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艾东：基督会宣教事工与20世纪早期巴塘出海通道的开辟

作者：赵艾东  来源：

今巴塘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部、川滇藏三省区结合部、金沙江东岸[1]。从历史上其区域位置看，一般认为它不仅是由川入藏的咽喉、连接川滇藏的交通枢纽[2]，也是雅安与昌都之间茶马古道南路的重镇和康藏腹地。晚清至民国初期国人与西方旅行者对巴塘的地位与交通有所记述[3]。但因巴塘处于青藏高原东缘高山峡谷区，与之相连各方向的交通实际上极为困难，正所谓道路“虽四通八达，但皆系乱石路面，狭窄崎岖，又多在山间峡谷之中，悬崖峭壁之上，陡险难行”[4]。同时，因其地处西南一隅，20世纪早期无论从中国内地和沿海地区的视角看，或从世界范围看，巴塘的地理位置都很偏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川边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奏折中称巴塘等川边“关外”各地为“蛮地”、巴塘“地在极西”；还称川边百姓为“蛮民”“番民”，其“文字不知，语言未习”“知识未开”，“与内地迥别”[5]。赵尔丰在巴塘推行改土归流，输入“现代文明”，可谓巴塘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当时西方人眼里巴塘的情形亦同。西方人虽自19世纪中期起就不断设法进入康藏，天主教传教士也在巴塘设传教点，但改土归流前仅巴塘就发生了5次针对天主教的教案。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凤全事件中，教堂被毁，2名神父被杀，此后天主教在巴塘的活动日趋式微。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1908-1911）内地会个别传教士在巴塘有过短暂活动。因而，1908年基督会传教士从康定迁入巴塘，开展宣教、医疗、办学等事工，是20世纪早期在巴塘的主要西方人。    

基督会传教士的记述和经历也反映了巴塘与沿海地区交通联系的艰难。光绪三十二年（1906）浩格登（J. Ogden）对当时鲜有美国人涉足的该区域描述道：“可怕的山口、极高的海拔、严酷的气候、粮食匮乏以及人们的排外，使探险很难，也使欧洲人无法在那里居住下来。”[6] 他还记述道：“（从美国）前往康藏地区，得乘汽轮和房船，还得骑马、乘轿，旅途长达4至5个月。据说巴塘是世界上最遥远的内陆传教点。”[7] 邓昆（M. Duncan）所述情形也具有代表性：“巴塘这个藏族小村庄，距离最近的铁路线800英里；沿极长的长江上溯2500英里，来到一个水流湍急的大回湾，巴塘便被这个大回湾隐藏起来了。”[8] “最近的铁路线”即指宣统二年（1910）开通的由越南港口城市海防（Haiphong）通往云南府（今昆明）的滇越铁路线[9]。从“沿长江上溯2500英里”的距离看，这当是从上海吴淞口的长江入海口算起的距离。无论从海防至巴塘或从上海至巴塘，两线全程距离均甚遥。滇越铁路开通前，欧美人士主要从两通道入巴塘：一是东线，从上海等地沿长江上溯，经重庆、宜宾、雅安、康定抵巴，基督会传教士均择此线；二是南线，从东南亚方向的海港城市上岸，经印度加尔各答或缅甸仰光、缅甸八莫或腾越，再经滇西北的大理和德钦北上，最后抵巴，欧洲传教士和考察者多择此线。

就东线而言，由于需穿过康藏腹地，而辛亥革命后至20年代末川边政局多变，劫匪活动猖獗，巴塘至康定南北两路的交通与邮件往来时有中断，故能否择东线而行，取决于川边时局。譬如，民国元年（1912）基督会传教士试图返回巴塘，但美国驻重庆领事贝克（E. C. Baker）致函哈德（W. Hardy），称“外侨返巴时机似未成熟”，并告诫：“你称要经昆明返巴，我认为启程前你应详细打听从昆明北上的路况。勒荣德（Legendre）医生曾在宁远府与昆明之间地区遇袭。他报告称那片广袤的地域里人们排外的情绪很强烈。某天主教神父在会理府附近遇害。”[10] 衡量之下，四对夫妇，即哈德、史德文、浩格登、贝克（H. Baker）夫妇，选择了东线并于1914年沿长江上溯，经康定返巴[11]。然而1917年康藏纠纷爆发，次年川边陷入武装冲突，巴塘与外界的联系再度中断，连急于插手康藏纠的英国驻康定副领事赵锡孟（即台克满，Eric Teichman）也无法经巴塘直抵昌都，只得绕道青海入藏，再抵昌都[12]。

