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的“沙利文模式”

作者：埃莉斯·拉波特（Elise Labott）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当拜登介绍沙利文为他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人选时，称其为“一代人中仅有的智者”，如此之高评价足以可见沙利文在美国内政外交方面具有的作用之重。埃莉斯·拉波特(Elise Labott)于2021年4月9日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沙利文模式》(The Sullivan Model)一文，指出这一千载难逢的智者正在面临中国崛起这一千载难逢的挑战，其必须要利用其聪明才智帮助已经分裂的美国重新定义其在全球的角色。沙利文将采取何种模式应对这一危机?美国还能否如拜登所言的“再次强大”?

杰克·沙利文，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全国代表

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一直喜欢辩论。作为耶鲁大学的本科生，他在各大辩论赛中排名前三;在牛津大学，他是罗德学者，他在世界辩论锦标赛中名列第二。当艾米·克洛布查尔在参议院成功参选时，他开始了政治生涯，为她准备辩论，后来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竞选白宫时也同样如此。

现在，在白宫内部，沙利文仍在辩论——与他自己辩论。沙利文曾经一度是传统外交政策共识的拥护者，而他现在开始质疑如何首先重新构建国家安全，以满足国内需要。 多年来，沙利文一直受到狂热崇拜，44岁的他是拜登政府中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高官，也是近60年来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每个人都曾谈及他罕见的早熟才能、成熟和对国家的奉献。另外，在这个充满锋芒的城市，他是个真正的好人。关于沙利文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之间已经有了大量的比较，布伦特是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和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曾被认为是外交政策战略思维的黄金标准。

当拜登介绍沙利文为他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人选时，他称其为“一代人中仅有的智者”。现在他必须将其聪明才智应用到许多人认为是一个世代难逢的挑战中，因为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正在试图重新定义其在世界上的角色， 并且应对一个战略挑战——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他最初的几周里，沙利文已经面临了一场雪崩般的危机外交政策挑战。他与中国官员针锋相对，目睹了缅甸的政变、俄罗斯对美国公司和联邦机构的大规模黑客攻击，以及朝鲜的弹道导弹试验。他仍然要在从阿富汗撤出美军的最后期限上挣扎，并考虑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重启与伊朗的核谈判。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场持续的流行病、经济逆风、气候危机以及在他就任前两周导致暴力叛乱的激烈政治分歧之中。

希拉里·克林顿称沙利文首当其冲的是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沙利文的能力以及他的世界观，都使他成为一个独特的、适合应对当下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林顿告诉我，沙利文是她被提名为国务卿时最早聘用的人之一。

“杰克不仅有智力上的火力，还有人际交往的技巧。希拉里·克林顿在详述沙利文的优势时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他是一个真正的外交官，他懂得如何倾听，如何让人们团结起来，以及如何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战略。”

克林顿谈到，“我们已经看到四年的分裂导致了什么，不幸的是，这会破坏我们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杰克不仅有智力上的火力，还有人际交往的技巧。从广义上讲，他是一个真正的外交官，懂得如何倾听，如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以及如何为目标制定战略。”

尽管近年来发生了大屠杀，沙利文仍然对美国的复兴能力充满信心。上个月，美国和中国高层官员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双方情绪爆发，沙利文回击说：“一个自信的国家能够认真审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不断寻求改进。这就是美国的秘诀。”

他告诉我：“我在美国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州长大，那时正值红色黎明和柏林墙倒塌的年代。这让我对这个国家、对美国的领导能力和在世界上行善的能力有了深刻而持久的信念，我将为此而战。”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一个身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心的人来说，沙利文在政策方面的重点是国内复兴。他的幕僚长亚伯拉罕(Yohannes Abraham)说，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所要做的是与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和沙利文的前任苏珊·赖斯(Susan Rice)合作，将国家安全、经济和国内政策整合成一个“无缝的更广泛的整体”。苏珊·赖斯(Susan Rice)是沙利文在奥巴马总统时期的前任，目前负责管理国内政策委员会。

