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羁的“第四力量”？媒体如何加速美国社会的分裂

作者：康晓蒙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2016年之后，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加速将美国社会拉向两端，美国社会分裂问题愈发凸显。本文首先阐释社交媒体如何改变美国媒体传播业态，而后分析对立的媒体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的两点原因，最后预测拜登政府在弥合社会分裂方面可能的政策走向。

图片来源：Kashmir Age, “New Media Policy: Are Journalist Associations Forced To Maintain Silence?”, June 14, 2020

01 社交媒体如何改变美国媒体传播业态?

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由传播机构发布后自上而下传播，而社交媒体则以个人和社会关系为依托呈现扁平的传播结构。客观性、一致性和互动性决定着社交媒体传播的影响力。相比于传统媒体关注“头部”精英，社交媒体更关注一个个自愿表达政治意见的草根选民联结起来形成“长尾”力量。

四年来，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创造了有别于传统媒体市场的另一个舆论中心，呈现出与主流新闻媒体截然不同的舆论导向。回看2020年关于新冠疫情的持续报道、美国大选的激烈竞争、新政府政策的发展走向，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总体上都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偏好。

两类媒体不同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受众群体引导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它们的积极参政并未引领美国走向团结，反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内部分裂。

回顾21世纪以来的美国政治生态与媒介传播方式的演变，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分裂逐渐加重的趋势几乎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发生在同一时期。从下表可以直观地看到，美国社会分裂从1996年到2019年逐年加剧，其表现形式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对总统支持率的差距连年扩大。自小布什执政的第四年起，两党选民对总统的支持率差距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并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2018年两党选民对于特朗普的工作满意度的平均差距为79个百分点，达到迄今为止对所有总统年度的调查中最高记录。

 

1996-2019年间共和党和民主党对总统支持率的最大差距记录表，源自盖洛普民意调查

02 两种媒体的传播如何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

笔者认为有两点原因：其一，大多传统媒体的左倾政治偏好，使共和党选民更易转向社交媒体及福克斯获取政治信息，两类媒体逐渐形成了一种分裂的媒体传播业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教授蒂姆(Tim Groseclose)通过政治倾向系数(slant quotient)对电视、广播和印刷媒体的政治倾向进行了精确的量化测量，研究发现：(1)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有自由主义偏见;(2)绝大多数记者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使他们的观点有所偏颇;(3)这种偏见从根本上塑造了美国政治，使得普通美国人的政治系数(political quotient)明显偏左。以50分为左倾右倾的分界线，蒂姆统计的结果显示，美国20家主流媒体有18家左倾，仅有2家(Fox, Washington Times)右倾。

为更直观地呈现媒体的政治倾向，本文根据蒂姆的研究数据制作了媒体政治倾向表，以颜色深浅表示其左倾的程度，即颜色越深，该媒体越左倾。蒂姆本人为右派支持者，其研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导致其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偏差。

 

美国主流媒体政治倾向表，图片来源：本文根据文献研究数据自制，数据来源图：Groseclose, T.; Milyo, J. (2005).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4), pp1212, doi:10.1162/003355305775097542.

蒂姆的研究出版较早，且对于部分媒体的评估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虽然蒂姆将《华尔街日报》归类为严重左倾的媒体，如今大多数观察人士则认为《华尔街日报》属于温和保守派媒体。皮尤研究中心曾根据各大报纸的受众群体的政治立场侧面反映报纸的政治偏好，《华尔街日报》的受众均匀覆盖了从自由到保守全段政治光谱，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BS新闻》等报纸的受众则具有较为明显的左倾特征。此外，也有学者从媒体报道引用保守派智库和自由派智库的方式和比例的角度出发，对蒂姆的方法论进行了批判，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蒂姆的研究可能夸大了媒体的左倾偏好。