至于南线，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次年，基督会传教士便获知了此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康定也很快被攻占，当地部分传教士逃往巴塘。巴塘地方官无力保护外国人，便称愿借款助其撤离，并告之有条“经滇东南逃离中国”的新路线[13]。此线即是滇越铁路。时在巴塘的浩格登夫妇与哈德遂在藏族朋友的帮助下撤离。该藏民变卖了全部家当，护送他们从巴塘向云南方向逃离了约1609公里[14]。随后浩格登一家乘船返美，哈德转往上海[15]。这便是基督会传教士第一次从南下云南并辗转至沿海的经历。此后，他们多择南线，通过昆明至海防的铁路来满足人员和邮件往来、包裹邮寄以及货物运输等与海外联系的需求，可谓开辟了一条巴塘出海的通道。但此线交通也并不易，旅行和运输的艰难性集中体现在昆明至巴塘段，表现有五：一是路途遥远，两地相距约800英里，只能靠骡子、马匹等牲口驮运行李和货物。二是两地间的旅行需经数个中转站，每到一站，都得重新雇牲口。三是道路本身艰险，绝大部分路段在高山峡谷中；尤其是在沿澜沧江岸的峭壁上旅行时，稍有不慎便会落江丧命。四是因大部分路段需在藏族、傈僳和纳西族等民族地区穿行；同时，川滇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状态，土匪和劫匪活动猖獗，风险极大。五是气候多变，若遇冰雪天气，上下山坡的路段难以通行，人会不断跌倒，牲口也无法驮运行李。史德文对此记述道：

“途中有座高山极难翻越。强盗大肆出没，山沟里的居民为了防止牲口被盗，砍下大量树木，横放在路上，企图将通路完全阻断。结果，开辟被树木阻断的两英里长的道路就成了整个旅行中最艰难的任务。道路很陡，被冰雪覆盖，牲口多次被羊肠小道困住，只得将货物卸下，它们才能从溜滑的冰面上起身。骡子跌倒时鼻子被磕出血，在我们身后通向山口的雪地上留下一行血迹。轿夫无法按通常的姿势抬骄越岭。我太太只好下轿，在两名藏人的搀扶下赶路。”[16]

总之，20世纪早期川边社会动荡不安，无现代交通工具；为赴巴塘宣教，传教士的海陆旅行极为艰辛；从巴塘到其他任何方向的沿海地区，困难重重。滇越铁路虽“为云南和毗邻云南的西南部分地区提供了最便捷的出海通道”[17]，但其终点昆明至巴塘之间经由大理和维西的路线，距离长，不通公路，路况险恶，这就仍使巴塘与外界的联系困难。基督会传教士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出入巴塘，开辟了一条出海通道。   

二、20世纪早期基督会传教士对巴塘南向出海通道的开辟

基督会传教士最初在申请将传教点从打箭炉（1908年始称康定）迁往巴塘时，便意识到交通运输的艰难。1906年史德文与浩格登赴巴塘考察后向总部建议将传教中心点设于巴塘，但因在巴塘“总得依靠外界”获得物资，故又建议留一户传教士驻守打箭炉，从事物资供给、邮件和经费的中转。总部坚决反对，指出：“鉴于交通困难、地方极其偏僻、尤其是很难找到愿意到那里去传教的男男女女”，“明智之举是放弃巴塘、返回到急需充实力量的汉族地区传教”。而他们经过反复的严肃思考，决定不放弃该区域，称：“也不应放弃。我们必须完成在藏区的宣教使命，所遇到的困难反倒是一种鞭策, 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其迁点建议最终获准[18]。但这也意味着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得克服交通运输的巨大障碍。从以下记述中可见其如何开辟并利用巴塘向南的出海通道来开展宣教事工。

