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台湾政策法案与割据逻辑

作者：  来源：中评社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暨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叶正国，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从美国政治的割据逻辑看“台湾政策法案”》，作者认为：“台湾政策法案”是以包裹立法的方式将原来散见于美国各种法律政策文件中的涉台条款的集约化，是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中美涉台法理斗争的关键节点。鉴于国内的制度和现实困境，美国政治越来越趋向割据逻辑，议员利益越来越影响国会立法，国会立法日益侵害外交领域行政主导的权力配置，同时国会立法也愈发干涉国际事务，企图塑造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也反映在“台湾政策法案”的立法过程中，也势必影响其未来走向。对此，中国大陆应认识到涉台法理斗争愈发激烈，应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法律。文章内容如下：

9月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这是美国以价值话语、法律手段和身份政治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延续。它涉及外交、军事、经济、文化与国际参与等领域，不仅强化对台湾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支持，而且改变美台关系的非官方性质，在实际上修改了“一个中国”政策。一旦明年初获得国会通过，这是自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调整。它也是美国打“台湾牌”的转折点，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虚伪本质，改变了台海现状，进而试图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近年来，美国将中国大陆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和地缘政治挑战，以台湾问题作为抓手，不断将中国大陆的行为贴上军事威胁、经济胁迫和价值对抗的标签，以此在国际社会拉拢盟友，提升被特朗普时期损害的美国全球信誉，进而掌握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话语权。美国除以四方安全对话(QUAD)、四方芯片同盟、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同盟等机制对中国大陆进行战略围堵外，还频频曲解“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甚至利用国内立法绕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台湾政策法案”是以包裹立法的方式将原来散见于美国各种法律政策文件中的涉台条款的集约化，也是将对台政策的新动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重要举措。虽然美国各种政治势力在台湾问题上有共识，但为了选举和部门利益等，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形成了割据逻辑。这也折射在立法过程中，不仅影响着“台湾政策法案”的走向，更是决定着中美涉台法理斗争的样态，有必要对其全面分析。

一、国会立法成为议员利益的规范表达?

美国以“自由民主”立国，民众具有天然的优越感，对民主输出抱有宗教般的热忱，认为各国应奉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才能消弭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的冲突。在全球化时代，美国产业转移，政治过于偏向资本，难以发挥好平衡社会的作用，中下阶级被剥夺感不断增加。让人感觉讽刺的是，政治与资本的结合被一些精英解读为“民主与自由”的重要构成，但这无以解决美国社会的内在结构性问题，选民的选择空间并不大，反而让其越来越复杂。

近年来，美国各群体的撕裂日益明显，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只是政治精英用来包装虚伪承诺的借口与空话，在实践中作为排外和封闭的政治言辞，以便赢得周期性的选举。因此，选举民主逐渐成为民粹主义的发泄渠道。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力下降，“美国优先”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盟友体系，直至拜登上台后采取系列措施改变美国的国际环境。然而，拜登政府在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错误道路上走得更远，以意识形态为名打造话语阵营，包装对抗战略意图，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大陆政治上对抗、军事上挑战与法律上否定的格局已经形成。当然，这反而加深了美国的通胀，致使美国民众的生活更加恶化。

为获取短期的政治利益，美国政治精英忽视内部治理的症结，将美国面临的问题归结为中国的发展。语言不是现实苍白的折射，相反，是价值及其符号形态的建构，是理解和创造现实的钥匙。这些精英找不到解决方案，炮制了所谓“民主自由VS.专制威权”的话语框架，影响舆论，操纵民意，将反中操作为政治正确进行政治动员。二分法使得选民也只有选立场、靠边站的份，不断以感性而非理性来看待美国存在的问题，也是对美国民众进行中国的认知塑造。原来在台湾问题上相对具有共识的选民日趋分化。很多国会议员在面临中期选举压力时，为博取民众的支持，对“台湾政策法案”各有盘算，即使相关主张比较极端，也不必为此负责。“选民意愿和选区利益对国会议员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绝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想在下次选举中连任，因此如何为本选区捞取利益和争取选民也是他们在国会活动时的主要着眼点之一。”①在民粹主义的推动下，议员借助台湾问题塑造所谓对抗强权的形象，不断攫取意识形态对抗红利。他们藉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各类制裁、造谣与抹黑，频频访台提高自身身价，来吸引选民的注意力，“访问台湾”显然成为部分政客获得曝光的机会和利益必备的行程，他们仿若过江之鲫。美国国会议员纷至沓来，比试谁更强硬，藉此累积政治资本。如果中国大陆给予制裁，他们反而更能向选民展示其功绩，可谓无本万利。

