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沙利文：美国仍然可以领导世界

作者：杰克·沙利文  来源：国政学人 第553期

作品简介

【作者】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副参谋长。他很可能成为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

【编译】邵良(国政学人编译员，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

【校对】黄慧彬

【审核】杨沛鑫

【排版】陈旻雨

【美编】马颖

【来源】Sullivan, Jake. Yes, America can still lead the world. The Atlantic (Jan-Feb, 2019): 76-85.

期刊简介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之一，是一本有关文学、政治、科学与艺术的杂志，第一期出版于1857年11月。

是的，美国仍然可以领导世界

Yes, America Can Still Lead the World

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内容提要

美国还能领导世界吗?美国还应该领导世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美国又该如何领导世界?特朗普将这些多年来大家心照不宣的基本问题摆上了台面。对此，杰克·沙利文认为，应该重新解读已被曲解滥用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使其成为美国内外政策的指路明灯。

文章导读

01 “美国优先”：一个危险的思想

美国还能领导世界吗?美国还应该领导世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美国又该如何领导世界?特朗普将这些多年来大家心照不宣的基本问题摆上了台面。国家安全专业人士对这些问题的下意识反应，是1945年后美国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好处。

然而，美国人在“美国例外论”的观念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许多年轻人质疑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独特领导作用的价值。与此同时，老一辈人正倾向于另一种观点：美国是世界第一冤大头。很多人认为，是时候停止为其他国家做嫁衣了。这就是特朗普版本的“美国优先”。特朗普仇视盟友，蔑视合作，喜欢刺激、欺辱甚至轰炸其他国家，并且对核战争大放厥词。特朗普不是在宣扬孤立主义，而是在宣扬掠夺性的单边主义。

特朗普的做法很危险，但他提出了一些需要明确答案的问题。那些认为美国能够而且应该继续占据全球领导地位的人，必须解释特朗普为什么错了，并为未来提供更好的战略。一项充满活力、鼓舞人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外交战略，必须终止特朗普在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错误选择。它必须结合最好的爱国主义(共同的公民精神和明确的国家利益意识)和最好的国际主义(认识到当你邻居的房子着火时，你需要抓起一个水桶)。它应该拒绝最糟糕的民族主义(导致侵略和民族仇恨)和最坏的国际主义(达沃斯精英的自我陶醉)。

这就要求重新解读“美国例外论”的理念。这并不是说美国本质上比其他国家好，而是指：尽管美国有缺陷，但它具有独特的属性，可以用来促进国家利益和更大的共同利益。接下来作者将重新解读美国例外论，以此作为特朗普“美国优先”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的答案，并且作为美国在21世纪延续领导地位的基础。

02 自我纠错与自我更新

“美国例外论”在不同时代意义不同：美洲大陆独特的地理优势，革命的叙事和宪法的撰写，边疆的遗产，普及美国经验的冲动。也有人理解为美国是受上帝保佑的。这些意义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美国有一系列与众不同的特点，赋予它独特的能力和责任，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

二战后的美国有一个独特之处，即在失败和愚蠢之后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这对于美国领导全球不可或缺。自我评价、自我纠正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将美国与历史上的其他大国区分开来。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不完美之处，让我们有能力重建这个国家，使之更接近我们的最高理想。”

后特朗普时代，美国将面临又一次大规模的自我调整。美国需要修复特朗普对联盟、条约和美国动机的认知，对美国话语的信任，以及对美国理念的破坏。但美国也必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自己的目标。在柏林墙倒塌30年后的今天，美国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持久的答案来回答最基本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为了什么?

03 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外交政策界对上述问题的传统回答是把美国描述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然而，这种回答是在无限制地满足别人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像用手指插在堤坝上阻止洪水的男孩。

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的必须是保护和捍卫美国的生活方式。然而，美国生活方式的定义目前还存有争议。“美国例外论”需要克服种族和文化的分歧，恢复其最初的定义：健康的民主、共享的经济繁荣、所有公民自主奋斗追求幸福的安全和自由。这首先需要在国内对部落主义(tribalism)的兴起和中产阶级的空洞化作出积极的反应。外交政策可以支持这种自我调整，同时有效地应对外部威胁。

美国的外部威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威胁，如中国威权政体与国有经济体制对全球自由开放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施加的压力，以及俄罗斯对西方民主国家稳定的挑战。第二类超越了国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像埃博拉这样的致命流行病;气候变化对地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危害;下一次全球经济崩溃;以及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众所周知，上述威胁都有可能使美国陷于瘫痪。关键在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有效地与美国对抗;如果美国袖手旁观，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有效地面对上述威胁。