（图片说明：1919年的巴塘。照片为基督会所有，未经允许不得使用。）
    （一）基督会巴塘宣教与传教士的海陆通行状况

以下就美国与巴塘之间旅行的全程天数和花费、美国至昆明段、昆明至巴塘段行程对其海陆通行状况做一考察,从中可以看到基督会开通巴塘出海通道的情况。

1.全程旅行天数与花费

1923年，浩格登在给总部的报告中标明：从美国圣路易斯经由海防至巴塘的旅程共需80天，交通方式为铁路、水路和畜力驮运；各段行程所需天数和交通方式包括：圣路易斯至旧金山4天（铁路），旧金山至香港26天（轮船），香港至海防4天（轮船），海防至昆明3天（滇越铁路），昆明至巴塘43天（畜力驮运）[19]。从其旅费预算也可见旅行的艰难，不仅耗时耗力，开销也颇大。印第安纳波利斯至巴塘的旅费，含行李打包和托运、旅馆住宿、膳食、零花钱等费用，人均旅费预算需1300银元（当时通行墨西哥货币，折合约650美元）[20]。其中，印第安纳波利斯至昆明的行李费50银元，昆明至巴塘的行李费250银元，印第安纳波利斯至巴塘全程人员交通费750银元，零花钱250银元。途中还会产生意外的花销和紧急开支，人均不低于20银元；而总部给浩格登全家4口的旅费仅3000银元，他认为过低。同时，浩格登还为将在巴塘动工修建的校舍、住房、孤儿院、教堂、医院等建筑及其他事工采购了大量物资，均需托运或运输。故12名成员旅费总额的预算是17400银元[21]。1928年邓昆对美国至巴塘的交通旅行说明稍有差别：“美国至香港20-25天；香港至海防2天；海防至昆明2天（火车）；在昆明可逗留1-2个月，为陆上的长途旅行做准备。昆明至巴塘，由驮运队运输，行程7-8周。”[22] 其中，昆明至巴塘的畜力驮运和交通旅行天数占整个行程的一半以上，畜力驮运的费用也甚高昂。

2.美国至昆明之间的行程

1921年8月13日史德文与邓昆和莫尔斯（J. Morse）两对新传教士夫妇一行6人从美国启程，沿海路经上海、香港，从海防转陆上交通。9月初他们在香港采购和补给了日用品、食品和大量杂物，接着乘货船抵达海防。海防当时虽为“欣欣向荣的法属安南城市”，但潮湿和嗜血的蚊子无法使其逗留。紧接着，他们乘火车北上，滇越线的列车当时仅限白天运行，第一天的旅程将其带到中国边境，晚上他们在“法国人开设的舒适旅店”中住宿。3天后，即9月23日，火车抵达终点昆明。虽然，滇越铁路的开通为基督会传教士出入巴塘提供了便利并缩短了其旅行时间，但行李运输并不同步。他们抵达昆明5周后，其托运的行李与货物才运抵昆明。在邓昆看来，当时虽有先进的铁路通往昆明，但昆明却是全程的分界线，因从昆明起，他们得“依靠‘一列’驮运货物的牲口”前往巴塘。[23]   

3.昆明至巴塘之间的行程

1917年9月马勒得（R. MacLeod）夫妇从旧金山出发，经上海、海防、滇越铁路到达昆明。这对新来的传教士毫无在滇川旅行的经验，根本无法独自从昆明行至巴塘，贝克（Baker）专程去昆明接回他们。次年1月24日他们终于抵巴[24]。1919年底史德文一家离巴返美。此次旅行中他们将要“要经过一条新的路线”，即从巴塘南下，穿过云南。[25] 1920年1月初，他们在大理至昆明的路段遭“控制了滇西大片区域”的杨天福匪帮突袭，史德文不幸被其绑架。[26] 此案成为震惊中美的事件，云南军政方面出兵追捕，但匪帮却挟持史德文辗转逃窜。67天后奄奄一息的史德文方获救。匪帮抢劫了史德文的牲口和部分物品，价值共约1800墨西哥银元，但他为美国某博物馆收集的文物躲过了一劫[27]。尽管风险如此大，1921年史德文从美返巴时仍不得不择此线。他在昆明附近与返美途中的浩格登相遇[28]，走过艰险路段的浩格登“神经几乎崩溃”[29]。与史德文同行的邓昆对昆明至巴塘的54天行程有详细的记述，展现了他们如何开辟巴塘与海港之间通道上最为艰险的路段：

