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格局的回归与中美秩序竞争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克里夫·库普昌(Cliff Kupchan)，欧亚集团主席、研究总监，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高级职位。

来源：Cliff Kupchan (2021) Bipolarity is Back: Why It Matter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4:4, 123-139, DOI: 10.1080/0163660X.2021.2020457

导读

随着中美两国博弈的日趋激化，欧美政界与新闻界出现了以“新冷战”指代当前中美关系的叙事。不过，这种叙事片面地强调中美之间的竞争色彩，忽视了中美之间潜在的合作空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吗?中美在哪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在哪些领域存在竞争?本文基于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数据，认为当前的世界格局是中美两极格局。基于此，作者分析了两极格局、核武器与精英观念这三大因素对于国家政策的决定性影响，进而详细地分析了当前中国对七个具体领域既有秩序的主张。作者指出，中美两极格局并不必然导致“新冷战”。中国同美国在安全、贸易和气候领域存在共同利益，而两国在金融、政治、技术及信息领域的分歧可能加剧。诚然，中美秩序竞争是当前国际体系的核心议题，[1]值得中国高度关注。尽管本文基于“修正主义”的不同类型(关于“修正主义”的类型可参见：重新认识修正主义：一种归类俄罗斯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类型学、反思世界政治中的修正主义)，侧重于分析中国在不同领域的政策倾向，但也认为未来20年美国的政策同样可能构成对贸易及技术领域既有国际秩序的威胁。这意味着，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的简单二元对立(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可参见修正秩序抑或挑战军事力量均衡：修正主义与维持现状国家的类型学分析)。也有中国学者指出，相对衰落的守成国同样可能成为“修正主义国家”，[2]美国的政策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效应同样值得关注。在拜登政府提出要建立印太经济框架，伙同日韩等国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体系的背景下，中国不应“以眼还眼”，而应思考在气候等具体领域同美国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在不同领域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3]为避免中美全面脱钩担其中国应尽的历史责任。

尽管中美均面临一定的挑战，但两国在军事、经济、软实力等领域相较其他国家具有明显的结构性优势。换言之，中美两极格局已经形成，且这一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延续。中美两国的精英们对新的全球结构的认识及采取的相应行动将深化两极格局的影响。换言之，结构和观念正在相互强化。

世界能力分布的两极分化意味着，中美两极格局将比普遍预期的更加和平。考虑到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低，两极结构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较为和平与稳定。这一观点为如今的中美两极结构所证实，两国之间的权力平衡与竞争将更为聚焦于经济领域而非军事领域。“冷和平”(Cold Peace)最能描述当前的体系：总体和平但绝不“温暖”。核威慑很可能会阻止战争并维护冷和平，因此无需高估中美冲突的风险。然而，两极格局仍将在一些关键经济领域对地缘政治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

基于结构现实主义思想，本文将近期的政治学研究与市场结果联系起来。本文首先论证了当前中美两国所形成的两极格局;接着指出“两极+”的三个组成部分(两极结构、核武器和精英观念)是国家政策的三大关键驱动力;最后论述了“两极+”对国际秩序及地缘政治的影响。

两极格局、核武器与和平

在中美关系加剧紧张的背景下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是，两极格局与核武器的结合有力地防止了大国战争。在两极格局下，超级大国主要以军备建设及增强经济实力等内部平衡的方式抵消彼此的能力。因为超级大国的超强实力，结盟等外部平衡方式处于次要地位。相较而言，内部平衡比利用同盟更可预测、更可靠、更透明。

在多极格局下因盟国背叛而导致平衡崩溃的历史案例数不胜数。在两极格局下，两个超级大国主要关注对方的行为，而不像在多极格局下需要关注许多国家的行为，因此两极格局在操作上比多极格局更加稳定。而且，核武器及核战争风险使得大国的行为更加谨慎。当两个超级大国均确保拥有二次核打击能力时，双方都可以对对方造成灾难性的打击，这种风险使得双方都极度谨慎。这种谨慎与两极格局的可预测性相互作用，加强了对大国战争政策的约束。因此，核大国之间的战争风险极低。

