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对情报的另类使用及其战略逻辑

作者：张帆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近年来，公开披露情报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对外战略博弈的工具。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就不断向国内外公众及时地、大规模地披露过经过解密的国家情报。那么，拜登政府在此轮乌克兰危机中究竟是如何从事公开披露情报活动的?此类活动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帆的论文《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对情报的另类使用及其战略逻辑》(《美国研究》2022年第5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强制外交理论，考察了此类问题，这对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公开披露情报这一新的战略博弈工具以及进一步探究该工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帆：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

——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对情报的另类使用及其战略逻辑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不断向国内外公众及时地、大规模地披露经过解密的国家情报。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美国私营部门,以及美国盟友或伙伴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是此次公开披露情报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拜登政府将“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应用于公开披露情报，注重各色披露平台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以拜登政府为关键结点的公开披露平台网络。从披露的内容上看，此次公开披露情报不仅涉及俄罗斯军事能力(包括陈兵俄乌边境的人数、装备及其动态)，且涉及军力部署背后的战略动机(包括俄罗斯对乌特別军事行动的前景、时间和理由)。拜登政府在此次乌克兰危机期间的公开披露情报有其深刻的战略逻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对俄混合战争。美国对俄混合战争倚重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为使这两种手段产生最佳效果，需利用信息战为强化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制造舆论氛围，但俄罗斯在舆论宣传领域的相对优势制约美国信息战的舆论影响。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实施以“预先驳斥”为导向的对俄信息战，并借助公开披露情报，以国家情报的权威性和及时性助推“预先驳斥”，以国家情报作为“预先驳斥”信息战的关键主题和内容的素材，并凭借协调、合作的披露平台网络，扩大、提升关键主题和内容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为制裁和外交孤立的有效实施创造条件。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乌克兰危机 情报 公开披露混合战争 信息战 预先驳斥

引 言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随即就此发表讲话，称：“我们对全世界一直是透明的。我们一直分享经过解密的有关俄罗斯(军事行动)计划、网路攻击，以及谎言的证据，因此，对普京目前的所作所为不应有任何误解和困惑。普京就是‘侵略者’。普京选择了战争。普京和他的国家为此将承担一切后果。”拜登总统的此番言论意在强调，美国一直(与盟国或伙伴)分享并向全世界公开披露有关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军事部署、战略动机及军事行动借口的情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不意外，美国事先已经多次向盟友和全世界提出预警，无可辩驳的是，俄罗斯是俄乌军事冲突的“侵略方”;国际社会应据此对俄施压。事实上，自2021年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公开披露有关俄罗斯军事部署和战略动机的情报，并就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和借口提出预警。

鉴于此类预警与后来的事态发展大致吻合，美国/西方舆论界就美国情报界在此次危机中展现的能力赞誉有加，饱受“情报失败”责难的美国情报界获得罕见褒奖。事态发展证实了美国情报界的判断，显示了其能力，但此次危机中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则是拜登政府及其盟友对情报界通过各种手段获致的情报及评估加以公开披露，引发美国/西方情报问题专家和媒体人士关注，即：自2021年秋季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爆发至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拜登政府及其盟友以空前规模披露有关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情报。在他们看来，公开披露是对情报的另类使用，毕竟，情报与秘密共生，即便通过各种手段知晓了对手的能力和动机，也不能让对手知道己方拥有此类信息和知识，而应让对手继续蒙在鼓里，确保在后续的军事或其他各类行动中占得先机。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在情报界实际上是指严格保密的情报——包括有关对手能力和动机的情报——能起到克敌制胜的效果。但拜登政府违背“情报与秘密共生”定律，公开地、大肆地披露有关俄罗斯对乌克兰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情报。公开披露情报(Official Public Intelligence Disclosure, OPID)并非首次出现于此次乌克兰危机，近年来，伴随国际战略环境变化和战略事务演变，公开披露情报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对外战略博弈的工具，对此类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公开披露情报”这一新的战略博弈工具，即：拜登政府在此轮乌克兰危机中如何从事公开披露情报活动，此类活动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

美国/西方情报问题专家及媒体人士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就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而言，相关媒体报道按时间顺序罗列了美国政府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相关部门在乌克兰危机中不断披露情报的活动，引发国际政治学界，尤其是情报问题专家，对此问题的关注。但此类报道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足以全面了解拜登政府此次公开披露情报的特征、形式和内容，难以为我们认识、理解公开披露情报这一武器的战略实践提供一般性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知识。就拜登政府此次乌克兰危机期间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逻辑而言，美国/西方情报问题专家和媒体人士较为一致的见解是:首先，伴随新一轮大国战略竞争，国际战略事务发生重大变化。作为过去大国间战略互动的重要手段，大国间的常规战争或大规模军事冲突日渐成为某种假设而非现实的政策选项，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低于战争门槛的手段：制裁、外交孤立、代理人战争、强制移民、信息舆论战等。就国际战略事务而言，这是一个强制外交的时代，是一个以“灰色地带”博弈和“混合战争”达成战略目标的时代。其次，在新的战略环境中，各种低于战争门槛的强制手段都有可能成为大国间战略博弈的武器，正是在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中，美国选择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拜登政府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服务于美国对俄强制外交战略，尤其是服务于动员舆论，形成对普京政府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此类见解尚未具体触及或深入探讨的问题则是，在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进行的战略博弈中，拜登政府为什么选择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或者，公开披露情报如何服务于美国对俄强制外交战略即所谓的“混合战争”?

