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薇：美国参与大国战略竞争策略论析

作者：李薇  来源：《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6期

作者：李薇，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参谋部博士

摘 要：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并非特朗普上台后独具风格的战略转向，也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特有的政策措施，而是带有国家历史和文化惯性。作为当今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从崛起到称霸走过了相当长的大国战略竞争历程，且基于地缘条件、历史文化和时代机遇形成了自身参与战略竞争的诸多特点，涉及竞争战略选择、国家实力积累、同盟体系加持、差异优势运用等多个方面。梳理和总结这些特点，有利于认识美国战略筹划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走向，从而也有助于理解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并找到有效应对美国对华强加的战略竞争，进而引导中美关系朝着可预期方向发展。

关键词：战略竞争 实力运用 规则制权 同盟体系 差异优势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在接触中贯穿着遏制，在合作中贯穿着竞争。从小布什政府呼之欲出到特朗普政府官方定调，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仅源于美国文化基因中孕育的霸权护持思维，还基于其对大国战略竞争的路径依赖，以及受美国对华敌性判断不断增强的认知驱动，可以说是美国长期对外战略的逻辑延展。尽管美国是一个仅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但在大国战略竞争上却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英国政治学家巴里·布赞认为，"能够声称自己是’和平崛起’的现代大国可能只有美国"。"而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的际遇完全是一个例外，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一个民主的民族能逢这样的际遇"。实际上，美国的成功经验中有很多无可复制的因素。尽管过去的成功不代表未来永远成功，但这并不妨碍美国的历次战略竞争中仍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借鉴之处，或可助我找到应对美国对华强加竞争的可能办法和途径。

一、以战略克制服务崛起进程

按照托马斯·谢林的观点，绑住双手，有时候反而得到更多。这句话或许是对战略克制最好的解读。战略克制归根结底就是善于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当美国的力量尚处于发展中时，其战略目标和选择表现得相当克制。1894年，美国钢产量超越英国达到世界第一。但从其获得第一大经济体地位，到参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再到成为全球实力第一的大国，实现与英国的和平权力交接，美国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又通过40年的美苏争霸才问鼎全球霸权，登上一超独大的巅峰。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美国已经萌生了领导世界的雄心，但却能够在自身实力不足时，展现出较强的战略克制，即在战略方向上与主要强国错开，在战略利益上对强国适度妥协，始终避免与竞争对手发生正面冲突，不会违背欧洲国家意图去充当拉美独立国家"保护者"的角色。1824年，哥伦比亚受到法国威胁时向美国求助，但遭拒绝。美国表示，不会在未取得有重大利益的欧洲国家谅解之前单独使用武力。此后，美国还以同样理由拒绝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国的类似请求。

在与英国的战略竞争中，美国始终把自己的战略利益划定在美洲地区，即使在对外扩张时，也巧妙避开在大西洋方向与英国正面碰撞，选择已经衰落的西班牙帝国下手，通过美西战争占领位于太平洋上的关岛、夏威夷和菲律宾，并以这些岛屿为支点，另辟抵达东方的通道。

在与日本的战略竞争中，尽管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不断增长，但由于地缘和实力原因，面对日本在远东的强大海军，美国仅强调门户开放，对日本的扩张一再忍让，在五国海军条约签订过程中，不仅在主力舰比例问题上对日本妥协，还许诺不在阿留申群岛、菲律宾、关岛等接近日本的区域建造或扩建海军基地，这对美国来说是极大的损失。时任美国海军上将金斯指出，"在日本全部外交史中，从来没有取得过它在华盛顿军缩会议上的胜利这样完全、这样重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小。它获得了一个需要为之奋斗50年的地位，而且能够不流血地完成，甚至感情上也不受到伤害。"今天日本在太平洋上和亚洲有一双绝对自由的手，而这是我们在军缩会议条约中给他的。

在与苏联冷战期间，美国在尼克松执政之前处于国力衰落的状态，选择对苏"缓和"并同中国建交，直到里根时期国力有所恢复，才又转而对苏强硬。除了在实力对比不占明显优势时的战略克制，一些情况下，美国在具备优势时也能够主动限制军备，放弃采取武力干涉，转而通过相对较弱的道德力量进行遏制。在对英、日、苏的竞争中，美国都多次采取了这一策略。

美国的这种战略克制，除了源于对自身实力的恰当评估，还有对战略环境的客观评判。在美苏爆发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正是基于对核战争产生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才能够决然地排除那些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选项，令危机得以成功化解。通过审慎、克制地处理和化解各类危机，美国不仅避免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甚至还能化危为机、扭转竞争态势，有效维护崛起进程。

