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沃尔特：美国太过害怕多极化的世界
作者： 来源：同济战略派
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美国斯坦佛大学学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和博士，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术院长，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罗伯特和蕾妮·贝尔弗国际事务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05)。曾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兼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常驻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学者，并担任国防分析研究所、海军分析中心和国防大学的顾问，其代表作《联盟的起源》曾经荣获1988年埃德加·弗尼斯国家安全图书奖。
美国太过害怕多极化的世界
当美国从冷战的黑暗步入所谓“单极时刻”的欢悦之光后，形形色色的专家学者、权威人士和世界领袖都开始预测、渴望或积极寻求重返多极世界。不足为奇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希望建立一个更趋多极化的国际秩序，而印度或巴西等新兴大国的领袖也是如此。更为有趣的是，美国重要的盟友也会展现出类似的诉求：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曾警告美国的单边主义是“不可否认的危险”;法国前外长休伯特·韦德里纳则宣称“法国的整个外交政策……旨在使明天的世界由多极构成，而不仅仅是单极”;法国现任总统马纽埃尔·马克龙对欧洲统一和战略自主的支持也显示出了类似的冲动。
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美国领导人却并不同意这一立场：他们更喜欢身为不可或缺的力量所带来的无限风光和优势角色，他们一直不愿放弃无从挑战的首要地位。早在1991年，老布什政府就准备了一份国防指导文件，呼吁积极努力防止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可以与美国匹敌的竞争对手。在随后几年里，共和党与民主党所发布的各种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都高度肯定了保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必要性，即便他们也承认了大国竞争的回归。诸多知名学者也对此发表了看法：一些人认为美国的首要地位“对西方自由的未来至关重要”，以及对美国与世界都有益处。我个人也对这一观点有所贡献——我曾在2005年写道“美国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应当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自身的首要地位”(然而，我关于如何实现该目标的建议却被大家所忽视)。
尽管拜登政府承认我们又回到了多个大国的世界，但他们似乎仍然怀念没有可以与美国匹敌的竞争对手的短暂时代。因此，拜登大力重申“美国领导力”，希望在军事上击败俄罗斯，并通过削弱其实力使俄罗斯无法在未来制造麻烦;拜登政府还通过限制中国获得关键技术以及补贴美国半导体行业来制约中国的崛起。即便这些努力最终取得成功(但其实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恢复单极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秩序终点将是：(1)两级世界(美国和中国)，或(2)不平衡的多极世界，美国在一组实力不平等但仍然重要的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或许巴西，以及可以想象到的重新武装后的日本与德国)之中居于首位。那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汉斯·摩根索等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多极体系不太容易发生战争，因为国家可以通过改变策略来遏制危险的侵略者并对其加以阻止。对他们来说，结盟的灵活性是一种美德。肯尼斯·沃尔兹或约翰·米尔斯海默等结构现实主义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两极体系实际上更加稳定，因为对彼此的误判风险会有所减少;两个主要大国都知道对方会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尝试。此外，这两个主要大国也并不那么依赖盟友的支持，并可以在必要时让他们的追随者保持一致。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者而言，多极秩序固有的灵活性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崛起国家更有可能认为它可以在其他国家联合起来阻止自己之前改变现状。
