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政策的“宗教转向”：从克林顿到奥巴马

作者：  来源：魔都政经青年通讯

　　小编注：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宗教元素十分引人注目，已然成为美国外交研究的经典又热门的话题之一。经典之处在于，美国外交似乎天然地与宗教密不可分，与此相关的历史研究和政治分析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热门的是，9/11事件后美国接连发动两场不乏宗教色彩的战争，这促使越来越多人投身于相关的专门研究，从而催生了一股方兴未艾的学术力量。本期“新作评介”要说的就是一部以跨学科视角分析宗教与美国对外政策关系的最新著作。该书作者Gregorio Bettiza认为，宗教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扮演了全新的角色——宗教不再局限于观念、话语和零星的外交行为层面，而是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到美国的外交体制当中。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冷战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宗教转向”。这期评介文末有彩蛋喔。
　　一、美国对外政治的“宗教转向”有何新意？
　　冷战结束后，宗教/信仰(religion/faith)日渐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议程。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这不是什么新的现象，因为宗教因素早已渗入美国的对外政策及行为。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宗教转向”(religious turn)，决策者重视宗教的作用其实只是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对此，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高级讲师Gregorio Bettiza在其2019年的新书《探寻对外政策中的信仰——后世俗世界的宗教与美国外交》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在后冷战时代的确出现了“宗教转向”，且这种变化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堪称该国史无前例的新现象。Bettiza的主张有何深意，他又是如何论证的？
　　自托克维尔指出宗教与美国政治的深层纠葛以来，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问题，尤其是宗教归属和信念如何通过影响公共舆论而塑造美国的对外政策，这类文献还时不时与世界舞台上的“美国例外论”相结合。Bettiza没有否定学界流行的观点，而是指出既有文献通常的关注点是美利坚认同的宗教基础和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宗教理念，但不太注重考察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度层面。简言之，蕴含宗教理念或考量的做法在美国外交中并不新鲜，但宗教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操作化、制度化却是后冷战时代才集中显现的，此即美国外交“宗教转向”的确切含义。为了捕捉这种转向的要义，Bettiza提出了“宗教性对外政策机制”(religious foreign policy regime)和“对外政策机制复合体”(foreign policy regime complex)两个概念(以下分别简称“宗教机制”和“机制复合体”)，意指某些超越简单政策变化而具有多面性(如观念、利益与制度安排等)的客体存在。
　　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美国外交的宗教转向主要表现为四种宗教性机制的先后兴起(见表1)：国际宗教自由机制(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IRF)，基于信仰的对外援助机制(Faith-Based Foreign Aid, FBFA)，穆斯林与伊斯兰干预机制(Muslim and Islamic Interventions, MII)，宗教接触机制(Religious Engagement)。这些机制相互区别，有时甚至处于相互竞争之中，但它们也拥有许多共同特征。最为显著的共性在于，四种机制都聚焦于宗教，且共享着一套重叠而又相互联结的政策议程和制度架构。得益于6种因素的作用——共同的宗教关注点，以多种方式重叠的制度架构，后冷战时代的新型产物，经由相似的过程而产生，多种并行不悖的去世俗化过程，超级大国的系统且有组织的干预(详见pp.208-213)——四种单独的宗教机制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机制复合体，共同致力于管理并驾驭全球事务中的宗教力量，最终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Bettiza新著的主要内容即是解释宗教机制及其复合体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兴起与演变，并探讨对外政策的“宗教转向”给美国国内政治和全球政治带来的双重效应。

