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卫东：中美如何摆脱全球领导权安全困境

作者：虞卫东  来源：中评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虞卫东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中美冲突中的认知陷阱》，作者认为：中美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提是，双方都将“全球领导权”视为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令人略感不安的是，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大国之间对同一目标的任何争夺，都将自然陷入“安全困境”。如何摆脱横亘在中美之间关于全球领导权的安全困境，是中美关系能否保持总体和平的关键问题。中国将世界领导权看作一种有结构的、可分享的自然权力，而美国将世界领导权看成一种无结构的、不可分享的实体权力。如此，两国的对话方式便极容易在彼此之间产生误解。文章内容如下：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一直希望通过与中国的接触和交流，推动中国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开放。20多年前，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基本观点是，“一个稳定、开放、成功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支持中国加入WTO，目的是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能最终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小布什总统延续了其家族与中国关系的传统，想与中国建立稳定相处的关系。特朗普成为总统后，美国一改以往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转变为强硬的对华遏制政策，明确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和遏制。在过去的四年里，美国的政策圈视中国为新兴的威胁和战略对手。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和“压制的政权”;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包括《国家防务战略》、《核态势评估》、《国家情报战略》等。美国正在以一种“全政府”方式逐步落实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构想。2020年5月20日，美国防部和白宫网站同时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报告，从问题挑战、应对策略和贯彻落实三个方面，阐述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美国对华战略逐渐进入全面遏制状态。

一、认知的错觉

1963年，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一书问世，使用博弈理论和理性逻辑推理对战略性互动进行了理性的分析。1970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学者罗伯特·杰维斯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认知逻辑》出版。他一方面借鉴了谢林的战略互动理论，一方面开创性地讨论了核时代国际行为体发出的信号和行为体预期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不完善信息条件下的战略互动和沟通问题。谢林认为，在零和博弈中，采取模糊战略是必要的，以使对手猜测你的行为。而在非零和博弈中，采取一个更加透明的战略则是有益的。因为这种混合动机的博弈属于非确定的情势结构(indeterminate　situations)，博弈双方都存在着多种策略选择，这样就容易因利益分配的冲突而导致无法达成理想的结果。因此，博弈过程中关键是采取讨价还价的策略来实现确定的双赢结果。同时也为了获得讨价还价结果中的优势，谢林认为可以通过限制自我的选择权来达到限制对手的权力。换言之，谈判实力来自于自我约束的实力，而限制对手的能力取决于束缚自己的能力。

杰维斯认为，战略冲突和威慑的另一面就是安全困境下的合作。安全困境的产生是由于国家希望增强自我防御而导致对方的敏感知觉而产生的。所以，如果国家在增强防御的时候，将进攻型战略和防御型战略清楚地区别开来，使对方得到明确的非进攻性信号，安全困境就会得以缓解，国家也就可以合作。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调整博弈矩阵的支付结果，加大相互合作的收益、增加单方不合作行为的成本，加强各方对对方合作的预期期望。他还指出，国家性质、国内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政府部门之间的竞争等等，也都对国家的对外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人做出的，也是由人执行的，所以，作为重要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人的个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极端重要的。对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的人会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又会带来不同的决策。同时，作为决策者的人，具有同所有人一样的认知局限(cognitive　limitation)，所以难免出现错误知觉。在决策者这一微观层次上面，对国家冲突行为的解释是：国家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并且大多数这样的错误知觉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由于互动的双方都趋于发生这样的错误知觉，冲突的几率就可能明显地大于合作的几率。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当一个人接收到信息或者受到环境中刺激因素刺激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对这一刺激因素的知觉。知觉是一个心理学的专门术语，指人在受到刺激后进行选择、组织和判断自己接收的信息的过程。然后，人对知觉到的信息加以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刺激因素做出反应。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是基于他对刺激因素的知觉，而不是基于客观真实的刺激因素本身。所以，如果人的知觉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就会是错误的，他的反应也会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在决策过程中，知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杰维斯发现，在两种情况下，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第一，作为对手的双方或其中的一方旨在改变现状，确有侵略和发起冲突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存在错误知觉，冲突都难以避免。第二，双方都是维持现状国家，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但是冲突还是发生了。杰维斯认为，在第二种情况下，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决策者的错误知觉。错误知觉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专门术语，指由于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了误断，其决策和行为随之偏离了实际，结果，事物的发展结果就与决策者的原本意图不相吻合。也就是说，由于决策者对形势和对方意图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往往是夸大对方敌意的判断，所以，他们会采取过分的行为。如果双方均是如此，敌意螺旋就会不断上升，冲突也就会在双方都无意冲突的情况下爆发。

