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最新的联邦假日与美国的两次“重建”（上）

Juneteenth National Independence Day and America’s Two “Reconstructions” (Part 1)
点击这里查看《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7月对王希教授的采访“王希：美国的自由与限制：一切皆有可能已成过去”

【编者按：2021年6月17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6月19日独立日法》(Juneteenth National Independence Day Act)，将6月19日定为最新的美国联邦假日，以纪念美国内战（1861-1865）中奴隶制的终结、最后一批奴隶获得解放的日子。奴隶制如何引爆了美国内战？谁在内战中解放了奴隶？获得解放的奴隶为何在（第一次）重建（1863-1877）结束之后丧失了平等的公民地位和权利？他们又如何重新获得平等的公民地位和权利？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为何被称为是“第二次重建”？王希教授于2021年7月24日就”第一次重建“做了一次线上演讲，这是这个演讲的文字版。王希教授关于美国“第二次重建”的演讲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14日晚8点半举行。本次线上活动的主办单位为中美印象网站和大学沙龙；协办机构为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赞助机构为龙鹰卫视、陆侨基金会、硅谷百家谈、新英格兰华人联盟、明朗中国文化中心、美中新艺文化交流中心和明州华人世界。】

大家好。有机会到这个平台来与大家讨论非裔美国人历史，我感到很荣幸。感谢刘亚伟教授的邀请，也感谢洪朝辉教授来参与讨论。我与朝辉认识很早，共事多年，办历史学会，参加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等。30年前，我为写博士论文到国会图书馆做资料研究时，就住在他家的客厅里，留下了诸多难忘的记忆。20年前，亚伟担任留美学会英文期刊Chinese Historians的主编，邀请我采访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方纳（Eric Foner）教授。我后来与方纳教授有长达20多年的学术合作，翻译了他的数部著作，都起源于这次访谈。我同时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睿恒教授。她是我在北大教过的学生，现在已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新秀，是她最早建议我参与亚伟主持的在线讲座的。

我也非常感谢来参加讲座的听众。感谢大学沙龙、中美印象和卡特中心China Research Center的组织工作。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造成了我们时代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在线讲座、在线会议等先前不曾经常使用的学术交流方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线讲座跨越国界和时区的障碍，将身处不同大陆、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人联系起来，通过网络交流思想，实在是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便利。我希望这种交流方式能够延续下去，也许可以帮助发展和培养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最新的联邦假日与美国的两次‘重建’” (The Juneteenth Federal Holiday and America’s Two “Reconstructions”)。这是一个美国史的话题，与奴隶制史、美国内战史、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美国黑人史）、民权运动史等有密切的关系。我想，这也是美国史上的一个经典话题，因为它涉及美国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的建立，与当前美国的种族关系也有密切关系。在中文讲座中，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生僻的题目，大家愿意花时间来听，我已经感到很高兴。我想强调的是，这个话题的主角虽然是非裔美国人，但它与亚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的历史与现状是有密切联系的。我等会儿会就这一点展开讨论，希望听众会同意我的观察。

因为这个讲题比较大，涉及到较长的历史时段，我打算把讲座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Juneteenth的来历和“第一次重建”，第二部分讨论民权运动，也即“第二次重建”。

Juneteenth的来历与意义

几个星期前，也就是在2021年6月17日，美国总统拜登（Joseph Biden）在白宫签署了一项国会立法（S. 475, Public Law 117-17），即Juneteenth National Independence Day Act（6月19日国家独立日法)。这部法律将每年的6月19日定为联邦法定假日，所有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都将带薪放假一天。这是最新的一个联邦假日，今年开始实施，以后每年如此。拜登总统的签署也将带薪联邦假日增加从原来的10个增加到11个。[1]

为什么要将6月19日法定联邦公共假日呢？意义何在？简单地说，将这一天命名为法定联邦假日，是为了纪念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日子——即美国内战中奴隶制被终结、最后一批奴隶获得解放的日子。

