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秩序的根基正遭受侵蚀

作者：Adagio  来源：美国华人

　　卢梭作为政治哲学家不能为我信服，但他有句话深得我心：“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可以选择自己的国家。”我在美国生活了将近30年，早已超过我在中国生活的年数，而我对美国的关切也远胜于故国。美国是我的国家，我对她忠诚一如我对当年选择的忠诚。然而，今天的美国已面目大变，社会分化之烈积怨之深让人心惊。
　　最让我苦恼不解的是，美国优秀的民主制度居然选出了一位奇葩总统。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众说不一，有自由派认为美国的人口结构过去三、四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快白人不再是多数，即将失去优势的焦虑感让白人响应特朗普的种族主义竞选口号，希望回到自己熟悉的美国。
　　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但细想也不尽然。人们对自己经济前景感觉乐观时是不会有焦虑感的，白人尤其是中下层穷白人的焦虑更多地还是来自他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贫富悬殊加剧、社会分化加速、向上流动空间缩小、阶级固化渐成现实，这些在今天的美国已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历史上一直是个有活力有向上流动性能让草间平民和身无分文的移民实现梦想的社会，是什么造成了美国过去40年间的演变？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思考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阅读中也有意关注这方面的书籍资料。现在觉得思路已大体理清，是写个总结的时候了。全文四部分，以内在逻辑脉络依次展开，第四部分亦可独立成文。
　　（一）中产阶级哪里去了？
　　数据胜于雄辩。法国经济学家皮卡提在《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里详细列举了西方国家过去一百年间收入及资本盈利（capitalgains）的数据，一张重要的图表：

　　(http://piketty.pse.ens.fr/files/capital21c/pdf/G8.6.pdf)
　　图表显示1910到2010年美国收入在前1%的人群收入占全民收入的比例，二战后到1980年一直平稳保持在10%左右，1980年后一路升高，2000年超过20%，之后短暂下降到20%以下，又于2008年升到近25%。历史上这么高的比例仅见于1920年代末，那是大萧条的前夜。两次高峰都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经济危机前夕，这不是巧合。前10%-5%和前5%-1%的两个人群收入占全民收入的比例一百年来并没有太大波动，保持在10%到15%之间。
　　皮卡提进一步将美国前10%收入的人群分类，以显示他们收入中资本盈利所占比例随收入上升的变化。2007年的数据显示，除了收入前1%的人群，资本盈利占收入比例并不高，在10%到15%之间，收入前1%的人群整体中，资本盈利占收入比例达到20%，接下来这个比例上升速度加快，到了前0.1%的收入人群，资本盈利占到他们总收入的70%。这是美国真正的富人–靠资本而不是劳动（体力或脑力）获取收入增长财富的人。今天收入前0.1%的人群财富占美国财富总量的20%，与底层90%人口的全部财富相当。上层0.1%相当于底层的90%，中产阶级哪里去了？
　　在收集整理的大量数据中皮卡提发现收入差距加大更大程度上来自资本的增值，这是他的一个洞见。如果资本增值速度超过劳力增值速度甚至经济增长本身的速度，经济就难以持续。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见到的两个高峰处于经济大危机前夜不是巧合。
　　收入居前10%的人群生活也相当不错，这基本都是靠脑力吃饭的人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现代经济是以知识为主体的，精英阶级不愁饭碗。底层从事服务业人群，如果他们在大城市周边谋生，也不愁没工作，因为精英和资本家需要各种服务。最受冲击的是产业工人（尤其是小城镇的工人阶级），昔日的中产阶级，眼见工作机会迅速流失，生计无着，尤其是对比一两代人之前的制造业繁荣时期，他们的失落感和愤怒特别强烈，也特别值得关注。
　　制造业工作流失的原因很多人归结为全球化，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技术进步。2019年3月美国劳工部统计数字显示1994到2006年间美国制造业的实体工厂数目（含海外工厂）减少了15%，而同期制造业产出却增长了43%，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后果。技术创新增加了资本和知识的投入，同时给予资本和知识高回报，却以牺牲产业工人的工作为代价。这是美国制造业变迁中人的悲剧。
　　同时，技术进步也促使企业兼并和企业规模扩大，这在最近十几年尤其明显。这个突出现象成为2018年的美联储经济政策研讨年会上的一个专题，多名经济学家提交论文指出目前新一波的技术革命中，新技术往往是突破性的进步，走在行业前沿的企业能以其技术领先获得优势，这种优势成为无形资产，让它在竞争中赢家通吃。这在高科技行业尤其明显，技术领先的大公司垄断行业，生产效率高，资源配置优越，支付的薪水也远高于行业平均。
