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中美关系正处于过渡期，2035年能达到平衡态

作者：  来源：凤凰网《与世界对话》

翻译整理丨卢俊宇 杨弘毅 方致远 刘建乔

当地时间4月7日-8日，以“和衷共济，鉴往知来”为主题的第二届哥伦比亚中国论坛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全程报道。在8日的经济与国际关系论坛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外交事务》前主编Gideon Rose和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耀辉三位专家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中美关系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美国拒绝加入亚投行，是并不明智甚至愚蠢的，并且一致认为加强跨国经济发展合作非常重要。

王辉耀教授表示，中美关系正处在10-15年的过渡期，可能在2035年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多极化，倡导世界银行、欧盟甚至美国加入。中美欧也可以一同努力把CPTPP升级为迷你版的世贸组织，发挥领导力。对于中美之间的差异，王辉耀引述前任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在离开北京前的告别宴会上的致辞“在中国期间最欣赏三样东西：中国人的家庭价值观、教育和勤奋。”指出世界需要花些时间来接受和理解中国的崛起。

Gideon Rose教授同样赞同“一带一路”多方合作，他认为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此外，他还表示对美国政治中愈发强烈的反华情绪深感痛心。面对目前形势，他认为可以将气候、贸易、疫情等问题与安全问题区分开，避免那些可能促进建设性合作的对话被一些愚蠢问题所破坏。他认为中美合作带来的明显好处将变得清晰，让更有理性的力量占上风。

黄亚生教授表示，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和全球秩序的未来，这一体系还有更新、修改、加强的空间，但不应全部推倒重来。他提出“一带一路”目前更多倾向于双边往来，目前在基础设置建设之外，也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考量“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合适，要从具体项目和具体国家、地区出发。如果中国在世界修建铁路，并在某种广泛认同的经济实践的共识下向其他国家提供贷款，那将大有裨益。

以下为论坛发言全文：

主持人：今天我们荣幸邀请到三位杰出的专家，他们分别是王辉耀教授，Gideon Rose教授和黄亚生教授。我认为我们的讨论会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全球经济活动，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它们对全球的影响。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概念，至今已有10年。这一倡议反映了中国对于投资世界各地基础设施项目的构想。虽然这个概念一开始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的落实措施非常具体。

至今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有11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到这一倡议，中国在全世界各地修建铁路、桥梁和发电厂。因此，我想问小组成员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十年之际，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有多少?又或者谈一谈“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和全球的主要影响，也可以谈谈“一带一路”倡议下不断发展或者依然保持的一些特点，比如政策制定和落实方面的变与不变。大家可以从中国的角度或参与国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10年后，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怎样的理解?王辉耀教授先来谈谈?

王辉耀：好的，谢谢Xiaonan。很高兴在线上见到我的好朋友Rose教授和黄亚生教授。我非常喜欢Rose教授的演讲，我觉得他说的是我们见证了巨大的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美国的牵头下建立起来，77年后，这个体系需要一些升级完善。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全球人口只有25亿，现在是80亿，可见世界变化有多大。我认为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挑战，世界逐渐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这会比一个单极的世界效率要低，单极世界中美国负责一切，实施一切，领导一切，其他国家跟随其后。现在的世界更加复杂，有中国，有美国，有欧盟，这里的多极怎样才能实现真正合作呢?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

我的朋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说，修昔底德陷阱可能会出现。我们几个月前都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那时Graham说，我们真的能有更多的合作而不是竞争吗?我们现在听到的竞争似乎比合作更激烈，所以这确实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期，也许需要10到15年时间，可能到2035年我们能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当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必须提高对彼此的理解和接受。这才是关键。目前中国正推广一个多极的世界。尽管多极世界的效率可能低于单极世界，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交流平台，这是至关重要的。Rose教授提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在促进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和平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刚结束。中方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和平计划。现在的共识是，中方愿意与欧盟合作，提供必要的帮助，以促和促谈。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现在正发挥一些重要作用。