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曾在1861-1865年间发生过一场内战（Civil War），俗称“南北战争”，死亡人数高达75万人（最初的统计为62万人左右）。是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我在前几天写这篇讲稿的时候，特意查了一下，发现美国在这次新冠病毒危机中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60万，直追内战死亡人数）。内战是一场因奴隶制而起的战争，当时美国分裂成为两个“国家”——联邦（Union）和南部邦联（Confederacy），利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相互杀戮。1863年1月1日，在战争进行到将近一半的时候，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颁布了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宣布在南部邦联军队控制区域里居住的所有奴隶从即日起永远地、无条件地获得自由。宣言颁布之后，战争继续进行，直至邦联在1865年4月的战败。1865年4月9日，南部邦联军队的将领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在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向联邦军队将领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投降，内战基本结束，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得以在南部全境生效。然而，在战事结束、李将军投降两个月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奴隶解放的消息还没有传遍到南部的每个角落，那些居住在得克萨斯州南部边境海岛城市加尔维斯顿（Galveston, Texas）的奴隶们仍然不知道他们已经获得解放的消息。

1865年6月19日，联邦军队将领戈登·格兰其（Gordan Granger）带领一支联邦军队抵达加尔维斯顿。当他发现当地奴隶还不知道获得解放的消息，立即手书了一份战区命令，命令下属在公共场所宣读。这份后来被称为“第3号总命令”的内容如下：根据合众国总统的宣言的指示，“所有奴隶获得自由，前主人与前奴隶之间在个人权利和财产权方面将将享有绝对的平等（an absolute equality），他们之间现有的联系将转化为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命令还指示，获得自由的人将“平和地”（quietly）保持原地不动，继续为挣取工资而工作（work for wages），不得到军事驻地来采集，也不能在当地或其他地方处于一种“无所事事”（idleness）的状态。[2]

第二天（1865年6月20日），当地的几家报纸——包括The Galveston Tri-Weekly News在内——刊登了这一命令的全文。直到此时，当地的奴隶才知道自己实际上早已经获得了解放。加尔维斯顿位于得克萨斯州南部边境，是墨西哥湾的一座海岛小城，等于是前南部邦联在西南部边界的尽头。格兰其将军的命令此时此刻在这里发布，意味联邦军队已经进入到前南部邦联的最深腹地，在这里宣布奴隶制被废除，也意味着南部境内的所有奴隶都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解放。所以，这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Juneteenth正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而设置的。“Juneteenth”是一个合成词，是June（6月）与nineteenth（19日）两个英文字的结合。有人将之译为“六月节”。自1865年起，这一天也被视为是美国奴隶全部获得解放的纪念日子。在19世纪后期，许多非裔美国人社区一直将其作为重要节日来庆祝。Juneteenth有不同的叫法——Freedom Day, Jubilee Day, Cel-Liberation Day, Second Independence Day, Emancipation Day等。20世纪初，因为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在南部各州的泛滥，黑人社区庆祝Juneteenth的活动也时常受到压制。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后，对Juneteenth的庆祝活动才得以恢复。今年之前，至少有6个州将这一天作为作为州政府的带薪公共假日。随着Juneteenth变成联邦公共假日，承认这一天为公共假日的州的数字将会继续增加。

Juneteenth与 Fourth of July的区别

仔细读Juneteenth的国会法案，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国会法案将Juneteenth命名为 “Juneteenth National Independence Day Act”，Juneteenth的官方名称也是“National Independency Day”。[3] 我相信一些听众会问：美国不是已经有7月4日（Fourth of July）作为Independence Day的联邦假日了吗? Juneteenth与Fourth of July是不是重名了呢？当然没有。