然而，两极格局也为国际关系注入了一种二元的、分裂的动力。两个超级大国均追求自身利益并形成影响范围。这为现有的国际关系和制度带来了分裂的动力。

正如冷战时那样，中美也会谋求缔结同盟等外部平衡方式，但相较于增强本国的实力，外部平衡处于次要地位。尽管中俄在一些问题上联合制衡美国，但俄罗斯在军事上联合中国对抗美国的可能性极低。学界高度关注中美之间爆发崛起国与守成国战争的结构性风险，但这在核时代这很难发生。

精英观念

除了两极格局与核武器，精英观念是第三大影响因素。在任何两极时期，位居一“极”的国家的政治及军事精英都会将对方视为主要对手。2016年以来中美竞争和敌意的加剧符合两极格局的条件，两国的领导人也清晰地认识到两国的竞争态势。尽管有悖常理，但这种认识有利于稳定：它消除了在两极化过程中领导人因未能完全认识当前国际格局发展态势并依其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误判。对竞争对手强大实力的相互认知也强化了两极格局所带来的可预测性和谨慎性。

然而，两国精英的行为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竞争范畴。作者认为，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当前的紧张局势更加危险，主要表现为中国的所谓“战狼外交”和美国的对立性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还包括一个更加现实的“3C”框架：竞争、合作和对抗(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rontation)。拜登政府可能因外交事务的压力而转为更倾向合作，而且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仍具有吸引力。

“两极+”及其影响

在最宏观的层面上，两极格局、核武器及精英观念是国际事务的关键驱动因素。下文将将其简称为“两极+”(Bipolarity Plus)。“两极+”位居由其他规范、规则、制度和议题领域所构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简称LIO)之上。“两极+”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的七个次秩序领域提供了可预测性和谨慎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分裂动力。理论上说，可预测性和谨慎性主要影响大国战争这一核心安全问题，而分裂化影响所有次秩序领域，包括安全、贸易、金融、政治、技术、信息和气候。

从逻辑上讲，因为中美两国都追求各自利益，因而“两极+”将使得现有国际秩序更加分裂。从单极向两极的过渡将使得中美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规范、规则和制度方面的矛盾加剧。此外，两国的民族主义将进一步加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分裂。既有的制度更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作者认为，在“冷和平”中，美国作为前霸主属于相对“维持现状的大国”(status quo power)，而中国是相对“修正主义的大国”(revisionist power)。

修正主义国家试图改变部分或全部的现有秩序。修正主义国家有四种不同类型。“保守型修正主义国家”(conservative revisionist states)深度参与当前的国际制度，并认识到参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好处和退出的代价，其修正目标较为缓和，甚至可能放弃其目标。“激进型修正主义国家”(aggressive revisionist states)通过遵循公认的规范和规则来寻求改变秩序。“退出型修正主义国家”(exit revisionist states)避免在现有秩序内活动，试图建立一个新秩序。“战争型修正主义国家”(war revisionist states)试图通过霸权战争改变既有国际体系。本文评估了中国在这些次领域中既有的和潜在的所谓“修正主义”行为。作者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在宏观层面上，霸权战争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此外，中国也不谋求退出整体的秩序，因为它没有提出新的宏大构想。作者认为，中国通常介于“保守”和“激进”状态之间，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它持“退出型修正主义”的主张。

第一，安全领域。“两极+”，尤其是核恐怖平衡，对大国战争具有显著的稳定作用，因为结构的可预测性和谨慎性均有所提升。这些因素抑制了分裂和精英观念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产生的任何潜在的破坏稳定的影响。总体而言，中国在大国战争问题上倾向于维持现状。

第二，贸易领域。作者认为，在短期内，中国在贸易方面仍将是一个“保守型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深度融入了WTO秩序，总体支持其规则和结构，这将限制其“修正主义”行为。然而，中美在该领域的关系可能更趋紧张。鉴于“两极+”对国际体系的分裂性影响，中国将继续推进其“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政策，提升自给能力并减少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此外，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收益减少，中国也可能改变既有的政策。

第三，金融领域。作者认为，“两极+”正在加剧中国在金融领域的不安感，这可能使中国在金融领域更加“激进”。中国寻求确保更多用于国内投资的资本筹集于中国市场，也希望吸引其他形式的资本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政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美的差异较大。中国在政治上倾向于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首要地位，寻求恢复强调国家主权的联合国体系。作者认为，中美在该领域的局势会更加紧张。

