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作为次要战略区?中美竞争与美国欧洲战略的未来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Luis Simón, 比利时布鲁塞尔治理学院国际安全学研究教授;Linde Desmaele, 比利时布鲁塞尔治理学院资深副研究员;Jordan Becker中校, 美国西点军校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
来源:Simón, L., Desmaele, L., and Becker, J. (2021) ‘Europe as a Secondary Theater?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s European Strateg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5, No.1, pp. 90-115.
导读
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大意义,本文作者呼吁学界关注:中美竞争以及将中国作为首要关注点的战略对于美国在世界其它地区战略的影响。本文试图在中美、美欧、中欧关系三大研究主题间建立桥梁,探讨中美竞争与美国大战略、美国-西欧、美国-俄罗斯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
本文最主要的研究问题是:与中国的竞争何以影响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首先,华盛顿将关注点聚焦中国,导致美国可用于影响欧洲及其周边安全发展的资源更少。这迫使美国决策者想方设法在减少美国参与(engagement)的情况下维持对其有利的欧洲区域平衡。其次,华盛顿日益透过中美竞争的视角看待跨大西洋关系。随着欧洲-大西洋地区在美国大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关乎中国的考虑将在跨大西洋关系的背景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本文致力于讨论:当美国将资源、战略焦点转移至亚洲时,其将如何维持对自己有利的欧洲均势,并在中美竞争中拉拢欧洲。
随着与中国的竞争逐渐成为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美国可能会透过中美竞争的视角来审视世界各地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关系。与中国的竞争如何影响美国在欧洲的战略?本文认为,一个稳定的欧洲是美国调动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与中国竞争的先决条件。因此,美国既要寻求确保在欧洲实现对己方有利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又要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争取欧洲的支持。
美国面临着两大类型的挑战:
1)传统上,为了在欧洲影响或维持有利的均势,华盛顿依靠的是前沿驻军(forward military presence),结合经济与外交参与。然而,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亚洲对于美国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引发了新问题:华盛顿能否以比过去更低的成本维持有利的欧洲区域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必须考虑它愿意“割让”多少影响力给欧洲的行为体(actors),包括德、俄、英、法和欧盟。
2)当欧洲成为美国大战略中的次要战略区时,华盛顿不得不确保欧洲的主要大国和机构在中美竞争中支持美国利益,或者说至少不会损害美国利益。在重构与欧洲的关系时,美国越发关注欧洲对中国和亚洲的立场。例如,华盛顿最近警告欧洲人注意中国利用投资和贸易获得相对于美国的技术和战略优势。
随着与中国的竞争成为美国大战略的焦点,华盛顿还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考虑俄罗斯如何影响这场竞争——无论是通过中俄关系、俄罗斯打破欧洲均势的能力,还是俄罗斯在世界其他地方制造争端的倾向。
受到全球经济实力分布的东移的驱动,中国在美国大战略中的中心地位似乎是结构性的。因此,当美国全神贯注于应对中国的崛起时,它会相应地调整在其它地区的战略。华盛顿将中国贴上“全球”竞争对手的标签,这使得在亚洲与印太地区的中美竞争很难与其他“战略区”区分开来,尤其是在欧洲。
中美竞争与美国大战略
在小布什与奥巴马主政时期,他们都主要都透过经济机会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崛起。奥巴马坚信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自由化,他避免使用明确的竞争性术语来描述与北京的关系。
然而,特朗普政府强调了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并将这种竞争提升到了美国大战略的中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指出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重塑该地区的秩序使其对自己有利”。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防战略》(NDS)强调了“在印太地区保持有利的均势”以及安抚美国在该区域的盟友与伙伴的重要性。
