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盟体系与拜登任内的联盟新动向

作者：毛鹏宇，李景汀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国家利益的触手伸向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维护、管理及发展涵盖甚广的利益范围需要耗费巨大的战略资源与精力。联盟作为一种既可以有效维系利益又可以降低成本的战略选择，成为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国家战略的核心部分之一。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联盟体系联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极大动摇联盟基础。拜登执掌白宫后，对联盟进行了修复与发展。本文旨在探究美国拉建联盟的成因、联盟成功的要义，并以此评述拜登执政后对联盟体系新的发展。

一、美国联盟体系的成因

联盟是一种国家间的战略选择，也是寻求均势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基于联盟各方的共同利益，借助他国助长本国权势，从而维护或扩大本国的利益。二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建立联盟体系。作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纠集盟友、构筑联盟是历届政府的选择，背后有其深层原因。

首先是分理负担降低成本。美国二战后的海外行为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威慑类行为，包括在不同的海外基地维持军事存在，与关键地区国家进行五军活动(军事训练、军事援助、军事演习、军事贸易、军事技术交流)并进行情报交流合作等;二是干预类行为，包括维和行动、武力干预等。这两类海外行为成本较高：一种是直接成本，即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一种是间接成本，即将资源投送到目标地区所需要的运输成本，以及维持相当威慑所需要的距离成本。因此，美国通过联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消耗，既可以利用联盟国家的资源补充自我，也可以将行动成本分摊给更多盟国。并且，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盟国和军事基地为美国进入各个战略要冲提供了前沿起点，使其享有的准入和后勤支持力度极大提高。[1]

其次是占据结构性优势地位。除却军事联盟与经济联盟，美国在实践中还逐渐拉拢了价值观联盟和科技联盟等新质联盟关系，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占据结构性的优势地位。传统联盟关系是服务于美国大国竞争中地缘安全和地缘经济方面的基石，在过去遏制苏联、当前围堵中国的布局中都发挥重要作用。科技联盟是美国“规锁”中国的重要手段，通过在5G通信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生物识别技术和芯片技术等高端产业笼络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体的盟友核心，对接受相同标准的国家“入伙”持开放态度，美国在制定新兴技术规则和市场规则中占据主导型地位，加之对关键优势技术的针对性管制，持续强化对华技术竞争优势，达成对华“规锁”态势，既充分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中低端好处，又规避中国在高端科技领域的赶超。[2]

最后是稀释个体性成分意味，提高行为的国际合法性。联盟可能会赋予各类干预行为一定程度的国际合法性，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多边行为能够更好地遵守国际规范，并且可以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同时，美国还能通过招拢多数国家应对国内的公众舆论和政治压力。这得益于行为伙伴数量增多带来的国际合法性提高以及美国自身消耗成本的降低。

二、美国联盟体系的要义

联盟效益受多重因素影响，既取决于联盟的目标，也取决于联盟所调用的资源和践行的手段。概而观之，一个成功联盟的构筑得益于以下三种要义。

一是联盟单元的同一性。联盟需要一系列共同利益的存在，以创立同一的目标，参与联盟的国家在利益诉求上与美国越统一，美国将联盟成员团结起来防止分歧的举措就越有效，联盟的行为效率就越高。同时，相近的制度体系暗含相近的政治经验与决策逻辑，更利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减少了美国可能遇到的外来阻力，使成员国与美国的行为方向更趋一致。

二是联盟结构的协调性。各成员国政策方针的协同一致、成员国与联盟整体目标的统一延续、组成单元政治目标与整体政治目标的重合程度，共同决定了联盟合作与协调的凝聚力大小。各国高层之间的战略考量需要建立常备的沟通和交流机制，充分消释可能存在的疑虑与不信任感，缓解可能会破坏联盟正常运转的紧张关系。否则，即便在体制框架上有最高决策集体的存在，在实践中也会因为各国之间的辩论与妥协、责任的冲突与无序，分散联盟精力与资源。

三是联盟环境的稳定性。从内部环境而言，一个由拥有同质或相近背景国家或由有着更多传统合作经验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在实践中更加利于协作流程与协议的开发制定。[3]这样的性质也使得联盟政策更顺利地由上而下推行。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具有此类特征的联盟更加容易实现权力的下放，进而为联盟行动的成功提供必要的灵活性。[4]就外部环境而言，重大的共同威胁有助于各方克服相互冲突的议程和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联盟决策制定议程久、政策落实时间长的现象，以更趋有效的方式协调行动。

三、拜登政府联盟体系的发展

拜登执政后，为了延续和贯彻大国竞争战略，维护本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根据国际安全形势演进和全球力量对比态势，对作为美国大国竞争抓手的联盟体系做出了修复和发展。美国不仅重塑与原有盟国的紧密关系，切实履行安全承诺，还不断拓展和深化联盟体系的竞争内涵，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的网络化联盟体系，为美国在新形势下的霸权护持提供战略支撑。