作为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战略工具，美国及其盟友会在其对外战略博弈中更多地诉诸“公开披露情报”，对情报的公开披露将日趋常态化，而非例外或对情报的“另类使用”。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全面、深入地考察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及其背后的战略逻辑，以期对作为战略博弈工具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为此，本文以近年来国际战略事务中公开披露情报的实践和国际政治学界有关此现象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强制外交理论，确立分析框架;进而在此框架下考察拜登政府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战略实践，阐释乌克兰危机中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逻辑，即此类披露在对俄强制外交战略中的必要性及作用，进而提出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 分析框架：如何考察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情报公开披露

本文考察拜登政府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应对乌克兰危机，主要围绕两大问题进行：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如何从事公开披露情报的活动?其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美国及其他国家有关公开披露情报的研究成果，为考察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提供了路径或维度。

(一)情报武器化：战略实践

迄今为止，有关公开披露情报的研究成果主要源自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及国家安全问题专家。这些成果大多认为，公开披露情报并非新近出现的战略实践，美国在冷战时期就通过公开披露有关苏联的情报达到特定战略目标，但此类战略实践近年来得以频繁使用，日趋成为一些国家对外战略博弈的重要武器。尤其是，以色列学者以本国情报公开披露的实践为案例，对公开披露情报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揭示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

1.披露模式

所谓披露模式(disclosure mode)，是指究竟是谁以什么样的方式从事此类活动。一旦国家安全决策者决定以公开披露情报作为达到特定战略目标的武器且与情报界就公开披露情报的必要性达成共识，情报界就将解密后的情报提供给各种公开披露平台，借助这些平台公示具体的情报。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列等国还借助“情报分享”，说服、督促盟友将分享到的情报通过各种平台予以公开披露，扩大公开披露情报的范围和影响。所谓公开披露平台，主要是指政府相关各部门的新闻发布会、重要的国际会议场所、权威性新闻媒体，以及各种社交媒体，等等。政府相关各部领导、新闻发言人、特定官员，以及媒体记者是公开披露情报的主体或重要实践者。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向世人公示了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的情报。近年来，以色列政府借助各种平台，频繁公开披露有关其战略对手的情报：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借助其新闻发布会，以收集到的各种情报揭示伊朗核力量的发展动态，披露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的部署;以色列领导人借助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公示伊朗研发核武器的情报;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向以色列甚至美国媒体披露伊朗发展核武器、支持恐怖组织的情报;在与美国分享情报的基础上，以色列鼓励美方借助其各种平台，进一步将这些情报加以披露。

2.披露内容

相关研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等国既往公开披露情报的内容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有关基础设施、军力部署及其动态等有关对手能力的信息或数据;二是有关对手战略意图或动机的评估。伴随技术进步及其在情报收集中的应用，有关对手军力部署和实时动态的信息或数据日益增多和准确，在既往的公开披露情报实践中，美国和以色列等国不断以图表、卫星图片甚至实时监控视频等形式，向公众展示有关对手基础设施、军力部署及其变化的信息或数据，这些公开披露的信息或数据因其形式生动、简单易懂、具体翔实而容易被公众接受。有关对手军力建设、调动和部署的信息或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判断其战略意图或动机，但有关对手军力的铁证不足以准确得出有关战略意图的结论。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夕，美国获得了大量有关伊拉克陈兵科威特边境的准确信息，但这是否意味着萨达姆政权即将入侵科威特，或仅仅是恫吓?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在借助各种收集手段仍无法判断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下，诉诸情报评估，情报评估是根据既有的有限信息对某个不确定问题的推导，是某种“猜的艺术”，其结论以各种限定条件为前提。小布什政府利用各种平台，公开披露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评估结论，以此作为发动对伊战争的借口，而忽略这些结论的限定性条件。近年来，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公开披露情报的内容，不仅涉及有关对手军事设施、武器研发和军力部署的“硬证据”，而且更多地将某些主观推导的“软性”评估类情报加以公开披露，在剔除这类情报的限定性条件后，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世人昭示相关结论。伊朗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获得核武器，原本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评估类情报问题，即便是在以色列情报界也存在不同意见，相关结论都附有严格的限定条件，但以色列政府在各色公开披露平台较为一致地将伊朗发展核力量的动机简单归结于德黑兰意在获得核武器和威胁以色列安全。以简单的、结论性的语言给对手的战略动机定性，日益成为公开披露情报内容的主要特点。

(二)公开披露情报：战略逻辑

美国、以色列等国的研究主要围绕此问题阐释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逻辑，即：有关国家为什么将情报武器化，并以公开披露情报作为与对手竞争或博弈的重要手段?

1.公开披露情报与强制外交战略

美国情报问题专家麦克尔·赫尔曼(Michael Herman)指出，所谓公开披露情报是指经授权，政府部门正式解密、公布原本加密的有关对外战略对手和国内安全事务的信息和评估。此定义引发美国、以色列等国学者进一步探讨，为什么有关国家诉诸情报的公开披露?较为一致的见解是，除通过情报政治化——即通过公开、揭示某些置竞争对手于不利地位的信息——达到国内政治目标外，公开披露情报主要服务于对外战略。在低于战争门槛的强制外交日渐盛行的时代，公开披露情报成为强制外交的重要工具，强制外交的战略逻辑很大程度上适用于阐释有关国家诉诸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动因。

在具体实践中，强制外交有两大战略路径：一是威慑(deterrence);二是威逼(compellence)。前者是指通过强制手段或工具，迫使对手止步，防止、吓阻其采取使危机升级的举动;后者则是指运用强制手段或工具，迫使对手逐步放弃已经采取的行动或通过此类行动已经取得的成果。分别应用于威慑或威逼战略，作为强制手段或工具的公开披露情报具有不同的动因和功能，体现不同的战略逻辑：

(1)公开披露情报与威慑战略

公开披露情报如何起到威慑作用?首先，借助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当获得并公布某国试图违反国际规范的证据时，此类公开披露能起到点名羞辱(naming and shaming)作用，迫使试图违反国际规范方着眼于国际声誉而放弃违规行动;其次，公开披露情报有助于向对手展示己方的情报能力，提醒对手，其一举一动均在己方掌握之中，迫使对手在采取违规行动前三思。

