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白人的愤怒与哀痛：该如何理解美国的社会分裂？

作者：徐悦东 采写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近期，由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抗议运动，热度依然不减。在文艺界，政治正确变成了金科玉律。示威者推倒许多在历史上有着种族主义问题的名人雕像。我们此前也跟进了相关评论，回应我们对此事件的思考。

比起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美国总统特朗普反而对这场抗议运动更加愤怒。美国的左右两翼政治阵营撕裂和分歧也变得更深。党派倾向超越种族，成为美国人分裂和偏见的根源。特朗普在2016年的横空出世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极其深厚的基础。

实际上，共和党的很多政策并不利于那些底层白人，但他们却投票给共和党。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也来自这一群体，许多自由派人士对此无法理解。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悖论?当下又该如何理解美国的社会分裂?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历经五年的田野调查，试图从情感政治、“深层故事”的角度分析美国社会分裂的成因。今年5月，她的代表作之一《故土的陌生人》出版了中文版。近日，我们也对她进行了一次专访，谈及了她对上述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美国社会学家、作家。其作品有《第二轮班：职业父母与家庭变革》、《时间困扰：工作家庭一锅粥》、《心灵的整饰 : 人类情感的商业化》和《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 : 外包,便捷背后的破坏》等多部著作。《故土的陌生人》已被翻译成7种语言出版，被《纽约时报》推荐为读懂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的图书之一。

在美国的许多自由派人士看来，这些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其实面临着一个“大悖论”。

支持共和党的“红州”经济明显更落后，受污染程度也更严重，共和党对污染企业的监管更放松。但许多共和党支持者饱受工业污染困扰，甚至患病，却依然投票给共和党。当地的许多小企业主，很可能会将被大企业排挤出市场。但他们却投票给支持大企业垄断的共和党。这些悖论该如何理解?

许多贫困的底层白人都因美国政府的福利项目获益，但他们依然支持削减福利的共和党。许多共和党的支持者并不在石油公司等被视为右翼的财团中工作，事实上，这些大财团赚到的钱也几乎不会“下渗”到他们手上，那他们为何还支持共和党?莫非他们都被那些财团控制的媒体和政党宣传攻势所“洗脑”或误导了?如果他们聪明好学、见多识广，是不是就不会被误导了?

虽然美国以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的行为真实存在并效果显著，但是，这种“欺骗论”明显过于简单。

美国总统特朗普

跟许多国内网友贬称美国自由派人士为“白左”类似，美国的自由派人士往往对共和党的支持者嗤之以鼻，他们经常会蔑称共和党的支持者为“红脖子”、“土包子”。美国的左右两派之间互不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同理心之墙”(empathy wall)。这堵墙使得左右两派对信仰、成长环境与自己相异的人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掌握着主流舆论阵地的自由派人士表示无法理解。他们根本搞不清楚，为何这些底层白人会投票给损害自己利益的共和党。他们更无法理解，居然有那么多人会投票给明显不够格的特朗普。难道这些人都是非理性选民?的确，这跟广为接受的选民都是“经济人”假设背道而驰。要解答这些困惑，首先就要破除这堵“同理心之墙”，对情感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深刻的认识。

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在退休之前，曾长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她明显身处于左翼自由派的阵营当中。但为了解释美国社会的深层分裂，理解这个“大悖论”，她悬置自己的政治立场，放下精英视角，深入路易斯安那州的右翼社区。历经五年的田野调查，她企图去打破这堵“同理心之墙”。由此，她写出的《故土的陌生人》就揭示了这批保守派人士的“深层故事”(deep story)——这是指一个用象征性语汇讲述的故事，来表达人们对事实的感受。她对这些保守派人士的愤怒和哀痛，进行了极其深入的揭示和剖析。

《故土的陌生人》，[美]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著，夏凡译，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版

简单地说，霍赫希尔德发现，这些大多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本排着队等待实现美国梦，排在他们后面的是有色人种。但在自由派的同情之下，这些女性、移民、难民和有色人种等边缘人群，正在不断“插队”，享用着他们所眼红的社会资源和福利。在他们看来，奥巴马便是绝佳例证。

更重要的是，这群底层白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第一代经历终身向下流动、与美国梦渐行渐远的美国人。如今，他们大多年过花甲。自由派趾高气昂地嘲笑他们是“红脖子”和“白人垃圾”，却不会这样趾高气昂地嘲笑有色人种。这群底层白人深感被冒犯。他们很想大声说出来，他们也是应该被保护和同情的少数边缘群体。但是，他们的痛苦无人问津。“白左”抛弃了他们，将他们让给了右翼。

美国联邦政府还将许多纳税人的税款发给了很多在底层白人看来无所事事的人身上。他们感到被联邦政府背叛。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们便将支持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大企业视为盟友，来对抗那些索取社会福利的人们。自由派的那套政治正确的“道德绑架”，让他们引以为豪的生存伦理遭到挤压。传统社区的温情也摇摇欲坠，精神上的安全感正在消失。因此，他们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这群右翼人士一直隐含着一种文化上的乡愁。

霍赫希尔德的研究揭示了这种诉诸于情感的“深层故事”，为美国右翼崛起提供了不同的、同时也是非常好理解的维度。被撕裂的两个政治阵营，到底如何才能打破“同理心之墙”，摆脱偏见、彼此合作?新冠肺炎疫情会加深这种撕裂吗?