以最近的COVID-19救援计划为例，沙利文去年在《外交政策》中写道，“对美国来说，缺乏国内投资这一问题比国债对美国的威胁更大。”因此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帮助白宫确保这一法案获得通过。亚伯拉罕说，当它被签署成为法律时，沙利文“和任何人一样，感觉到了主人翁的地位，并且很兴奋”。

政府提出了3万亿美元经济复苏方案，与此同时，也着手整顿国内市场，通过投资新的基础设施以及可再生能源和半导体等行业，增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能力。

“我们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投入大量资源的问题，并不尊重组织边界”，亚伯拉罕说，“他的定位是独一无二的，他能理解缝隙在哪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跨越这些缝隙开展工作。”

也许对沙利文来说，最大的挑战将是实现他和总统一样所称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沙利文和他的老板并没有放弃美国的外交政策行动，无论是打击中东恐怖分子还是从国内政策中寻求新的贸易协议，他们正在试图将两者融合起来。

“我们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所做的一切都将用一个基本的指标来衡量，”沙利文最近说，“会不会让工薪家庭的生活更美好、更安全、更轻松?”

沙利文“定义了挑战并提出了很多非常具有深度的重要问题。但是真正的任务是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付诸实践，即在美国国内保持对参与世界事务的支持，以表明美国的立场。”

战略是目标和资源的匹配，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不得不做出同样的判断：是优先考虑国内需求还是全球领导。

拜登似乎在努力推行一种“金发姑娘”政策，一种能提振中产阶级、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舞台上绕过中国、维持美国不可或缺的国家地位的政策。虽然和平与安全无疑为所有美国人服务，但政府在许多国家安全决定中没有所谓的中产阶级政策，政府必须作出超出贸易问题的决定，例如决定何时、如何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出，寻找最有效的手段来遏制伊朗的核计划和中东地区的恶意行为，或者决定如何停止俄罗斯的影响力行动。美国政府还必须决定，与中国的竞争是否会取代与北京在有关朝鲜、气候变化和其他跨国威胁的问题上合作的必要性。

那是一大堆要摆正的圆。进步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卡图利斯(briankatulis)表示，沙利文“非常深思熟虑地定义了挑战，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但真正的任务是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并以一种在国内保持支持的方式，让美国在世界上的参与表明美国的立场。”

拜登和沙利文认识到，美国公众对美国试图解决每一个问题的冒险主义外交政策兴趣不大，即使是在美国利益远未明确的地方。

约翰-博尔顿是沙利文的前任之一，也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众多国家安全顾问之一，他认为偏重国内需求而非外交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他同意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但他认为，应对这一威胁将需要比拜登心目中“更有力的国际存在”。

“否则你就是在让出领域，”博尔顿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抗中国人的最好办法是与尽可能多的盟友站在你这边。这需要非常广泛的国际参与。”

当拜登介绍沙利文和安东尼·布林肯的时候

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另一个熟悉面孔，现为国务卿国家安全团队的一员的参议员马可·鲁比奥推特：“拜登的内阁人选去常春藤盟校，有强大的简历，参加所有正确的会议，将礼貌和有序地照顾美国的衰落。”

倒刺刺痛了。尽管沙利文享受着精英教育，但他坚称自己的世界观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形成的，他在明尼阿波利斯上公立学校，在一个关系密切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中长大。他的父母都是教育家，在餐桌中央放着一个地球仪，在那里他们会和沙利文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谈论全球政治。

明尼苏达州一直对他有吸引力。在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做过书记员之后，沙利文拒绝了华盛顿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的6位数薪水回国，加入了明尼苏达州一家规模较小的事务所。30岁时，他成为参议员克洛布查尔的法律顾问，为克洛布查尔的国内外政策提供咨询，并与她一起出国，从伊拉克开始。

聪明和善良的结合使沙利文成为民主政治圈的宠儿。但是，尽管他在美国近代史上一些最具争议的政治运动中咬牙切齿，但他并没有陷入一些同事所面临的激烈党派纷争之中。像拜登一样，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朴素成长经历塑造了他的政治，沙利文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如何与美国人民的实际经历相联系。

