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東 ：美國的社會不公及其對中國的啟發： 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

作者：郝志東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本文为郝志東教授中美抗疫故事之六，原載於FT中文網2020年10月25日，原題為“美國抗疫：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這裡是完整版。这是作者“中美抗疫故事”之六，其他五篇分别为：郝志東：趙立堅引火燒身，特朗普藉機甩鍋（中美抗疫故事之一）；郝志东：政治掛帥害人匪淺，體制弊端顯而易見 （中美抗疫故事之二）；郝志東：領導力卓越低劣，老百姓生死存亡 （中美抗疫故事之三）；郝志東：歷史教訓要重視，“罪感”文化須建立（中美抗疫故事之四）；郝志東：美国抗疫失败的文化原因（中美抗疫故事之五）。作者为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

最近這些年來，在中美關係問題上，修昔底德陷阱的想像甚囂塵上。不過修昔底德的一句名言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即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也即“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也有人譯作“強者恣意而行，弱者自需受苦”。當然他是在講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的爭鬥關係。不過我們也可以用它來描述這次抗疫過程中不同階級的不平等境遇，尤其是美國的情況。

哈佛大學的倫理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接受The Harvard Gazette的訪問時說，在美國抗疫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說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也就是說大家不分階級、不分男女、不分種族都在一條船上，需要同舟共濟。他說這句話聽起來有點言不由衷，因為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中的一些人居家工作，在Zoom上開會。另外一些人則沒有選擇，需要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將食物或者其他物品送到我們家門口，使得我們可以不冒險出門。而且那些在做“必不可少”的工作的人（essential workers）並不是工資最高的或者最受尊敬的人，儘管他們做的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這正是本文想描述的情況，即不同的階級，或者說強者和弱者，在疫情中的不同境況。最後一部分討論這種不公平現象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以及對中國的啟發。

“強者為所欲為”？

我們這裡討論的“強者”包括政府官員、企業老闆，他們有決策權；還包括其他中、上層階級的成員，他們通常有能力自保，減少自己染疫的機會。下面我們來看一些具體的例子。

在前幾篇文章中，我已經列舉了很多特朗普“為所欲為”的例子。Bob Woodward的新書《憤怒》也揭示，特朗普早在2月份就知道了新冠病毒的傳染性與嚴重性，但是他一直向全國人民撒謊，說新冠肺炎就是個感冒，天氣一暖和就會消失。他說這樣做是為了不引起恐慌，但是多少人因此忽視了疫情並染上瘟疫，甚至喪失性命。

特朗普自己在染疫住院期間，置特勤和司機的安危於不顧，乘車“檢閱川家軍”。無論在住院期間還是回到白宮，他都有十幾個人組成的專門的醫療團隊來照顧，所用藥物也是別人無法輕易能夠得到或者買得起的，所享受的醫療待遇是99%的患者無法享受的待遇。三天出院仍然在患病期間卻摘除口罩作秀，樹立了一個很壞的得病不隔離的榜樣。他說人們不要害怕新冠病毒，不要被它主宰。須知與此同時，北達科他州的疫情正處在高峰，人們要排長隊等待檢測，醫院人滿為患，有人得病住不了院，或者需要長途跋涉到很遠的醫院甚至其他州去治療。能不怕嗎？

特朗普“為所欲為”的例子不勝枚舉。特朗普的家庭成員也是如此。他（她）們在特朗普和拜登的第一次正式辯論會上，不服從舉辦單位的規定，不聽從工作人員的勸告，入座後拒絕再戴口罩。有權勢的人和沒有權勢的人所受的待遇是非常不同的。規則是給別人訂的，他們隨意。

特朗普領導的政府官員也是“為所欲為”，或者“為所不欲為”。除了在統籌檢測手段與標準上的連連失誤之外（到9月下旬，也即新冠發生後的半年多之後，多數人仍然不能在24小時內拿到檢測結果，全國至今仍然沒有一個檢測標準），他們對企業防疫也缺乏監管。勞動部下屬的職業安全與健康署，在疫情爆發以來，為了執行特朗普保證復工復產的要求，只發出了一個靈活的指引，沒有嚴格的處罰措施，結果導致很多倉庫、蔬菜市場、肉類加工廠疫情的爆發。

