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地方选举何以透露出2024走向？

作者：李东辰 陈佳骏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4月4日，两场地方选举引发全美广泛关注。一场是芝加哥市市长选举，在两位民主党人的内斗中，进步派候选人布兰登·约翰逊(Brandon Johnson)出人意料地以近3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了立场更为保守的保罗·瓦拉斯(Paul Vallas)。尽管3个百分点的优势并7算大，但在选前，选举舆论环境明显不利于约翰逊，包括声誉堪忧的进步派现任市长萝莉·莱福特在首轮选举中遭淘汰;莱福特治下芝加哥治安混乱，以及瓦拉斯在犯罪问题上长期占优等等。因此，约翰逊能够获胜对于民主党来说绝对是意外之喜。

另一场是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法官选举，自由派法官候选人珍妮特·普罗塔塞维茨(Janet Protasiewicz)以11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击败保守派对手丹尼尔·凯利(Daniel Kelly)，使该州最高法院15年来首次朝着进步的方向倾斜。长期以来，威斯康辛州都是一个被个位数百分比优势所决定的。普罗塔塞维茨的获胜是民主党近年来在威斯康辛州全州选举的最佳战绩。不过，该场选举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州司法机构竞选，支出超过4200万美元，民主党为普罗塔塞维茨付出了不少代价。普罗塔塞维茨声称要比其保守派对手凯利多600万美元竞选资金的优势。选举结果出炉后，美国自由派主流舆论不仅“惊讶”于进步派的全面胜出，更是“欢呼”民主党走对了竞选路线。

一、两场选举，四大议题

尽管是地方性选举，但应当说这两场选举体现了当下美国选举政治的重要议题及其作用，既对民主党来说给2024开了一个好头，也警示共和党需调整选举策略。

一是堕胎议题“长驱直入”。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全国民调中曾一度落后于共和党。然而，在“罗伊案”被推翻后，民主党在民调中迅速实现了反超，并在最终的选举中获得了20年来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的最佳战绩，足见堕胎议题对民主党的重要性。在这次威斯康辛州法官选举中，堕胎议题仍是核心。在“罗伊案”被推翻后，威斯康辛州1849年堕胎禁令得以生效，该禁令禁止除危及母亲生命外的一切情况下的堕胎。普罗塔塞维茨将堕胎设定为竞选主轴，声称选举自己作为法官是在威斯康辛州维护女性堕胎权的唯一途径。尽管她的对手凯利拒绝透露在1849堕胎禁令问题上的具体立场，但是他在过去却长期以反堕胎者的形象示人，并且在本次选举中受到反堕胎团体资助。普罗塔塞维茨对堕胎问题的聚焦和她近日的决定性胜利具有重要指标意义，意味着堕胎权仍然在激励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热情，堕胎议题在“后罗伊”时代仍然具有持续性。

二是选区重划议题不容小觑。在威斯康辛州法官选举中，重划选区议题似乎更神秘，但正如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的那样，它具有巨大的后果。威斯康辛州拥有全美最不公正的选举地图之一。2011年，共和党州议员颁布了一项激进的选区重划法案，巩固了共和党的权力。威斯康辛州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州，然而共和党人十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地控制着州立法机构的两院。2012年，共和党仅以48.6%的选票赢得了州议会99个席位中的60个。2014年，共和党只赢得了52%的选票，但获得了63个席位。威斯康辛州选区划分的党派偏向性如此极端，以至于一家联邦法院裁定它违反美国宪法。不过，2019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法院无权干预威斯康辛州的不公正地图。2021年，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认为，制定新的选区地图最重要的因素是使其尽可能与现有选区地图相似，即“最小变化”原则。这对共和党巩固州权力意义重大。在上述背景下，普罗塔塞维茨和凯利因不公正选区重划争吵了几个月。自由派谴责现有地图“不公平”，而保守派凯利则坚持认为，选区重划从根本上是一个不受司法干预的政治过程。可以说，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话题很少像今次这般成为如此争夺激烈的公共政治主题。

