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打击中国所谓“恶性影响”

作者：郭语 王建  来源：《世界知识》2023年 第4期

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正式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指出，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当前进入大国竞争的时代，并将中国定位为唯一同时拥有意图和能力的战略竞争对手。作为这一战略认知的体现，美国近年在政治、外交、经济、安全、科技、文化、舆论等方面对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竞争及施压。其中，名为打击中国所谓“恶性影响”、实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政策取向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日益占据突出位置。2021年9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发布报告《国务院、海外行动及相关项目：2021财年预算和拨款》，明确表示打击其他国家“恶性影响”是美国政府国际事务的优先事项。

美国将“恶性影响”叙事指向中国

在美国，“恶性影响”(malign influence)一词首先由特朗普政府正式使用。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BM)发布的2018年《国务院、海外行动及相关项目的预算说明》中共有九处明确使用“恶性影响”“恶性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等表述，这一时期“恶性影响”主要指向俄罗斯、伊朗等国家。

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竞争对手，“恶性影响”开始主要指向中国。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于2018年发布报告《中国的影响和美国的利益：促进建设性的警觉》，将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国家利益挂钩。2020年10月30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大卫·史迪威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表示“影响”和“干预”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要方式，打击中国“恶性影响”需加强与盟伴国家的协同。2021年6月，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在《印太事务杂志》发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恶性影响”》一文，污蔑称“中国通过债务陷阱外交、领土争端、无视国际秩序、疫苗外交等四种路径在全球实施恶性影响”。

拜登打击中国所谓“恶性影响”的主要方式

拜登政府上台后，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是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拜登政府主要通过提高专门基金额度、加强外交政策宣介、利用对外援助手段，以及发挥媒体和国际组织作用等方式争夺影响力，打击其认为的以中国为主的潜在竞争对手。

通过提高专门基金额度保障资源力度。特朗普执政时期公布的《2021财年美国政府预算》规定，投入3亿美元设立“打击中国影响力基金“(Countering Chinese Influence Fund)，标志着美国打击中国所谓“恶性影响”走上机制化轨道。拜登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大资源保障力度。拜登政府在《2023财年美国政府预算》中，将“打击中国影响力基金”提高至4亿美元，用于所谓的人权、民主、价值观、打击腐败等领域，冲销中国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加强外交政策宣传以获取国际理解支持。拜登政府将提升海外公众对美国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作为提升美国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宣传力度，并将这一目标写入由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联合牵头制定的《联合战略规划(2022—2026)》等顶层规划文件，作为外交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共同战略目标。

充分利用对外援助手段提升影响力。对外援助是美国打击他国影响力、提升本国领导力的重要手段。美国在2018年《国务院、海外行动及相关项目的预算说明》中将提升媒体素养和获取独立公正信息的能力作为对外援助项目的重点目标之一。2023年《国务院、海外行动及相关项目的预算说明》指出，对外援助是战略竞争的关键工具，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将利用“打击中国影响力基金”支持各项对外行动以应对中国构成的“全球威胁”。

高度重视媒体与国际舆论作用。拜登政府采用跨机构模式开展对外宣介和舆论引导工作，包括司法部、国防部、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等相关机构均参与其中。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和全球参与中心(GEC)两个机构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全球媒体署是联邦政府机构，主要负责对外宣传，每年预算约为8亿美元，2023财年预算为8.4亿美元，其中8.3亿美元用于国际广播业务。“打击中国影响力基金”有1/3以上的资金用于支持全球媒体署的活动，包括为其他国家的当地媒体和独立媒体提供培训支持。全球参与中心由国务院于2016年建立，前身是国务院反恐战略沟通中心，主要职能是所谓识别、揭露和打击针对美国及其盟伴的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的虚假宣传和不实信息。全球参与中心代理主任利亚·布雷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事务主任，并在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等担任中国政策顾问，拥有丰富的中国经验。2016～2020财年，全球参与中心基本预算从2020万美元增加到6430万美元，2021财年更是增至1.38亿美元，同时还从国防部等其他部门获得资金支持。除开展宣传工作外，全球参与中心也向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2020财年约有1600万美元用于研究项目。

强调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作为代表美国外交传统的“建制派”，拜登高度重视国际组织对美国影响力的加持作用。拜登在就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美国将恢复在国际组织的作用，确保多边机构的完整性。2023财年，美国对国际组织会费预算为16.6亿美元，比2021财年的实际拨款高出1.52亿美元。从人员任命来看，拜登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恢复为内阁职位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固定成员，重新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需密切关注美国动向并作出应对

美国在针对新形势建立新机制方面历来反应灵活，对于此次在大国博弈背景下打击中国的所谓“恶性影响”、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竞争，我们需密切关注其动向和做法并作出应对之策。

面对美国的政策调整，我们一方面需通过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援助、科技等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要尽快构建与当前形势和方位相适应的中国国际角色和国际责任的叙事话语，进一步提升我国外交政策的国际传播力。在政策取向上，需将影响力放在我国对外工作的突出位置，从顶层设计上给予充分重视和资源保障，在持续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同时，不断丰富中国的国际角色，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增强中国的道义力量和国际信誉。在具体路径上，可进一步发挥在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中做“人”的工作的独特作用，稳步增加中国对外援助规模，切实履行中国对外援助“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国际道义责任。

(作者分别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建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传媒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3/3/2   发布时间：202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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