Smithfield Foods（史密斯菲爾德食品，一家中國公司在2013年購買的美國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豬肉養殖、生產、加工商。他們在南達科他州有一家工廠，由於只顧生產不顧安全，導致1,300人感染，4人死亡。聯邦職業安全與健康署的罰款是13,494美元，而該食品商去年一年的銷售額是132億美元（2018年是150億美元）。對JBS USA，另外一家位於科羅拉多州的、導致8人染疫死亡的、價值520億美元的肉類加工廠，罰款僅僅是15,615美元。

在整個疫情中，聯邦職業安全與健康署收到成千上萬個來自各行各業的投訴，但是他們基本置之不理。即使有所動作，這個少得可憐的罰款根本不可能起到警告商家的作用。根據華盛頓郵報9月13日一篇文章的報導，Smithfield早在三月和四月就要求聯邦職業安全與健康署到其工廠視察並提供防疫指導，但是後者一直不予理睬。

共和黨籍的美國參議院議長還堅持在立法時加上一條員工不能因為染疫而對公司提起訴訟的條款，否則不讓法案通過。他們既不頒布清晰的指引，也不讓員工起訴公司失職，可見共和黨的政府官員是和商業利益站在一起，經濟利益第一，工人健康與否其次。

麥當勞去年盈利53億美元，但是卻遊說政府，使得只有20%直接屬於總部的飯店的員工在染疫之後可以帶薪休假。一個來自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麥當勞經理說，95%的麥當勞是獲得專營權的飯店，其工人（佔所有員工的80%，約50萬人）無法享受這些福利。另外一些公司如Burger King, Wendy’s, Subway情況也都類似。結果工人們為了生計的原因，有的只能帶病上班，於己於顧客都沒有好處。美國疾控中心的調查發現，20%食品業工人在有嘔吐或腹瀉的情況下還是會繼續上班。可見執政黨和企業在抗疫問題上幾乎是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反對黨的制約手段和普通勞工的抗議空間有限。

在檢測問題上，有錢人和窮人的區別也很大。紐約有一家叫做Sollis的實驗室，如果你一年交5，000美元的會費，實驗室會派人到你家裡拍X光片，檢測結果24到48小時即可拿到。還有的實驗室是150到600美元的月費，也可以在一兩天內拿到結果。也有自己花錢150到200美元，也能盡快拿到結果的。沒有錢的或可免費（即政府或保險公司付費），但是除了要排長隊等待檢測之外，結果要一周左右才能看到。這些在疫情嚴重的時候與地方尤其如此。

在疫情嚴重的時候，有錢人還可以到鄉下自己的別墅去避疫。還有人坐飛機到懷俄明州風景優美的Teton縣（該縣人均年收入全美最高：25萬多美元；2015年該地最富的1%的人口人均收入2,250萬美元）去度假避疫（有一個人還帶著自己的呼吸器以防萬一）。無論在美國（如紐約）還是歐洲（如法國）情況都類似。沒有錢的人即使比較幸運沒有失業，也需要冒著染疫的風險堅守崗位，否則工作丟掉了，健康保險沒有了，房子也租不起了，便無家可歸了。

有的富人對窮人的難處也常常缺乏體諒。家裡有過新冠病人，需要消毒，他們會請清潔工來做，而不是自己做，而且不屑於告訴清潔工自己要清理的是新冠病人的家，需要如何做好防護。紐約時報9月18日一篇報導說賓夕法尼亞大學有一教授夫婦，一家包括孩子都得了新冠肺炎，請了之前一直在他家搞清潔的Maria來消毒，但是之前沒有告訴她說家裡有過新冠病人。Maria來的時候，家裡沒有人。是一個鄰居發現她以後才告訴她。幸好她一直戴口罩，沒被感染，只是當天回家後嚇得要死，採取了一切善後措施，還是擔心哪一天新冠發作。

大中小學因為疫情而網上授課，也使人們看到了有錢人和窮人的巨大差別。富人通常可以在家工作，家裡也有高效率的網絡，孩子有電腦，也有學習的空間。但是低收入的父母通常是在做必不可少的工作，所以，有孩子的家長就面臨如何既照顧孩子又要上班的問題。而且很多人家裡沒有網絡、沒有電腦。費城附近的Haverford大學的兩個同學，Isabel Canning和Tatiana Lathion，前者回到家裡在緬因州的別墅，而後者則必須回到佛羅里達州的Jacksonville幫助父母經營一個賣波多黎各食物的流動卡車。有時候會因為外出跑食材而不能按時上網課。而富人家庭的孩子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弱者逆來順受”？

