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胜负还是缴械投降？| 美国社会分裂背后的“阶级地理学”

作者：迈克尔·林德 (Michael Lind)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在政治、社会等问题上充满了分歧，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纷争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四年内愈演愈烈，政治与社会的大分裂引起各方的反思与探讨。迈尔克·林德(Michael Lind) 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著有《下一个美国：新民族主义和第四次美国革命》等书，在其多本著作中解释和捍卫美国民主民族主义的传统，主张“自由民族主义”、“离岸制衡安全战略与经济民族主义相结合”，批评自由意志论。2020年12月14日，林德教授于克莱蒙特研究所的在线出版平台《美国思想》(The American Mind)发表《一决胜负还是选择投降?》(Showdown or Surrender)一文，指出阶级及贫富差距是超越党派差别的首要问题，工人阶级应当在政府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看着地图上支持民主党的蓝州和支持共和党的红州，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断定美国各州正在沿着地理边界分裂为不同的政治团体。基于这种假设，共和党执政期间的民主党人士和民主党执政期间的共和党人士通常会重新提出以前的州权理论，以保卫自己的选区不受对立党派的控制。然而，这一具有潜在致命性的结论其实立足于一种错误的判断，如果对联邦制寄予错误的希望，可能注定会将权力让渡给国家管理精英阶层(national managerial overclass)。

在美国历史上，梅森—迪克森线是政治地理学上的主要分界线。自1800年左右至20世纪后期，南方精英政党与北方大多数白人工人阶级结盟，比如杰弗逊共和党到罗斯福—约翰逊民主党。近两个世纪中，包括联邦党人、美国辉格党以及林肯—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人在内的北方精英政党，聚集于新英格兰地区和中西部的北部地区。他们有时在偏远南方丘陵区的民粹派中找到同盟，共同支持南方黑人的人权—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以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口音而区别于那些老派东北部贵族精英的南方贵族已经消失了。从前的地区寡头已经融合成单一的同质性特权阶层。其中大部分是家族承袭，也有部分属于精英知识分子。这一特权阶层的成员分布在不同的地域，野心勃勃，进入同样的私立或公立大学，说着同样的同质性、非地区性的精英语言，阅读同样的报纸和杂志，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和电影，遵循同样的时尚，吃同样的食物。

这里没有红蓝州之分。最精确的投票地图是郡县地图，而不是州级地图。郡县级地图显示，在美国的每个地区，主要的党派分野处于城市中心与其他地区之间。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以外是红色的，而得克萨斯州绝大部分城市区域都是蓝色的。城市和郡县仅仅是州政府的产物，所以，代表全州略占多数选民的政客在州政府中掌权时，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权力对州内各地的地方政府施加影响。这意味着，一旦少数大城市的大多数选民赢得了州议会和州长的职位，他们的来自远郊和小城镇的竞争对手就没有办法反击了。

将此情况视为“城乡”分野是错误的。只有1.3%的美国工人在农场工作。各地区的主要区别都集中在城区内:一方面在商业区和商业区周围人口较密集区域之间，另一方面是在商业区周围人口较少地区和远郊之间。

新型阶级地理学

这种党派分歧是否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团体都可以独立存在?答案是否定的。它反映了在一个高度集中、深度融合的社会中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与欧洲一样，美国中心城市的人口往往是那些在商业、金融、专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等领域拥有大学文凭的、白人为主的经济精英，以及拿着较低收入为这些人打工、以移民为主的、从事低端工作的工人阶级。虽然有些人从外环线通勤到市中心，但无论种族，大多数美国工薪阶级都生活、通勤和工作在市中心外围和远郊地区。除了快餐和折扣零售业这种声誉较低的服务(主要是相互提供服务)，城市外的工人阶级还从事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能源、农业综合企业和其他从特权阶层的城市枢纽中迁移出来的“肮脏”的生产性行业。

把如今高度民族化和城市化的美国想象成美利坚联合“城邦”国。想象一下，把所有蓝色的大型城市的核心地区——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达拉斯、休斯顿、奥斯汀、亚特兰大的市中心和近郊区——放在一个蓝色的大圆圈里。然后，把这些城市的所有远郊地区放在一个更大的红圈里，环绕着蓝色的内圈，形成一个棋盘状的郊区争夺格局。

