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特朗普政府对东盟的发展援助及东盟的政策反应

作者：吴泽平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东南亚观察》第四十九期

本文作者：

吴泽平，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中文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东南亚研究，区域合作，大国外交

摘要

东南亚地区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抓手，冷战时期它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前线，冷战后它又以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和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成为美国新兴的政治经济合作伙伴。2017年初特朗普正式上任后，一改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东南亚的政策取向，削减了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和援助。而后却又在同年年底提出“印太战略”，畅想“自由、开放”的印太，大幅增加了对东盟国家的发展援助，并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全政府的援助体系。面对美国的政策转变，东盟国家及时做出政策反馈，通过东盟版“印太战略”构建了一个积极的受援国的形象。美国与东盟在发展援助上形成了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的“双积极”的援助国-受援国关系，对于地区内“中国-美国-东盟”三方关系的构建和地区秩序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交换论与对外援助

社会交换论是美籍社会学家布劳(Peter M. Blau)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研究个人和群体之间交换关系的理论。社会交换简单而言就是一个接受帮助与回报感谢的过程，而交换类型和吸引力是布劳社会交换概念中的两个关键词。布劳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分为内部交换和外部交换，前者可以对标韦伯提出的价值理性行动，交换的目的是获得真挚的情感等非功利目标;后者可以对标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行动，即在功利目标下，通过严谨的成本-收益计算以达到最佳效益。布劳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二者经常是混合在一起且难以区分的，促成有效交换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高对交换对方的吸引力，但吸引力过强时，交换对方可能会因担心无力回报而导致自主性丧失而放弃建立交换关系，因此“平等互惠准则”下的交换关系最可能实现良性发展。

布劳观察到，现实中的社会交换关系往往是不平衡的，因此产生了社会交换中的权力结构。简言之，在成本-收益分析之下，交换方A给交换方B提供的帮助较大，B已经难以通过口头致谢等代价较低的方式进行回报，但同时又需要继续得到A的帮助时，B就会对A产生顺从或依附关系，社会交换中的权力结构就形成了。布劳认为，社会交换的权力结构在个人之间和群体内部都适用，群体内部的权力结构拥有加权效应，即领导者在某方面的一次成功往往在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可后引发其在其他方面的成功，从而不断增强领导者的权力。

学者丁韶彬将社会交换论的基本概念引入了对外援助分析，认为现实主义的“援助国利益”模式和自由主义的“受援国需求”模式都承认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权力的不对等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以资源的让与性转移为特征的，社会交换论可以较好地说明援助—受援关系在利益上的互惠性以及权力结构。援助—受援关系的交换模式如图1所示，援助国通过援助为受援国提供必要的发展资源，这也是其运用权力资源的过程，受援国获得了援助国的资源，就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予援助国一定的支持，以此作为回报，援助国和受援国付出的成本即为对方的收益。

 

图1 援助—受援关系的交换模式

(资料来源：丁韶彬.大国对外援助——社会交换论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21页，笔者自绘)

丁韶彬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的对外援助理论的优势在于，既看到了援助-受援关系的实质是利益的交换和权力的不对等，跳出了理想主义者空洞的道德分析，又看到了援助-受援关系的双向性，肯定了受援国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避免了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代言。因而笔者认为，其理论框架适用于分析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于东盟的发展援助。

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一直是美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目的地，尤其是东盟国家长期被视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线。冷战结束后由于竞争对手苏联的解体，美国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援助疲劳”时期，对东南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有所削减。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使反恐成为了美国政府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突出了中东在美国反恐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将中东与南亚进行剥离。这客观上导致了南亚与东亚的人为地理分离被打破，一个包括南亚在内的更大范围的亚太地区正在形成。被称为“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重返亚太”的口号，呈现出由“亚太”概念向“印太”概念转型的政策导向，2010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美国亚洲政策演说，首次提出“印太”概念，并宣称美国将按照“政治可持续、运行灵活及地域分散”三项原则重新调整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加强与原亚太地区国家的海上军事合作。奥巴马政府还高度重视印度在地区力量结构中的作用，将其视为重要的新兴合作伙伴，认为印度的“东向政策”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存在战略重合。