两个公共假日名称的关键区别在于National这个词。Juneteenth是National Independence Day，而Fourth of July是Independence Day。7月4日是举世闻名的《独立宣言》在1776年签署的日子，是美国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把7月4日作为独立日来庆祝最开始始于民间，直到1941年国会才正式将其变成联邦公共假日，以纪念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从英国独立的日子。这样我们看到两个“Independence Day”具有不同的含义。7月4日独立日是纪念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美国人作为一个政治民族（a political nation）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开始。而Juneteenth呢？我的解读是，它是为了纪念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美利坚民族的“独立”，即美国作为一个国家（a nation-state）从长达250年的奴隶制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所有在美国领土上生活的人——包括前奴隶在内——都获得了自由，成为了独立的人。Juneteenth的意义很深，它不光象征着奴隶的解放，同时也象征着美国作为国家、美国人所追求的自由所获得的“解放”。林肯在1863年的《葛底斯堡演说》中说，内战给了美国“一个自由的新生”（a new birth of freedom）。我想，这个“新生的自由”的核心内容就是奴隶制的废除和400万美国奴隶的解放。换言之，只有彻底革除奴隶制，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从这个角度看，将Juneteenth作为National Independence Day名副其实。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把1863年1月1日——林肯颁布《解放奴隶宣言》的日子——作为奴隶获得解放的纪念日呢？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的确，在美国历史上，林肯曾长期被誉为是“伟大解放者”（Great Emancipator）。1月日也曾经被一些黑人社区做为解放日来欢庆。我想，不用1863年1月1日，可能有诸多考虑。第一，1月1日是新年，已经是一个联邦公共假日。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解放奴隶宣言》颁布时，并非所有的奴隶都获得了解放。事实上，林肯当时决定废奴是出于多种动机，包括从经济、外交和人力资源上打击南部，为联邦军队补充兵员等。《解放奴隶宣言》是作为一种战时措施来宣示的，它的贯彻和实施需要时间。而且，林肯并非是在内战中解放奴隶的第一人。内战在1861年4月打响之后，奴隶们立即开始了自我解放的运动，从种植园中逃离，投奔到联邦军队一边来，寻求保护。联邦军队将领也没有恪守最初的将逃奴归还主人的命令，而是将逃奴视为战利品予以收留，并将他们用来为联邦军队做运输工或修工事。国会在林肯的宣言生效之前已经通过了两部《战时敌产没收法》，肯定了将逃奴作为地产没收的做法，还立法废除了联邦未建州的领土和首都华盛顿的奴隶制。林肯是一个“伟大解放者”，这不假（这一点我在后面会展开讨论），但他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奴隶解放者。内战中的奴隶解放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一个过程，一直到联邦军队彻底打败邦联之后才算结束。这样，用6月19日作为奴隶解放的纪念日更为合适。

我们话题主要讨论“美国历史上的两次重建”以及两次重建与非裔美国人的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我先解释一下“两次重建”的概念。“第一次重建”指的是内战之后重建联邦的过程，即那些曾经宣布退出联邦、并使用武力反对联邦的前南部邦联各州重新接纳为联邦成员的过程，时间从1863年开始，到 1877年结束，史称“重建”（Reconstruction）。“第二次重建”通常指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尤其指民权运动时期产生的国会立法。这些立法大多与公民权利有关，它们所遵循的宪政原则来自第一次重建所建立的宪法修正案，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政治和法律联系，所以有历史学家将民权运动称为“第二次重建”。接下来，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我将扼要勾画两次重建的主要进程和立法结果，讨论这些立法如何关键地影响力非裔美国人和所有美国人的公民地位和公民权利的界定和再界定。

奴隶制在北美的起源

在讨论第一次重建之前，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奴隶制在美国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它为何引爆了美国内战。讨论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内战和重建应该很有帮助。

美国的前身是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最早建立的殖民地是弗吉尼亚殖民地，1607年建立。12年之后，也就是1619年，第一批非洲人被贩运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Jamestown），从此开始了非裔美国人在后来美国的历史，也开始了黑白美国人之间的种族关系史。2019年《纽约时报杂志》曾发表了一组文章，统称为“1619 Project”。文章的作者们从奴隶制和非裔美国人历史的角度出发，重新讨论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题目，包括美国革命、经济发展、法律制度、金融体制、疾病治疗和文化变迁等，对美国历史做了一种全面的重新解读，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自然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论，直到今天为止。项目标题的1619年指的就是第一批非裔美国人被带入北美的日子。我们也可以说，作者们的用意是在表达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非裔美国人在北美的历史几乎与欧洲裔美国人（白人）的历史是一样的长，除美洲印第安人之外，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美国的奠基者。

