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御性现实主义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竞争及其连续性

作者：张泊汇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张泊汇(ZHANG Baohui)，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中国政治、东亚国际关系等。

来源：Zhang, B. (2021) From Defensive toward Offensive Realism: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ontinu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21.2010885

导读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运用国际关系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动态新现实主义，此外，文中还涉及权力转移理论)去理解国际政治现象(美国对华政策)，并向我们展示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相关性。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一些描述在今天看来似乎出现了一点“起伏”。比如，文中提到“拜登政府拒绝放弃传统的对台‘战略模糊’，并拒绝明确承诺防卫台湾。”然而，据报道，5月23日，拜登在与日本首相岸田雄文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地区发起行动，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而后，白宫官员澄清表示，美国的政策并未改变。尽管如此，拜登的言论还是引起了热议。6月10日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美两国防长举行会谈，双方就台湾问题进行了交锋。从美国近期的言行上看，拜登政府”以台制华“的图谋相较于特朗普政府似乎“有增无减”。无论美国对台“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两派声音如何消长，这丝毫不会改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也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的信心和决心。

本文侧重于定性分析美国不同政府时期对华政策的“逻辑转向”(克林顿+小布什[防御性现实主义→奥巴马+特朗普+拜登[进攻性现实主义])和连续性(包括共性和差异)。类似的分析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思路。比如，美国对华政策(需要界定研究的时间范围，比如2008-2022或更小的范围)是否遵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首先可以阐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像本文一样);然后更加具体识别出什么样的行为/态度/政策可以作为支撑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有力证据(即如果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对的，我们应该观察到什么样的行为/态度/政策)，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态度/政策可以作为否定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有力证据(即如果进攻性现实主义是错的，我们应该观察到什么样的行为/态度/政策);接着借助David Collier(2011)“版本”的过程追踪法(Process Tracing)[1]中的“测试”方法去评估所搜集到的“证据”，以确定其是否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所推导出的行为/态度/政策相一致(或不一致)。

引言

本文驳斥了一个普遍观点：特朗普政府以战略竞争从根本上重新定位美国对华政策。本文认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是美国对华政策从防御性现实主义转向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开端。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则沿用了“战略竞争”这一方针。本文认为，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逻辑是这三届政府制定竞争导向型对华政策的基础。因此，这三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存在差异，但也存在显著的共性和连续性。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动态新现实主义，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本文第一部分考察了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阐明国家动机和行为。

第二部分概述了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对中国采取了以对冲为主的策略，这符合防御性现实主义。

第三部分探讨了从2010年左右开始的竞争导向型对华战略转变。2011年下半年宣布的“重返亚洲”战略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动态新现实主义的逻辑。

第四部分分析了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思想基础。该部分还分析了这三届政府竞争导向型对华政策的差异。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这三届政府的政策具有显著的连续性，它们都强调与崛起的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防御性现实主义 vs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动态新现实主义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塑造国家动机和偏好的一种主动的、自主的因果力;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把生存作为其首要的国家目标，他们要么使用内部制衡(即军事建设)，要么使用外部制衡(即与其他国家结盟)的战略来平衡相对实力的变化。防御性现实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的一个直接分支，它认为国家更关心安全而不是权力，尽管后者对前者来说很重要。事实上，防御性现实主义把“寻求安全”视为典型的国家行为。

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把安全困境视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各国往往夸大来自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因为它们无法确定后者的真正意图。因此，一个国家为加强自身安全而进行的军事建设等努力，往往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猜疑和反制。随之而来的螺旋式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相互不信任和安全竞争。由于安全困境，两个以防御为动机的国家可能陷入由“安全”驱动的冲突中。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看来，安全困境导致了国家间“不必要的冲突”。

防御性现实主义对“不必要的冲突”的这一理解，导致其对于如何解决国家间安全竞争持有相对乐观的看法。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看来，冲突的发生往往是因为信息问题。安全困境是双方互不理解意图的结果。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信息的增加可以缓解安全困境，并增加为了共同安全而展开的合作。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为了实现共同安全，各国可以采取一系列加强战略互信的政策，其中包括括战略对话、军备控制协定、建立信任的措施、善良意图的信号释放和建立解决冲突的多边制度。