从昆明出发前的准备繁杂的旅行准备包括需设法找到能前往丽江的120头驮运牲口、雇佣愿往巴塘的轿夫和随行的仆人以及应付“1001个随时可能冒出来的细微琐事”。最后，他们靠精通汉藏双语的史德文和当地内地会传教士与各类人讨价还价，解决了全部问题。所雇轿夫，以每人每天80分银元或现金价格成交；寻找木匠为太太们订制由竹竿和布制成的轿子，最终按特定需求为将在旅途中颠簸两月的太太们订制了满意、“舒适”、流动的“家”；设法为每家人雇佣了一个“全能型”仆人，既能干杂活又能洗衣，还为一行人雇了1名厨师。最繁琐的事是雇佣牲口。经多番讨价还价，他们最终一次性地雇了120头驮运牲口并按货物重量（大多数每箱重约80磅）、旅行天数、途中歇息天数等确定下每段行程中每头牲口的价格。[30] 他们将要驮运到巴塘的数吨行李，除个人物品外，还包括大量医药用品、精心挑选的黄油以及送给巴塘等地军政人物的各种礼物，如随身小折刀、镜子、廉价表以及送给藏族寺院活佛和官员的珠宝[31]。 

昆明-大理-丽江1921年10月31日史德文一行从昆明出发，择大道前往大理，旅行队伍极其庞大，包括120头牲口、12名抬行2顶轿子的轿夫（怀孕的邓昆太太与怀抱婴儿的莫尔斯太太各1顶）、1名做午餐的厨师、1名应急轿夫；几乎所有男人都骑骡。因有史德文遭绑架的前车之鉴，他们请求政府派了一队强壮的士兵护送；在经过史德文曾被绑架的地区时，请求官署又额外派出60名士兵护送[32]。他们经过楚雄，约在14天后到达大理。在大理逗留期间，史德文甚至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为从外地赶去的一人成功地做了肿瘤切除手术。11月19日晚他们到达时有15000人口的丽江[33]。

丽江-维西-叶枝4天后他们离开丽江，向西行70里，抵金沙江边；沿江行3日，离岸向西进入茂密的森林；离开丽江后第6晚抵维西；1天后继续前行，经过了全程中最可怕和艰险的路段，即大部分时候在峭壁和羊肠山道上沿怒江缓行。邓昆称山道“忽上忽下，绕来绕去，有时距江边仅有几英尺，有时则在离江面极高之处”。他对未曾见过栈道描述道：“经过栈道时需特别小心，悬崖峭壁处根本无通道的余地（哪怕一块石头大小的空间），人们只好在岩石的裂缝里插入长柱，靠插入其它岩石裂缝里的长柱来支撑。”11月底他们离开维西，继续前行，此段终点在叶枝（今属云南维西）。邓昆认为他们到达叶枝，即是到达了汉藏两族聚居地之间的“边界”[34]。

叶枝-阿墩子-盐井他们经过叶枝后，沿小溪上溯，绕行并翻越大雪山，12月8日到达滇西北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因无法在当地市场雇到牲口，他们只得请求官府提供乌拉。他们虽认为乌拉是“强迫百姓提供的廉价运输服务”，很不赞成，但别无他法，只得雇佣，但出于良心，便付给乌拉提供者比通常价格高得多的费用。次日，他们离开阿墩子，12月14日进入盐井（今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乡）平原。在第6天的旅行中，道路又陡又窄，海拔高度陡降约610米[35]。