二、以深耕周边构筑战略依托

在美国独立初期，英国控制着美加边界位于美国一侧的7个军事据点，封堵了美国向西发展的通道，并以《航海法》限制美国的对外贸易。美国与西班牙之间因佛罗里达产生边界争端，与法国关系也在独立战争后趋于恶化。此时，良好的周边环境成为美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为了构筑稳定可靠的战略依托，美国对周边进行了精心谋划，从领土扩张到商业扩张，从大棒威慑到金元外交，最终成功占据了地区主导权，从而顺利走上对外扩张的称霸之路。

19世纪初，美国充分利用欧洲乱局和拉美独立运动，积极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并适时抛出"内罗宣言"。通过美墨战争，美国领土大面积扩张，成为两洋国家。之后，美国又先后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取得了开凿运河的特权，占据了重要的战略通道。在从俄国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后，美国领土进一步扩大。地缘上的剧变，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新优势，其实力也随之迅速增长。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对法国、西班牙运用"内罗主义"武器，捍卫了墨西哥和多米尼加的独立，赢得了地区话语权，树立了良好的地区形象。

至第一次委内瑞拉危机时，美国已敢于对英国施展强硬态度，最终迫使其接受美国在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边界争端上的仲裁，极大地动摇了英国在拉美问题上的绝对控制权。1902年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时，德国在英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对委内瑞拉实施封锁。美国以最后通牒警告德国，表示"在必要时有义务以武力干涉"。德英船只不得不撤出委内瑞拉水域，并达成了令美国满意的条款。

1895年，在古巴和菲律宾爆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时，美国借"缅因号"事件与西班牙宣战，使古巴获得独立。美国因从西班牙手中夺得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从而获得向南美洲和亚洲扩张的重要战略要地，为海外贸易扩张提供保护，国际影响力大为增强。美国自此成为实质上的地区强国，具备了参与列强竞争的资格。此后，在英国深陷布尔战争之际，美国又趁哥伦比亚内乱(有说法是美国策动巴拿马独立)，获得了巴拿马运河的修建和控制权，拥有了自己独占的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通道，为日后海外贸易扩张和海军调度带来了极大便利。此外，美国还与加拿大解决了阿拉斯加边界问题，靠贸易稳定了与墨西哥的关系，通过建立地区机制将拉美打造成"美国的后院"。正是通过在周边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运筹，美国才得以稳操地区主导权，构筑起问鼎全球霸权的坚实战略依托。

三、以强化实力谋求绝对优势

美国参与大国战略竞争，始终将现实主义理论和权力竞争思想作为重要、甚至是带全局性的因素加以考虑。在美国传统认知中，国际政治的铁律就是各国都要追逐强权。一方面，以权力竞争为前提的现实主义，在美国政界和学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现实主义集大成者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决定因素，理性的国家应在国际社会中最大限度地谋求权力。另一方面，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对苏冷战登顶全球霸主之位，除积累了丰富的大国竞争经验之外，也切身体验到权力政治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效用，必然对现实主义有着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

这种对硬实力绝对占优的执着，主要体现在美国持之以恒地专注打造强大的军事实力上。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从未像苏联或日本那样，在经济状况不佳时孤注一掷发展军事，其军事实力的扩充总是以经济快速进步为前提。建国初期的美国并未保持大规模的常备军。19世纪80年代，尽管经济上已经取得巨大发展，但美国海军规模甚至比智利还要小。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实力已位居世界第一，但主观上仍沿袭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客观上也并未被视为全球力量平衡中的主要成员。

然而从老罗斯福时期起，美国开始瞄准世界海军强国标准建立自己的海军，并逐步插手世界事务。在罗斯福看来，战备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必须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撑才能落到实处。在美西战争中，美国加强了海军建设，占领了战略据点，为确立自己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的霸权做了充分准备。但此时，美国的关注点仍在内罗主义主导下局限于西半球。至威尔逊治下，美国经济实力逐步转化为军事实力之后，这一局势开始有所改观。1890年，美国陆军仅位居世界第14位，且没有任何战舰，到了1905年已有战舰25艘。此后的30年中，美国依靠军事实力对拉美进行了21次干预。此外，美国还在吕宋岛、马尼拉和夏威夷的珍珠港修建了基地，并在加强海军的同时，以新军事技术大力发展陆军，各种武器装备不断得到改进。正是这些新式武器装备的出现，把一战的西线变成了屠宰场。