(2)公开披露情报与威逼战略

威逼战略是在对手已通过行动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通过非战争强制手段——外交孤立、制裁、信息战、代理人战争等——迫使对手放弃成果，使局势回归至“既成事实”前的“现状”。威逼战略成功与否取决于各种强制手段及其综合运用的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动员、团结盟友及其他一切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挤压对手，让对手意识到，造成“既成事实”的成本远大于其收益，从而最终决定退回到“既成事实”前的“现状”。因此，在此类战略中，旨在动员舆论、孤立对手的信息战的作用至关重要。公开披露情报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战。从形式上看，各种平台，尤其是政府各部的新闻发布平台，增添了相关信息的权威性;从内容上看，实时监控信息增添了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各种简单易懂的数据、图表增加了信息的易接受性，把剔除掉各种限定条件的评估类情报的结论以明白无误的简单语言加以表述，更能起到黑白分明，引导合法性与非法性、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舆论斗争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竞争对手同样重视信息战且在该领域屡有建树的情况下，公开披露情报有助于抵消对手的信息战优势，利用评估类情报的结论预先给对手打上标签，使对手难以发挥信息战中的叙事特长。类似军事行动中的先发制人，信息战中这种预先给对手定性、贴标签的做法，即所谓“预先驳斥”(Prebuttal),日益成为信息战的重要特征和导向，而公开披露情报，尤其是在剔除各种限定条件后公开披露评估类情报的结论，为有关国家从事“预先驳斥”的信息战活动，助一臂之力。

(三)情报武器化：拜登政府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战略选择

拜登政府选择公开披露情报，以情报作为应对乌克兰危机的重要战略工具。本文个方面以既有的有关公开披露情报的研究成果、研究路径和相关结论为基础，主要从以下两考察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的情报武器化现象：

一是拜登政府从事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主要从披露模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论述拜登政府如何利用各种公开披露平台公示有关乌克兰危机发展态势的情报，以及拜登政府此次情报公开披露的重要特征。

二是拜登政府情报武器化的战略逻辑，即拜登政府为何诉诸情报公开披露应对乌克兰危机?本文以混合战争为起点，阐释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选择,即拜登政府的公开披露情报如何完善美国针对俄罗斯的“预先驳斥”的信息战，从而使“预先驳斥”的信息战在与制裁和外交手段更好结合的基础上，服务于美国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

二 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

以上述分析框架为基础，本文从披露模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考察拜登政府乌克兰危机期间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

(一)披露模式：以“全政府—全社会”为指导的情报公开披露

从披露模式上看，与美国和其他国家既往的公开披露情报实践类似，美国政府诸多国家安全部门借助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披露平台，成为此次公开披露情报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主角。但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公开披露情报的实践活动呈现新的特征：一是参与者及披露平台较多;二是诸多参与者之间分工明确、协调配合。

1.参与者及披露平台

相对于美国及其他国家既往的类似实践，此次公开披露情报活动的参与者及其借助的披露平台较多，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美国政府相关各部门及其披露平台，包括白宫，尤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SecuritCouncil,NSC)及其例行新闻发布会、国防部及其例行新闻和背景介绍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DNI)、情报界成员机构及其背景介绍会，以及国务院及其例行新闻发布会，等等;二是美国私营部门及其披露平台，包括传统的具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如以纪实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新兴的卫星通信公司、信息传播及分析公司及社交网络平台，如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三是盟友或伙伴的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及其披露平台，同样包括国家安全部门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2.参与者之间的分工及协调

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公开披露情报的实践中，各部门及其披露平台各有其披露重点：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根据相关规则和程序，就情报界收集到的有关乌克兰危机的情报进行解密，以用于公开披露;国防部利用其例行的新闻发布和背景介绍会，重点披露有关俄罗斯陈兵俄乌边境的情况，包括俄军及其武器装备的数量、部署、俄军演习动态和走向，以及俄军的调动，等等。国务院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利用其新闻发布和背景介绍会，侧重于借助情报披露，介绍、揭示俄罗斯未来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的时间、借口及动机。

更为重要的是，拜登政府以“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为指导，协调政府各部之间、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以及美国与其盟友或伙伴之间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全政府—全社会”是美国战略界近年来倡导的国家安全组织原则，即为应对新一轮大国竞争时代的复杂安全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需要在发挥各自特长和相对优势的前提下，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应对特定的国家安全挑战，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应强化与私营部门合作，利用私营部门在特定问题上的优势和特长，有效应对复杂的国家安全问题。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正是将“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应用于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在以下三个层面组织、协调有关各方的情报披露活动：

首先，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尽管政府各部的披露活动各自有其侧重，但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的公开披露活动始终围绕两大主题或内容进行：有关俄罗斯军事能力的信息和数据以及对普京政府在此类问题上的评估：针对乌克兰的战略动机、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的理由和时间。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先后对涉及这两大主题的情报进行了披露，国防部不仅披露有关俄军能力的信息和数据，也披露有关普京政府对乌战略动机和军事行动借口和时间的评估。同样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不仅披露有关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动机和行动的评估类情报，也披露有关俄军能力的信息和数据。这不仅是简单的重复披露，而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下，就重点议题——即俄罗斯在俄乌边境的军事威胁和战略意图——通过多重平台的不断披露加以强调，强化其在受众中的接受程度。以“全政府”原则为指导，拜登政府构建了一个由各国家安全部门披露平台组成的“全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网络。

