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联欧制华”战略的形成与评估

作者：张一飞  来源：《国际展望》2020年第2期

　　引子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中国与欧洲最终分别以“最强大对手”与“最重要盟友”的身份出现于美国的战略图谱，形成了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现实和心理基础。“联欧制华”的战略逻辑是：要完成“迅速遏制中国崛起势头”的战略目标，则需要“强大且顺从”的欧洲的援助，因此需要对欧洲进行改造，以便将其纳入美国的对华战略轨道。然而，美国的欧洲改造计划陷入了逻辑困境，即“顺从的欧洲无法强大”，而“强大的欧洲不会顺从”。其根源在于欧洲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意愿强度不同，美国以“印太战略”为遏制中国的抓手削弱了欧洲参与其对华战略的意愿，美国本身的吸引力和领导力正在下降。但在某些条件下，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也有可能按照美国的战略逻辑发展，比如，欧洲一体化受阻，俄罗斯对欧洲威胁上升，中国成为欧洲民粹主义的针对对象，美国“印太战略”失利转而调整美欧关系等。为应对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中国应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努力经营周边外交，尤其是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社会贡献新的战略文化等。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框架开始从传统的“接触+遏制”迅速向单纯“遏制”转型。以2018年开始的中美经贸和高科技领域摩擦为标志，这一转型进入高潮，并成为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最为深刻的变化。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全面的和战略性竞争对手，并试图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尽快遏制中国崛起势头。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又与其最重要的欧洲盟友频发龃龉，无论是欧洲主要大国还是欧盟整体都认为美欧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在增加。美国似乎并未像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这种迥异于传统结盟对敌策略的行为说明特朗普政府在其全盘战略设计中存在某种非常规考虑。特朗普政府的对欧与对华战略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如果存在，这种战略联系是如何形成的?应如何对其战略效果进行评估?中国应如何应对?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对“最强大对手”与“最重要盟友”的再确认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中国被逐步确定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特朗普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战略收缩则使欧洲的核心盟友地位更加凸显。

　　(一)从“重要不紧迫”到“重要且紧迫”的中国

　　尽管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将中国视为未来的重要竞争对手，并通过强化双边盟友关系、确定与亚太地区的共同议程、建立地区合作机制等方式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但是，“中国挑战”在其战略清单上尚未成为当务之急，其亚太战略也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对华战略。首先，奥巴马政府亟待稳定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动荡。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美国社会同时承受了物质损失和心理冲击。奥巴马政府不仅急于平息金融危机在国内与国际的连锁反应，更急于找到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以求精准施策。但美国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货币国际化与币值稳定性的结构性矛盾，只能解决千头万绪的浅层次问题，这造成其心理焦虑进一步升级。其次，奥巴马政府面临小布什时期遗留的中东乱局，急于从反恐泥潭中脱身，但在当时却有越陷越深之虞。尤其是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撤军后伊拉克混乱局面没有改变，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前景黯淡，巴以和谈难以取得进展，叙利亚危机加剧，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难度不小，地区恐怖主义形势严峻，埃及局势不确定性增加。”在此背景下，虽然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却难以在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全力应对中国，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强化亚太地区的外围部署。再次，奥巴马政府仍然相信自由主义的力量，希望借助国际机制挤压或塑造中国。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自2009年美国加入该机制之后，尽管其通过重塑地区经济领导权与规则制定权制衡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但更倾向于依靠多边力量采取国际合作方式与中国展开竞争。

　　然而，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其认为“中国挑战”日益迫切，成为美国重要而紧迫的战略问题。首先，中国的国家实力与能力在客观上确已发生质变。除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飞速崛起之外，“过去几年来，中国大力强化党的建设，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对外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相关立法和政策，设立相应机构机制，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重要战略事项，力争更好统筹安全和发展及各领域事务。这导致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疑虑加重，并感受到切实的冲击。”其次，美国社会对金融危机已经脱敏，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团队为迎合国内思潮，需要将美国的问题归咎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优先”为口号赢得总统选举的特朗普需要逐渐实现其减少贸易逆差的竞选承诺，致使在经贸问题上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中国成为其主要攻击对象。加之特朗普以反建制派自居，不惜加剧美国国内精英与平民阶层的分裂，这虽有利于其竞选目标的实现，却使中国的“靶标”地位在美国国内更加牢固。再次，特朗普政府不再相信自由主义，美国保守主义回归，对外政策趋于强硬。由于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特朗普政府在安全问题上强调更加依赖盟友力量，这也需要树立美国及其盟友的共同对手。中国作为意识形态迥异的大国，更容易被“中国威胁论”裹挟。综合而言，尽管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但导致中美关系迅速转向消极的主因仍是美国短期的国内因素而非中国的行为。中国“战略性竞争对手”的身份已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政治共识。

　　(二)从“被保护”到“软独立”的欧洲

　　在中国硬实力提升的同时，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仍然具有较强的软实力，独立性有所提高。而中国与欧洲对美国不同的身份定位决定了美国必然对双方有不同的战略期许。