克洛布查尔告诉我：“他很聪明，但非常谦虚，我相信这让他能够经常谈论这些复杂的问题，这样人们就可以相互联系。”。“他一直是人们信任的人。这对他很有帮助，因为很多人没有从竞选过渡到政府。在他的心中，他是一个想统治世界，为世界做出改变的人，但他通过丑陋的竞选活动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政策制定者。”

克洛布查尔试图让沙利文继续担任她的幕僚长，但他加入了克林顿2008年的总统竞选。在奥巴马最终赢得大选后，沙利文计划返回明尼苏达州。但当克林顿被任命为国务卿时，她任命沙利文为副参谋长，后来在34岁时担任政策规划主任，这是有史以来担任这一职务的最年轻的人。

他在那个角色上异常活跃。当奥巴马政府考虑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限制德黑兰寻求核武器以换取经济救济时，克林顿让沙利文和她的副手比尔·伯恩斯打开了一条后路。2012年7月，克林顿在国务院访问巴黎时，沙利文溜走了，带着伯恩斯秘密飞去阿曼会见伊朗官员，这是六次秘密会议的第一次，这些会议为谈判铺平了道路，最终达成2015年核协议。(特朗普在2018年退出了这项协议，此后伊朗开始加速其铀生产。)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现任中情局局长的伯恩斯称沙利文是“理想的谈判伙伴”。伯恩斯说，他“不知疲倦，镇定自若，对细节毫不留情。”

在国务院任职期间，沙利文磨练了一些技能，这些技能后来可能会很好地为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服务。由于克林顿经常出差，她的助手们常常不得不依靠沙利文，而沙利文通常会和她一起乘飞机，就任何特定的政策发表意见。克林顿的前公关总监菲利普·雷恩斯回忆说，沙利文从来没有扮演过守门员的角色，相反，他是一个诚实的经纪人，对一个未来的国家安全顾问来说，这是一个无价之宝，他的传统角色是征求广泛的意见，并向总统提出一系列选择。

“杰克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你能指望他来传达你的立场，而且他总是比你做得更好。”雷恩斯说，“如果你认为国家安全顾问没有转达你的立场，那么你很容易怨恨他。”。“杰克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你能指望他来传达你的立场，而且他总是比你做得更好。”

克林顿赞成这一说法。“他不会背叛自己的喜好，”她这样评价沙利文。“他站在谈判桌旁，以确保他能够帮助创造“最高质量的决策”。

沙利文总是学习很快。当克林顿的国务卿任期即将结束时，奥巴马的助手们正试图把沙利文请到白宫，尽管他已经渴望回到明尼苏达州。在奥巴马与克林顿最后一次亚洲之行期间，他为国务卿及其在缅甸的工作人员举办了一次午餐会，这次午餐会的开幕式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大成功(如果只是昙花一现的话)。奥巴马向沙利文介绍了美国的简史。

“我知道的不多，”沙利文开始说，然后开始对这个话题展开研究。同事们说，他们已经看到他在许多课题上做了几十次了。几周后，奥巴马要求沙利文接替布林肯出任当时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

这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买卖。沙利文已经推迟了返回明尼苏达州以结束克林顿的任期，但他计划在她离开国务院时搬回来，目的是竞选国会或成为一名美国律师。最终，奥巴马获胜，沙利文来到白宫，负责拜登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外交工作。他还出席了总统的每日情报简报会，并成为奥巴马国家安全团队和情况室的关键人物。

在美国国务院，希拉里·克林顿和杰克·沙利文强调商业外交、创造就业和海外投资等“经济治国之道”(Economic Statecraft)是外交政策的重要驱动力。2011 年，克林顿在纽约经济俱乐部(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发表演讲，称美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全球领导地位是“一揽子交易”(A Package Deal)。

但当沙利文离开政府后曾对我说，他意识到克林顿团队崇高的全球经济愿景未能和美国国内的公民建立联系。他开始思考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全球供应链等国际经济体系的齿轮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并开始着手牵引这些“齿轮”间的丝线。