在全球“向右转”的民粹大潮下，美国保守派的愤怒和哀痛，正以不同的版本在许多地方重演。贫富极度分化、阶层固化和社会结构改变，让那些离梦想越来越远人们不再沉默。他们宣泄的愤怒和哀痛，使得底层之间的互相倾轧，激荡着世界格局。霍赫希尔德的研究以小见大，她摆出积极对话、互相理解的姿态，希望双方都能换位思考。她相信，这个撕裂的社会伤口，需要一次彻彻底底的疗愈。

1、共和党的三类支持者：骨灰级粉丝、沉默的支持者和“受够了”特朗普的人

新京报：来说说最近发生的事情。自从5月26日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美国上百座城市爆发抗议示威，许多名人也纷纷表态支持示威者。甚至，其他许多国家也出现支持黑人运动的示威。你怎么看待此次黑人运动的抗议示威？能谈谈你亲身了解到的示威情况吗？对此，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和平抗议是公民非常重要的权利。“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给我以希望：黑人和白人其实可以联合起来，一起解决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系统性种族歧视的问题。

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相比，如今，更多白人加入了这些勇敢的黑人抗议队伍中去。但是，我并不赞同在示威中的那些错误的行为，比如呼吁“废除警察局”，还有人趁乱打砸抢烧。这些行为玷污了这场抗议运动。除此之外，这场运动总体上是好事情。

新京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示威者为“歹徒”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许多保守派支持者的确支持特朗普将“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们定性为“歹徒”。但是，大部分保守派支持者对特朗普的支持并不坚定。我们发现，特朗普的支持者有三类：

第一类支持者我会称之为特朗普的“骨灰级”(death grip)粉丝。他们是特朗普最热烈和狂热的支持者，他们相信“特朗普就是上帝”。我估计这部分人占特朗普总支持者的10%左右。

第二类支持者是特朗普的“沉默”(gone quiet)支持者——其实在他们心里，他们对特朗普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由于没有人站出来保障他们的权益，所以他们仍然会投票给特朗普。

特朗普的支持者

第三类支持者是那些住在城郊的“受够了”(enough’s-enough)现状的摇摆选民。在这些人当中，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加入了共和党内部的“拒绝特朗普”(Never Trump)的小团体。

据我估计，这三类支持者占支持所有共和党的选民的比例大概是——15%的共和党选民是特朗普的“骨灰级”粉丝，70%的共和党选民是特朗普的“沉默”支持者，还有25%的共和党选民是“受够了”特朗普的人。在2020年11月大选的时候，这三部分人群的比例会如何变化，这取决于如今左派有多疯狂。

2、许多特朗普支持者因被自由派视为“红脖子”和土包子感到愤怒

新京报：我觉得，此次如此浩大的抗议示威，除了延绵已久的种族问题之外，其中一个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封锁令，使经济停摆，大量人口失业，许多穷人得不到救助。这很容易点燃抗议的火焰。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我同意这个观点的分析。这个观点很有道理。

新京报：其实由于疫情原因，许多地方进步派的街头运动都开始式微，因为进步派较为支持居家隔离。但在美国，许多人对防疫的隔离措施的看法颇为分裂，保守派反而走上街头抵制居家令。但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后，自由派走向街头抗议。据你的观察，你觉得这样的判断对不对？有没有因失业抗议居家令的群众也参加了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运动？这两拨抗议的民众之间存在“同理心之墙”吗？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保守派抗议作为防疫措施的居家令——比如他们在明尼苏达州和肯塔基州的抗议——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在这些美国中部“红州”(共和党支持率较高的州)里的乡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其实已经很严重了，但是他们习惯看的福克斯新闻频道并不热衷于报道这个事实。

福克斯新闻频道不报道这个事实是因为，特朗普公然否认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并想将之大事化小。所以，他们跟“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者当然不是一拨人。在公共场合，我也察觉不到这两拨抗议群众之间存在着“同理心之墙”。