到1619年时，欧洲帝国分割南北美洲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跨越大西洋的贩奴贸易也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奴隶制在加勒比海和南美欧洲人殖民地上也已经深深扎根，但还没有在刚刚开始开发的北美英国殖民地上出现。所以，第一批抵达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非洲人的身份不是奴隶，因为当时的弗吉尼亚还没有奴隶制。新来的非洲人的身份很可能与当地“白人契约奴”（white indentured servants）一样，是一种可以买卖但终止期限的奴工。他们暂时失去了自由，但不是终身为奴。然而，随着弗吉尼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当烟叶种植成为一桩利润丰厚的商业性产业并与跨大西洋的帝国贸易捆绑在一起之后，奴隶制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殖民地迅速成型，并在18世纪初变成了一种受殖民地法律保护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1705年弗吉尼亚《奴隶法典》（Slave Code）将奴隶制与非洲人的肤色挂钩——将所有黑人居民的第一身份界定为奴隶（除非他们能出示自己是自由人的证明），将奴隶从法律上定义为一种可以移动和被交换的“动产”（chattel property），赋予奴隶主诸多的权力，包括买卖奴隶、强迫奴隶进行劳动、严酷体罚不服从命令的奴隶等。在跨大西洋资本主义商业贸易的刺激下，以种植园经济为特征的奴隶制为后来新建南部殖民地仿效，迅速发展。位于北美中部和北部的英国殖民地虽然因地理条件限制，没有发展出种植园经济及其大规模的奴隶制，但允许家庭奴隶制和工场奴隶制的合法存在。所以，到1770年代美国革命发生的时候，奴隶制在北美13个殖民地都是合法的经济体制。1790年美国进行建国后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全国390万人口中有将近70万人的身份是奴隶，相当于每5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是奴隶，可见奴隶制在当时的美国（尤其是南部）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美国革命也带来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废奴运动”。1776年的《独立宣言》宣称：所有人生而平等，都拥有造物主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北美殖民地追求独立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成为独立后北部第一次废奴运动的思想基础。从1776年到1804年，北部和中部各州相继采取了即刻的（immediate）或渐进的（gradual）方式废除了本州的奴隶制，这些州（包括马萨诸塞、罗得岛、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成为了所谓的“自由州”（free states）。然而，在南部，奴隶制不但没有被废除，反而通过州法得以强化，除特拉华州外，建国初期的“蓄奴州”（slave states）都来自南部，包括弗吉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野从此开始。

联邦制宪与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妥协

到1787年联邦制宪的时候，奴隶制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奴隶制是否应该受到联邦宪法的保护？奴隶的法律地位究竟人还是财产？奴隶人口是否应该计入各州人口总数的统计和计算之中（因为这个统计和计算的结果将影响到各州在国会众议院和总统选举的代表权比例）？美国是否还允许海外贩奴贸易的继续进行？此外，从蓄奴州逃跑到自由州的奴隶是否应该被归还给奴隶主？

这些问题在制宪会议上争论激烈，最终通过一系列的“妥协”（五分之三条款、海外贩奴贸易条款、逃奴条款）得到暂时的解决。“五分之三条款”允许蓄奴州将本州奴隶人口以3/5的比例折算，加入本州的总人口中，作为分配国会众议院席位和缴纳联邦直接税的基础；“海外贩奴贸易条款”允许南部蓄奴州在宪法生效至少20年内继续从海外购买外来奴隶；而“逃奴条款”则赋予奴隶主追捕和索回逃亡奴隶的权力和权利。的确，联邦宪法没有使用“奴隶制”或“奴隶”这样的字眼儿，也没有明确地以法律语言将奴隶界定为“财产”(property)，但所以的“妥协”安排却承认奴隶制受州权管辖和保护的一种“特殊的州内体制”（a peculiar domestic institution），而根据联邦制的分权原则，联邦政府不得干预，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承认了奴隶制在美国存在和生长的“合法性”。1787年的这些妥协为日后内战的爆发和国家的分裂埋下了种子，也让美国从一开始就背负了一种巨大的“原罪”，而奴隶制的存在也持续地强化了种族主义思想、观念和文化在整个美国的生长和泛滥。种族主义与奴隶制始终相伴而行。

当时自由州的制宪者愿意在奴隶制问题上与南部蓄奴州达成妥协，是因为他们预计奴隶制的经济效益低，不会持续下去。但他们没有想到，美国在进入19世纪之后，在50年的时间同时经历了三场具有巨大历史后果的进程（historical processes）——领土扩张、市场革命和（白人内部的）政治民主化——这三个历史进程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历史走向，为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崛起奠定了物质和资源基础，而且也促成了奴隶制在美国南部的急速扩张，并最终会将美国推向分裂和内战。

首先，在大约70年的时间里（1783-1853），美国的领土从大西洋海岸扩展到太平洋海岸，每一次领土扩张都给奴隶制的扩张开辟了新的天地。市场革命则是发生在美国内部的一次巨大的内部整合革命，并且是在兴建交通、改进通讯和技术革命的辅助和配合下进行的，其中最有名的一项技术改进和发明是轧棉机（cotton gin）的普遍使用——这桩工艺改造大大提高棉籽脱离的效率，使得棉花种植成为有利可图的新经济作物。政治民主化指的是选举权（民主）的扩展——从1820年代到1840年代，各州的大部分白人男性公民都获得投票权，美国政治也因此从建国时代的精英政治，在政党政治的推动下，变成了一种大众参与的政治。联邦和州的立法不再掌握在所谓“精英”的手中，而是取决于政党竞争的结果，而政党则是由不同利益群体的白人选民构成。