其次，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隶属美国国防部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NGA)是美国情报界的主要成员之一，该机构早在21世纪初期就意识到，私营商业通信卫星公司以技术创新为获取高分辨率的清晰卫星图像开辟了新的路径，并创设与此类私营商业通信卫星公司的合作项目，旨在以政府投资换取使用这些公司获得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与商用卫星通信公司麦克萨尔(Maxar)结成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通常被列举为“全社会”组织原则的实践典型。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国防部在披露俄军在俄乌边境的军事能力时，不仅使用国有军用通信卫星获得俄图像，还不断使用麦克萨尔公司获得的高分辨率图像，并不断鼓励麦克萨尔公司自行公开此类卫星图像。既有研究显示，当政府部门披露的情报证据得到源自公开渠道的私营部门的同类披露的支持或补充时，前者在受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可得以强化。正是基于这一经验，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国防部在其情报披露活动中将分别源于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麦克萨尔公司的披露活动结合起来，以政府披露平台和私营部门披露平台的协调、合作，增进公开披露情报的可信度。此外，在“全社会”原则指导下，美国政府相关各部官员不断向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类的权威媒体通报有关俄乌对峙现状及走向的情报，借助这些媒体的纪实报道，公开披露情报。以“全社会”原则为指导，拜登政府通过构建公私合作的情报披露网络，扩大披露范围和影响，增强情报披露的可信度。

最后，与盟友或伙伴的合作。美国战略界强调，“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不仅指美国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也适用于与盟友或伙伴应对共同威胁的合作。以此延伸应用为指导，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实践注重与盟友或伙伴的协调、配合，在通过情报分享机制实现情报共享的基础上，鼓励盟友或伙伴按美国的实践模式公开披露有关俄罗斯军事能力、战略动机和战争计划的情报，并通过协调，使美国及其盟友或伙伴在情报披露的时机和内容上做到相互补充和强化，增强公开披露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尤其是在涉及此次披露的某些关键议题上，例如：美国情报界将有关俄罗斯将以何种借口发动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情报分享给英国，鼓励后者将此情报公开披露，在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公开披露俄罗斯试图以“假旗行动”(false flag operations)作为发动战争借口的情报后，英国外交大臣再次向公众披露此类情报，强化有关俄罗斯将采取军事行动的预警。在涉及俄罗斯军事能力的情报披露方面，除与英国协调一致地公开披露相关信息和数据外，美国也非常重视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处于北约/西方对俄罗斯对峙的最前沿，其地理位置及与俄罗斯战略博弈的经验和情报需求决定了其在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实践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情报分享机制，爱沙尼亚成为美国涉俄情报的消费者和供给者，以此为基础，爱沙尼亚很快成为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合作伙伴。2022年1月底，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Estonian Foreign IntelligenceService)公开发布《国际安全与爱沙尼亚2022》(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Estonia 2022)研究报告。该报告以爱沙尼亚国家安全部门的情报收集和评估为基础，结合美国情报界分享的情报，公开披露了俄罗斯集结于俄乌边境的军力及具体部署，并以与拜登政府较为一致的口吻发出预警，声称，“俄罗斯很有可能于2022年2月发动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在美国的鼓励和建议下，其盟友或伙伴也注重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北约成员国内部非政府部门，包括各种媒体、私营信息传播和分析公司、新兴社交网络平台均成为此次公开披露情报的重要平台。以“全政府—全社会”的延伸运用为指导，拜登政府通过与盟友或伙伴的协调、合作，打造了一个与盟友或伙伴国政府及社会力量合作的公开披露情报网络，倍增公开披露情报的受众和影响。

相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既往的类似实践，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以“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为指导，构建公开披露情报的三重网络：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美国政府与美国私营部门之间，以及美国及其盟友或伙伴之间，拜登政府则处于这些公开披露网络的关键结点，协调、整合各种公开披露平台，主导、影响公开披露的主题和内容。

(二)披露内容：俄方军力部署和战略意图

拜登政府主导的情报公开披露，主要涉及以下两大主题：

1.军事能力

2021年9月10日至16日，俄罗斯国防部在俄罗斯西部和白俄罗斯举行 “萨帕多2021”(Zapad2021)军事演习。此次演习是在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举行的，演习期间，俄军展示了新的战术、技术和程序，以及新式战术车辆，引发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严重关切。2021年11月，乌克兰政府就俄罗斯增加在乌克兰东部边境的兵力部署提出警告。乌克兰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自此开始不断披露俄罗斯陈兵乌克兰边境的态势。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于2021年11月21日首次在《军事时代》(Military Times)上披露俄罗斯增加乌克兰边境兵力部署的情报，并以标注俄军部署的地图凸显俄罗斯以10万大军对乌克兰形成的重兵压境之势，12月初，《华盛顿邮报》发表类似披露，在引用该地图的同时，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情报背景介绍，声称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的军队已达7万人之众，并最终有能力将这一部署提升到17.5万人。

从2021年11月开始，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严密监视俄罗斯在俄乌边境的兵力部署，除提供有关人员和装备的信息和数据外，还密切关注俄军的动态和变化。前面提及的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2022年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俄罗斯从各大军区调集了15万人，部署到俄乌边境，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局长米克·马兰(Mikk Marran)甚至披露说，据爱沙尼亚情报部门，俄罗斯已在俄乌边境部署了大约17万名士兵，而目前另外大约有10支俄罗斯战斗部队正向乌克兰边境移动。以麦克萨尔为代表的私营商业卫星通信公司不仅向公众提供有关俄军部署及其装备的高分辨卫星图像，而且实时监测俄军动向，其披露的监测数据显示，参加“萨帕多2021”军演的俄军并未完全撤离白俄罗斯，俄乌边境的俄军增加了医疗设备和血浆的供应;在俄罗斯宣布减少俄乌边境的俄军后，英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吉姆·霍肯赫尔(Jim Hockenhull)在2022年2月16日公开声称，英国情报部门获取的情报显示，俄军非但没有撤退，反而，俄军方面更多的装甲车、直升机和一家野战医院正在向乌克兰边境移动。