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为例——这是一个由奥巴马起草的涉及12国的贸易协议，克林顿和沙利文曾经支持这一战略。与许多其他民主党和共和党外交政策建制派的政客一样，沙利文认为，该贸易协定对于对抗中国至关重要并能为著名的重返亚洲战略提供经济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沙利文逐渐开始相信，虽然TPP可以保护美国公司在亚太地区的投资机会，但它忽略了对美国工人的潜在负面影响。(特朗普在他上任的第一周就突然宣布退出TPP协定)。

沙利文政治观点的转变：开始关注外交政策对中产阶级的影响

2017年，沙利文卸任白宫职务。时年，特朗普的上任对美国传统外交政策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而沙利文则在一系列支持维护美国主导下的传统国际秩序的智库报告中有所署名。但后来，沙利文开始质疑自己的观点，质疑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是否是金科玉律。

“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旧制度已经过时，新的制度需要被建立，” 沙利文告诉我，“如果说过去70年的二战后世界秩序像是希腊古典建筑——如帕特农神庙那样有笔直的线条和齐整的圆柱;那么未来将更像弗兰克·盖里( Frank Gehry )[1]设计的建筑——有着出人意料的构造角度、多种素材的混合和大胆的试验性创作。”

2016年的总统大选对沙利文的政治思想演变起到了重要影响。在2016年大选中，他以高级政策顾问的身份加入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并在竞选工作中变得更加熟悉移民、医疗和枪支管制等问题。当时，希拉里在初选中的主要对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指出：很大一部分美国人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脱节和隔阂。

沙利文评价桑德斯道：“我并不总是同意他最终提出的政策解决方案，但毫无疑问，桑德斯关注到了有多少美国人经历和察觉到了系统性不平等带来的影响，美国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正损害这些人的利益”。

桑德斯退出竞选后，克林顿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对手——特朗普，他很擅长将民众对美国社会系统性不平等的愤怒转化为能帮自己获得选举胜利的民粹主义信息。沙利文认为，特朗普“丧失了价值观”，但善于了解底层美国人对外交政策和经济繁荣的看法。

在希拉里意外落选后，沙利文想要离开华盛顿以摆脱大选失利的阴影。一年前，他与曾担任参议员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顾问的律师玛吉·古德兰德(Maggie Goodlander)结婚。在经历了2016年激烈的总统竞选后，他想到华盛顿以外的地方扎根，但他的新婚妻子却对搬回明尼苏达州的想法不感兴趣。

“我对妻子说，让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以外的地方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在那里我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并更深入地参与社区治理”，沙利文对我说。为此，沙利文和他的妻子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古德兰德的家人住在那里。与此同时，作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兼职研究员，沙利文与曾同在奥巴马政府供职的同僚萨勒曼·艾哈迈德(Salman Ahmed)重新建立了联系。近年来，艾哈迈德一直致力于撰写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如何影响中产阶级的文章。

2017年，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就“外交政策对中产阶级的影响”问题组建了一个两党特别工作组。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沙利文和艾哈迈德与来自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不同政治派别的数百名美国人谈论了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期望。在此基础上，工作组写出了名为《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全球化没有使美国劳动者受益，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套新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以求造福中产阶级：这些事项包括更多地关注收入平等、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讨论贸易问题以及采取“不那么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结束昂贵、无休止的战争。

这篇报告显示出沙利文政治观点的改变。报告认为，长达几十年里指导着共和党和民主党行政活动的外交政策共识“使太多的美国社区容易受到经济失调的影响，并在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国内社会变革方面做得过于激进。美国中产阶级想要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此报告有助于打开重新审视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原则的闸门，但拜登此前实际上已经为美国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曾在白宫战情室(the Situation Room)质疑美国政府是如何向公民解释外交政策对他们有多么重要的。

“我认为拜登实际上领先于我们所有人，”艾哈迈德谈到拜登时说，“如果你回顾那些拜登被排除在政策制定工作之外或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存在意见分歧的时刻，我认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对(外交政策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影响)这一问题更加敏感。”