　　二战结束后，欧洲随即成为冷战前沿。在漫长的冷战时期，西欧国家之所以能一方面抵御苏联的威胁，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不断发展，这均得益于美国对西欧提供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美欧关系在这一时期体现为西欧对美国的全方位依赖。

　　然而，冷战结束之后，西欧国家依赖美国的必要性降低，尤其是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美国和西欧最大的共同安全威胁消失，俄罗斯对欧洲的安全威胁始终停留在外围地区，北约出现功能性休克。而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成立，并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全球影响力，以1999年欧元开始流通和2003年法、德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为标志，欧洲(西欧)在冷战格局下形成的对美依赖出现根本性动摇。在欧洲的独立意志支配下，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呈现同步推进趋势。至乌克兰危机之后，欧洲开始自发采取团结政策，欧洲安全一体化进程加速。自2017年12月欧盟25国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起，尽管欧洲对外处于军事守势，但其独立的安全与防务能力在北约机制的框架内也已大幅度提升，有利于欧洲独立外交意志的贯彻执行。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国家在国际规则与国际组织中的强大软实力始终蕴藏着引领建立后现代化国际机制的潜力。由于欧盟建设超主权实体的实践在全球独一无二，其在发扬民主价值观、建设国际制度、解决全球性问题、推进区域一体化等领域都具有巨大话语权。欧盟国家更加信任多边主义，强调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组织，倾向于通过外交谈判、政治劝说实现经济层次的合作共赢。因此，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欧洲作为全球性力量和美国最核心盟友的地位。

　　奥巴马时期，美国相对尊重欧洲的独立地位，并积极寻找美欧的共同利益。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与欧洲仍然面临反恐和稳定中东的共同任务;另一方面，奉行自由主义的奥巴马政府在重视全球性问题方面与欧洲保持着共同偏好。特朗普上任后，随着美国战略收缩，美欧关系在共同利益与全球性问题方面出现某些分歧。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北约的机制性约束，价值观的彼此认同，以及基于相似市场机制的社会相互依赖，短期内美欧之间的同盟与同道关系仍然牢不可破。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和机制的收缩，也客观上更加强化了欧洲对于美国“最后堡垒”的战略意义。但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重心转移，美国势必要升级改造美欧关系，美欧出现“离心离德”现象的本质是美国升级改造美欧关系过程中消极面的阶段性反映，这恰恰是欧洲对美战略意义上升而非下降的体现。

　　(三)美国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的枢纽地位

　　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美国最有能力和动力推动三边关系重塑。就发展阶段而言，中国处于物质主义阶段，欧洲处于后物质主义阶段，美国处于两者之间。物质主义强调行为体在物质层面的生存和发展，对应理性政治;后物质主义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对应身份政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主要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物质层面，对内通过脱贫攻坚等工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加强国际合作，其行为模式完全可以通过合作理性理解。欧洲则已普遍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西北欧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将低级政治议题纳入核心关注范围，在国际政治中强调国际社会和文明范式。美国在冷战后既完善了由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组成的理性政治思维，又熟悉了由文明、宗教、意识形态等独特标识组成的身份政治思维，由此成为中美欧三方中“同理心”最强的一方。就利益敏感性而言，美国在欧洲与亚太地区都有核心利益，在超级大国、软实力超主权实体和硬实力崛起大国之间构建对本国有利的战略框架，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中美欧关系的联动水准尚未达到当年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程度，但是中美欧三方的每一组双边关系都开始发生三边影响，且任意两方实力之和大于第三方，美国将对华与对欧战略综合考虑理所当然。

　　因此，在“最强大对手”与“最重要盟友”身份更加明确的背景下，以及在美国调整三边关系能力最强的前提下，“联欧制华”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理性战略选择，并且在客观上具备一定的实施基础。