这些历史进程对美国奴隶制的发展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呢？奴隶制又如何变成了导致内战发生的原因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我只能在这里长话短说。请允许我借用哈佛大学贝克特（Sven Beckert）教授在他的著作Empire of Cotton中使用过的一个概念——“多元统合”（the unity of the diverse）——来说明这个问题。领土扩张给美国带来了广袤的领土，旧南部大量过剩的奴隶劳动力通过国内贩奴贸易被转移到南部腹地和新开发的西南部各州，轧棉机的发明大大提高了棉花生产的效率，使其成为一桩利润丰厚的商业性农业，国际“棉花帝国”的网络（向英国提供原棉）为南部开辟新的棉花种植带来了极大的诱惑和刺激，而由南部奴隶主势力控制的南部州政府和政党利用一切机会在立法和联邦新州建立的问题上为奴隶制的扩张保驾护航，所以各种“多元”的动机、利益为南部各州追求区域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建立一个“棉花王国”的目标所连接起来。

与此同时，北部和中西部的“自由州”竭力阻止奴隶制的蔓延，希望将新获得的土地留给自由劳动者所拥有，以建立一个有独立自主的自耕农组成的共和国。南北对于西部领土上是否应该实施奴隶制的争论从19世纪20年代便开始出现，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愈发激烈，并引发了政党重组。到1860年总统大选时，代表北部和中西部“自由劳动”（free labor）利益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总统。林肯在竞选中承诺不会干预南部各州内存在的奴隶制，但绝不允许奴隶制继续向西部领土蔓延。南部蓄奴州拒绝将林肯放在总统选举候选人的名单上，但林肯仍然合法地当选了。南部感到自己在联邦政治中已经无法与北部和中西部抗衡，便在极端分裂分子的鼓动下，通过州议会，发布脱离联邦的宣言，解除与联邦的“契约”关系，脱离联邦，组成了南部邦联政府（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并在1861年4月12日由南卡州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

内战中的奴隶解放进程

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内战中奴隶解放的题目，因为这个与后面的重建有密切的关系。前面提到，林肯本人是反对奴隶制的（antislavery），但他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abolitionist)。他出生在蓄奴州肯塔基，少年时代随父母移居到伊利诺伊州，在自由州长成。他说自己对奴隶制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崇尚“自由劳动”，认为奴隶制是一种不经他人的同意而强行窃取他人劳动成果的制度，提出禁止奴隶制向西部蔓延的主张，以此作为他1860年竞选总统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是相对温和的，因为它并不主张废除蓄奴州内的奴隶制。这同时也是一种尊重联邦制的做法——即将奴隶制视为一种“州内体制”，不属于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

林肯采取这样的立场是为了赢得最大范围的北部选民的支持，包括赢得那些介于南北之间的蓄奴边界州（密苏里、肯塔基、马里兰和特拉华）内那些拥护联邦团结的奴隶主和不拥有奴隶的南部自耕农的支持。所以，在内战打响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提出废除奴隶制，而是力图采用一种渐进的、由州启动的、带有财产损失补偿性质的废奴政策。他当时的最主要目标是保存联邦——废除奴隶制只是一个服务于这个最高目标的手段。直到联邦军队迟迟未能在战场上赢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时，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譬如为防止英法帝国的外部干预和联邦军队急需补充兵力等——林肯才在1862年9月22日决定发布《解放奴隶宣言》预告，给南部100天的时间放下武器，停止反叛联邦的战争。南部拒绝放下武器，1863年1月1日，林肯正式签署《解放奴隶宣言》，无条件地解放南部邦联境内那些仍然为邦联军队所占领的州和地区上居住的所有奴隶。大家注意，我特别强调“那些仍然为邦联军队占领的州和地区”这个限定语。也就是说，宣言并没有宣布美国境内所有的奴隶获得自由。那些居住在边界蓄奴州和已经为联邦军队占领的南部地区上的奴隶不包括在宣言的覆盖范围内。如同我们开始提到的，《解放奴隶宣言》生效的时候，奴隶们早已率先开始了自我解放的行动，国会也通过了《战时敌产没收法》，并宣布废除尚未建州的联邦领土上的奴隶制。