　　不仅行业中产生垄断，目前美国经济中也有霸主行业（高科技工业，含生物工程），处于弱势的是不再景气的传统制造业。劳工部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高科技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的12%，但其产出占到GDP的23%。因为技术进步今天的经济增长更多地需要知识和资本而不是劳动力。这可以部分解释皮卡提观察到的资本回报高于劳力回报现象。
　　经济资源的集中和垄断现象也表现在区域上。美国的贫富差距其实也是地区差距。东西两岸大城市作为科技中心和金融中心带动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和技术进步于高歌猛进中让知识和资本获得丰厚回报，而中西部锈带和乡镇（除了一些大学城）遭受冷落。全球化更加剧了这种不平衡。世界银行经济学家Lakner与Milanovic著名的象形曲线显示了从1988到2008年世界范围的收入增长分布。

　　(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8/2/2/16868838/elephant-graph-chart-global-inequality-economic-growth)
　　大象的头部是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由贫困到中产的一大批人口。大象往上抬的鼻子是发达国家的富裕人口，也有可观的增长。这两者是从全球化获益的人群。大象鼻子下端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原中产阶级，增长停滞甚至为负。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是同时发生的，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一个前提条件。技术进步使夕阳产业在本土的产业竞争处于劣势，纷纷转移到海外，带走了传统制造业工作，却也给第三世界的大量贫困人口带去机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到2015年间世界近十二亿人口脱贫，而中国的脱贫现象尤其显著。1981年中国人口有88%生活在国际贫困标准线之下，今天这个比例是1%（https://ourworldindata.org/extreme-poverty#extreme-poverty-in-a-historical-perspective）。
　　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奇迹。然而，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也使得美国大量产业工人陷入经济困境，中国搭乘全球化顺风车所创造的经济高增长，与其说是“制度优势”，不如说是老实勤劳的中国人民苦干的成果。世间事的好与坏常纠缠为一体，让人难以取舍，或做道德判断。全球化就是一个好例子。
　　然而，我们对占到全球化便宜的体制必须做道德判断。如秦晖所言，中国制造因“低人权优势”在西方资本家眼中极具诱惑力，但中国经济高增长红利的大头到了权力手中，相比美国，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更过之而无不及。今天中国的基尼指数从1980年的30%升到46.5%，比美国的45%还高。
　　（二）“新右”主导公共政策和企业行为
　　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消极外差（negative externality），指于交易双方之外因交易产生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污染是一个经典例子，技术进步和全球化造成产业工人失业是另一个例子。理论上资本主义应当不受政府干预自由发展，但市场不可能管束或调节消极外差，政府的干预就成为必要。政府通过法规监管企业来保护环境，通过经济政策来平衡社会贫富分化。可悲的是，过去40年，美国的经济政策基本是保守主义导向，放任资本主义自由不羁呼啸前行，让时代变革当中渐被淘汰的人群自生自灭，一直到特朗普当选惊醒建制，他们的命运才得到关注。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政治中一个一以贯之的现象是保守主义的兴盛不衰，主要表现在经济思想和政策上主张最大市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上与极权制度抗衡的新保守主义，和社会文化上趋于认同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这个被称为“新右”（New Right）的运动在六、七十年代，从基督教保守派在“堕胎”问题上的情感诉求入手，联合他们的支持而得到壮大。七十年代后期“新右”全力支持里根竞选总统，并于1980年当选取得里程碑式胜利。联邦的经济政策从此步入保守主义道路，给富人减税、削弱政府监管、打击工会削弱劳工议价能力、削减福利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同时致力保护资本尤其大资本的利益，这包括于1984年司法部颁布新的准则以削弱反托拉斯法。
