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大聂、莱特：美国对中国经济放缓不应幸灾乐祸

需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是在华盛顿少有的两党共识之一。最近，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明显证据引发了新的讨论。虽然早有迹象显示中国正进入一个增长趋缓的时代，但华盛顿并没有预料到这种放缓的程度，民主、共和两党及政策界都在努力理解相应情况、分析实际原因、并规划应对措施。

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影响深远，似乎不受世界其他地区常见的商业周期和增长限制的影响。从1980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平均是美国的三倍。但自2021年以来，这种不同寻常增长已大大放缓。根据中国官方统计，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仅略高于美国，为3%（美国为2.1%）。然而，这些数字值得怀疑：COVID-19限制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以及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萎缩，意味着中国2022年的实际经济很可能是负增长。今年，中国家庭消费放缓、投资情况持平、政府支出受限（因债务问题）、净出口收缩。中国2023年的实际经济增长很可能低于2%，远低于前三季度官方报告的5.2%。根据无党派倾向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推测，中期会计预测中国中期以后增长率在约3%的范围内，而美国在同期将实现约2%的平均增长率。由于持续的资本外流，人民币的汇率可能会贬值，进一步降低中国在美元计价下的全球经济当量中的份额。由于目前美国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10万亿美元左右，所以在未来二十年内，美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将可能超过中国。

在过去的十年中，华盛顿和北京在包括不公平贸易、知识产权盗窃、COVID-19大流行、以及中国对俄乌冲突的立场等几个问题上的敌对情绪逐渐加剧。因此，美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来为美国谋取利益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今年8月，美国前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便加入了这一阵营；他回应一份主张对中国当前经济困境采取慎重回应的国会证词时说，持有同样立场的美国高官们正推测如何“在中国领导层现面临各种挑战时再落井下石，以给他们施加压力。”

拜登政府坚称，尽管它对某些美中贸易方面引入了限制，但它只是寻求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内建立“小院高墙”（build a high fence around a small yard）——任何经济脱钩（decoupling）将局限于这些领域。但不仅中国对这样的承诺缺乏信任，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同样持怀疑态度。如果华盛顿超出了对与中国进行的高科技贸易和投资的这些有限控制，无区别地禁止更广泛类别的金融、贸易和技术流动——它将为北京如何对民众解释其国内经济问题提供一个理想的借口。这也会通过加强北京认为华盛顿决心限制中国的崛起或如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复兴”，导致冲突的可能性上升。华盛顿不应该通过宣布不必要的脱钩政策来自愿承担中国当前困境的责任，而应该淡化自己的角色，并展示它并不应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停滞负责。美国领导人不应该在中国处境困难时落井下石，而应该让北京为其政策的可预见后果负责，并作出真诚的努力，给中国领导层提供经济建议和合作机会。

责任转移

充分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和放缓原因对美国及其盟伴至关重要。市场自由主义原本随着冷战结束而备受认可，但它却在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独有经济发展模式大获成功后而受到挑战。随着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快速增长，北京模式的最终成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今，这个模式的发展似有变数，华盛顿应努力避免被指责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幕后推手。

政治上推动中国的“复兴”导致了中国过分追求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放缓是十年过度投资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结果，而相应建设资金又多来源于家庭和地方政府实体的负债。为了保持官方财政稳定性，北京限制了地方的发债能力。但为了同时实现领跑全球的GDP增速，当局让名义属于私营的地方政府融资机构代替借款，将债务保持在国家账目之外。经过多年的不可持续房地产繁荣和地方债务上升，这些实体无法处理他们的义务。原本带来增长的动力之源如今已化作痛苦之源。

这种增长模式可行与否可以应交由历史学家去讨论，但如今人们不应该被一些错误的观点分散注意力，例如认为直到美国阻止投资流动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很好。实际上，由于对市场条件的担忧，自202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公司直接投资和组合投资流动已经放缓，并非美国针对性的投资限制使然。来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度，外国直接投资（FDI）首次自1980年代以来变为负数。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驱动力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泡沫的结束，这完全是国内现象。由于改革滞缓导致市场机会的干涸，，中国私营企业投资正在下降。因此，投资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的投资回报现在高于在中国的投资回报。

华盛顿必须努力说服世界，中国当前的经济挑战是中国自己、而非美国的经济打压造成的——当下中国的经济问题是过度的国家干预和市场化不足的产物。中国领导人也需要明白这一点：14亿人的繁荣取决于经济发展。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在考虑引入中国发展模式的某些元素时，迫切需要意识到中国经济为何放缓及效仿这一模式的可能后果。