那么，林肯的行动是不是有些姗姗来迟、他是不是不应该享有被后人赋予的在奴隶解放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呢？他还能不能被称为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这是一个历史学界内争论激烈的问题。的确，内战中奴隶的自我解放是一个出乎共和党和林肯意料之外的行动；巴特勒将军将逃奴作为“敌产”收留也是很有创意的做法，他的做法推动了国会制定1861、1862年的《战时敌产没收法》。所有这些行动都发生在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生效之前。尽管如此，林肯的宣言在法律和历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作为总统，林肯宣布无条件地解放奴隶，并将这一努力称为是一个“正义的行动”（an act of justice），事实上将联邦军队变成了一支“解放军”，也改变了内战的性质——此后继续进行的内战不再是以保存一个带有奴隶制的旧联邦（old Union）为目标，而将以创造一个废除了奴隶制的新国家（new Nation）为目标。这是美国“第二次建国”（Second Founding）的起点，也是重建的起点。

此外，林肯在《解放奴隶宣言》中还宣布了两个关键的政策：一是邀请那些身体条件合格的获得解放的前奴隶（freedmen）加入联邦军队，为他们的自由和联邦的胜利而战。这一方面承认了奴隶逃离奴隶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将奴隶为争取自由的斗争与联邦为赢得生存的目标结合起来，两者变成了一个相互依靠的“命运攸关体”（a body politic of stakeholders），联邦政府与自由人之间有了一个相互的承诺，为战后重建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

第二项政策是获得自由的人不再被视作无偿的劳动力或其劳动可以被人任意侵占的劳动力，他们的劳动必须要赋予工资。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格兰其将军在他6月19日第3号战区命令中用的词语，几乎是同样的——带有工资的劳动。这条规定是内战前共和党人反对奴隶制的核心原则，反对无偿劳动，反对剥夺劳动者获得报酬的制度，这也将成为重建的一个核心内容。我想强调的是，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虽然不长，但实际上宣示了战后重建的一些核心内容：即将黑人变成平等的公民，让获得自由的黑人变成自食其力的自由劳动者。在林肯看来，这是新的美国自由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政治保障。当时内战还没有结束，但他已经看到重建将面临的任务。

第一次重建与美国的宪法再造

重建的开始是在内战之中。1863年12月，林肯发布了《重建与大赦宣言》，提出了最初的重建计划。他希望启用南部州内亲联邦的白人组成新的南部州政府，来与邦联政府抗衡。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将黑人纳入到重建进程中来。林肯在1858年的辩论中曾声称黑人和白人在人权是平等的，但在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上无法做到平等，因为两个种族实在太不同了。内战逐渐改变了林肯对黑人的看法。用历史学家方纳的话来说，林肯在内战中始终处于一个“成长”的过程，从一个不情愿的反对奴隶制的政客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的政治家。他从黑白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那里吸收了精神营养，并就黑人与联邦的关系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有人曾建议他收回《解放奴隶宣言》，以表示联邦希望与南部化解敌意、及早结束相互残杀的诚意，但林肯对这一建议坚决拒绝。他在一封1864年的公开信中坚决捍卫了解放奴隶的决定，对黑人士兵的动机进行了高度赞扬。他写道：“与其他人一样，黑人的行动也是带有动机的。如果我们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他们凭什么要为我们做任何事？如果他们为了我们（的自由）而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们一定是为那个最强烈的动机所推动——即便只是（一种）对自由的承诺。然而，承诺一旦做出，（我们）就必须信守。”我引用这段话是想说明，内战不仅改变了林肯对黑人命运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黑人和白人与美国联邦国家的关系——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是黑人和白人士兵的并肩作战，最终保证了内战的胜利，而战后联邦的重建，必须重写界定作为自由人的黑人在美国政体中的地位和权利，这最终成为宪政重建的核心内容。

第一次重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无数学者（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为了弄清这一段历史，写作了淼如烟海的著作和论文，三天三夜也细说不完。我在这里只能尽可能扼要地勾画第一次重建的历程和相关政治成果。