一直以来，美国国会存在所谓“友台”势力，这些议员很多长期得到台湾当局的利益输送，在国会中通过法案方式推动美国对台政策发展。这也是台湾当局倒逼美国政府的重要机制。民进党基于选举利益及政客本能，试图利用日益竞争的中美关系，将“台独”从乌托邦变为“伊甸园”。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积极利用美国政府在对台政策转变的机会，试图将不可能的“台独”主张获得美国支持。与美国政客联手操作下，民进党当局将这个“假问题”当作美国选举的真议题进行操弄。所以，民进党当局在背后大力鼓动“友台”议员推动涉台法案，所谓的驻美代表萧美琴积极活动，一时间议员竞相提出各种“挺台”提案，尤其以“台湾政策法案”的象征意义最大，试图彰显台湾地区所谓的主权地位。在这一背景下，民进党当局对“访台议员”来者不拒，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利益输送，换取议员在国会支持涉台法案。民主党籍的梅南德兹和共和党籍的格雷厄姆作为共同发起人，4月曾率团窜访台湾，当时表示希望台湾采购波音飞机;6月联手提出“台湾政策法”草案，并令法案顺利排上议程，8月华航董事会就决定，订购16架波音787-9客机。格雷厄姆是南卡罗莱纳州选出的参议员，该州是波音787型客机工厂和交货地所在。因此，“台湾政策法案”在民进党当局的鼓动下，赢得跨党派相挺。

一般来说，议员权力来源和维系方式不同于行政人员，不必考量具体的政策措施的可行性，更容易变成鹰派，更乐于制造中美对立。这样反而可以制造民意，放大其影响力，进而收割丰厚的政治红利。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而非民意，举世皆然。国会作为民众“公意”的生产场所，立法作为“公意”的表达载体，必须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然而，在美国议员利益和国会立法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议员将地区或个人的私人利益包装成为“众意”，最后以国会立法作为“公意”的法律形式表达出来。经此，议员逐渐推动国会涉入外交领域，尤其是越来越介入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妄图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选区利益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绑定。然而，这是违背国际关系的内在规律，台湾问题更是异常复杂，不能从地方本位来影响美国制定对台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式民主”的制度性衰落。议员的行为动机多为选举，是对民意的操弄以及民意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错误理解，“压倒性反华”意图并不利于化解中美之间存在的冲突。“台湾政策法案”名义上是促进台湾的安全，但实际上破坏了台海的稳定，威胁区域和平，更不能实现其“以台制陆”的幻想。当然，这是民进党当局最希望看到的，中美因“台湾政策法案”闹得越僵，越可以为摆脱年底的选举困局大打“抗中牌”，为其“台独”行径张目。

