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如何看中国崛起：理论实践及对拜登政府的启示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FKt1NKaKB0&feature=youtu.be

导读

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亚洲协会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渲染中国威胁，干涉中国内政，试图发起对华全面遏制打压。2022年6月19日，中国外交部在官网发布文章《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共梳理罗列美方对华认知中的21条谬误，涉及人权、新疆、台湾、南海等诸多方面。中国外交部逐一用事实和数据予以驳斥回应，深入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欺骗性、虚伪性和危害性。我们借此发布美国波士顿大学弗雷德里克·S. 帕迪长期未来研究中心(The Frederick S. Parde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Longer-Range Future)前段时期举办的以“中国崛起：理论、实践与对拜登政府的影响”为题的线上研讨会，并对会议发言的重点内容进行了摘编。希望借此了解美国学术界与政策界之间的对华认知的差异。当然，本次会议的参会学者只是一个缩影，仅反映部分学者群体的观点。

主持人：

Manjari Miller(波士顿大学帕迪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副教授)

对话嘉宾：

Aaron Friedberg(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研究员、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顾问)

Stacie Goddard(韦尔斯利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全球事务研究所学术主任、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Joshua Shifranson(波士顿大学帕第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Kevin Gallagher(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Jorge Heine(波士顿大学帕第全球研究学院研究教授、威尔逊中心非常驻研究员，曾任智利驻华、印度大使)

Mahesh Karra(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及“人力资本倡议”副主任)

研讨会发言摘编

Aaron Friedber [00:05:49—00:26:57]

中美正在陷入一场激烈的多维竞争。这一趋势主要由两个因素所驱动：一是传统强权政治的动态变化。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在缩小，从历史上看，当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时，往往会引起紧张局势，甚至引发冲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二是意识形态因素，美国及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对华关系。

尽管美国近年来不断调整对华战略，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战略比美国的对华战略效果更好。美国失败的原因在于，其低估了中国的韧性、智慧和决心。

Friedberg教授认为，中美竞争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9-2008)：中美都奉行相对稳定的战略，双方也都认为自身有足够的时间在冷战后养精蓄锐。美国一方面通过经济、外交、教育及文化交流等途径与中国进行接触，另一方面采取均势策略，试图维持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目的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首先，将中国纳入现有的国际秩序，使其成为现有体系之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即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第二，当时的美国坚信，对华接触战略将帮助中国朝着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迈进，促进其实现经济自由化，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最终的目标是推动中国实现(所谓的)政治改革。而苏联解体后，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利用美国对华接触的时机，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发展成为可与美国比肩的地区甚至全球主导大国。

第二阶段(2008-2016)：美国和西方世界见证着中国逐步放弃“韬光养晦”策略，并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迈入国际舞台。中国的转变实际上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并在2013年之后趋势愈加明显。Friedberg教授认为，这种转变是由中国的大国抱负与不安所共同驱动的。中国政府对当时均势动态的评估发生了变化：当预判到美国的衰落可能比预期要快，中国意识到必须抓住时机，加快原定的发展速度，努力提高其相对实力。但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安全感也逐步增加：由于建设现有的经济模式需要不断积累经验，中国对未来的经济走势和社会形势还需进一步把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美国走向衰退的可能性或必然性无法下断然结论。9·11事件后，利用美国在全球部署反恐战略的契机，中国政府提出了20年战略机遇期的构想，在不受美国干扰的情况下发展自身实力。但需要认识到，一旦窗口期结束，中美之间竞争加剧将在所难免。因此，对未来的抱负与不安全感共同塑造出了中国现今对外展示出的自信形象。这种姿态首先表现在海洋领域，中国对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态度日益强硬以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随着中美之间冲突的加剧，两国竞争也开始明显地向两个维度扩展：中美博弈不再局限于亚太地区，而是从一种区域性竞争演化到真正的全球性竞争;中美博弈也不再仅仅关注传统的军事或外交领域，而是扩展到一种涵盖经济、技术、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领域竞争。但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国这种转变的反应相当有限。由于种种原因，尽管奥巴马政府表示了重返亚洲的意图，但该战略并未能实现预期效果。

第三阶段(2016-)：总体来看，第三阶段始于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多是一种“后知后觉”，亦可视作对美国接触战略失败的一种过度反应。中国正在按照既定路线逐步壮大自身实力，并且对外表现得日益自信强硬。显然，现在的中国可能并不满足于维持现状，试图挑战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和全球秩序。特朗普延续了奥巴马时期遏制中国的主张，不同之处在于，特朗普的政策淡化了人权和意识形态因素，但加大了对中美在各方面进行接触的限制。在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继续维持对华强硬立场，但对特朗普的政策有所增减。补充之处在于，拜登更强调人权，并将联合盟友来共同对中国实施遏制，而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与中国保持合作。但问题在于，还有很多问题尚待回答，比如拜登将如何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对华关系(近期已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编者注)，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有从战略模糊有走向战略清晰的迹象，编者注)等等。

接下来，Friedberg教授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四个问题：

第一，在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条件下，激烈的战略竞争将如何展开?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并不具可比性，因为双方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竞争不会加剧，正如当前的中美关系。那么早期在经济上紧密联系的大国互相竞争时的国际关系史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更具参考价值?

