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炒作中美在中东对抗，正中了西方下怀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中东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局势在3月10日出现重要变化。当日，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引发世界关注。

对此，上外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刘中民认为：“沙特和伊朗都有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双方已经具有缓和关系的诉求和基础。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沙伊双方最终达成复交，是中国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

以下为观察者网专访内容：

【采访/刘惠 整理/杨珈媛】

观察者网：3月10日，沙特伊朗在北京宣布复交，引发全球媒体关注。2016年初，沙伊两国因沙特籍什叶派教士事件断交。7年来，多个国家努力调解，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何分析促成沙伊复交的背景?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刘中民：总体上，近两年来，内求发展、外求缓和是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潮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上述趋势主要体现在土耳其与地区国家、沙特与地区国家、以色列与地区国家的关系都在缓和。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该地区国家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十多年以来，都想争夺地区主导权，但是谁也无法主导中东，反而使得自身国内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关系缓和就成为一种潮流和诉求。

在此背景下，自2021年以来，沙特与伊朗已经在伊拉克和阿曼的斡旋下举行了多轮会谈;伊拉克前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曾积极斡旋沙伊关系，但去年伊拉克新政府上任后，此事有所搁置。总之，沙伊双方已经有了缓和关系的诉求和基础，这也是近两年双方关系出现变化的主要原因。

第二，“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持续对抗，使得双方都投入了比较大的战略成本和资源，特别是2016年断交以来，矛盾对抗更加突出，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比如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也门均出现了双方代理人竞争或战争的情况，实际上双方已陷入僵持，都出现战略透支的窘境。

第三，为了响应国内的发展诉求，2015年沙特萨勒曼国王当政以来，特别是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在沙特积极推行改革，2016年提出沙特“2030愿景”，包括持续推动国内改革和反腐、伊斯兰教的温和化、从传统单一的石油经济向多元化经济转型等这样一个宏大的改革发展计划。

目前，沙特还计划在西部建设大规模的“红海新城”，国内有一股强烈的发展诉求。沙特改革的背后，是“阿拉伯之春”的启示，也就是说政权安全来自于执政业绩、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

从伊朗方面来看，情况更加严峻一些。我们在之前的采访中谈过伊核协议的困难，今年其国内又发生多起民众抗议，俄乌冲突后由于伊俄的合作，美国又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因此伊朗国内面临更多的挑战。可见，双方都有来自内部的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在沙特与伊朗复交的过程中，中国确实发挥了比较突出的作用。综合来看，双方近两年不断在伊拉克、阿曼的推动下进行对话、保持沟通，这为彼此关系缓和创造了条件;但最后协议在中国达成，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地区小国很难做为一个强有力的调节者。沙伊双方对中国的信任，中国与双方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大国影响力和国际信誉、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都为中国斡旋沙伊关系奠定了基础。

观察者网：沙伊两国复交会对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刘中民：我认为最核心的影响是缓和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矛盾。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大国不断争夺该地区主导权。过去沙特和伊朗都是美国的盟友，但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就变成了美国的敌人;伊朗不断输出革命，矛头直指沙特，双方的矛盾激化和地缘政治对抗已经激烈地进行了40多年。因此，两国复交对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的安全、地缘政治缓和会起到较大的作用。

第二个影响在民族层面，沙特所属的阿拉伯民族与伊朗波斯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产生的时期，阿拉伯民族创造了伊斯兰教，征服了波斯帝国，这种民族恩怨长达千年。到了当代以后，伊朗输出革命，海湾阿拉伯国家抵制革命;还有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沙特支持伊拉克攻打伊朗，再加上两国断交后积累的民族矛盾，可谓积怨甚深。因此，复交对双方民族矛盾的和解会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个影响在宗教层面，沙特与伊朗背后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双方矛盾的本质固然是政治的矛盾，但只要政治矛盾突出，教派矛盾也会显现，特别是这些年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黎巴嫩都有其各自支持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力量的对抗，由此出现了教派力量的阵营化。而两大阵营的中心就是伊朗和沙特，所以复交对缓和教派矛盾会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就宗教角度而言，复交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还有待观察，这取决于双方下一步关系进展是否顺利。沙伊双方在伊斯兰世界也存在竞争和对抗，比如在阿富汗的争夺，对巴基斯坦以及南亚的影响，对中亚、非洲的影响，甚至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内，沙特和伊朗也是地区大国争夺组织领导权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双方复交、关系缓和没有遇到太多反复和挫折，那么对于缓和教派矛盾、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四个影响，从热点问题来看，沙伊复交会给一些热点问题降温，会实现中东地区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力量重组和整合。这种整合有可能沿着缓和矛盾的方向发展，比如在黎巴嫩，伊朗支持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沙特支持逊尼派政治力量;在也门，伊朗支持什叶派胡塞武装，沙特支持逊尼派的过渡政府。沙特与伊朗的代理人竞争延伸到了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问题上，影响着地区热点的政治解决，也是双方政治矛盾、教派矛盾、民族矛盾等问题的聚焦。沙伊复交有可能会缓解这些热点问题，但也考验双方未来如何建立信任，并解决这些问题。

观察者网：对此，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表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关系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发展，对伊朗来说是一个政治胜利。”如何评估以色列对沙伊复交的反应?