2.战略意图

拜登政府主导的情报公开披露，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俄方陈兵俄乌边境的意图。

首先，俄罗斯的军力部署是否意味着俄方将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战略预警的实践经验显示，军事能力及其背后的战略意图之间并非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但军事能力及其部署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揭示战略意图的重要指标。因此，上述有关俄罗斯陈兵俄乌边境的情报披露无一例外地强调其备战态势：《军事时代》和《华盛顿邮报》在披露俄军部署和动态的基础上，强调俄军旨在以这些能力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的情报披露同样将俄罗斯的军事部署解读为普京政府即将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吉姆·霍肯赫尔(Jim Hockenhull)在借助情报披露驳斥莫斯科撤军声明的同时，强调俄军不减反增，其最终目的在于发动对乌战争;麦克萨尔等私营公司借助卫星图像及其分析引导公众，即：参演俄军并未完全撤离白俄罗斯，意味着俄军将借道白俄罗斯领土发动对乌战争，白俄罗斯军队将在与俄军迅速整合的基础上，参与相关军事行动;医疗设备和血浆供应的增加则是大战即将爆发的重要指标。

其次，俄罗斯将以何种借口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2022年1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Liz Truss)发表公开声明，借助情报披露，揭示俄罗斯颠覆乌克兰政府的阴谋。特拉斯强调，根据英方获得的情报，俄方正计划借助乌克兰亲俄势力，颠覆乌克兰政府，以亲俄人士取代现任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在公布参与俄阴谋的4名乌克兰人名单的同时，特拉斯强调应对俄罗斯“假旗行动”和虚假信息的重要性。所谓“假旗行动”是美国/西方战略界对俄罗斯某种秘密行动的称谓，此类行动由俄罗斯蓄意策划和实施，其具体实施内容主要是亲俄势力或俄裔人士遭受不公正待遇、迫害甚至屠杀，俄方秘密行动部门在实施此类行动时往往使用其他组织的标识，嫁祸于人，误导公众认为该行动是其他组织所为，并为俄罗斯后续的军事干预提供借口。拜登政府借助各种平台，披露有关俄罗斯着手以“假旗行动”作为发动对乌战争借口的情报：2022年1月14日，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声称：“我们掌握的信息表明，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一组特工，在乌克兰东部实施‘假旗行动’。”这些特工受过城市战以及使用炸药的相关训练，俄罗斯可能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实施“假旗行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Blinken)在2022年2月中旬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公开指出，美国情报界获得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以各种“假旗行动”为入侵乌克兰寻找借口，包括在俄境内制造恐怖袭击、发现一个乱葬坑、称其平民遭无人机攻击，或者制造一起虚构甚至真实的化武袭击事件，等等。

最后，俄罗斯何时将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拜登政府主导下的公开披露情报平台，不仅在揭示俄军能力的基础上得出战争即将爆发的结论，且大多认定战争爆发的时间大致是在2022年2月中旬。随着俄罗斯与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日趋激烈，拜登政府将开战时间作为专门的披露主题：2022年2月11日，拜登总统本人自信地预警称，根据美国情报界的判断，俄罗斯将在2022年2月16日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同日，布林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Sullivan)则以公开声明增强拜登总统预警的可信度，前者提出，美国公民应该在24小时到48小时内立即离开乌克兰，后者则指出，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更多军队，俄罗斯可能会随时“入侵”乌克兰。当2022年2月16日俄军并未如拜登政府宣称的那样入侵乌克兰时，面对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拜登总统本人及布林肯和沙利文等国家安全决策者仍然坚称，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天内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

三 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逻辑

借助公开披露情报，拜登政府向世人展示了乌克兰危机升级为战争的前景，通过不断强化此类主题，将普京政府贴上“侵略者”标签：俄罗斯重兵压境乌克兰，且将在特定时间发起军事行动，俄罗斯将通过“假旗行动”作为入侵乌克兰的理由。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情报公开披露带有强烈的“预先驳斥”特征，即：预先断定俄罗斯即将借助“假旗行动”制造的借口入侵乌克兰，并借助各种披露平台权威、生动、具体的披露形式，强化叙事主题(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可靠性和易接受性。拜登政府为什么选择以公开披露情报作为对俄战略博弈的重要手段?

拜登政府诉诸公开披露情报，源于美国对俄罗斯的竞争战略、美俄战略博弈的非对称性，以及美国抵消俄罗斯非对称优势的战略选择。

(一)混合战争：新一轮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国对俄战略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12月)和《美国国防战略》(2018年2月)正式宣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新聚焦大国竞争，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之一。此后，美国战略界以美苏冷战及冷战结束以来美俄战略博弈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对新一轮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对俄战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重点则是在研究、分析2014年乌克兰危机演变、发展及其后果的基础上，确立对俄战略总体思路。主要结论包括：“混合战争”是俄罗斯挑战美国利益的重要战略路径;美国必须以类似方式应对俄罗斯以“混合战争”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是“混合战争”战略。

美国战略界最初以“混合战争”描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东乌克兰支持分裂势力的行动，后来逐步以该术语概括俄对外扩展影响、挑战欧洲地缘政治现状的战略路径。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将术语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以“混合战争”描述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扩展对外影响、挑战现存秩序的战略思路及举措，在美国战略界力主美国同样以“混合战争”应对竞争对手的类似挑战后，“混合战争”成为概述当今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术语。在美国战略界看来，所谓“混合战争”就是综合地、非对称地运用各种非战争强制手段，在不触发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美国战略界对构成“混合战争”的各种强制手段的称谓不尽统一，但总体上可分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三类，即：

政治战：通过所谓“信息战”“宣传战”“心理战”“外交活动”及“影响力行动”等活动，扩展影响力。

经济战：以经济强制手段作为对外战略工具。俄罗斯以中断、限制天然气出口为武器。

有限军事行动：在特定条件下以军事行动迅速地或逐步地造成既成事实，攫取利益，改变现状。此类军事行动往往由“特种部队”“代理人”或“雇佣军”实施。

美国战略界提出了运用上述手段的基本原则：

综合运用原则——“混合战争”之“混合”就在于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领域的各种手段，以达到改变“现状”、造成“既成事实”之目的;