特朗普上台初期一改奥巴马政府重视东南亚的政策导向，将东南亚地区降低为美国亚洲战略的第二层级，认为东北亚和中东地区在美国的亚洲战略格局中具有优先性，以至于美国学者疾呼“美国正在失去东南亚并将其让与中国”。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的转向始于“印太战略”的提出，2017年12月特朗普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了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其本人和政府高官也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东盟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等重要多边场合对印太战略的内涵和具体政策进行了多次阐述，其中毫不遮掩地提及了中美在亚太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竞争，并提出要给予东盟国家更多的发展援助，提高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印太战略”背景下，对东南亚的发展援助是美国谋求地区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通过向东盟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安全保障等资源，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实现两大利益目标：一是遏制中俄在亚太地区势力的崛起，对冲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发布的任期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与俄罗斯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认为其严重威胁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安全。美国学界和政策研究界指出，由于2016-2018年这段时间美国忽视了东南亚地区，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战略空档，导致美国在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展开的的战略竞争中已渐处弱势地位。与此同时，李克强总理在第二十二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中国已连续十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19年以来，东盟已跃升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国家已实现融合联动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通过积极的经济外交和军事部署拉近美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是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力量存在的必要手段。二是利用东盟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发展潜力，推动美国经济实现新增长。2017年东盟十国相较于2016年的总体GDP增速约为9.98%，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且区域内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经济强国经济体量日趋增大。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其产业投资需求门类日益丰富，除了林业、矿业等原材料加工业和食品服装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外，东盟国家对生物制药、电子、精密工程等技术资本集约型产业的投资需求也不断增大，而这恰好是美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所在。因此，在全球经济由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的关键节点，“印太战略”下的美国既可以利用东盟的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也可以通过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激发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增强美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影响力和经济话语权。

由于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作为受援国的东盟国家在援助—受援关系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一方面必须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扩张提供一定的支持，如配合实施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和参与联合军演;另一方面东盟国家一直努力维持东盟在区域的中心地位和自主性，通过《东盟印太愿景》提出自身的发展战略并积极寻求与中美两国的战略契合点，扮演着“积极”的受援者角色。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将按时间脉络，梳理“印太战略”提出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前后特朗普政府对东盟的区域援助政策，并以越南为例研究特朗普政府的国别援助计划;然后以《东盟印太愿景》为切入点探究东盟对“积极”的受援者角色的塑造;最后结合目前地区及国际形势，对本文进行简短的总结。

二、特朗普政府对东盟的区域援助政策

(一)“印太战略”提出前特朗普政府对东盟的援助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一改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口号，大幅削减了对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援助，东南亚沦为美国亚洲战略布局的第二层级。特朗普政府降低对东南亚事务的关注度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作为强调“美国优先”、很大程度上依靠民族主义情绪上台的总统，特朗普首先要兑现自己竞选时维护国内民众利益的诺言，因此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大规模的外援削减计划，东南亚地区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之一，自然受到了较大的波及。有数据表明，美国对东南亚的发展援助从2016～2017年度的7.32亿美元锐减到了2017～2018年度的3.38亿美元，减幅超过50%;二是由于朝鲜半岛局势升温，特朗普政府需要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对东北亚安全事务的处理中。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特朗普政府也同东南亚国家保持着必要的高层往来，但其目的主要在于拉拢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传统的东南亚盟国对抗朝鲜进而保障美国的东北亚安全，而非进一步促进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因此有学者将这段时期的美国与东盟关系称为“片段式接触”(episodic engagement)。

这一时段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的援助政策总体上来说是消极的，即削减外援资金。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的统计数据显示，相比2016年，2017年美国对于东亚和大洋洲地区(需要指出，在USAID的划分中，东南亚国家大多属于该区域)的援助义务(obligations)和援助发放(disbursements)都明显减少。

 

表1 2016-2017年美国对东亚和大洋洲地区对外援助数据表

(注：表中资金为当年现值，单位：美元，数据来源：https://explorer.usaid.gov/data，笔者自绘)