　　里根治理经济的成功其实并不源于他的这些经济政策，他上台时美国正面临低增长高通胀的难题，如果要抑制通胀就得升高利率，但升高利率就会进一步造成失业。这个“滞胀”的两难自石油危机以来让前面历届政府（尼克松、福特、卡特）手足无措，上任一年的联储会主席PaulVolker力排众议在1980年把短期利率调到20%，遭受无数责难，但获得里根的坚定支持。虽说美联储是独立机构，有权不受总统干预制定货币政策，但总统的支持能予以底气，尤其在遭受各方面批评的时候。1982年失业率升到10%以上，沃尔克不为所动，不肯调低利率，并继续得到里根支持。到了1983年，消费物价指数（CPI）从1980年的14%降到4%，通胀得到了控制，消费者购买力反弹刺激经济的恢复，GDP从1982年的负增长（-1.8%）升至4.5%，里根民望大涨，次年获得连任。从此“涓滴经济学”在共和党选民心中也和里根一样获得了神圣地位。
　　“涓滴经济学”的发家史其实借助了沃尔克铁腕治通胀的成功，与减税的关系不大。几乎整个70年代因为“滞胀”难题经济一直低迷，起点低，因此通胀解决后经济迅速恢复，显示出高增长，但失业率并没有降低，里根任内平均失业率是7.5%，说明里根时期的经济增长基本是恢复，并不是创造高就业的真正增长，与克林顿后期的经济增长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失业人口比例

　　（采自：https://www.macrotrends.net/1316/us-national-unemployment-rate）
　　“涓滴经济学”是个迷思，这不仅可以从里根时期和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增长对比中看出，至今也没有数据支持“涓滴效应”，相反的数据倒是不少：富人并没有把减税部分拿去投资再生产，或者用于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而更可能投入股市让钱生钱。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大规模减税和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里根政府的赤字占GDP比例创非战时时期历史新高，到了克林顿执政末期这个比例下降为负数（联邦预算终于得到平衡并略有盈余），小布什时期再次因为大规模减税和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将这个比例升到3%以上，奥巴马上台伊始由于政府大出手救市该比例升高近10%，到了2016年降为2008年水平3.1%。特朗普任内又由于减税和增加国防预算将这个比例升到2020年预算的4.8%（参见：https://www.thebalance.com/us-deficit-by-year-3306306），两党谁在财政上更自律负责？共和党自诩的财政责任心是个历史笑话。
　　但“新右”运动因为里根获得巨大成功，主导美国政治40年。六位总统中只有两位民主党，且都为弱势总统。克林顿时代大部分年数国会两院由共和党控制，而且众院议长金里奇开始把斗鸡精神用于党争，开了与总统对抗不惜让政府关门的先例。
　　到了奥巴马时代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继续把斗鸡精神发扬光大，以让奥巴马无法连任为国会第一要旨。两位民主党总统的经济政策其实也没有偏离保守主义主旋律太多，克林顿囿于受制无法作为，拥抱了“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向右派靠拢，改革福利制度，平衡联邦预算，并放松政府管制，其主要举动是于1999年取消了已存在66年的Glass–Steagall法，有人认为该法不取消的话，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会发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任美联储主席长达20年的格林斯潘在9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一直保持低利率，导致了信贷膨胀，使得银行放松放贷标准，市场上的贷款数量增加而质量下降）。
　　奥巴马的救市也受人诟病，因为政府投入巨款向华尔街输血后并没有追究肇事银行高管的责任，活过来的花街数年后又开始发放巨额奖金，而因金融危机经济受到重创的无数普通人再难恢复生机（参见布鲁金斯智库2018年12月份一篇报告：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18/12/04/how-the-great-recession-hurt-the-middle-class-twice/）。
　　“新右”思潮不仅主导公共政策，也反映在企业文化上。以鼓吹自由市场备受保守派推崇的芝加哥经济学派重要人物密尔顿·弗里德曼有句名言：“生意场上只有生意”（The only business of business is business）。这个“生意”（business）就是不断增长企业利润为股东创造回报。
　　其实历史上美国大公司的CEO对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很重视。在四、五十年代，通用机器、可口可乐和柯达的CEO们为工会发声，认为劳工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六十年代也有CEO呼吁经济发展不能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尼克松在1970年建立联邦环保局（EPA）就是这一推动的后果。曾几何时，美国企业的唯一目的成了为股东赚取利润？