校正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方式，起用奥巴马时代的老牌政客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工作本质上是把混乱庞杂的日常信息转化成可供国家首脑参考的实际选项。但在特朗普任内，整个顶层决策过程都与传统政治运作模式相脱轨，他无视大多数机构的意见，反复通过发推特的方式随意改变国家政策。而沙利文虽然在许多方面有所改变，但在工作方法上仍属于守旧派。

沙利文的幕僚长亚伯拉罕说，沙利文正试图恢复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规律性和严格性”。沙利文还在修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内部职务设置以应对前政府忽视的跨国安全威胁：他将网络安全顾问的职务提升至副国家安全顾问、创设了一个新的前沿技术理事会并重建了奥巴马时期的全球卫生和气候指南(这些文件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一度被取消)。此外，民主、腐败和盗贼政权[2]问题也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意义——它们需要被强调以打击日益增长的国内极端主义威胁。

尽管博尔顿在很多问题上与拜登存在分歧，但他承认，拜登的当选“反映了常态的回归”，这给了沙利文一个博尔顿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期间从未有过的“重大优势”。

博尔顿说：“当总统能够理解政策应当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对正确的施治方法一无所知时，制定连贯、持续的政策会变得容易的多。”

对华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沙利文并没有批评特朗普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治本能，也没有反驳特朗普认为像WTO这样的国际组织在解决国有企业、汇率操纵、贸易壁垒等基本问题时表现糟糕的观点。不过，他相信特朗普的零和博弈策略——包括对美国的盟友提高关税——对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向中国施压造成了妨碍。

为了构造一套更好的对华政策，沙利文求助于克林顿的前东亚事务高级外交官、“重返亚洲”战略的首席设计师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 。坎贝尔说，在沙利文对他提出私人请求之前，他并没有重返政府的想法。

“我们曾经想在亚洲做的每一件事现在都有机会实际着手，继续做下去是非常重要的，”坎贝尔记得沙利文邀请他重返白宫任职时如是说。对此，坎贝尔回复说：“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很荣幸能答应你的邀请。”现在，坎贝尔作为白宫的第一位印太协调员(Indo-Pacific Coordinator)，[3]负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许多涉及亚洲和中国相关问题的理事会。

坎贝尔回忆说，在他加入拜登政府不久后，他和沙利文曾与一群外国公使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上，坎贝尔只有大约30秒钟的时间向沙利文简要汇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我当时感到沮丧和焦虑，怀疑沙利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化好这些事情吗?”出乎意料，沙利文听了我的汇报后转身就做了一场成功的演讲——一如他曾在缅甸为奥巴马做的那样。坎贝尔说：“这让我意识到，沙利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坎贝尔不是沙利文请回来的唯一一位老牌政客，沙利文还招募了数名奥巴马时期的官员，其中包括前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幕僚长乔恩·费纳(Jon Finer)，他现在担任沙利文的副手;曾任“反伊斯兰国联盟”特使的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他现在负责美国的中东政策;曾与沙利文就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治国议程共事的珍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她现在身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两个机构的国际经济和劳工事务高级主管。

邀请老牌政客回归看似是一种集体思维的产物，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克林顿曾告诉我，沙利文对集体思维“过敏”。沙利文通常是外交政策原则和任何被正式讨论的政策建议的主要质疑者，即使由他自己提出的建议也不例外。坎贝尔评价说：“这很离奇。沙利文身上有一点爱尔兰诗人的气质。”

以伊朗为例。考虑到拜登在竞选期间承诺重启伊朗核协议以及沙利文本人在谈判中的角色，许多人预计拜登政府会迅速将伊朗核协议推回到三年前特朗普退出协议时的状态。但是沙利文和布林肯都改变了他们过去对伊朗核问题的观点。他们现在认为，与德黑兰方面达成的任何新协议，都应该同时针对伊朗的导弹计划和弥漫整个地区的恐怖活动，而不能将核协议谈判与伊朗的其他邪恶行为分开对待。

