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兴：贸易战背景下的中美能源博弈与合作

作者：罗振兴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2期

　　引子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和不断升级,中美能源合作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合作不断减少,博弈不断加剧,中美能源关系面临全面恶化的风险。从根源上看,中美能源博弈的加剧是因为两国在能源安全观和能源利益方面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而特朗普政府“能源主导”政策和对华发动贸易战则分别是中美能源博弈加剧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目前,中美能源博弈加剧,但合作的基础仍存,尤其在能源贸易和清洁煤炭技术方面的合作具有较大的潜力。从长期看,能源转型是大势所趋,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碳排放国,携手能源转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必由之路。当前,中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要采取各种举措防止中美能源博弈进一步加剧,努力使中美能源关系重返合作路径;另一方面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中美能源可能发生冲突的最坏准备。

　　自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能源的合作受到了严重影响,博弈正在加剧。但是,中美在能源领域合作的客观基础并未消失,反而有所强化。因此,能否在能源竞争和博弈方面保持理性、克制,继续培育两国能源互信和合作,进而使中美能源关系在稳定和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需要认真思考的战略问题。
　　一、能源领域博弈加剧
　　中美能源合作对全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核安全等非常重要,而且一直是两国合作的重中之重。自1979年正式建交以来,中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逐渐从单一的能源科技领域扩展到能源效率、能源勘探开发、能源信息和统计等诸多领域,实现了能源种类全覆盖和合作方式多样化,合作程度也日益紧密,已初步实现了机制化和制度化。奥巴马总统时期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中美能源合作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里,能源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化石能源和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似乎将成为一个亮点。在2017年4月的海湖庄园会晤中,中国同意向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紧接着,5月12日出台的《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10项清单中,其中一项即为中国自美进口液化天然气。2017年11月8～10日,特朗普总统对华进行访问时,两国企业签署了34个合作项目,总金额高达2535亿美元,其中,涉及能源的有7项,仅提及具体金额的4项,合计金额就高达1412亿美元,占到总金额的比例达到55.7%。但是,这些协议尚未真正落定之时,风向旋即发生变化。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大国竞争时代来临,称中国为“修正主义者”,正式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随后的《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报告》和国情咨文沿袭了这一说法,表明特朗普政府内部对此已经达成共识。同时,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了贸易战,而且不断升级。截至2019年12月13日中美双方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前,特朗普政府已就2500亿美元和1250亿美元的中美输美产品分别加征25%和15%的关税,这是自1971年“尼克松冲击”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战。除了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之外,美国还加强了对华出口管制、加大了对中国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337调查”的频率和力度,收紧了中国赴美投资安全审查,扩大制裁部分中国高科技企业,加强打击所谓的网络窃密和间谍活动,限制人才和学术交流,指责“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多边场合和世贸组织(WTO)等多边组织采取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自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恶化。
　　受到中美经贸关系恶化、特别是贸易战的影响,中美能源关系也全面恶化。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对华能源出口出现断崖式下跌。贸易战之前,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能源出口的重要目的地。2017年,美国丙烷出口的14%、原油出口的20%、液化天然气出口的15%流向中国,中国分别是这三种美国产品的第三、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场。随着贸易战的升级,中国对美国能源加征报复性关税。2018年8月23日,中国对美国煤炭、丙烷、石油产品(柴油、汽油、燃料油、石油焦和沥青)、石脑油、液化石油气和乙烯加征25%的报复性关税,2018年9月对美国液化天然气加征10%的报复性关税,又于2019年6月提高到25%;2019年6月,对美甲醇和甲基乙二醛加征25%的关税;2019年9月1日对美国原油加征5%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原油对华出口从2018年1月创纪录的44万桶/日下降到2019年5月的5万桶/日。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前7个月里,美国对华原油出口同比下跌了63%。2018年美国液化石油气(LPG)对华出口为每天5万桶,仅为2017年的一半,2019年则下降到零。2019年前7个月,中国自美进口液化天然气同比下降84.6%,仅为25.9万吨。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美国煤炭对华出口为73.74万吨,相较于2018年上半年的203.76万吨,下降了63.8%。