　　市场不会考虑消极外差，但人不能不考虑。企业是社会的一份子，对自己的员工对社会均负有责任，股东只是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一个，若以股东取代其他所有人，企业的增长必会带来社会的畸形发展。
　　股东成了唯一，股市表现就是衡量企业成功的唯一标准，CEO的收入亦与公司股票表现挂钩，企业行为于是有了深刻变化：追求短期利益、为降低成本大量裁员或外包到海外、为刺激股值升高恶性兼并收购，以及因之产生的新一波裁员……股市因经济增长和企业业绩表现在过去几十年一路飙升，为富人带来更多的财富，但这个财富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也有大量人的代价。
　　从另一方面看，为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也刺激了技术创新提高了效率。资本主义与技术进步是一对孪生兄弟，为社会带来了财富和创新，也带来了大量人间悲剧。富人越富，穷人也越穷，因为穷人没有余钱去买股票投资，很多穷人连退休金账户都没有。
　　问题的关键在于，消极外差必须得到解决，否则社会问题积累愈深，经济增长也愈难以为继，短期的增长必以长远的社会动荡不安为代价。
　　（三）金钱政治与腐败
　　贫富分化加深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大钱进入政治。资本和巨富需要在权力中心找到长久的代言人以巩固和维持自己的利益，“新右”中不少重要人物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值得一提的是Koch兄弟和罪犯兄弟（Roger Stone,Paul Manafort）。Koch兄弟是坚定的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茶党的大金主，舍得花钱建立各种智库，广为传播“新右”思潮，他们建立的“the Cato Institute”是美国第一个自由至上主义智库，对今天右翼知识界具有深厚的影响力。（这个智库单子上有更多Koch兄弟的身影：https://www.managedcaremag.com/archives/2018/10/pocket-guide-conservative-think-tanks。）
　　Koch兄弟更舍得花钱扶持新人进入政界权力中心，为自己的信念和利益效劳。后来升到众院议长高位的茶党新秀Paul Ryan就是一例。政治献金之外，一些貌似中立的“学术研究”和“草根运动”后面也有Koch兄弟的操纵和雄厚财力的支撑，前者比如八十年代大量质疑全球变暖的“研究报告”，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环境法规与监管的倒退，后者有克林顿时代的“促进健全经济的公民运动”（Citizens for Sound Economy）和后来矛头直指奥巴马的茶党运动。
　　Koch兄弟花钱组织人群上街游行示威，到国会抗议民主党人发言，这些貌似来自民间的声音发泄对政府管制的愤怒，其实都是为了维持Koch企业帝国的长期利益。Koch兄弟的信条是小政府，拒绝政府的任何管制，讽刺的是，自2000年起，Koch集团每年从联邦政府获得至少价值1亿的合同。他们要赚政府的钱，但不要政府监管。（《纽约客》调查记者Jane Mayer花费多年努力做了不少深挖Koch兄弟的报道，有兴趣知道细节的读者可以查找更多。）
　　Stone和Manafort这对难兄难弟同时发家，在人生不同时期都做过特朗普的亲密战友，也差不多同时入狱结束了政治名利场上的风光。Stone是尼克松的崇拜者，1972年19岁时就加入尼克松的竞选连任班子，尼克松因水门丑闻下台后Stone仍与其保持紧密联系，并在70年代末撮合尼克松与里根，让前者为里根的总统竞选出谋划策。此时Stone和Manafort都是里根竞选团队的要角，里根胜选后他俩的政治商业生涯也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他们联合另一位伙伴Charlie Black建立了“Black, Manafort, & Stone政治咨询公司”（BMS），利用自己与权力的亲近为商界各路大资本提供游说服务。
　　政治信念上Stone是“新右”，信奉巴里·戈德华特（1964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提名人，以反对1964年民权法案闻名）而不是传统的艾森豪威尔，或是被称为“洛克菲勒共和党”的理念。但Stone同时又是一个精明的商人。1980年以前，总统的竞选班子在胜选后就解散，不会为自己谋利，Stone开了胜选后的竞选班子摇身一变为游说客的先例，利用自己与总统政要的关系赚钱。后来BMS又新发展了一个合伙人Peter Kelly，此人是民主党，此后无论哪一党总统或国会大佬胜选上任，BMSK公司都为各路金主提供游说服务，给钱就卖，两边通吃，赚得脑满肠肥，在华盛顿一时呼风唤雨势力无两，与两党各有牵扯的利益集团纷纷找上门来请BMSK游说谋取特殊优惠。BMSK公司还有不少海外客户，包括不少人权记录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如菲律宾的马科斯。对此，Stone和他的共和党政客保护人辩解说是因为这些人反共，是盟友，故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
　　美国政治的败坏就是从Roger Stone和Paul Manafort这些败类进驻权力中心为自己谋求暴利开始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观看Netflix的纪录片Get Me Roger Stone，以进一步了解）。