美国必须动员各方共同应对这些威胁。在某些情况下，应对措施必须是全球性的，让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一起面对核扩散和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在其他情况下，美国应该与它的盟友合作，抵制侵略、威权主义和恶性腐败的蔓延。

这些合作不是自发的，需要一些参与者站出来领导。历史上，美国一直在履行这一职能。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巴黎协议》就不会产生。该协议召集了195个国家承诺减少碳排放。如果美国没有在2014年领导应对埃博拉疫情，那么一场疫情可能会席卷整个非洲。美国即使在国内犯了错误，也可以用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来亡羊补牢：如果美国没有协调全球应对措施，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容易就会演变成第二次大萧条。

如果美国开始被其他国家视为一个“正常”大国，只关心其狭隘的自身利益，它就无法保持领先地位。在态度、习惯、方法和思想方面，美国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寻常的大国。与众不同意味着要把这些核心属性用于美国自身利益，当然，也要为各国共同利益服务。“美国例外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调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04 态度：正和思维

为保证 “美国例外论”不至于导致失败，应该认清美国的独特属性，解释如何复兴和加强它们，并规定如何使它们在外交政策中发挥作用。

美国的独特属性之一，是认识到美国的利益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从建国者的共和思想(republican ideas)——特别是他们相互依存的观念——中可以看出一种态度。托克维尔称之为“深思熟虑的自我利益观”(self-interest rightly understood)。今天，可以称之为正和思维。

正和思维指导着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宏图伟业，即重建被征服的敌人，保护海上航道，并在半个世界范围内应对自然灾害。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频繁地发动战争。然而，自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一直没有重新开战，这是美国治国之道的重要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壮大也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结果。美国提供了推动亚太地区经济显著增长的安全保障。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如此多的观察家害怕美国的撤退，而不是害怕美国的统治。

特朗普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正和思维的传统。他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很简单：我们反对他们。美国必须拒绝特朗普应用于美国盟友的强盗逻辑——“要钱还是要命”。美国的盟友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产。美国可以依靠几十个强大的、独立的国家来帮助挫败恐怖袭击，抵抗敌人的侵略，这是其对手做不到的。

是的，分摊负担很重要。但美国需要一个比特朗普那一套更复杂的分摊负担理念。一种新的“美国例外论”将从由美国承担大部分成本转向更公平地在盟国间分配成本。这并不意味着降低美国的领导能力，而是引入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赋予其他国家更大发言权的同时，也分摊了更多的责任。美国知道怎么做。建立机构来分担共同问题的责任是美国基因的一部分。在全球舞台上，制度建设增强了美国的力量和效率。

05 习惯：解决问题

美国第二个独特属性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充满问题解决者的国家，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在过去的70年里，解决问题的习惯决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美国的实用主义方法论有时是天真的。相比具体问题而言，美国往往不善于解决更加基础的问题。例如，相比政治衰败和官场腐败，美国更擅长解决喀布尔周围道路质量差的问题。即便如此，在需要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包括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市长和活动家)之间进行合作才能解决全球问题的时候，美国拥有组建不太可能形成的联盟所需的创造力和勇气。

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应该解决哪些问题。美国应该解决的问题应该包括之前提到的对其生活方式的合法性产生威胁的挑战。

即使有更明确的优先事项，美国也需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改变，哪些事情不能改变。很多时候，美国选择在对手占优势的情况下与他们针锋相对。例如，当中国军队开始在南海的岩石和礁石上修建建筑时，美国几乎无能为力。美国在南海的切身利益是商船和军舰的航行自由。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在该地区的海军行动，并让其伙伴国也这样做，证明世界各国反对中国对这些海域的主权要求，并迫使北京决定是否阻止。有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试图解决别人创造的问题，而是让别人去面对为他们创造的现实，就像当年杜鲁门决定对柏林进行空运那样。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这样做使得俄国人要么不干涉，要么发动空袭，而后者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最后，必须时刻不忘美国国内利益与国外利益之间的关系。当奥巴马听到他的国家安全团队要求为阿富汗提供更多的资金时，他会摇头。美国的更紧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应对大国竞争，尤其是与中国的竞争。中国现在正厉兵秣马，准备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碾压美国。