　　二是大多数中美双边能源对话机制和交流活动停滞甚至中断,中美能源合作的机制化和制度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2017、2018年,尽管大部分中美官方的能源对话机制已经基本取消,但能源议题仍然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而且半官方以及民间的能源对话和交流活动仍在继续。比如2017、2018年,中国国务院参事室与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连续举办了两届“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高端智库研讨会”,第17届和第18届中美油气工业论坛继续召开。但是,到了2019年,除了在天然气等领域还有一些研讨和交流外,大部分中美双边能源对话机制和大型交流活动停滞甚至中断,持续了18届的中美油气工业论坛也被中断。
　　三是诸多中美能源合作协定不再续签或终止,一些能源联合机构和项目停止运营。受中美关系恶化和贸易战不断升级的影响,中美在能源领域的许多合作协定,一些已经到期的没能续签,一些尚未到期的暂时中止,一些协定甚至终止或取消。同时,一些已经达成合作意向或签订初步协议的项目未能继续推进。比如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尚未续签、2017年特朗普访华时中美能源企业签订的大部分合作协议未能继续推进而不得不暂时搁置,2008年达成的《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到期后没有继续,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在能源和环境方面达成的诸多清洁能源合作协定也未能继续推进。此外,奥巴马政府时期发起的大部分中美能源和环境合作项目已经停止或暂停运营,中美联合成立的包括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CERC)等机构也已经基本停止活动。
　　四是中国部分能源企业和能源运输企业遭到美国单边制裁。以其国内法为依据,美国在2017年8月、2018年8月和2019年3月对参与朝鲜能源运输(石油和燃料)和与朝鲜进行能源贸易的几家中国企业分别进行了制裁。2017年8月和2018年12月,以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为由,美国又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分别处以415350美元和2774927美元的罚金;2019年7月和9月,以违反美国对伊朗石油购买禁令为由,对珠海振戎等企业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两家子公司以及昆仑控股和昆仑船务等6家中国公司分别施加制裁。按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2019年9月针对运输伊朗石油的对华6家公司和个人的制裁是美国自2018年11月重新制裁伊朗以来美国采取的最大制裁之一。
　　二、能源博弈加剧的原因
　　为什么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还是稳定中美关系重要基石的中美能源合作会发生急剧变化?从根本原因来看,一是因为客观上中美能源具有发生内在冲突的可能性,二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整体定位发生了变化,三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发生了急剧转向。从直接原因来看,则主要是贸易战不断升级,最后波及到了能源关系,导致能源博弈加剧。
　　第一,能源安全观和能源利益方面的分歧是中美能源博弈加剧的根源。
　　由于中美两国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也不同、两国能源资源条件差异也较大,中美在能源安全观和能源利益方面客观上存在一些分歧,在特定时期和特殊环境下这些分歧就会成为发生冲突的诱因,这是中美能源博弈加剧的根源。在能源安全观方面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用什么样的战略和方法确保能源安全、如何看待中国能源安全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以及能源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架构应如何变革等三个方面。
　　一是在能源安全战略方面的分歧。除了在战略石油储备和维持与国际能源署合作等方面主要依靠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外,美国能源安全战略主要依靠市场,重点依靠美国跨国公司以及推进能源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等策略加以保障。中国则力图确保从海外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更多强调通过“走出去”投资控制上游资源以确保能源的物质供应。这样,美国就会不断质疑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基于纯粹商业利益的投资往往也会被贴上国家利益的标签。
　　二是在中国能源安全对全球能源格局影响的认识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在美国很有市场的“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能源重商主义”等论调认为,中国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导致中国加大能源外交的力度,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对世界能源格局造成不利影响,是世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无端指责中国无视国际规则,甚至为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向一些敏感地区的敏感国家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助长腐败、藐视人权,危害环境,从而损害了美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全球战略、破坏了美国创建并维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害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中方则坚决反对美国这一偏见,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能源需求自然也会增长,全球能源市场应加以调整以适应中国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而且中国采取不同于西方的方法以确保自身的能源安全无可厚非。