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特朗普竞选集会中，参加集会的共和党支持者才来了6000人，而整个场馆可以容纳19000人——这显示出，尽管特朗普表面上否认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但是许多共和党人依然害怕被感染。来参加集会的这些人很可能就是那些真的否认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性的特朗普“骨灰级”粉丝。而那些买了票，但是没有来参加集会的支持者，很可能是特朗普的“沉默”的支持者。

6月20日，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特朗普竞选集会，有许多座位是空的。

我得补充一句，在美国，有脱口秀演员嘲讽了特朗普对抗病毒的建议——特朗普说，我们应该注射或喝消毒液来抵御病毒。我们别太过于放松了，对于那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这样的嘲讽只会让他们火上浇油，怒火中烧。因为他们也将特朗普视为自由派严厉地批评下的受害者——他们自己就被自由派视为文化水平低的群体、一群蠢货、“红脖子”和土包子而感到愤懑不平。的确，这类人会优先处理他们的经济生活，尤其是小企业主，他们的价值观诉诸于一种蓝领工人式的斯多葛主义。在《故土的陌生人》里，我将这类人称为“牛仔”型的人物。

3、情感对政治家来说是一座富矿，所以我们要重新反思自己的情感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了解释“大悖论”的“深层故事”。你十分重视政治选择中的情感因素。有人认为，情感因素如今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与互联网全媒体时代所造成的舆论环境有关。你怎么看待媒介的变迁在人们的政治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何情感的因素好像在政治经济的选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与以前或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相比，在人们做选择的过程中，情感并没有“更加”重要。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上，情感从来都是人们做出选择的基础。这不是说，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示威中，人们表达的悲愤情感，其扮演的角色就比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的特朗普竞选集会中，人们表达对特朗普的热爱情感更重要。

其中，对于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去精确地理解，情感到底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生活?我们都知道，在社会学中，有着许多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著作。我以前就写过一本书，叫《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在这本书的附录中，我列举了诸如达尔文、弗洛伊德和戈夫曼等人的著作中，许多我认为的对感情研究中最有用的地方。

《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 [美]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著，成伯清 / 淡卫军 / 王佳鹏译，雅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版

我们要理解在政治中情感所扮演的角色，就首先要先理解，情感是一座富矿。对政治家来说，情感之于他们，其实就像石油和煤炭之于钻井工人、矿工、监工和能源公司的CEO一样。许多人——不管是哪一派别的——他们都会“挖掘”出大家的情感，进行加工，然后通过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去掌控大家的情感。

所以，最重要的是，作为公民，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情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自我”中，所感受到的与社会事件联系起来，产生一种有深度和广度的思考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和理解，在我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里，主导的情感规则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再按照经过自己宝贵的深思后的情感，去感受和行动。

换句话说，正如一个孩子的成长一样。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希望孩子能明辨是非。这就意味着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他或她能独立地去检验自己对事物所形成的感受正不正确。

2016年，特朗普在竞选时嘲笑并模仿了一个残疾人说话时的抽搐特征。但是，一个孩子——或许甚至一个成年人——都会问，这真的很搞笑吗?我“应该”笑吗?我为何会跟着笑?在2020年，特朗普对于游行示威的愤怒，比对杀死乔治·弗洛伊德的乔文(Chauvin)警官的愤怒更甚。对此，我们要反思，为何会有人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表现得很难过，但却有人表现得没那么难过呢?这个问题就体现出，我们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拉锯点上——这是一个政治观点与人类的情感相碰撞的拉锯点。

4、生活在贫困的白人社区，还是凋零的黑人社区，并没太大不同

新京报：你的《故土的陌生人》让我想起了Katherine J. Cramer对共和党人斯科特·沃克当选威斯康辛州州长的著名研究，《怨恨的政治：威斯康辛州的乡土意识和斯科特·沃克的崛起》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我很喜欢Katherine J. Cramer的研究。城乡对立的确是美国政治分裂非常重要的因素。我想，她找到了另一个版本的对“插队者”的愤怒。这些人害怕别人领走了政府发放的福利。

其实，中小农户越来越被主流社会边缘化。而且，他们深深地与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连结在一起，他们跟很多住在非城市地区的美国人一样喜欢打猎。他们对“新的社会规范”——比如有关性、性别角色和种族的新规范——感到愤怒和害怕。而这些新的社会规范，在城市里变化得更快。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美]Katherine J. Cramer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同理心之墙”，能说说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同理心之墙”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吗？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如今美国的政治分裂不是某个人刻意设计或导致的。这是因为这两群人成长和生活在不同的阶层和地区。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全球化以来，美国的大城市和海岸沿线的地区变得更左，而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变得更右。

在人口学上，美国有色人种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对于这些有色人种来说，美国海岸城市的左翼氛围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到大城市去了，这也反过来使得这些地方更加左倾。而共和党表现得更加组织化，也更加有钱，他们也在加速右倾化。