新现实主义及其防御现实主义变体面临着其他结构现实主义变体的挑战。在关于安全和权力方面的国家偏好和动机上，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永远不知道需要多少权力才足以确保生存。而且，国家间权力的不断变化使其更加难以得知需要多少权力才能确保安全。因此，每个国家的首要目标都是最大化其在世界权力中的“份额”，这意味着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权力。事实上，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都寻求成为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

这与沃尔兹观点有很大的不同，沃尔兹认为国家只把权力看作是达成目标的有用手段，因此它们会“谨慎地”追求权力。而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力。因此，他们的对外政策围绕着对权力的追求而演变。国家使用各种进攻性战略来将自身的相对实力最大化，其中包括“征服战争”和积极提高潜在实力(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财富)。也因此，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且难以合作，因为它们都追求比其他国家更强的相对实力。

动态新现实主义具体关注衰落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它还强调各国关注相较于其竞争对手的相对实力优势，因此它可以被视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种变体。戴尔·科普兰对重大战争的研究强调实力差异的重要性和相对实力的动态趋势。他认为，“衰落国害怕未来。它们担心，如果允许一个崛起国持续发展，它要么会以更强的实力攻击它们，要么会胁迫它们做出让步，从而危及它们的安全。”他还认为，衰落国有强烈的动机去试图维持其不断萎缩的实力优势，它们追求各种进攻性和预防性的战略，以扭转或至少稳定其相对衰落。这些战略包括制造危机、遏制，甚至对崛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

然而，“极”的数量影响着衰落国如何应对崛起国。如果衰落国在两极体系中感知其未来会急剧衰落，它们有强烈的动机采用进攻性战略。这种理论认为，两极体系使目前处于相对衰落状态的主导国不可能利用联盟对抗可能很快拥有优势力量的崛起国。在多极体系中，由于衰落国可以组建联盟对抗崛起国，它就不会那么担心被超越。然而，在两极体系中，衰落国并没有这样的选择。与在多极体系中的衰落相比，衰落国在两极体系中的处境要危险得多。“因此，衰落国在崛起国超越它之前对其发动预防性战争是一个理性选择。”

虽然在前核时代(pre-nuclear era)急剧衰落的国家往往选择预防性战争以避免进一步衰落，但在核时代，它们往往选择其他进攻性和预防性措施。核冲突的可能性使得预防性战争不再是衰落国的可行选择。相反，它们追求战略竞争、遏制和制造危机，以稳定其相对衰落。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甚至更小。相反，如今大国围绕技术创新、综合国力、软实力、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外交影响力等方面展开战略竞争。处于战略竞争中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处于相对衰落的国家，也选择限制其竞争对手的实力潜能，正如美国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战略和最近美国对中国技术采取的限制措施所证明的那样。

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动态新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有不同的看法。防御性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仅仅寻求安全，并愿意通过“接触”来缓解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困境，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动态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即在相对实力上的竞争)，因此国家通常会采取竞争性战略。然而，这些行为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实际上，冷战作为美苏战略竞争的缩影，双方在此期间仍然经常接触，甚至有选择性地合作，比如引人注目的首脑会议和军备控制协定。总之，展开战略竞争的双方都希望有管控竞争和防止战争的机制，因为竞争失控和陷入战争都不是双方想要的结果。

“重返亚洲”前的美国对华政策：防御性现实主义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罗伯特·萨特等学者(Sutter et al.)认为，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对中国采取了对冲策略，既试图制衡中国，又试图与中国接触。对冲是一种典型的寻求安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行为，它是由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不确定性所推动的。美国对华对冲策略的多重要素体现了其在中美关系背景下寻求安全的议程。

在该对冲策略下，“制衡”的一面强调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存在及其双边同盟体系，这符合新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接触”的一面则表现为：美国试图通过对话、信任建立和合作来缓解其与中国之间的安全困境。“接触”的目标是管控中美之间因互不信任而产生的安全竞争。

对冲策略体现了美国寻求安全的动机。除此之外，克林顿政府还对中国采取“融入”策略(integration strategy)，试图将后者“嵌入”现有的全球规则、规范和制度中。这可以从不同的途径加强美国的安全。首先，“融入”策略寻求通过社会化(socialization)去改变中国的国际行为。它期望一个社会化的中国会使用和平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使用激进的手段。