刘中民：沙特与伊朗复交会从几个方面影响中东地区格局，这当然会涉及到以色列、沙特、伊朗这三方的复杂关系。

2020年，以色列和美国、阿联酋、巴林所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绕开巴勒斯坦问题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尝试。从2020到2021年，美国一直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近几年，摩洛哥、苏丹、阿联酋和巴林这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联酋甚至和以色列建立了自由贸易区。

去年7月，拜登访问中东，希望推动建立一个反伊朗的联盟，如果要建立这个联盟，沙特和以色列都将是美国需要拉拢的对象。当然，美国最后并没有如愿以偿。

最近几年来，沙特和以色列一直有所交往，两国甚至在安全领域有所合作。

因此，沙特与伊朗的复交很可能会冲击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这一进程正是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努力推动的。美国想进一步在中东地区建立“小北约”，而这个“小北约”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伊朗，防范俄罗斯与中国的威胁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对于沙伊复交，美国与以色列方面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这主要可以通过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从舆论层面看，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作出比较高调的反应其实是正常的，特别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目前的地区战略仍然以伊朗为主要的敌对目标。此外，以色列希望通过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来建立和扩大反伊朗的阵营，此时沙伊复交对以色列自然是当头一棒。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沙特与伊朗此次在中国的推动下实现复交，但声明里针对的更多是双方关系和海湾问题，并未提及阿以冲突。沙特近年采取的是比较灵活的外交政策，包括在美俄、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很大概率不会彻底得罪以色列，因为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的背后更主要的其实还是与美国的关系。

未来，随着沙特与伊朗关系的改变，看待中东地区问题或许也该换一换眼光了。过去人们基本上都是从敌友关系、矛盾的角度看待中东问题，遵循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甚至“敌人的敌人也是敌人”等逻辑，但未来恐怕需要改变这一逻辑了——沙特有可能在未来会与以色列、伊朗同时开展关系，甚至不排除下一步沙特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化关系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中东地区矛盾最顽固的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也可能会出现变化。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关系是意识形态塑造，双方其实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矛盾。以色列也不傻，如果它对于沙伊复交过于计较，反而会把沙特推向伊朗的一边。

当然，沙特也在努力平衡与地区国家关系，尤其是与以色列、土耳其、伊朗的关系。从这方面来看，沙特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与伊朗改善关系的同时，也不会关闭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的大门。

总的来说，以色列在舆论上高调反对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该国想扩大反伊朗阵营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体量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居然与伊朗复交了。以色列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但也会正视现实，不会与沙特撕破脸。

观察者网：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正在增长，参与程度正在扩大，中国为此也发表了“中东安全新架构”。随着美国的战略转移和力量收缩，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到中东的地区安全?

刘中民：中美在中东的关系相较于过去确实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事务中担任领导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带来了能源需求，而中东自然是重要的能源供应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主导中东的政治安全问题，中国则主要在经贸、能源、工程承包等领域与中东保持合作。在中东的一些核心问题上，中国更多是通过联合国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总体上，中国在中东政治领域的介入是有限的，保持了总体超脱。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逐渐紧张;在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里，中国更是被放在了俄罗斯前面，作为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在此情况下，双方在中东的矛盾张力开始加大，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在上升，而美国却在收缩，“一增一落”反映了中美在中东的力量变化。因此，美国很担心中国在中东会取代美国的地位。

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美国不断地拉拢中东地区国家，要求他们在涉及到中国主权安全发展的利益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比方说在“一带一路”、5G通讯合作方面，中东国家都受到了美国的压力。

中国参与中东安全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多次提出不寻求势力范围、不扶持代理人、不填补权力真空，但美国始终把中国作为一个威胁因素来看待，无论是在全球事务上还是在地区事务上都是如此。实际上，沙特与伊朗复交就体现出了中国与美国不一样的安全思维。美国作为中东地区事务的主导者是有能力推动沙伊复交的，但它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在它的逻辑里，伊朗是地区的威胁者，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共同的敌人，塑造中东地区安全同盟必须保证这一基础。美国一直遵循的就是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这种思维也是不利于地区和平持续发展的。

第二，中国强调中东国家的主导地位。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事务主导权由外人操纵，从奥斯曼帝国衰落，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冷战后，无论是中东的能源还是地区安全，都是由外人操纵的。中国认为，应该要由地区国家自己来主导自己的安全。

而且，中国提出的中东安全新框架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要求尊重各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加强安全对话，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沙特与伊朗复交的事件上——中国提供了沙伊双方对话的平台，双方与中国发表了三方声明。

中国近些年一直倡导地区国家通过对话来解决安全问题，同时也不断表达中国愿意为中东地区安全提供对话平台和机制。从去年底的中阿峰会，到一个月前的伊朗总统莱希访华以及发布的声明等文件，都传递出的信息就是——中国在与沙特、伊朗的互动中，各方都敢于触碰敏感问题，不再回避矛盾，本质是为了解决问题。

