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美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中国二十大后的对美政策

本文首发于China Research Center的China Currents。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翻译：涂湘

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认为，中美关系与美国其他的双边关系不同，其依赖于两个支柱，这两个支柱今天仍然是美国例外主义的核心。

一，传教士们渴望把无神论的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它可以消费全球最有生产力的国家所种植、制造的任何商品。（在中国）受到阻挠的传教士和商人呼吁美国外交官和军队减少中国对他们的事业的顽固抵制。如果审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特征，这个特征主要反应在中国精英对美国的认知。

当中国精英认为美国阻碍了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时，他们的对美政策是敌对的。然而，一旦他们认为美国在中国寻求民族尊严、提升国家实力方面起着核心的促进作用，他们会迅速做出改变，以适应美国的傲慢与居高临下。

目前，美国充斥着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对这个忘恩负义的国家利用美国的慷慨和直率的厌恶。因此，美国政府没有心情与中国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其不认为能轻易或永远改变中国。美国的决策者们也意识到，与中国做生意只会让中国变得更强大。因此，最好的做法是遏制中国，即使这样做需要付出损害与中国的商业往来的代价。中国的想法与美国则截然不同。美国以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安全的名义极力阻挠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精英和普通民众则对此感到不安、沮丧和愤怒，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考虑到美国对其现代化的核心促进作用，中国并未决心放弃继续推进中美关系。中国政府似乎在给华盛顿一个重新考虑与是否中国脱钩的机会；同时，它也在极力说服美国，表示倘若美国仍然坚持其丑陋政策，并决心让中国在史诗般的中美竞争中失败，中国会让美国付出代价。

一边倒

去年，中国共产党庆祝其建党一百周年。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还只是由约50名成员构成的非法政治组织，而在过去短短的100年里，它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并拥有近1亿的缴费成员。实际上，是威尔逊总统在一战结束时的巴黎和会上对中国要求民族自觉的背叛激发了那些有抱负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共产党。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深深失望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转向莫斯科，为了摆脱西方列强和他们在踪国的买办给中国带来的屈辱和拯救中国，他们逐渐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暂时帮助修复了中美关系，迪克西使团（the Dixie Mission）发现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同志们领导的革命运动比国民党的执政更令人钦佩。然而，短暂的相互吸引被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敌对打破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再次被迫选边，并决定倒向苏联。朝鲜战争的爆发则促使美国坚定了其亚洲政策——竭尽全力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防止多米诺骨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当中方支持的越南独立同盟赶走了法国军队后，美国介入越南局势。

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一年之后，美国终于停止了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中美各自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上海公报》没有得到贯彻，中国政府尚未决定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此时此刻，两国未来的领导人都在等待取决策权的时机，并完成中美邦交的正常化。

接触

具有道德权威和政治勇气的新领导人终于出现了——美国的吉米·卡特和中国的邓小平。为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邓小平决定搁置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关键分歧。邓小平曾说过广为人知的一句话：跟随美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换句话说，中国将追随美国，中国希望富起来。

1979年农历新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次访问意义深远，揭开了美中关系的新篇章。当时，中国需要各方面的帮助，无论是为了防止苏联入侵的军事援助，还是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无论是为学生和学者提供良好的教育和研究机会还是中国产品寻求市场。这些美国都有，而且都拱手交给中国，美国人当时的心态尼克松1967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说得最清楚，一个积极参与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和平的中国。

然而1989年天安门事件上则让美国深感失望和不安。往后三年，中美关系岌岌可危：美国制裁中国，而新的中国领导层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急剧左转。为了挽救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并在军方的支持下迫使当时的领导人改变路线。尽管美国试图将中国的人权记录与它的最惠国贸易地位挂钩，美国商界及其在国会和政府的支持者竭力阻挠这一政策。邓小平坚决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而美国人则不情愿地压制了自己的失望，他们的遥相呼应为中国在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都从二十年的亲密经济接触中获益良多。尽管两国在许多双边和多边问题上摩擦不断，但美方领导人仍然希望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会是一个友好的中国。

亚洲再平衡

2012年，美国政界开始重新思考其对中国的常规性接触政策。同年，中国新领导人上任。2015年，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联合发表《修订对华大战略》的报告，同时奥巴马政府启动了“重返亚洲”政策(the pivot)。但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2015年的G20峰会上接待了奥巴马总统后，中国仍然感觉良好，并也开始为奥巴马执政结束后的年代做准备。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出乎中国的意料，而更让中国震惊的是特朗普之后居然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了电话。然而，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可以通过让美国获得甜头的“交易”来应对身为商人的特朗普。第一笔交易是中国的领导人在2017年4月对海湖庄园（Mar-A-Lago）的访问。同年晚些时候，中国给出的交易甜头更大了——在紫禁城隆重欢迎来访的特朗普，并与美国签署了超过2400亿美元的采购协议。然而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幕僚们则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履行其承诺，并发起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战。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对中国展开了全社会和全政府的攻势；而中国则处于被动，对美国的制裁均是对美国的打压的回应，甚至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同意在两年内购买2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中国虽然吃尽了苦头，但中共领导人仍有自己的考量：一，如果两国脱钩，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持续；二，中国可以等待一个更明智的总统入主白宫。