首先是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人们对世界的事物总是有着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认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认知相符。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或是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误断，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趋于忽略或无视来自对手的善意信号和姿态。比如，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将苏联视为邪恶的代表，将任何关于苏联的信息和任何苏联的行为都与邪恶联系起来，即使苏联做出合作的表示，他也不惜曲解事实，表现出极强的认知不相符倾向。其次是诱发定势(evoked　set)。人们接收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用我们的俗话来说，颇有“丢了斧子的人”的意思：自己总是想着丢斧子的事情，也就将所有的人都视为偷斧子的人。

由于存在这些导致错误知觉的机制，决策者是很容易错误地认识客观事实的。在从理论层面讨论了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之后，杰维斯继续分析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首先是国家决策者往往将对方想像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这样一来，任何无意、巧合和偶然的事件都会被视为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其次是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如果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情景，决策者就认为是自己的影响所致。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会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行动没有关系。第三是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人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消息。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愿望思维。最后是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当人们在考虑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自己认为正确的，别人认为不正确，于是就会出现认知失调现象。为了保持自己的认知相符，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中美双方在诸多问题上出现错误知觉问题，其中许多是来自认定对方具有强烈敌意这一知觉的。但是，产生这一知觉的根源可能不仅仅在于个人的知觉局限，更多的则是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双方的关系之中有着较强的霍布斯文化的成分。

二、美国对中国的认知

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就认为美国注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而且会比它们更完美。既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那么美国对外政策自然包含着一种超越国家疆界的强烈使命感，一种传播美国梦和美国价值观的义务。认知心理学认为，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威胁认知”有三个主要因素影响主体对客体的知觉：主体本身的特征、客体的特征、发生交互作用的情境特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免不了会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至上”的认知理念。随着中国力量的逐渐变强，中美之间人员和技术的往来和交流，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变得越来越具体。认为中国正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个方面对美国发起强烈挑战。

经济挑战：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承诺和国家保护主义政策和实践方面的不良记录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扰乱了全球市场，破坏了国际规范和污染了环境。一是中国经济改革不彻底，未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承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同意接受该组织“开放市场化原则”并将其纳入本国贸易体系和制度中，世贸组织成员也希望中国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和市场化步伐，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中国经济改革并不彻底。二是“强制性技术转移”。⑴要求或强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转移技术;⑵通过市场许可的方式限制美国公司技术进入中国市场;⑶直接和不公平地帮助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得尖端技术;⑷中国通过网络入侵窃取了大量美国公司敏感信息和商业秘密。三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享有与自身实力不对等的“身份”。美国认为中国已经是“成熟经济体”，但在与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打交道时依旧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防支出和对外投资也居世界第二位。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四是中国“一带一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开展不正当竞争，输出工业标准、强化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扩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全球影响力等。

价值观挑战：美国认为其所提倡的“普世价值”正日益受到中国的挑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近年来，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开始体现，甚至在很多方面比西方发达国家运作更好，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二是中国寻求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中国通过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干涉他国内政以及运用媒体宣传等手段，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西方“普世价值”造成巨大挑战。

安全挑战：近年来，中国军事实力的迅猛发展及其军事动作严重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的利益，并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造成挑战。一是中国在黄海、东海、南海、台湾海峡以及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违背了其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二是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美国认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使解放军有能力开发和获取先进技术，由于该战略的不透明性，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其军民两用技术支援解放军的研究与开发项目。三是中国试图主导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报告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国家网络安全法》、与华为和中兴等企业合作等方式窃取他国资料。

美国对中国意象的形成过程，是在相互交往时作为认知主体的美国对认知客体的中国的信息进行肯定或者否定的认知活动过程，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对中国的认知选择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美国对中国的价值判断和政策取舍取决于它对自身价值的认定程度和评判结果。在认知过程中，美国要确定对中国的基本价值判断，除了受一些客观因素影响外，还要受社会心理因素和决策者个体心理因素的制约。在中国逐步走向强大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错误知觉，较为主流的是关于“中国威胁”的负面认知，即认为中国的发展将会对地区乃至世界构成威胁，崛起的中国将成为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企图挑战与突破现行国际体系的挑战者。

三、中国对美国的认知

如何评估国家实力原本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指出的，“在所有公共事务中，没有比准确评估一个国家的实力更容易犯错误的事情了。”有关美国衰落的分析，如果仅仅和中国崛起对照，则是不完整的，也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看，美国无疑依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经济规模在未来一二十年有超过美国的现实可能，但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依旧长期存在。尽管美国面临着霸权衰退，但仍拥有相对于中国的重大、众多优势。应对地区性问题，美国也需要其他大国的实质性合作。实际上，美国不再有能力单方面为地区做出安排，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地区安排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一种标志。如果说过去中国崛起是世界的忧虑的话，那现在美国衰落也是世界的忧虑，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世界格局更具有不确定性，也意味着美国战略动向的不稳定性增加，它如何进行战略抉择成为关涉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