盐井-巴塘 他们在盐井受到热情的接待。盐井知事亲自出城迎接，并为其准备了房间、炭火以及可随便享用的食物，还为其雇好了前往巴塘的牲口。由于途中每程均需雇牲口，此事极难并一直令其烦恼，顿时他们感觉如释重负。1921年12月16日史德文在盐井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之前从维西出发沿怒江行走了15天，但未丢失任何行李箱，也未发生任何严重事故……此行中轿夫不愧为奇迹，竟无一人逃跑，且都很善抬轿……马知事出城约1英里迎接我们，还为前往巴塘的下一程安排了马匹，这种事情前所未闻。”[36] 马知事还在衙门设宴款待他们并邀当地天主教神父古纯仁（Francis Goré）作陪。邓昆评论道，马知事之所以热情周到，是因其曾在巴塘做官，与史德文等基督会成员有过友好往来。他不禁为史德文长期在康藏行医过程中与当地人结下的友谊感叹不已：“正是史德文曾与当地人的友谊使我们的旅行颇为顺利。沿途有不少事例可证明他极受尊崇，人们皆热忱相待。若无这种友情产生的巨大效力，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旅行。当我们进入盐井时，友好的人们蜂拥而来，热切地与他寒暄，伸出双手迎接他。史德文的医术和真诚友好的精神使其在许多藏人部族中享有温暖的一席之地。” 实际上，当时盐井并非太平之地。1920年乡城土匪活动猖獗，曾窜入盐井烧毁了许多房屋[37]。1921年5月盐井又突发地震，众多房屋和盐田垮塌，人畜伤亡严重，损失重大。史德文一行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于当年底赶到巴塘；到后第5天邓昆夫人生下一子，但不幸的是，两年后孩子因病夭折[38]。     

1921年在返美途中“神经几乎崩溃”的浩格登及家人，于1923年秋从美返巴时仍择南线，与其同行的有杨恩（G. Young）等新传教士。浩格登因受神经衰弱的折磨，在横渡太平洋的行程中就病倒了[39]。经香港抵昆明后，浩格登在当地养病两个多月，次年1月底启程前往巴塘。他称此行队伍庞大，寻找驮运行李的牲口很难，反复强调昆明至巴塘途中一直穿行于劫匪出没的区域，极其危险，但得到很好的保护。他们从昆明出发时，雇了170头牲口、18个轿夫和其他苦力，13天后到达大理[40]。1924年2月底他们到达维西并逗留近一个月，将行李箱分四批运往阿墩子，每批分别雇了64、45、65、18头牲口驮运行李。浩格登一行有4顶轿子和30个同伴，于3月26日离开维西，与有50头牲口的商队同行，最后于1924年5月14日抵达巴塘[41]。  

1921年底顺利抵巴的邓昆，5年后从巴塘返美时再择南线，但在旅途中就没有先前那样幸运了。1927年6月27日邓昆与马勒得（MacLeod）两家人在巴塘至昆明途中，行至茶里山南面距阿墩子不到3日路程之地，被土匪抢劫了包括钱、床铺、衣物、食品等在内的几乎全部行李。随后他们只得改道，伺机前往印度萨地亚后再返美。[42]

（图片说明：从康定进入巴塘的最后一个山丘。照片为基督会所有，未经允许不得使用。）

（二）巴塘南向出海通道作为传教士通讯往来的主要线路

上述出海通道也是巴塘基督会通讯往来的主要通道。它对宣教的重要性体现于三方面的需要：一是差会与美国总部之间公函往来的需要，包括人员派遣和休假等安排、财务工作（月薪和差旅费发放、年度预算和拨款等）、传教士在巴塘的工作动态、传教点及其个人每月和年度工作报告的寄送、上下级组织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信息沟通等；二是宣教所需文献资料从美国和印度加尔各答（如出版的藏文经文、赞美诗、圣经故事、主日学校的教材等宣教文献）寄送到巴塘的需要；三是传教士个人与美国的家人之间、与外界多方面（如给《华西传教新闻》、《教务杂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以及美国基督教期刊投稿）通讯往来的需要。