2020年，约瑟夫·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国的等待似乎得到了回报。拜登比以往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都更了解中国，他甚至在总统竞选期间宣称他不认为中国有能力吃掉美国的午餐。中国人希望拜登能够缓并稳定双边关系，但这一希望在拜登入主白宫后迅速破灭——拜登宣布其不允许中国排挤美国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希望破灭带来的挫折感让中国的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于2021年3月在阿拉斯加猛烈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国的特色的接触

拜登和他的中国政策团队上任后，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情况更加棘手。拜登政府不仅全盘采纳了特朗普的中国政策，还通过国内投资、建立联盟和在技术领域施加最大压力强化了对中国的挤压。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于发达国家。许多人开始担心，中国是否会因为愤怒和挫折而放弃继续与美国接触，并组建新的意愿联盟。这样的担忧似乎被2022年2月的中俄联合声明所证实。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022年5月的中国政策演讲、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2022年8月初对台湾的访问、白宫2022年10月12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两周后五角大楼出台的美国国防战略、国会颁布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的法律以及拜登政府旨在加速中美高科技脱钩的行政命令，都向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表明，美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意图与能力威胁并取代美国的大国。

五年多来，美国一意孤行地遏制中国，并几乎完全无视中国修复、稳定中美关系的要求。在这种氛围下，如果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将美国划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并在其历史性的党的二十大之前和期间采取脱钩政策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似乎决定再给美国一次机会，保留最初由毛泽东和尼克松倡导、后由邓小平和卡特实施的中美接触框架。9月底，中国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美国，并告诉美国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14亿人口的共同繁荣之旅将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和发展机会，中国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王毅表示，中国认为中美关系有“三个确定”：如果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或利用台湾来阻挠中国现代化求，那么中国与美国的接触是确定的，中国努力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是确定的，中国准备与美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是确定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人在政治报告再次重申了中国的对美政策。在他的规划中，中共的核心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外交政策部分，他表示中国旨在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呼吁所有国家“珍视人类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的共同价值观”。至少目前看来，中共明显不想放弃对美的双边接触政策，因为倘若美国决定从中国现代化友好的同路人转变为敌对的干扰者甚至致命的狙击手，那么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将被大大打乱。

中方的对美政策也许并非出于某种强烈的信念，而只不过是一种战术思维，中共内部的许多决策者可能都坚信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中国，但也认为中国除了继续与美国接触之外，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1921年，中国共产党举起列宁主义的大旗，并在1949年倒向苏联，这两个决定都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搭上由美国推动、维持的全球化列车让中国变得富裕、强大，也让中国的声音能被世界听到且尊重。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之路

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发表重要讲话，敦促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佐利克指出：“中国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开放，但也展现出了越来越多的重商主义迹象——中国政策旨在引导而非开放市场。但如果不能够与中国进行更深入合作，美国将无法作为在国际经济问题上分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以继续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或保证美国国内对该体系的支持。”

目前，美国对中国的不满比佐利克所列举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核心问题仍然不变：美国在塑造中国的未来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在改变中国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国的变化并不完全符合美国领导人和美国选民的意愿，但美国需要意识到，放弃与中国接触不仅是对自己的一个崇高职责的放弃，而且有可能使中国滑向令人窒息的孤立主义、丑陋无比的仇外心理和铁拳铁腕的极权主义。此外，不负责任地处理这一关系甚至可能使两国陷入冲突，使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对现代化的追求搁浅，并将美国拖入另一个泥潭。

中国显然希望成为全球社会中负责的利益攸关方。然而，如果中国拒绝改变一些信念和行为，中国将无法获得在国际社会驰骋的通行证。首先，中国政领导人必须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真心关注中国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对中国一些无视国际规则和规范的经济国策感到惴惴不安。尽管美国人可能被自己的狂妄和种族优越感所迷惑，但他们并未制定让中国分崩离析并让其成为美国附庸国的邪恶计划。第二，中国领导人可以完全相信中国的治理体系在摆脱极度贫困和发展经济方面要更优越、更高效，但他们也需要意识到任何政府都需要捍卫和保证其公民享有某些普世价值，否则这个政府终将失去民众的支持。第三，无视行使权力时的选择和问责因素，只会导致不受约束和制衡的权力滥用，让曾在中国经久不衰的封建制度重返政治舞台。

中美两国要想和平共处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国精英的当务之急需是不再将中国视为一个竭尽全力破坏美国的理念、政府体系和经济制度的邪恶超级大国；而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他们必须意识到，美国并非正在不可逆转地衰落，中国也并非注定代表未来。面对棘手的国内局势和全球挑战，双方都应该保持谦逊的态度。只有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双方政府才能完成使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使命，并保障人民自由、合法地追求幸福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