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宗：美国政治极化与对华政策的极端化
作者：张文宗 来源：《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2期
引子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两党的斗争异常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之深为近几十年来所罕见，有学者甚至称其为“超级极化”。面对政治极化及其背后的深层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巩固执政权威、两党政客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都将对华强硬作为优先事项。美国部分学术界精英等提出为了凝聚人心和强化国家认同，呼吁与中国开展新冷战。这股强大的力量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趋于尖锐一起，共同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化。但与中国对抗无法缓解美国激烈的党争，难以改善其国内的不平等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长期挑战。美国要走出政治极化，需要共和党或民主党通过选民重组获得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从而长期主导政治议程。未来美国的党争还会非常激烈，但不管其国内政治如何演进，美国对华强硬的趋势都很难改变。
美国政治极化和对华政策的极端化，分别是美国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现阶段中美学术界和智库研究美国政治极化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极化的表现、原因及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上，而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成果，则集中在中美实力对比、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军事和意识形态较量等方面。分析美国政治变化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主要从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国内动因、美国右翼的对华政策思维等方面加以论述。本文力图从美国政治极化的角度，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并日益极端化的国内政治因素。
美国的党争是公开、持久、正常的政治现象，是美国三权分立和政党政治的必然结果。美国的政治极化不是新现象，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讨论该问题。综合现有研究，美国政治极化主要表现为党争持续升级，如国会议员投票以党派划线、府会斗争导致“政府关门”等，总统选举中“红州”和“蓝州”的固化与对峙也是极化的表现。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学者，还倾向于分析美国两党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明显对立、两党内部同质化增强、持温和立场的选民转向自由和保守的两端等现象。自2016 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引发全球关注。特朗普执政后，民主党通过“通俄门”“逃税门”“艳星门”等调查试图否定其当选和执政的合法性，尤其是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搅得周天寒彻”，导致近百人被查，数十人被判有罪。在此期间，两党围绕奥巴马的执政遗产、“禁穆令”、美墨边境墙、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等问题恶斗，要么导致联邦政府关门时长创下历史记录，要么迫使最高法院频频介入“平息争议”。2019 年7 月，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要求后者公开调查 2020 年大选的政治对手拜登。此事曝光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迅速对特朗普发起弹劾调查，并以“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调查”两项罪名将其弹劾，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在 2020 年 2 月投票裁定特朗普无罪。 围绕弹劾问题，两党壁垒分明、势不两立，在投票上几乎严格按党派划线。针对美国两党的恶斗，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蒂莫西·希斯撰文称，美国政治极化已经“处在内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时期”，“两党在很多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每个政党内约 1/3 的选民认为另一党对国家的未来构成威胁”。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则表示，目前两党已“视同仇人”，美国政治已“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
在政治极化加剧的同时，美国对华政策也出现极端化趋势。这种极端化表现为特朗普政府放弃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转而采取对抗式的恶性竞争政策。2018 年以来，除了对中国挑起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外，美国还在科技、人文、金融等领域有选择地与中国“脱钩”。 美国两党更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全面污名化，并升级干预中国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等事务的力度。美国政治极化和对华政策极端化的“两化”问题，出现前所未有的共振。这种共振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一、政治极化推动美国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化，首要原因是中美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的变化引起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刺激美国大幅调整对华政策。不过，内政影响外交，美国政治极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特朗普政府实行对抗中国的战略。也就是说，对华强硬符合特朗普政府认定的国内政治利益，也契合了一部分美国精英希望缓和国内矛盾的诉求。