特朗普政府并不认为中美竞争仅仅局限在亚洲甚至印太地区,也不认为竞争仅仅是军事领域的。实际上,美国优先考虑了技术竞争。例如,副总统迈克·彭斯强烈声讨了中国国有企业为进入并最终主导5G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全球市场所做的持续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与东亚的发达经济体和利润丰厚的市场尤为重要。
特朗普政府定期地在公开声明中将中国认定为对美国和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尽管批评者经常指称美国的对华战略存在先后矛盾,但其大体轮廓仍然相当稳定:美国似乎已经放弃展望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美国还强调其有意愿对抗中国在亚洲和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这种对待北京的手段在华盛顿拥有两党支持,也很可能会在未来的美国政府中持续——即使风格各异,但始终将中国视作全球竞争对手。
如今,由于美国最紧迫的挑战已经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华盛顿正在调整其对外政策与关系,以确保世界其它地区支持美国与北京的竞争。这种转变代表了与二十世纪相比的重大变化,当时美国两次在欧洲参战并卷入其它冲突,常常是受到欧洲安全逻辑的驱动。
当然,中国和印太区域平衡都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全部。NSS将欧洲称作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指出美国“在欧洲繁荣稳定时更安全”。然而,华盛顿日益忧虑中国的崛起会怎样影响欧洲安全。在这方面,NSS警告称,北京试图“通过扩大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投资于关键行业、敏感技术和基础设施,在欧洲获得战略立足点”。换句话说,由于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战略目标越来越相互依存,中国和亚洲在美欧的交往中变得愈发重要。这种相互依存强调资源权衡问题,并且迫使美国协调在亚洲、欧洲的利益冲突,因而复杂化了美国的欧洲战略。
维持欧洲均势
自一战以来,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联盟支配(dominate)欧洲或东亚是美国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如果某一势力成功支配了欧洲或东亚的资源,它将有机会挑战美国的全球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尽管自诞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中一直存在孤立主义倾向,但二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相信:在欧洲和东亚维持前沿基地和联盟是维持有利的均势、减轻上述挑战风险的最有效方式。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采取了主动的(proactive)、前瞻性的(forward-leaning)大战略,试图管理仅有的两个被认为有潜力支配欧洲体系的强权:苏联和德国。保持欧洲的均势是当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关心的问题,而美国战略遵循了双重遏制的逻辑:通过同盟与威慑的方式遏制苏联;通过将其社会化(socializing)融入新兴的跨大西洋共同体(transatlantic community)的方式遏制西德。
苏联解体后,欧洲逐步丧失冷战期间享有的在美国大战略中的中心地位。然而即使对于欧洲均势的直接威胁不再存在,美国决策者也没有转变既有战略。毕竟,华盛顿在欧洲的前沿存在(forward presence)持续提供了美国对于其盟友战略方向的积极影响力。然而,属于美国的后冷战单极时代正在逐渐没落,资源的优先排序成为了日益突出的问题。
如今,美国正在欧洲面临战略困境。一方面,对于中国与亚洲的优先考虑限制了华盛顿参与欧洲事务的能力,促使美国采取更间接、灵活的手段。另一方面,美国在欧洲权势的大幅缩减(retrenchment)可能会给其它势力留下太多空间,加剧有可能损害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地缘政治竞争,甚至可能导致新的欧陆支配力量的崛起。
随着美国针对欧洲安全采取越来越间接的手段,并将投入更少的资源和注意力来实现其在那里的战略目标,美国面临三大挑战:1)确保俄罗斯和德国不会变得太强或太弱;2)确保俄德关系既不会太合作也不会太冲突;3)赋予西欧主要盟友(尤其是英、法)权力并帮助他们维持地区均势。
1. 保持有利的欧洲平衡:不强不弱
如果德国和俄罗斯的实力都增强,可能会导致相互疑惧并且增加紧张局势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其中一国实力薄弱,可能会使另一国过于胆大妄为,从而有可能扰乱区域平衡。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可能将美国拖入欧洲的不必要且代价高昂的对抗中。