国内学者提出了该时期内外援削减的三点原因：一是美国GDP占全球份额不断萎缩，一定程度上美国的经济优势有所削弱;二是特朗普上台后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在国会预算总额变动不大的情况下，经济援助必然减少;三是特朗普坚持美国本土利益优先，对外援助显然不在其主要考虑范围之内。在东南亚的具体语境下，美国亚洲战略关注重心的转移放大了上述三点原因的影响力，使特朗普政府对东亚和大洋洲地区的外援呈现出骤减之趋势。

另外，相比削减外援，对东南亚国家打击更大的是2017年初美国正式宣布退出其亲手创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因为许多东南亚国家为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进行了痛苦的国内经济改革，如马来西亚承诺打击人口贩卖活动和管理雇佣税，越南为保护劳工权益加强工会机构建设等，美国的任性“退群”使这些国家的努力毁于一旦，阻碍了其未来的经济发展。特朗普还借着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势头对16个贸易伙伴展开了不公平贸易调查，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四个东盟国家就位列其中。尤其是越南对于美国这个最大的出口市场依赖性很强，且只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未与美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受损严重。

(二)“印太战略”提出后特朗普政府对东盟的援助

1、政策调整及援助特征

2017年11月10日，特朗普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二十五次非正式会议并发表演讲，首次在多边场合提出了“印太战略”，并描绘了印太地区的美好愿景：“印太地区有着多样文化和各异梦想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可以肩并肩走向繁荣，和平和自由得到蓬勃发展”。在此之后，特朗普本人和其政府高官也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东盟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等重要多边场合对印太战略的内涵和具体政策进行了多次的详细阐述，标志着东南亚地区在美国亚洲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得到回升。“印太战略”提出以来，在特朗普大幅削减对外援助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不降反升，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对东亚和大洋洲的援助义务(obligations)和援助发放(disbursements)同比增加了25.42%和38.83%，这充分表现出了东南亚在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和全球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在援助种类上，美国对东南亚的援助种类较为多样，以经济援助为主体，兼顾了军事援助、人道主义援助、文化教育援助、卫生医疗援助等多方面。

①经济援助

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援助主要分两条路径进行，一条是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进行，包括直接的物资援助、无偿赠款和优惠贷款。另一条是以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作为主要援助机构，国家进出口银行等相关机构进行配合，主要包括无偿赠款、无息贷款和低息贷款。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为东南亚地区提供了超过4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前文也提到反映出随着“印太战略”的提出，2018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对东亚和大洋洲地区的援助义务(obligations)和援助发放(disbursements)呈现出了迅速增长的态势。美国千年挑战公司(U.S.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MCC)也继续在印太地区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其目前正计划与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签订发展契约，还与所罗门群岛一起启动了一个门槛方案试图找出其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

②军事援助

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援助是与经济援助紧密结合的，目前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有两点，一是通过提供资金、军售等方式提高菲律宾、泰国等域内传统盟国的军事现代化水平，以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及中、俄等“修正主义”国家潜在的军事威胁，典型表现是美国多年来对菲律宾武装部队现代化的支持和指导;二是发挥自身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在海域感知和海上执法等先进领域展开合作，以维护海上航道这条印太地区“生命线”，典型代表是2017年11月特朗普访问越南时向越南移交了“汉密尔顿级”海岸警卫队快艇,以帮助越南提升海上安全和执法能力。

③文化教育援助

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就是美国反共的前线，与美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深厚的历史联系，因此除了经济和军事援助之外，美国在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依然保持着一定的投入。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既关注对东南亚国家基础教育，也积极参与了东南亚国家的精英教育，前者例如在2018年9月到2019年3月的半年内，美国对域内重要盟国菲律宾提供了近98万美元的小学和初中教育资金援助，后者例如美国倡导的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和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Young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Initiative, YSEALI)。在卫生医疗援助方面，美国的印尼“家庭计划”最为典型，其涵盖了计划生育知识普及，建立医疗卫生中心，提供专业技能培训等各个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也表现得十分积极，其在2018年对缅甸罗兴亚人危机中积极提供援助，有效地提升了美国在东盟国家中的形象。