首先，面对极化的国内政治环境，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中国示强来树立权威，以推行有争议的国内政策。美国政治极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两党不管哪一方执政和主导立法权，都面临着另一党的严重掣肘。联邦政府关于经济、金融、移民、控枪和医改的重大立法，要么需要总统所在党同时控制国会两院，要么受制于政治僵局而被长期搁置。“否决政治”的盛行，造成美国政府行政效率大打折扣。这种状况迫使“帝王般的总统”继续扩大行政权，频繁颁布总统行政令成为一种重要方式。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在事关移民政策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DACA)计划、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电力计划”上多次颁布行政令。特朗普多次发誓要“排干华盛顿沼泽”，“还政于民”。为快速推进右翼民粹议程，在严打非法移民、退出《巴黎协定》、减少监管等方面颁布大量行政命令。在执政前两年，特朗普政府利用共和党对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在相关议程上颇有斩获，但从一开始就遭遇民主党的全力反对和掣肘。民主党利用各种调查挑战特朗普的合法性，并利用立法和司法系统干扰其施政。受此影响，特朗普政府施政环境恶劣，其针对海外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一波三折，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改法”的努力事倍功半，取消 DACA 计划和“清洁电力计划”也遭遇重重阻力。
对一国领导人而言，国内事务优先于外交事务，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议程。政治极化使特朗普政府难以在国内政策上实现跨党派合作，被美国列为首要对手的中国成为其“以外促内”的对象。希斯认为，政治极化促使特朗普政府通过对中国强硬在国内树立权威，从而推动有争议的国内政策。 也就是说，国内恶斗使特朗普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需要通过对华强硬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借以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威望，并进而利用这种威望对抗国内政治对手、实现国内政策目标。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不遗余力地在国内和国际上制造“中国威胁”、煽动恐惧和仇恨，首要目的是对抗中国，而借助对抗中国巩固权力，以推动贸易保护、严打非法移民等争议性政策也是重要考虑。在对华贸易战的过程中，特朗普不惜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对中国“经济侵略”为名不断升级关税行动，既是为了对中国“极限施压”，也是为了压制美国商会、农业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对其关税政策的反弹。可以说，在处理内政和外交问题上，特朗普频繁使用“国家安全”“国家紧急状态”的名义巩固权威，就是试图把自己打造成“危机总统”“革命总统”“强势总统”“威权总统”，以首先实现国内政策目标，而对抗中国服务于这一目标。
美国问题研究专家黄靖认为，美国决策者有利用外部威胁来推动国内转型的传统。冷战期间，美国通过升级对苏联的冷战实现了两次国内转型。第一次是从艾森豪威尔时期到约翰逊时期，美国借力与苏联的对抗，完成了国内“从右向左”的战略大调整。此后，美国因越南战争失败、石油危机、经济滞胀等内外交困，里根终止了对苏缓和政策，重新升级对抗，推动了国内“由左向右”的大转变。特朗普选择与中国对抗，其国内政治目的是逆转奥巴马和民主党的执政遗产，实现美国“由左向右”的大调整。
其次，一部分美国前政要和学术精英希望靠对抗中国来缓解美国的政治极化、刺激美国形成跨党派共识，以加速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并更好地与中国竞争。美国精英信奉权力制衡，推崇三权分立，但政治极化不可避免地让两党精英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权力游戏之中。从特朗普执政伊始民主党内就酝酿弹劾，并最终在控制众议院后成功推动弹劾案，这种长期、激烈的政治斗争已经严重消耗了美国的政治资源。国会两党议员、司法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助手和议员助手等，围绕针对特朗普的各种调查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接二连三的听证会，无休止的国会辩论，繁琐的议案起草、表决及相关法律工作等，都用在政治斗争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能够刺激经济、提升美国竞争力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却因“否决政治”而无人问津 ;重大枪击案频发常震动朝野 , 但民主党持续推动的更严格的控枪立法被束之高阁。如果再考虑到特朗普执政后对奥巴马执政遗产的否定，考虑到美国国内在税改、医保、教育、气候变化、伊核等几乎所有重要议题上的反复和折腾，美国政治的弊端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对于美国的政治极化和政治恶斗，越来越多的两党政客和社会精英痛心疾首，呼吁进行改革。但这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选举制度的改革、利益集团的角力、意识形态的分歧等，难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精英希望通过向外部转移矛盾、树立一个敌人来迫使两党缓和对立情绪，与中国开展冷战成为一项选择。英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称，“如果美国人现在意识到一个新的外部敌人，这会不会减少近期声名狼藉的内部两极分化呢?我们能从国会里两党合作的减少、社交媒体上的激烈讨论中看到这种两级分化。我觉得有可能。冷战对美国有政治上的好处。”上世纪 50 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发作过去之后，随着(美苏冷战)美国人对他们面临一个共同敌人达成共识，国内的分歧明显减少。也许外部敌人的概念能够说服美国的政客们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开发新的技术上去，如量子计算”。美国前国会众议长纽特·金里奇虽然在上世纪 90 年代不择手段地与民主党斗争，亲自推动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但如今对美国的政治内斗颇为忧虑，呼吁美国人不要热衷于党争和“认同政治”，而应相互合作以更有效地对抗中国，认为此举有助于在美国制造危机感，促使两党投资美国的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实际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两党精英虽然忙于内斗，但已经在对华政策上建立了共识，并在推动与中国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特朗普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是政治对手，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的分析师们各为其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编辑和记者们互不对眼，但他们正在形成相同或相似的“中国认知”。