光绪三十二年（1906）赵尔丰经营川边时，开通了巴塘与康定之间的电报通讯，川边各地也陆续开设邮局。宣统元年（1909），赵尔丰在巴塘（巴安）始设邮局：“设徒步邮递，每月送信3次。”[43] 但据巴塘传教士记述，宣统三年（1911）巴塘邮局才开始营业，巴塘与康定之间始有邮政服务，巴塘通过康定与中国内地及沿海、与美国等海外通信往来才有正式的通道[44]。但这并不含包裹邮寄业务。民国元年（1912），巴塘邮局改为邮政代办所，“只办理普通信函业务，多为官方公文、商号往来的函件”[45]。实际上，当时巴塘信件邮递服务也极不稳定。在正常情况下，信件可直达巴塘。但因康藏路况一向艰险、劫匪多乱、辛亥革命之后川边政局混乱，巴塘与康定间的邮政服务时断时续，有时外来邮件递送至康定的过程极缓慢，有时邮件递送到康定就再也无法继续邮递，因而传教士的邮件时有丢失或无法送达。譬如，1913年10月从美国寄往巴塘的一封信，信封上几枚印章显示，此信经重庆、嘉定府（今四川乐山）、雅安等地递至康定的时间为1914年5月31日[46]。同时，巴塘至云南阿墩子的旅途也充满险阻，邮差被劫之事时有发生，邮递业务也时断时续。1919年基督会孤儿院院长浩明宜（M. Ogden）对一名女工记述道：“其丈夫生前是巴塘邮局派往阿墩子送信的邮差，但几天前遭劫匪袭击，劫匪剥光了其衣服，他被冻坏了，几天前去世。”[47] 巴塘与美国之间的邮件在途中要走数月，短则2个多月，长则4个月，半年以上也非罕见。再如1927年2月浩格登称，盐井发生了冲突并被藏军攻占，经盐井的邮递服务虽未中断，但在巴塘写于3月19日的信，邮递到美国总部的时间已是当年8月初[48]。 

除间或简短的电报外，巴塘传教士与美国总部的联系主要通过通信往来。1910-1932年双方信函往来显示，大部分的邮件往来通过昆明、滇越铁路、海防的出海通道：一是信笺和信封上的地址写明经由阿墩子、云南府、 海防等英文地名和邮寄途径；二是《基督会年鉴》自1920起列出海外“传教士名单及其通信地址”，巴塘地址均为“经海防和中国西部云南府,寄往阿墩子邮局及巴塘”[49]。巴塘经盐井至阿墩子的行程并不近，约需12日[50]，但在基督会经由南线与外界的联系中，阿墩子是其通讯和运输的枢纽和中转站。1921年巴塘美英传教士联名给阿墩子邮局局长写了封中英文信，向阿墩子邮局提出请求，全文如下：

“自接信以后，凡巴塘法美外国人信件、包裹，勿交巴塘邮政携带，交盐井法教堂古先生，跑信的不误。至于挂号信件之回执，请古先生画押。要本人画押回执，到巴时画毕，转送至阿。又此项信件、包裹交跑信人后若有遗失，与贵局无涉。若有不合，再行函示。”[51]

信尾有法国天主教神父吕思伯（Victor Nussbaum）与浩格登、马勒得、哈德三位基督传教士的签名[52]。宣统元年（1909）吕思伯被派驻巴塘，后来是留守在巴塘的仅有神父；1929年他移驻盐井后，巴塘就再无天主教神父了[53]。1924年巴塘经由打箭炉的邮件递送中断，寄往成都的邮件也只能转道阿墩子[54]。随后几年，基督会信函的收信人地址主要为阿墩子邮局和巴塘[55]。此外，盐井天主教神父有时也协助巴塘传教士中转邮件。

（三）尚未开通的包裹邮递业务与包裹的接收

清末至民国中期，外界寄往巴塘的包裹也只能寄到阿墩子或康定，巴塘邮局更无国际包裹邮递和汇款业务。巴塘传教士仅能通过请求康定和阿墩子邮局代其收寄包裹和汇款，然后不定期地取回；有时甚至需往昆明取回汇款、存款，甚至包裹[56]。譬如，1922年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檀香山）邮局收到被退回的6件包裹，邮局人员发现包裹寄件者是檀香山照相器材公司。此前该公司按基督会总部的要求将其所购产品寄往巴塘，但包裹寄到中国境内后即被退回夏威夷，原因是“尚未开通至巴塘的包裹邮递业务”。与巴塘相距最近的有此业务的地点为昆明，夏威夷邮局遂将包裹重新转寄至昆明，请当地联系人代收，再设法转送到巴塘[57]。20世纪早期，这些设备对于宣教的开拓具有明显的作用。巴塘几无现代实业与科技设施，照相机等新玩意儿，对当地人来讲颇为神奇，成为宣教中吸引当地人到来的重要手段。浩格登初到巴塘时便是利用相机、幻灯机、留声机吸引人们。他记述道：