特朗普执政四年间坚持用Twitter发布自己的政治主张，频频指控《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报道假新闻，使得两类媒体逐渐获得了自身的稳定受众群体，并逐渐形成一种分裂的媒体传播业态。与主流媒体传播相对，特朗普熟练使用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的传播策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自主传播的特点扩大政治影响。特朗普在2015年开始首次竞选活动时，Twitter上只有300万个关注者，Facebook上有1000万关注者，而今特朗普在Twitter上至少有8800万关注者，在Facebook上有3100万关注者，在Instagram上有2300万关注者。2020年十月，特朗普的转发平均数在达到了1.96万，相比于2015年六月竞选前飙升了30，000%。此外，特朗普还拥有具有无限热情的追随者，其中许多人通过使用软件自动转推他来即时分享他的信息，也有些人将他的Twitter供稿用作新闻的主要来源，就像电视总是在后台播放一样。特朗普的推特网络宛如一台强大的在线扩音器，源源不断地将最新消息传播到支持者的手中。

其二，两党选民都倾向于从支持本党的媒体中获取信息，而对另一种媒体持有“敌对媒体效应”(The Hostile Media Effect)心理，进一步降低了两类群体之间沟通理解的可能性，使得双方的对立程度不断加深。并且，由于感知和选择机制带来的偏差，“敌对媒体效应”会自我加强。

敌对媒体效应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反应，应用在传播领域则可能会导致党派主义者感知到新闻媒体的报道的偏见，继而产生愤怒、不满以及其他社会行为。我们可以用心理学层面的机制——选择性回忆或感知(selective recall or perception)、选择性分类(selective categorization)以及不同标准(different standards)来解释“敌对媒体效应”的产生。选择性回忆(或感知)机制认为党派主义者更注意那些不好的内容，记住更多与他们的观点相反的内容;选择性分类假设认为党派主义者更可能将个别的信息归类到与他们自己的观点相反的类别中;不同标准机制则认为，虽然党派认为信息是公平的，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新闻报道是有偏见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比另一方的观点更准确。

简言之，多数传统媒体的左倾政治偏好与特朗普的Twitter政治形成了一种分裂的媒体传播业态，而两党选民都倾向于从支持本党的媒体中获取信息，并容易产生“敌对媒体效应”心理，从而在互动传播中不断加深双方的对立程度。

03 拜登将如何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

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多元主体需要基于有效协商达成多元共识(multiple consensus)，包括在价值、认知、行为等层面达成某种一致。当前美国新闻媒体呈现出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的冲突性和不可通约性，如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应对气候变化与优先经济发展、最少国家干预与强化国家福利政策等。 

从传播实践的角度讲，媒体的信息来源主要依托于政治家和政府机构，只有从政府内部逐渐缓和政党对立的情况，媒体所传播的内容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才会在达成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传播两党共识，提高党派主张聚拢的可能性。

拜登曾在竞选中宣称他将会做两件事，一是提高建设美国的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二是践行弥合美国社会分裂的价值观。党派冲突、贫富差距、种族歧视、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等各方面都是拜登需要做出改变的领域。当前，拜登已在各项关键社会事务上发布政策主张，包括实行新冠病毒全国检测、设计行程追踪程序;提高最低工资并投资清洁能源;进行刑事司法改革并对少数族裔社区进行补助;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扩大教育投资等。拜登的国内外政策改革回应了当前美国社会主流对于应对新冠疫情、采取气候行动的主张，同时也照顾了包括底层劳工和少数族裔在内的更广泛的群体利益，是一种在制度层面积极推动多元主体开展有效协商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

然而，拜登团队本身并非铁板一块，民主党本身也面临着较大的内部分歧。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曾撰文称拜登需要组建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团队，整合其顾问团队中的“修复派”(restorationist)、“改革派”(reformist)和“进步派”(Progressives)三支力量，拜登也需要积极管理不同的观点，以开放和结果导向的态度不断地测试和评估修复派，改革派和进步派的基本假设和政策。

政府的政策调整会反作用于媒体传播，进一步影响美国政治的议程设置和后续发展方向。拜登任期内，政府与媒体都将会进一步摸索党派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将维持美国的经济领先和社会安定放在首位，在议程的协商中寻找共识、扩大共识。然而，就当前美国社会分裂和对立的现状来看，这一实现有效协商、达成多元共识的进程必然会面临党内外诸多挑战。

作者：康晓蒙，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现就读于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时间：2020/12/9   发布时间：20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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