　　今天的游说集团是个大产业，雇佣说客数十万，每年大公司花在游说上的钱总数至少以数十亿计，到了大选年更是翻倍。2016年华尔街政治捐款达20亿，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伊始，Koch集团就计划要在特朗普政府的头两年花4亿影响政策制定。虽然对于竞选献金（Campaign Finance）的改革民间呼吁多年，可是各项努力以2010年最高法院判决公司的政治献金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应得到保护（Citizens United案）而失败告终。
　　如果说今天的美国政治现状是权钱勾结、政客被大资本和各种利益集团买断，这样的说法毫不过分。政治献金游说之外，政客和政府监管部门的重要人物常在卸任后摇身变为说客，拿优厚报酬熟门熟路为利益集团游说，俗称“旋转门现象”。
　　因为要为自己的钱途留条后路，政治人物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就会对自己监管的行业手下留情，或者在政策方向上向这些行业或企业倾斜，给予好处，以便卸任后受聘为报酬丰厚的政治咨询顾问/说客。对很多人来说，仕途不过是为钱途铺路。对另一些人来说，权力瘾让他们不断寻求连任，为了巨大数目的竞选捐款和大资本暗中交易进行利益输送。
　　准备竞选肯塔基参议员第七次连任的参院领袖麦康奈尔是个中好手，他让手下离职后加入游说集团，为他和各路大金主穿针引线，他们为他连任献金，而他也以政策好处回报。更有甚者，他拒绝行使宪法要求的参院责任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制约，正是因为不愿得罪特朗普背后的大金主而选择做了他的保护人。麦康奈尔的行为极大削弱了国父们所期望的立法权对于行政权的约束。
　　美国立国的一个根本是权力的分散和制衡，权力与资本合二为一是对这个根本的侵蚀。国父们的初衷是制止权力为己谋利，以他们对人性的深刻了解，知道不受限制的权力必导致腐败。但即使权力横向被分为三权，纵向被分散到州，如果一党独大，一种理念长期主导公共政策走向，新的腐败也会产生。
　　共和党“新右”经过半个世纪的苦心经营已在司法系统掌握大部权力，因为选区的极端划分（gerrymandering）和选举人团制度，共和党在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上也更占优势。即使表面上美国仍有分权与制衡，政治腐败也会让制约失效。如果权力皆服务一个对象–资本和富人，社会的普通人和弱者就无法从公共政策中获利，社会资源和经济增长红利的分配只会向权贵和精英严重倾斜，这必导致一种新的腐败–权贵阶级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膨胀意味着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萎缩。
　　政治败坏更直接的后果是公众对政治生厌，对政客和建制不满亦不再信任，犬儒心理盛行，从政不再是有德性的人投身公众服务，而更多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从政为谋取名利的手段，这些人不限共和党，实际上广布于两党之中。人中渣滓如果善于蛊惑人心就会登上权力高位，进一步制造社会分化和分裂，挖法治的墙脚，侵蚀美国立国的根基。这就是美国今天的怪现状。
　　（四）保守主义的蜕变
　　“新右”的思想来源主要是自由至上主义，受安兰德影响深刻。安兰德的学说很多人都熟悉，简单地说就是在极权社会憋得猴急的个人主义到了自由国度后的过度释放。她书里的主人公都是凡人难以企及的天才和超人，以一己之能为社会带来奇妙的新技术、新管理，创造大量新财富。这些资本主义超人既是智力卓越的天才，又是深谙管理的成功企业家，还是道德完美的哲学家，连外形都英俊健美孔武有力。完美超人的痛苦只有一种：被平庸社会所累不能实现其伟大潜力，他们的敌人是平庸政府的管制和要求纳税的强制。
　　安兰德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在70年代经政治哲学家诺齐克（Nozick）的规范阐述后成为这样一种理论：社会没有任何共同体，只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千差万别的个人，千差万别的生活选择。个人的财产权高于一切，个人的自由重于一切。只有当政府职能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内（比如国防和警察）个人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
　　诺齐克的思想深受洛克影响，洛克认为财产权是人最重要的自然权利，只有财产权得到保护，社会契约才有可能达成。但诺齐克忽视了洛克理论基于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巨大局限。他更没有看到，自由权（liberty）只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之一，而公正（justice）也同等重要。自由至上一旦成为治国理念进而深刻影响公共政策，就会抑制其他价值的发挥。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各种价值的协调与平衡，以赛亚·伯林“多元价值观”的智慧远在诺齐克之上。