中国认为就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体系和自由贸易经济秩序而言，中国是积极建设者，而美国才是真正的修正者。同时，中国认为自身并未对美国进行主动挑战，反而是美国不断挑起事端。其次，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异质国家，主要是建立在非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国家。而中国却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认为所谓异质国家是西方的阴谋论。中国则认为作为一个数千年来很少主动对外扩张的国家，自身的强大本身就是和平力量的加强。中国人认为美国依然在短期内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将很快被中国超越。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中美两国的友好与否关乎世界福祉即与全人类利益相关，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和坚定维护者，而非挑战者。同时，中国人认为美国单极秩序祇是一个神话，最多仅仅短暂的存在于苏联解体之后的几年，中国也不试图以自身在未来重复一个单极的世界秩序，而是在多极并存的世界中，取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由此，中国严格奉行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并坚守不结盟的国家对外发展战略。②

当前，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战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总体而言，中美接触与合作日益紧密，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明显下降。中美互不信任的状况突出，双方均对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备感疑虑，对对方的一举一动高度关注。以往中美之间的冲突摩擦领域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集中;而此番博弈则几乎牵扯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且时间密集，频度很高，各种问题环环相扣。具体表现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交往密切，但互信度有限;经贸金融领域广泛合作但纷争不已，冲突不断;人文社会领域交流丰富，相互影响巨大但相互设防;国际事务上责任相近，但常常立场相左，主张各异，利益趋异。中国认为美国所提倡的“普世价值”有可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干涉台湾、香港、新疆等地区的中国内部事务。

美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安全战略上对华防范心理越来越强，对中国政策走向不断提出要求甚至施压，力促中国朝着美方所期望的方向演变。中美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提是，双方都将“全球领导权”视为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令人略感不安的是，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大国之间对同一目标的任何争夺，都将自然陷入“安全困境”。如何摆脱横亘在中美之间关于全球领导权的安全困境，是中美关系能否保持总体和平的关键问题。中国将世界领导权看作一种有结构的、可分享的自然权力，而美国将世界领导权看成一种无结构的、不可分享的实体权力。如此，两国的对话方式便极容易在彼此之间产生误解。

四、脱钩还是磨合?

推进美国利益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因素。美国贸易代表谈论美中经济脱钩，如何再造全球供应链，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美国公司仍致力于中国市场，目前很少有公司剥离现有业务。然而，企业的反应暗示，他们对中国的供应链进行了谨慎评估。在华经营成本上升的长期趋势是这种评估的重要推动力，但美中关系恶化的影响也是促成因素。政治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企业推迟或取消计划中的投资决策。今年表示将加快在中国市场投资的受访者比例是过去几年最低的。近3成受访者表示，由于紧张局势加剧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放缓、推迟或取消了在美国或中国的投资，这一比例是2018年的两倍。美中关系紧张增加的成本是促使他们决定将投资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原因之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决定停止或减少新投资的公司数量有所上升，有17%的美资公司作此决定。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历史趋势，但60%的受访者表示，美中贸易紧张增加了成本或不确定性;47%的受访者表示，2019年削减或停止计划投资的首要原因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政治环境。这些原因在前两年的调查中并没有被企业提及。另有58%和50%的企业分别提及在华成本上升和美中关系紧张是它们将投资转移至美中之外第三方的原因。

如何在讨价还价中采用威胁和允诺的策略来实现双赢的结果。而这些策略的使用中最关键的是可信度的问题。例如，对于微弱的侵犯而言，大规模报复这样的威胁就是缺乏可信度的。由于威胁行为本身的显着特征就是威胁主体从未有付诸行动的决心和意志，因此，要实现威胁的可信度，除了束缚自己的行为选择之外，还可以假装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实施威胁的后果，或者假装自己是一个易于冲动非理性的人(亦即所谓的疯子理论)，或者还可以把声誉因素与威胁捆绑在一起等等。③

最近，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遏制措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人员往来和技术交流等。当前正值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这些举措不排除配合选情的需要。等选举结束，双方仍然会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磨合的几率会大些。

注释：

①《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美)杰维斯着，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②“中美关系中的认知差异与战略互动研究-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李红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③《冲突的战略》，(美)谢林着，赵华译，华夏出版社，2011-05。

来源时间：2020/10/30   发布时间：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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