低于战争门槛原则：“混合战争”之“战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常规战争，而是指各种强制手段包括有限军事行动，此类手段和军事行动的应用正是旨避免大规模常规军事冲突，改变现状。因此，各种强制手段的单个或综合运用必须以避免触发大规模常规军事战争为限。

非对称原则：即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竞争一方运用“混合战争”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往往在另一方势力和影响相对薄弱或疏于防范的领域下手，以局部相对优势逐步蚕食对方影响。

应用于对俄战略竞争，混合战争就是在避免与俄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前提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对俄进行战略博弈。

(二)美俄战略博弈的非对称性与美式混合战争

美俄均选择混合战争作为彼此间竞争的战略，但就构成混合战争的各种强制手段及其运用而言，双方各有其优势，呈现一定的非对称性，美国战略界强调在充分认识俄罗斯混合战争优势的基础上，以美式混合战争抵消俄罗斯的优势。

美国战略界以苏联/俄罗斯既往对外干预的事例，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演进和后果为研究对象，强调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优势主要体现于两大领域及其综合运用：一是政治战领域，尤其是信息战。俄罗斯政府从苏联继承了丰富的信息战经验和较为完备的舆论宣传体制，能够以集中、高效的工作方式制造、传播统一的叙事，当今的俄罗斯还充分利用网络空间和现代传媒技术，将信息战提升到新的高度，包括：普京政府利用“今日俄罗斯”从事对外宣传活动及利用网络空间干预美国及其盟国国内选举。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演进过程中，普京政府将舆论宣传作为混合战争的重要构件，积极制造、传播叙事主题：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乌克兰成为美国/西方傀儡或“帮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屡遭基辅当局迫害、打压。此类叙事的制造、传播旨在掌握话语权，打造俄罗斯作为“解放者”和“美国/西方扩张的抵制者”形象，为俄罗斯最终吞并克里米亚，扶植乌东亲俄势力奠定舆论基础。俄罗斯混合战争的另一优势领域则是有限军事行动。苏联/俄罗斯对外干预频频得手，主要源于被干预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苏联/俄罗斯，且并非美国的军事盟国，苏联/俄罗斯往往选择对其有利的时机和地点实施干预，在美国/西方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造成“既成事实”。美国战略界意识到，当俄罗斯综合运用“信息战”和“有限军事行动”时，其结果往往是事半功倍，以极小代价收获赢得重大战略收益。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借助“假旗行动”，俄罗斯巧妙地将“信息战”与“有限军事行动”加以综合运用，俄罗斯特种部队制造“假旗行动”，俄罗斯宣传部门将这类事件广泛传播，俄罗斯军队借助信息战发酵产生的舆论，实施有限军事干预，造成“既成事实。”

相对于俄罗斯，美国在政治战(尤其是信息战)和有限军事行动领域毫无优势可言。就信息战而言，尽管自冷战以来，美国高度重视信息战在对外战略中的作用并积极将最近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信息战，但美国战略界认为，一方面，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较量中，美国处于劣势，主要源于美国主流政治文化排斥国家集中管理的舆论宣传，这直接影响到美国实施信息战的制度建设，相对于苏联/俄罗斯，美国缺乏高度集中的信息舆论宣传体制，仅凭分散于政府各部的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机构以及为适应新一轮大国竞争而创设的信息战部门，无法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较量中占得先机。在有限军事行动领域，美俄战略竞争从地缘政治上主要聚焦于邻近俄罗斯的苏联/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并非美国的军事盟友，美国难以通过驻军和军援威慑俄罗斯潜在的干预行动，俄罗斯在选择干预时机和地点方面拥有较大空间。此外，“假旗帜行动”成为联结信息战和有限军事行动的桥梁，二者的综合运用增进了俄罗斯“混合战争”的效力。

另一方面，美国战略界认为，在美俄以混合战争进行的战略博弈中，美方也有其优势领域，突出的就是经济战中的制裁手段和政治中的外交工具。前者源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可用于对俄罗斯施加强大经济压力;后者则源于美国遍布全球的盟友体系，既可用于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也可用于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对俄罗斯实施集体制裁，全面对俄施压，提升制裁有效性。美国战略界强调，美国需要以体现自身特色和优势的美式混合战争应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挑战，实践和相关评估显示，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优势体现在信息战和有限军事行动以及将两者加以巧妙综合运用的“假旗行动”，美式混合战争的优势领域集中于制裁和外交，如何使制裁和外交的巨大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以在对俄战略博弈中占得先机。

(三)公开披露情报：美国抵消俄罗斯非对称优势的战略选择

混合战争本质上是强制外交战略，旨在以各种低于战争门槛的手段及其综合运用，威慑对手止步于实施某种行动或威逼对手放弃通过行动获得的成果。所谓美式混合战争，就是在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中，在双方均以混合战争作为竞争战略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美方优势。鉴于美方的优势主要集中经济制裁和外交领域，美式混合战争的实施着眼于将美国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抵消俄罗斯在有限军事行动的优势，即尽可能以制裁前景威慑俄罗斯，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继续以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制裁威逼俄罗斯放弃对外干预成果。但美国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的升级取决于盟国政府和国内外民众的广泛支持：首先，由于地理位置、历史经验等因素，美国欧洲盟友或伙伴对俄罗斯威胁的认知不尽一致，北约成员国之间对普京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战略动机存有分歧，德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威胁程度的认知明显有别于邻近俄罗斯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等国，因此对升级对俄制裁、采取更为极端的对俄制裁举措，持反对态度。此类分歧不仅不利于美式混合战争中的外交优势的发挥，而且令经济制裁的潜力大打折扣;其次，升级对俄经济制裁，尤其是涉及金融的国际支付体系的制裁，不仅涉及私营部门和市场经济的运作规范，且有损广大民众的生活和福利水平。因此，美国如果要发挥其在制裁和外交领域的优势，升级、扩大对俄罗斯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就必须说服有关盟国政府，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真实且迫在眉睫，并说服国内外民众，为威慑或威逼俄罗斯，他们付出的成本或牺牲是值得的，这就有必要将俄乌争端纳入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被侵略的黑白分明的叙事范畴，从而使美国国内外民众感召于“支持制裁就是支持正义”，心甘情愿地为制裁升级付出一定的生活和福利成本。