　　升级版的安兰德在七十年代末风靡“新右”运动，被称为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思想祖母。今天的共和党人很多是她的信徒，昔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把安兰德的书誉为仅次于圣经的经典，特朗普内阁多人是安兰德粉，包括新旧两任国务卿Tillerson和Pompeo，茶党和自由至上主义党就更不用说了，Paul Ryan和Rand Paul都是忠实信徒，Paul Ryan不仅自己读安兰德，还要求手下读。连不读书的特朗普都自诩伊在《源泉》的主人公身上能看到自己。
　　安兰德从苏俄逃到美国，以为找到了美国活力的源泉–个人主义。殊不知个人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活力的源泉，而美国宪政民主的活力远不止只因为有资本主义。美国立国之初，国父们关心的是建立在一个所有的（自由）人都有机会实现梦想的社会。麦迪逊在《美国联邦党人文集》里写道：“这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即人民普遍希望实现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即广大人民的真正福祉，是我们要追求的最高目标；任何形式的政府，除了适合于实现这一目标外，都没有任何其他价值。”（It is a just observation that the people commonly INTEND the PUBLIC GOOD(原文大写，以示强调)…The public good, the real welfare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is the supreme object to be pursued; and that no form of government whatever has anyother value than as it may be fitted for the attainment of thiso bject.）
　　美国精神与信奉和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the Public Good,or the Common Good）是分不开的。否认社会的共同利益，把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的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美国的价值观。
　　今天的保守派爱把弱者的困境解释为是他们的懒惰造成的。保守主义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在2012年出版的“Coming Apart”一书中说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身陷穷困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勤劳、努力工作，这些传统价值观而自甘堕落，而政府的救济和福利会更加助长他们的懒惰。如果我成功，是因为我努力，如果你失败，是因为你懒惰。曾几何时，保守主义如此自义又缺乏同情？
　　传统的保守主义不是这样的。1974年首版的保守主义著作《美国秩序的根基》让我认识到“新右”运动前的保守主义。伟大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在他这部经典著作中指出美国立国之初，国父们深受影响的思想家是孟德斯鸠和伯克(Edmond Burke1729-1797)而不是洛克。孟德斯鸠因其分权与制衡思想被认为对美国宪法的影响远远大于任何其他政治哲学家，的确，他是1787年制宪会议上被引述最多的人。
　　但孟德斯鸠关于法律精神的论述同等重要。他认为法律的本质是关系：不同阶层的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联系，形成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共同体。孟德斯鸠对于洛克的旨在保护个人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社会契约论不以为然。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当然要得到保护，但并没有在历史上某个时刻抽象确立的社会契约，保障个人权利的法律是从生活经验中，从社会风俗习惯中缓慢生长出来的，比如英格兰的普通法。保守主义注重经验和自发生成的传统，因此对卢梭和洛克完全从理性中构建的“社会契约”概念相当怀疑，认为合理的政府不应当建立在这种抽象概念之上。
　　柯克写道：“孟德斯鸠对法律性质的理解得到美国人的认同。他们认可实证法背后的宗教和道德依据；他们成长的环境是从民族共同体经验中发育而来的普通法的司法原则和实践；他们视法律为自由的保护者。美国人明白，他们自己的社会并非是某个社会契约或协定的产物，而是，部分是继承英国社会发展成果，部分是他们自己独特的地缘、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产物。”孟德斯鸠强调自然形成的传统和经验，而不是抽象的原则。
　　保守主义倚重经验多于理性，因而也更贴近人类生活。柯克进一步写道：“孟德斯鸠的温和节制有助于缓和美国革命的热度。他的法治观有助于为独立战争胜利后的美国领袖们指出一种确立政府框架的新办法……在全国性和州级政府内部成功实现分权，增强每一级政治结构的制衡机制。孟德斯鸠对改革路易十五治下的法国政治制度几乎不抱希望，也许让他吃惊的是，在大西洋彼岸，他的著作促成了共和美德。孟德斯鸠曾说政治美德就是为共同体服务，对孟德斯鸠的广泛阅读则强化了美国的这种精神。”