二、国会立法框限行政主导的制度叙事?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外交权主要属于行政权，总统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国会有高度自主性，通过立法权、财政权等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在外交领域国会立法和行政主导之间的博弈也一直存在，这一点在中美关系中尤甚。建交以来，国会对中美关系尤其是台湾问题的影响多是消极的。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国会就通过了与建交公报精神相违背的“与台湾关系法”，甚至以卡特政府推动中美建交的相关行为违背宪法关于国会权限的规定而将其诉诸联邦最高法院。当前，虽然白宫和国会都支持通过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大幅升级了美台关系，但具体方式和步骤等存在分歧。遏制中国发展进而维护自身霸权利益是白宫试图打造“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美台准军事同盟”的根本动机，但坚持“避战”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国会在制定对台政策方面则坚持盲动冒险主义，企图用自己的议事日程，从后方走向前台，进而约束行政部门的对台政策制定。虽然拜登政府是以台湾问题作为抓手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但战略模糊对美国来说最为有利。近年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与美国国会的挑衅作为密切相关。美国国会的法案如果对行政部门有强制约束，势必会大幅提升美台交往的“官方”层级，“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典型例子。拜登政府藉台海议题强化意识形态对抗，巩固盟友或伙伴关系，建构所谓基于价值共识的国际环境，推动欧洲各国改变立场。也就是说，一方面美国政府经过了贸易战和“中菲南海仲裁案”后，认为只有科技战和台湾问题能够遏制中国，另一方面竭力避免在台海发生战争来绑架美国战略走向;他们非常清楚民进党当局的谋划，因此提出中美就台湾问题设置“战略护栏”，避免任由“台独”狂飙突进所带来的极端风险。然而，“台湾政策法案”一旦通过，就改变了美国的“双重吓阻”战略，事实上是对大陆的吓阻升级，淡化对台湾地区的吓阻，甚至变相助长了“台独”。对此，美国的行政部门很难掌握好平衡，一旦因为“台湾政策法案”致使两岸冲突加剧，刺激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台湾周边区域的权力平衡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一部法案若要送交美国总统签署成法，须在参众两院的相关委员会过关，并分别由两院全院通过文字相同的版本。在历史上也有美国总统对涉台立法强力反对而没有通过的案例，但都是处于行政部门对台政策相对克制的阶段。如1999年“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也是以翻修“与台湾关系法”为出发点，但克林顿政府认为该法草案赋予国会过大的权力，严重侵犯到行政部门的权力，而决定全力阻挡，最后国会没有完成立法。②现在民进党当局与美国行政部门的沟通管道畅通，很多问题不必再通过国会向行政部门施压，国会作为立法部门也具有压力，在很多涉台问题上日趋极端。由于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两极化，拜登政府在对内关键议题上有求于国会，使得国会在干预外交安全事务方面获得更大权力，不断突破法律的限制。民进党的“台独路线”早已在战略和制度上清晰化，并以所谓的价值同盟、对抗威权等“民主同盟体系”的思维捆绑方式牢牢盯住美国，通过国会这个二传手倒逼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实现“战略清晰化”。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正在逐渐侵蚀以行政部门为主的相对一元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对华和涉台决策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作用。③美国国会往往采取“先进两步，再退一步”的策略，以蚕食的方式取得了外交权力的增量。梅南德兹在宣布法案通过的声明中称：“在北京持续对台湾采取胁迫性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之际，强有力的跨党派议案通过不仅显示了我们对台湾毫不动摇的支持，更表明我们认识到美国国会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国国会的权力斗争危机感，对台湾地区支持空前增强，并试图抢得主动权。对“台湾政策法案”，行政部门虽然私下也有保留，但很难公开明显反对，担忧被指责而伤害民主党选情。例如，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为拜登政府所不乐见，国防部的发言非常直接，但也阻挡不了。“台湾政策法案”一旦出台，将使得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处于最危险新阶段，但国会在权力斗争中不考虑这些，甘愿作为民进党当局“抗中”的助力。对此，美国政府一方面做好对台政策升级的准备，另一方面也防止内部修法扩大国会权力，试图在法对法、制定和实施层面取得平衡。