新京报：有许多人批评欧美的文化左派，在组成女性、有色人种、LGBTQ等群体的松散联盟之后，他们实际上放弃了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是的。这也正是我当下在写的一本书中，所研究的问题。为了我正在写的这本书，我去了阿巴拉契亚山区做田野调查。其中，我采访了一个受访者，他在极端贫困的活动房屋里长大，那里毒品问题猖獗、犯罪率极高、失业率也很高。

“我不知道在肯塔基州乡下的全白人的贫困活动房屋社区里长大，和在底特律市中心全黑人的社区里长大有什么不同，” 他跟我说，“可能就是音乐会有所不同吧。”他还说，越来越少的工厂岗位抛弃了黑人们，而凋零的煤炭业抛弃了东肯塔基州的白人们。

萧条的底特律

新京报：特朗普将美国制造业的失业归咎于全球化。你在书里提到，其实使得制造业失业的主因是自动化，真正“插队”的人是机器人。但是，被机器人替代的白人男性就会将插队者的矛头指向女人、黑人。为何他们没有将对自动化的情绪具体化到“深层故事”中？面对制造业的自动化，我们该怎么解决自动化所带来的失业问题？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看看世界上最好的模板——德国——是怎么做的。德国是一个实现高度自动化生产的国家。但是，他们却有着很低的失业率和很高的工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劳工运动的因素，他们可以让职工在企业的战略规划委员会里有一席之地。

5、我们该如何打破左右两派的“同理心之墙”？

新京报：你在书里认为，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选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特朗普能抛下一套政治正确的态度，抛下一套情感规则，让人产生令人愉悦的快感。你觉得特朗普还能故技重施，因此达到连任的目的吗？被“同理心之墙”相隔的两派该如何打破这堵墙？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是的。首先我们应该问，到底什么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来自一种情感规则。在这套情感规则的主导下，人们焦虑而死板的在日常生活里执行着其规则。在这之中，我们能发现，开放和互相尊重的对话是缺失的。

假如我们发现开放和互相尊重的对话真的缺失了，我们就需要问问其原因。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情感规则，用一种焦虑并严厉的态度实施的——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这个问题是一系列左派和右派都应该扪心自问的问题之一。

对于政治正确来说，它占据了两个优越地位：在批评别人上(你们批评我们是种族主义者，但你们自己才是种族主义者)和为平权事业而辩护上。其实，这两个地位都需要维持对话的开放性和有效性。

在美国，如今真的有一些有关如何形成良好对话的讨论。Bridge Alliance是一个有着包含七十到八十个不同的初创企业、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庞大组织，它们尝试在“红州”和“蓝州”中“搭桥”。在这些组织里，有的组织名字叫“来自另一边的招呼”(Hi from the Other Side)或“客厅对话”(Livingroom Conversations)——这是对美国的政治分裂的一个来自公民社会的回应。这也是美国社会中我最爱的那部分。

“客厅对话”( Livingroom Conversations)的网站截图。

而特朗普为真正存在的受苦者，提供了一个糟糕的答案。为何右翼的修辞术如此有力量?这就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抚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遭遇经济创伤的美国底层白人和蓝领工人的话术。这批人大约占美国人口的45%。他们包括中小农户，底特律、匹兹堡、辛辛那提和弗林特的铁锈带中的下岗工人和失去收入、工作保障和文化地位的煤矿工人。有着本科学历的白领和没有本科学历的蓝领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这些缺少本科学历的蓝领工人里，许多白人就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只会加剧这些底层白人的恐惧。而我的恐惧是，这会使得右翼变得更加疯狂。我们需要的是，对切切实实存在的问题，进行跨越左右的对话来解决。

新京报：在世界各地民粹主义的浪潮中，右翼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你在书里说，各个版本的“深层故事”正在走向全球。你如何看待这种右翼兴起的局面？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在这个恐惧和不安的时代里，也许在将来，动荡和斗争会比合法抗争出现的概率更大。从2016年11月到2020年的一月份，我们能看到，到处都在“向右转”。在美国，特朗普运动就“吞并”了茶党运动。共和党成员们和特朗普，在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里消除异己。所以，“右翼的声音”当然是变得更大了。

但是，如今是2020年七月了。我发现，左翼和右翼中，边缘极端的声音都在变得更大;其次，“黑人的命也是命”所领导的运动在左翼中崛起;再次，这场运动需要一个领导人——我希望那是拜登——来团结美国。在我所采访的每一个人中——纵使从温和右翼到极右翼——都认为美国的社会撕裂需要疗愈。

我想，到最后，疗愈是会发生的。但如今，我们依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我们去做。

来源时间：2020/7/7   发布时间：20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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