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东：中美关系的现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拜登政府上台不久的2021年3月3日发表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讲。其中提到了对华政策三原则，即该竞争时就竞争，能合作时就合作，须对抗时就对抗。这三个原则，其实也为我们理解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路线图。下面我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一下中美关系的现状。

1. 该竞争时就竞争

这个竞争至少可以包括政治的竞争、军事的竞争和经济的竞争。

从政治上说，最近几个月来，拜登政府扩大了和澳大利亚、印度和菲律宾的合作，比如菲律宾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军事基地可以使用。美国并且和日本、南韩建立了三方联盟，这在之前是不可能的。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也被提升到了等同于中国、俄国、印度、韩国和越南关系的水平上来，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结盟措施，是针对中国在台海、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举措而来，所以说这是一种中美之间在政治上的竞争。

从军事上讲，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Oriana Skylar Mastro 教授于2023年4月26日在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历数了中美双方在军力上的差距，认为在五到十年之内，中国就可以赶上什至超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与此同时，美国在本地区的军力需要大幅度提高，否则便无法遏制中国武力夺取台湾的企图或行为。

从核武方面来讲，五角大楼的最新估计是“到203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望拥有1000多枚核弹头，其中大部分用于导弹和其他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武器“。中国核武库的扩张，缩小了与美国和俄国的巨大差距。与此同时，自2021年秋季以来，中共军队在中国附近的国际空域和海域拦截美国飞机180多次，有时候会近距离接触，很容易导致坠机。江泽民时代就发生过这样的一次事件。

当然拦截飞机这种行为，就像美国在美国近海将路过美国本土的中国侦查气球击落一样，应该更多还是属于竞争的范畴，尽管与军事上的对抗只有一步之遥了。以上是在军事上的竞争。

在经济上的竞争就更加广泛了，比如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办公司等，是否可以拥有50%以上的股份，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等等。

川普政府开始、拜登政府继承的高关税壁垒使得很多大美国公司将自己的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而疫情期间高昂的运输费用以及美国国会对新疆棉花使用者的制裁，使得很多服装企业又开始往中南美洲转移，比如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以更加靠近美国等巨大的市场且减少关税与制裁等麻烦。今年墨西哥已经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政府如何应对这个竞争好像还不是很清楚。

“芯片大战”或许是两国竞争最激烈的地方。美国最近出台政策限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的高端芯片，因为这些芯片有可能被中国军方用来为高超音速导弹的导航、高级监控系统、甚至破解美国绝密密码等。

这也迫使中国开发自己的相应的替代品，尽管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的确是竞争。

不光是芯片，就是生产高端芯片的高级机器，美国也要限制。最近美国要求荷兰和日本两国高端芯片机器制造公司在卖给中国这些机器的时候，要得到美国特别许可。美国的立场是只要你在你的机器里使用了我一个零部件，你出口这些机器时就需要经过我的同意。

中国的对应策略是用大量库存的机器、利用已有的技术，绕过美国设置的技术障碍，现在只差两代就可以达到台湾制造最先进芯片的水平。荷兰一家生产高端芯片的机器制造公司ASML今年第三季度在中国的销售额占其全球销售额的46%，远超历史最高水平，今年全年的收入会达到58亿美元。可见中国还是有办法拥有比较高水平的芯片技术。

美国的“小院高墙”的意思似乎是尖端技术要放在小院子里，并筑起高墙来保护。大院子里的东西可以随便交易。所以美国还会继续向中国出售数十亿美元的芯片。这可以说是既竞争又合作，或者说是合作式竞争。

2. 能合作时就合作

正如Joseph Nye所说，中美还处于“合作性竞争”的阶段。上面说的是竞争，那么中美在哪些方面还在合作呢？

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遇到的麻烦也使他们犹豫是否还要留在中国。警察的突击搜查、巨额罚款、交易无端被取消、对数据传输的限制、广泛适用的反间谍法，以及未来可能的对付大流行病的措施、经济制裁、跨疆界冲突等等，都为外国公司设置了不少障碍。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离开中国市场，怕如果不和中国竞争、合作，就会有被中国竞争者在全球市场上抛在后面的危险。