这并不是说总统在对外政策的行政主导已经不复存在了，拜登还能对国会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如果两院推翻总统的否决，虽然可以通过立法，但就涉及复杂的政治角力。同时，行政部门也有很多手段来制衡国会，不明白拒绝或是全力阻扰并不代表会全力执行，可以技巧性回避。虽然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再保证法”等涉台法案，但实际上美国行政部门按照自己的需要，有的问题改变了，有的还是坚持过往的工作惯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台湾政策法案”版本，经过行政部门的协商，在“半官方化”方面的挑衅及时收手。有观点认为是“台湾政策法案”在台湾“非北约同盟”、代表处名称等方面在不断突破中国大陆的底线，唯恐中美关系恶化，所以行政部门要求改变。这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未必不是这些条款实际是国会对行政部门下指导棋，是国会对行政部门权限的侵犯，危害了总统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主导地位。这些方面容易引起行政部门的反弹，但其他方面可能也是行政部门所愿意的，如防务合作和经济支持等。具体来说，“台湾政策法案”很多措施的改变名义上看是对台湾政治地位的淡化，实际是对行政部门外交权力的捍卫，这些是国会权力的边界。如“非北约盟友”(Major Non-NATO Ally)、驻美机构名称和派驻机构的任命等。④这些条款都涉及敏感的国会和白宫关系问题，在历史上也对此产生过诸多争议。例如，在“非北约盟友”问题上，2002年国会通过2003年财政年度“外交授权法案”时就规定台湾可比照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获得同等待遇(涉及移转国防品项与国防劳务应有待遇)，当时小布什总统特别强调“该法条有可能被误解成美国有意改变‘一中政策’，而且正由于可能会被认为是在改变美国政策，因此令人不可接受地在干扰总统依据宪法处理外交事务之权限”。所以，国务院在官网上特别强调虽然台湾列入清单，但并没有正式宣告。可以解释的是，“台湾政策法案”在涉及“外交承认”方面从原先具有约束力的条款改为建议条款，实际上是白宫和国会双方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权力妥协。当然，即使“台湾政策法案”没有完成整体立法，国会也可将该法草案打散，以修正案或是“化整为零”的方式放进一般立法中予以实现。但国会没有这么做，显然是考虑到与行政部门在涉台权限方面的关系。

除“外交承认”条款之外，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可能在很多问题上“扮黑白脸”相互配合。如增加军事防务介入、经济自由化和国际空间加强等方面，二者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双方都愿意在军事介入方面更显强势，推动美台同盟的指向更加明确。因为美国在深化和构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核潜艇成为南海地区军备竞赛重要内容的同时，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合作也趋向常态化和制度化，试图完成对中国的围堵、防范与打击的军事准备。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永明直指这项法案是“台湾实质承认与代理战争法案”，实际上美国就是要发动一场台海的代理战争，该方案在根本上就是军事接管法。⑤这些都事实上让台湾的法理定位更加模糊化，以“一中一台”来暗中替换“一个中国”。⑥“台湾政策法案”是对现有法律文件中美国对台政策的汇编，并无太多创新或突破的地方，有的行政部门希望通过国会立法，以所谓民主之名为自身的政策转向提供背书，进而增强所谓合法性。

三、国会立法塑造国际秩序的法治话语?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国际法秩序是在美国推动下建立的，按道理说美国应该维护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的权威。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条约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承诺，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信誉，尤其对作为大国的美国来说，这些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然而，国际法在规范层面具有碎片化和模糊性，与美国的主张等现实面的张力越来越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与法律“护栏”，但是美国近年却愈来愈重视“与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⑦，强调台湾的主体地位不受影响。美国虽然一直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但长期以来面临着国际法的拘束，没有跳脱出干涉中国内政的范畴。所以，美国要建立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这里的规则主要是美国的“家法”及其主导的“帮规”，并将之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这背后日益充斥着霸道、偏执的对抗思维，认为中国不仅是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更是唯一兼具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和能力的国家。因此，美国极力构筑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环境，转化为“民主VS.专制”的叙事框架，试图以此污名化中国，获得盟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⑧美国掌握了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在文件中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然而，二战以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也在国际社会上始终如一捍卫一个中国原则。王毅外长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也彻底封堵了任何人、任何国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任何空间。”美国置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于不顾，公开质疑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等行为，以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手段来遏制中国，反而给中国贴上“国际秩序挑战者”的标签，藉机打造以围堵中国为目标的“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全球联盟”。⑨一旦中国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捍卫国家主权时，美国就以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繁荣作为借口介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任何国家都不能以武力重新划定另一国家的边界，这同样也适用于台湾问题上。美国不能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掩盖或绕开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将台湾进一步武装化和工具化。随着美国若在这么明确的国际法秩序面前都要改变美台关系，那么其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对国际法的言说自然就显得苍白无力。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极力将乌克兰与台湾地区进行对比，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有选择的信息传递，来影响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成功将台湾问题作为国际议题推出。这样一方面可以将美国行为正当化，直接将所谓的普世价值法律化和司法化，避免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的框范;另一方面藉台海议题强化意识形态对抗，建构所谓基于价值共识的国际环境，巩固盟友或伙伴关系，推动国际社会分群，让西方国家民众自以为占据了道德高地后，理所当然地敌对和仇恨中国。