回到你的问题上，也就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我认为这正是中国试图提供帮助的一大举措。我们需要达成更多共识去促进这一倡议的落实。世界目前非常分散，在多极化的世界里，各有各的想法。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想法结合起来，使全世界达成共识呢?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我建议一步一步来。

例如，让我们继续研究气候问题。全球在这一点达成了巨大共识。中方签署了《巴黎协定》，也在昆明圆满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我们需要继续做出类似的努力。而且我们也需要在地区问题上继续发力，在多极的世界，地区协定会越来越多，比如RCEP和英国刚加入的CPTPP。或许中、美和欧盟能共同把CPTPP升级成一个迷你的世贸组织。毕竟这些年由于太多太多的声音，世贸组织无法真正良好运作。那么，让我们真正去做一些事情。我认为目前中、美和欧盟在全球的领导力很重要，也许我们该好好想想。

回到“一带一路”的问题，中国已经和全球130多个国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强跨国合作吗?比如，我们让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欧洲的银行进行合作，让经合组织和巴黎俱乐部等组织在一些难题和更多的国际标准上进行合作。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让“一带一路”倡议多极化，从而让它更加可行。此外，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与欧盟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等倡议之间开展合作。有这么一个共识，基础设施是全球的一大赤字。但是中美之间有着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多边方法，建立更多的多边平台。但目前多边平台的建设还比较少，更多情况是多边的军事合作模式，比如四方安全对话、欧佩克、北约、五眼联盟等等。但中国不太一样，更喜欢促进像“一带一路”倡议、RCEP、CPTPP、中非合作、中拉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中阿合作等经济上的合作。

对于中美而言，寻求合作之道，避免热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在一些小事上共同努力，比如基础设施和气候等议题。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但中美关系不能一直低迷下去，必须加以改善和稳定。找到我们可以合作的领域和多边平台。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主持人：好的，谢谢王教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就像你提到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来建立共识，特别是中国可以提出“多边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让不同国家、让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以及像“全球门户”计划等类似的项目加入我们这个倡议开展合作。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Rose教授：如果中国真的像王教授曾经提出的那样，倡导世界银行、欧盟甚至美国加入“一带一路”，那么你认为这种合作前景和挑战如何?你和美国又会如何回应中方的倡议?谢谢。

Gideon Rose：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衷心支持这样的想法，即我们应当努力在各种多边领域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合作。我认为美国企图扼杀亚洲开发银行(根据上下文语境，此处应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亚投行——编者注)是愚蠢的行为。只要措施得当，发展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无论在哪里，基础设施都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人们支持它，因此基建是一件好事，无论是由中国主导，还是由西方国家主导，还是在多边主义框架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都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联系紧密、更加美好的世界。挑战在于，如何划分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关系，使得出现在一个领域的问题不会在另一个领域出现。

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如果有人做了侵略邻国这么过分的事情，那就不可能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而美中关系的挑战是如何追求我们刚才谈到的那种合作，而不让它被某些地区出现的冲突以及双方的言论和国内政治所束缚。因此，坦率地说，我对美国政治中愈发强烈的反华情绪深感痛心，这种情绪企图抓住任何一种问题制造冲突。不过在中国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此我认为，讽刺的是，促进刚才谈到的建设性合作的最简单的方式，可能是找到办法来避免将不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当你想最大化你的能力的时候，往往会将两个区域绑在一起。但在实践中，按照世界运转和政府运作的方式，这样最终往往只能无所作为。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将各种问题脱钩，保留合作和建设性努力的空间，无论是在气候问题上，还是在像大流行这样的医疗问题上，抑或在贸易问题上，将这些问题与安全问题区别开来，因为安全问题往往会产生更多的零和冲突，引发过激情绪。最重要的一种挑战在于如何避免那些可能促进建设性合作的对话被一些愚蠢的问题所破坏。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期的气球事件。事件发生时，我们正好在教外交政策。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是如何妨碍两国之间明显有益的、建设性的交流的。领导层被这种都称不上是意外的事件带偏，明明没有人想要让这个无关紧要的因素破坏正在出现的对话。

