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东：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

其实任何一种关系的发展都和实力、利益、价值观相关，比如婚姻关系，更遑论国际关系、中美关系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被看作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不同而引起竞争，进而造成了紧张。

实力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布林肯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美国实力与美国原则的务实结合”。杨洁篪在2021年阿拉斯加中美会谈时对美国强调实力感到不屑一顾，可能是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和美国旗鼓相当了。

利益和价值观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原则，但是这也是其他国家发展国际关系时的原则，中国原则也是如此。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也是这三个因素（实力、利益与价值观）的结合而产生的结果。

具体而言，实力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中美各自在这三个方面的实力）；利益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利益，或者简称战略利益（上一篇文章也讨论了在三个方面各自的利益）；价值观则主要包括民主还是专制、尊重人权还是不尊重人权等价值。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价值观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同时论及实力和利益的作用。

以上可以总结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但是归根结底，国家利益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利益。比如就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用布林肯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样的外交关系对美国的普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有益，能够使他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变得更强大？所以说国家利益其实应该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搞好国际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得更好。正如布林肯所说，“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be front and center.”

这就涉及到了制度问题。但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使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过得更好，中美双方看法不同。中国政府认为现行的制度，即在学术上通称为威权或者极权主义的制度，对自己的老百姓更好。而美国政府则认为民主制度对自己的老百姓更好。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不同。

如上所述，这个价值观的不同，是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和夫妻关系一样，两者三观不同是很难相处的。如果价值观相同，实力可以互补，利益可以协调。

但是在中美关系上，价值观问题这个结即使不是死结也比较难解。拜登政府认为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美国，民主都受到了挑战。国际上的挑战来自俄国和中国，国内的挑战来自川普和他的川普主义。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与此同时，共和党挺川普的选民也认为民主党的理念为美国带来了一个生存危机，不过这是另话，一个很有意思的另话，但也是和民主还是专制有关的另话。）

对中国政府来说，利益与价值纠缠在一起，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比如中国政府认为能否将台湾统一到大陆中国来，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指标。台湾问题变成了中国的最大利益。但是这种统一，就是香港、澳门一国两制模式的统一。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是将民主政体改变为专制政体的问题，这正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在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中国政府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正在企图西化与分化中国，中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不过中国政府也认为，中国正在崛起，并成为世界中心，要为世界发展提供一条不同的道路，即中国模式，一条不同于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西方则正在衰落，分崩离析。这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以中国为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会取得胜利，尽管这条路会很长，很复杂，很艰辛。但是资本主义最终会消亡，社会主义最终会胜利。

所以美国政府认为北京和莫斯科正在联手，“要重塑国际秩序，而且越来越具备达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而美国则需要维护一个既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又尊重普世人权的世界。

中美两国在这个价值观和制度问题上的冲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就是武力统一台湾，还是保持现状，甚至用和平民主的方式统一中国的问题。如果是前者，美国介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但是这就又涉及到一个利益、实力和价值观的问题。换句话说，美国介入台湾问题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拜登者解释为什么要全力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时候，实际上就谈到了美国这样做，对自己的好处是什么。他说哈马斯和普京的共同点是要摧毁邻近的民主国家。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让侵略者为其侵略行为付出代价，那么他们就会在世界各地造成更多的混乱，对美国和世界造成威胁，美国会对此付出更大的代价，美国这个世界的灯塔就将熄灭，美国就失去了一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的地位。

而且拜登认为美国也有这个实力帮助其他民主的国家和政体抵抗来自专制国家的侵略。那么台湾问题就是另外一个可能引发类似战争的问题。

但是如果美国在和中国的一场台海战争中被打败，中国在东亚建立起来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存在–这个可能不是没有–那么在国际上，美国的各个战略联盟可能会分崩离析、各国可能会陷入地区战争和军备竞赛之中；美国国内的经济也会受到巨大影响，因为美国国内经济繁荣所依赖的国际贸易体系被遭到破坏。

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也会使美国国内陷入史无前例的对自己领导人的信赖危机中，对自己制度的信赖危机中。一场失败会造成国际上和国内的不可预测的混乱局面。我这里所引的这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文章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应该恐惧中国，超过恐惧中东战争”。

于是，在台海问题上中美的冲突，便变成了一个实力、利益和价值观纠缠在一起的冲突。就和我们在上文讨论的那些竞争与合作的原因一样，都有实力、利益和价值观的问题在后面。

再举一例，如果说在印太地区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结盟是出于实力、利益、价值观的考虑的话，和越南、菲律宾结盟更多的是实力和利益，因为在价值观上，尤其是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越南和菲律宾都不是美国理想的结盟国家。所以在和越南、菲律宾的结盟问题上，或许是培育实力、保护利益超越了对价值观的考虑，美国也因此受到了人权组织的批评，尽管拜登说人权问题是和每一个他会见的人都谈到了的。

无论如何，实力、利益和价值观都是在处理国家关系时的决定性因素，就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中美关系的好坏也取决于这三个因素的角力。如果说实力和利益比较容易协调的话，价值观的协调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说竞争与合作比较容易操作，但是由于价值观的原因，对抗或许就很难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