简单地说，重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恢复和重建战后的联邦。与之相关的是一系列其他问题：根据什么原则和程序来进行重建？由联邦还是州来负责重建？是根据原宪法的原则还是另起炉灶？因为美国是一个“宪政国家”，程序非常重要。内战毕竟是一次“革命”，它否定了奴隶制，所以战后重建的最关键问题是如何界定获得从内战中解放的前奴隶的在战后美国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这是重建的核心问题。400万获得解放的非裔美国人，是否应该成为公民，是否应该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包括选举权（政治参与），是否应该拥有土地，如何成为自食其力的自由劳动者？

我们必须认识到，重建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开展的。南部各州刚刚被战败，对联邦和北部各州充满仇恨，奴隶主不愿意放弃对前奴隶人口的控制和压迫，联邦政府对黑人也是相当隔膜，一开始并没有把他们当成政治上的同盟军——种族主义盛行，包括北部人也不认为黑人可以立刻胜任成为重建政治的参与者。此外，当时主政的共和党内部对重建的指导原则和具体立法的意见也是四分五裂，难以形成共识。更糟糕的是，1865年4月15日，林肯在重建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就遭到暗杀身亡，总统大权掌握在继任的安德鲁·约翰逊手中。约翰逊来自南部的田纳西州，是内战中唯一没有退出联邦的国会参议员，他虽然支持联邦的内战政策，但并不分享林肯对对战后重建的前瞻性眼光，对黑人抱有很深的成见。

最终在经过一系列负责的政治谈判、交锋和反复博弈之后，国会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第十三、十四、十五条宪法修正案）、《1866年民权法》、《1867年重建法》和《1875年民权法》等法律，确立了美国“第二次建国”的宪政原则。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1865年）宣布废除美国司法管辖领土上的一切奴隶制（除被法律治罪的人除外）；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1868年）建立了出生地公民资格的原则（即所有出生在美国领土上的人无论肤色、种族和父母原国籍均为联邦的自然出生的公民[natural born citizens]，同时也为各州的州公民，并规定联邦公民享有权利，而州不能通过不正当的法律程序剥夺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也不得剥夺联邦和州对所有公民的平等的法律保护；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1870年）禁止联邦和州政府以种族、肤色和先前曾遭受奴役的理由剥夺公民的选举权。国会还通过了其他的法案，但这三条宪法修正案是写进宪法的，不能随意更改，可以被视为是永久性的法律。它们是美国“第二部宪法”的灵魂。

我们分析一下，可以看到这三条宪法修正案重新界定了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原则。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在宣布废除美国境内奴隶制的同时，实质上是宣布将“自由”作为新美国的立国原则，而1787年原始宪法并没有做这样的承诺（不要忘记“五分之三条款”、准允贩奴条款和逃奴条款！）。

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将将公民身份、公民地位和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写进了宪法，可以被称为是一条宣示“平等”的宪法修正案，也是对原宪法的重要改正。这条修正案同时还赋予联邦政府保护联邦公民的权利（rights）的权力（powers），关键性地修订了原来的二元联邦制（记住，原始宪法将公民权的管辖划为州权范围，联邦政府不得插手）。这一修正案对于后来美国人的公民权利的获得和扩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美国历史上“权利宪政”（constitutionalism of rights）的开始。它对非裔美国人、欧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和任何其他族裔美国人捍卫和争取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非常重要，我们在讲“第二次重建”时会展开讨论。

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是一项关于“民主”的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参与选举的种族限制，宣示了“跨种族民主”（interracial democracy）的原则——即选举权是一项公民权利，不得以种族和肤色为理由进行剥夺。这在19世纪中叶真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民主改革”，因为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连“民主”的影子都见不到，更不用说将选举权赋予刚刚获得解放不久的自由人。我们当然也必须意识到，妇女——无论白人还是黑人——此刻没有被包括在选民之内。这是整个时代的局限所在。

所以，重建宪法修正案对于美国历史是一次深刻的制度转型、观念转型和政治文化的转型。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宪政改革是为了帮助黑人从前奴隶转化成为公民做出的改革，目的性非常明确，指向性也非常现实，但因为它们是宪法修正案，所以适用于所有人民，因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原则——即适用于所有的美国公民。1869年，当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交与各州批准的时候，《哈珀周刊》发表了一幅政治漫画《Uncle Sam’s Thanksgiving Dinner》，其中描绘了对一个多种族、多族裔和多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同桌而坐、和睦相处的美好情景的想象。这可能是重建时代美国改革理想主义达到高峰的时刻。