第二，均势状态会继续保持吗?10年或20年后的世界会是何图景?沃尔兹认为，均势的形成是必然的。但从历史经验可以分析出，均势并不总是立刻形成，往往会有摩擦和延迟，而新兴大国会使用分而治之的战略来减缓制衡反应。可以肯定的是，中美正在向着均势的方向发展。那么未来10年或20年，世界会被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或竞争地带吗?Friedberg教授在此指出，“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在中国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这一点似乎直到近来才被美国所注意。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将再度成为中美都需争取的对象。

第三，全球经济会走向碎片化吗?依据霸权稳定论的早期版本，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如果美国霸权正在衰落，那么其维持的国际体系就不会持久。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对霸权稳定论做出了修正——即使霸权衰落，各国依然可以通过合作保持全球经济的开放。基欧汉认为，维持经济体系运转的大国之间必须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并不具备实现这一点的条件。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中国继续发展，未来有望以四倍于美国经济体量的优势成为新的世界霸主。那么一旦全球经济走向了碎片化，或者当前经济体系的开放性走向终结，那么取而代之的或许将是一个中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按照罗伯特·吉尔平的理论，霸权国家倾向于支持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反应了西方世界的信仰和价值观。未来，中国可能会创造出截然不同的全球经济体系。那么，这一体系之下，是否会形成类似冷战时期的区域集团或是意识形态集团呢?

第四，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构成系统性竞争关系的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究竟哪一种制度更具优势?从长远来看，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会再次获胜吗?30年前，福山曾预言西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现如今，我们不再能够下此断言。但我们对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其目标也存有质疑，因为现有的很多理论都在表明，在一国体系之内，政治权威与技术创新以及持续的经济活力往往不能相容。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

Stacie Goddard [00:29:20—00:40:05]

谈及美国的接触政策，Goddard教授指出，美国政府提出了对华接触的战略，促使中国的内外政策与国际社会接轨，使中国社会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如此，中国便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化。后来，美国国内对接触政策进行了大量反思，认为接触不仅没有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反而促进了中国的崛起，使其成为了一个现今可与美国同台竞技的行为体。

通过对新兴大国的研究，Goddard教授发现，守成大国往往会根据崛起大国如何为其积极性的外交政策辩护(或谓寻找一种“合法性”)而制定“适应”或“对抗”的应对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仅将自由主义国际法视作资产阶级的工具，并未重视国际法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90以后，中国实际上雇用了国际律师团队，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洋法的规则和规范，来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争取利益。Goddard教授认为，这种转变表明自由主义规范对中国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由此美国决策者判断美国可以在此时尝试与中国进行接触。

但是在中国开始崛起后，美国开始感到担忧。鉴于这个问题，Goddard教授认为，所有崛起的大国都会有修正主义的表现，往往试图通过获取权力来实现利益。中国实力发展后，其关于南海争端等问题的言辞变得更具民族主义特征。Goddard教授称，这种自信的言辞多是在维护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崛起大国的权利，并意在纠正中国所称的“百年国耻”时期遭受到的侮辱和剥削。不仅如此，外交话语上表现强硬是离不开国内问题的担忧。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加之一些国内问题，中国政府将走向合法性战略。所以，中国政府诉诸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可以发动民众支持一个崛起的中国，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

然而，正是中国这种强硬的姿态开始让现有大国，尤其是美国，感知到了中国的革命性，认为中国开始将矛头直接指向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起的自由制度。

那么，这一切对现在的拜登政府意味着什么呢?