盟伴动员

美国不再面临来自中国的增长挑战，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在大约是美国的62%。美中两国在安全、贸易或创新相关领域的竞争中，全球经济份额的边际调整不会有重大意义。中国领导层需要自己作出艰难选择，决定未来要支持哪些战略优先事项，因为国家资源正在减少，以至于北京可能会对华盛顿做出让步。

美国并不能从阻止与北京的经济和金融交易中收获什么，特别是在大多数面向消费者的业务和投资组合投资领域。华盛顿无端限制与中国的低风险领域贸易，只会使其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更加紧张。欧盟、日本和其他盟国对如何平衡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威胁的看法与美国不同，美国采取不必要的限制性立场只能疏远自己与盟伴的关系。美国的政治资本是有限的，应该将其投资于加强这些伙伴的关系的领域。如果在如何限制方面形成共识，其他国家将把中国需要、以前从美国获得的产品和技术提供给中国。

北京试图影响的国家——特别是近年来从中国获得贷款和项目融资的全球南方国家——将仔细观察华盛顿的行动。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模式仍然持矛盾态度，并已着手开始管理他们对中国所欠的债务（译者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批评是认为中国通过让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如港口、矿产等重要资产为抵押向中国借贷，并以借贷国无力偿还贷款为理由实现控制一国重要产业的目的，在西方语境下多用“债务陷阱”所指代）。只要北京可以把自己和其伙伴的经济痛苦归咎于美国，那么无论如何批评中国经济模式都将是无效的。如果美国明确表示责任在别处，同时向负债国家提供财政援助，那这将与北京在债务谈判中的不妥协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信息传递

华盛顿面临的挑战是双向的。首先，它必须确定在谈论中国经济放缓时的口径，并明确说明经济放缓的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因素，而非来自美国的打压。其次，华盛顿必须准备减轻中国经济低迷对美国和各国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队伍里的脆弱国家的负面后果。只有在完成了这些重要步骤之后，美国领导人才应考虑是否有可靠的方式从中国的经济压力中获利。

华盛顿必须为应对中国经济放缓设定议程。一个核心信息应该是要求中国重视经济发展方面的透明度。未能强调准确和透明的经济数据以及商业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官员必须在与中国同行的私下磋商中——包括本周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APEC），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都将出席——以及公开场合中，充分讨论透明度的问题。在G-7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会议中，华盛顿还应该提供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程度和外溢影响的分析。这可以促使这些组织考虑向中国和其他受影响国家提供援助。同样，美国官员应该向多边组织领导人——尤其是在经济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介绍他们的分析结果，以便这些组织重新思考它们迄今为止所认同的中国正稳定增长的观点。

华盛顿在处理中国现在面临的那种结构性经济问题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它在20世纪70年代应对国内滞胀、8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21世纪头十年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其他许多痛苦但必要的调整时做到了这一点。华盛顿还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合作，成功管理可能蔓延至全球的各类风险，例如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华盛顿应该向中国明确表示，它对中国经济放缓并不感到幸灾乐祸，并随时准备在技术方面分享自己的专业经验。尽管北京可能会拒绝这样的提议，但不应预设这一点；无论如何，让其他国家看到这一方案被提出将具有重要象征性意义。

最后，停滞的增长已经削弱了中国对国际发展曾经慷慨的支出。现在看来，北京收到的还款金额可能比它发送到国外的资金更多。中国经济放缓还将意味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机会减少。在美国经过多年讨论如何设计更好的国际发展援助计划以匹敌北京后，中国的经济放缓为华盛顿提供了以更高质量的产品领先的机会。美国的贸易、投资和避免债务陷阱的经验结合起来，可能甚至足以使华盛顿接管因中国经济放缓和不愿延长债务减免而面临违约风险的诸多进展趋半的“一带一路”项目。

不管华盛顿如何讨论中国的经济滞缓，北京将继续谴责美国害怕中国的崛起，因此一直想方设法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以期实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但如果华盛顿能够避免因被认为是北京所面临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而受到批评，并促进对其经济放缓原因的更深入了解，中国对美国的批评在欧洲、中东和东南亚将不那么有说服力，其战略和外交选择也将更加有限。此外，如果中国当局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继续下去，美国的论点将变得更加有说服力。控制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全球叙述可能不会改变北京的行为，但中国主要基于经济扩张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将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