上面我們講了強者如何能夠“為所欲為”的，這裡包括政府官員、企業老闆，以及其他有經濟能力的人可以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我們也對比了勞工階層的困境。下面我們來看更多主要是底層階級“逆來順受”的情況。這個“逆來順受”有受難與犧牲的內涵在裡面，有一定的慘烈度。

首先是大量底層階級的失業問題。正如華盛頓郵報2020年9月30日的一篇研究報告所指出，這次疫情對中上層階級來說，負面影響輕微，但是對底層民眾來說卻是大蕭條級別的打擊。到9月底時仍然有2,600萬人在領並不能完全可以維生的失業救濟。9月2日到14日的全國普查發現8個家庭中有1個家庭的孩子們沒有足夠的食物可以吃飽肚子。不少人需要靠教會或者食品銀行提供的免費食物來補充不足。但是國會仍然沒有能夠出台第二個賑災計劃：民主黨要加大救濟力度，共和黨認為力度太大。在我寫作這篇文章時,兩黨仍然沒有達成共識。

失業的工人多數原來從事酒店、餐館、旅遊、運輸、服裝、家政等服務行業的底層工作，且以非洲裔、亞裔、西班牙裔、無大學學歷，以及家裡有小孩需要照顧的婦女為主 （8月份非洲裔失業率為13%，亞裔10.7%，西班牙裔10.5%，歐洲裔白人為7.3%）。美國有220萬個家庭傭工（包括清潔工、保姆、家庭護理等），在疫情期間，很多人失業，很少人有類似其他工人那樣的醫保、正式合同、失業保障等。很多是無證移民，所以也沒有任何政府救濟。

其次底層階級患病後死亡率較中上層階級為高。2020年7月28日的The American Prospect發表了一個對紐約疫情造成的死亡情況的研究報告，指出儘管造成死亡的因素很多，包括年齡（比如65歲以上的比較危險）、族群（非洲裔和拉丁裔危險更多）、居住條件（平均1.5以上居住一個房間）等，但是收入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當然收入和上述其他因素相關）。生活在貧窮社區的人染病後的死亡率是生活在富裕社區人死亡率的2.5倍。也即年均家庭收入在2.5萬美元之下的人，每10萬人中有約222人死亡，但是年均家庭收入超過24萬美元的人，每10萬人中有約86人死亡。窮人染疫死亡的可能性大大超過富人。

這和底層階級通常都在做所謂“必不可少”的工作有很大關係，比如社會服務人員、超市的售貨員、送貨員、公共交通的服務人員如司機等等。如前所述，這些人又多數是少數族裔。在紐約就有100萬這樣的一線工人。截至5月底，紐約大都會公車和地鐵公司的員工已經有132位員工因為新冠去世，該系統的74,000個員工中有10,000個員工被隔離。到9月中，有177名公車司機因為勸阻乘客戴口罩而被騷擾甚至肢體攻擊。截至10月1日，亞馬遜統計了本公司在全國的137萬一線工人，發現有19,816人染疫或疑似染疫，儘管其比例低於全美人口染疫的比例。我們在前面的討論中已經看到了一些底層階級的例子。下面我們看一些更多的具體事例。

今年4月的紐約，疫情嚴重，個人保護設備缺乏，很多醫院的護士要么沒有口罩可戴，要么一隻口罩需要戴好幾天。有的用雨衣代替防護服。很多醫生和護士（儘管不是底層階級）生病或者命懸一線。The Brooklyn Hospital Center有三分之一的醫生和護士染疫在家養病。與此同時，特朗普還在批評他們浪費資源、囤積口罩。這是一個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也是在醫療保護上面花錢最多的國家。

2020年8月11日KHN（凱撒健康信息網）發布了他們和The Guardian的調查，到8月為止，他們已經追踪統計到全國有922位醫護人員（包括醫生、護士、醫護助理人員、醫院保安、行政人員、療養院護理等）因新冠病毒死亡，而且他們還在繼續追踪統計中。多數是少數族裔、新移民。原因多是缺乏保護裝備、檢測手段、醫院以及政府的疏忽等。紐約時報7月8日的一篇報導說，休斯頓的Memorial City Center的醫生們被要求連續使用N95口罩15天，而N95口罩本來是只能使用一次的。