　　三是对能源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架构的变革存在分歧。在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特别是能源运输通道等安全方面,美国认为自身承担了较大的责任,指责中国等新兴国家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没有负担起相应的义务,尤其是在应对供应危机和气候变化等领域。中国则认为,现有国际能源秩序是美国主导的,全球能源治理架构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建立的,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外,自身利益无法在当前架构中得到保障,这种缺乏发展中大国声音的现状必须加以改变。
　　在能源利益方面,中美两国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相互指责对方保护主义和不公平的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对于以什么价格进行能源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应达到什么水平等问题,涉及经济利益在两国之间的分配,认识上也存在明显分歧。美方认为,中美石油公司缺乏对等,中国石油公司可以并购美国石油公司,但美国石油公司不可以并购中国石油公司。美方强调,中国石油企业基本上都是不按市场经济规则行事的国有企业,依靠巨额政府补贴,开展不公平竞争,导致国际能源市场的供求波动和国际油价连攀新高,而且加剧了对原本有限的世界能源的争夺。美方还抱怨中国政府对清洁能源生产给予了过度补贴,为中国公司提供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清洁能源领域存在严重的保护主义,并认为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等领域存在倾销行为和不公平竞争行为。中国则认为,中美能源关系是不平等关系,美国以“中国能源威胁论”为借口,对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设置人为障碍,造成中美相互投资的不对称性。美国动辄以其国内法为依据,以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为由,对一些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进行制裁,严重阻碍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发展,人为造成了地缘政治和全球能源供应的紧张,导致能源市场剧烈波动。更为恶劣的是,在对伊朗等国进行制裁时,美国还对中国能源企业进行次级制裁,将能源制裁作为实现其外交政策的工具,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在能源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对中国无偿或低价转让能源技术,而应按市场价格进行转让,并要求中国加强能源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则认为,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能源开发、技术创新等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在能源技术转移方面不能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对待中国,而应共同探讨促进技术转移和传播的平衡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也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
　　第二,特朗普政府“能源主导”政策是中美能源博弈加剧的直接原因。
　　特朗普的能源政策以“美国优先”“能源独立”和“能源主导”(Americanenergydominance)为核心,将“美国能源主导”定为美国战略经济和外交政策目标。从实际效果来看,特朗普的能源政策是中美能源博弈加剧的直接原因,理由在于以下四点。一是和奥巴马政府强调中美能源合作不同,特朗普政府将重点放在开发美国国内资源方面,使得中美油气合作开发的基础遭到了严重削弱。二是特朗普政府不再重视气候变化并大力减少对美国新能源技术研发和利用的支持,新能源研发和国际合作的预算遭到大幅削减,直接导致中美新能源合作诸多领域的合作停滞甚至取消。三是特朗普政府对“全球能源主导”的强调,特别是特朗普将能源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使用引发了中国对美国的极大不信任,加剧了中国的能源不安全。四是特朗普大力支持能源出口,尤其是施压中国购买美国的能源,可能会引发中国对美国能源依赖的担心。在美国实现能源自给的情况下,锱铢必较的特朗普势必会对美国为什么还要在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投入巨大的成本表示怀疑,肯定会反对搭便车,要求全球分担美国维护能源安全的费用,要求其他国家多购买美国的能源,这样极有可能引发中美之间新的争议。
　　第三,中美贸易战是中美能源博弈加剧的导火索。
　　尽管中美在能源利益和观念方面存在一些根本分歧,特朗普政府“能源主导”政策也使得中美能源面临直接博弈,但贸易战却是中美能源博弈加剧的导火索。贸易战的不断升级最终点燃了中美能源博弈,揭开了中美能源博弈的序幕。
　　在“301调查”报告中,美国认定中国在能源技术和能源投资领域存在强制技术转让、网络盗窃、政府支持企业投资美国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等行为和做法,认为这些行为和做法损害了美国利益,直接点明了中美能源博弈的性质,揭开了中美能源博弈的序幕。该报告以偏概全,而且存在诸多不实指责,但却真实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要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特别是能源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进行博弈的意图。随着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中国对美输华能源产品最终全部加征了关税。2018年以来,美国在“301条款”项下已分四轮六次对中国输美商品实施加征关税措施,为了对美进行反制,中国对美国输华能源产品最终全部加征了关税。再者,随着贸易战延伸到科技、人才和人文交流领域,中美能源诸多合作项目停滞、暂停、中断甚至终止,能源交流大幅削减。例如,2019年6月,美国能源部发布一项禁令,禁止能源部雇员和承包商雇员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参与“风险国家”(foreigncountryofrisk)的人才招募计划。