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主义的困境与未来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摘要：2016年，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身份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将“社会主义”一词带入美国当前社会的公众视野中，而目前依旧方兴未艾的桑德斯主义是会被美国当前内外交困的局面扼杀在摇篮之中，还是会凭借自身的韧性突出重围?本文试图通过对桑德斯主义本质的探讨和对美国左翼运动历史的回顾，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和可持续性问题再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即使在美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也不再被视为纯粹的洪水猛兽。然而，“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真正走入公众视野则源自2016年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身份参加总统大选的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尔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桑德斯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以全民医保为核心的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的政治主张，宣称要将美国打造成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桑德斯主义自此成为美国社会一股重要的思潮。在他的影响下，许多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组织不断壮大，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一批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年轻政治明星也应声崛起，给美国政坛增添了许多年轻血液，也提出了绿色新政这样的试图全面改造资本生产模式的具有超越现实意义的政治主张。然而，桑德斯主义面临着重重危机，尤其是在政治极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之下，“社会主义”自然而然成为了承受各种攻击的活靶子，不但被特朗普当作竞选宣传的一大杀手锏，还被民主党建制派视为天方夜谭。方兴未艾的桑德斯主义是会被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扼杀在摇篮之中还是会凭借自身的韧性突出重围?本文试图通过对桑德斯主义本质的探讨和对美国左翼运动历史的回顾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伯恩斯坦主义——桑德斯主义的底色

从许多方面来说，桑德斯都是一位独树一帜的政客。作为代表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是美国国会史上任期最长的无党派独立议员，但他始终与民主党党团合作，又因为在2006年当选参议员后加入民主党党团运作，所以在编排上被算作民主党人。桑德斯以“社会主义者”自居，想要在美国推行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他曾于2016和2020年两度参加总统大选，虽然势头很猛，但都在民主党党内初选败下阵来。桑德斯不同于一般的民主党人，他将“社会主义”作为自身坚定的政治信条，以近乎偏执的态度力推“社会主义”。但正如乔姆斯基所言，桑德斯实际上是“罗斯福新政主义者”，桑德斯主义和日常语境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依旧相去甚远。

社会主义的流派众多，以致很难对其进行统一的定义。除了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其他的社会主义传统几乎无一例外受到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不同的理论分支之间的差异也不可忽视。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得马克思主义阵营发生了内部分裂，对暴力夺取政权的有效性和资本主义生命力的重新思考给伯恩斯坦“第三条路线”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虽然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修正主义”，伯恩斯坦及其民主社会主义传统还是在欧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突出之处在于主张在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框架下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按照伯恩斯坦的理论，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缺乏民主就会产生新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会导致对其他阶级的不平等。伯恩斯坦的理论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日活跃在政坛上的各个国家的工党和社会党几乎都是他的信徒。但要注意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一词汇往往只出现在学理探讨中，即使是福利制度完善的北欧国家现实中也很少用这一名词来自我标榜。相反，这些国家时常强调市场和私有制才是其经济繁荣、生活优渥的根本原因。对于是否可以将“伯恩斯坦主义”与“社会主义”等量齐观，学界至今也没有给出统一的意见，桑德斯借用“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其实还是要走“伯恩斯坦主义”的道路。因而许多认同桑德斯理念的美国左派甚至建议桑德斯放弃这一具有争议性的词汇，而将自己的主张更直接地表达出来。

桑德斯虽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他也时时强调自己所信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尤其突出“民主”二字，这是为了将自己与古巴、委内瑞拉一类美国民众认为落后、混乱的社会主义国家划清界限，更与苏联、朝鲜等共产“极权国家”势不两立，而将自己尽可能地与北欧国家靠拢。其奋斗目标就是将美国建设成他心目中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既保障民主自由，又强化社会福利。桑德斯无疑继承了伯恩斯坦民主社会主义的精髓：“民主”体现在他坚持在草根阶层掀起风暴，试图用议会斗争的民主方式改变现状从而与带有专制倾向的列宁主义划清界限;“社会主义”则体现在他试图推动全民医保，扩大社会福利，保障工人权利，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事实上，桑德斯极为看重“民主”不仅仅强调美国巨大的社会鸿沟导致民主的失落，更是在国际上试图使美国强化“民主”的号召力，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朗普与沙特、朝鲜、俄罗斯等“非民主国家”国家过从甚密。桑德斯在2016年11月出版的《我们的革命》一书中强调他的竞选并不单单为了打选战，更是为了改造美国，因为真正的改变从来没有也不会自上而下发生，只有千百万草根民众站起来为正义抗争，才能够真正实现变革。