紐約各個醫院的警衛、廚師、接待員、清潔員等染疫死亡也大有人在。紐約時報5月4日的一篇文章，報導了幾個人的故事，包括Edward Becote（非洲裔黑人，51歲）。他在布魯克林醫院中心負責用擔架床或者輪椅在不同部門之間運送病人。他在那裡工作了20多年，年薪45,000美元，由於樂於助人被譽為該中心的“市長”。他是紐約市因新冠死亡的32個非醫務工作者之一。他們得到的保護措施遠遠少於醫務工作者，比如不給配置N95口罩及防護袍，儘管他們面臨的危險是一樣的。

全國最大的註冊護士組織者6月份的一個調查中發現，85%的護士被迫在照護新冠病人時多天重複使用一次性的N95口罩。弗羅里達的幾家醫院只給護士配備一般性的外科手術口罩來照護新來的病人。亞利桑那州Tucson的一家醫院居然不給醫療技術人員發N95口罩，但是還是要求他們為新冠病人做各種檢查。

美國的療養院/老人院是新冠的重災區之一，老人需要照顧，但是護理人員短缺，工資微薄，工作量大，一人需要照顧多人，且缺乏保護設備，結果相互感染。這在平時都是嚴重問題，在疫情期間問題就更大。9月16日紐約時報一篇文章中的統計指出，各類護理機構在疫情中死亡共77,000人（包括護理人員等工人）。9月27日政府網站（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公佈的療養院/養老院被護理者的死亡數據是58,481。換句話說，上述77,00人中有不到2萬人是工人或者其他護理人員。兩者共佔全美死亡人數的40%。這絕非特朗普所說是“一個有趣的歷程”，而是無數的痛苦與不盡的磨難。

一位在Dollar General 連鎖店工作的員工說她的工資是每小時10.75美元，兼職的同事只能掙到8元或9元。疫情開始近兩個月後的4月公司才給她們發口罩。疫情期間商店的生意非常好，但是她只會拿到一次性的300元獎金，而兼職員工則只能拿到150元。而該公司的行政總監Todd Vassos年工資是1,000萬美元（該公司在46個州有16,000家分店，僱傭了14萬3千名員工）。她們沒有風險補貼，公司92%的員工都沒有帶薪病假。她們隨時都有被染疫解僱的危險。

這些問題在肉類加工廠更加嚴重。由於肉類是生活必需品，這些工廠不能停工。但是更重要的是工廠缺乏必要的防疫措施，比如在一分鐘處理140只雞（特朗普政府在政績之一是放鬆對行業的管制措施）的車間，工人根本沒有社交距離。人們在生產線上都是肩並肩（間距不足一英尺）站在那裡工作。什麼時候能去廁所都是個問題。密蘇里州Milan的一家Smithfield Foods豬肉加工廠的工人們咳嗽時要捂嘴都怕錯過工作（4月中才給工人發口罩），因為一旦有一塊肉沒有看到就會導致紀律制裁。由於人手短缺，有工人染疫後都被鼓勵繼續上班，另外一些工人則為生活所迫而必須上班掙錢養家。結果這類工廠成了重災區。這些工廠工人的主體是黑人、拉丁裔，以及新移民。南部的“零售、批發、百貨公司員工工會”說他們每天都接到員工染疫或去世的消息。

到7月中，全國最大的肉類加工公司之一Tyson Foods已經有7,000人染疫，常有工人死亡。9月中，在全國494個肉類加工廠中，42,543個工人染疫，至少203個工人染病身亡。

染疫之後得不到及時的治療，也是美國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疫情嚴重的時候。Detroit Free Press在4月19日的一篇報導中說56歲的Gary Fowler在呼吸困難的時候輾轉去了底特律的三個城市醫院，都被拒絕，結果在家裡去世。Gary的父親David幾個小時前因新冠在醫院去世。底特律的人口以黑人為主，而黑人中有其他各種慢性病的機率較其他族群為高，所以新冠病情會較嚴重。由於貧窮、從事低工資“必不可少”的工作、居住條件差等原因，他們感染新冠的機會也較多。

這個社會地位也影響到他們得到檢測與住院的機會。Gary就是在醫院探望他父親之後染疫不給檢測、不給住院的，說他的發燒可能只是支氣管炎，不過回去之後還是要像得新冠那樣隔離自己。Gary去世之後，他的妻子Cheryl也發生各種新冠症狀，輾轉了兩個醫院才被接受治療。在這之前，Cheryl的表（姐）妹，州議會議員Karen Whitsett通過自己的關係，請給她治療的醫生安排了Chryl全家的檢測。Cheryl最後痊癒。家裡另外兩人也染疫，還好沒有向嚴重程度發展。