这些精英都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和中美经济关系“对美国不公平”，都声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侵蚀了美国的主导地位”，都承认接触政策没能“让中国走上民主道路”，都表示中美在宗教、人权、台湾、新疆、香港等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其结果是，尽管在国内议题和其他外交议题上争吵不休，两党精英在抨击和“鞭打”中国上在开展“逐底竞争”。例如，特朗普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极限施压，而民主党议员则提醒其不要和中国达成“出卖美国利益”的协议。在表决“与台湾交往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涉华议案时，两党议员几乎全票赞成。在 2020 年 2 月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在美国国内一手策划弹劾特朗普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等行政官员一起攻击中国。可以说，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粘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美国两党都是美国大企业、军工集团、高科技公司、不同选民群体的代表，在护持美国霸权、压制中国挑战上自觉不自觉地在维护“精英的共识”。美国内斗越激烈，精英层越有意识地在重大外交议题上，尤其是在中国议题上建立共识。
二、美国“社会分化”推动对华态度极端化
美国的政治极化是社会分化的反映，背后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种族矛盾激化，而美国民粹主义的滥觞，则是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随着美国人口种族结构的变化和不同选民群体在政治影响下的“部落化”，美国精英越来越感到树立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的紧迫性，而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敌人。
首先，美国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两股力量虽然势不两立，但都试图通过对华贸易保护解决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萎缩问题。2008 年金融危机后，以“茶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力量兴起，不久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左翼民粹势力也抬头。民粹势力的高涨，当然与金融危机后的高失业率，以及民众不满政府以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有关。2016 年大选期间，两股民粹力量继续增强。特朗普成为右翼民粹力量的旗手，并借助这股力量当选总统，集中在桑德斯麾下的左翼民粹势力，则对民主党建制派希拉里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在 2020 年大选中，特朗普依旧保持着鲜明的右翼民粹风格，而桑德斯和沃伦代表的民主党进步派，则延续着左翼民粹的战斗精神。
这两股民粹势力的外在表现、政治诉求、选民构成不同，并且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其经济和社会根源基本上是一样的。美国贫富分化加剧和中产阶级萎缩，激起了社会弱势群体和部分中产阶级的不满，催生了民粹主义高涨。而贫富分化加剧，则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产生，并在 90 年代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和移民的涌入密切相关。这一巨大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将市场、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使劳动所得日益少于资本所得。 中下层白人、乡村人、老人和男性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成为右翼民粹的支持力量。少数族群、城市人、年轻人和女性则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因政策分歧和利益博弈，美国两党和两股民粹势力难以在国内改革问题上达成共识，全球化以及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中国，成为其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他们都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外包，归咎于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归咎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指向的主要矛头是中国。在竞选和执政期间，其不断攻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导致美国大量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指责“中国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让美国损失巨额财富”，抱怨中国对国企的补贴对美国“形成不公平竞争”等。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232 调查”和“301 调查”、不断升级关税迫使中国放弃产业政策、以胁迫手段施压在华投资的美国公司回流等，都是“美国生病，让中国吃药”的表现。桑德斯和沃伦则更明确地将贫富分化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贪婪和对富人的低税收政策，归咎于自由贸易和产业转移，并同样将中国作为主要的替罪羊。桑德斯在 2016 年大选中抨击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参加 2020 年大选辩论时自诩十几年前就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沃伦声称“反对让跨国公司主导贸易政策”，“支持对中国的关税行动”;“若当选总统，将为贸易协议制定环境、劳工和人权标准，并将其作为与中国达成经贸协定的前提。”可以说，重塑中美经济关系，是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的代言人解决美国国内问题的重要途径，而前者已经采取了相关行动。