这意味着，在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中，美式混合战争要充分发挥其制裁和外交优势，必须首先借助信息战，在舆论动员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制裁和外交的潜力。美俄以混合战争进行的战略博弈首先是信息战的博弈。为此，美国战略界悉心研究俄罗斯近年来的信息战实践，尤其是信息战与有限军事行动的综合运用及其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演进中的作用，总结俄罗斯对外信息战的优势，主要包括：首先，俄罗斯对外信息战有明确的叙事主题，如“北约东扩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乌克兰是美国/西方的帮凶”以及“基辅当局歧视、迫害亲俄人士”，等等;其次，俄罗斯重视信息战的叙事内容，往往以精心编造的虚假故事支撑其叙事主题，虽然这类虚假叙事影响其接受程度，但达到了混淆舆论、制造混乱的目的;再次，俄罗斯有一套集中、高效的信息战体制，有助于统一、高效地转播叙事主题和内容，与此相关的是，俄罗斯信息战注重实效，往往在俄罗斯采取某项具体行动前提前以信息战影响舆论，从而影响事态发展;最后，俄罗斯将信息战与有限军事行动加以综合运用，以“假旗行动”为信息战提供叙事素材，而此类素材引发舆论发酵则进一步成为有限军事行动的借口。

俄罗斯的信息战优势成为美国为发挥制裁和外交优势而实施舆论动员的重要障碍。美国若要使制裁和外交手段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对俄信息战中占得先机，将军事行动中的“先发制人”应用于对俄信息战，实施“预先驳斥”。所谓“预先驳斥”，就是借助既往信息战经验，在充分预判对手叙事主题、叙事内容和传播时机、机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前提出己方的叙事主题、内容并加以迅速、有效的传播。2021年9月，俄罗斯“萨帕多2021”军事演习引发美国/西方警觉，美俄随后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一系列战略博弈，引发新一轮乌克兰危机。在此次国际危机中，美俄均以混合战争展开相互间的博弈，美国试图以制裁和外交为主要手段，威慑俄罗斯，使其因畏惧制裁和外交孤立产生的困境而放弃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如果威慑失败，制裁和外交孤立可对俄产生威逼效果，迫使其放弃因危机升级而获得的成果。要使对俄制裁和外交孤立产生威慑或威逼效果，需要在以信息战进行舆论动员的前提下提升此类强制外交手段的力度。在俄罗斯同样以信息战动员舆论支持的情况下，美国以“预先驳斥”为特征的信息战抵消俄罗斯信息战的优势：针对俄罗斯信息战在传播时机和速度方面的优势，“预先驳斥”强调在提升对俄制裁和外交孤立的强度之前，发起叙事主题鲜明、叙事内容生动而可靠的对俄信息战;在预判俄罗斯信息战以“北约东扩危害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泽连斯基政府是美国/西方傀儡”为叙事主题的情况下，“预先驳斥”以“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是入侵者”为主题;针对俄罗斯以“假旗行动”作为对外干涉的历史惯例，“预先驳斥”以此为主要叙事内容，即：俄罗斯将借助“假旗行动”作为发动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借口;针对俄罗斯集中、高效的传播体制，“预先驳斥”主张美国整合政府各部的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部门，以合作、协调之势，扩大、提升对俄信息战叙事主题和叙述内容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乌克兰危机期间，在与俄罗斯争取舆论支持的信息战较量中，拜登政府试图以“预先驳斥”的信息战抵消俄罗斯信息战优势。此类“预先驳斥”主要借助情报的公开披露，这主要源于公开披露情报有助于提升“预先驳斥”的效力，抵消俄罗斯信息战优势：

首先，公开披露情报的及时性和实时性为“预先驳斥”强调的“先机”提供了保障。在拜登政府主导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中，各色披露平台不断跟踪、更新有关俄罗斯军事能力和战略动机的情报，私营商业通信卫星公司更是通过实时监控视频使广大公众对俄罗斯军力部署有“全面”“细致”的了解。公众正是参照此类知识，判断普京政府有关辩解的可信度和俄罗斯叙事内容的真伪。

其次，公开披露情报助推拜登政府先发制人地将俄罗斯定性为“入侵者”。美国针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以鲜明的叙事主题——“俄罗斯即将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是侵略者”——预先“驳斥”俄罗斯信息战的叙事主题。拜登政府以公开披露情报达成此类预先驳斥效果，主要体现为：从内容上看，拜登政府主导的公开披露情报不断揭示俄罗斯陈兵俄乌边境的信息和数据，从俄罗斯军事能力的角度展示俄军发动对乌战争的进攻态势。拜登政府主导的情报公开披露不断以肯定的口吻强调俄罗斯即将发动对乌战争的前景和具体时间，不断向公众兜售和强化俄罗斯的侵略者形象;从披露模式上看，拜登政府主导的情报公开披露不仅通过国家安全部门作为披露平台、以国家情报作为披露来源，而且以“全政府—全社会”为指导，在以国家披露平台增加披露权威性的同时，借助私营披露平台提升披露可信度，且通过盟友或伙伴的披露活动，扩大、提升披露范围和影响，从而强化“预先驳斥”的关键主题。