其次，“融入”策略也可能使中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感到更满意，并使其更不愿意以非和平的方式改变现状。这一方法源于权力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崛起国是对现状感到不满的国家，因为它们的地位与其影响力及其实力之间不匹配。因此，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为了防止军事冲突，主导国应该主动寻求提升崛起国在现有秩序中的作用和地位，以此来增加其满意度。

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小布什政府寻求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小布什政府试图采取“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政策(“responsible stakeholder” policy)来增加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以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因此，美国对中国采取“融入”策略的动机是安全，即通过将其融入现有的规范和规则或让其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享有利益，推动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行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都采取了符合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

“重返亚洲”并转向竞争：进攻性现实主义

2009年是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对冲”策略。然而，到了2011年，奥巴马政府开始推出新的亚洲战略，这背后的逻辑显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

美国官方对“重返亚洲”的解释通常指向中国从2009年开始的一系列行为。该叙事认为，日益自信的中国开始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争端中表现得“咄咄逼人”，这种趋势引起了奥巴马政府的担忧，从而使“重返亚洲”作为一种必要的政策调整来释放强烈的威慑信号。因此，美国对日益自信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安全忧虑，这推动了“重返亚洲”战略的出台。本质上，这是美国为制衡中国所作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重返亚洲”并不代表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变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对中国采取对冲策略，“接触”与强烈的威慑双管齐下。

然而，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动机，就会发现，“重返亚洲”战略不是对中国新行为的回应，而是对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的回应，其反映了美国在新兴世界秩序中维持其主导地位的意图。

因此，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在评价奥巴马的对外政策遗产时，将“重返亚洲”视为美国大战略的调整。具体而言，奥巴马政府“强调重新定位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反映国际权力在地理上的分布变化。

打造“重返亚洲”战略的两位关键人物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离任后在其文章中透露，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或称“战略再平衡”)实际上在2009年1月奥马巴上任前就已经制定好了。此外，他们的文章清晰地表明，美国“重返亚太”的原因是担心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

正如希拉里所言，“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发展之一。”随之而来的权力转移必然使美国的战略重点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不引发与中国不必要的对抗的情况下，重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 根据这种表述，美国“重返亚洲”是由权力因素推动的，而不是出于对安全的追求。

“重返亚洲”显然是因为担忧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坎贝尔认为，美国在中东的战争使其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亚洲。而在此期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军事发展成果，扩大了区域贸易，在区域内建立外交关系，积极参与区域机构事务，并巧妙地运用其软实力展开“魅力攻势”(a charm offensive)。因此，“该地区的权力分配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将轻易地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越其周边国家，并主导该地区。”希拉里和坎贝尔的上述说法表明，“重返亚洲”战略本质上是一种战略竞争政策，目的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权，并阻止中国争夺其地区主导权。

事实上，“重返亚洲”战略的三大要素都体现了竞争逻辑。在外交上，美国寻求更加积极地参与区域性多边制度的相关事务，例如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并与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以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经济上，其重点是组成新的由美国领导的区域性自由贸易集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并将中国排除在外。在“重返亚洲”之前，美国一直试图把中国纳入多边机构和制度安排中，而“重返亚洲”战略的出台则积极寻求建立一个新的由美国领导且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区域集团，然而实际上中国是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军事上，美国承诺在亚太地区部署60%的美国海军和空军力量，并加强其在该地区的联盟，深化与盟国的合作，以巩固其实力声誉，并维持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处于相对衰落状态的主导国面临着是否“遏制”或“接纳”崛起国的两难选择。每种选择都有其好处和成本。如果主导国仍然拥有巨大的权力优势，它可以首先尝试“接纳”，希望“接纳”措施足以防止两国之间的最终冲突，比如霸权战争。此外，主导国可能认为，尽管它陷入相对衰落的困境，但也许最终的权力转移并非不可避免。从历史上看，崛起国往往无法将主导国从统治地位上赶走，苏联在冷战期间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主导国最初选择成本较低的策略，即“接触”并“接纳”(accommodate)崛起国，是理性的决策。主导国可能认为，通过巧妙地管理其相对衰落，它可以避免最终的权力转移。这些考量促使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采取相对宽松的策略。

但是，如果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权力差距持续缩小，则后者的忧虑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动态新现实主义表明，如果相对衰落的主导国预见到未来的急剧衰落和新的两极体系的出现，它将有强烈的动机对崛起国采取进攻性和预防性的战略。因此，在两极变化的背景下，权力的快速转移使得衰落国有特别强烈的动机转向进攻性战略，包括预防性战争、遏制、战略竞争等等，以稳定其相对衰落并避免权力转移。