三是教育议题差异显著。在芝加哥市长选举中，教育议题是重中之重。特别是约翰逊，他的竞选活动最主要资助来源便是芝加哥教师工会(CTU)。CTU在2012年和2019年领导了两次全市范围的罢课，并一再阻止疫情期间的线下教学，迫使父母(特别是无法远程工作的父母)争先恐后地寻找托儿服务机构。在批评者看来，CTU已经成为一个阻止改革、阻碍学生的利益集团。但约翰逊坚称，他们是在捍卫公立学校和依赖这些学校的社区。最终，CTU赢得了对学生家长的争论。2019年1月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CTU在可能的选民中有62%的支持率。虽然CTU在疫情期间对学校重新开放的僵化态度损害了它的声誉，特别是在白人和拉丁裔居民中，但选前在一份IZQ Strategy的民调中，仍有48%的受访者对CTU有好感，且比支持瓦拉斯的芝加哥警察兄弟会38%的支持率要好，最终的选举结果也印证了这点。不过，芝加哥选民关注的教育问题与当下激起共和党选民敏感神经的教育相关问题还是有很大差别。在芝加哥这座“深蓝”城市，竞选双方都没有讨论学校里以LGBTQ+为主题的书籍，或者跨性别学生应该使用哪个卫生间，这些问题现在都是共和党经营的州议会和保守派媒体的中心议题。

四是犯罪议题扑朔迷离。在这两场选举中，犯罪问题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如堕胎议题那样鲜明。在芝加哥市长选举中，犯罪问题本是竞选的主线，且瓦拉斯也作为犯罪强硬派掌握主动。然而，犯罪问题最终没有决定选举的结果，约翰逊这个犯罪“软弱派”却获得了选举的胜利。在威斯康辛法官选举中，凯利和共和党人在堕胎问题上避而不谈，但是却试图将这场选举定义为关于犯罪的选举，从而利用凯利在犯罪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博得选民的支持。然而，他们的尝试最终失败，这场选举最后同样未被犯罪问题所决定。

二、未来走向

在堕胎议题上，去年11月中期选举加上此次威斯康辛州法官选举，将使民主党进步派和温和派更坚定地把该议题置于2024战略的首要位置达成一致。近期拜登称有意连任，但他最近在移民、犯罪和气候等问题上转向中间立场引起了党内左翼的不满，他需要左翼的支持才能重建他在2020年建立的反对共和党的联盟。在堕胎问题上统一立场使进步温和两派步调一致，对拜登连任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但也要考虑到堕胎议题再度“引爆”的可能。根据NBC新闻的出口民调，去年，27%的选民表示堕胎是决定投票的最重要问题，仅次于32%的通货膨胀率。近来无论是得克萨斯州联邦法院和华盛顿州联邦法院围绕是否限制堕胎药米非司酮的裁定争议、还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推动禁止怀孕六周后堕胎都使堕胎议题成为热议焦点。红州和摇摆州也可能会出台更多限制堕胎的措施，甚至全面禁止，这些都有可能使堕胎议题再度成为“引爆点”。

在犯罪议题上，对于民主党而言，他们读出的信息是可以在犯罪问题上采取进步立场，但绝不能过火。在芝加哥市长选举中，曾经表态支持撤资警察的约翰逊在竞选过程中改口称这从不是自己的立场。这样的改口使他的犯罪观的激进色彩大大降低，他恐怕也是因为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辩白才及时止损，最终获得了选举的胜利。

因此，对民主党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的价值观或许在骨子里还会继续坚持，但是在撤资警察的问题上却将是无重要异议的集体后撤。随着共和党人对犯罪问题的利用和选民对进步犯罪观消极态度的不断显现，无论是民主党进步派还是温和派，在未来都将会试图对撤资警察等过于激进的口号敬而远之，在犯罪问题上“从良”。