再次，公开披露情报增强“预先驳斥”的关键内容的可信度。拜登政府以预先驳斥为导向的对俄信息战的关键内容就是揭示在即将发起的对乌战争中，俄罗斯将“故伎重施”，通过制造“假旗行动”，为开战寻找借口。此类揭示借助生动、形象的叙事，详细描述俄罗斯秘密行动部门如何通过策划、实施“假旗行动”，并“嫁祸”美国/西方或其盟友，从而为开战找到借口。当这些叙事以国家情报为素材且经属于国家安全部门的各种平台加以披露时，其权威性、真实性得以强化，有助于“挫败”俄罗斯信息战有关“假旗行动”叙事的“编造”和传播。

最后，公开披露情报为“预先驳斥”提供更为集中、统一的传播体制，有助于扩大、提升传播范围和速度。俄罗斯对美信息战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集中、统一的传播体制。为更大范围和更快速地传播“预先驳斥”的关键主题和内容，拜登政府改进美国信息战传播平台相对分散、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以及美国与盟国或伙伴之间缺乏协调的状况，在扩大传播范围、提升传播速度的基础上，增进“预先驳斥”的有效性。拜登政府主导的公开披露情报，以“全政府、全社会”为指导，实现美国政府各部门披露平台、美国政府与美国私营部门披露平台、美国与盟友或伙伴披露平台的协调、统一，从而使“预先驳斥”的对俄信息战的传播体制更加集中、统一，抵消俄罗斯在传播体制上的优势。

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服务于美国对俄战略。美国选择以混合战争与俄罗斯进行战略竞争，混合战争的有效性取决于各种非战争强制手段的综合运用。作为美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强制手段，制裁和外交的效力提升有赖于与信息战的综合运用，只有在通过信息战充分调动国内外舆论的前提下，制裁和外交的潜力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和发挥。鉴于美俄均以信息战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且美国在既往的美俄信息战较量中处于劣势，拜登政府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实施以“预先驳斥”为导向的对俄信息战，旨在以先发制人的态势赢得先机，并为此借助公开披露情报，以各种披露平台的协调、配合和以情报为素材的叙事主题和内容，增进“预先驳斥”的效果和权威，抵消俄罗斯信息战优势，从而为强化对俄制裁和外交孤立奠定舆论基础。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就拜登政府乌克兰危机期间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发表评论时指出，美国此次的公开情报披露，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些披露旨在打造普京政府和俄罗斯的侵略者身份，以正义和非正义简单的黑白画线定义俄乌争端或冲突，对于打造盟国对俄一致立场，动员盟国政府和民众的反俄挺乌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舆论有助于在对俄采取更严厉制裁措施和实施更大程度外交孤立的同时，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

结 语

乌克兰危机(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期间，拜登政府引人注目的战略实践之一，就是不断向国内外公众及时地、大规模地披露经过解密的国家情报。从披露模式上看，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美国私营部门，以及美国盟友或伙伴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是此次公开披露情报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拜登政府将“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应用于此次公开披露情报活动，注重各色披露平台之间的协调、配合，在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美国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以及美国与盟友或伙伴之间构建公开披露网络，形成以拜登政府为关键结点的公开披露平台网络;从披露内容上看，拜登政府主导的公开披露情报不仅涉及俄罗斯军事能力(包括陈兵俄乌边境的人数、装备及其动态)，而且涉及军力部署后面的战略动机(包括俄罗斯发动对乌战争的前景、时间和借口);拜登政府主导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有其深刻的战略逻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对俄竞争战略——混合战争。混合战争的有效性取决于诸种非战争强制手段的综合运用，美国对俄混合战争倚重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为使这两种手段的运用达到最佳效果，需将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与信息战相结合，利用信息战动员国内外舆论，为强化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制造舆论氛围，但俄罗斯在舆论宣传领域的相对优势制约美国信息战的舆论动员效果。为抵消俄罗斯信息战优势，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实施以“预先驳斥”为导向的对俄信息战，并借助公开披露情报，以国家情报的权威性和及时性助推“预先驳斥”，尤其是以国家情报作为“预先驳斥”信息战关键主题和内容的素材，并凭借协调、合作的披露平台网络，扩大、提升关键主题和内容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从而在抵消俄罗斯信息战优势的基础上提升美国信息战功效，为制裁和外交孤立的有效实施创造条件。

尽管公开披露情报此前已存在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实践，但就披露的及时性和规模而言，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实属罕见。在俄罗斯发动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危机演变为俄乌军事冲突后，拜登政府继续借助公开披露情报，提升对俄混合战争有效性：以情报披露为核心内容的、带有“预先驳斥”特征的俄信息战不仅服务于更高程度的对俄制裁和外交孤立，而且服务于北约支持下的、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由乌克兰军队作为交战方的“代理人”战争。鉴于“混合战争”或“灰色地带”博弈这类强制外交战略日益成为大国竞争战略的重要选项以及拜登政府此次公开披露情报在对俄信息战和混合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西方战略界将更多地将公开披露情报应用于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本文以有关公开披露情报的既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从战略实践和战略逻辑两个方面考察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活动。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拜登政府如何能够迅速地、大规模地公开披露情报?换言之，就公开披露情报而言，美国具备什么样的有利条件?毕竟，情报与秘密共生，“情报泄密或公开披露危害国家安全”是几乎所有国家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认同、严格遵循的规范，美国也不例外，因此，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何种变化促成此类规范遭受侵蚀或动摇，从而为大规模公开披露情报创造了条件?由此引发的另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在公开披露情报的具体实践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找到影响这种差异的要素，从而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国家安全事务中的公开披露情报问题。

(注释略，原文请参见《美国研究》2022年第5期)

来源时间：2023/1/6   发布时间：2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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