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学者: “美国要兼顾两个头号目标, 只有一条路可走”

作者：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在去年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中，竞争和合作的叙事竞相交织。美国一方面高调宣扬对华竞争，另一方面也多次表示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需要中美合作。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兼顾这两个长期战略目标?本文指出，被重新发现的产业政策是同时应对二者的重要工具，但是，要运用好产业政策，需要在破除新自由主义教条前提下，重新审视市场风险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找到国家在其中的作用。 作者指出，高市场风险可能成为技术创新的阻碍因素，然而，生物技术创新尽管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但却，原因正是因为诊断、治疗产品市场需求的相对确定，降低了潜在的市场风险。政府采购是降低市场风险的重要手段。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疫苗和药物研发，尤其提供了这一方面的鲜明例证。政府采购和针对第三世界的“预先市场承诺计划”，有效地加速了疫苗和药物研发的进程。 政府通过公共采购来降低市场风险、促进创新的道路，早在工业革命初期就已有所体现。当时，英国对军火的需求极大程度拉动了枪支工业的发展。上世纪，美国国防部处于军事需求资助发展的数字行业，又在之后演变为一场数字革命。20世纪美国推进技术发展的公私合作模式，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隐约可见。如今拜登政府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是产业政策的复兴，而《通胀削减法案》则为更直接的国家行动打开了大门。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国内产业升级和产业链重组的重要动力，也是国家间竞争的关键要素。从中美的经验来看，创新战略制定具有逻辑相通的一面。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Project Syndicate，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是什么推动创新?

文|William Janeway

翻译|述垚、谈行藏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有句名言：“如果你能造出一个更好的捕鼠器，世人将不请自来”。创新经济学是理解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它重点关注企业家和投资人如何应对两个基本挑战：第一个也是最受学术界和大众媒体所关注的挑战来自技术层面。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给它插上电，它能亮吗?”对于创新者和投资者来说，更关键的是第二个挑战：即使它亮了，谁会在乎呢?或者，正如我曾对寻找风险投资的企业家门所说的那样：“告诉我你打算解决谁的问题。他们有多少人?他们有预算吗?如果他们不主动上门，你怎么找到他们?

前沿学术理论对创新过程进行模拟，将成功克服技术风险放在首位。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在过去30年中提出的熊彼特增长理论认为，竞争取决于发明已有需求所必须的中间产品，但它们更新、更便宜、更快、更好(译注：熊彼特经济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创新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市场、新的原材料半成品供应来源，以及新工业组织形式五种情况)。这种分析不考虑市场风险。然而，无论创新中心在哪里，从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今天的数字时代，市场风险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这段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要素是政府采购能力。国家不受成本-效益的算计所束缚，通过拉低创新供应商的学习曲线，使其能够向商业市场提供低成本的可靠产品，一再帮助他们克服市场风险。在这些情况下，“产品-市场匹配”(product-market fit，译注：指企业发现明确市场，并可以生产可以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以实现持续生存和获利)源于国家发起的动态过程，该过程成功地将不成熟的“产品”与新生的“市场”匹配在一起。

1 生物技术悖论

生物技术的前沿创新领域可以用来理解市场风险的战略意义。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生物技术是仅次于信息技术的风险投资重点。鉴于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艰巨的科技挑战，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盈利道路不仅充满风险，而且非常漫长——远远超过初始风险投资合同的10到12年寿命。

尽管如此，风投公司持续为生物技术初创企业提供了数百亿美元计的巨额投资。这个悖论出现的第一个原因是，风投公司可以在股市上获取投资回报，自1980年基因泰克(Genentech，译者注：1976创立的生物技术公司，被认为是生物技术行业的创始者)上市以来，股市一直很欢迎此类企业。但是，为什么公众投资者会对既烧钱、短期内又难以进入临床应用的生物技术公司感兴趣?长期来看，原因在于诊断、治疗产品市场的独特性。

不仅是目标市场(那些具有特定医学病症的人)从研究项目确定的那一刻起就已知和可量化，对产品的需求也被第三方资助所保障。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国家是主要资助者;在美国，它是私人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等公共计划的混合体。无论哪种方式，需求的弹性都很低甚至不存在，即使价格高得离谱(如癌症治疗)，对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减少。

因此，从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启动的那一刻起，其创始人和资助者就可以根据现实预估技术成功应用后的预期收益。信息技术的初创企业则很难有这种优势，即使它们面向的是企业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更不用说面向消费者)。

2 哪个风险?