三、特朗普政府的国别援助行动——以越南为例

越南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战略盟国，由于其重大的安全意义和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而成为美国实行经济外交政策的重要对象国。越南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提出的“国家合作发展战略”(Countr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CDCS)的成员国，美国持续地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援助和战略投资。与当时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对接，美国国际开发署于2013年6月提出了《越南国家发展合作战略(2014-2019年)》，为今后五年的援助规划、预算编制和实施奠定了基础。该战略提出，美国国际开发署将支持越南继续转变为一个负责任、更具包容性的伙伴，美国将与越南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应对根本的发展挑战。如表2所示，《越南国家发展合作战略(2014-2019年)》总结了该时段内越南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指出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政策的优先事项。可以看到，越南主要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法治、经济发展和教育、卫生医疗等基本人权问题三个方面，前两点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而最后一点可以通过短期努力取得较大成果、且对越南内政干预较少，因而最先开始发力。美国国际开发署自2016年起开展了全球卫生供应链-采购和供应管理(GHSC-PSM)项目，通过越南的社会卫生保险(SHI)计划，支持越南艾滋病毒/艾滋病控制管理局和越南社会保障部量化和采购抗逆转录病毒(ARV)药物。由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将通过SHI逐步获得，从2019年3月开始，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当地和国际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供应商合作，通过宣传工作和为他们准备登记档案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在越南分两批注册了90个和180个ARV药瓶。

 

表2 越南发展面临的挑战、机遇及美国的政策重点

(资料来源：《COUNTR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FOR VIETNAM 2014 – 2019》，available at: https://www.usaid.gov/vietnam/cdcs, 访问时间：2019.11.28,笔者翻译绘制)

在“印太战略”提出和奥巴马政府具有鲜明人道主义特色的医疗卫生援助初见成效的条件下，能源安全和经济法律改革成为了特朗普政府对越南经济外交的重点。自2017年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与越南工业和贸易部共同努力，使国家能源政策现代化，包括引入直接电力购买协议(DPPA)机制，并根据第八电力发展计划(PDP8)扩大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的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越南城市能源安全(USAID Vietnam Urban Energy Security)是一个为期四年(2019-2023年)、耗资1400万美元的项目，该项目将支持部署先进的分布式能源解决方案，如家庭屋顶太阳能技术、下一代电池存储技术和更清洁的交通方式，将促进在越南部分城市地区(包括胡志明市)部署先进的分布式能源解决方案。该项目将与越南市政府和企业进行合作，以解决越南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城市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在立法改革方面，特朗普政府希冀通过改革经济立法、完善法律程序来使越南“继续在治理和竞争力方面取得进展，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推进国际一体化”。为了完成这一目标，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立法、问责制、完善海关和贸易程序、改善信息获取、提高竞争力以及加强中小企业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联系等方面促进法律改革和透明度。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帮助越南改写了180多项商业法规，使越南在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的竞争力排名从82名大幅提高到68名，这是越南过去十年来在该项指标上实现的最大的跃升。

四、“印太战略”下东盟的政策反应

(一)东盟对印太战略的基本态度

面对特朗普政府积极的发展援助政策，东盟十国的反馈尚未达成一致。既有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持欢迎立场、积极推动印太战略与本国战略相对接的国家，也有以泰为代表的持观望态度、渴望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国家，还有缅甸等抵制“印太战略”、不希望因此破坏与中国关系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印太战略”尚未完全实施、发展前景不确定，美国只是在贸易投资、发展援助等方面做出了诱人的承诺，但具体资金与项目很多尚未落地，且美日印澳四国内部在“印太战略”的细节上尚未完全达成共识，这都使得“印太战略”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二是“印太战略”下东盟的中心地位能否真正得以保持，美国对于东南亚的一系列“全政府”、“全方位”的战略举措已经凸显了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野心，东盟是否会处于美国操纵下的工具主义的中心地位成为了各成员国的共同关注，正如泰国学者卡威·充吉塔万( Kavi Chongkittavorn)所言，东盟希望借助“印太战略”加速区域内经济增长，但更担心“印太战略”可能对东盟在本地区的中心地位有所影响，东盟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来确保没有一个国家主导本地区;三是东盟国家大多与中国存在着高度交织的政治经济利益，东盟国家担心特朗普逼迫其在中美间选边站队，这既不利于东盟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还对东南亚地区秩序存在着潜在的威胁。

