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什么：访中国历史学家徐国琦先生

作者：  来源：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我刚刚读完沈志华的《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正在读劳拉•斯贝尼的《苍白骑士：1918年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了世界》、大卫•戈德布拉特的《竞赛：一部奥运会全球史》以及大卫•康恩的《大厦之崩溃：国际足联》。

您最喜欢的历史书籍是哪本？

事实上在不同的职业阶段，我喜爱的历史书籍是不同的。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个青年中国学者的时候，我当时最喜欢的书籍有威廉•威廉姆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沃尔特•拉斐伯的《新帝国》，还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九十年代我在哈佛读博士时，我最喜欢的书籍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入江昭的《权力与文化》。到了二十一世纪，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系列成为了我的最爱。

不过，有三本特别的书是我一直以来的心头所好——司马迁的《史记》，孔子的《论语》，还有《孙子兵法》，虽然我不太确定它们是否能被定义为“历史书”。这三部流传了数千年的巨作从根本上塑造了我对人性的理解和对历史的感悟，当我觉得困顿迷茫的时候，我就把这三本书翻出来读读。

您为什么选择以研究历史为职业？

说实话，我并没有主动选择以研究历史为生，我出身于一个在我之前至少八代没人受过教育的家庭，我原来对历史根本不感兴趣，只是在国内长大时被迫学习历史而已。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研究历史都是危险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两千年前，最早的史官司马迁因为和皇帝意见相左而被处以宫刑。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历史学家是他绝佳的靶子，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被凌虐至死或自杀身亡。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成为一个数学家。在我看来，数学是有趣的，安全的，而且不需要任何器材，除了一个绝顶聪明的脑袋瓜！咳，长话短说吧，1980年高考之后，我被调剂到了历史学专业。我想转专业，结果没有成功，剩下的选项就是老老实实学历史了，因此世界上多了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时至今日，我仍然在幻想如果我是一个数学家，对个人来说，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您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需要哪些品质？

约翰-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历史学家胡适博士说过，一个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当有一流的心智和坚定的职业操守。就此而言，他显然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人不管多么聪明，他（她）都必须极刻苦地广泛阅读并求证一切可得的史料，治学之路无捷径可言。有句中国谚语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在我看来，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一个不错的历史学家还需要更多的优良品质，比如思想开明、有敏锐的文化触觉，以及广泛的知识面和使用多种语言的能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成长于毛泽东在世时的中国乡下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帮助我发展出一种对历史与现实复杂的思维方式。之后我在哈佛大学接受学术训练，在美国和亚洲写作和教授历史。如果一个人理解并熟谙中国史、美国史以及世界史，且融入了两边的文化氛围，他应该有资质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如果说我具有这样的资质的话，我想我的个人经历与学术背景应该对此有所助益。

在您看来，哪个历史时期最有吸引力？

我曾针对许多国家和不同时代的诸多课题进行过写作，不过对我而言最吸引我的是1905年至1923年间，即广义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着实重要且引人入胜的时期，原因如下：首先，西方文明经历了一场几乎将其毁灭的战争；其次，非西方的人们通过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以及与其他西方大国如德国作战，从而拯救了西方文明；再者，名为“社会主义”的全新政治体制横空出世，它至今仍影响着世界，比如现在的中国；最后，与此同时，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是谁？”我对这个时代真的非常着迷，以至于我写了好几本与之相关的书：包括《中国与大战》、《一战中的华工》，以及《亚洲与大战》。

您最喜欢的历史老师是谁？

至少可以举出三位：杨生茂，入江昭还有欧内斯特-梅。杨生茂教授在1946年返回中国之前受教于伯克利与斯坦福，并在南开大学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历史学家。他教会我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以及如何在道德败坏的社会环境中做一个正人君子。入江昭教授是我在哈佛时的导师，自那时起他就成为了我一生的灵感来源与人格榜样。我是哈佛大学梅教授的越战课程助教，从他身上我学到的是，幽默可以成为历史学习与思考中非常有效的一部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讲的关于林登•约翰逊以及中情局的段子我依然记忆犹新！