俄罗斯日益强硬的态度(assertiveness)妨害了美国与欧洲地缘政治显著脱钩。自从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莫斯科在东欧推动重建势力范围,使得一些观察家警告欧洲正在出现“新冷战”。华盛顿目前将俄罗斯的侵略视为真正的风险,并认为美国有需要在欧洲的某种形式的军事存在,才能可靠地威慑俄罗斯、安抚地区盟友。
此外,冷战结束后,德国成为了欧盟经济与财政方面的领袖。两德统一、北约与欧盟的东扩给柏林带来了额外的安全、自主与经济机会,减少了德国在战略上对美国与北约的依靠,甚至加强了其相对于英、法的地位。
对于欧洲一体化,华盛顿面临着长期的两难困境:欧洲一体化在促进政治合作、刺激经济增长、利用德国力量制衡俄罗斯等方面,对美国的利益是积极的;然而,如果欧盟变得过于强大或是由单一国家支配,那么美国在欧洲平衡中的利益将会受到威胁。
虽然欧洲的政治和战略一体化前景并不完全取决于德国,但柏林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与法国合作)对于这方面的任何真正突破都必不可少。因此,对美国而言,重新权衡对中国和印太地区的关注、确保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脱离更广泛的跨大西洋框架而向着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2. 制衡欧洲内部的合作与冲突
传统上,美国一直谋求德国-俄罗斯的关系既不过于合作也不过于冲突。德俄深化合作可能会导致两国对欧洲的共管(condominium),从而搅乱欧洲平衡、削弱美国的区域影响力和行动自由。一个关键的例子就是美国对于德-俄建设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反对。
在美国决策者对德-俄合作持谨慎态度的同时,冲突也是美国希望避免的一种纠缠风险(entanglement risk)。因此,在华盛顿持续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和印太地区的同时,美国可能会寻求一定程度的对于欧洲事务的参与,足以影响德俄之间战略互动。即使代价高昂,在欧洲的这种积极参与也可能被证明是一种足以抵消成本更高的风险的有效保险。
3. 在西欧维持牢固支柱
在历史上,强大而独立的西欧国家在地缘政治上与华盛顿的结盟使得美国将战略触角足以延伸至西欧。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与英、法两个核大国的强大联盟是关键,因为它们的战略自主有助于支持欧洲的均势。如今,两国仍然是针对德国在欧洲经济和外交支配地位的重要缓冲。
随着美国将焦点转移至亚洲,英、法两国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管理德、俄在欧洲的实力方面的作用很可能会增加。因此,美国可能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把更多责任委托给英国和法国的同时,美国也会确保对欧洲事务的充分参与以支持这两个国家。
中美对抗:与欧洲协调
欧洲的全球重要性正在下降是美国学术圈一种很常见的论调,大战略专家对于欧洲的研究兴趣亦在逐渐减少。然而,欧洲很难置身于中美竞争事外。事实上,在制定欧洲战略时,华盛顿的关注点已经超越了传统上的对于区域均势的考虑,而是寻求欧洲的大国与机构在中美竞争中站在美国一侧。
1. 美国的欧洲盟友和与中国的竞争
华盛顿的欧洲盟友与中美竞争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技术与经济层面。目前,中国国有企业为进入并最终主导5G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全球市场所做的努力引发了战略、隐私和竞争相关的问题。公平竞争环境的缺乏最终意味着中国可以利用全球供应链和基础设施节点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下博弈,以对抗美国的力量。华盛顿指控华为是中国情报部门的“特洛伊木马”,并试图遏制华为的影响力。然而,大部分欧洲人似乎都认为相关安全风险是可控的,因此并未完全禁止使用华为,而仅是提出了额外的安全要求。
除了5G之外,华盛顿还愈发担心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其中一大忧虑是中欧“17+1合作”机制,其使得中国有机会绕过欧盟,而加强对个别欧洲国家的外交和政治影响力。
在过去的十年,经济和移民危机加剧了欧洲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化(cleavage)。正如“17+1合作”平台所展示的那样,中国非常善于利用这些分化,同时运用其金融、经济的慷慨来增加在欧洲的经济存在和政治影响力。这一战略敲响了美国的警钟。据某位白宫高级官员所称:“中国对欧洲的威胁比俄罗斯更大”,因为俄罗斯在欧陆的利益和行为是“相对可预测的”,但中国的利益和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美国对于中国在欧洲内部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担心出于两个原因:其一,这使中国能够为其争夺5G等关键技术的主导地位而积累金融或市场准入支持,从而削弱在中美竞争中欧洲对美国的支持,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使北京获取支持;其二,中国通过双边渠道或次区域集群(subregional cluster)与欧洲国家接触的能力挑战了欧洲的凝聚力。“17+1合作”框架尤为显著,它侵蚀了欧盟在贸易与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美国领导层认为,如果欧洲像中国期望的那样出现分歧将对华盛顿构成威胁。