在这种互不信任、相互防范、追求对等的环境下,中美能源诸多合作项目和交流自然也难以为继,遭到暂停、中断甚至终止。最后,随着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和地缘政治角逐的加剧,中美在能源领域的一些长期博弈开始显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原油定价中心之间的博弈。目前,中国首只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中质含硫原油)已是亚洲市场交易量最大的原油期货合约,交易量仅次于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轻质低硫原油期货(WTI)和伦敦洲际交易所的北海布伦特轻质低硫原油期货(Brent),位列全球第三。上海期货交易所也必将发展成为反映中国和亚太地区石油市场供需关系的定价中心,与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交易所在原油定价方面有可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进入长期博弈阶段。二是石油人民币与石油美元之间的竞争正在浮现。中国正与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沙特等主要石油出口国探讨进口原油以人民币定价和结算等,有可能就此形成石油人民币,未来直接与石油美元展开竞争,成为中美长期博弈的一个焦点。三是封锁油气海运通道已经成为中美冲突升级时美国实施非军事打击中国的一个选项,而中国势必会对此进行强力回应。因此,未来中美在石油地缘政治和能源运输通道控制方面的角逐可能加剧。
　　三、重返能源合作路径
　　必须看到,中美能源博弈与合作是可以共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能源既有商业属性也有安全属性,另一面也与中美两国能源供需条件发生变化有关。实际上,即使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的中美能源合作蜜月时期,仍然存在一定的博弈,只不过当时的博弈是因为中美两国都是原油的主要进口国,美国担心中国原油需求的迅猛增长加剧对原油供应的争夺,使得地缘政治和能源外交更加复杂,但两国都认识到两国合作增加全球石油生产、维护全球原油价格在合理基础上保持稳定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也成为中美能源合作的基础,因此博弈的范围有限,而且程度不剧烈。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随着美国能源趋于独立并且成为能源出口大国,能源安全的形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美两国基于共同的能源安全这一合作基础不复存在,但基于经济利益的合作机会逐渐浮现,而且潜力巨大。因此,中美能源重返合作路径是可能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美能源贸易存在极大潜力。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煤炭的净出口国,在2017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预计在2020年成为石油的净出口国以及能源净出口国,而中国则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净进口国。因此,从能源贸易的角度来看,美中双方互为供需,中美能源合作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201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天然气进口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预计很快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据测算,中国石油消费在2030年前后可能达到6.5～7亿吨的峰值;2030年天然气消费将超过5000亿立方米。即便考虑非常规页岩油气的开发,国内供应能力很可能维持在石油2～2.2亿吨、天然气2500～3000亿立方米,这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或将超过70%和50%。中国目前是世界煤炭最大进口国,政策鼓励进口优质煤炭,加强炼焦煤进口,严格控制低热值煤、高硫煤等劣质煤进口。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仍将进口大量优质煤炭,特别是焦煤。

表1 2020～2050年假定情形下美国对华能源出口

　　同时,美国可供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数量迅速增长,而美国煤炭出口的数量虽然在减少,但足以满足中国进口需求。如表1所示,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2019年度能源展望》的预测,在假定情形下,如果美国对华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各占其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比例维持在30%,对华煤炭出口每年维持在1433万短吨的话,则2020年美国对华能源出口预计至少可达194亿美元,2025年可达311亿美元,2030年可达336亿美元;2020、2025和2030年美国原油平均每天对华出口量将分别为55万桶、75万桶和63万桶,远远超过2018年的每天23万桶;同期美国液化天然气对华出口将分别达到7800亿立方英尺、1.23万亿立方英尺和1.51万亿立方英尺,将远远超过2017年的1041亿立方英尺。此外,美国的丙烷、液化石油气、石脑油、乙烯等石油产品对华出口也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中美在清洁煤炭技术方面的合作既有历史基础也有一定的潜力。
　　“支持清洁煤技术,重振美国煤炭工业”是特朗普政府“能源主导”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煤炭在美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重要性日趋下降,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煤炭仍将是美国能源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美国相比,煤炭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近些年略有下降,但其主导地位在中长期都难以撼动。鉴于煤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极大,支持清洁煤技术始终是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方面两国存在共同需求。特别是,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除非发展先进的煤炭和碳捕获、存储技术,否则煤炭的利用将会不断受限。中美在清洁煤炭技术合作方面已有一定的历史基础,比如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的清洁煤炭技术联盟等。此外,中美在清洁煤炭技术方面合作存在相当大的互补性,尚有一定的潜力。美国在新创意、新范式和新突破方面具有制度优势,而中国则在将这些创意付诸实施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快速实施能力,两国合作可以形成创新和商用的良性循环,比如在碳捕获和封存方面。