实际上，我觉得沙特与伊朗能够在中方主持下在中国完成复交，恰恰是近期三方密切互动的阶段性的成果。中国与沙特、伊朗高层的互动，以及中国在外交理念上提出的新安全观、中东安全新框架、全球安全倡议，所有这些努力所结出的果实就是沙特与伊朗的复交。

沙伊复交的舆论反响很大，甚至被形容为“石破天惊”，但对于我们长期跟踪中东动态的人来说，这一举动其实并不奇怪。沙特与伊朗本来就一直在谈，一直顺应着地区局势求缓和的潮流，双方已经有了两年的对话。当然，假如没有中国的助力，复交的过程可能会耗时更长，确实应该充分看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建设性作用，看到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在中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要考虑到中国和沙伊将面临的挑战。沙伊签署了复交协议，下一步应该如何落实，双方应该如何解决矛盾与问题。如果双方现在签了复交协议，几年后却发现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依旧明争暗斗，那很有可能会再次撕破脸皮。

因此，对于沙特和伊朗双方，还有中国作为第三方，之后还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海湾地区能不能出现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共同参与的地区安全机制?在热点问题上，伊朗能否放弃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长期支持?能放弃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扶植吗?说到底，双方只有建立互信，才能真正建立稳固的关系。这个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对中东的看法确实需要改变，一味从对抗、矛盾、冲突的思维来看待中东问题恐怕不符合当前中东的情况。

观察者网：半岛电视台评价说，“中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签署协议，对华盛顿形成三维打击”;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行政总裁杜博维茨评价，沙伊在中国调节下复交，对美国利益来说是“输、输、输”。如何看待美国的表态?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参与引起了美国的抵触和怀疑，中国和美国未来是否有可能在中东发生冲突?

刘中民：在国内舆论中，一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自媒体总是以美国为参照物来观察和分析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有时候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力量在中东确实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力量态势，但现在一些自媒体所带的节奏恰恰和西方所希望出现的情况不谋而合——中国与美国会在中东发生对抗。

尽管中美力量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且一定时期内，在美国不断施压下，中美在中东可能会出现局部紧张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下一步中美要围绕这一力量变化进行你死我活的博弈。

在中美与中东国家的多方互动中，其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在增强，这也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相契合。

沙特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证：在俄乌冲突中，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都没有选边战队，都选择在美俄之间进行平衡。去年拜登访问中东的时候，沙特外长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沙特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就与中国走向对立——这就是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

大国在中东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中东国家都看到了美国力量的消退，中国影响的增长。而中东国家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增强，对未来限制大国在中东对抗会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

当然，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会持续存在。美国目前在叙利亚北部还有上千名军人，在海湾国家也有大量的军事基地，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于美国而言仍有可利用的空间，特别是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美国甚至把中东和印太联系在一起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东和南亚也有出现了“小四方机制”——即美国、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形成的四边机制。因此，美国的主导地位确实和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但美国在中东的破坏性作用却日趋突出，它还是能在很多问题上“搞事情”。

在中东地区，未来发展很可能是进入大国关系相对平衡的阶段，美俄中的影响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复杂的阶段。

观察者网：中国作为第三方调和的模式，在未来巴以问题、乌克兰危机和阿富汗问题上是否有可能再次应用?

刘中民：本质上，这些热点问题和国家矛盾还是取决于国家内部诉求和地区形势。

比如，在比较巴以问题与伊朗和沙特的关系时，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局面。沙特与伊朗这两三年都在寻求对话，而在巴以问题上，双方的冲突在循环上升。不论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还是巴勒斯坦方面出现一些更年轻的激进力量的反以行动。在巴以问题上，中国提出很多方案和主张，但在当事双方对立上升的情况下，尽管外部力量可以尝试劝和促谈，但没有多少可行性。

乌克兰问题背后的大国博弈更加突出，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是彼此互不让步，双方的诉求南辕北辙;乌克兰背后又有美西方的强大力量支撑，美国在中东影响下降，转向乌克兰，这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乌克兰冲突的长期化。中国提出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这一文件，但从美、欧、俄、乌几个主要方面来看，该方案目前很难实行。

阿富汗问题可能要稍微乐观一些，因为目前已经建立了很多机制。现在阿富汗问题的主线是塔利班与“ISIS”、前政权力量的矛盾，“ISIS”搞了很多次恐怖袭击。但说到底，阿富汗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其内部究竟是否存在有利于劝谈促和的条件。当然，第三方的态度是否公正也很重要。中国去年在安徽屯溪举行了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就是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做贡献的具体举动。

此外，阿富汗问题涉及的当事方很多，像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以及中亚国家、外部大国力量参与;中国确实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只是众多角色中的一个，关键还是取决于阿富汗内部，同也涉及到多方国家的态度。

来源时间：2023/3/15   发布时间：202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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