　　二、特朗普政府“联欧制华”战略的形成

　　目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基础，一是美国对维护全球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美国具有以盟友、海外基地、海军机动性、战争威慑为核心的军事优势。在中国与欧洲身份标签鲜明化的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设计势必要考虑中美欧三方的权力格局与敌友身份，并使其大西洋盟友与太平洋对手都被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一)美国对华战略的两大目标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将对华战略框架由“接触+遏制”调整为“遏制+接触”，在此基础上，特朗普政府更加旗帜鲜明地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性竞争对手”，将“遏制+接触”进一步调整为单纯“遏制”。因此，当下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结果目标，二是节奏目标。其中，结果目标指向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延长美国的霸权周期。由于霸权国福利已经和美国国运密切相联，一旦美国丧失霸主地位，其作为地区大国的稳定、富足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冷战以来美国始终视霸权为生命，认为其“非霸即亡”，根本不存在罗伯特·卡普兰所谓的“体面的退场”。节奏目标指向“迅速”而非“缓慢”地实现结果目标。综合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等推断，如果短期内中国科技、人文领域的发展潜力未受影响，社会经济各项指标发展速度没有出现大幅回落，则标志着中国已平稳度过崛起窗口期，美国遏制中国失败，至少最佳时机已错过。因此，“遏制”包括两个关键：“制”住中国只是结果愿景，用最快速度“遏”住中国才是战略核心，没有“遏”便没有“制”。美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时间在中国一方，一旦与中国陷入持久战，美国在实力层面被中国反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为了同时实现遏制中国的结果目标和节奏目标，美国一度试图以一己之力对中国进行外围制衡和精准打击。一方面，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打造封锁中国的地缘政治框架，频繁挑动中国周边海上邻国与中国发生海洋主权摩擦。“中国继续忍耐则‘海洋主权’受损，放弃忍耐则‘海洋和平’受害，而‘主权’与‘和平’任何一方受损，中国都将面临周边海洋外交难以为继，甚至提前结束和平崛起战略机遇期的巨大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甚至直接进入有关海域制造事端。另一方面，美国在中国利益敏感度最大的经贸、高科技领域发起对华“脱钩”行动。美国决心打击中国的产业经济、科技发展，在其本国必然遭受同样惨重损失的情况下，仍然发起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可见其权力逻辑已经取代市场逻辑，并开始试图对中国进行权力而非经济控制。这必将导致“中美关系不再延续相对紧密的现状，不仅两国经济关系的联动性将降低，在政治关系上也将疏离，战略上的合作减少。”

　　但是，目前美国已经发现上述两手策略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遏”的效果，因此也无法实现“制”的结果。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与中国相比，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盟友体量较小，且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因此普遍持“骑墙”的观望态度，从意愿到能力都不足以牵制中国。美国全面介入与中国的地缘冲突则注定得不偿失，而且失败风险过大。从社会经济“脱钩”的实际效果看，美国以跨国公司为主的社会力量显然不可能完全配合政府的权力逻辑，长期忍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美国自知如果不引入新的强大变量共同遏制中国，凭美国一己之力很难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而不能对华“速胜”则等于美国“失败”。

　　(二)欧洲是美国的“必选项”

　　在大战略层面，欧洲也许不在美国围堵中国的首发阵容之内，但其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助手却在情理之中，“对于某些华盛顿政客而言，主张‘脱离欧洲盟友的支持，仅依靠本国力量’，甚至会使自己陷入窘境。”

　　第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欧盟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根据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与地缘政治影响力三项指标，1992年，全球综合国力前十位国家中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四个西欧国家;2017年，全球综合国力前十位国家仍有德国、法国、英国三个西欧国家。这说明欧洲大国的实力地位相对稳定，其经济、军事实力与地缘政治影响力没有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而受到根本性挑战。在软实力层面，欧洲更是西方全球规则制定权与国际舆论主导权的核心基地之一。美国在遏制中国的战略规划中不可能对欧洲视而不见。

　　第二，欧洲是中国大地缘政治概念的西部边界。地理对于政治的限制不仅取决于地理条件本身，也取决于政治实体的行为能力。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地缘政治视野扩大的过程，中国的周边概念立足于但不局限于亚洲，中欧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并越来越深入。尤其在美国加紧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方向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之后，中国以其独有的合作共赢方式向西争取影响力便是其获得发展空间的题中应有之义。美国若不从中国西面的欧洲边界施加压力，则太平洋与印度洋方向的压力反而会成为中国向西拓展的助力。

　　第三，美欧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这是美国认为争取欧洲制衡中国具有可行性的基础。尽管学界对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仍然没有明确的统一界定，但在大部分语境中，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性、社会性知觉，包含情感、行为和主张。对于政治精英而言，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以观念共同体的名义增强国内士气和夯实同盟合法性，它与国内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本国传统文化没有必然联系。尽管特朗普政府在某些“西方内部问题”上时有淡化意识形态因素之举，但若将视野放宽至中美欧三边关系，美国认为只要利用意识形态武器便有利于加剧欧洲的不安心理，使其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法则下对与中国合作至少保持犹疑态度。事实上，无论特朗普政府如何渲染“美国优先”，意识形态作为美欧关系框架的基石确实没有改变，意识形态也为美国拉拢欧洲甚至在既定框架内改造欧洲提供了基础。

　　(三)美国的“欧洲改造计划”