美国的外交政策还应该有利于国内的中产阶级。美国中产阶级的流失正在削弱美国的综合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政策，但外交政策也难辞其咎。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国家安全小组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制定的外交政策对国内的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其他国家已经把扩大中产阶级的经济增长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领导人也这样做：关注如何借助国外的力量在国内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而不是相反。

他们是对的。美国的整个国家安全战略——它分配的资源、它优先考虑的威胁和机遇、它试图塑造的事件和环境、它所培育的关系——都应该更加明确地指向振兴美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起点，美国必须界定什么才算是“经济利益”，以便了解具体政策对企业和社区的影响。谁才是外交政策中真正的赢家和输家?利用外交力量帮助像沃尔玛这样的公司在印度开店，这是为了谁的利益服务?

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战略不应只关注为企业投资创造一个安全的全球环境，而应更多地强调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税收和推动反腐败政策。奥巴马政府的国内经济议程在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上与乔治·布什总统有很大的不同(奥巴马政府更加关注劳动人民的需求)，而二者的国际经济议程几乎完全相同。这体现出，两个政党都没注意国际经济问题与其他一切问题之间的关联。美国国际主义对中产阶级的需求不够重视。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就不可能制定出有效和可持续的外交政策，以维系美国的生活方式。

06 方法：善用实力

美国第三个独特之处是比其他发达民主国家更愿意以各种形式积攒实力。特朗普总统对军事硬实力的关注远超其他。他增加了军队预算，同时对外交不屑一顾。一种新的美国例外论将认识到，美国持久的力量来自以武力为后盾的创造性的、可信的和顽强的外交，而不是相反。

首先，美国必须逐步退出没完没了的中东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该地区或结束反恐任务。

此外，美国应该在国防、外交、发展、贸易、投资和技术等各种形式的实力中重新平衡优先权。一个想法是把它们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国家安全预算中，这样就可以把资金从过时和尾大不掉的各类项目中转移到诸如人工智能和弹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安排预算需要回答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网络安全?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美国是在军事层面上还是在技术和经济领域投入的资源不足?

最后，美国必须更好地认识到美国实力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并使其手段与既定目标相匹配。正如沃尔特·利普曼所说，“在对外关系中，只有在目标和实力相匹配的情况下，政策才得以形成。”

07 思想：共同利益

美国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独特之处来自一个历史事实：美国不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美国是从一系列思想中诞生的。美国的建国先贤宣扬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他们确立了“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的至高无上地位。尽管建国先贤的世界观包含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成分，而且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遗产至今仍在困扰着美国社会，但他们也期待着美国可以朝着“一个更完美的联邦”(a more perfect union)的方向前进。一个以思想而非民族为基础的国家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例外。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人追求基于民族的独立自主：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

最关键的是，建国先贤们不仅相信个人权利，而且相信共同利益。他们信奉相互依存的概念，即人类有共同的利益，需要制度来追求这些利益，只有通过这种制度才能维护自由。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社会是积极的公民意识与负责任和有道德的领导力相结合的产物。他们认为上述真理是普世的——美国的存在是为了改变世界。

这些基本原则凝聚成了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最终成为美国二战后对外影响的基础。但近几十年来，这个基础已经破裂。许多美国人(主要是白人)不再寄希望于美国建国思想，转而追随特朗普的庸俗民族主义。美国的盟友注意到了这些分歧，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利用这些分歧。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兵工厂”;今天，威权政权的兵工厂正在形成，因为威权国家正试图挑战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

当前时刻需要一种新形式的爱国主义，让所有政治派别的公民都能接受基于美国建国思想的民族自豪感。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作者相信，大多数人都渴望一种包容和欢迎的爱国精神。完成这项任务将需要大量国内工作，国内工作是重中之重。

这也需要重新相信美国价值观的世界影响力。有人会问，为什么美国外交政策应该把价值观放在首要位置，而不是单纯地关注国家利益。其实，美国价值观的世界影响力对国家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更自由、更少腐败、更开放的外国社会不太可能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此外，如果美国只解决问题，而不提供志向，就不能指望它领导世界。

特朗普之后的美国领导人不需要明摆着将价值观置于其他考虑之上。他们应该更诚实、更精确，但同样自豪。价值观一直是衡量利益的真正考虑因素，而美国比其他大国更关注价值观。这是一个独特之处。从这一点出发，新的“美国例外论”可以更加坚持在外交政策中为价值观争取一席之地。

