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涛：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作者：马涛  来源：《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

一、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贸易冲突的理论解释

全球化的发展造就了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新兴大国的日益强大势必会引发守成国的担忧。正如“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描述的那样，在过去的500年中，全世界发生了16次守成国(霸权国)和崛起国的竞争案例，其中有12次以战争告终。可见，当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实力难分伯仲时，竞争的警钟已然敲响。但是，这种以“零和”结果作为政治或者战争结局的思维是不宜于转嫁到经济层面的竞合关系上。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体现得更加直截了当。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特朗普充满了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美国国内舆论之前普遍认为，维护与扩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直到2016年，特朗普上台首次对这一共识发起了挑战。

约瑟夫·奈较早就指出，若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就会变为美国的敌人。面对中国的崛起，约瑟夫·奈依然推崇被他称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融合对冲”(integrate but hedge)战略。在过去几十年中，中美日益表现为竞合并存的关系，只不过双方总体上较好地管控了分歧。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对此，李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美国经济接触战略的终结，新的“经济竞争”态势拉开序幕，标志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型。中美两国的冲突与博弈已箭在弦上。对中国而言，在美国的竞争压力下，要防范中美关系变坏并避免中国在自身战略利益上丧失与美国的博弈能力，相比之下，后者才应该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出发点。

对于中美贸易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很多学者的关切在于两国是否存在全球领导权之争。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开始对华实施接触战略，即通过接触使中国向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变化。冷战结束后，世界由两极体制逐步演变为“一超多强”的格局。未来世界秩序是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导的“霸权稳定”，还是由多个大国引领全球展开良性竞争的“竞争共存”?如果维持前者的思维模式，中美势必成为“以牙还牙”的敌人;如果接受“竞争共存”的局面，中美就可以成为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合作伙伴。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除了贸易政策方面，在科技进步方面更是格外引人关注。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一直以来都是由安全与经济两个核心维度构成，这反映出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两种逻辑的互动决定了其走向。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开始经历质的转变。张宇燕和冯维江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调整为“规锁”，“规锁”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对于博弈结果，谷源洋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告失败，对华遏制战略亦难奏效”。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部分动机还在于转移其国内利益集团的矛盾。通常来说，美国国内利益集团通过多种手段寻求政治利益，政治过程只服务于中间选民的利益。在政治过程中产生的政策是相互竞争的政治家在争取选民支持的过程中形成的，如移民政策和就业政策等。正如阿塞尔·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和格奥尔格·韦布尔(Jörgen W. Weibull)运用或然论投票方法，研究了将收入再分配给更狭隘选民集团的政策，这也是特殊利益集团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对“恐华症”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民粹主义实际上是精英阶层煽动的结果。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一心想要煽动美国民众的恐华情绪，并通过操纵这一非理性情绪获得更多选民支持，试图以此赢得2020年的总统选举。此外，近些年来，美国社会阶层流动性陷入停滞，贫富差距濒临危险境地，民众生活质量不升反降，社会财富被少数精英阶层集聚，美国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些都会引起美国蓝领阶层(包括广大中下阶层白人)的极度不满，成为特朗普获取政治支持的舆论基础。

二、贸易冲突双方的有限重复博弈路径

近些年来，美国认为中国在价值观、制度和利益等方面对美国构成了全面挑战，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并提出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

（一）国内利益集团是贸易冲突“触发”的内因

在贸易谈判中，谈判代表的要价和提出的协定，不仅是执政者的战略意图，更是其背后利益集团维护权益的政治目的。中美贸易冲突首先是美国的一场“内战”，其背后是美国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无情争夺。2016年特朗普赢得共和党党内初选，以科氏兄弟(Koch Brothers)为代表的工业集团势力是共和党背后的利益集团，其与特朗普达成接受迈克·彭斯(Mike Pence)为竞选搭档的默契，这种“浮士德式”政治交易的直接结果就是每一股势力都试图成为白宫的幕后主宰者。

贸易冲突表面上看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博弈，实质上是贸易冲突发起国具有政治激励动机的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体现。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将贸易政策看作是执政者寻求政治支持最大化的结果，当竞选者最大化当选的目标时，特殊利益集团就会从所选的扶持政策中获得一定的福利。贸易冲突的结果就是不同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以此相互博弈，当双方由于政治成本无限增加导致利益受损后，具有政治激励的政府之间就会进行贸易谈判以实现贸易均衡。

为在贸易冲突中达成国内政治均衡，非合作的冲突强化了政治力量，政治力量促成贸易政策。贸易冲突发起国背后都会有利益集团的支持，利益集团的诉求往往决定了贸易政策的制定。当然，不同利益集团为了获得因提高进口关税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它们可以通过集体游说国内政府以推行对其他国家的单边贸易政策，尽管这些利益集团可能代表不同产业的利益。很简单，执政者之所以给国内利益集团提供贸易冲突收益，是因为利益集团是“投票供应商”，可以为他们的利益代理人提供政治支持。

（二）贸易冲突有限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的路径

表1  三种有限重复博弈路径及其收益

资料来源：作者分析绘制。

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采取的都属于损人损己策略，如果应对者不采用“以牙还牙”策略还击将会变为懦夫博弈。面对挑衅者主动采取的背叛策略，应对者在此后回合中，无论采取合作还是背叛，应对者的收益相较于挑衅者都是不占优的(见上表)。究其原因，作为发起主动攻击的挑衅者会事先考虑到应对者各种应对策略的结果，以做到策略设计的万无一失。作为博弈被动方的应对者，即使三种策略的收益相较于挑衅者都不占优，但是，每种策略对于自身的收益获得还是有较大的差异。

三、中美贸易冲突的博弈情景与协议内容分析

（一）“关税战”不是“懦夫博弈”，而是“损人损己”策略

美国对中国酝酿已久的“关税战”本身就是一个“损人损己”的策略。客观地说，美中双方相互加征关税的直接后果都会损人损己，导致双边贸易显著下降。2019年第一季度的贸易数据已经开始显现关税战的影响，中国对美国进出口额同比下降11%。尽管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会“治愈”两国经贸领域的短暂创伤，但是在两国进行关税报复的这一期间，双边经贸发展一落千丈，其产生的潜在影响也将逐步显现。

（二）美国的“市场开放论”和“结构改革论”战略意图与中国的承诺

任何贸易协定的达成，双方都会做出或多或少的承诺，这样才可能达成协议。从理论上来讲，双方妥协的程度要取决于自身的谈判能力和能接受妥协的范围，以免造成过大的损失。从中美协议内容看，美国以让中国市场开放和结构改革为战略意图，通过履行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使中国达到其战略意图。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内容不谋而合，中国也欲将扩大贸易，增加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作为进行结构改革以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释放巨大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

（三）达成协议远胜“冷酷触发”和“无限拖延”策略

冷酷触发策略即采取一次背叛就会触发永恒的惩罚，而无限拖延策略更具有不确定性。从经济学角度看，挑衅者通过贸易冲突给应对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果超过了应对者的承受能力，应对者将不得不做出终结整个合作的决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的经贸格局下，彼此相互依赖，在贸易领域终止合作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未来双方可能采取的是，把贸易冲突限制在双边可接受范围之内的竞争共存关系。(注释略)

来源时间：2020/7/12   发布时间：20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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