　　美国“联欧制华”的战略设想在奥巴马时期便已萌芽。“希拉里在2012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鼓励欧盟更多地参与亚太地区的‘战略’。2013年2月，时任副总统拜登更是明确提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也符合欧洲自身的利益，因此随着美国战略中心转向亚太，欧洲应紧随其后。同年1月，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公开表示，欧洲应该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防卫事务，扩大安全合作范围。”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战略重心持续东移，在迅速遏制中国崛起势头的战略目标下，对欧战略从属于对华战略的趋势更为明显。因此，美国与欧洲国家以及欧盟整体发生的冲突不是美国放弃传统盟友的信号，而是美国对传统美欧关系进行适应性改造的结果。无独有偶，冷战期间，美国甚至一度威胁退出北约，但历史最终证明，那只是为了更好地拉拢欧洲以对抗苏联，摆脱欧洲从来不在美国的战略议程之中。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如果要将欧洲纳入其对华战略，则必须对原有的美欧关系进行更新、升级。冷战时期的美欧同盟主要为了应对苏联威胁，因此呈现出欧洲与美国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特征，美国不仅要负责保卫欧洲安全，还要尽量为欧洲提供经济发展机会。但是，这种关系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美国当下的战略需求。一是因为中国与苏联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战略对手，苏联僵化而中国灵活，苏联封闭而中国开放，苏联经济失败而中国经济成功，单纯基于地缘政治的美欧关系不足以应对中国崛起。二是因为美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在物质层面已经不足以支撑原有的美欧关系模式。三是因为欧洲一体化使欧洲获得了更强的独立行事的意愿与能力，美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渐行渐远，甚至发展到时常相互指责的地步，美国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改造美欧关系势在必行。

　　美国的“欧洲改造计划”目标至少包括两个：一是更强大的欧洲，二是更顺从的欧洲。首先，从实力方面讲，美国既需要欧洲以防御的姿态更多地参与西半球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防务事务，为相对实力下降的美国分担安全公共产品，也需要欧洲以进攻的姿态配合美国遏制全面性、战略性竞争对手，甚至在时机成熟之际充当主角。为此，美国希望欧洲具备超强的软、硬实力，不能无节制地依附于美国。因此，在美欧关系中，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分担防务费用，尽快形成独当一面的物质能力。不可否认，特朗普政府在北约和欧洲防务成本的问题上有物质得失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只有迫使“福利型欧洲”向“战斗型欧洲”转变，才能促进欧洲将实力资源用于对外而非对内。特朗普的“良苦用心”很容易被曲解为短视的商人思维。同时，美国还积极推动欧洲对中国发难，促使其在“实战”中学习，尽快养成独当一面的习惯，而“为了避免利益损失和影响力被边缘化，欧盟对于美国发出的‘携手转向亚洲’的呼吁不得不配合。”可见，美国并非抛弃欧洲，而是对美欧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合作机制进行升级换代，目的是促使欧洲自我运行更有力，战略指向更明确。其次，从意愿方面讲，美国需要欧洲在国际机制、国际舆论、外交关系等方面配合美国的战略意图，“站稳立场”，适时发声。尤其在中美在经贸领域摩擦不断的背景下，美国更加希望欧洲与美国发出同一个声音，至少保持中立，不加入中国发起的国际倡议，不对中国开放相关市场，不向中国表达友好愿望。因此，特朗普政府有意对欧洲分而治之，对欧洲主要大国都采取过软硬兼施的外交手段，试图引诱或者迫使其顺从美国的意志。

　　(四)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逻辑

　　综合来看，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逻辑思路十分清晰。其一，美国的终极战略目的是维护本国霸权地位，至少是延迟被新兴国家超越的时间。其二，目前对美国造成全面性、战略性威胁的国家是中国。其三，要消除中国威胁必须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遏制战略的关键是不打持久战。其四，要在短期内实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仅靠美国难以实现，必须寻求欧洲这一天然盟友的帮助。其五，目前不对称依赖的美欧同盟的结构适应美苏争霸却不适应中美竞争。其六，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必须对美欧关系进行优化升级，使欧洲同时具有协助美国的实力和意愿。其七，在条件成熟时，将对欧战略并入对华战略，完成“联欧制华”。由于美国历史上长期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又在中国崛起的极短时间内试图将战略重心移至亚太，却从未将两洋战略加以整合。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设计实属“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充满探索色彩。

　　目前，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对美欧关系进行改造，并完成了部分前期和外围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首先，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新共识，这是其设计并操作两洋战略联动的坚实起点。由于中国崛起对美国整体形成挑战，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认为过去的对华战略失败，也都认为接触手段无法实现改造中国的长线战略目的，应准备进行全政府、全社会的中美对抗。其次，美国从中东等地区收缩战线，准备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美国“以身作则”是实现“联欧制华”的前提，美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欧洲暂时只能作为帮手，不能作为主力。例如，在俄罗斯方向，有观点认为美国修复对俄关系可被视为对大西洋伙伴关系价值观的背离，甚至造成美欧之间的严重分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动机，其改善对俄关系并非要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进行某种交易，而是要为欧洲减压。只有稳定住俄罗斯这个欧洲最大的外部威胁因素，才能使欧洲将更多的实力、资源投向亚太。再次，美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欧洲对中国的防范心理，这为以中国为战略对象改造欧洲、升级美欧关系减少了阻力。一方面，自2017年起，美国开始大力渲染中国“锐实力论”，将中国的行为归因于意识形态，强化中国的“威权政府”形象。这是一种唤醒和强化冷战记忆的尝试，其目的是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遏制中国崛起，同时也在客观上点明了中欧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增加了欧洲与中国走近的疑虑。另一方面，美国在欧洲鼓吹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已经收到一定效果，在中欧关系上具体表现为，一些欧洲国家对中国进行投资安全审查，强化市场保护;欧洲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加强对中国贷款支持的基建项目的防范力度。