在经历了1929年大萧条之后，美国先是积极恢复经济，尔后才通过法令大规模扩军。到1940年，不仅海军战舰成倍增长，还建立起一支百万人的陆军，军事实力迅速超过日本，最终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如果没有先积累起过硬的实力，而是在军事实力与日本大幅悬殊的条件下与之发生冲突，美国很可能陷入不利境地。

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均未殃及美国本土，美国自然资源几乎没有消耗，国家实力反而因战争的契机得到不断提升。一战后，美国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华尔街则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二战期间，美国工业增长了40%。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一半以上的工业、三分之二的黄金、三分之一的对外贸易都集中在美国。遍布全球的海空军基地使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可以出没世界各地。正是建立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绝对优势，美国才得以顺利坐上世界第一强国的交椅。

四、以双重标准运用规则制权

美国与荷兰、英国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制度性安排来实现帝国的扩张和维系，从而有效节省国家治理成本、发挥自身优势。可以说，美国先天就包含了"制度性霸权"的因子。但从崛起到称霸，不难发现，美国在运用其手中规则制权时始终是双重标准，体现了国家利益目标下灵活性与务实性的统一。基辛格会如此描述美国的摇摆不定，即美国时而捍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而抨击它的均势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不道德且落伍于时代，时而则两种态度兼而有之。

一方面，美国在壮大和崛起的过程中，通过选择性利用国际法，既避免了和强国之间代价高昂的冲突，又从形式上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以此获得更多国际支持，从而使国际规则成为以较低代价获得竞争优势、以合法性保障自身平稳崛起的有力工具。美国对泛美体系的推动，对"内户开放"政策的承袭与主导，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后，美国又通过打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制度体系，并全力维护这一体系的权威性和自身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既确保国际社会平稳运行，又对世界各国形成不同程度的制约，使国际法成为美国管理国际事务、施加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当国际规则不利于美国维护自身利益时，美国便以国内法作为与国际法意见不一的斗争工具，甚至还时常通过"治外法权"按照国内法处置国际事务。在老牌欧洲国家对拉美进行干涉时，美国会高举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进行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美国反复强调国际法中"中立权利"，从交战双方两头获利。直到英美利益深度捆绑，美国无法坐视英国战败，才通过《战争法案》加入协约国作战。二战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打着联合国旗号介入朝鲜半岛战争。在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后，美国又以"先发制人的自卫"为由，抛开联合国直接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于此后对美国认定的7个国家中的"恐怖组织"发动单边行动，对联合国和国际法造成巨大冲击。美国著名的贸易保护工具"301"和"337"条款，都会被世界贸易组织认定为与相关国际法产生冲突，但美国却一直置之不理。为维护自身海洋利益，美国始终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在实践中却又经常援引该公约来声张自己的海洋权利，并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美国在与中国共同发表的三个"联合公报"中承诺将逐渐减少对台军售，但美国不仅未履行承诺，还出台《与台湾关系法》，前者属于国际法范畴，后者属于国内法范畴，显然二者存在严重矛盾。

美国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除了缘于国际法本身存在约束力上的局限性外，更多的还是倚仗自身过硬的实力，因而可以忽视由此引发的国际信誉受损等负面影响。客观上，"国内法至上"理念确实有助于美国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但同时，美国以双重标准运用规则制权实施战略竞争，也成为其所有竞争对手必须高度防范并巧妙应对的重要问题。

五、以同盟体系拓展战略空间

自冷战起，美国就高度依赖其北约盟国与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展开对抗。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通过其构筑的同盟体系管理全球事务。长期以来，同盟体系为美国赢得冷战和维系全球霸权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设法将盟友拖入战场，会是英国最擅长的策略，温斯顿·丘吉尔形容其作用堪比打赢一场大仗，而使某个危险国家保持中立的价值则高于抢占一个战略要点。20世纪前的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对联盟大致持保守态度，不少美国人将其视为老牌欧洲国家自私的权谋。但在此后的竞争实践中，美国日益感到，借助别国力量加强自身实力，以及阻止别国与对手联盟，是赢得战略竞争的重要因素。美国正是与法国共同对抗英国才赢得了独立，后来又在德国对英国的牵制下才取得了地区主导权。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也是在同盟国的配合下打败了日本。