“诊所的一间屋子用来对病人讲道，但来者极少。那些阴郁的日子令人气馁。接着，柯达相机成为让人们好奇的玩意儿。我们给人们拍摄肖像，让其看见照片中的自己，这就使其产生了兴趣。魔灯（按：幻灯机）和留声机的使用则帮助我们把人们聚拢。我们开始和他们进行5-10分钟的简短交谈。有几人似乎感兴趣，类似于主日学校的班级组就这样建了起来，班里有妇女、儿童、男人。我们的工作就这样渐渐开展起来。”[58]

基督会宣教所需文献资料的邮递也往往通过巴塘向南的通道。譬如，基督会传教士编著和编译的部分藏英文书籍由印度加尔各答浸信会的印刷厂印行；其中，史德文夫人编译了汇集95首赞美诗的《赞美诗》和供学校和教会主日学校使用的《藏族儿童故事书》等书，而“教堂传教和学校教学对这些书籍的需求量都均很大。”[59] 又如，1920年基督会国内外宣教各部门合并和重组为“基督会联合传教会”。其领袖人物在集会上发表的相关讲稿出版后，总部给各差会每个牧师和传教士邮寄了一本，使其了解教会的新动向和传教精神，也给巴塘邮寄了数份[60]。 

（四）巴塘南向出海通道作为基督会的物资运输通道

传教士除在从美国返回巴塘的旅行中携带大量医疗、建筑、教育、慈善物资外，还不断从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以及美国订购物资。巴塘向南的出海通道便成为基督会的物资通往巴塘的主要“补给线”。货运对宣教的影响也不言而喻。譬如，从美国运往巴塘的打字机，经路途颠簸和数次中转，运至巴塘时已散架，这就直接影响了文字事工[61]。另一例是从上海运往巴塘的救济品。1921年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给中国教会医院一大批医疗救济品，巴塘基督会医院也在其内。此批医疗品总价值约合墨西哥银元50万元，其中赠予巴塘的6箱医疗品价值1000-3000墨西哥银元，含25卷胶带、50管羊肠线（手术缝合线）、420英尺长的广东长绒法兰绒、3000英尺长的医用纱布、3箱外科敷料、50件毛衣、100双短袜。医疗赠品从美国运出后，经西伯利亚运至上海，再被分送到各教会医院[62]。在几乎所有藏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情况下，浩格登认为医疗传教士在巴塘的作用特别重要，故将医疗作为宣教事工的主要途径，将医院作为宣教的主要场所之一，而医疗传教士的工作就是“经由身体而深入到内心”，兼具医疗和间接、直接宣教的作用[63]。因而，上述医疗赠品对基督会在巴塘的治病救人和宣教事工均有作用。   

对巴塘传教士来讲，越洋货运可谓难上加难。从美国订购的货物运往巴塘的路线不一定是传教士往返于美国和巴塘之间的旅行路线。一条重要的货运路线是从美国将货物运到缅甸港口仰光，再经腾越或缅甸八莫运往滇西大理，再转运巴塘。如1922年巴塘传教士从芝加哥订购的一批产品，便经仰光和腾越运往巴塘。1923年基督会又从旧金山订购了一批多达49种物品的医疗物资。该批货物通过昆明的基督教总代理处（Central Missionary Agency），经相同路线运抵巴塘。巴塘传教士在货运中吃过很大苦头，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如运输中的最大问题是须将所有相关手续和文件备好，以便能随时提交海关查验。否则，经过海关时文件若不全就得开箱检查，然后再重新包装，稍有不慎，物品就可能受损。为了能以最好的方式将医药物品运到目的地，他们往往需要给代理机构提供详细周全的装箱和运输说明[64]。尤其是医疗品，运输不当或丢失所造成的损失往往会使与外界联系困难的基督会陷入困境。 

（图片说明：沿着湄公河去得钦的路上。照片为基督会所有，未经允许不得使用。）

三、巴塘南向出海通道所产生的作用和效果

综上所述，20世纪早期，巴塘偏远的地理位置和困难重重的交通运输状况对基督会在当地的宣教构成了极大挑战。其传教士出于宣教目的和实际需要，开辟了一条巴塘向南的出海通道。这条通道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和效果：