社會不公的深層次原因及其對中國的啟發

在討論了美國疫情中“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的情況之後，一個自然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是哪些原因導致了這些問題的存在。我之前曾經撰文討論過中美兩國的體制問題，也討論過文化問題。但是在這裡我想討論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即其他經濟和政治制度如何使得社會不平等得以產生。

在中國的抗疫過程中，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也很嚴重。在湖北武漢等地在疫情嚴重的時候，有病住不了院的問題大量存在，不少人也是通過關係找醫生而獲救的。還有像敲鑼女那樣的求救情況。還有“那個深夜被拒的農民，……那個一人在家餓死的孩子，還有無數呼救無門的老百姓”。武漢市幾家醫院的主管在疫情開始時甚至不讓醫生護士戴口罩，等等。

所有這些問題都和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不公有極大關係。所以我們對美國問題的討論對中國也會有很大的啟發。

在經濟制度方面，去年病逝的美國著名社會學家Erik Olin Wright說人們有三種可能的選擇。當然這些都是理想型分類。一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社會資源的配置由經濟權力來決定。這應該是美國的情況。二是國家主義，生產資料國家擁有，社會資源的配置由國家權力來決定。這應該是中國的情況。三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由全社會集體擁有，社會資源的配置由“社會權力”來決定。這應該是北歐的社會主義，

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資本主義相對應的是民主或者威權制度，和國家主義相對應的是極權或者威權制度，和上述定義的社會主義相對應的是民主制度，這個制度將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結合了起來，是民主社會主義。

我們來看美國的情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在他2012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價》一書中指出，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有錢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立法和行政的權力，以使自己在市場上獲得更多的利益，並且承擔盡可能少的稅負。特朗普在和拜登在第一次總統候選人辯論時說，像他這樣的億萬富翁，之所以十多年沒有交個人所得稅、2016和2017年各只交了750美元，是因為拜登他們以前所制訂的法律使得他可以這樣做。無論這個說法是否可靠，在美國社會不平等問題上，兩黨的確都有責任。在特朗普任期內大量減免富人的稅負，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的一個朋友去年收入6萬美元，卻交稅2000多美元。顯然非常不公平。

我們在上面討論的這次新冠疫情中強者和弱者的不同境遇，就是這樣一個制度的產物。在今年出版的《充滿煤塵的靈魂》Soul Full of Coal Dust一書中，作者描述了煤炭公司、他們的律師、醫生如何合謀，修改礦井的煤塵檢測指標、唆使醫生造假，否認礦工的煤矽肺是為他們工作所造成，繼而拒絕醫療補償。特朗普政府繼續放寬了對煤炭公司的監管措施，將煤炭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將環境與工人的健康放在次要的地位。這和他們在新冠疫情下商業利益和工人健康之間孰輕孰重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共和黨掌權的參議院拒絕考慮奧巴馬提名的法官，而使得特朗普上台後可以大量任命聯邦法院、上訴法院、最高法院保守派的法官，也是這個思路。

另外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Krugman在7月1日的一篇文章（Why Do the Rich Have So Much Power?）中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的民主制度在退步，而寡頭統治在抬頭。著名的批判理論家Henry A. Giroux認為（見文章The Plague of Inequality in the Age of Pandemic與Dystopian Plagues and Fascist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rump），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不僅造成了巨大的在醫療、經濟與種族方面的社會不公，而且在造就著一個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威權體制。這個體制將底層階級的問題歸咎於個人責任，而不是政府的失敗。

在特朗普時代，這個體制更加滑向威權甚至納粹主義：容忍甚至鼓吹對政治敵人施行暴力、種族歧視、尊重一些人的生命而蔑視另外一些人的生命、無視人權、歌頌白人民族主義、反非白人移民的白人至上極端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個人崇拜、總統要求軍隊和安全部門的領導對自己的絕對忠誠、商業公司的巨大權力、裙帶主義、認為自由媒體是“人民公敵”、對異見與知識分子的蔑視、反智主義（特朗普說科學不能決定是否有全球變暖的趨向，10月19日他還說68%的美國人所信任的美國頂級防疫專家福奇等科學家是“笨蛋”、是“災難”）、壓制投票（特朗普不顧現有的監票機制，鼓勵他的支持者到投票站去為他監票造勢；亞利桑那的美國原住民納瓦霍人the Navajo Nation由於地廣人稀，郵局和投票站都非常稀少—郵件要10多天才能到達縣所在地，投票很不方便，但是政府拒絕提供更方便的投票辦法，訴訟還在進行中）等等。