对于共和党来说，他们读出的信息则是对犯罪问题的使用还要继续加码。尽管瓦拉斯这个“DINO”(名义上的民主党人)在芝加哥市长选举中失败，但是瓦拉斯的选举成绩已经非常亮眼了。在2019年芝加哥市长选举中，进步派莱福特囊括了七成的选票，但在今年的选举中，民主党进步派和温和派却基本平分秋色。所以说，尽管犯罪问题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但几乎帮助瓦拉斯取得了胜利。在芝加哥这样一个民主党大本营，选民尚且如此关注犯罪问题并且被共和党的犯罪观所吸引，共和党的犯罪观在全国的效果就可以想见了。因此，共和党在2024年仍然会成为法律与秩序的忠实拥趸，与民主党展开唇枪舌剑。

三、候选人质量：永恒的话题

候选人质量，指候选人的选举能力，包含品质、魅力、政治光谱、从政履历、选举成绩、特定选民吸引力等要素。选举是围绕候选人的选举，候选人的质量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这两场选举也彰显出了候选人质量的重要作用，引发两党的思考。

首先是特定身份。在芝加哥市长选举中，获胜的约翰逊是非洲裔美国人。在威斯康辛州法官选举中，获胜的普罗塔塞维茨是女性。两个赢家都属于传统的“弱势群体”，也都是民主党的重要选民目标群体。约翰逊的胜利离不开芝加哥中数量庞大的黑人选民，普罗塔塞维茨的胜利也离不开女性选民的支持。他们的胜利再次证明了同等条件下具有特定身份的候选人会对特定选民群体产生巨大的投票激励作用。因此，在2024年，民主党所推出的候选人将会继续呈现多元代表性的特征，旨在通过独特身份联结吸引特定选民的支持。

其次是政治光谱。长期以来，民主党内温和派被视为更具有候选人质量。然而，在本次选举中，进步派候选人约翰逊当选了市长，进步派可谓找到了证明自身选举能力的重要证据。甚至有人表示瓦拉斯对犯罪的渲染并没有让选民丧失“理智”，约翰逊更为“长远”得解决犯罪方案更有吸引力。不过，进步派的这种想法却是对选举所释放信号的错误解读。约翰逊确实是进步派，也确实当选了市长。但是，他们忽视了这场选举的发生地点是在芝加哥。约翰逊惊险的胜利与其说是其进步派价值获得了选民的支持，不如说是芝加哥的民主党惯性帮了约翰逊。因此，芝加哥市长选举所暴露出的不是进步派政治光谱的强大，反而是进步派价值的薄弱和瓦拉斯所代表的温和派政治光谱的强大。所以说，温和依然是“高质量”的代名词。因此，民主党如果想要在未来的选举中获胜，恐怕还是要选择政治光谱更为温和的候选人。

最后是整体候选人质量。在威斯康辛州法官选举中，恰恰出现了一个从各方面看都非上乘的候选人，那就是凯利。在品质上，凯利在法官任内多次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案件中没有选择回避;在政治光谱上，凯利支持特朗普的选举被盗论，将社会保障比喻为奴隶制;在选举成绩上，他在2020年刚刚在法官选举中以10个百分点的劣势连任失败。从各方面看，凯利都不是一个优秀的候选人，他最终也确实大败。凯利的失败再次暴露出共和党在候选人质量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自2016年以来，共和党在特朗普的裹挟下，长期挑选立场更亲特朗普的候选人而非更加优秀的候选人，导致共和党在多次关键选举中表现不佳。这些特朗普式候选人的一败再败已经使共和党建制派人士开始思考如何提升候选人质量的问题，不过这一问题的思考由于有特朗普的存在而大多不具备实际的意义和成效。恐怕，共和党在未来还是会继续“扶阿斗”。

本文作者：

李东辰，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现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陈佳骏，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3/4/12   发布时间：202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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