首先，它通过经由云南、滇越铁路以及缅甸的交通线路，将巴塘与华南、华东、东南亚和美国等地区和国家联系起来，巴塘基督会的通讯往来、物资运输、人员的海陆通行等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满足；而这些需求的满足是基督会在巴塘开展各项事工的必要基础，巴塘传教点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因此得以运转和维持下去。同时，因巴塘与打箭炉（康定）之间的交通反复被阻断，巴塘向南的出海通道便成为基督会传教士与海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有时甚至是唯一通道。可以认为，这条通道既是巴塘基督会宣教所需经费和物资通往巴塘的“补给线”，也是维持传教点的人员来往和工作运转的“生命线”。

其次，巴塘基督会开辟出海通道本为传教，但客观上使得偏僻的巴塘与世界发生了多种联系。传教士通过越洋通讯往来、包裹邮递、货物运输，使巴塘与越南、香港、上海、美国、缅甸、印度等海上交通和运输体系发生了联系，使群山包围中的这个无名小镇更多地被世界认识。这一过程中巴塘已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同时，以基督会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及其带来的物资、文化和其他新生事物不断刺激着当地社会，使当地人有可能对较为广阔的外界不断有所了解。20世纪上半叶巴塘逐渐发展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当与此有关，这就为汉藏文化交融的巴塘增添了新的地方文化特色。

然而，一条出海通道是否畅通，往往受所在区域政局、军事、劫匪活动、气候等多种外界因素影响。巴塘向南的出海通道在某些时期具有不可或缺性，一旦它被阻断，会使巴塘基督会陷入困境。基督会1927年度报告显示，当年传教士在巴塘被与地方政府对抗的反叛者和活动猖獗的劫匪围困，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使其难以获取经费和物资补给，与美国的联系一度中断，部分工作陷入瘫痪状态；为节省开支，其学校也只得提前放假[65]。这一史实便是典型的例证。据《1929年基督会年鉴》载：“巴塘的工作甚难，它距离供应基地、通讯和交通路线如此遥远，供应和交通运输很缓慢，管理也颇复杂。” 一方面，传教士怀着“将福音传遍世界”的宣教理想，在巴塘极力坚持下去：“上主在赋予使命时并未免去我们在艰苦地区的责任。在福音书传递的信仰下，我们怀着基督降临的信心，继续前行。”[66]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1929前后美国总部完成了一份评估报告《关于我会藏区差会的现状》。报告总结了数年来巴塘传教点的宣教进展，指出其面临5大问题，包括闭塞性、制约因素、人员、开支以及中国局势动荡等问题。其中3个问题均与外界的交通联系直接有关：一是“闭塞性”，报告指出：“这就导致了旅途上和维持传教点工作的巨大花费，以及因距离遥远而难以管理传教点的类似棘手问题，也导致了通信往来花费的时间长，而目前距离巴塘最近的美国驻华领事在汉口，距离巴塘约60天路程。”二是“人员”，报告指出在巴塘宣教需要一种“特殊的开拓精神”，而巴塘的“与世隔绝”给传教士及其家庭带来了诸多问题。三是“开支巨大”，“遥远的距离、旅行和运输的巨大困难”导致经费投入大；报告称该点是基督会所有差会中“最昂贵的”，“有时用于每人的开支是基督会用在刚果每人身上开支的两倍”。[67]

因而，除地方政局动荡和武装冲突等因素之外，不通公路、交通运输和旅行艰难的客观现实及其导致的宣教成本过高等系列问题成为基督会总部下令传教士于1932年撤离巴塘的一个主要外在原因[68]。这一情形表明，无论传教士的宗教信念多坚定、宣教决心多大，但心想未必能事成，外界的客观障碍有时难以逾越。
* 该文发表于《宗教学研究》2020年第1期，是在笔者曾于香港城市大学参加的2018“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10回学术大会”的会议文稿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该次会议主题为“海洋东亚交流、网络与流动”，若不是这一“命题”，就没有本文的构思、成稿和发表。特别致谢学会事务局和会议举办方的老师们！
**该文发表于《宗教学研究》2020年第1期，是在笔者曾于香港城市大学参加的2018“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10回学术大会”的会议文稿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该次会议主题为“海洋东亚交流、网络与流动”，若不是这一“命题”，就没有本文的构思、成稿和发表。特别致谢学会事务局和会议举办方的老师们！
***作者简介：赵艾东, 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来源时间：2020/4/24   发布时间：20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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