其次，美国精英希望以中国威胁来强化国家认同、巩固国内团结，部分极端人士甚至试图挑起针对中国的文明冲突。美国哲学家艾默生表示，别的国家是基于共同的历史而建国，美国则是由意识形态建国。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等称，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基础是被称为“美国信条”的价值观，这包括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和民主等。 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中，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国内，并借此巩固盟友，占据相对苏联的优势。冷战结束后，美国精英就一直在思考如何维系国家内部的团结问题。亨廷顿等人明确表示，失去苏联这样一个理想的敌人，美国人很可能迷失自我，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敌人。在这些保守派看来，美国这样一个多族裔、多文化的国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难以长久地凝聚国内 ;墨西哥移民的持续增长、少数族群的亚文化认同持续强化等，可能让美国“国将不国”。为此，美国可以用盎格鲁 — 新教文化充实“美国信条”，并持续不断地与外部敌人作斗争。理想的敌人应该“在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
冷战结束近 30 年来，美国社会分化的危险一直让保守派耿耿于怀。“9·11”事件后，美国将恐怖主义作为敌人，爱国主义一度高涨，少数族群的亚文化认同暂时被压制。但随着反恐战争的结束，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再次凸显。随着白人人口占比的下降和少数族群人口占比的上升，两党斗争引发的“身份政治”问题凸显，社会分裂严重。共和党主张收紧移民政策，削减针对少数族群的社会福利，获得了更多老人、白人、男人的支持。民主党则主张宽松的移民政策和扩大福利覆盖网，获得了更多少数族裔、年轻人和女性的支持。奥巴马执政期间，少数族群的政治力量及其族裔认同让保守派深感忧虑。非洲裔反对白人警察滥权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同性恋要求平等权利的呼声等，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白人将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特朗普送入白宫。特朗普执政后，在移民和平权等议题上竭力争取白人的支持，刺激了白人至上主义，导致近年来与种族相关的仇恨犯罪增多，民主党进而攻击特朗普大搞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两党均通过极端主张强化选民基本盘的支持，使政治“部落化”现象更加突出。
面对持续的社会分裂和无休止的政治内斗，特朗普身边的保守派认为，应该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和组织与中国的竞争。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之间、中国的“东方儒家”和美国代表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存在竞争。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司司长基伦·斯金纳则明确将中美关系描绘成“两个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上升为美国首次与“非高加索人之间的竞争”。这些美国人处心积虑，就是希望对中国开启“新冷战”，并凭借美国的优势扳倒中国，以重现美国的“光荣与梦想”
不过，由于新版的“文明冲突论”过于极端，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难以赢得人心，美国精英又回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老路上。美国政府继续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给中国扣上了“极权国家”“侵犯人权”“迫害宗教自由”等帽子 ，试图把中国塑造成“他者”“另类”甚至“敌人”，并借此凝聚不同党派、不同种族和族裔、不同性别的美国人。可以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仅是美国对抗中国的工具，还成为美国精英重建“美国信条”、重建美国认同以修补社会裂痕的工具。
三、对抗中国难以解决美国政治极化问题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对一个内部政治矛盾尖锐、社会文化分裂严重的国家而言，一个强大的敌国存在并非坏事。在美国精英看来，将中国作为首要对手予以压制，似乎可以解决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诸多国内问题。不过，既然政治极化是美国市场金融化、社会分化及政府失灵长期作用的结果，治病也就需要有个过程。更关键的是，治病需要直面问题、祛除病因，而不是靠对抗中国来转移矛盾、逃避问题，否则很可能是南辕北辙，延误国内改革的时机。
首先，对抗中国无法缓解美国的政治极化。从本质上看，美国政治极化是美国竞争性政党、分配性激励体系和美国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和外交政策没有直接联系。把中国树立为一个强大的外部威胁，无法解决美国精英追逐国内政治权力的途径和方式。在特朗普任内，两党围绕特朗普“通俄门”“通乌门”展开的激烈斗争和弹劾大战，实际上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十多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辩论中猛批特朗普，不同选民群体在税收、医改、移民、控枪、堕胎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等，也和中国无关。可以预见，如果 2020 年大选结束后出现一位民主党总统，其推行的政策将具有鲜明的“反特朗普”特征，且一定会遇到共和党的强烈抵制。“弹劾门槛”的降低，也预示着弹劾可能会成为经常被使用的斗争方式。中美两国有一定的竞争，但中国无意与美国争霸、没有向美国输出意识形态、没有损害美国核心战略利益，也就没有对美国构成生存性挑战。因此，中国构不成那种让美国“大敌当前、一致对外”的威胁。即便两党精英在持续的政治操作下在对抗中国上形成共识，并影响了美国主流民意，也解决不了美国政治极化问题。冷战初期，在美国国内拥有“冷战共识”的情况下，两党就围绕“谁失去了中国”、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等激烈争论。越南战争、“伊朗门”事件等都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深刻的分歧。