第五，技术领域。作者认为，在这一领域，中美都是“退出型修正主义国家”。技术秩序的规范和规则包括自由贸易和对信息流动的最小限制。这些规范与行业趋势一同塑造了技术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自2016年以来，中美的技术脱钩进程开始。在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的领域，两国都将发展排他性集团并提升自给能力。两国将加大制裁和反制裁力度，对敏感行业的贸易、技术转让和数据传输的限制也将更加严格。

第六，信息领域。这一领域与技术领域相关，但还包括想法等“软件”。中国倾向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主张维护网络主权并管理网络空间内容。“两极+”将加剧中美在该领域的分歧。

第七，气候领域。“两极+”的分裂化和竞争加剧效应增强了中国制定和实现国内气候目标的动力。中国精英寻求发展可再生能源等以实现能源自主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作者认为，中国同美国及其他国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市场竞争、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拜登的强硬对华政策都不利于两国的气候合作。在这一领域，美国的政策是主要的外生变量(exogenous variable)。

“两极+”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第一，“两极+”并不能为中美合作提供强大动力。作者认为，两国领导人应该借鉴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领导人的做法，区分强烈的结构性分歧，以便在关键问题上进行合作。

第二，两国精英应该认识到，他们对中美关系的一些观念和言论是不必要且危险的。作者认为，拜登政府的“民主”叙事以及中国的所谓“战狼外交”都加深了两国的敌意。

第三，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在台湾地区或其他地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低。

第四，作者认为，中国金融政策的变化将带来更大的市场风险。

第五，在政治和技术领域，中美双方针对彼此官员和行业的制裁将变得更加频繁和严厉。这些周期性的制裁将贯穿并恶化双边关系。

第六，作者认为，科技领域将分裂为两个平行体系，许多公司将面临二元的选择。在社交媒体、信息平台、云服务、通讯硬件、操作系统、半导体及企业软件这些特定技术领域，中美的深度脱钩是可能的。科技领域脱钩的主要驱动因素将是制裁和这些公司失去中国市场。

第七，气候领域尚未到达临界点。尽管“两极+”阻碍了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但中美竞争也将激发私营部门在绿色技术方面的机遇和创造力。

第八，未来20年的美国政治可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国际商业的运作方式构成真正的威胁。作者认为，如果一个极左翼或极右翼的候选人当选美国总统，世界上将出现两个“修正主义”大国。这一结果将导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极大地影响地缘政治和每个主要公司的商业计划。

事实上，无论美国受到极左派还是极右派政府的控制，所有领域都会受到影响。在安全方面，若在右翼政府执政期间精英观念变得更加民族主义，那么“两极+”的缓和效应将有所削弱。不过，核武器和可预测性仍将生效，因此美国政治对安全的影响将是轻微的。在科技领域，脱钩将进一步发展。由于极右翼和极左翼集团都关注人权，因此中美在政治和信息领域的脱钩将大幅深化。贸易和金融领域也可能出现更广泛的中美脱钩。对于前者，一个极端的美国政府会出台更多的市场保护主义政策。就后者而言，美国政府可能会考虑报复中国加强对资本流动保护的行为。在这两个领域，美国的政策都会引起中国的反应。而目前运作良好的次秩序可能会停止运作。

两极格局并不意味着冷战

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应该以新的方法来分析中美关系和中国。思想家们不应该无休止地讨论新冷战和台湾地区，而应关注当前国际关系的本质——两极格局。下一步则是细分复杂的国际秩序并评估两极格局对这些次秩序的影响。作者认为，在安全、贸易和气候领域，中国都可能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建设性参与者。然而，在其他领域，中美存在脱钩的风险。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将是两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面临一场新冷战。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需要更细致地理解中美大国竞争，而不是含糊其辞地空喊“新冷战”。

参考文献

[1]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29页。

[2]宋伟：《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行为与国家》，《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3期，第37页。

[3]阎学通：《2019年开启了世界两极格局》，《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第8页。

译者：王星澳，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日本经济外交及产业政策，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发表文章。

来源时间：2022/6/10   发布时间：20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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