　　第三,气候变化仍有潜力作为能源合作的基础。
　　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共同的挑战,是中美两个碳排放大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能源转型是必由之路。长期来看,能源转型是大势所趋,中美双方可以优势互补,实现强强合作。即使在特朗普政府治下中美能源转型合作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但鉴于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和能源转型的重要性,不排除未来美国重回理性合作轨道的可能性。正如2000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表的《中美能源未来合作》报告所指出的,中美能源未来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国家都依赖相同的能源技术,都将从技术进步中共同受益。中美各自在特定技术各有优势,双方可以互补,强强合作,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2009年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美中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指出,如果人类希望避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最严重后果,那么美国和中国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别无选择,只能积极地携起手来发展低碳经济。2017年2月,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联合发布了《美国对华政策:对新政府的建议》报告,该报告将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列为美中关系面临的十项更广泛、更长期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气候变化、技术创新、双边和多边协定、中美是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消费和碳排放大国等五个核心假设,指出美国必须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保持接触。
　　应当看到,中美能源合作潜力巨大,甚至有成为中美关系新的压舱石的可能性,但在目前中美能源博弈加剧的情况下,中美能源关系的发展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能否最大程度地发挥中美能源合作潜力,首要的是相向而行,管控分歧,防止中美能源博弈进一步加剧,采取以下切实举措使中美能源关系重返合作路径。
　　首先,要认真研究、跟踪和分析美国政府的能源战略和政策变化,努力探寻新形势下中美能源合作的切入点,找准中美能源合作的新方向,力争扩大中美能源合作的新内容,在合适时机重启中美能源对话和磋商机制,增强彼此在能源领域的信任。其次,要充分发挥能源贸易的积极作用,而中国扩大自美能源进口可能是重大突破口。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可以扩大液化天然气、原油、煤炭和其他能源产品进口,防止中美能源博弈进一步加剧。扩大自美原油进口,需要在炼油设施方面进行进一步改造或新建炼油设施,必须改变预先适应中质酸性原油的炼化装置以适应更轻的美国原油。再次,加强中美在清洁煤炭技术领域的合作。一方面,中美双方应在有效地降低火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等关键领域加强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应重视与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最后,应保持战略定力,努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能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战略思想,加大开放油气等上游领域以及炼化和下游零售领域,吸引美国能源企业来华开发和投资。在第三方能源市场,应加大与当地能源企业和美国能源企业的合作,实现利益共享。
　　在将中美两国能源合作基础重新定位于经济利益,防止中美能源博弈进一步加剧,努力促使中美重返合作路径的同时,考虑到中美两国在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还必须坚守底线思维,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一是积极应对美国的次级制裁,提前制定周全的预案。一方面,中国应制定应对美国次级制裁的长期策略,包括完善制裁和反制裁的法律法规、与欧盟等经济体合作探讨建立反对美国次级制裁的机制、在WTO提起争端解决、逐步建立避开美元结算和支付的独立网络等。另一方面,应加强对美次级制裁的跟踪和预警,提醒中国企业制定周全的策略和预案。除了传统的能源企业、能源贸易企业、航运企业和金融企业之外,港口等企业也必须防范美国的次级制裁。中国的外交等主管部门也应同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等部门沟通交涉,充分利用美国相关法律的豁免条款争取豁免,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二是积极应对国际能源格局的大变局,把握油气资源转向买方市场的机会,加快巩固油气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尽快完善油气资源储备建设,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同时要坚定不移促进能源转型,降低传统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三是要提前制定应对美国封锁中国石油进口海上通道的预案。四是必须谨慎推进中资在美能源勘探开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快完善国内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来源时间：2020/4/26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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