重建的失败与吉姆克劳时代的来临

如同杜波伊斯所说，黑人在内战中获得了解放，从奴隶制的黑暗中走出来，见到了阳光，但时间很短，他们又被推回到种族压迫的黑暗之中。重建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新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原则，但它们的实施并不顺利。从1867到1870年代初，南部各州曾出现过黑白合治的州政府，黑人男性成为了选民，选举了自己的代表参与州的制宪大会和州政府。大约有1400多名民选的黑人官员担任了州和地方政府的议员等，有两名黑人当选为国会参议员，还有十多名黑人当选为国会众议员。这些都是发生在重建时代的政治变革。重建州政府还第一次在南部建立了由州财政支持的公立学校系统。但激进重建并没有能够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绝大部分自由民始终处于无产的地位，始终未能成为一个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公民。

奴隶制虽然废除了，但南部各州的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大土地拥有者手中。政治上的重建最终仍然需要依靠南部白人，甚至包括那些曾参与过南部邦联的白人政客。南部黑人无法迅速而长期地组织自己的区域性和全国性领导力量，而共和党对新兴的黑人政治力量的支持也并不有力。北部共和党人对重建改革的力度和方向始终存有深刻的分歧，尤其对联邦政府是否应该长期“干预”南部重建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联邦政府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执法机器（联邦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是在1870年才建立的），无法持续地打击反对黑人参与民主的暴力活动，而类似三K党等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当时在南部经常发起政治恐怖主义活动，对敢于参加投票和选举的黑人和同情黑人的白人政客进行暴力打击。联邦最高法院在解读和实施重建宪法修正案的时候采取了保守的立场，他们对相关案例的审理不但没有推动重建的宪政改革，反而扼杀了重建宪政原本包含的革命性潜力。所以，当激进重建在1877年结束之后，南部各州的政权又重新回到了白人政客手中。南部进入了“救赎”时代（redemption），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是白人至上主义，后者将渗透到南部生活的各个方面，直到20世纪中叶。

在救赎时代，南部各州的政权几乎都由白人掌控，它们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对修正案的不同解释），在南部实施了对黑人公民权利的多种形式的限制和剥夺。最臭名昭著的是“种族隔离法”，也称“吉姆克罗法”（Jim Crow Laws），即在接受公立教育、使用公共设施等方面对黑人和白人公民实行“分开”或“隔离”管制，给予两个种族极不平等的待遇。这是公然违反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同等法律保护”的做法，但联邦最高法院在1896年裁定，州的种族隔离法只要做到“平等”，隔离并不违宪。然而，事实很清楚，在种族隔离的南部，黑人公民受到的待遇并不平等，与白人有天壤之别。种族隔离法继续强化了从奴隶制时代延续而来的对黑人的偏见和歧视。南部各州的第二个实践是通过修订州宪法，对敢于参加投票选举的黑人选民设置许多“程序和技术上的”障碍，如提前缴纳人头税、增加对选民居住时间的要求，设置识字水平的考试等（其中的“祖父条款”则可豁免白人文盲选民），实施只准白人选民参加的政党初选等。所有这些都实质性地剥夺了黑人参加选举地方和州政府的权利，让这些政权长期为白人掌握，直到1960年代中期之后。

在经济上，重建废除了奴隶制，但没有触动土地占有资本主义的制度，没有进行土改，所以绝大部分的自由民在解放之后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而继续沦为为前主人工作的工资劳动力或分成租佃制下的农业工人，处在美国经济阶梯的最低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一位黑人历史学家认为，奴隶解放带给黑人的，除了名义上的自由之外一无所有。梁启超先生1903年到美国访问，写下了著名的《新大陆游记》，记录他在美国的观感。他在访问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之后非常深刻地写道，南部黑人在获得解放之前，他们只是奴隶主的“家奴”（一个奴隶主家庭拥有的奴隶），获得解放之后，在种族歧视的制度下，他们（集体地）成为了南部州的“公奴”，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共有的奴隶”。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犀利的观察。

总结而言，第一次重建，从理论上来讲，可被称为是一场宪政革命（虽然不彻底，但激进程度不可否认），但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未能进行到底。黑人在名义上获得了美国公民资格，但实际上并没有享有平等和民主的权利。要想重新争取失去的权利，需要外部和内部的条件，需要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配合，还需要具有坚定信仰的领袖人物，能够忍辱负重的大众，更需要黑人和白人美国人的合作。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的下一段——黑人的权利如何通过民权运动做到失而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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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7/26   发布时间：2021/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