桑德斯政治理念和竞选纲领在《我们的革命》一书中显露无遗，总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北欧式的福利国家，最大力度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平等和加强社会保障，这是其最为核心的政纲。桑德斯毫不掩饰自己对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模式的推崇，总是将瑞典、挪威挂在嘴边。具体来说，他想要推动全民医保、大学免费教育、强化带薪休假和工人福利保障制度，从而让广大美国人看得起病、上得起学、工作有保障。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扩大政府开支，这只能通过“劫富济贫”、向富人多征税来实现。“亿万富翁”也是桑德斯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汇，他认为这些巨富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财富，阻碍社会平等的实现，因此必须让他们“大出血”。此外，向他们征税也有利于缓和美国金钱干预政治的局面，推动实现真正的民主。第二，反对金钱政治，加强金融管理。桑德斯认为巨富和寡头不断将黑手伸向政界，干预选举等正常的民主程序，甚至可以挟持华盛顿满足自己的利益。因此要保护民主，就不得不拆分大公司、管控金融业，减少金融寡头对政治的影响。第三，追求大众民主，强调公民民主参与，反对与经济政治精英对政治的操控。桑德斯想掀起“草根的革命”，就必须调动广大年轻人和工人阶层参与到投票中去，也只有这样才能突出“民主”。从其主张中我们不能难看出，桑德斯所谓的“社会主义”很难以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解，“我们的革命”也并非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而要分析桑德斯主义的本质应当跳脱其称谓，而将重心放在其实质内容上，即伯恩斯坦所主张的改良式“第三条道路”。

桑巴特之问——美国左翼运动的困顿

长久以来，“美国例外论”一直是美国研究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种理论认为美国作为“山巅之城”，具有世界任何国家无法相较的殊异之处，许多人也借此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将自身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而独断专行的举动进行辩护。而1906年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所著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美国的独特之处：始终徘徊在欧罗巴的社会主义“幽灵”可以长驱直入、阔步于亚非拉，却始终无法叩响美利坚的大门。且不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一度呈如火如荼之势的欧陆国家相比，即使与美国政治文化上的近亲、当代自由主义的起源地英国相较，美国依然显得相当怪异：即使在英国，工党也可以在二战后势如破竹，推动公用事业和主要工业的国有化，设立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使英国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美国则似乎始终咬定自由主义的根基毫不放松，美共不仅从未打造意、法、西、德等欧陆共产党的辉煌，更是连英共这样的小党都比不上，以致其总书记白劳德曾一度将其解散。尽管桑巴特之问侧重于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大流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更为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改良主义，便能在美国畅行无阻。

20世纪初，经历了镀金时代的美国经济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矛盾的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悬殊，劳资矛盾激化，资本主义一度成为被抨击的对象。1901年，一群有着社会主义倾向的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美国社会党，这一政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其纲领是支持各个行业内工人的联合和工人组织的建立。该党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社会改良，将议会斗争作为抗争的主要手段。自其成立以来，美国社会党在底层群众之间活动，支持二十世纪女权运动，规模逐渐壮大，一度达到十数万人。十年之内，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候选人甚至赢得了多场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并推出了工会领袖尤金·V·德布斯作为总统候选人，其竞争力也不容小觑，社会改良运动一时间风起云涌。

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诞生无疑给这一进程带来了重大打击，无产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怒吼声震大洋彼岸，使美国出现了第一次“红色恐慌”(red scare)。美国政府看到政治激进主义的可能威胁，摆出极端反共的态度，不惜以钳制个人自由的代价搜查驱逐疑似激进分子，社会主义就成为了沉浸在恐慌氛围中的民众眼中的洪水猛兽，美国式社会主义运动在20年代由此进入持续的低迷状态，而日后不管政府如何试图改变民众对社会主义乃至左翼政治整体的印象，这一阴云始终没有完全消散。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后，罗斯福新政的推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强化了社会保障系统，提升社会福利，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次系统的、激进的改革。新政反对者给新政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因为新政的许多措施显然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但实际上，罗斯福本人就很清楚地说过，他坚信“私人企业、私有财产和私人利润制度”，“新政”把这个制度“从深渊中拉出来”。不论其标签如何，罗斯福新政无疑带有明显的社会改良色彩，在尊重市场和保护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加强国家干预以保障工人福利，而这也是桑德斯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

二战后，美国及其小伙伴迅速陷入了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长达数十年的意识形态斗争，反共主义在美国一下子又跃升为主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民众心中成了同义语。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登堂入室，引发了1947到1954年的第二次“红色恐慌”。打着保卫国家安全的幌子，形形色色的反共政策层出不穷社会主义在美国陷入谷底。然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数十年的新左翼运动却改变了这一萎靡气象：从反文化运动到民权运动再到后来的反战运动，自由主义一跃成为社会主流。但是尽管部分承袭于马克思主义，这股追求精神与文化平等的运动并没有使社会主义大放异彩，新左翼之“新”就在于其区别于关注劳工权利和经济平等的传统左派。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渐在欧美占据上风，自1980年里根上台以来，美国由管制资本主义迈向了新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转向的意义相当深远。要求削减公共福利、减少金融和贸易管控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在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行其道。时间转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与苏联解体宣告了美国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美国随之大力在全球扩展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乃至整个左翼政治思潮在美国面临着异常强大的阻力。