二战结束以来，联盟体系作为美国维护战后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战略安排，在提高美国权势投射能力、维持地区均势结构、防止潜在竞争对手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5]当前，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进入新阶段、国际格局发生重要转变的节点，由于美国对于联盟体系的倚重和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的渴求，美国目前主导的联盟体系内涵得到扩展，不仅在于传统的军事与安全领域，还拓展至经贸、科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等具体的战略领域。

美国不仅完善与欧洲的磋商机制，重建双方信任，重申北约的防御性条款，还升级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宣布建立美英澳三边联盟(AUKUS)，强化美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在经贸领域，美国依照自身利益和本国意志试图重塑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话语体系。拜登政府重新参与经贸领域的多边外交，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6]，寻求与盟友在国际贸易政策上达成共识，并企图掌控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霸权。在科技领域，拜登政府致力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和强大竞争力，积极拉拢盟友组建科技联盟共同围堵中国。美国正与欧盟、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所谓“技术民主”国家一起塑造新兴技术领域的价值规范和行业准则，加紧国际勾连并且打造遏制中国的科技竞争同盟。[7]在意识形态领域，拜登政府提出“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在全球输出美式民主价值观，妄图构建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拜登执政以来，美国持续修复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关系，强化构建不同领域的模块化联盟体系，拓展了美盟的内涵。

拜登执政后，推动原有联盟体系向“印太”地区扩展，促进亚太地区盟伴机制升级并与北约框架相结合，构建了多层次的复合型网络化联盟格局。首先，美盟体系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利益捆绑程度呈现出核心盟友、一般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层次。显然，日本、英国与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处于美国盟友体系的核心圈层，是美国实行地区政策的重要支点。其次，拜登政府大力推动以双边主义为组织模式的“轴辐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向以多边主义为导向的网络化联盟体系(Networking Alliance System)转型升级，[8]实现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相互交织的双边、多边战略合作的复合型联盟体系，企图化解在当前国际权力格局变迁背景下美国“轴辐体系”盟友结构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和发展困境。最后，在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中，各盟国根据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存在于多个不同的盟友板块内，甚至一些大联盟、小联盟和双边联盟也交织于其盟友体系中。

在拜登政府的引领和整合下，美国盟友体系依据国际形势和美国战略利益获得新发展，尤其是为了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美国的“印太”地区盟友体系加速升级，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不可小觑的威胁。尽管美国将在推动其盟友体系网络化发展、维护其地区秩序主导权方面不竭余力，但是，以下两方面因素会极大限制美国联盟体系转型效应，使拜登政府联盟战略发展掣肘。

一方面，复合型联盟结构复杂、成员多样，难以协调盟友的利益与诉求。美国盟友成员复杂多样，各自面临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情况，互相之间对国际环境、威胁认知和利益界定的判断不尽相同。各方基于本国的认知和国力实行不同甚至是迥异的对外政策，很难达成利益交汇。因此，在文化上相异、地理上背离的条件下，美国想要协调盟友之间的利益和诉求困难重重。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困境也是掣肘其盟友体系发展转型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美国国内社会割裂、政治光谱失衡状况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美国政治极化容易造成政策不稳定，影响美国政府凝聚、约束和管理其盟友的能力，使美国与盟国、盟国之间产生政策和心理上的失衡与嫌隙。[9]

此外，由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面对世界变局与新冠疫情所表现出来的低下社会治理能力，引起盟友及伙伴国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外部世界对美国的外交承诺和安全承诺的信心有所下降。

参考文献

[1] Cimbala,Stephen, and Peter Forster,” The US NATO and Military Burden Sharing: Post-Cold War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Defense&Security Analysis, Vol.44, No.2, 2017.

[2]赵菩,李巍.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J].东北亚论坛,2022,31(04):24-46+127.

[3]Bensahel, Nora,”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and Military Effectiveness Fighting Alongside Allies and Partners” Creating Military Power: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Effectivenes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4]Pilster, Ulrich,” Are Democracies the Better Allies? The Impact of Regime Type on Military Coalition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7, No.1, 2011.

[5]刘国柱. 复合型模块化联盟：拜登政府应对大国竞争的联盟战略[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第33卷(2):34-49.

[6]The White House,“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ast Asia Summit”，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27/readout-of- president – bidens – participation-in-the-east-asia-summit/，访问时间: 2022年11月28日。

[7]黄日涵,高恩泽.“小院高墙”: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39(02):133-154+8.

[8]谢晓光,杜洞光.美国“印太”联盟体系转型：措施、特征与限度[J].东北亚论坛,2022,31(06):54-71+125-126.

[9]肖晞. 美国的政治极化及其外交转向[J]. 人民论坛, 2020, (22):28-31.

来源时间：2023/1/13   发布时间：202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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