然而，一旦党派情绪和公共问题卷入其中，就很难让建设性对话向前推进，所以要想办法控制各方面可能导致冲突的触发因素的数量，然后不那么激烈地作出反应，让国内的敌对情绪有所控制。这样，那些对合作感兴趣的部门和机构才能有所作为。那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我不知道我们离那里有多远。在过去几年的观察中，世界动摇了我对行动者和各种国家和领域的理性的信念，但我希望，合作所带来的明显好处将变得更加清晰，让更有理智和有组织的力量占上风。我想听听黄教授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

主持人：谢谢Rose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想问问黄亚生教授。你对我们先前关于“一带一路”多边倡议及其相关合作、前景和挑战的讨论，有什么看法?谢谢!

黄亚生：谢谢你的问题。辉耀先生，非常开心能见到您，好久不见了。也很开心见到Gideon Rose先生。在我看来，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问题对中美关系来说至关重要，但应该作为一个子问题进行探讨。我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应该是中美关系和全球秩序的未来。所以请允许我先从大处着墨，再过渡到细节问题。

在屏幕上我看到了一条主题横幅，写着“建立合作的桥梁”。实际上，比起“建立合作的桥梁”，呼吁双方不要再破坏已有的“桥梁”似乎更加现实。如今的两国政治现实是：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可望而不可即。但问题是，我们是否还有回旋的空间，保护好现有的合作机制?在我看来，我们还有更多协商、辩论和决策的空间。我非常同意Gideon的观点，在中美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角色：就像辉耀先生是全球化智库的理事长，而我作为一名学者，承担着教育学生、参与研究项目的职责。

相较之前，今年我接受了更多发言邀请，当然也包括在中国的发言，因为我不想失去这些宝贵的交流机会。去年11月，麻省理工学院发表了一份关于与中国交流的报告。多年来，麻省理工学院一直与中国科学家和中国大学紧密合作，也见证了中美之间关系的恶化。我们的一位同事被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抓捕，Xiaonan也提到，在此之后，组织里有7000名华裔科学家，我们要捍卫他们的权利，捍卫他们的尊严，捍卫开放的阵营。我们为此发布了一篇报告，而我也是共同作者之一。

这份报告是关于我们如何继续与中国交流，并且能减少交流人员所需要承受的风险。作为一项涉及美国、中国和东南亚的大型综合安全项目的3名联合首席调查员之一，我想说综合安全是世界公认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中不包含军事技术。正如辉耀先生提到的气候科学，我们应该积极促进、保持这些领域的合作，在其他方面，我们则需要保持谨慎。如何安全地构建这种合作是一个挑战，我们的报告针对如何应该这一挑战也进行了概述。

我想谈的第二点关于全球国际秩序。当今的国际秩序是一个全新的体系。毫无疑问，这个体系需要升级和修正，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打乱甚至完全摒弃现存的体系?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请大家记住，正是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下，中国才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在前苏联体系之下，中国的经济可谓毫无起色，在中央计划下深陷贫困和经济停滞。所以，前苏联和俄罗斯这种霸权(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无助益。而正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中国发展了经济和科技。

就拿科技发展来说，人们会将中国的科技进步归因于产业政策和政府支持，这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原因，正是全球合作。就像中国的华为公司有130多家美国合作伙伴，其手机的先进拍摄技术也是和德国公司共同研发的。因此，中国经济也是在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优势，其基本原则在于经济开放、全球合作。在这样的体系下，诸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经济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也稳居世界第二。请大家记住这些事实。尽管我同意，这一体系还有更新、修改、加强的空间，但鉴于这一体系的优势，我们就不要推翻重来、另起炉灶了。

我想提到的第一件事是，在经济方面的多元世界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多极世界之间是两码事。布雷顿森林体系孵化、鼓励经济多元化。1945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近50%，而到了70年代，由于德国、日本和其他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急剧下滑。这也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会达到的实际效果。