所以福特公司重组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使得他们既可以在美国建厂，又可以使用中国公司的技术来制造电动车所用电池。 Moderna也和中国合作，利用中国资金，运用mRNA技术来研发各种疫苗。一个制造引擎、发动机、汽车零部件的公司Cummins在中国有21间工厂，公司总利润的五分之一在中国获得。一家芯片公司Nvidia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占总利润的20-25%。他们还专门为中国制造了一种在字面上没有违反美国法律的芯片。但是这个遭到美国监管部门的质疑，认为他们可能在精神上违反了美国法律。

Qualcomm在中国销售芯片的利润占全年收入的50%以上。 Nvidia，Intel和Qualcomm是三家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

这些企业家们认为和中国完全脱钩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市场太大、太重要，对美国经济来说太有必要。中国占有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约三分之一。美国人去年一年买了400亿美元的中国制造的玩具、游戏软件、运动器械。美国人也卖给中国164亿美元的大豆。 Intel卖给中国低端芯片的钱被用来发展高端芯片卖给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和中国做生意促进了科技进步，保障了很多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尽管两个贸易争端似乎愈演愈烈，2022年两国贸易达到了最高水平。显然这大部分的贸易是应该被保护的，在这些问题上，中美是可以合作的，尽管他们也都认为涉及到可以用来发展军事能力的高端科技在中美贸易中需要受到限制。小院高墙是对的，但是这个院子太小了以后对美国人自己有害，就像川普强加在中美贸易上的高关税一样，对美国人有害，对美国国家安全并没有多少帮助。而且除了建高墙以外，双方还要多建桥梁。

但是在中国做生意还是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些公司一边在这里做生意，一边在寻找其他更加稳定的地方来扩展自己的生意，一个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已经不再适合投资了（uninvestable）。

韩国的三星和SK海力士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三星的存储芯片占全球销量的36%，SK海力士占25%，韩国芯片出口量的一半以上销往中国，近一半的芯片也在中国生产。这么大的市场，这些公司很难放弃，所以只能想各种办法，一方面坚持在中国生产或向中国出口较低端的产品，一方面将未来的投资转向韩国和美国。用韩国一个议员引述的韩国谚语说是“鲸鱼打架，虾背开花”。

尽管如此，2021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达到192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商品的进口、中国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对美国物价、对美国购房者的贷款利率都有正面影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中国当前的经济放缓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风险因素“。

加州州长前几天访问中国时受到习近平接见，他也提到说脱钩断链（divorce）不是一个选项。他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二（加州排名第五，在美、中、日、德之后），我们可以对太平洋两岸无数的群体都可以有所帮助。他说加州作为中国一个稳定、坚强、可靠的伙伴，可以和中国可以翻开新的一页，重叙友谊，在一些最根本性的问题上相互合作。除了双方中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之外（和几个省市签署合作协议），Newsom还和中方官员谈到了芬太尼的问题、增加中国访客去美国访问的问题、增加去中国城市的加州航班问题，以及香港、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没有澳门问题）。

在之前不久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Chuck Schumer的会谈中，习近平也重申了他的中美关系有一千个理由搞好的承诺。

Joseph Nye，Jessica Chen Weiss 白洁曦和她的研究生Eun A Jo认为中美在经济和科技上的相互依赖度很高，美国需要期待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转型以及应对大流行病等双方都面临挑战的问题上扮演必要的角色。所以中美关系只能去风险，而不是经济脱钩。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所说的“小院高墙” (small yard, high fence) 战略。尽管两国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同而引起了紧张关系，但是建设一个和平、富有成效的共存关系仍然是可取甚至必要的。

3. 须对抗时就对抗

中美之间的对抗，包括对新疆棉的抵制、向台湾出售军火等等，不过最严重的对抗可能会发生在大陆准备武力攻台之时。赵穗生认为中国在台湾越过自己公开制定的红线之后，就会武力攻台，无论是否已经准备充分，无论多大代价。其实红线是可以经常变化的，借口总是可以找到的。所以说，危险是与日俱增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更严重的对抗是有可能发生的。

北京大学教授王立新也认为如果台海开战，美国不会袖手旁观。那么海峡战争一旦爆发，必将导致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如果对抗达到两国开战的程度，对中美都会是巨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