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大伟：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的六大范式

作者：都大伟  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作为西方治理能力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政治极化已成为当代美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而美国学界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主流研究，大多是关于美国政治极化影响因素的研究，而这些已得到各种研究证明的影响因素，都可以归类进入美国学界的若干主流学术范式中——作为美国政治科学学科中发展最完善和成果最丰富的领域，美国政治（American Politics）已经积累了一批成熟的学术研究范式，包括精英主义范式、阶级冲突范式、地区主义范式、多元主义范式、共识理论范式等。其中，归为精英主义范式下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从政治精英的视角对美国政治极化给出描述，而非解释；而其他五种范式下的研究，则大多属于解释性研究，致力于给出可归为特定范式下的政治极化影响因素。
　　1、精英主义范式
　　某种程度上，美国政治极化研究长期都在精英主义范式不自觉的指导下进行。在精英主义范式看来，美国的社会制度为少数政治经济精英所主导，政治权力也为这一小部分精英所操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分歧，也集中于精英层面，因此最初的研究始终集中于精英极化，这在早期的文献体现得非常明显。现阶段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潮流始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两篇均发表于1984年的文献为标志。第一篇是基思·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的论文，通过对1959-1980年数据的历时性分析，在参议院的层次上得出美国政治极化正在增长的结论；第二篇是大卫·奈斯的论文，他发现政治极化在总统选举和国会两院中都有所增长。可以发现，这两篇文献最初的研究焦点主要都集中于参众两院的极化，这也是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相关研究的共同特点。
　　随后，约瑟夫·施莱辛格观察了众议院的极化，并发现民主党在1983年的党派投票一致程度远高于1908年。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也不自觉地用两党精英在国会中的日益对立和相互否决，来代表整个“否决制的美国”（这是福山该著作的第34章标题）：“自19世纪末以来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样极端……自新政联盟破裂和80年代民主党一统国会的局面结束以来，两党变得愈益平衡，对总统和国会两院的控制几度易手……正是政党和驾驭其行为的积极分子，把它们自己搞成愈益僵化且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抱团的群体。”至今，这种对政治精英的极化研究依然在进行中并不断细化，除了延续早期对国会两院政治极化的观察，还出现了对州议会和联邦法院的政治极化观察，当然后者依然属于少数。
　　2、阶级冲突范式
　　阶级冲突范式也可以称为进步主义理论范式，该范式认为，经济利益及由此导致的阶级结构是导致包括政治极化在内的一系列美国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因素，查尔斯·比尔德所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美国政治的“经济决定论”就是该范式的典型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在不同时期被处于贫富两端的不同阶级所支持的客观政治事实，也为用这种范式指导解释美国政治极化提供了有力支持。因此，在该范式指导下，美国的经济分化也被学界认为是推动政治极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这方面最经典的研究来自麦卡蒂、普尔和罗森塔尔，他们认为经济不平等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核心因素，并通过分析1947—2003年的数据，发现美国的基尼系数和国会两党极化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4，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须归因于共和党所施行的再分配政策及其所导向的选民投票行为和政党认同。
　　相比于其他假设的政治极化影响因素，经济分化这一变量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能解释政治极化水平为何上升，还能够用自身水平的下降来解释政治极化水平为何下降，这一点通过对照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塞斯所考察出的1913-1998年美国经济不平等的U型变化曲线即可有所发现。而针对这种关联，学界随后也在更具体的、州一级层面的研究中发现，州层面的经济不平等加剧了了州一级的政治极化，进而推动选民在参议员选举中的投票极端化。
　　3、地区主义范式
　　地区主义范式下的理论，常常从地缘的视角出发审视美国的政治社会冲突。从建国时期、内战时期到20世纪“阳光地带”的兴起和“铁锈地带”的衰落，美国政治史上的许多政治冲突和社会变迁都深受地理区域的影响，这也促使许多学者在解释政治极化时着眼于地缘视角，如斯通卡斯等所提出的那样：国会议员既然从选区选出，对政治极化的解释也应从选区着手。他的观察是，民主党人更多地出自城市中心和聚集了低收入和少数族裔人群的地区，而共和党人更多地出自郊区、农村和白人密集地区。这种分立鲜明的地理选区同时与种族和经济分化有关，共同影响了国会的极化。总体而言，地区主义范式下的美国政治极化影响因素主要归纳如下两点：
　　（1）国会选区重划。每十年一次的人口统计带来的选区重划，在有党派利益倾向的州议会的主导下常常导致所谓“格里蝾螈”（Gerrymandering）现象和安全选区的增加。卡森等人通过考察1962-2002的选举数据，发现选区重划是导致众议院政治极化的因素之一，相比于未发生变化的原选区选举产生的议员，重划后的新选区选举产生的议员往往会有意识形态更极端的国会投票记录。然而，“选区重划导致政治极化”的观点随即受到挑战：一方面，麦卡蒂、普尔和罗森塔尔的实证研究发现，选区重划和众议院政治极化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选区重划也无法用来解释参议院和那些只有一个选区的州的政治极化。
　　（2）地缘上的选民联盟重组。作为民权运动的成果，1965年《选举权法》（The Voting Rights Act）得以被时任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以立法形式结束了在选举权上给予非裔美国人的限制。民权运动及其所展示的民主党政治精英在种族问题上的这一立场，使得美国不同区域特别是南方的选民，出于自身意识形态考虑发生了投票上的党派转变。意识形态长期偏保守的南方白人脱离民主党阵营转向共和党阵营，南方非裔美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将选票投给自由主义程度更高的民主党政治精英，东北部的大量选票则从意识形态偏自由的共和党人转向民主党人。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国会中曾占相当数量的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被更保守的南方共和党人取代，国会中曾占相当数量的自由的东北部共和党人被更自由的东北部民主党人取代。这一里程碑式的地缘上的选民联盟重组（Big Sort），大大推动了国会中民主党愈发偏自由、共和党愈发偏保守的极化趋势。
　　（3）人口迁徙。在利明璋（Bill Bishop）看来，自1970年代以来，居住于同一社区的美国民众逐渐开始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进而拥有相同的政治偏好，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带来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而产生的人口迁徙。而后学界围绕这一现象作了实证研究，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团队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2004-2016年四次选举的数据研究发现，这种掺杂了意识形态色彩的人口迁徙推动了地理上的政治极化。
　　4、多元主义范式