　　三、对“联欧制华”战略的综合评估

　　尽管特朗普政府改造美欧关系的努力已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其战略设计的内在逻辑存在重大矛盾。美国的目标是希望欧洲“更强大且更顺从”，但从欧洲国家的利益出发，如果其“更强大”就不会“更顺从”，反之“更顺从”就无须“更强大”。西方的理性精神既包括代表超越和能动性的努斯精神，也包括代表规范和确定性的罗格斯精神，但同一时段内，两者往往不可兼得。努斯精神是追求强大的心理基础，却崇拜独立意志;罗格斯精神是维持秩序的思想保障，却很难突破现状。这种哲学上的对立在美国的对欧政策目标上则表现为顾此失彼，互相矛盾。

　　(一)欧洲的“顺从”与“强大”不可兼得是逻辑难题

　　第一，“顺从”则不“强大”的欧洲。如果美国希望欧洲更加“顺从”，那么欧洲必然会继续在安全和经济上依附于美国，导致“无力”配合美国实现对中国崛起势头的迅速遏制，甚至反而会分散美国更多实力。

　　首先，如果欧洲顺从美国，其分担美国负担的可行性将被削弱。从欧洲意愿上讲，“顺从美国”等于“美国负责”。“顺从美国”是二战之后欧洲外交的主流，除个别政治人物表现出抵触之外，西欧国家在冷战期间完全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但与此同时，美国不仅要提供整个西半球的公共产品，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欧洲繁荣。尽管苏联已经解体，但这种心理上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如果“顺从美国”等于“欧洲负责”，那么欧洲国家很难对本已严重排斥责任的国内民众做出合理的解释。从欧洲能力上讲，“顺从美国”等于“欧洲失灵”。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是欧盟乃至北约权力扩大化的过程，欧盟权力自主化和欧盟人民自决原则是欧洲发展的基本政治保证。如果美国要充当欧洲主人的角色，其习惯性的“越级”指挥势必破坏欧盟权威，而一个力量涣散、自我组织力衰弱的欧洲显然无法承担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任务。

　　其次，为使大部分欧洲国家服从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欧洲分而治之，这将极大消耗美国的精力和实力。目前，美国正在积极利用欧洲内部的“逆一体化”力量。特朗普政府支持英国脱欧的政策明显不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却有利于美英特殊关系的强化，美国甚至期待英国在脱欧后将与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作为首要任务。对于欧洲大陆的传统强国尤其是德国，美国使用强力手段试图加以控制。美国不仅对德国内政指手画脚，甚至以拒绝情报共享威胁德国放弃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5G网络。对于东欧国家，美国致力于扶植追随美国的新的利益代言人，美国甚至将中东部长级会议地点定在与中东问题关系不大的波兰。然而，这些行为不仅将造成西方世界的内耗，不利于减轻美国的国际负担，甚至有可能激起个别国家的政策反抗。在分化和弱化欧洲的过程中，欧洲国家也有可能寻找新的大国以支持对抗美国权威，这反而将消耗美国更多的精力和实力。

　　再次，即使欧洲“顺从且强大”，美国要迅速遏制中国，其本身也不可能轻松地作壁上观。美国的战略实践证明，只有美国与欧洲共同全力以赴，才有迅速遏制中国的可能。此处要强调的是美国可能已经陷入“唯权力主义”陷阱，即守成国难以克制“通过不断使用权力验证权力依然存在”的冲动，并在验证中造成实力快速流散，最终导致“权力丧失”。这是美国难以获得“轻松感”的内在原因，本质上与中国无关。

　　第二，“强大”则不“顺从”的欧洲。如果欧洲要获得足以配合美国迅速遏制中国的超强实力，则必须在持续增进一体化的基础上快速实现战略实力和能力的飞跃。非如此不足以辅助美国，但若如此则很难接受美国主导。