虽然有负面的声音担心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加入国际社会后会导致多元经济受到政治的影响。但那些预想并未成真。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甚至还可以在之后进行深入辩论。所以大家现在看到了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欧洲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像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不久访问中国，也是为了建立更多商业联系。而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苏联和美国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联系的。现在，欧洲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从经济上说，中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家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即使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双方已经渐行渐远。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经济趋同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政治分歧?现在许多政治家主张，为了与政治分歧步调一致，我们应该在经济上也要脱钩。尽管我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但我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最后，我想回到“一带一路”倡议。在一个多元的经济世界中，不同国家为全球经济秩序做出的贡献也会不同。我很同意Gideon的观点，在几年前美国反对亚投行是适得其反的。在我看来，亚投行在各方面达到了国际标准。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经济参与实际上融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如果中国在世界修建铁路，并在某种广泛认同的经济实践的共识下向其他国家提供贷款，那将大有裨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反对亚投行是适得其反的，因为亚投行是中国最国际化的机构之一。

但“一带一路”倡议则不同，更多是涉及到双边而不是多边往来，也更加“中国化”而不是“国际化”。我不是“一带一路”领域的专家，但我认为该倡议在一些地区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同时在另外一些地区可能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现在颇具争议，很多贷款可能会变成不良贷款。

我一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是，经济发展仅仅依赖于基础设施。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是在经济增长超过20年后才开始建设基础设施的，而在此之前的20年中，中国的基础设施实际上相当落后。但中国有正确的经济政策、自由化、全球化，并大力发展私营部门，甚至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金融自由化。此外，中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大力投资也非常有效。

但我担心一些国家并不具备以上的要素，或者没有在人力资本上大量投资。因此，该倡议在东南亚国家可能会更加成功，但在巴基斯坦则不一定。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相关经济证据非常明确：投资硬基础设施而不投资人力资本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就像前苏联和南非。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西方人坚决抵制，而一些中国人则大力鼓吹，我认为我是中间派。考量“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合适，要从具体项目和具体国家、地区出发，正所谓南橘北枳。对一些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良好的投资，但对另一些可能不是。谢谢!

主持人：谢谢黄教授的深刻见解。我们还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请允许我选一个大家都提到的话题作为最后的问题。刚刚大家都谈到了中国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改变，也谈到了竞争的潜力和合作的潜力。正如Rose教授在开场发言提到的关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恢复外交关系的案例，中国在此次事件中贡献颇多。美国虽然接受这一事实，却并不乐见其成。

在安全问题、经济问题和气候问题层面，有哪些因素可以将双方竞争的心态转变为合作的心态呢?不论是“建立合作桥梁”还是刚刚黄教授提到的“不要破坏已有的合作机制”都需要双方的合作。

您认为在哪个领域最有合作前景?是在气候变化，还是在国家安全领域、经济领域，或是其他领域呢?请王教授回答一下，谢谢。

王辉耀：好的，谢谢，时间不多了。但我讨论得非常开心，我认为现在最容易实现的是扩大更多的学生交流。我看到的最新数据是，美国现在有30万中国留学生，而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数量却很少，这是完全不平衡的。所以我们先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吧。

其次是旅游业。新冠疫情之前，每年中美两国之间的游客往来数量高达500万。现在则非常非常少。

第三是要恢复航班。现在，中国的国际航班只恢复了25%。这比过去正常时期差远了。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直飞航班非常少，简直难以置信。现在中国完全开放了，很多欧洲国家领导人都访华。但中国和美国之间还不是这样。

第四，我希望看到更多美国的政治家能够参与对话。我很赞同Rose教授的观点，希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贸易代表都能来中国，反过来也一样。这是很重要的，或许在今年的G20峰会、APEC会议上，中美两国领导人可以再次交流。这都是我希望能够实现的。

此外，我认为关闭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和休斯顿的中国领事馆是不合理的，这些也都能恢复就好了。我认为都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最后，我还希望中美两国都能接触更多对方国家的记者，这对于相互理解至关重要。

另外，日本、法国和中国分别都有协议，要在第三国合作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或许中美两国也可以这样合作，暂时放下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

