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彧可：新时代的和平共处可能吗？

作者：李彧可  来源：FT中文网

1959年，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著名文章 “Peaceful coexistence (论和平共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立刻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答复“Peaceful Coexistence: A Western View (论和平共处：一个西方的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和西方学者主张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共存。 一个过去在美苏之间没有发生的事情，现在会在中美之间发生吗?

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尽管过去80年的自由贸易将全世界，包括中美，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但在中美是否能和平共处这个问题上，重重困难还是存在——从各国新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可以看出，地缘政治仍然是国际贸易顺利进行的重要先决条件和制约因素。对中国来说，美国正以各种理由、解释和行动危及其崛起。美国是一个“外部势力”，赞助颠覆中国政治制度和破坏中国利益的努力。对美国来说，这些说法很多都是毫无根据的。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美国对侵犯人权和操纵世界经济秩序等行为保持沉默。比如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与中国政府对抗，但重视与中国人民的友谊。

明显可以看到，现在又到了一个“政治上的盘点时刻(political reckoning)”——世界上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管理方式、民族文化习俗各自不同，但它们能够和平共处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上周，笔者有幸在耶鲁大学校园内采访了美国前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最近成为耶鲁大学杰克逊国际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的Hanscom Smith(史墨客)先生。他表示，中国对其文化和制度的优越性相当自信，并将其归功于其宏伟的文明。但中国有时被观察到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在对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成就完全自信和完全不自信之间摇摆不定。他还提到，爱国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表现方式因人而异，是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强制立法方式来实现的。此外，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需要“法治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数据安全”——这也是他在离开香港前夕的讲话中提到的。对此笔者总结，对于美国来说，和平共处的先决条件应是一套能够制度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则。它们在逻辑和现实的意义上寻求人类的系统性和普适性，并能让人们了解并内化成可遵守的社会规范。因其普遍性，任何国家都无权决定它们或它们的定义，但所有国家都能现实地对此达成政治上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在人类“普遍价值 (universal values)”这个重要议题上，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表述。在2020年9月22日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 (common values)”的陈述——“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此后，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一个固定术语，在多个场合重申。许多中国学者专家认为，西方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本质上在于推销“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所蕴含的价值实现形式，例如所谓普选、多党轮流执政、联邦制等;而这些价值并不适合非西方国家。

双方在基本价值取向上难以达成共识，这是尤为令人遗憾的事情。现在又到了一个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相遇和碰撞的十字路口——两种价值体系在世界范围激烈竞争，尽力争取各自的支持者，互不相让——极大原因在于两国政府坚信采取对方的价值观必定会让本国利益受损。诚然，价值体系的背后是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基于此，中国海军少将杨毅最近研判，中美关系陷入“志不同道不合，但不得不和对方打交道”的模式，而只有当两国力量对比的天平趋于平衡时，关系才可能相对稳定，而现在只能“以时间换空间”。但问题在于，随着综合国力的趋同，价值观的竞争会就此消亡吗?和平共处真的就能得以实现吗?

笔者认为，参考美苏冷战的历史，两者力量渐渐趋于平衡的这个过程，将会是综合国力以及价值体系竞争白热化的阶段。此外，即便力量平衡状态能够达成，这也将是一个极不稳定、极其危险的状态——因为双方都会希望通过进一步努力彻底压倒对方，从而实现“历史的终结”。虽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就像美苏之间难以实现和平共处，未来几十年中美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两国全方位的竞争也不会简单结束。中美关系早已不再是一个外交问题，而是一个内政问题——在综合国力和价值体系的较量上，两国如何更好地发展自身而最终选择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必定将决定接下来几十年的国际关系走向。

(注：李彧可，曾于耶鲁大学政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现驻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访问研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2/12/20   发布时间：202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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