图为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地图(按县和投票比例)

图片来源：Brilliant Maps(https://brilliantmaps.com/2020-county-election-map/)

这张想象出来的图形揭示了一个新的现实情况，即现代美国国家政治本质上是纽约式的城市政治，并复制到了全国各地。现在，所有的大型城市的核心地区都相当于曼哈顿，所有的外围地区都相当于纽约市的外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2016年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是纽约人但没有人觉得奇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一名撰稿人在 2016年《永远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特刊中嘲笑特朗普的“外区口音”。

这个国家里新进团结起来的管理及专业精英阶层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但它更偏向于民主党。这是因为民主党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政党，也是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企业的政党，比如硅谷和华尔街。但无论他们属于克林顿—奥巴马—拜登派的民主党还是布什—罗姆尼—瑞安—哈里派的共和党，大型城市的寡头们倾向于共享复苏的新自由主义公共哲学，对文化和社会问题持偏稳健的激进态度,而经济上偏右,支持自由市场交易,主要体现在贸易、移民、科技及金融监管和私营部门工会被敌视等问题(与民主党的公共部门工会相区别)。在教育、生活方式及价值观方面，与大多数本党派非精英阶级的选民相比，两党中的资金捐赠者、管理层与专家之间更具有相似性。通过各种“文化战争”，比如左派掀起“OK”手势的象征性争议、右派对堕胎非法化的虚伪修辞，党派内部的精英们操纵着本党内部的那些非精英阶层。

几乎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都集中在单一国家统治阶层手中，而且其成员聚集于几个主要城市，这样的情况尽管在拉丁美洲、法国或英国历史上曾有先例，但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美国大多数非精英工人阶级的拥护者和他们为数不多的上层盟友来说，新的阶级地理学有两个含义。

民族主义还是失去一切?

首先，随着教会、私营部门工会以及以会员而非捐款者为基础的政党体系逐渐式微，唯一留给高中学历的工人阶级去施加影响力的全国性机构只剩下政府。尽管捐助者和大学学历的精英们可能会削减平民的影响力，但是普通民众仍然能够通过投票对政府产生一定影响。

相比之下，特权阶层除了控制了大部分政府机构之外，还不受约束地主导着媒体在内的私营部门、高校以及慈善基金会在内的非营利部门。以加州16号议案的表决为例，如果精英阶层未能成功说服选民投票支持民主公投中的种族和性别配额，那么他们将借助私经济权力而非政府权力来施加影响。就像纳斯达克(NASDAQ)那样，在准备上市的公司的董事会中强加种族和性别配额,补入精英白人女性及少数群体中的精英成员。

据此可见,小政府保守主义(smaller-government conservatism)有弊于各个种族中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的支持者需要增加其在政府中的权力，因为政府是工人阶级唯一能够产生影响的机构，并代表平民百姓积极行使权力，监督寡头团体在商业、媒体、非盈利组织及学术领域滥用集中化的私人权力。

第二，这场战争必须旨在控制联邦政府和国家政府权力机构。如果认为一个充满敌意的精英群体掌控着政府，却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和敌人以各州权利或地方主义为庇护所，这是一种错觉。1820年的美国，各州治权保护了北方反奴隶制的激进分子，使其能够抵制当时长时间控制着联邦机构的南方奴隶主，这种防御性地方主义或许曾经是可行的，但在2020年，它却不合时宜。

特权阶层对各个部门的控制—包括私营部门和非盈利组织—使得美国跨种族多数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利益受到威胁，但反政府保守主义并不是解决这些威胁的办法。恰恰相反，盲目的反政府主义可能会对民主政府产生威胁，而民主政府是美国多数工人阶级对抗上层管理革命并捍卫价值观和自身利益的唯一可用工具。

在美国集中化的“联合城邦”中，外区的居民不能脱离城市。他们除了为控制市政厅而奋斗之外别无选择，否则只能走向失败。

文章来源：Michael Lind, Showdown or Surrender, The American Mind, December 14 2020.

译者介绍：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1/10   发布时间：202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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