我相信有很多潜在合作领域，我所列出的几个领域都是比较显而易见且至关重要的，希望都可以恢复这些领域的合作。

主持人: 谢谢王教授。下面请Rose教授也来谈一谈。

Gideon Rose：好的，我很赞同刚刚各位的观点。如果都能像我们这样达成一致意见，那就太好了。事实上，在后冷战时代，人们对于许多领域的合作存在过一些期待，但最终都落空了。尽管我们不确定为什么没成功，现在也不知道未来存在什么挑战，但我认为我们可以顺应历史，顺其自然。我们不应该抱着太过美好的期待，只为最好的情况作准备，认为一切都没问题。我认为挑战在于要避免冲突。我很赞同要维护好已有的桥梁，并且避免进一步靠近公开冲突，同时还要建立纽带、巩固这些纽带，加强合作。

我认为在多个领域脱钩这种想法会带来诸多后果。我并不是一个美国民族主义者，中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欧洲都扮演着颇有建设性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中国并不是只关注表达自己，而是以一种非常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地区事务。也门战争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如果能够推动沙特和伊朗减少冲突，减少也门发生的灾难，那我完全赞同中国的做法。

此外，如果中国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帮助遏制俄罗斯，尽可能使乌克兰战争能妥善结束，那就太好了。至于其他的国家安全问题，可以尽量先放在一边。比如台湾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破坏两国关系的一个潜在因素，可以再搁置几十年，这样世界其他国家才能继续向前迈进。

我认为经济脱钩是很愚蠢的，因为经济一体化给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带来了好处。然而，挑战在于，如何保持经济往来的同时，不会让竞争影响到某些关键领域。可能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比如让战略矿产或者一些经济问题，重新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因为我们需要向自己的人民保证，在危机时刻，不会因为这些因素被挟持。接下来的挑战则是如何在全球性问题上保持合作的同时维护好广泛的国际关系。

此外，还有文化交流，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在这场论坛上提到让美国孩子学普通话、让中国孩子学英语是多么重要。中国孩子学英语很容易，但没有多少美国孩子学中文。我儿子会讲普通话，更多的文化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解决冲突的灵丹妙药，但能帮助我们理解彼此。

如果我们只是对彼此喊话，而不是相互交谈，并且如果我们只是基于对对方的想象，尤其是把对方想象成敌对方，而不是基于实际和理解，我们就更容易陷入冲突。这就像是古希腊的罗马摔跤，在这种摔跤中双方是缠在一起的，只能试图咬对方，但双方依然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我们当今所处的困境，我们不只是抱在一起，也不只是在相互攻击，不知道要这样维持多久。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其中的挑战就在于，要让双方在国际上以及双边关系中都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因为竞争而破坏必要的合作。

主持人：谢谢，Rose教授。很抱歉打断你们。我们时间不多了，但有两位观众非常迫切想要提问。

提问观众：我叫杰森，我在圣母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王教授，您作为智库专家，我想请教一个具体的问题，关于一家位于中国的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我曾在这家智库实习，我观察到2个很有趣的现象。伍德罗·威尔逊中心致力于促进公开对话，帮助在各国政府、学者之间增进理解。但在实习期间，我发现中国的参与比较少。中心举行过很多会议，我们接待过很多政府官员，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中国官员，反而见过比较多的韩国、日本、新加坡官员。第二个现象是，我也没有看到很多学者参与这些智库。您认为，未来中国智库应当如何促进这些公开对话，讨论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谢谢。

王辉耀：我想快速简单地谈一谈。我认为你是对的，很多时候，中国的智库并不是非常活跃。在过去三年，新冠疫情也是一大消极因素，中国一直处于疫情封控管制中，国际交流也处于停滞状态。

但并非所有智库都是如此，我们智库还保持着较为活跃的状态，差不多和40到60位国际意见领袖保持着对话。比如在上周，我们接待了原陪同巴西总统访华的巴西农牧业部长，以及两位来自美国的嘉宾，还接待了巴黎和平论坛的总干事。平均来说，我们智库每周会接待一位大使。我也同意你的观点，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去和不同的智库进行交流。