　　首先，强大的欧洲必然是相对统一的欧洲，而统一的欧洲必然拥有独立于美国的战略目标与战略意志，不会任由美国主导。二战后受到明显削弱的欧洲在美苏博弈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一体即强大”的战略潜意识，而统一的身份认同不仅取决于价值观认同，也取决于战略目标认同。目前，除非一体化进程持续加强，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不可能获得为美国分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共同遏制中国的实力和能力，而一体化进程的加强势必催生具有欧洲特色的战略设计。即使欧洲有可能根据自身利益与美国分担西半球公共产品，但也必然会推出某些和美国利益相矛盾的战略原则与之分庭抗礼。美国固然不愿看到强大的中国，但也不愿看到强大的欧洲，否则中美两败俱伤，却为欧洲崛起创造了条件，同样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其次，根据欧洲的战略文化判断，强大的欧洲将更加倾向于与中国合作而非对抗。目前，中欧战略文化相对接近，都主张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解决冲突，以创造利益增长的方式实现国家与民族振兴，而非把本国兴盛建立在他国衰落的基础之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战略文化开始从物质性文化转向规则性文化，与中国展开合作，双方在全球治理、经济合作、人文技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甚至签署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国则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一体化的加深既有利于中国获得更广阔的西方市场，也有利于国际社会与一个统一的欧洲主体对接合作。中国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与欧洲的合作精神与利益诉求相符。中国支持多边主义，“重启和平贸易的丝绸之路，大步走进欧洲，为欧洲带来巨大商机。欧洲似乎开始更加客观、平和地看待中国的崛起，给以善意回应，转变对话态度，调整对华关系，力图搭上非常诱人的‘中国快车’，摆脱经济困境。”强大欧洲的独立战略意志对于美国利益而言祸福难料。

　　再次，即使欧洲“强大且顺从”，在美国构想的零和博弈场景中，欧洲在客观上会挤压美国而非中国的战略空间。在以分割存量为主题的“美国游戏”中，无论欧洲主观意愿如何，只要其实力上升，必然意味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行为体相对实力下降，紧随其后的国际话语权也将随之变化。因此，以“美国优先”为标尺，“强大的欧洲”客观上与“主导的美国”对立。与之相反，对中国而言，欧洲实力上升有利于提高中欧合作水平，中国乐于看到这一局面。

　　(二)“联欧制华”逻辑难题的现实根源

　　鉴于上述逻辑困境，特朗普政府的“联欧制华”战略很难成功。而出现逻辑难题的原因既包括国家的逐利特性，也包括美国对外战略自身的问题。

　　第一，欧洲与美国制衡中国的意愿强度不同。美国作为两洋国家，战略利益遍及全球，其战略界主要关注全球范围内是否出现了强有力的潜在竞争对手以及以何种方式应对崛起国、修正主义国家的挑战，以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更是把这种关注发挥到了极致，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利益，加强美国的领导权。欧洲的战略利益半径较短，最多覆盖中东地区，其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俄罗斯。尽管美欧对于中国的崛起都产生了警惕心理，但美国视中国为心腹大患，其对华战略目的已经由“挤压中国发展空间”向“限制中国发展潜力”转变。欧洲则至多视中国为“遥远的醒狮”，甚至在有利条件下并不排斥与中国合作，其对华战略目的既有塑造中国的一面，也有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的一面，姿态更加灵活。同时，即使美欧都希望中国发展势头被遏制，双方也都希望对方火中取栗，己方渔翁得利。在这种心态下，美欧很难形成有效配合，其联动错位甚至公开对立在对华贸易战、科技战、“一带一路”扩展、欧洲5G基站建设等情境中都有体现。这充分说明美欧都不希望独自、率先承担与中国对抗的现实后果，甚至都会考虑如何在“中国被遏制之后的世界”中获得最大利益。

　　第二，美国在“联欧制华”的同时，分散部分力量以打造“印太战略”，严重削弱了欧洲参与其亚太战略的意愿。“印太战略”是美国依赖其他国家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其主要战略抓手是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战略目的是“以海洋为纽带，以‘自由开放’为价值观原则，突出安全合作逻辑，通过同盟和伙伴，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根本目的在于应对中国崛起对美构成的挑战。”这与印度、澳大利亚在新的领域和地区扩大防务与安全合作的意图不谋而合。因此，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美国还通过建立印太司令部、加强伙伴国关系、构建‘美日澳印’安全合作机制和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经济关系等手段，为‘印太战略’注入实质性内容，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然而，欧洲作为远离亚太和印太安全格局的域外一方，很难真正从地缘政治和军事制衡的角度参与对中国的围堵，而其他软性功能辅助又不符合美国“迅速遏制”的战略目标。因此，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原本缺少地缘政治层面的抓手，其“印太战略”的推出更使欧洲在客观上只能作为参与其亚太战略的第二、第三梯队。即使在“印太战略”尚未具体成型之际，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欧洲对与美国“联欧制华”的诚意仍然不足。对美国而言，“联欧制华”与“印太战略”并不矛盾，前者是后者的战略外围，后者是前者的战略抓手;但对欧洲而言，立足印度洋的美国改造欧洲以应对中国的行为便显得多此一举且强人所难。