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反映了这一逻辑。当小布什政府在2005年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时，主流观点认为，尽管其他国家在崛起(rise by the rest)，但美国作为主导国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受到挑战。然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8年在西方爆发的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对权力转移的看法。中国被认为在综合国力的关键方面即将赶上美国。

“重返亚洲”战略的缔造者，包括奥巴马、希拉里和坎贝尔，在其著作和评论中清晰地表明了他们对中美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的担忧。此外，他们通过未来两极格局的视角描绘了“重返亚洲”的战略背景。一切都在“美国对中国”(US vs China)的叙事中表达。这与动态新现实主义的见解一致，即衰落中的主导国对未来急剧衰落和新兴两极秩序的看法加剧了其对于自身相对实力和相对收益的担忧。

共性与差异

以上分析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战略竞争的开端。相反，这种转变始于奥巴马政府。此外，“战略竞争”将继续界定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因此，三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其背后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

在大战略层面上，他们的对华政策也基于同样的收缩战略(retrenchment strategy)，旨在维持美国在全球权力等级体系中的地位。这三届政府都将美国的全球扩张视为其相对衰落的根源，因此，他们都试图通过选择性的收缩来解决“帝国过度扩张综合征”，以巩固美国的权力地位。

作为战略竞争的一种战略，“收缩”应通过将资源投入从边缘事务转向核心事务来降低对外政策总成本。收缩战略也要把国内的实力基础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比如重振经济。

奥巴马坚定认为“国内振兴对任何长期的大战略来说至关重要”，并且“美国在很多地方扩张过度”，他试图利用“收缩”来重建美国实力地位。因此，奥巴马的大战略围绕着“更新并维持美国权力，而非滥用权力”而展开。

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基于同样的收缩战略。“美国优先”是对过度扩张的回应，也是收缩战略的操作性原则。此外，特朗普的收缩战略与奥巴马的一样，都强调把美国的战略重点从中东和阿富汗等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并转向与中国的战略竞争。2020年2月，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就美国和北约部队撤出阿富汗达成和平协议，这显然是出于转向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特朗普政府版本的“战略再平衡”是其2017年11月推出的印太战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第一年，许多对外政策专家认为特朗普奉行一种新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事实是，特朗普追求的收缩战略在很多方面与奥巴马的对外政策重叠，他们的共同目标是降低对外政策的成本，结束美国在中东和阿富汗的军事参与，重建国内的实力基础，以及战略上向亚太地区“再平衡”。

拜登政府也公布了自己的收缩战略。事实上，它试图通过在2021年9月11日之前从阿富汗撤军来完成战略收缩的过程。拜登明确表示，结束阿富汗战争对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而言至关重要。拜登政府也追求同样的国内经济重振策略，以增强美国应对中国所需要的综合国力。

这三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是由战略竞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界定的。但是，它们在竞争领域、竞争路径(多边主义 vs 单边主义)、对华竞合成分及风险倾向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异。

1. 竞争领域

三届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显示出其不断地向更广泛的竞争领域扩大。奥巴马政府主要聚焦外交影响力、区域制度架构、南海问题和知识产权领域，而特朗普政府则将竞争扩大到新的领域。特朗普政府通过前所未有的贸易关税和技术禁令，大幅加剧了贸易和技术等领域的竞争。此外，特朗普政府还严格限制中国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高等教育甚至也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战场。特朗普政府对有意在美国攻读工程和应用科学领域的中国学生的签证作出严格限制。最后，特朗普政府还致力于扩大对台官方互动和加强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来提升对台关系。

拜登政府继承并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竞争领域。拜登政府并没有减少特朗普政府对贸易、技术和投资施加的任何限制性措施。事实上，它甚至使某些领域的措施变得更加严格。在对台关系方面，拜登政府进一步提升其对台官方往来，并增加了美国在台湾周围的军事存在。此外，拜登政府还确定了新的竞争领域，例如全球新冠疫情中的疫苗外交。美国认为，与中国的全球疫苗竞争是保持美国在全球影响力的关键战场。拜登政府把与中国的全球疫苗竞争看作是保持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关键战场。