生物技术领域跟其他领域一样，国家采购已被证明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如在最近美国在“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译注：美国2020年初针对新冠疫苗开展的行动，由公私部门合作，在众多候选疫苗中快速筛选疫苗并进行分发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国家通过“预付款”推动，以超过所有人预期的速度交付了新冠疫苗。

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军队利用公共采购取得了同样惊人的结果。斯坦福大学的普里亚·萨蒂亚(Priya Satia)在《枪支帝国：工业革命的暴力制造》(Empire of Guns: The Violent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英国陆军每年对枪支的需求从一万支增加到数百万支。结果，正如亚当·斯密所预料的那样，枪支工业通过更精细的劳动分工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英国伯明翰是枪支工业的发源地，也成了全世界第一个车间——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家保证的非市场需求的“拉动”。

但伯明翰的枪都是手工制作的。工业革命的真正革命性创新是用可互换的零件制造商品，它来得稍晚。制造技术突破的信号来自美国内战几十年之前，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和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美国军械库。

正如制造业历史学家霍恩谢尔(David Hounshell)所证明的那样，可互换零件生产依赖于前所未有的精度机床的发展，随着这些技术在各行各业普及，生产率呈指数级增长。然而，在缝纫机和农业机械这两个具有深远经济意义的新行业中，行业龙头辛格缝纫机公司(Singer Sewing Machine Company)和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McCormick Harvesting Machine Company)都故意拒绝采用可互换的零件。相反，他们各自的胜利归功于营销、支持创新、分销技术以及客户融资，这有助于他们赢得各自市场的主导地位，然后将价格定得远远高过他们毫无竞争力的生产成本。换句话说，他们在克服市场风险方面的成功弥补了他们拒绝使用前沿技术生产带来的损失。

可互换零件的制造在福特的大规模生产工厂中走到顶峰。福特决心消除对“钳工”的需求——他们是配备金属锉刀的工人大军，他们最后调整零部件，以使它们能相互配套，组装成完整、能工作的产品。福特在1910年实现了这一目标。福特最初在全球汽车工业中的主导地位完全来自于克服大规模生产的挑战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本和价格降低。与辛格缝纫机公司和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特公开批评营销只是一种竞争工具，他对客户的话也很有名：“你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你选的是黑色。”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福特汽车公司只生产了一种产品——T型车，但它的生产规模前所未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张后的汽车行业显示了营销在竞争中的重要性。20世纪20年代中期，通用汽车已经超越了福特，这要归功于阿尔弗雷德·斯隆的品牌差异化策略和年度车型更新战略。事实上，福特的制造工艺对于生产T型车而言过于完善，以至于当其擅长微管理的所有者最终看到改变的必要时，花了两年艰难调整(完全停产)才推出A型车。

3 商业化挑战

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另一家20世纪伟大公司杜邦(Du Pont)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说明。自1802年成立之后的100年间，杜邦一直为美国陆军和海军生产黑火药。由于军方承担了市场风险，其最重要的不确定性来源反倒是战争的发生率。但是，年轻一代的杜邦公司掌舵人从他们的前辈手中买下公司并走上一条新的研发投资道路后，他们将其定位为美国第一个“科学”行业：化学品行业的主导者。

在《科学与企业战略：杜邦研发，1902-1980》(Science and Corporate Strategy: Du Pont R&D, 1902-1980)一书中，作者挖掘公司档案，探索了其创新战略的两个独立维度：第一个纬度是“购买与制造”，这一原则体现在积极收购相关工艺技术以进入新市场：先从最初远远落后于德国先驱的染料开始，而后是针对涂料市场的二氧化钛。

正是在第二个维度上，市场和技术风险之间的平衡开始发挥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到战后一代，杜邦专注于开发全新的合成纤维，并在尼龙上取得了早期的成功。尽管“无法从实验室制作的小样本中确定新纤维的用途”，但它很快就被证明是一种明显优于天然丝绸的材料，开辟了女性丝袜市场。

其他合成纤维产品，如奥纶和涤纶，面临了艰巨的市场挑战，因为它们看似明显的预期市场失败了。公司发现，新的弹性纤维在已经有特许经营权的应用中获得了最大的竞争优势(人造丝和醋酸纤维)。最终，管理层咬紧牙关，关闭了投资占比最高的工厂。至关重要的是，杜邦的垄断力量赋予了它成功应对市场风险的资源。