　　第三，美国的吸引力与领导力正在下降。欧洲不愿将其与美国战略绑定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手中的“胡萝卜”和“大棒”都在失效。事实上，国际行为体的战略目的可以调整，战略手段可以变化，战略条件可以积累，但是这些变化出现的原因或是有利可图或是迫不得已。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包括欧洲盟友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力都有所下降，这既有美国主观的收缩意愿，也有客观上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制约。从未来预期管理来看，由于美国无法像从前一样负责，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采用何种发展模式，能否搭乘别的“便车”。尽管美国处于相对而非绝对衰落之中，但是对于霸主衰落的预期却会使从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开始考虑另谋出路。同时，由于美国在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代际透支，外向的相对衰落是否有可能向内向的绝对衰落转化尚未可知。从现实发展趋势来看，“由于西方七国集团(G7)对全球经济影响和调控能力的下降，新兴国家被其纳入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G7的作用正逐步被更具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G20)所取代，后者逐步发展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心。”而西方世界对全球控制力普遍下降的原因之一正是美国对西方世界的控制力下降，美国已无法仅凭他国对自身的良好预期对其进行吸引和控制。

　　(三)“联欧制华”战略潜在的成功变量

　　尽管基于上述深层原因，美国“联欧制华”战略在大概率上将会陷入内生逻辑冲突而失败，但在某些条件下，欧洲也有可能被动或主动地向特朗普政府的“联欧制华”战略靠拢。

　　第一，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美国对欧洲国家各个击破，分别胁迫其加入反华阵线。欧盟和北约作为最重要的欧洲一体化框架都未能将欧洲从主权意义上合而为一，这为外部力量分化或影响欧洲留出了空间。一些非欧盟及非北约双重身份国家经常凭借其在机制上的便利，拒不配合;另一些双重身份国则因在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上存在分歧而使欧盟的共同安全战略缺乏前瞻性。此外，一些外部因素，如迅速蔓延的难民危机、伊朗核危机等，也损害了欧洲的共同体身份，甚至使各国分歧公开化、尖锐化。这些分歧对于美国而言是其将欧洲各国逐个纳入本国战略轨道的契机。

　　第二，俄罗斯的西方战略对欧洲造成巨大威胁，且中俄两国进一步走近，这导致欧洲在客观上必须和美国保持政治合作。欧洲的对华态度不仅受到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也直接受到俄罗斯对欧战略的冲击。在中、美、俄、欧四边关系中，尽管中俄合作远不及美欧同盟紧密，但大国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默契则使中俄往往倾向于保持一致。尤其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和俄罗斯同时确定为“修正主义国家”之后，中俄战略合作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而“欧盟对俄政策与美有共同之处，比如反对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它们认为俄罗斯破坏了欧洲安全秩序，都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反对并防范俄罗斯所谓传播假新闻、对西方实施混合战;某种程度上均视俄罗斯为主要威胁并采取遏制政策等”。在此背景下，如果俄罗斯主动出击，加剧与欧盟国家的紧张关系，则有可能迅速传导至中欧关系，至少使欧洲在政治上更加依赖美国，进而与中国冷淡。

　　第三，欧洲内部民粹主义急速膨胀，对华战略认知出现重大转变，主动配合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目前，欧盟内部的民粹主义泛滥主要源自金融危机与中东地区动荡，欧洲普通民众普遍将其悲惨境遇归咎于内部精英的无能与非基督教文化的入侵。但是，随着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双方的共同利益与各种冲突必将同时增加，欧洲民粹主义势力有可能转而将中国作为攻击对象。美欧民粹主义在未来甚至有可能出现合流趋势，并通过降低本国决策弹性的方式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巨大压力。

　　第四，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失利，欧洲的战略地位进一步上升，美国被迫在胁迫与放纵欧洲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美国的“印太战略”与“联欧制华”战略正同步推进，并呈现一定的资源竞争关系。“印太战略”“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可行的路径和可信的资源支撑，完全落地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印太战略”无法将中国海上力量和行动能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欧洲国家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将受到更多重视。在此情境下，特朗普团队有可能站在欧洲立场上，在更加尊重欧洲利益与感受的基础上，寻找美国与欧洲新的利益平衡点，以使欧洲能够在遏制中国方面最大限度提供帮助。欧洲则有可能被美国更为理性的政策所吸引，跟随美国。

　　四、中国对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应对

　　尽管美国的“联欧制华”战略最终无法按照其单边意志完全成功，但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仍有可能以多种方式取得进展。作为美国亚太地区的准假想敌，中国战略必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作为转变，针对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特征，精准应对。

　　(一)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对“更强大”的欧洲施加影响

　　每当美国需要从危机中进行战略收缩之际，“对于失去欧洲的恐惧就会迅速被对欧洲引领全球主义的反感所取代，”“强调霸权力量和退出各种国际机制也会成为常态。”换言之，美国的相对衰落和美欧关系紧张化往往同步。因此，在现阶段美欧龃龉不断之际，中国将获得大量与欧洲国家建立紧密关系的机会，并从经济、科技、外交等多方面对其施加影响。目前，主要欧洲国家或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建立更多经济联系;或对中国企业参与欧洲5G网络建设持开放态度。中国只需继续保持开放，作为成熟市场的欧洲将与中国扩大合作领域，更新合作形式。但是，中欧关系的走近是双方利益交融的体现，西方国家仍然认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受利益驱动，而非价值观使然;而美欧同盟在共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还受到来自北约军事同盟、跨大西洋政治同盟等传统机制的约束，极难发生根本动摇。