桑德斯主义的兴起的直接原因应该归为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经济危机直接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以全球性经济大危机的方式展现着资本主义的极端不稳定性，这一惨痛代价使一部分美国民众也不禁将目光转向了社会主义。对于美国千禧一代而言，“柏林墙”和“冷战”这样的字眼显得太过遥远，他们一边见证着冷战后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繁荣，一边目睹着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贫富鸿沟和对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尤其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是，美国作为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却相当不完善，不但看病价格高昂而且极端不平等，中低收入阶层根本无法负担，这一弊病在2020年疫情大考中暴露无遗;此外，大学学费也在年年攀升，学生贷款成为压在的年轻人身上一大负担;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也是年轻人心目中的一大关切，瑞典环保少女通伯格振臂一呼便能引发无数青少年云集响应。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失业狂潮和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也使得许多年轻一代的美国人不能不对资本主义产生失望的情绪。桑德斯主义在一大批美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群体中传播开来，许多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组织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随之崛起的是一众政治新星，其中最为耀眼的要数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位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年轻政治活动家在2018年纽约州第14选区民主党初选中一举击败老牌政客约瑟夫·克劳利，成为众议院史上那个最为年轻的女性议员。她仿照罗斯福新政提出了意在调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淘汰落后产能、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虽然此方案一推出便被斥为极大扩张政府规模和加剧财政赤字的天方夜谭，但其存在本身便证明美国社会思潮正发生着某种深刻的变化。

总结来说，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以经济平等为核心的左翼政治在美国的确出现过二十世纪初那样的短暂高潮，但更多时候则是陷入谷底：不管是要面对苏联威胁下的“红色恐慌”，还是后物质主义下对经济平等下的相对忽视，亦或者里根主义对市场和私有制的强调，社会主义，甚或民主社会主义都在美国面临重重危机。而正如罗斯福新政一样，桑德斯主义诞生的直接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大危机，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下的一种调节机制。同样的，两者所面临的国内阻力也是相当巨大的，甚至可以说，在茶党势力庞大和特朗普迎合右翼民粹力量撕裂美国社会的当下，桑德斯主义所处的环境更为危机四伏。

突出重围——桑德斯主义的危机与韧性

和美国历史上数次改良主义的尝试一样，桑德斯主义始终躲不开的阴云是美国民众自身崇尚自由的独特国民性格以及对苏联共产主义“恐怖统治”的鲜明记忆。再加上当下中国这样的共产国家带来的巨大威胁和挑战，以及古巴、委内瑞拉一类美国人认为是混乱不堪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车之鉴，很难想象美国人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社会主义”在美国的现实可能性。桑德斯用“社会主义”这个稍显不实的词汇进行自我标榜和政治宣传，当然有利于用极端的话语招揽许多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但同时也给大权在握的特朗普以及其他右翼势力进行恐怖宣传和仇恨动员的绝佳机会。

首先从学理上说，“美国例外论”是桑德斯主义难以真正产生影响的最核心原因，按照这套逻辑，美国社会从根本上就不适合这样理论的生成。桑巴特在其著作中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不成气候的原因建立在两个支点之上，即物质替代和价值替代。所谓“物质替代”，指的是因为美国工人待遇和生活条件要高于欧洲工人，所以他们就丧失了穷则思变的动力，甚至逐渐地“资产阶级化”了，此即所谓“烤牛肉和苹果派” 论。而价值替代则更为复杂，指的是美国工人对于作为一种价值的公平更为敏感，因而更加追求竞争中所体现的公平，而非一种形式上的平均主义。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传统的束缚，相较于欧洲社会，美国社会中传统阶级和结构性特权则较为鲜见，美国工人则更倾向于勇于冲破身份壁垒的限制，在竞争中追求公平;欧洲工人由于在历史上就缺乏公平竞争的机会，其追求的公平往往以反对竞争的政治诉求体现出来。这也就是说，由于美国制度更加民主，所以反而工人不至于陷入激进主义的泥沼。桑巴特这两大论点中的物质替代理论常常遭到后来研究者的质疑，但其中的价值替代理论却得到了不断的继承，封建传统的缺失和民主制度保障成为解释“美国例外论”的一个重要思路。关于“美国例外论”的论证数不胜数，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那么桑德斯主义最多只能掀起小波澜而不可能引发滔天巨浪，而美国左翼运动的长期低潮恰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除此以外，更为现实的因素是，在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桑德斯主义要承受来自右翼阵营源源不断的攻击和抹黑，甚至民主党内部建制派群体也对之嗤之以鼻，受到桑德斯主义感染而选择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少部分美国民众常常面临自说自话的窘境，难以将理念传播到他们的圈子之外。桑德斯主义的反对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占据上风，“社会主义”的含义将持续被许多政客任意解释甚至随意歪曲，很多民众因此会对之产生更加厌恶和恐惧的心理。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在民主党内被视为极左，成为建制派旗帜鲜明地反对对象;另一方面，共和党，尤其是当下特朗普治下的共和党，为了选举利益会不遗余力地抹黑、贬低社会主义，从而引导选民仇恨社会主义。特朗普靠着加剧国内民众的分裂当选总统，自然会将此作为其谋求连任的法宝。微微露出左转意向的民主党一下子成为特朗普攻击的活靶子，通过把民主党的一切与苏联、朝鲜的“共产主义暴政”联系起来，特朗普成功地用抹红抹黑的仇恨政治战略为自己巩固了选举的基本盘。除此以外，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也让特朗普可以大做文章，不停地渲染社会主义恐怖之处，使得原本就恐中、仇中的美国选民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更加一落千丈，特朗普本人则可以借机塑造自身意志坚定的反共形象。