(二)“东盟印太展望”的提出及评估

2018年4月，印尼总统佐科在新加坡参加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时，提出“印太合作”战略，并将东盟进程作为其支柱。同年5月，印尼外长蕾特诺在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再次提及“印太合作”概念。此后印尼主要领导人在东盟峰会、东盟外长会等重要的多边场合多次阐释“印太合作”的内涵并对其他东盟成员国进行反复游说，最终于2019年6月23日推出了《东盟印太展望》。东盟的“印太展望”的核心在于以下五点：一是强调东盟的中心地位，加强东亚峰会等现有机制在不断演化的地区架构中的作用;二是将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视为紧密一体化、互联互通的地缘战略整体;三是关注合作，强调发展和繁荣等共同利益; 四是将海上问题、地区互联互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作为优先合作领域。

如今《东盟印太展望》通过已逾一周年，从其文件内容来看，《东盟印太展望》保持了东盟的协商一致精神，清晰地认识到了发展对于地区的重要意义，体现了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决心，但也存在“新瓶装旧酒”、措施不具体、约束力弱等弊端。从外部环境来看，《东盟印太展望》提出时，其原则和理念得到了中、美、日、印等地区主要大国的基本认可，具有较为光明的发展方向，但在东南亚新冠疫情尚未平息、中美地区战略博弈加深的新形势下，其落实进程必然曲折。总体看来，东盟努力将其积极的受援国的角色与自身的共同体建设相结合，避免在中美博弈的漩涡中丧失发展的自主性，但其政策进展和成效还受到疫情形势、大国关系及自身韧性和行动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五、结语

美国作为目前世界头号强国，在印太地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力优势，“印太战略”提出后更是对东南亚地区在区域和国别层面实施了包括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文化教育援助在内的全方位的积极援助政策;而东盟国家地缘位置优越、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具有一定的自然性权力;东盟各国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发出东盟声音，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拥有一定的制度性权力，因此在面对“印太战略”下美国的大力援助是呈现出了积极的受援国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是东盟的“印太愿景”，目前都仅呈现出一个大致框架，其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还具有较高的模糊性，这种“双积极”的援助受援关系会对地区内中美战略博弈造成什么影响、会推动地区秩序向何种方向发展，还有待进一步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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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ARAWI ASSISTANCE”, available at: https://www.usaid.gov/philippines/humanitarianassistance/marawi-conflict, 访问时间：2019.11.28.

[31]“U.S. GOVERNMENT ANNOUNCES ADDITIONAL PHP234 MILLION FOR MARAWI RELIEF AND RECOVERY”，available at: https://www.usaid.gov/philippines/press-releases/us-government-announces-additional-php234-million-marawi, 访问时间：2019.11.28.

[32]“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5th U.S.-ASEAN Summit”,November 13, 2017,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5th-u-s-asean-summit/, 2019.10.26.

[33]“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 D,a Nang, Vietnam”, November 10,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2019.10.26.

[34]“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at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3,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1201780/remarks-by-secretary-mattis-at-shangri-la-dialogue/,2019.10.26.

[35]“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at the 6th U.S.-ASEAN Summit”, November 14,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6th-u-s-asean-summit/,2019.10.26.

[36]“Clinton On APEC In Hawaii”，November 19, 2011，available at:https://editorials.voa.gov/a/clinton-on-apec-in-hawaii-134155413/1482835.html.html.

[37]东盟官网数据：https://data.aseanstats.org/indicator/AST.STC.TBL.3.

[38]USAID官网数据中心：https://explorer.usaid.gov/data

来源时间：2020/12/17   发布时间：20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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