基于这些成功经验，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精心打造自己的同盟体系，以期在与苏联的较量中取胜。1970年时，美国已经与42个国家签订双边防务条约，是4个地区性防务联盟的核心成员，海外驻军高达100万，遍布30个国家。冷战结束至今，没有一个盟国脱离或试图脱离该同盟体系，甚至统一后的德国和会处于苏联控制下的12个中东欧国家也纷纷加入其中。美国发动的多次"反恐战争"及其战后处置工作，都离不开盟国的支持和配合。美国的盟国多来自全球两个现代化程度最高、经济最繁荣的地区——西欧和北美。这些国家以占全球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近一半的生产总值，军费更是占到全球军费开支的七成以上，无形中使美国实力得到极大增强。

除了为美国提供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以经费、军力、情报等手段协同美军作战外，在确立和维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上，同盟体系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的西方盟国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文缩写 IMF)、世界贸易组织(英文缩写 WTO)等国际机构的重要成员和主要出资国。他们以盟友立场共同参与制定有利于自身的规则。七国集团(G7)就是多年来对国际秩序发挥重大作用的机制之一。二十国集团(G20)中多数国家也是美国盟友。脱离了同盟体系的美国，将是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影响力难以深入全球各个角落。如布热津斯基所说，若没有跨大西洋的紧密关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也就不复存在。

六、以差异优势攻击对手软肋

美国的战略竞争实践，最惯用、最成功的特点之一，就是基于对自身和对手的全面评估，瞄准己方占优而对手较弱的领域出击，在差异化竞争中取胜。美国多次运用过的抵消战略、成本强加战略、竞争战略等，都是这种差异化竞争的体现。

美国学者斯蒂芬·罗斯指出，要让对手参与到自己设定的大概率会赢的游戏之中，去做那些符合对手本性、但鉴于资源状况本不该做的事。制定和实施这样的战略，净评估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即搞清楚竞争各方的优劣对比及其形成机理，然后选择赢面和获利最大的点主动进攻。1972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净评估小组负责人安德鲁·马歇尔提交了《与苏联的长期竞争∶一个战略分析框架》研究报告，提出美国要制定合理的战略，提升对苏联的竞争优势，并要在深入了解苏联决策特点的基础上进行评估，持续跟踪苏联在关键领域的发展动向。

当判断苏联在短期内难以在电子信息技术和精确打击技术领域追赶美国后，美国国防部于1978年推出了"抵消战略"，通过卫星侦测平台、全球定位、计算机网络、精确制导等颠覆性武器系统，实现了信息技术给武器平台的赋能，改变了战争规则，有效抵销了华约集团不断增长的兵力优势。当判断苏联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难以在国防经费上持续投入后，美国又看准漫长边境线给苏联带来的巨大防空压力，于1982年以100架B-1轰炸机的制造合同，成功将苏联拖入"高杠杆"军备竞赛。随后，苏联为应对美国轰炸机的威胁，在防空体系上加大投入，花费数十亿美元发展米格-25 战斗机、新型地空导弹和雷达，最终导致国内经济严重透支，诱发了社会和政治危机。相比之下，美国在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上恰恰存在巨大优势。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下，美国的军民融合程度较高，一旦开启对苏军备竞赛，能够迅速将巨大资源投入国防工业较为集中的民营企业之中，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并惠及民生，因此反而助推了国内经济发展。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美国的差异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体制等对手短期内难以模仿的领域。尽管技术在一些时候被视为国家建立竞争优势的捷径，但实际上技术进步离不开体制机制的保障，更需要在教育领域的长期投入，并非短期内能够赶超，也不是某一项技术的领先和突破就可以实现全局的优劣势转换。因此，美国一直高度重视维护自身全球"技术领导地位"，对可能追上自己的国家实施严密的技术和人才封锁，以确保具备可持续竞争优势。这也是其能够长期保持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法宝。

七、结语

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带有国家历史和文化惯性，并非特朗普上台后独具风格的战略转向。历史上，实施战略竞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和主要对手较量中，美国善于运用这一手段，并会收到较大成效，其中最显著的案例就是在美苏冷战中的充分运用。在美国学界和战略界的推动下，战略竞争理念在美对外战略中快速回归，也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近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舆论动员，设置涉华议题，为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提供法律依据，并在多个领域出手，全面强化对华战略遏制。面对来自美国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中国既需抓住关键也需把握全局，既要坚守底线也要进退有据，有效管控中美竞争，化解战略压力，拓展战略主动;在竞争中更须切实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筑牢战略竞争的国内基础，同时也要积极顺应世界变局，因势利导，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向可预期的方向发展。

来源时间：2020/12/18   发布时间：20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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