　　二、“宗教转向”的多重原因：宏观、微观与时机
　　为什么在一个为常人所称的世俗化世界里，宗教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会得以操作化，且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宗教性机制？如何解释机制复合体在不同总统执政时的兴起与演变？通过利用宗教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社会学分析(如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国际历史社会学等)的相关术语，Bettiza提出了“后世俗世界社会”(postsecular world society)的概念，并将其作为解释各种宗教性机制兴起的宏观历史情境(详见pp.26-33)。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在全球范围里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其政治意味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对世俗主义理论和知识范式的批判日益增多，对宗教地位的正名和辩护导致了所谓“后世俗意识”(postsecular consciousness)的崛起。宏观历史情境的变化可以解释宗教在世界政治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也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宗教机制及其复合体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在微观层面(详见pp.33-40)，美国国内的各种去世俗化行为体(desecularizingactors)扮演了“转化器”的角色，他们将宏观的后世俗化发展转化并植入到美国对外政策之中，直接推动了美国外交的“宗教转向”。这些行为体包括三类：
　　去世俗化积极分子，活跃在公民社会与草根阶层中积极倡议和推广宗教规范的个人和组织；
　　去世俗化专家，创造或抱有后世俗观念的文化精英，如知识分子、权威人士和政策分析师等；
　　去世俗化决策者，主要包括国会、白宫或外交机构中的政治和官僚人员。
　　去世俗化行为体通过一系列因果路径实现其偏好的宗教机制，包括培育和散播去世俗化的话语，建构观念载体与概念空间，劝说决策者采纳特定的宗教机制。
　　尽管去世俗化行为体及其话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实现特定机制选择和偏好的政策结果，光靠话语及游说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仰赖两个促成性因素(contributing factors)——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与外生趋势(exogenous trends)。前者是一个有助于制度生成和政策调整的短暂且重要的时期，通常由两类事件启动：总统大选和新行政班子上台等国内政治变动，冷战结束、9/11事件、美国入侵伊拉克后陷入泥潭、ISIS的崛起等国际冲击和危机。相比之下，后者则非某个单独事件或重大危机时刻，而是过去数十年间观念、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长期态势，这样的趋势与宗教复兴、后世俗意识等可能并列发生，但因与后世俗过程无关而被视为“外生的”。外生趋势可能创造出有利于去世俗化行为体直接或间接受益的条件。例如，人权倡议在后冷战时期的扩散对于国际宗教自由的制度化显然是有所助力的。
　　三、“宗教转向”的双重效应
　　去世俗化行为体通常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世俗性有些内在的根本性问题，这种或明或暗的预设在相关行为体参与制度安排后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的“政教分离”宪法原则造成挑战，从而松动和改变国家与宗教的边界(state-religious boundaries)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去世俗化。去世俗化行为体对现存世俗秩序的挑战是多个层面的，概括起来包括制度、认识(epistemically)、意识形态与国家—规范(state-normatively)等四个层面。
　　制度层面的去世俗化的核心在于缩小国家与宗教之间的距离，如建立特定的宗教性官僚机构和出现新的对外政策实践，致力于动员宗教行为体或针对特定的宗教认同群体、组织与个人。
　　认识层面的去世俗化则是一个纠正关于宗教的世俗观念的过程，谋求重新认可宗教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突出信仰与经济、社会、政治及历史等广泛因素互动的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层面的去世俗化表明去世俗化行为体希望摆脱世俗主义者关于“宗教几乎总是邪恶力量”的预设，主张宗教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力量，可能包含好的与坏的两种元素，或者直接把宗教认定为真实、现实且具有内在善意的力量。
　　国家—规范层面的去世俗化挑战的对象是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政教分离条款，一种倾向是与严格的政教分离主义者针锋相对，倡导国家宣布支持一种或多种宗教的特殊地位，另一种立场相对调和，主张国家平等对待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而不是偏袒任何一方。
　　除了上述偏内政维度的效应，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的宗教机制及其复合体亦以多种方式造成了可观的全球效应，即改变世界的宗教—世俗生态或地貌。
　　以美国规范和利益为准绳的全球宗教现实。美国的宗教对外政策机制采取了广泛的政策工具和外交实践，不可避免地反映出美国的国家利益、政党与意识形态分野、宗教认同与规范、特定去世俗化行为体的偏好等。
　　世界政治的宗教化进程。宗教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操作化及相关外交实践推动了宗教作用的客观提升(objectiveelevation)，人们探讨和实践世界政治的方式逐渐与宗教挂钩。此外，宗教箴言与习俗等逐步融入各种群体和制度，人们日渐积极地卷入宗教归属感的主观划分(subjectivecategorization)。
　　相似宗教机制的国际扩散。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外政策的“宗教转向”推动了相似的宗教机制在世界范围里的快速扩散，其中包含着两个并行的过程：一个是更为线性的规范与政策的扩散过程；另一个是不那么线性的知识传播与互相学习的过程。
　　四、案例分析概述
　　在阐述了上述分析思路与框架之后，Bettiza以全书过半的篇幅(第3~6章)分别讲述了宗教自由、信仰外援、穆斯林与伊斯兰干预、宗教接触等四种机制的兴起及其带来的政治效应。不得不吐槽的是，每一章的所谓案例分析可以说是流水账一般，文字单调又乏味，唯一的优点可能是关于该领域的全面梳理比较好地奠定了未来研究的学术基础。按照作者的分析思路，这里对每一章案例分析的内容做了简单的概括(见表2)。【真的读起来好没意思，好生硬的分析啊】

　　五、简要评价
　　总的说来，Bettiza比较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新颖且重要的现象，并呈现了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成果。Bettiza在书中全面的分析与系统的分类描述，足以让该书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研究领域难以回避的教科书式作品。然而，在本文看来，Bettiza的跨学科努力在书中也带来了明显的问题。其一，跨学科努力主要体现在概念的借用，但大量术语的引入没有得到很好的论证，甚至可以说并非分析的必要，反倒更像是在“装点学术的门面”，因为各种术语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而自然。其二，相关术语背后的分析立场可能是很难调和，有的属于纯粹哲学，有的是对现实的规范性解读，有的则通常用于因果解释，作者对以上种种显然缺乏清晰的观点，以至于很多概念沦为名词标签了。作者宣称的“解释”和“理论化”其实仅仅止步于描述性分类，远没有达到因果解释的地步，即便涉及的因果关系也是非常粗浅的，甚至可以说某些解释的必要性或学术价值本来就不高。事实上，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宗教转向”，一项详实的历史研究(不回避借鉴其他学科的必要概念)反倒有助于增加人们的理解，而不是像这种跨学科的做法一样“不伦不类”——解释与解读混杂不清，因果链条停留于字面意思，描述性内容也差点火候。

　　书目：
　　- Bettiza, Gregorio. 2019. Finding Faith in Foreign Policy: Religion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a Postsecular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ttiza, Gregorio. 2012.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90–2012.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

来源时间：2020/3/23   发布时间：20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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