桑德斯主义显然前途堪忧，但其内在韧性或许是其可能突出重围的重要支撑。共产主义在美国也许没有市场，但稍微温和的改良主义尽管困难重重却始终没有消失，这很大程度上和美国始终无法摆脱的经济社会危机有关。桑德斯主义作为缓和尖锐社会矛盾的一剂良药，不至于药性过猛将美国推向另一个极端，也不至于剂量不足以致收效甚微。美国社会虽然并不像桑德斯所说的那样病入膏肓，亟需一场“我们的革命”来拯救，但依然有许多尖锐的矛盾需要化解。

数十年来，桑德斯的理念几乎从没改变，但他却在短时间内从无名小卒一跃成为现象级政治明星，这当然因为他最终选择了参与总统选举的道路从而为人所知，但除此以外，美国自身问题越来越多才是关键原因。2016年的大选中，非主流政客特朗普异军突起，不但打败了希拉里，更是将共和党变成他自己的天下，直接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共和党作为两党中的右派，在理论上应该吸引更多大资本家的关注，但却靠着中下层白人工人阶级一举拿下了总统宝座。这一吊诡现象背后简单来说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下层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一再降低，而且在经济和文化认同上面临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双重挑战。一方面，经济危机后，穷人丧失了大量工作机会，也得不到应有的职业培训，陷入愈加贫困的窘境;另一方面，许多工厂的转移、外来移民的涌入更加使这部分人感到强大的生存压力，更不用提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第二，民主党作为两党中的左派没有选择跟这部分选民打成一片，强大的被抛弃感使这部分选民向共和党投诚，尽管事实证明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对缩小贫富差距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更为致命的是，民主党建制派沉迷于身份政治的泥沼之中不可自拔，还热衷与经济文化精英站在一起，这当然使理论上是民主党天然选民的中下层民众感到无比疏离。实际上，桑德斯作为民主党内部非主流可以突然崛起，其背后的原理是类似的。可以想见，当年轻人面临巨大的就业、学费、医疗保障以及生态环境的重重压力，主流政客却仍然墨守成规、迈不开改革的步子，这当然会使得“建制派”这个词带上了贬义，投入“社会主义”这种“极端”意识形态的怀抱也就没什么稀奇的了。

桑德斯主义带来的即时影响是显见的，且不谈有多少年轻政客步桑德斯的后尘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言人，只看2020年美国大选的民主党便可窥知一二：伊丽莎白·沃伦作为另一位进步主义候选人在民主党初选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民主党初选十数位候选人中，很多都将桑德斯提出的“全民医保”融汇到自身的政策之中，其中不少甚至直接将之作为竞选口号，甚至“建制派”拜登也不得不认真考虑部分吸收桑德斯的政见。这表明，虽然民主党建制派时常对桑德斯主义口诛笔伐，但为了拉拢桑德斯所代表的一大批选民，团结整合民主党以争取更大的选举优势，民主党不得不将桑德斯主义融汇于其基本政策之中，这正是桑德斯主义可能会持续产生影响的原因。因此，总结来说，尽管桑德斯无缘总统宝座，桑德斯主义的生命力却不可低估，即使在短时间内无法给美国社会带来显著的改变，其产生的影响却渐进而深远。随着没有冷战记忆的年轻一代美国人的快速成长，我们很难断言眼下的困难将堵死桑德斯主义发展的空间，甚至可以认为，只要社会矛盾依然尖锐，桑德斯主义便始终还有市场。

作者：丁昊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10/7   发布时间：20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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