此外,欧洲在中美竞争中的作用还关乎欧洲如何促进或阻碍中国在其它地区的影响力。某些美国官员期望欧洲盟友在印太地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加强在那里的外交和军事存在,并与华盛顿及其亚洲盟友联手。然而,美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欧洲人在亚洲和印太地区有自己的利益。因此,美国今后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从与中国竞争的角度出发,引导其欧洲盟友在印太地区的活动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欧洲何以在印太地区的中美竞争中协助美国维持有利的均势?一项重要挑战是确保欧洲技术不会助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数十年来,华盛顿向欧洲施加了巨大压力来维持欧洲的对华武器禁运。在中美竞争愈演愈烈之时,美国越来越关注欧洲在“军民两用”(dual-use)方面的对华转让技术,并敦促盟友(尤其是法国)对于其对华技术与能力的转让(technology and capability transfers)严格把关。
最后,美国担心欧洲支持中国在亚洲与印太地区重构区域秩序。比如,英、法、德、意在2015年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完全无视了奥巴马政府的劝阻。为了处理这类问题,美国最近试图将中国和中美竞争问题提升到跨大西洋政治议程的首位,2019年的北约峰会就证实了这一点。
2. 中美竞争与未来的美俄关系
日益深化的中俄关系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俄罗斯对于中国在中亚、东西伯利亚甚至北极影响力增强的担心可能会为美俄和解提供机会——正如冷战时美国对中国敞开大门,迫使苏联将注意力和资源在欧洲和亚洲分散。然而,普京的政权将美国视为对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且俄罗斯已经将对华关系视作战略和地缘经济的优先事项。中俄两国对于缓和现有摩擦的决心确保了近年来的友好关系,使双方能够专注于与美国的竞争。
从俄罗斯的角度看,莫斯科向华盛顿传递越多中俄关系很牢固的信号,美国就越可能愿意付出更多的政治代价来疏远中俄关系。华盛顿愈发认识到,在欧洲对俄罗斯采取过度对抗的手段可能会使莫斯科更亲近北京,从而损害美国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地位。这对美国构成了一大困境,因为俄罗斯可能会意识到,标榜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可能有助于从美国那里获得地缘政治让步。
从短期看,三大因素可能会使美俄和解(rapprochement)更为困难:第一,美国选民仍然对俄罗斯持怀疑态度;第二,欧洲的联盟仍在影响美国的行为,而俄罗斯对美国的欧洲盟友构成直接威胁;最后,俄罗斯的行为挑战了美国的价值观以及美国在欧洲的安全利益。事实上,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普遍不愿为了制衡中国而迁就(accommodate)俄罗斯,他们对莫斯科深感不信任。然而,尽管如此,随着华盛顿同时透过欧洲、亚洲以及中美竞争的特定视角来审视俄罗斯,可以展望未来微妙而平衡的举措的出现。
结论
中美竞争对美国的欧洲战略构成两大挑战:第一,由于美国的战略优先考虑中美竞争,华盛顿可用于在欧洲发挥积极作用的资源将减少,从而使其他欧洲行为者有机会增加影响力;第二,美国希望确保欧洲大国与机构在中美竞争中站在美国一边。为此,美国面临的挑战包括:确保欧洲盟友不会让中国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优势、确保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的活动支持美国的战略目标、对抗中国在欧洲制造分歧的企图、防止俄罗斯与中国走得太近。
本文的结论基于一个简单前提:中美竞争的优先性使得欧洲成为美国大战略中的次要战略区。美国内部似乎达成广泛共识,认为与中国的竞争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很可能成为华盛顿未来几十年的主要战略挑战。因此,学者们必须开始思考中国优先的战略对美国在其他地方的战略意味着什么。
欧洲人需要意识到中美竞争将很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的秩序原则。同时,他们还必须在其中进行自我定位:是选边站?还是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权并拒绝中美竞争的框架?这个问题的辩论刚刚开始:专家和决策者的答案很可能决定21世纪跨大西洋关系的形态和相关性。
译者:王逸品,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冷战史、大战略、对外政策分析。
来源时间:2023/1/6 发布时间:2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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