管解放军在军事行动中遭受重创，中国领导层依然保持高度团结。战斗中的牺牲激发了“聚旗效应”，公众对解放军的英勇表现感到自豪，并接受官方对“台独势力已被教训”的叙述。任何失败责任都被转嫁到部分腐败的军官身上，管理层的权威未受挑战。
然而，解放军的战备能力因损耗严重受到显著影响。在武器库存补充、关键装备修复或制造完成前，中国无法考虑再次发起军事行动。解放军开始反思此次行动的失败原因，着手调整组织结构和作战理论，并推动军官选拔和晋升制度的改革。这种变革有助于解放军提升“联合性”作战能力，相当于中国版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时刻”（Goldwater-Nichols moment）。尽管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但最终解放军将以更现代化的姿态重新崛起。（译者注：“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时刻” 可以理解为一次历史性军事改革，旨在通过强化联合指挥和打破军种壁垒来提升整体作战效率。类似于近年来中国军队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这种‘联合指挥改革时刻’标志着军队在协调与统一行动能力上的重大进步，为未来战争提供了更强的战略支持。）
短期内，解放军将现有战备力量部署在边境和沿海地区，以威慑可能趁机施压的对手，包括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和印度等。同时，国内安全力量仍保持高警戒，以防范潜在的内部动荡。针对台湾的有限威慑行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管理层的首要目标是重建可信的作战能力。
政策评估
在台海军事行动失败后，中国不可能主动承担责任，承认军事手段的不可行性，或放弃对台湾的根本政治目标。此外，精英阶层内部不太可能出现推翻当前政策、寻求与台湾或美国改善关系的变革。最高领导人或许会面临下台的风险，但作为执政机构的中国执政党依然会继续存在，新领导人将从那些承诺不再允许任何国内外“屈辱”的候选人中选出。
然而，从美国、台湾及其盟友的角度来看，不同情景下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前景大相径庭：
最理想的情景是“能力重建”。然而，从美国、台湾及其盟友的角度来看，不同情景下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前景差异显著。最理想的情景是“能力重建”。在这一情景中，中国管理层既缺乏足够的军事手段继续对台湾发起大规模攻势，更关键的是，也没有迫切的政治需求再次攻台。管理层可将重点放在重建解放军为一支具备可信作战能力的军队，这不仅可能为未来对台湾的威胁提供条件，也为中国的对手争取时间，用以补充资源、恢复力量，并分析解放军在战争中暴露的弱点。双方都会从冲突中汲取经验，而最有效利用这些经验的一方将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主动。
此外，这种情景也为中美关系恢复某种形式的正常化提供了可能。尽管短期和中期内，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敌意仍将强烈，实现这一目标仍面临显著的政治阻力。同时，中国可能试图摆脱在欧洲和亚洲工业化民主国家中的国际孤立，这些国家或许会基于长期经济利益逐步放松对中国的制裁。与此同时，北京为稳定与主要大国关系所作的努力，也可能为美国提供一定的杠杆，以影响中国的决策方向。
此外，这种情景也为中美关系恢复某种形式的正常化提供了可能。
次佳情景是“回归灰色地带”。此时，大规模作战行动已暂停，尽管台湾仍面临海上航线、领空和信息系统的重大威胁。台湾可以预期，解放军不会完全恢复到军事行动前的状态，而是会将更多新的胁迫手段（如更近距离的空中活动）融入其行动组合。然而，中国管理层有一定的空间避免升级至致命暴力以上的程度，并将重点放在重建军事能力以及修复因制裁和贸易中断而受损的经济，而非短期内重新发动对台湾的攻击。这为台湾及其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个重建自身实力并重新确立威慑的契机。
另外两种情景的风险更高，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破坏和升级。在“持续封锁”的情景下，台湾可能长期处于孤立状态，从而引发社会和经济危机。封锁可能会持续，直到中国管理层认为国内政治安全已得到保障，且持续制裁的代价超过其政治收益时才会结束。更令人担忧的是，“危机不稳定”情景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至外层空间——如果中国在军事行动中尚未攻击美国的太空资产——甚至波及核领域（尽管实际动用核武器并非优先选项）。危机沟通机制的缺失，以及中国在政治上不愿显得通过谈判“让步”的立场，进一步增加了意外事件或误判发生的风险。
美国的战略目标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需确保一旦威慑失效、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能够挫败解放军的作战企图；其次，通过保持区域内可信的军事力量，迅速重新建立威慑（这可能需要对美军力量进行大规模重新部署和重建）；最后，还需要营造有利条件以缓解紧张局势，防止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升级行动。从政治上看，短期内完全恢复中美关系，包括稳定的贸易关系和全面解除美国主导的制裁可能并不现实，但在重新确立威慑并缓和局势后，这一目标可以作为长期愿景加以努力。
核心教训与政策建议
这篇分析的核心教训在于：在应对中国军事计划的失败时，美国的政策不应将中国管理层逼入绝境。政治上，中国管理层需要一定空间从不利局面中调整，而不是在高压下被迫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避免呼吁“政权更迭”
呼吁政权更迭不仅无法带来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新领导层，反而会增加中国领导层反对缓和局势的压力，导致局势更加紧张。
尊重中国的国内叙事
即便解放军在战场上损失严重，美国也不应直接削弱中国领导层关于“已向台独势力明示教训”的国内叙事，以避免激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加剧矛盾。
避免不切实际的赔偿要求
不合理的赔偿要求注定会被中国拒绝，并可能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类似于1919年《凡尔赛条约》引发的抗议浪潮。这只会增加中国领导层的内部压力，迫使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劝阻台湾采取敏感举措
劝阻台湾在中国军事失利之际采取修宪、独立公投等迈向独立的举措，以避免刺激中国领导层采取升级行动。这类行动可能被视为直接挑战中国领导层的权威，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并进一步恶化局面。
推动人道主义措施
考虑采取战俘交换或遗体送还等人道主义行动，以降低政治对抗。同时，可以就放松经济制裁的条件进行讨论（但针对下令军事行动的个人制裁可能会持续）。
避免破坏国内叙事掌控力
避免通过信息战削弱中国领导层对公众“未受辱”叙事的掌控力，以免引发内部压力，导致新领导层采取报复性行动。
平衡战略
实施这些措施充满挑战，因为它们可能被解读为对华政策上的“软弱”。尤其是在中国未经挑衅发起军事行动后，台湾和美国已经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在此背景下，美国需要对北京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这可能包括组建多边防御联盟以维护台湾的自治地位，甚至在台湾部署美军。然而，单凭军事压力不足以有效引导中国管理层作出预期决策。
美国需要认识到，即便是撤军或停止进一步攻击，中国也需要在政治上拥有足够的安全空间以采取相应行动。因此，整体政策框架必须实现平衡：既要加强威慑力和施加合理成本，又要减少中国认为进一步升级冲突是“政治必要”的可能性。
结论
认为只需在战场上击败解放军就能实现台海的持久和平，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失败可能为中国带来经验教训，促使其重建能力，并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甚至为未来的再次行动埋下伏笔。因此，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降低中国在失败后升级冲突的可能性，而不是单纯寄希望于其转向内敛调整。否则，战场上的胜利可能仅是一场代价高昂且得不偿失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