　　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政治往往被视为观察美国政治的基点，因而也是考察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重要视角。而由利益集团衍生的“硬钱”（hard money）和“软钱”（soft money）政治也是推动政治极化的重要因素。劳伦斯·莱斯格发现，在利益集团游说和金钱政治的驱使下，政治精英普遍会推动实施更极端的政策目标。部分学者还进行了特定利益集团的案例研究，如西达·斯考切波等就详细描述了美国著名的利益集团“科赫网络”（Koch Network）如何通过其一系列政治参与来推动共和党不断向右翼立场移动。不过，除利益集团外，学界关于“硬钱”、“软钱”政治对政治极化的研究还包含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和个人政治献金两个部分。目前学界研究表明，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渠道的政治献金，对政治极化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个人身份的政治献金者，其自身意识形态程度往往高于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其他利益集团，后者可能更易推动被选出的精英们在意识形态上趋于极端，以获得更多金钱资源。
　　5、共识理论范式
　　不同于上述几种范式对经济利益和社会结构等外在因素的强调，该范式着重于对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特别是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研究。社会学家詹姆斯·D.亨特就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美国政治极化的成因，进而提出了经典的“文化战争”概念。在亨特看来，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内含有多元社群政治观念的包容，这种包容逐渐衍生为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而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大致可以分为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类。这种文化上的两大类价值观冲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所谓的政治极化。
　　后来的学者无论是讨论美国政治极化的成因，还是做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文献回顾，大多会溯及“文化战争”概念。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提出了和亨特类似的观点，即美国长期存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文化的分裂冲突，但他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化，认为这两种文化在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式有一定差异：在20世纪60年代，是由刚刚兴起的追求自由的“反主流文化”挑战美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保守主义价值观，而后又出现旨在复兴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异见文化”（dissident culture）挑战“反主流文化”。当然，无论如何，这种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文化之争是不变的。
　　6、媒体研究范式
　　媒体研究是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非理性”长期被视为群众心理的核心特质，而大众的这种非理性在媒体对大众的影响上暴露无遗。兰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对大众传媒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有过这样的表述：“大众传媒的变革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品，同时也是理解美国政治进程的钥匙。在一个并不总是在起作用的政治体系下，媒介、大众和政客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突出。”媒体对大众的政治极化的影响也得到部分研究的初步证实。在现实中，许多媒体都有自身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立场倾向，如偏向自由主义的《纽约时报》和偏向保守主义的福克斯新闻。
　　上述范式都从不同的视角对美国政治文化作出各有侧重的解释，但现实中的美国政治极化最有可能是不同范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际上，政治家和经典作家关于美国政治极化原因的表述，大多是多种影响因素的复合。
　　譬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虽然把异见的形成主要归因于人性，把政治极化主要归因于人类生来固有的冲突基因或者说归因于微观的政治心理，但他也提到“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里就涉及到了阶级冲突范式。恩格斯指出，“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甚至同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如此之大，以致两个大党中的任何一个党的内部，人们都因地区的不同而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集团和利益，而且几乎有产阶级的每个阶层在两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则更是同时涉及到阶级冲突范式、地区主义范式和多元主义范式。而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则提出，美国两党制本身就天生内嵌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极化基因；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芒格（Michael C. Munger）甚至认为“美国政党极化的根本原因是两党在国家治理方面都毫无责任感”，这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精英主义范式有关。
　　当然，在对美国政治极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基础上，美国学界还探讨了另外两大问题：一是美国政治极化带来的后果影响，二是针对美国政治极化应采取的措施。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政治极化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有正反两方面，一方面确实降低了政策过程效率，造成了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vetocracy）；但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政党政府（party government）的发展，而建设一个党派意识形态明显的负责任的政府其实是二战结束伊始美国政治学界所期望的，1950年美国政治学会（APSA）所发布的报告《朝向一个更加负责的两党制》便体现了这一点。关于针对美国政治极化应采取的措施，纳撒尼尔·佩斯利主编了一本专门讨论针对美国政治极化的政策建议的著作，并将书中所收录的学者们的建议归为改革选举制度、强化政党力量、壮大中间选民、降低决策障碍等四大类。
　　由上述可知，美国政治极化和国会政治、政党政治、政治行为、媒体政治等多个子领域都息息相关。大部分观察者认为，2020年大选无论结果如何，美国的政治极化趋势都将延续。因此，从各个视角“四通八达”靠近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的必需，而美国学界的多视角文献，将为此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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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4/1   发布时间：20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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