然而，美国惯于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以“国内法”规制国际问题，以所谓的国家安全等借口对别国实行“长臂管辖”或“单边制裁”，通过单方面立法将台湾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安全提款机”，目的是为美国强化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制度竞争和认知塑造提供所谓正当性，试图撬动整个国际局势朝有利于美国领导的方向发展。“台湾政策法案”以包裹立法方式全面增补“与台湾关系法”的基础，纳入“六项保证”的精神与规定。“台湾政策法案”旨在通过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逐步从“一个中国”政策立场后退，偏向于纵容“台独”以及支持台湾国际化。虽然它表面维持了“一个中国”政策，但实际是暗中替换为“一中一台”，将台湾议题越来越国际化，甚至也把“台湾地位未定论”法律化。例如，“台湾政策法案”针对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称，该决议并未处理台湾代表权问题，亦未含任何攸关“台湾主权”的声明。这是直接挑战中方底线的提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无论美国如何在国内法中重新定义“一个中国”，都不能回避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规定的约束力，以及做出的“美国政府对于其与中国之关系极为重视，并重申其无意侵犯中国之主权与领土完整或干涉中国内政或采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之政策”的政治法律承诺。台湾是中国的最核心利益和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意涵。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些使得作为两岸关系的内政问题和中美的外交问题交织难解，以“切香肠”方式危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把台湾作为非建交的“准同盟国”，事实上已触犯了《反分裂国家法》，触碰“一个中国”底线，也违背了中美建交的承诺。

“台湾政策法案”是“与台湾交往法案”的升级版，是继美国政府将“与台湾关系法”放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前，进而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法理内涵的延续。具体来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一个整体，完整地体现了一个中国的原则。”⑩将国内法放置在以三个联合公报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法之前，一方面为美国的对台政策行动进行法理松绑，另一方面以“与台湾关系法”中所谓的台海和平为名干涉台湾问题制造所谓的法理基础。这些国会立法，不过是美国从技术和操作层面跟进，进而使具体政策宣示在体系上与法理操弄保持一致，逐渐使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偏离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为美国后续的政治操弄扫除政策和法理障碍。美国未来会继续在具体政策和行动层面推动上述法理转变，最有可能推动对台军事援助的加强和军事合作的台面化。在拜登政府将中美竞争定义为“民主对抗专制”的话语框架中，中国大陆是企图片面改变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的一方，在进行强政治宣示的过程中还想进行军事避险。如果中国大陆增加军事演习等活动，美国则会进一步以维护和平为名，将中国大陆的相关行为认定为“违法”，甚至利用台湾问题来操弄南海局势。在这种循环中逐步把中国大陆推进美国所设定的法理陷阱中，进而掌握台湾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这些动作对中国大陆最大的风险是推动两岸关系的国际化和台湾问题的军事化，而这二者是美国最为擅长的手法，法律化是二者的前奏。美国在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不符合自身利益时就不愿接受，试图以自己定义的国际规则来取代。但中国作为现代国际法的接受者、塑造者和捍卫者，不可能在作为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吞下这个苦果，这也是中国大陆一贯的立场和态度。