在去年7月，CCG在30天内走访了6个国家的70个智库和组织。的确，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因为相比于美国的智库，中国的智库活跃度还是比较低，所以我们要努力追赶，更进一步。

提问观众：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想请问Rose教授和王辉耀博士，国内政治在您二位所谈到的“趋同”与“分化”中的作用。我们看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双方国内都有很多关于中美之间应该如何合作和竞争的意见。在我看来，美国自从特朗普执政以来，两党都认为应该同中国进行竞争，这样的意见一直延续到了如今的拜登政府时期。在中国国内，我们也看到反美情绪在增长，尤其是针对台湾问题。所以我想请教您二位，面对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现状，中美合作面临着重重困难，鉴于中美国内的态势，双方应该如何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我认为这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Gideon Rose：我认为你提的问题很好。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许多政客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不惜煽动国内政治情绪，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力量很难被控制。在美国，有各种各样意见的情绪，这些巨大的力量会导致更大的冲突，阻碍中美之间的合作。我认为我们不能单纯忽视这些力量。现在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口头上要应付一下国内的政治情绪，让他们不至于干扰双方重要的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某些战略领域，双方可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脱钩”，来平息那些国内势力的情绪，因为他们担忧自己国家会有太多弱点成为对方的把柄。但是挑战在于这么做的时候，如何避免这种“脱钩”失去控制，引发不必要的情感上的、分裂性的对抗。

在美国国内，我们也面临着很多问题，都是一些巨大的挑战。我回答完了，我想亚生有更精彩的解读。

黄亚生：那我就长话短说。面对美国的很多言辞，大家通常就会耸肩一笑，因为它是民主政体。所谓民主政体，就是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对于中国来说，民主制度和美国政体的运转之间有着很多差别，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欣赏。

这就是民主政体的本质。民主政体是一个争论的社会。就像我和Gideon刚刚所说，我们可以对此保持批评态度，对吧?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中国开放后，我和中国投资者和学者进行过探讨，他们都对我抱怨美国的反华措辞。他们说，他们不喜欢听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的负面报道。我也告诉他们，他们也是不同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不是主流的声音，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的声音。

我刚从华盛顿回来，开了一整天的会，来讨论如何改进我们的措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General Mark Milley)说我们需要缓和自己的措辞。针对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有很多批评的言论，还有人批评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言论。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得更多，向中国观众传达民主政体的复杂性，那将是非常好的。民主政体的定义，就是多样性。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角色，我们必须敢于发声。我也经常批评中国，但我也批评美国，这就是知识分子所做的事。

王辉耀：我想补充一下，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我认为，中美双方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双方关系将更加困难。

我认为原因是中国崛起。但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是基于一种不同的道路和模式，这种模式没有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承认。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大陆国家，它的发展模式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正如前任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在离开北京前的告别宴会上曾说，在中国期间，他最欣赏三样东西：中国人的家庭价值观、教育和勤奋。世界需要花些时间来接受和理解中国的崛起。我也认为，美国有自身的民主制度，也运行得不错，但这样民主的制度也需要升级。中国有精英制度。在过去的数千年间，中国都是依照此制度来选拔精英人才。所以这也需要改进。我认为，两国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真正理解对方。

脱钩也会伤害这两个国家。例如，中国过去有很多好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并且帮助美国在几十年间维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而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八到九。对中国也是如此。因为脱钩，中国可能正在失去大量的贸易订单。

我认为在经历了所有的挑战和困难之后，人们会冷静下来，思考自己哪里做错了。这就好像两口子吵架、争论、然后进入冷静期，最后说：“好吧，咱们还是得继续过日子。”

所以我想中美双方最终也会冷静下来，但不是现在。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主持人：非常好，感谢各位。请大家把热烈的掌声送给Gideon Rose教授，Wang Xiaonan博士，黄亚生教授和王辉耀博士，感谢他们为今天的论坛带来了精彩的发言。

很抱歉突然结束，我们现在有点超时了。现在我们要进行下一个小组讨论，再次感谢今天的发言人!

来源时间：2023/4/23   发布时间：202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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