如果未来的世界秩序是一种不平衡的多极化秩序，而且这种秩序更容易发生战争，那么我们也确实有理由为此感到担心。然而，多极化对美国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糟糕，其实只要它认识到多极化的影响并适当调整其外交政策就能有效应对。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单极秩序对美国来说也并不是那么好，尤其是对那些近几十年来首当其冲地受到美国关注的国家而言。以下这些都是单极时代发生的故事：“9·11”恐怖袭击、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两场代价高昂却没有成功的战争、一些导致国家失败的不明智的政权更迭、急剧改变美国国内政治的金融危机以及越来越具有进取性的中国(其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自己促成的)。然而，美国却并没有从这些经历中吸取太多的教训，因为它仍然在听取那些“战略天才”的意见——正是他们的建言，毁掉了美国政府的冷战胜利并加速了单极世界的终结。对单极大国行动的唯一约束是自我克制，但自我克制却并非美国这种“十字军式”的国家所擅长的。多极化的回归将重建一个世界，而欧亚大陆上则会出现多个实力各异的大国。这些国家可能会警惕地互相关注，尤其是当它们的距离很近时。这种情况会给予美国相当大的灵活性，从而可以根据需求调整其联盟，就像它在二战之中与苏联结盟以及在冷战期间与中国修补关系一样。挑选合适盟友的能力是美国昔日外交政策取得成果的秘诀：作为西半球唯一大国的地位使得美国拥有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免费安全(free security)”，并使得它成为其他国家遇到麻烦时的理想盟友。正如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写道的：“对于欧洲和亚洲的中等强国来说，美国是完美的盟友。它的综合力量确保了其声音会被倾听、其行动会被察觉……(但是)它所处的距离又足够遥远，不会(对其盟友)构成重大威胁”。
在多极世界中，其他国家将逐渐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从而减轻美国的全球负担。随着印度经济的增长，它正在增强其军事力量;和平主义的日本已经承诺到2027年将其安保开支增加一倍。当然，这对美国而言并不完全是好消息，因为区域军备竞赛会产生相应的风险，其中一些国家可能最终会以危险或挑衅的方式采取行动。不过，就这一观点而言，近几十年来美国在维持中东、欧洲甚至亚洲的秩序方面并没有处理得非常出色。所以，我们是否可以百分百确定地区大国一定会比美国做得更糟?或者他们的行动一定会对美国产生影响?即便多极化有其缺陷(见下文)，但试图阻止其发生的代价也是高昂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徒劳的。俄罗斯最终可能会在乌克兰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尽管这并不是绝对的)，但无论当前的战争结果如何，俄罗斯的广袤领土、核武器库与自然资源仍将使其保持在大国行列;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的崛起，但其相对实力可能会在未来十年达到顶峰，从而使得中国仍将成为国际秩序的主要参与者，而其军事能力也将继续提升;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它也正在启动一项重大的重整军备计划(如果必要，日本也可以迅速获得核武库);印度的轨迹则更难预测，但它几乎肯定会在未来几十年发挥比过去更大的影响力，而美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去阻止这一切。因此，美国人不应徒劳地让时光倒流，反而要开始为多极化的未来做好准备。
在理想状态下，一个不平衡的多极世界将鼓励美国摆脱对硬实力和威慑力的本能依赖，并且更加重视真正的外交。在单极时代，美国的外交官员习惯于通过提出要求、最后通牒以及加大施压来处理问题，他们先是动用制裁和威胁;如果温和的威慑措施不起作用，则会转而实施震慑行动和政权更迭——这一做法所产生的失望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在多极世界中，即便是最强大的大国也必须更多地关注其他国家的诉求，并且更加努力地说服其中一些国家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过去那种接受或放弃外交的思考模式，必须让位于更加微妙的方法和更加频繁的让步;主要依靠武力威胁的方式只会导致他人与自己保持距离——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还会站到美国的对立面。但不要误解的是：对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而言，多极化的未来也存在着重大的不利因素。在大国竞争的世界中，较弱的国家可以相互竞争，这意味着美国对一些小国的影响力可能会有所下降。就像1945年之前那样，欧亚大陆的大国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误判与战争。而在技术进步的时代，一些人可能会因为相信核武器有用而决定寻求拥核——以上这些变化都不是美国和世界所想要的。
然而，假设美国在新兴的多极秩序中仍然处于不平等的首要地位，那么美国领导人就不需要对多极化产生过度的担心。美国将处于挑起其他大国相互对抗的理想境地，它可以让欧亚大陆的合作伙伴承担更多的自我防务负担。尽管美国领导人长期以来将他们的现实主义倾向隐藏在一套理想主义言辞背后，但他们毕竟曾经非常擅长均势政治。伴随着多极化的回归，后续的美国领导人只需要记住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仅此而已。
文章来源：《外交政策》网站 2023年3月7日
【翻译】刘笑阳
来源时间：2023/3/13 发布时间：20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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