08 黑匣子

一些人认为，美国已经支离破碎，无法修复——特朗普正在摧毁美国的信誉，同时也摧毁了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所有可能性。有些人还争辩说，你不能再向美国人民唱高调了——他们已经出离愤怒了。

请换个角度看看。纵观美国历史，前进的道路往往不是在动乱时期，而是在其劫后余波中决定的。罗斯福新政是在大萧条之后出台的，正如马歇尔计划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台的一样。当特朗普退出白宫后，美国将再次有机会选择新的道路。美国的友邦们不会在过渡期间放弃这个国家。它们想成为美国的伙伴。至于美国人民，相信他们会欢迎一种新形式的美国例外论，它能解决他们的关切，表达他们的愿望，并恢复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国家可以成为世界上一支向善的力量。美国人必须明白，“美国例外论”不是老生常谈、照本宣科，而是关于奋斗、失败和进步的雄心壮志。这是每个美国人都能接受的爱国主义精髓。

夺回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挑战。几十年来，美国忽视了国际体系的必要更新。现在特朗普正在摧毁这个体系。俗话说，当自然灾害来袭时，“重建得更好”，外交政策也是如此。自1945年以来，美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决定保留哪些零件，报废哪些零件，最重要的是，哪些零件要重新制造。特朗普之后，它可以做到这一点。

当作者还是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时，他与拜登一道拜访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后者对美国著名的“黑匣子”赞不绝口。

“什么黑匣子?”拜登问。

“你知道，我指的是藏着美国人如何不断改造自己的秘密的黑匣子。”

美国人需要找到并打开那个黑匣子。

译者评述

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的破裂和特朗普庸俗民族主义的兴起，归根到底还是多年来美国民主党煽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与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酿成的恶果。

著名政治学者塞缪·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美国人普遍认同以盎格鲁-新教精神为核心的美国信条。然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者掀起的种种社会运动，挑战乃至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美国信条。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美国是不同种族、不同族群亚文化组成的马赛克，应该从法律、教育等方面入手，用美国各个族群自身原生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特殊权益消解美国人在文化和信仰上对美国信条的集体认同。然而，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提供一个优于美国信条的国家建构框架，毕竟不同文化之间天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价值观冲突。例如，伊斯兰文化中的性别歧视，中国文化中的亲亲尊尊，印度教文化中的种姓等级，都和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势同水火，拼不成马赛克。因此，多元文化主义的结局必然是社会的分崩离析，引发国家建构的认同性危机甚至内战。印巴分治时，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教文化之间互不兼容而导致的历史惨剧正是前车之鉴。只有用不同的主权国家将信仰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人分隔开来，进而使不同文化圈的居民除非自愿不必相见，才可以在跨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

与多元文化主义相伴的身份政治，其核心要义在于煽动不同亚文化(subculture)群体为了整个群体的集体利益进行集体抗争。其必然后果就是社会各个亚文化群体之间的界限更为分明，不同亚文化群体之间因为集体利益的差异而彼此仇恨，导致福山在《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一文中所说的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当那些由于身份政治引发的逆向歧视或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产业转移而沦为弱势群体的贫苦白人也有学有样地将自己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团结起来进行集体抗争以维护集体利益时，特朗普的庸俗民族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们“我们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正是身份政治的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因此，破局的关键并不在于把特朗普批倒批臭，而在于身份政治的始作俑者民主党的自我调整。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政治这两个美国社会的毒瘤，在保卫美国生活方式这个核心政策目标面前，是需要报废的。及时淘汰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回归足以容纳不同族裔和其他少数群体的美国信条，将其重新设立为美国国家建构的基石，正是打开黑匣子，重新团结全国人民，捍卫美国生活方式的必由之路。

拜登于11月7日在特拉华州的威明顿所发表的胜选演讲，或将昭示着美国又一次在失败和愚蠢之后进行的自我调整。拜登胜选演讲的核心要义，是重建中产阶级、打造充满机会的美国，用美国信条的题中应有之义——机会平等与美国梦——弥合社会分裂。在机会平等的国内政策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将更重视个人的后天努力而非先天的亚文化群体认同。这将会降低亚文化群体认同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重要性，显然有助于淡化不同亚文化群体之间鲜明的界限，进而有利于将特朗普庸俗民族主义的忠实拥趸重新带回美国信条的旗下，最终实现捍卫美国生活方式这个国内外政策的核心目标。

参考文献

[1] Fukuyama, Francis,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18.

[2] Huntington, Samuel,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4.

来源时间：2020/12/9   发布时间：20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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