　　伯克是柯克着重叙述的另一位政治哲学家。伯克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哲学奠基人。和孟德斯鸠一样，他也反对基于抽象理性原则的社会契约论，说如果把自然权利压缩成“生命、自由、财产”之类的简洁口号就忽略了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将大多数伦理关系排除在外。他追溯到洛克之前的一种共同体概念（柯克评论说它比洛克或霍布斯的个人集合更温暖、更丰富多彩），伯克说真正的社会协定是永恒的：“它将死人、活人和尚未出生之人联结在一起，而我们都是这一灵性和社会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上帝命定的。”
　　这里我们就涉及到保守主义除了尊重传统和经验之外另一个重要元素：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注。柯克论及洛克时说，洛克的个人主义的动机是效用而非爱。“洛克的孤立个人是一种社会性原子，有可能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不过，那是一种怎样的生命？自由的目的为何？”
　　他赞赏伯克除了自利原则也强调那个时代的英国人的邻人之爱和义务感，强调社会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和时代皆可共享的储蓄和资产”（the general bank and capital of nations, and of ages）。他说从长远看，伯克对美国人的影响更大。美国立国的起点本身就可追溯到清教徒的宗教虔诚、邻人之爱和互助、义务感，以及他们对共同利益的维护。
　　这种伦理道德到了国父们那里就成了维系社会公正的政治美德，伯克的“永恒社会之约”（the contract of eternal society）因此在他们心中激起共鸣，认为更优越的公民社会秩序应当从之孕育而出，并祈求他们的共同体能成为将不同代人联结在一起的道德和社会伙伴关系。柯克说这就是那些构成美国长久秩序的观念和制度的“永久之物”，是美国秩序的根基。
　　柯克说只有在自由和秩序之间获得一种平衡，才有可能达到公正，才是美国民主。他说的秩序不是今天保守派口中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更不是丛林秩序，而是一种恒久的道德秩序，以维护社会共同利益为责任的道德习惯。美国的道德秩序维护了美国的社会秩序，正如托克维尔在年轻的美国旅行中观察到的，“美国秩序最有力的支柱是他们的道德习惯”。这个维护社会共同体的道德秩序在资本主义为美国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保障公正，防止阶级固化，为下层人民提供向上发展的空间。这才是美国活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国父们所希冀的未来美国就是以这种“永恒社会之约”永不止息地为下一代平民提供机会的社会。没有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的社会制度，社会活力就会枯竭，安兰德的超人两代之后就会灭绝。
　　个人信奉自由至上主义无可厚非，但如果公共政策的决策人也是这样一批人，只看到社会原子化的个人，看不到社会共同体，只保护个人自由，不顾及社会其他价值，只放任个人竞争获得财富，不帮助资本主义淘汰下来的弱者或起点本来就低的世代贫困者，长此以往，贫富分化加剧形成阶级固化，社会包容性就会越来越缩小，社会发展亦不再有持续性。
　　柯克引用他喜爱的十九世纪美国思想家Orestes Brownson说道：“这样的社会也会吸引最自私的人去获得权力，而且有了权力之后，他们必然会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通过竞争的方法来实现公正治国的企图总是失败的。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这种竞争因为直接诉诸于自利原则因此也会加剧政治恶行，而我们需要政府的主要目的本来就是保护我们免受那些恶行的伤害。”
　　他进一步说：“政府的功能必须包括引导个人自由促进共同利益，在为所有人提供共同的善的同时也保护每一个最卑微低贱的人。”不幸的是，今天的保守主义完全走到了这个诉求的反面，而Brownson所担忧的都成为了现实。
　　（2020年4月30日完稿）
　　参考书目:
　　《美国秩序的根基》，拉塞尔·柯克著，张大军译
　　The Common Good, by Robert Reich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by Thomas Piketty
　　The Third Pillar, by Raghuram Rajan
　　More from Less, by Andrew McAfee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by Dennis Gilbert & Joseph Kahl

来源时间：2020/5/1   发布时间：20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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