艾哈迈德评价说：“有些人担心质疑一些根本性的外交规则会显得很愚蠢，但沙利文有足够的信心说：‘等一下，我们为什么确定这一点?我们怎么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重建更美好未来”不可能是全部答案

纵然奥巴马的团队可能会再次共事，但他们面对的局势已大有不同。过去四年中，世界局势和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对沙利文来说，未来美国的外交目标并不是回归奥巴马时代的形势。在他与外国外交官的一次会面中，沙利文告诉外交官们，“我们不是特朗普政府，但我们也不是奥巴马政府。

如果有人认为拜登的“重建更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 理念带有特朗普民粹主义施政方式的某些特征——尽管相对而言这一理念更人道、更富有同情心——那也情有可原，两者都支持更谦抑的国际干预和一定程度的经济民族主义。但它们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外交政策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的盟友，拥抱威权主义政治强人，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视为负担或谈判筹码。与之相反，对拜登(和沙利文)来说，盟友是美国的力量源泉，而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则是一种让安全威胁远离美国海岸线的“低投资高收益”的方法。

“重建更美好未来”理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学，但它也留下了许多犹待回应的问题——就像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已故主席、沙利文的导师之一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Gelb)过去常常指责民主党人那样，民主党常常“奉行摇摆政策，并无实际立场” (“positioning without taking a position”)。除了通过国内投资的方式提高竞争力之外，拜登政府还需要充实其外交政策议程并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寻求政治支持。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凯恩的前顾问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指出“美国目前的国内政治形势使它越来越难以在新冠病毒、中美关系等把美国逼到绝境的重要问题之外的其他问题上找到解决方案。但我们还有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许多其他问题亟待解决。所以它不可能是全部答案。”

最终，对于像他的老板一样喜欢把当前美国面对的挑战定义为民主和独裁之间的竞争的人来说，沙利文受到了可怕的打击。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前，前任总统特朗普花了几周时间散布选举舞弊的谣言。随后，美国国会遭到暴力袭击，袭击者试图通过暴力推翻选举结果。与此同时，乔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等州加班加点地压制投票权。

沙利文认为：“团结起来将是关键，更重要的是，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世界各国正在关注疫苗和美国的新冠病毒救助方案，并且到目前为止它们都对美国的恢复能力感到吃惊。不过，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美国人能否团结起来?我不知道，但是拜登总统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而且他是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合适人选。”

注释：

[1]弗兰克·盖里是80年代最知名的解构主义建筑师之一，其创作风格深受洛杉矶现代城市景观影响，“喜好通过碎片的拼接、反转、悬浮和分裂来制造不和谐的率直狂热情绪”，以创作具有新颖不规则曲线外形的建筑著称。参见何昕：《浪漫的当代都市画家──弗兰克·盖里创作思想与手法追寻》，《建筑学报》1996年第8期，第57页。

[2] 盗贼政权(Kleptocracy)是组织性腐败的一种形态，指统治者(通常也包括一小部分其跟随者)，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直接把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在这种形态下，因为缺少权力制衡，腐败几乎是公开的，不需要复杂的交易和精巧的掩饰。参见李辉：《如何思考政治腐败:基于概念的理论反思》，《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第121页。

[3] 印太协调员是拜登政府于2021年1月新设立的外交职务, 这一职务的设立表明拜登政府将奉行与特朗普相同甚至更强化的路线——持续关注抑制中国在地区的崛起，同时与美国一些盟友，如日韩澳印建立更具战略性的伙伴关系。参见纳亚尼玛·巴苏，乔恒(译)：《拜登的"印太协调员"，怎么看中国?印媒很关注》，中国南海研究院网，available at: http://www.nanhai.org.cn/info-detail/23/10411.html.

翻译文章：Elise Labott, The Sullivan Model, Foreign Policy, April 9, 2021.

网络链接：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4/09/the-sullivan-model-jake-nsc-biden-adviser-middle-class/

译者介绍：马鸣蓝

王常阳，天津大学法学院大三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4/21   发布时间：202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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