4 数字时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国防部为所有技术设定了创新的方向和步伐，这些技术后来推动了数字革命。在上游，国防部资助了计算机科学和固体物理学(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额外支持)。在供给端，国防部是计算机科学和半导体研发的主要资助者;在需求端，它还是第一台原型计算机、第一批微电子元件和第一批运行软件应用程序的战略客户。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防部才不再是数字行业的主导力量。到那时，半导体的成本下降和可靠性提高已经到了可以向大规模商业市场过渡的程度。IBM推出的第一台个人电脑是这一发展的关键积极信号。相反的信号则是英特尔拒绝参加国防部的下一代微处理器竞赛，该竞赛优先考虑绝对性能，而非商业上的“性价比”指标。

当然，像今天一样，军事需求继续影响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军事上对计算机网络开放协议链接和全球定位能力的需求推动了互联网和数字时代其他基础的技术进步。但随着数字革命的成熟，这些技术也不免受到数字革命的经济影响。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商业市场的出现恰逢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可以始终为所有问题提供公平、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政府干预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但数字革命产生了三大后果，迫使人们重新考虑新自由主义教条。

首先，数字计算机和网络使供应链(包括服务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极大扩展，就业分布、选举数据和新冠大流行暴露的经济脆弱性反映了这一现象的深远影响。第二个结果是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反映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薪酬水平上。最后，数字技术在金融化中发挥了独特而决定性的作用，将越来越多的资产转化为受泡沫和泡沫破灭动态影响的金融证券，使金融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

这些经济和政治结果已经足以推倒新自由主义范式。但是，气候变化和中国崛起这两件事情的出现则进一步削弱了它，并使得国家在经济中发挥更主动积极的作用这件事获得了合法性。

5 重新发现产业政策

中国已证明它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追随者经济体”，甚至超越了19世纪美国的崛起。讽刺的是，中国挪用的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条经验，正是20世纪美国推进技术发展的公私合作模式。事实证明，它在中国非常成功，以至于拜登政府现在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政策方案在美国复兴了它。

可悲的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落后了大约30年。但是，在《通胀削减法案》(IRA)中，拜登政府最终成功将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打造成了国家干预市场的合理理由。

诚然，《通胀削减法案》的大多数金融措施都采取了税收优惠的形式，但也为更直接的国家行动打开了大门，以减少阻碍并有效应对市场和技术风险。一个(但不是唯一一个)缺失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先进储能系统的开发和部署，该系统可以在电网规模上运行，以适应可再生电力的间歇性生产。

新的公共政策范式正在“市场塑造”的旗帜下形成，它15年前首次在公共卫生领域出现，当时全球基金通过部署支持开发、分配那些营利性制药行业忽略的疾病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全球基金的预先市场承诺计划(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s，译注：研发阶段就签订有约束力的购买合同，以激励企业加速研发，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首创，主要在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疫苗、药品研发活动中应用)是“曲速行动”的典范。

这一术语创新标志着公共政策辩论的实质性变化。其最引人注目的支持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在芝加哥大学贝克尔·弗里德曼研究所(Becker Friedman Institute)管理发展创新实验室，该研究所曾经是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堡垒。实验室的网站的特色是“市场塑造的案例”，强调市场塑造“拉动”资金，向企业发出信号，对社会有用的创新就会有需求。

今天，美国面对挑战的反应等于否定了前总统里根40年前臭名昭著的断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无论是政府采购合同还是对缺失的治疗药物的预先市场承诺，非市场客户的需求都是减少市场风险、加速创新的关键。

重新发现这一经验真理将在国内和国际冲突时期提供希望。然而，这一承诺必须考虑到美国面对的两大危机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毕竟，想象一个不建立在中美合作基础上的气候变化有效应对策略非常困难。气候变化已经构成了一个变革性的挑战，现在的问题是中美是否都能意识到这一事实。

*文章原刊于Project Syndicate。

William Janeway作者：威廉·简维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创始人之一，私募投资公司华平投资集团(Warburg Pincus)特殊有限合伙人，剑桥大学经济学客座讲师，著有《在创新经济中做资本主义》(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

来源时间：2023/1/30   发布时间：20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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