其次，对抗中国无法缓解美国国内的不平等现象。在美国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代言人看来，重塑全球化、解决中美的“不公平”贸易关系能够让美国中产阶级重新壮大。但中美的互动和国际社会的多方博弈产生的系统效应，将对美国产生反噬，造成美国不希望看到的后果。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之前，尽管特朗普声称美国经济连续 10 年增长、其执政以来为美国创造了 700 多万个就业岗位等 ，但这与其大规模减税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很大关系，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并未产生“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效应。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手段对中国“极限施压”，破坏全球产业链，造成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利益受损。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也增加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率。从 2018 年 3月到 2020 年 1 月，中美在贸易摩擦中边打边谈，最终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短期内有助于美国扩大对华出口和增加就业。但从长期看，美国以零和思维升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科技安全，促使中国更加重视科技投入、下决心摆脱对美国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过度依赖。若逐渐失去中国市场，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研发能力都会受到负面影响，而这关系到美国经济的未来。
同时，如果美国在未来的经贸磋商中坚持不合理立场，无法与中国就取消关税、放松出口管制、产业政策等达成协议，而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与中国加速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率先签署互利双赢的协议，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将受到损害。在世界各国均更加依赖中国庞大市场的情况下，美国选择与中国对抗将让美国的本土企业以及美国的劳动者、消费者付出代价，其重新壮大中产阶级的努力会受到拖累。与中国对抗还将导致美国增加军费开支，使本来已经紧张的医保、社保等福利开支承受更大压力，并继续增加美国的债务。共和党政府通过压缩穷人和少数族群的福利来管理预算，更会拉大贫富差距、加剧既有的社会矛盾，尤其是种族矛盾。另外，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美国更担心产业安全问题，要求加速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声音高涨，但“脱钩”将导致美国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从中国市场获得的相对收益下降，美国公司的利润和从业人员的福利都会受到影响。
再次，对抗中国不会强化美国的国家认同。大规模对外战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有助于建立和强化国家认同。美国独立战争造就了美利坚民族，内战解决了国家分裂的问题，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德国移民、爱尔兰移民、日裔美国人等群体的同化进程，而与苏联的冷战则强化了美国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家政治认同。但民族主义的边界和战争的性质会对国家认同产生不同的影响，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有助于国内团结。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非正义战争在美国国内造成了严重分裂，削弱了美国的凝聚力。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虽然经历曲折，但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具有系统重要性，双边关系“大到不能倒”。从中美关系发展中受益的美国人不愿中美爆发冲突或“新冷战”，其他国家也不希望中美冲突，甚至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中美都是核大国，在军事上有防范、意识形态上有分歧、国家利益上有竞争，但中美竞争不是大国争霸，而是美国护持霸权和中国反对美国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中国发展权益的斗争。美国对中国的压制是非正义的，而中国的抗争是正义的。这在美国肆无忌惮、毫无根据地打击华为，贬损和破坏“一带一路”倡议上表露无疑。美国右翼将中美矛盾上升为文明冲突，更是违背国际正义和历史潮流。这种文明冲突论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会激化美国白人和少数族裔的矛盾，使美国强化国家认同面临更复杂的环境。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污名化，也解决不了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深层次矛盾。
四、结语
事物的发展主要靠内因。美国政治极化需要通过政党重组，即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中的一党获得较长期的压倒性优势来克服。美国历史上，重大的危机、事件常引发大规模政党重组，从而决定性地改变美国政治的进程，直到新的政治周期到来。美国内战结束后，共和党依靠战争的胜利一度主导重建进程。镀金时代的政治极化，以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等推动的进步运动得到缓解。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使民主党在此后几十年主导美国政坛，凯恩斯主义和社会福利扩大等遂渐成为主流。当前的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要实现选民重组，就需要巩固在 2016 年大选中的胜利，将中下层蓝领白人，尤其是“铁锈带”的蓝领白人从民主党手中长久地争取过来，以获得长期政治优势。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政治极化问题，美国两党都需要直面极化背后的深层问题。这需要美国持续发展实体经济、投资科技和教育、更新基础设施等，以保持经济竞争力和科技领先。在社会层面，美国可以通过财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缓解贫富差距，并在安抚中下层白人不满的同时，着力改善少数族群的地位以强化国家认同。对于选举政治中的一些弊端，如金钱对政治的过度影响、中间选民投票率低、国会“安全选区”过多等问题，也需要进行适当的政治改革。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美国政治极化可能加剧，或至少不会大幅缓解。特朗普在 2020 年大选中，若凭借共和党选民的高支持率实现连任，民主党定会开展新的“反特朗普”动员。而如果民主党人赢得大选，则势必全面否定“特朗普的执政遗产”，从而加剧美国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说，面对中国崛起和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的现实，特朗普政府、共和党右翼、美国部分精英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在“消费中国”，并试图从对华强硬中捞取政治利益。对抗中国，似乎成为他们推动国内改革、缓解国内矛盾、凝聚国内共识、重树民族自信的灵丹妙药。但依靠这种偏执式的对华强硬不会缓解美国的政治极化，也不会根治美国国内的顽疾。
来源时间：2020/6/10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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