　　(二)努力经营周边地区，以获得稳固的地缘政治基础

　　国际政治中不乏偶然因素和特殊人物造成的反逻辑和反理性现象，从底线思维出发，中国必须为有可能出现的美欧联合遏制中国的局面做好准备。当中美欧三边关系向着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化时，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另一个支点，即周边地缘环境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尽管通过“亲、诚、惠、容”外交理念的指导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国周边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是仍不可掉以轻心。由于历史原因，中日关系始终处于“斗而不破”与“和而不亲”的状态。然而，在现实主义回潮、逆全球化兴起的背景下，中国和日本具有推动经济全球化、重塑全球治理格局、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巨大共同利益，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中国应该主动展开高层与民间交流，双方共同为两国经济合作减少阻力，争取构建“中日经济命运共同体”，为美欧共同遏制中国的最坏局面做好准备。

　　(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创全球治理新理念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完善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要为“一带一路”建设从经济阶段向文化阶段过渡做好准备。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平等互信等中国理念是对现行的以权力政治为主的国际战略文化的有益补充，“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正是这些新型战略理念的试验场和推广地。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却不是独占者和操纵者。“一带一路”必须不断吸收沿线国家的优秀文化，使所有沿线国家都有参与感和归属感，拒绝西方式的“先改造后加入”“先臣服后分工”的国际机制建设模式。当亚欧大陆范围内形成了不同于霸权式或平衡式的以合作理性为主的战略文化，在全球市场的作用下，美欧国家的自由主义社会力量必将拒绝被权力逻辑裹挟，积极参与其中，这将最终弱化美欧遏制中国的意愿和能力。同时，这种开放共建的机制建设方式与美国的“退群”行为将形成鲜明对比，并且符合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外交理念。

　　(四)升级对美危机管理机制

　　“危机管理与战争行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着眼于打赢，而前者的目的在于防止战争，同时维护自身利益。”以往中美危机管理主要着眼于具体事件的危机防控，但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性上升，战略层次的危机管理必须尽快提上日程，防止和缓解战略危机。对中国而言，对美危机管理重点应放在抑制美国对华战略的“速胜”冲动，实现“事缓则圆”，促使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从“迅速遏制”转向“遏制但不求速胜”，继而转向“遏制+接触”，再转向“接触+遏制”，甚至转向“接触不遏制”，乃至“合作共赢”。这一方面需要中国对美国展示强大实力，使美国认识到对华战略“速胜”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中国要持续释放合作信号，提出具体的合作方案，为美国提供另一条与中国共处之道。同时，中国也要更有效地回应其他国家的合作信号，提升战略信誉，为中美危机管理做出示范。

　　结束语

　　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一度将美国描绘为人类政治的灯塔。但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灯塔”越亮但越不能容忍其无法“照亮”的角落。中国人“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也越来越无法被美国理解和接受，因为在二元对立哲学的信奉者眼中，“不同”是“和”的绝对障碍，除非“与我相同”或“消灭不同”，否则和平无法实现。随着中国的迅猛崛起，中美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回潮不可避免。

　　在此背景下，欧洲被美国视为改造对象。从表面上看，欧洲似乎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预备队”，和特朗普的对华战略相联系未免牵强附会。但事实上，无论美国在中国周边如何布局，其大战略层面的主要战略盟友只能是欧洲。无论是日本、菲律宾，还是澳大利亚、印度，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崛起势头。欧洲可以为美国提供的潜在援助方式十分多样，比如，帮助美国分担西半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直接参与中国周边行动，引导国际规则和价值向不利于中国崛起的方向发展等。但是，美国自身能力的下降和欧洲内部情境的变化使欧洲的“强大”与“顺从”不可兼顾。除非欧洲的内外条件再度出现巨大变化，否则美国的“欧洲改造计划”与“联欧制华”战略将很难获得成功。

　　现实主义思想主导的权力政治已经盛行很久，但这并不足以作为其仍将继续支配国际政治的依据。现实主义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实现生存”，其世界观是“对方真实意图不可知晓”，其方法论是“如果不能以进攻消灭对方，至少要保持实力均衡以防御”。但正如《俄狄浦斯王》所揭示的那样，人类因内心阴暗试图逃避悲剧的行为恰恰酿成了悲剧本身。在大部分国家已经不必为存亡忧虑、国际合作预期已经颇具基础、崛起大国并无进攻意图的背景下，美国不断挥舞现实主义大棒恫吓世人的行为令人遗憾。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在努力确保本国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前提下，用实际行动为世界贡献一种超越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新文化。

来源时间：2020/5/20   发布时间：20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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