在Goddard教授看来，美国会日渐忧虑中国强硬自信的姿态，并会逐渐深陷“重返大国竞争”的叙事之中变得不可自拔。这一趋势在奥巴马、特朗普政府时期不断抬头，到了拜登政府时期已十分明显。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如果坚持臆测中国正在制定某种推翻自由主义制度的革命计划，便会错失在气候变化、军备控制等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很难与中国进行谈判。

在当前阶段，美国必须审慎思考其在印太地区真正的利益所在。美国想要解决台湾和南海等问题，答案并不在于从认知上把中国假想成一个挑战自身地位的革命国家。Goddard教授认为，中国在合法性战略上的转变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但不应完全左右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01:18:33—01:21:28]

在讨论阶段，主持人Manjari Miller向Goddard教授发起了提问：新兴大国往往会利用某种修辞手段向大国传达他们的意图，那么合法性修辞是否只能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理解?针对这一问题，Goddard教授提出，并非所有崛起国使用的合法性战略都是针对特定文化的，由于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存在差异，所以国家必须通过专业的外交官使用国际外交话语来进行跨文化交流。比如，在19世纪末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总体上使用了欧美国家可以理解的国际外交话语来建构其合法性战略，为其对外扩张和废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进行辩护。但问题在于，如上文所述，崛起国的外交话语必须考虑到进行国内动员的问题，因此在中西文化语境下不可避免存在误解的可能。

Joshua Shifrinson [00:45:01—00:49:19]

当代世界，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已昭昭在目。在这场博弈中，参会学者认为中国似乎信奉丛林法则，利用美国的弱点，对美国进行追击和掠夺。关于这一点，Shifrinson教授提出了相左的意见。他认为，即便中国所判断的20年战略机遇期已经结束，但中国主观上依旧处于“韬光养晦”的阶段。例如，看似中国正在改变东亚地区的军事平衡，但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显著增加新的军事投资，军费开支占中国GDP的比重也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此外，尽管中国在领土主张上采取了强硬立场，但相较于以往，并没有提出新的领土主张。所以，中国对国际秩序核心要素构成的系统性挑战整体有限，其对外输出“中国模式”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Shifrinson教授指出，上述观点并不意在淡化中国对外“掠夺”的意图，而是要强调这是一种极为有限的“掠夺”，至少中国在主观上是适度和克制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大国政治本身并不稳定，尤其当我们还需顾及印太地区的日本和印度时。Shifrinson教授认为，如果日本、印度等其他国家继续发展壮大或者维持其之间的秘密外交和强权政治，一旦美国或中国疲于应付，中国和美国在未来或许存在合作的可能。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寻求美方重申对亚洲的承诺，发挥其“玻璃瓶塞”的作用(keep the cork in the Japanese bottle)，确保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再死灰复燃。可以想象，类似的情况也会出现。中国出于对其他大国的担忧，寻求至少让美国继续参与东亚事务，并适度限制与美国的竞争。

Kevin Gallagher [00:54:29—00:59:04]

Gallagher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两点展开：一、美国无法承受陷入第二次冷战的代价;二、有节制的竞争对美国或许是有利的。

Gallagher教授认为，拜登政府和学者们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必须修正特朗普时期将所有问题与中美竞争挂钩的错误。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必须共同应对金融、贸易、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等方面全球性挑战，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但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内部依然有人持零和博弈的短视观点，将所有问题捆绑在一起，一笔抹煞中美合作的可能性，认为中美应该在各领域进行全面对抗。

关于第二个论点，Gallagher教授首先引用了伊肯伯里书中的一段话：“自由主义秩序的全球化并没有真正成功，这种意义上的失败破坏了自由秩序的治理基础，引发了自由主义秩序的“合法性危机”和“社会目的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质上是一个西方安全共同体的内在秩序。但在其全球格局中，自由主义秩序已被广泛视为促进资本主义交易的框架。自由国际主义的进步民族主义基础已经遭到削弱。”约翰·鲁杰所谓的“内嵌自由主义”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所替代，因此可以说，特朗普现象只是全球民族主义兴起的一种表象而非缘起。对于美国而言，新兴大国在自由秩序之下的崛起有助于促使美国保持警惕。特朗普时期，美国在国际机制上多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新兴国家填补领导力真空。金砖国家的崛起以及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创立，加之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内影响力的扩大，都在提醒美国要随时保持警惕。

Jorge Heine [01:01:41—01:03:49]

很多人期待拜登政府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缓和。但很多迹象表明，现实趋势并非如此。在处理对华关系的问题上，拜登政府内部主要分为两派，一方为“价值观”派，而另一方为现实主义派。目前看来，价值观派似乎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据了上风，意图借(所谓的)香港、新疆、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打压。Heine教授认为，中国同样可以采取类似手段，在“黑人命贵”运动、波多黎各独立、美属维尔京群岛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因此，在所谓的价值观问题上大做文章，对推动大国关系向前发展并无益处。

原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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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房宇馨，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时间：2022/6/22   发布时间：202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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