您对世界史和社会史学科有何期望？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有很多关于文明的冲突，西方的衰落以及全球化与国际化兴起的讨论。在二十一世纪，思想、货物、人，当然也包括细菌和一些其他不好的东西，它们频繁地跨国界流动着。我对世界史和社会史学科的现状与未来都非常乐观。生活在这样一个如液体般流变不息的时代与世界，我们都需要寻求世界史与社会史的指引，就像在不熟悉的地方游览的旅行者需要地图一样。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历史学家能够团结起来，更多的关注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其他社会。我希望我们可以更加关注被边缘化的人物、群体，以及被遗忘的历史。我希望我们的世界史与社会史学科少些偏见，少些无知的武断主张，对我们尚不了解的课题予以更多的理解和开放的心态。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著名的中国作家鲁迅也曾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大概就是我对世界史与社会史学科的期待了。

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最有成就感和最失落沮丧的经历有哪些？

所有我选择去写的题目，都是长期被忽视的，国际史视野下的问题。例如，我论证过中国为何在一战中起重要作用，中国人如何通过国际体育竞赛来给“什么是中国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这类问题寻求答案。我也就“共享的历史”这一方向写过不少东西：中国人与美国人如何帮助彼此发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变成亚洲人共同的历史记忆。

当我意识到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人与世界历史的看法，并且改变了我的历史学家同僚对我所选课题之学术意义的看法时，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有成就感。例如，当全世界开始纪念一战的世纪遗产时，由于我的作品，他们不能忽视中国与亚洲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一战对亚洲各国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我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上十四万中国劳工的观点被史学界与普罗大众所共同接受。当中美关系成为政策决策者和中国观察家所关注的热点话题，并且绝大多数人着眼于两国的差异与对抗时，我的作品《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提醒所有人两国之间曾有过一段与此不同的历史。而我的另一本书《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关于体育运动在中国所扮演角色的看法。

中国人倾向于从阴阳两面辩证地讨论问题，成就感的反面就是失落。中国的史学领域划分为中国史与世界史两大块，而后各自进一步分为古代史与近代史。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现有领域时，我非常沮丧，因为我的研究覆盖了中国与外国，古代史与近代史。我为自己的专业身份危机所困扰，以至于我为此写了一本名为《边缘人偶记》的中文回忆录。当我发现虽然中国的出版社购买了我众多作品的英译中版权，但是只有两部得以面向中国读者公开出版，而且我的原话还经历了大段的删节，现在还有三本书仍在等着过审，这也是困扰我的另一个纠结。

在您学术生涯的这些年里，历史学研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变化挺多的。我刚来美国时有意向研习外交史，不久后我就意识到这个领域已经衰败了。在我看来，近二十年的主要变化就是西方学者们从民族国家史转向了跨国史，从男性独尊的历史转向性别与文化研究。

您最喜欢的和历史学相关的名言是哪一句？您自己有这样的金句吗？

这样的名言有很多啊，不过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还是这句古老的中国谚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意思是铭记过去的人也能把握住未来。在我投身于写作“共享的历史”系列作品时，我反复声明一切历史都是共享的。我不确定这能不能言之成理，不过我现在还在为了我自己的“历史名言”奋斗呢。

接下来您打算做些什么？

在完成我所谓的“中国国际化三部曲”（《中国与大战》、《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一战中的华工》）后，我致力于“共享的历史系列”写作。我最先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一书中尝试了这种新方法（shared history），接下来我较纯熟的应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新书《亚洲与大战：一部共享的历史》。我现在即将完成这一体裁下的第三部作品，暂定名为《中国理念：一部共享的历史》，已经和哈佛大学出版社签约了。

来源时间：2020/11/22   发布时间：201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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