此外，拜登政府还打算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基于拜登在2021年6月七国集团(G7)峰会上的提议，西方国家决定启动名为“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简称“B3W”)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

上述情况表明，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竞争领域不断扩大。这种模式表明了大国之间不断升级的战略竞争所具有的“路径依赖”性质。因此，这一趋势使很多人怀疑，战略竞争的进一步升级是否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

2. 竞争路径：多边主义 vs 单边主义

这三届政府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美国的盟友和多边制度在对华战略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奥巴马政府明确强调多边主义路径，通过“重返亚太”战略加强与该地区的盟友的合作，并与越南和印尼等国发展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此相反，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路径对中国展开战略竞争，例如通过贸易关税和技术禁令。特朗普政府同时也在损害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他迫使后者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和成本。

拜登政府纠正了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对华战略竞争路径。实际上，拜登政府认为“民主国家联盟”对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而言至关重要。特别是，包括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在内的四方安全对话(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此相关，在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竞争路径方面，这三届政府的另一区别在于他们对多边制度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态度。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参与亚太地区的区域性制度，以抗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此外，奥巴马政府还强调建立新的制度，使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他领导了TPP的创建过程，以此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相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表现出对多边制度的严重怀疑。特朗普任下，美国退出了十多个全球性和区域性多边制度和机制，包括《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和TPP。

拜登政府重新继承了奥巴马政府的观念，即重视多边制度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作用。拜登政府把重返多边主义视为美国全球正当性的重要来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与中国的地位较量。因此，拜登政府寻求恢复美国在全球制度中的领导地位，并使美国重返其在特朗普政府任下退出的主要多边制度，如《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

奥巴马政府和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差异源于其对国际制度所采取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态度。奥巴马和拜登作为自由派民主党人，对国际制度的作用及其对美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性有着强烈的信念。特朗普作为共和党人，对多边制度和规则怀有传统现实主义式的不信任。

3. 竞合成分与风险倾向

三届政府在对华竞争与合作上有不同的侧重点。奥巴马政府虽然将美国对华政策转向了战略竞争，但它并不拒绝合作。例如，它寻求在某些全球治理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2014年11月双方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成就，这为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铺平了道路。

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对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和言论都倾向于冲突，而拒绝合作。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一直把中国描述为对美国致命的存在性威胁。特朗普政府的高风险倾向使战争越来越成为可能。具体来说，特朗普政府重新定义美台关系的策略导致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均大幅增加。

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种混有竞争、合作和一定程度的风险倾向的谨慎的对华政策。拜登政府寻求积极主动地管控中美竞争，以避免新冷战和军事冲突。虽然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在几乎所有议题领域上的竞争措施，但它也重新开启了合作和“接触”的通道。例如，拜登政府曾分别于2021年4月和8月派遣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前往中国，以重建双方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拜登政府也试图控制风险因素，以避免军事冲突。因此，拜登政府拒绝放弃传统的对台“战略模糊”，并拒绝明确承诺防卫台湾。

上述分析表明，三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竞争领域、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竞争路径、竞合成分和风险倾向等方面存在差异。然而，尽管差异存在，但战略竞争作为其共同的政策重点，具有显著的连续性。他们对华政策的基础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这与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同，其背后的逻辑是防御性现实主义。

结论

结构性现实主义可以提供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见解。它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视为一种自主的因果力，其为国家(尤其是大国)间的关系创造了强烈的竞争动力。因此，不管国内层面如何变化，大国的对外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

本文打破了一个“迷思”——特朗普政策采取了独特的以战略竞争为中心的对华政策。事实是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使美国对华政策向竞争的方向转变。“战略竞争”也继续定义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事实上，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竞争基调非常明显。

本文指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动态新现实主义阐明了相对衰落的主导国如何应对崛起国。虽然最近三届政府在很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三位总统几乎没有共同点，但是他们的对华政策体现出显著的共性和连续性。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战略必要”(strategic imperatives)推动着这三届政府寻求竞争性的对华战略。这意味着，在同样的结构刺激(structural incentives)下，“战略竞争”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定义美国对华政策。

参考文献

[1] Collier, D. (2011). Understanding Process Trac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44(4), 823-830. doi:10.1017/S1049096511001429

译者：阮镇炜，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系安全研究专业(硕士)，兴趣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美关系。

来源时间：2022/6/21   发布时间：202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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