特朗普聲稱要用惡犬（vicious dogs） 和“不祥”的武器 （ominous weapons）來對付遊行示威的群眾。他說自己和世界上的威權統治者都是朋友，而且憧憬著像他們那樣做永遠的總統。他還要推行“愛國主義教育”。他宣稱自己本次選舉一定會贏，除非民主黨作弊。他聲稱自己如果選輸，不會和平移交政權。他鼓勵右翼極端武裝組織隨時準備戰鬥。這些表現和威權、極權、納粹已經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讓很多人想到了1930年代的德國。

那麼出路在哪裡？Henry Giroux認為美國的出路是民主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在美國是個貶義詞，所以今年在民主黨的初選中儘管“民主社會主義”得到不少年輕選民的青睞，但是其代表人物桑德斯還是沒有能夠出線。特朗普也一直在無理攻擊拜登是社會主義的代表。但是儘管如此，為了改進美國的民主制度、減少政治與經濟的不平等，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或許會得到更多人的認同，成為一個可行的路徑，因為現在美國這種威權式、掠奪性的資本主義的弊端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不應該是美國的未來。

一家名叫SurveyMonkey的網絡調查公司為紐約時報所做的調查發現，約五分之三的美國人支持全民健保（Medicare for All）這個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措施（不過沒有人認為台灣的全民健保是社會主義，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卻沒有台灣那樣優秀的全民健保！）。五分之三強的被訪者支持兩年到四年制的大學免學費（這也是一個中國的社會主義都做不到的社會主義舉措）。三分之二的被訪者支持對家產5,000萬美元的人家徵收2%的稅。可見多數美國人儘管不喜歡社會主義這個詞，對民主社會主義的這些舉措還是比較支持的，只是不要叫“社會主義”就好。

中國和美國有著類似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拿基尼係數來講，《華爾街24/7》統計了世界經合組織（OECD）的42個國家及與其有合作關係的國家，發現在貧富懸殊最大的10個國家中，中國以0.51名列第二（第一名是南非），美國以0.39名列第9.而0.4是公認的警戒線。（在0到1的標尺上，0為收入完全均等，1為國家財富在一個人手上的絕對不平等。）如果說美國的貧富懸殊之大，標誌著其經濟和政治上的巨大不平等，那麼在中國就更是如此。我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美國問題，在中國也多存在。中美社會不公的表現形式各異，但是本質相同。基尼係數越高，問題就越嚴重。這是中國必須警惕的。如果美國可以借鑒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經驗，中國就更有必要了。

當然強者也不是永遠能夠“為所欲為”。美國的定期大選，就是一個遏制社會不平等的糾錯機制，也是一個尋找、鑄造“美國魂”的機會。除了解決上面那些問題之外，還有美國的選舉人票（選舉團）制度造成了少數選民就可以讓總統當選（特朗普2016年所獲得的普通選票少了對手近300萬張）的現狀，在這個基礎上當選的總統與參議院多數議員可以為所欲為，肆意凌駕在多數選民頭上，決定誰來當最高法院法官，由此選上的總統也可以置民主黨人佔多數的州的利益於不顧（比如特朗普曾經說不給加州火災賑災款後來又改口等等），在各種社會問題上置多數選民的利益於不顧。這些不民主的情況顯然也都要通過選舉來改革。另外弱者也不都是“逆來順受”，他們會通過罷工、示威、訴諸法律等手段迫使雇主和政府採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員工利益。這些在現在的中國都不可能，所以解決中國的社會不公現象可能還要假以時日。

正如Henry Giroux 所說，歷史是開放的。未來在大家手中。這在美國和中國都是一樣的。無論在哪裡，人們都需要一個體面的工作、能夠維持生活的工資、全民健保、免費教育、完整的社會服務等等。任何政黨的全球化或者移民政策都需要將這些考慮在內。如此努力下來，或許一個民主的、在政治和經濟上更平等的社會不完全只是一個夢。也正如前引桑德爾教授所說，這次疫情給了大家一個重新審視這個經濟與政治制度所存在的各種不公，並採取措施解決這個問題的機會。不過在另一個訪談中，他說最害怕拜登落選（或者說怕某人當選），而且認為事情一天比一天糟糕。無論中國還是美國，但願不是如此吧！應該很少有人願意讓“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吧！況且誰敢說自己是永遠的強者呢？

来源时间：2020/10/27   发布时间：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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