四、结语

“台湾政策法案”作为国会立法成为议员利益的表达，也是国会与行政部门争夺主导地位的媒介，也是对“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的曲解。“台湾政策法案”说明各方根据政治立场构筑所谓的法理论述，涉台斗争越来越转为制度、规则和法律之争，中美战略竞争已经进入“法理斗争”阶段。通过“台湾政策法案”，可以看到美国的战略问题受制于议员利益，他们往往从地方和短期来处理中美关系。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如果美国各界还沉溺于18世纪以来的陈旧思维中，基于过往的经验还习惯性搞对抗，盛行霸权思维，以往的经验必然成为今天失败的教训。然而，这些主张通过国会立法转变为美国的外部政策后，不仅会对世界秩序造成颠覆性影响，势必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分裂动荡，而且对美国的发展也是致命的，也会进一步影响美国的国家信誉。事实上，美国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从解决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着手，而不是将矛盾外溢。

“台湾政策法案”成为美国重塑对台关系最全面的法案，推动对台政策朝向“战略清晰”。一旦通过，美国就在台海棋局中单方面强行充当裁判官，台湾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台湾政策法案”生效对台海的影响将比佩洛西访台更严重，根本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定位出现了问题。虽然美台都在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但二者在历史意识、价值体系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并非铁板一块，前者将其作为遏制中国的方法论，而后者则将其作为两岸关系的本体论。民进党当局趁机通过国际路径推动“法理台独”，积极主动把台湾镶嵌入地缘政治的竞争中，台湾已经越来越失去主体性，成为美国的扈从，在军事和经济等方面越来越嵌入美国主导的体系中。这是一个分水岭，将极大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台海和平稳定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台海方向不确定、不稳定性增多，国家统一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大陆应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对美关系定位，避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对此，中国大陆应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法律，打破台湾当局所谓的“台湾作为独立国家是一个事实”的论述⑪。面对美国以切香肠的方式来塑造台湾问题的法理认知，中国大陆要充分认识到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法律战”不可避免，法理斗争势在必行。这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最为根本的是，我们要在国际社会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认知，不断夯实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政的法理基础，进而占领台湾问题的法理和道义制高点。同时我们要将国家统一作为过程而非仅仅是结果，进一步强化对台湾事务的实际管辖，通过具体行动体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注释：

①夏立平：《美国国会与中美安全关系——以台湾问题为例的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第47页。

② 《“最为危险的一项对外政策法案”——美专家批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两岸关系》1999年12月，第24页。

③ 参见信强：《美国国会亲台势力的回潮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7期，第1页。

④不再直接赋予台湾“非北约盟友”地位，变成以等同于相关地位对待;将“授权”驻美机构更名改为“建议”;不再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台北负责人的任命须获参议院批准，等等。

⑤例如对台武器供应将从防御性扩大到攻击性，军售种类、数量与用途将不再受限;美台之间还要建立军事性的“联合工作组”，并且金援台湾强化防卫系统;美台军事合作将不再有上限，协防台湾更便捷有力。其实，2016年以来的很多国会涉台法案都在强化军事合作，如 “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很多涉台法案触碰军事交流议题，部分已在事实上或明或暗转化为军事合作活动。“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更是建议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和执行医疗舰停靠台湾任务;“防卫台湾法案”甚至准备容许军事介入台海战争。兰德公司等智库2018年后多次报告指出美国为了战略目的，可能与中国大陆进行传统(常规)局部(区域)军事冲突，美军应做好准备。

⑥美国国务院官网5月5日删去“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文字。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月18日播出的节目采访上提到，若台海发生前所未见的攻击，将出兵协防台湾。这是第四度做出相关表态，也是最明确的一次。

⑦六项保证于2018年写入“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确认了协助防卫台湾的义务。

⑧2021年3月拜登在首场记者会上就宣布世界如今面临着“民主与专制的较量”; 2021年12月拜登在 “民主峰会”宣称世界正处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拐点”; 2022年9月21日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再次谈到民主专制较量。

⑨参见信强：《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嬗变与困境》，《台湾研究》2022年第3期，第3页。

⑩陶文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1期，第4页。

⑪台湾地区外事部门2022年9月16日称，“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双方在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共产党政权’也连一天都没统治过自由民主台湾，这是长年存在的事实与国际公认的两岸现状，无论中国共产党政权如何片面扭曲其对台湾的主张，都无法改变客观事实”。

来源时间：2022/12/26   发布时间：20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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